我们把批判地论述历史事件同单纯地描述历史事件区分开来。单纯地描述历史事件往往是罗列一些具体事实，最多不过是讲述一些最直接的因果关系。
批判地论述历史事件，包括三种不同的智力活动。
第一，考证历史上存有疑问的史实。这是纯粹的历史研究，同理论研究是两回事。
第二，从原因推断结果。这属于纯粹的批判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对理论而言是必不可少的，由于在理论中需要用实际经验来确定、证实，或者需要加以说明的论点，都必须用这种方法来解决。
第三，对使用的手段进行检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批判，既有赞扬，又有指责。在此，理论是用来研究历史的手段，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用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
在后面两种，纯粹的考察历史的批判活动中，最重要的是要探求事物的源头，即弄清毫无疑义的真理，它不能像平时那样半途而废，即不能仅仅满足于某种随意作出的论断或假设。
由原因推断结论时，常常会出现一种难以克服的外在的困难，那就是完全无法了解真正的原因。就实际生活与战争而言，这种困难常会出现在战争中。在战争中，很难完全了解事件的真相，而行动的动机，就更难说清楚了，因为这些动机不是被当事人故意隐藏，就是因为它们出现得既偶然，又短暂，所以在历史上没有任何记载。因此，批判的研究大多要与历史的研究相结合，即使如此，有的时候原因与结果还是会不吻合，也就是说结果不能被当作已知原因的必然产物或唯一产物。这样一来，注定会会产生脱节现象，即我们无法从所有历史事件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理论所能要求的是，一旦出现这种脱节现象，就必须停止研究，不需再继续推论下去。假如自以为已知原因足以说明结果，并且对它过分重视，那真是最糟糕的了。
批判的研究除了上述外在困难，还存在一种很大的内在困难，那就是战争中的结果极少是只由一种因素造成，大部结果都是由诸多原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因此，只单纯地认真追溯事件的一系列根源往往不够，关键还必须弄清每个原因所起的不同作用。如此说来，就必须深入地对原因的性质进行探讨，这时批判的研究自然就会进入纯粹的理论领域。
批判的研究，就是对所运用的手段进行检验，搞清当时的指挥官所使用的军事手段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这些结果是否实现了指挥官的军事意图。
要想了解手段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就必须研究手段的性质，这时研究就进入了理论的领域。
在批判中，最为重要的是找到与客观事实完全相等的、不会产生疑义的真理，不能凭主观想象作出论断，因为没有事实根据，随意作出的论断不被人信服，同样道理，别人也可以随意提出某种观点来反驳你的论断，如此一来争论就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而且得不出任何结论，甚至连任何教训都得不到。
前面已经讲过，不管是对原因的探讨，还是对手段的检验，都可以进入理论的领域，进入一般真理的领域。假如有一种理论通过实践的检验，已经成为真理，那么在考察的时候就可以把在理论中已经确定的东西作为依据，不必再次去追溯求证。然而，在这种理论还没有成为真理时，在考察时就一定要追溯到底再次求证。如果经常这样，著作家就会感到非常烦恼，因为会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而且要想对每一个问题都进行研究分析，都从问题的源头开始考证，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形下，为了限定自己的考察范围，著作家就只好满足于自己随意提出的主张，尽管他本人不认为这些主张是随意提出的，然而在别人看来就是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因为这些理论本身就不够清晰，而且也没有得到实践证实。
所以，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即真理，才是批判的重要依据。倘若批判不借助合理的理论，一般是无法使人得到教训的，也就是说，它不可能是令人心悦诚服，并经得起考验。
