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前几年给上海广州的晚报写了些小文章，共总得数十篇，承出版社好意为选择一部分出版，这是很可感谢的，书名最初拟名“鳞爪集”，但太是普通了，怕和别人重复，改用“草叶集”呢，又与惠特曼的诗集相混，所以最后决定“木片集”这个名称，因为古人所谓竹头木屑，也可以有相当的用处，但恐怕是简牍上削下来的，那么这便没有什么用，只好当作生火的柴火罢了。
所写的文章大抵是就我所知道的，或是记得的，记述一点下来，至于所不很熟悉的则不敢去触动它，仍旧是守以不知为不知的教训。关于动物有些不是直接的知道，也是根据书本，如讲鳄鱼的大半系依据英国柏耳（M.Burr）的《鳄鱼与鼍鱼》（Crocodiles and Alligators），讲猫头鹰的是斯密士（R.B.Smith）的《鸟生活与鸟志》（Bird Life and Bird Lore），在《苦茶随笔》中有一篇《猫头鹰》，也说到我自己养猫头鹰的经验。
一九六二年七月三十日，周启明记于北京。
复辟避难的回忆
世人常说，老年人喜欢回忆旧事，既然大家多是这么说，当然有一定的真实性。可是在我个人说来，却未必真是如此。我回顾过去的六十多年，正是中国多灾多难的时节，单举出荦荦大者来说，前清甲申（一八八四）的中法之战，甲午（一八九四）的中日之战，接着是庚子（一九〇〇）的义和团事件，吃了帝国主义者很大的亏。国内的事有辛亥（一九一一）革命后的不安和洪宪帝制事件，北洋政府的争权，酿成张勋复辟以及一联串的皖直奉直之战，都是在北京一带发动的。这些事件都已过去了，现在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一样都没有碰到，这是很幸运的，我们只有羡慕他们，对于自己不愉快的经验毫无可以留恋的地方。不过从别方面来说，知道一点也并不是全无用处的，特别是对于没有经验过这些事情的青年们。我于一九一七年来到北京，那洪宪的一幕已经过去，就我所知道的事情来说，只好从张勋的复辟说起了。
我于一九一七年即民国六年的四月来到北京，正是黎元洪当大总统，段祺瑞当国务总理，摩擦得很厉害的时候，各省的督军都同段是一气的，出来说话给他撑腰，由江苏的张勋和安徽的倪嗣冲为头，开了督军团会议，而且这班军阀逐渐由徐州来到天津，末了张勋终于带了他的辫子兵入驻北京了。本来我们坐火车路过徐州，看见车站上拖了辫子扛着枪的兵便觉得恐怖，现在却开到北京来了，就驻扎在天坛里。我那时是在北京大学附设的国史编纂处任事，有一天特地跑去找校长蔡孑民，问他对于时局的看法，他也不说好坏，只简单明了的回答，只要不复辟，他总是不走的。这话的预兆虽然不大好，但多少总给了我们一点安心。这记得是六月二十六日的事情。
七月一日是星期日，因为是夏天，鲁迅起来得相当的早，预备往琉璃厂去。给我们做事的会馆长班的儿子进来说道，外边都挂了龙旗了。这本来并不是意外的事，但听到了的时候大家感到满身的不愉快。当时日记上没有记得详细，但是有一节云：“晚饮酒大醉，吃醉鱼干，铭伯先生所送也。”这里可以看见烦闷的情形。鲁迅的有些教育界的朋友最初打算走避，有的想南下，有的想往天津，但是三四天里军阀中间发生分裂，段祺瑞在马厂誓师，看来复辟消灭只是时间问题，我们既然没有资力迁移，所以只好在北京坐等了。
段派李长泰的一师兵逐渐逼近北京，辫子兵并不接战，只向城里退，结果是集中在外城天坛和内城南河沿张勋的住宅附近一带。从六日起城内的人开始往来逃难，怕的不是巷战的波及，实在还是怕辫子兵的抢劫罢了。我们也于七日由会馆搬往东城，日记上记的很简单，略抄录数项如下：
“七日晴，上午有飞机掷弹于宫城。十二时同大哥移居崇文门内船板胡同新华饭店。”
“九日阴，夜店中人警备，云闻枪声。”
“十二日晴，晨四时半闻枪炮声，下午二时顷止，闻天坛诸处皆下，复辟之事凡十一日而了矣。晚同大哥至义兴局吃饭，以店中居奇也。”案义兴局系齐寿山君家所开的店铺，在东裱褙胡同。鲁迅日记第六册同日所记可供比较参考：
“十二日晴，晨四时半闻战声甚烈，午后二时许止，事平，但多谣言耳。觅食甚难，晚同王华祝，张仲苏及二弟住义兴局，觅齐寿山，得一餐。”至十四日，遂由新华饭店复搬回会馆来了。
那一天里枪炮声很是猛烈，足足放了十小时，但很奇怪的是，死伤却是意外的稀少，谣言传闻说都是朝天放的，死的若干人可能都是由于流弹。东安门三座门在未拆除之前，还留下一点战迹，在它的西面有些弹痕，乃是从南河沿的张公馆向着东南打过来的。烧残的张公馆首先毁去，东安门近年也已拆去，于是这复辟一役的遗迹就什么都已看不到了。
语丝的回忆
说起《语丝》，于今已经隔了三十多年的光阴，在中年的人听来，已有生疏之感，更不要说少年的朋友了。但是提及鲁迅与“正人君子”的斗争，却以这为根据地，所以一说它的历史，也不是没有意义的事吧。