假如认为理论可以把每一个抽象的真理都包含在内，批判的任务只是考察实际情况是否符合相应的法则，这也是一种误解。倘若规定，在批判时决不能一丝一毫侵犯神圣的理论，这简直是可笑的书呆子的做法。创造理论的那种对问题细致分析的精神，同样应该指导批判活动，而且，只有批判具有这种精神，才会进入真正的理论研究领域，从而更进一步说明对它非常重要的问题。相反，假如在批判中只是机械地照搬理论，那就根本不可能达到批判的目的。理论研究得出的所有肯定的结论，比如原则、规则或方法等越是成为呆板的条文，就越缺乏普遍性，就越远离绝对真理的性质。这些理论本来是供人应用的，指导人实际行动的，至于它们是否适用，只能由实际判断来确定。在批判时，决不能将理论上的这些结论用以衡量一切的法则和标准，而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把它们当作判断的依据。
在总的战斗队形中，骑兵不能与步兵同一战线，而应在步兵的后面，这是战术上的一个常识规定，然而对违背这一规定的任何配置不加分析地加以指责却是愚蠢的。在批判过程中，首先应该探讨违反这一规定的原因，只有在发现违反规定的理由不充分的时候，才可以引用理论上的规定加以反驳。再比如，理论上已经明确指出多路进攻会减少胜利的几率，然而，凡是采取多路进攻而又遭到失败的情况下，不加以分析就认为失败是由多路进攻造成的；或者是采取了多路进攻，并且获得了战斗胜利的情况下，又反过来说理论上的规定是错误的，这两种看法都存在片面性，是不合理的。上述两种观点都是批判时的分析精神所抵制的。理论上经过分析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批判的主要依据，理论上已经确认了的，批判时就没有必要再重新确定了。理论上所以作出明确的规定，就是为了批判时有现成的论据可用。
批判的任务是探讨手段产生了怎样的结果，是探讨采取的手段与目的是否相适应，当原因与结果，目的与手段都很直接时，这一任务就很容易完成。
假如一支军队遭到奇袭，因此无法有条不紊地充分发挥它的作战力，那么奇袭的效果，即奇袭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假如理论上已经确定，在会战中使用包围攻击的战术能获得较大的胜利，但获胜的把握较小，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于指挥官采用这一方法的目的是否为了取得较大的胜利。如果是，他所选则的手段就是正确的；倘若他采用这一手段，目的是为了获得较有把握的胜利，而他又没有从具体情况出发，仍然像以往见到的那样，只是依据包围攻击的一般性质作出选择，那么，他必定会犯下错误，因为他误解了手段的性质。
在此，批判地探讨原因、检验手段其实并不困难，只要将重点放在考察最直接的结果和目的的时候，事情就会变得很容易。假如人们抛开同整体的联系，仅仅考察事物的直接关系，那么当然能够随意地这样做了。
可是，像世界上其他活动一样，在战争中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彼此都是相互联系着的，每一个原因，即使是很小的原因，其结果也会对整个战争的结局产生影响，都会使最终的结果发生改变，尽管这种改变很小。同样，每一种不同的手段也必然会影响到最终的目标。
所以，只要某个现象还有存在的价值，就应该继续研究原因所导致的后果；同样，人们不仅可以依据最直接的目的去检验手段，而且还可以视这一目的为达到最高目的的手段来加以检验，由此，对一系列相互从属的目的进行探讨，直到目的的必要性不再存有疑问，不再需要进行检验为止。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涉及到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措施时，应该一直研究到最终的目的，也就是说能够直接导致媾和的目的为止。
很显然，在这样的向上溯本求源的过程中，每到达一个新的阶段，人们在判断时就必须找到一个新的立足点。所以，同样一种手段，从较低的立足点来看也许是适合的，但从较高的立足点来看也许是必须抛弃的。
批判地考察某一军事行动时，研究某些事物的原因常常是与依据目的检验手段配合进行的，因为必须通过对原因的研究，才能找到能够作为检验对象的东西。
当然，这种从下至上、从上至下的追溯，必然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因为事件脱离原因越远，影响它的各种情况就越多，影响力也相对较大，因此人们所探讨的原因离事件越远，需要同时考虑的其他原因也就越多，而且还要分辨这些原因将对事件产生怎样的影响。假如找到了某次会战之所以失败的原因，那么也就找到了此次失败影响整个战局的原因；然而，这仅仅是一部分原因，因为，面对不同的情况，其他因素也会对战争的最终结果产生影响。
立足点的提高，也会增大检验手段时的复杂性，因为目标越高，为达到这种目标所必须运用的手段也会越多。战争的最终目的是所有军队都渴望追求的，所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所必须做的，以及可能做的都应该加以考察研究。
这样一来，考察的范围就会大大增多，而困难也会增大，人们就更容易迷惑、慌张。因为，面对那些还没有发生但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不得不加以考察并作出许多相应的假设。
1797年3月，拿破仑率领意大利军团，从塔利亚曼托河向卡尔大公进攻时，拿破仑的目的是：趁着卡尔大公所盼望的援军还没有从莱茵河方面赶到之前，迫使他决战。倘若仅从直接的目的来看，这种手段应该是选得很正确的，并且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当时，因为卡尔大公的兵力很弱，在塔利亚曼托河只进行了一次尝试性的抵抗，当他发现敌军兵力那么强大，而且行动那么坚决时，就匆匆退出了战场，并放弃了诺里施阿尔卑斯山的山口阵地。利用这一幸运的胜利，拿破仑能够达到什么目的呢？他不但可以直捣奥地利帝国的心脏，援助莫罗与奥舍率领的两支莱茵军团的进攻，同时还能取得与他们的紧密联系。拿破仑在制定作战计划时就是这样设想的，而且事实也证明，他的抉择是正确的。但是，假如从较高的立足点--即从法国督政府的角度来看待这次战役，拿破仑选择越过诺里施阿尔卑斯山的行动无疑是一种过于冒险的行动。因为倘若奥地利人在施太厄马克将莱茵河方面调来的援军组成强大的预备军，那么卡尔大公就能够进攻意大利军团，果真如此，意大利军团不仅会全军覆没，而且整个战局也会遭到惨败。当拿破仑到达菲拉赫后，他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非常痛快地签订了莱奥本停战协定。
假如从更高的立足点进行批判，而且知道奥国人在卡尔大公的军队与维也纳之间没有什么预备军，那么，维也纳也会因为意大利军团的步步紧逼而受到威胁。
拿破仑如果知道奥地利首都并没有军队掩护，而且也知道施太厄马克对卡尔大公仍然占据决定性的优势，那么他急速进攻奥国的心脏就是存有目的的行动了。至于行动的价值，取决于奥地利人对维也纳的重视程度。如果奥地利人非常重视维也纳，甚至不惜以接受拿破仑提出的媾和条件为代价，那么进攻维也纳就可以被看作是最终的目的；假如拿破仑从某种情报中了解了这一点，那么批判就可以到此结束。如果对这一点还存在疑问，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从更高的立足点继续批判，并进一步提出：假如奥地利人放弃维也纳，继续向本国辽阔的腹地后撤，那么情况又将怎样发展呢？很显然，假如事先没有对莱茵地区双方军队可能存在的事件进行研究，那么就无法回答这一问题。在法军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要取得胜利问题不是很大；但这又会产生一个新问题，法国督政府利用这一胜利会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是想乘胜追击奥地利帝国，从而彻底消灭这个强国，还是只想占领大部分奥地利帝国的土地，作为缔结和约的筹码呢？想要推断法国督政府所做的选择，只有找出这两种情况可能产生的结果。
假设研究结果表明，要想彻底打败奥地利国家，法国的兵力还远远不够，以至于这样做的结果必定会造成整个局势的根本变化，即使只想占领奥地利的大片国土，也会让法国人面临兵力不足的困难局面，那么，这种结果必定会对意大利军团的地位造成影响，而且使人们不再对它抱有很大的希望。毫无疑问，这正是拿破仑明知卡尔大公孤立无援，却同他签订坎波福米奥和约的原因所在。这个和约，让奥地利国家丧失了一部分即使在最成功的战役之后也难以收复的地区之外，再没有付出更大的代价。然而，倘若法国人没有考虑以下两个问题，就无法签订这个好处不多的坎波福米奥和约，也不可能将签订这一和约作为进军的目。第一个问题是，奥地利人对上述两种结果的评价；尽管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使奥地利人获得最后的胜利，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即双方继续作战的情况下，奥地利人都将付出巨大的牺牲，然而只要签订这一条件并不十分苛刻的和约就可以避免这种牺牲，面对这种情况奥地利人是否认为值得牺牲？第二个问题是，奥地利政府是否会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坚持抵抗，直到最后胜利，它是否考虑过对方最后将得到什么，它是否不会因为一时的失利而丧失斗争的勇气？
思考第一个问题，并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反而具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每当人们提出极端的计划时，都会顾虑到这一点，而且正是由于这方面的考虑，人们才常常放弃这样的计划。
第二个问题也必须去思考，因为人们并不是同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的对象作战，而是同实实在在的必须时刻警惕的具体的人作战。这一点大胆的拿破仑肯定明白，也就是说他坚信自己的赫赫威名能够先声夺人，正是由于这种必胜的信念促使他在1812年向莫斯科发起了进攻，然而那次他失算了，因为经过数次大的战役他的威名已有所下降。在1797年，他的威名如日中天，而且人们还没有发现他顽强抵抗到底的威力，尽管如此，假如不是他预感到可能失败而签订了受益不多的坎波福米奥和约，那么在1797年他的威力也许会使他得到相反的结果。
对这个战例的考察可以到此为止了，因为作为实例这个考察已经充分说明：当人们追溯最终目的时，即为了达到最终目的而采取的决定性措施时，涉及的范围多么广泛、多么繁杂，遇到的困难将是多么巨大。从这里就能看到，对事物的了解除了理论认识之外，天赋的才能同样有着巨大的影响，要想阐明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并在错综复杂的事件中分辨哪些是真正重要的，主要还是依靠天赋的才能。
批判的考察除了要检验已经使用的手段，还要检验可能使用的所有手段，这也不能缺少天赋的才能。因此在考察中，必须提出可能的手段，假如无法做到，就没有理由指责已经使用的手段。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可能使用的战术很少被提出，但不可否认，提出这些没有在实战中使用的战术并不是对已有事物的单纯分析，而是一种独特的创造，这种创造不能用现有理论加以规定，它只能依靠丰富的实际经验，通过智力活动才能得到。
那些少数可行的、非常简单的战术决不能看作是伟大天才的表现。有人经常把提出“迂回敌人阵地”这一战术视为伟大天才的表现，这种观点，我们不敢苟同；尽管如此，这种具有独立性的创造仍然是必要的，而且这种行动主要表现了批判的考察价值。1796年7月30日，拿破仑决定放弃围攻曼图亚，迎击前来解围的乌尔姆塞尔，集中兵力击破了被加尔达湖和明乔河隔开的所有乌尔姆塞尔军队，他的这种战术可以算是获得辉煌战果的最可靠的有效途径。事实上他也确实获得了他所预想的胜利，而且，当敌人之后再来解围时，他都采用这种手段，并且获得了更加辉煌的胜利。在这一点上，拿破仑受到了人们异口同声的称赞。
当时，如果不是彻底放弃围攻曼图亚的想法，拿破仑就不会在7月30日采取上述行动，因为这种行动无法保住辎重，而且在这一战局中他根本没有办法取得第二套辎重。事实上，后来的围攻已演变为单纯的包围，虽然拿破仑在野战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然而只需维持七八天就能攻陷的要塞，却耗费了长达六个月的时间。
曾经因为批判者无法提出更好的对付援军的办法，而以为这是无法避免的憾事。在围攻防卫圈上，迎击前来救援的敌军这一手段，早就被众人批评和轻视，以至于这种方法最后被完全遗忘。这种战术在路易十四时代经常奏效，但是在百年之后竟然无人问津，成为世人所遗忘的角落，喜新厌旧的习俗对人的影响是多么巨大呀！倘若认为这种手段还有使用的价值，那么进一步研究就不难看出，在筑有坚固工事的条件下，拿破仑围攻防卫圈内设置的世界上最精锐的步兵时，完全不必惧怕乌尔姆塞尔所率领的五万援军，因为他们即使是做一次尝试性进攻都是非常困难的。
在此我们不打算深入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我们觉得，以上论述足以说明这种手段的价值。至于在当时拿破仑是否考虑过这些问题，我们不想妄加推断，但是依据他的回忆录，以及其他一些已经出版的资料中都没有出现过他曾考虑过这一手段的蛛丝马迹。后世所有的评论中，这一手段也都没有被提到过，可见它已经被人们完全遗忘了。现在，重新提出这一手段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劳，因为只要人们能够摆脱时髦观点的影响，就足以做到这一点。然而，提出这一手段，同时将它与拿破仑所使用的手段进行分析，却是非常有意义的。不管比较的结果如何，在批判中这都是必须分析的。
1814年2月，当拿破仑在埃托日、尚波贝尔、蒙米赖这些战斗中打败了布吕歇尔的军队之后，他就不再理会布吕歇尔，而是把矛头指向了施瓦岑贝格，并且在蒙特罗和莫尔芒击败了他的军队。大家非常钦佩拿破仑，因为他声东击西地调动自己的主力部队，巧妙利用联军分兵进攻的错误而出奇制胜。在这些出色的战斗中，尽管没能挽救拿破仑最终的失败，但在多数人眼里，失败并不是拿破仑的过错。至今为止，还没有人提出：假如拿破仑当初继续进攻布吕歇尔，将他一直逼到莱茵河边，又会出现怎样的结果呢？我们可以肯定，在这种情况下，局势必定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联军的主力也许不会进军巴黎，而是退回到莱茵河东岸。我们并不要求别人都与我们的这种见解一致，但是既然有人提出另外一种战术，那么在批判时就应该加以探讨，而这是任何军事家都不会反对的。
较之前一例中提出的战术，在这里提出的战术更易被人想到，可惜人们总是习惯于追随某种现成的见解，缺乏公正的态度，因而将之忽略了。
虽然有些批判者意识到，应该提出更好的战术来替代受到指责的战术，但是他们所提出的战术只是主观意识，却没有指出相应的论据。因此，不是人人都能信服他们提出的战术的别人同样也可以提出其他的战术，这样一来就会产生没有任何论据的无休无止的争论。许多军事著作中，都会出现这一类例子。
只要所提出的手段，其优点还没有达到令人信服的程度，就必须加以说明。所谓说明，就是结合目的比较两种手段的特点。假如能用简单、直白的道理说明问题，那么争论必然就会停止，或者从中得出另外一种结论，否则争论将会无休止地持续下去。
倘若我们不满足于在上述例子中提出的一个较好的战术，想要进一步证明不将矛头指向施瓦岑贝格，而是继续追击布吕歇尔更为妥贴，那么我们就必须提出以下理由作为依据。
第一，一般情况下，向一个方向持续进攻要比声东击西更为有利，因为后以战术比较浪费时间；另外在敌军损失惨重而士气下降的情况下，充分利用已经取得的优势连续发动进攻，更容易获得胜利。
第二，尽管布吕歇尔的兵力比施瓦岑贝格弱些，但是他敢作敢为、果断行事的性格使他成为最重要的敌人，是他们中间举足轻重的人物。
第三，当时布吕歇尔的兵力已经受到非常严重的损失，拿破仑所占的优势非常大，要将布吕歇尔逼至莱茵河边不成问题，因为布吕歇尔在这个方向上的援军都是不堪一击的。
第四，将布吕歇尔逼至莱茵河边会引起很大的恐慌，最重要的是让施瓦岑贝格这样一个以优柔寡断闻名的将领产生更大的恐惧和失败的印象。施瓦岑贝格侯爵一定非常了解符腾堡王太子在蒙特罗，以及维特根施坦伯爵在莫尔芒一带遭受的打击。假如布吕歇尔在马恩河到莱茵河这段完全被孤立的战线上遭到重创，消息一定会犹如雪崩一样传到施瓦岑贝格的耳里。拿破仑为了向联军施加压力，在三月底曾向维特里发动进功，这一孤注一掷的行动显然是为了恐吓对方的，然而，那时的情况同战争初期相比大相径庭，拿破仑在郎城和阿尔西的两次战役中均遭到了失败，而布吕歇尔正率领十万大军向施瓦岑贝格靠拢。
当然，上述理由并不能使所有人信服，但是那些抱有怀疑态度的人至少不能反驳说：假如拿破仑继续逼近莱茵河，威胁施瓦岑贝格的阵地，那么施瓦岑贝格会转而进攻巴黎，威胁拿破仑的基地。因为上述理由足以证明，施瓦岑贝格绝对不会向巴黎进军。
现在，我们再就上述1796年战局中所引述的例子来讲讲这个问题。拿破仑自认为他所采用的是击溃奥军最有效的战术，即使事实确实如此，他所能够得到的胜利也只不过是图有虚名罢了，对攻陷曼图亚并没有起到特别的作用。必须指出，我们提出的战术是阻止援助的最有效的办法。即使我们的想法也和拿破仑一样，认为这一战术并不是最可靠的，甚至认为采取这一战术获胜的可能性更小，那么也必须对这两种战术进行比较：一种是夺取胜利的把握较大，但是所获好处较少，也就是说战果较小；另一种虽然夺取胜利的把握较小，但是战果却非常辉煌。假如这样来权衡得失，那么有胆略的人必定会赞同后一种方式，只有看问题肤浅的人，才会持相反的态度。拿破仑当然不是胆小鬼，但是在当时的情形下，他无法像我们现在这样，从历史经验中认清当时战况的实质，并预见事件可能的结果。
考察战术时，往往需要引用战史，这是极其自然的，因为在军事艺术中实际经验比所有的哲理更有价值。当然，这种历史引证是有其特定的条件的，这一点我们将在专门的章节里来论述。可惜这些条件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在引用时更多只能增加概念上的混乱。
在此我们还要考察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批判者在评判某一事件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利用对事物已知的比较全面的了解，利用为结果已经证明了的东西，或者说在何时何地完全抛开这些现有的东西，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假如批判者想要对当事人进行赞扬或指责，那么就应该尽可能地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去看问题，一方面要搜集、了解当事人所掌握的一切情报，以及产生行动动机的所有原因，另一方面又要排除当事人当时根本不可能了解的所有情况，同时还要抛开已知的战争结果。然而，这不过是人们努力追求的理想目标，实际上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产生某一事件的具体原因，在批判者眼里和在当事人眼里的反映是不会完全相同的。一些可能对当事人造成影响的细小情况已无从考证，而一些主观的动机也从未被提到过，即使那些被谈到的主观动机也往往夹杂着许多推测。这些主观动机大多是从当事人那里，或与他亲近的人的回忆录中了解到的，但是在回忆录中，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往往不是很详细，或是故意隐瞒实情。因此，当事人所了解的情况，必然有许多是批判者根本不可能知道的。
另外，批判者要想抛开他们比当事人多知道的材料就更不容易了。假如只是抛开偶然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同事件本身没有关联的事情，那还是很容易的；但是，要想抛开所有重大的事情，不但非常困难，甚至是完全做不到的。
这里我们先谈一谈结果。倘若结果不是偶然产生的，那么知道结果以后可采用逆向推理的方法，判断产生结果的原因，这种推论不可能不被已知结果所左右，因为我们是在已经了解了结果的情况下考察这些事物，而且其中某些部分还要参照已知结果才能做出合理的判断并给予正确的评价。对批判来说，战史中出现的所有现象都是教训的源泉。批判者以全面考察历史所得出的结论来阐明其他未知的事物是再自然不过的。所以，尽管有时想抛开结果，但还是不能完全做到。
不仅对事后发生的情况(结果)是这样，即使是对事前发生的情况，即对那些决定行动的情况同样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批判者所掌握的这方面的资料要比当事人多，有人可能认为抛开多了解的那部分情况是很容易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当事人对事前，以及当时的情况的了解并不是只依靠准确的情报，还要依据大量的推测或假设，虽然要了解的情况不都是偶然的，但差不多都是先有假定或推测，然后才有情报的，因此在无法得到确切的情报时，唯一的途径就是用推测或假设来代替了。不难理解，对于已经了解事前或当时情况的批判者而言，当他在考虑当事人所不了解的情况时，就应该不被那些多掌握的材料所影响。然而我们认为，要想彻底抛开多掌握的材料，就如同抛开结果一样，是根本不可能的，其理相同。
因此，要想让批判者站在当事人的立场去考虑某一具体行动时，其可能性往往是有一定限度的。在多数情况下，批判者可以满足实际要求，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就不能完全满足，这一点应该注意到。
其实要批判者与当事人完全一致，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在战争中，需要的是经过锻炼的禀赋，像在其他技术或艺术活动中需要的一样，这种禀赋被称为造诣。当事人的造诣有高有低、参差不齐，高的常常比批判者还要高，有哪个批判者敢将自己的造诣与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的造诣相提并论呢？假如可以对一个具有伟大才能的人进行批判，那么就应该允许批判者利用比当事人了解得多的这个有利条件。因此，在对伟大的统帅进行评论时，批判者不能像验证数学题那样，采用伟大统帅使用过的材料对他进行检验，而是应该依据伟大统帅所取得的辉煌战果，以及他对事件的准确分析，来鉴赏他卓越的才能，了解他智慧的眼光所预测到的事物内在的联系。
另外，不论当事人的造诣如何，就算造诣很低，也要站在较高的立足点上进行批判，从而掌握大量的客观依据，切忌避免主观意识，勿将自己有限的智力作为衡量的标尺。
批判时站在较高的立足点上，根据对情况的全面了解进行评说、赞扬或指责，这本来不会引起人们的反感，但是倘若想借此抬高自己，把经过全面了解之后得来的所有高超见解，都夸张成自己天才的表现，那一定会使人反感的。尽管这种作法很容易被人看穿，但是虚荣心往往诱使人们这样做，所以这种引起别人不满的事情常会发生。更常见的是，批判者并不是故意自我吹嘘，而是没有注意防范，因此让有些读者误以为他在自吹自擂，说他不具备批判能力。
所以，批判者指出像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这些伟大人物的错误时，并不意味着批判者本人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他也许还会承认，假如他自己处于统帅的位置，说不定会犯下更为严重的错误。这里只是想说明，批判者根据事物的联系发现了这些错误，那些当事人--即伟大的统帅，原本是可以运用自己的智慧来避免这些错误的。
上述方法就是根据事物的联系，参照结果进行的判断。假如仅凭简单的结果就能证明某种措施正确与否，那么结果对判断而言就会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作用。我们可以称这种判断为根据结果进行的判断。乍一看来，这种判断似乎没有什么价值，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像1807年，拿破仑在弗里德兰会战后逼迫亚历山大皇帝媾和，以及1805年和1809年，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和瓦格拉姆会战后逼迫弗兰茨皇帝媾和一样，1812年拿破仑进攻莫斯科时，所有一切完全取决于能否通过占领莫斯科，以及从前的辉煌战绩促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因为，假如他在莫斯科不能逼迫亚历山大媾和，那么他只有撤兵这一种选择了，意思是他将在战略上遭到失败。在此，我们不想讨论拿破仑为了到达莫斯科曾采用了哪些措施，他是否失去过许多促使亚历山大皇帝下决心媾和的机会，我们也不讨论撤退时拿破仑多么狼狈不堪；其实，即使在进军莫斯科的过程中，拿破仑获得多么辉煌的战果，也不能完全肯定亚历山大皇帝会因恐惧而媾和；即使撤退时的伤亡不是那样惨重，但终归是战略上的一次大的失败。
假如1812年亚历山大皇帝签订了不平等和约，那么此次战役与奥斯特利茨、弗里德兰和瓦格拉姆会战相提并论了。相反，假如这几次会战都没有签订和约，那么拿破仑就可能会遭到类似于1812年的惨败结果。所以，不论这位世界征服者多么努力、多么机智、多么勇敢，都无法改变战争的结局，决定战争最终命运的因素依然不会改变。人们不能根据1812年战局的失利，就否定1805年、1807年和1809年的战局，甚至说这几次战役都是不智之举，它们的胜利不是理所当然的；人们不能把1812年的失败看作是战略上理所当然的结果，认为是幸运之神没有发挥作用。假如持有这种看法，也是十分勉强的，而这种判断也是非常武断的，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按照事件之间的必然联系，谁也无法看到战败的统帅的决心。
我们也不能说，1812年的战役原本应该像前几次战役一样取得相同的结果，之所以没有取得相同的结果，是由于某种不合理的因素造成的，因为亚历山大的顽强抵抗并不是不合理的。
较为合理的说法是，在1805年、1807年和1809年拿破仑对敌情的判断是正确的，而在对1812年的判断上出现了失误，在前几次的战局中他的作战方针是正确的，而在1812年他却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因此导致战争失误。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从战争的结果推导出来的，换言之，是战争的结果这样告诉我们的。
前面提到过，战争中所有行动追求的结果，都不是肯定的结果。那些无法确定得到的结果，就只好依靠运气或者机遇去获得。当然，人们有权利要求尽量少地依赖运气，但是，这只适合某种具体场合，即在具体场合中可以要求尽量少地依赖运气或机遇，但这并不意味着不确实性最少的场合就是最好的。如果一定要这样说，那就会同我们的理论观点产生极大的矛盾。因为在有些场合，冒险越大表现的智慧也越多。
在当事人不得不屈从于命运的安排时，其个人的能力似乎既不存在任何功劳，也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尽管这样，当我们看到他的目标实现时，就会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看到他的目标落空时，又会不自觉地替他感到悲哀。我们按照结果对当事人的行为作出的正确与否的判断，就是我们这样一种感觉的具体表现。
不可否认，正是因为存在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才导致人们对当事人的目标实现时表示兴奋，希望落空时表示不快，就好像当事人的才能与运气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不易察觉的某种联系一样；而且，我们的潜意识非常乐意去设想这种联系的存在。假如当事人经常经历胜利或失败，那么我们对他的这种感觉就会逐渐加深，甚至成为一种固定不变的看法，这也为上述见解提供了证明。由此也可以看出，运气或者说幸运在战争中的价值要比在赌博中高贵得多。一个幸运的统帅，只要在别的方面没有伤害我们对他的好感，那么我们就愿意考察他的事迹，同时乐意接受命运对他的关照。
所以，在批判时，一切人的智力所能推测和论证的都加以考证后，那些深藏于事物之中的没有通过明显的现象表现出来的神秘联系，就只能通过结果来说明了。批判者一方面要对这些根据结果进行的判断给予支持，使它不被那些粗暴的意见所折磨，另一方面又要注意避免滥用这种判断。
那些人的智力无法确定的东西，只有依据结果进行推断。在确定精神力量以及作用时，所采用的主要是这种判断，原因是智力很难对它们作出可靠的判断，而另一方面它们与人的意志密切联系，很容易就能左右人的意志。倘若决心被恐惧或勇气左右，那么在它们与决心之间就无法找出任何其他的客观理由，因此，凭借智慧与推理来判断某种可能的结果时，是没有任何具体东西作为依据的。
现在我们再来对批判的工具，也就是批判时所用的语言进行考察，因为批判时所用的语言与战争中的行动相一致。批判其实就是一种思考，它与行动之前所作的思考是相同的。由此，我们认为，批判时所用的语言与战争中所进行的思考具有相同的特点。这一点非常重要，不然，它就会失去实际意义，不再成为让批判走向现实的桥梁。
前面已经提到过，理论不应该成为阻碍指挥官发挥的死板的条文，而应该成为培养他们智力活动的工具，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培养过程中发挥其指导作用。假如说在战争中判断某一具体情况时，不允许也不必像几何数学那样使用辅助线；假如说在这里真理并不是以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假如说真理只能直接地由洞察力发现，而不是间接地发现，那么在批判的考察中也应该这样。
凡是事物的性质必须用冗长的道理才能说清楚时，在批判时就必须依靠理论上已经确定了的相关真理。当然，在战争中指挥官遵循这种理论上的真理时，必须深刻地领会这些真理的精髓，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死板的、不可变通的条文。同样，在批判时也不应把这种真理看作外在的僵硬的法则，使用时完全不必重新阐明其正确性，犹如证明数学公式一般，关键是要领会真理的精神，至于准确而详尽地证明这些真理，可以交由理论去完成。这样一来，在批判的时候就可以避免使用晦涩难懂的语言，而采用简洁明了的语言，更加清楚直白的表达自己的观点。
诚然，批判者要想真正地做到这一点，并非那么容易，他们必须经过努力才能够达到这一目标。在表达时，一定要尽可能地避免使用那些复杂的词句和概念，不能把“辅助线”作为万能的工具来使用。只有不受任何体系限制的洞察力才能够准确地阐明一切。
可惜的是，直到目前为止，只能在极少数的批判考察中看到这种虔诚的努力，而大部分的考察中，因为虚荣心的存在，大都充满了炫耀自己博学多才的现象。
在批判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弊病，那就是把某种片面的理论体系当金科玉律，以至于被滥用到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不难指出这类理论体系的片面性，而且一经指出，它那法官式的威严一下子就失去了威力。在这里我们只涉及一定的对象，毕竟这种片面的理论体系为数不多，造成的危害也并不大。
还有一种较大的弊病就是滥用名词、术语和比喻，它们犹如众多的宫廷侍卫一样，时刻尾随在各种体系之后，有的时候它们又像不法分子一样，到处横冲直撞。尽管有的批判者对任何一种体系都不完全认同，或者说从来没有完整地掌握任何一种体系，因而就不可能完整地运用一套体系，然而他们却常常从这些体系中断章取意，作为指出某一统帅行动错误的理论依据。他们中间大部分人，倘若不从各种军事理论中抓取一些片断当作依据，就无法进行批判了。术语和比喻是这些片断中最微小的，常常被点缀在批判的论述中。所有原属于一定理论体系的名词、术语，一旦被抽出来当作一般的公理使用，或者作为比普通语言更具说服力的真理的小结晶体去使用，那么，它们就会渐渐走样，甚至失去其原有的正确性。
所以发生了下列这种情况：理论书籍和批判书籍不是以朴实、简单的思维方式去论述，至少应该使作者明白自己说的是什么，使读者清楚自己读的是什么，与此背道而驰的是，著作中充满了涵义不明和艰涩难懂的名词术语，以致读者的理解和作者的理解大相径庭。更糟糕的是，名词术语常常是一些毫无实质内容的空话，甚至连作者本人也不清楚到底想用它们表达什么，他们满足于这些模糊的概念名词，而在日常的用语中，又往往流露出对这些概念名词的怀疑。
在批判中，第三种弊病比较常见，那就是滥举史例，以显示自己是多么的学识渊博。之前我们已经说过，历史对军事艺术有一定的作用，下面我们准备用专门的章节对举例和战史谈一些看法。一个历史事件如果没有经过全面深入的研究便加以引用，那是不妥当的，也许别人还可以用同一个事例来证明完全相反的观点呢！假如从年代、国家相隔很远、从情况极不相同的史实中抽取三、四个史例拼凑在一起，这种做法只会引起判断上的模糊与混乱，丝毫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同样也不具有说服力。因为，只要仔细地把它们研究一下，就能够看出其中的错误，这些批判是完全没有用处的，只是作者以此显示自己博学多才罢了。
这些模棱两可、似是而非、混淆不清、随意编撰的概念对于现实生活没有任何的好处。倘若理论采用这种概念，只会与客观实际相对立，同样也会受到能征善战的将帅们的嘲笑。
然而，倘若理论能够认真地研究作战的各种问题，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论证，并用简洁易懂的语言加以表达，能够避免滥用历史引证装扮自己，真正做到重视事实，能够联系战场上的实际运作，那么理论就不会产生以上所说的种种弊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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