“五四”原是学生的爱国政治运动，由大学生开始，渐及中小学，末了影响及于工商界，要罢市罢工表示援助，这才算顺利成功，没有什么牺牲。这件事表面上是结束了，影响却是很广大，浸渗得很深，接着兴起了所谓新文化运动，这名称不算怎么不恰当，因为它在文化上表现出来，也得到不小的结果。这以前有《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差不多是孤军奋斗，到了五四以后才成为“接力战”的状态，气势便雄厚起来了。《语丝》乃是其中的一支队伍，可是要说它成立的缘因，却非得从《晨报副刊》讲起不可。
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的前后，有好些讲《语丝》的文章发表，就我所见到的来说，写得最好的要算章川岛，孙伏园，他们都是参与这刊物发刊的事的。《晨报》本来是研究系的政党机关报，但是五四时期也相当援助这个运动；孙伏园因罗家伦关系进了《国民公报》，后转入晨报社，主管第五版，登载些随感杂文，鲁迅也时常投稿，很有点新气象。孙伏园后来主编新增的副刊，益得发挥他的编辑手段，声价日增，鲁迅有名的《阿Q正传》，就是在那上边上发表的。可是后来孙伏园被排斥去职，由陈源的友人徐志摩继任，于是《晨报副刊》全然改换了一副面目，差不多成为《现代评论》的日刊了。
孙伏园失了职业，于他固然很是困难，但不久由邵飘萍请去，担任《京报副刊》的编辑。可是以前在《晨报副刊》写文章的人终有点不平，计划自己来办一个小刊物，可以自由发表意见。查日记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四日项下云：“下午至东安市场开成北号楼上，同玄同，伏园，川岛，绍原，颉刚诸人，议出小周刊事，定名曰‘语丝’，大约十七日出版，晚八时散。”十一月十六日项下云：“下午至市场赴语丝社茶会，至晚饭后始散。”那一天是星期，可见后来《语丝》是改在星期出版了。同人中本来还有刘半农，林语堂，俞平伯等人，那一天不知何以不见。记得刊物的名字的来源，是从一本什么人的诗集中得来，这并不是原就有那一句话，乃随便用手指一个字，分两次指出，恰巧似懂非懂的还可以用。这一个故事，大概那天与会的人都还能记得。至于第一期上的发刊词，系大家叫我代拟，因为本来说不出一个什么一定的宗旨，所以只好说得那么笼统，但大体上也还是适合的。到后来和《现代评论》打架的时候，《语丝》举出两句口号来：“用自己的钱，说自己的话”，也还是同样的意思，不过针对《现代评论》的接受官方津贴，话里有刺罢了。
《语丝》的文章古今并谈，庄谐杂出，大旨总是反封建的，但是等到陈源等以“正人君子”的资格出现，在《现代评论》上大说其“闲话”，引起鲁迅的反击，《语丝》上这才真正生了气，所以回忆《语丝》这与“女师大事件”是有点分不开的，虽然后来在国民党所谓清党时期也很用了一点气力。陈源的文章说俏皮话的确有点工夫，就只可惜使用在斜路上，为了替代表封建势力的女校长说话，由俏皮而进于刻薄卑劣，实在够得上“叭儿狗”的称呼，但是如果不是鲁迅的这枝刚强有力的笔，实在也不容易打倒他。我自己就曾经吃过一个小亏。有一次陈源对有些人说，现今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句话由在场的张定璜传给了我们，在《语丝》上揭露了出来，陈源急了，在《现代评论》上逼我声明这话来源，本来是要据实声明，可是张定璜竭力央求，不得不中止了，答复说出自传闻，等于认错，给陈源逃过关了。张定璜与“正人君子”本来有交情，有一个时期我也由他的中介与“东吉祥”诸君打过交道，他又两面拉拢，鲁迅曾有一时和他合编过《国民新报》的副刊，也不免受了利用。上边所说的声明事件，川岛前后与闻，在张定璜不肯负责证明陈源的话的时候，川岛很是愤慨，那时语丝社在什刹海会贤堂聚会，他就要当场揭穿，经我劝止，为了顾全同事的面子，结果还是自己吃了亏。女师大事件也是一个大事情，多少有些记忆，但是参与的人现在健在，比我更知道得多，也更可信，所以我还是以藏拙为佳了。
蔡孑民
蔡孑民的名字，在现今我们虽然熟习，但在那时候（约六十年前，正当光绪戊戌），老百姓中间，只知道有“蔡元培”的。他在那时不但是个奇人，简直还算得上是个怪物。他是翰林，却又是一个革命党。假如说是“康党”，就是“保皇党”，虽然在正统派看来也是乱党，到底也还讲得过去，但是他是排满的革命党，这道理便太费解了。一个人点到翰林，已是官了，正可竭力的爬上去，为什么还要这样乱搞，其居心真不可测了。所以关于他的目的，便有种种推测，一种传布得最广的说法，是说他主张“公妻”，这是我听到的最多的传说。但是这谣言是几时消灭的呢？我也不曾留意，事实是就这样消灭了，因为原来只是谣言，而且事实胜于雄辩，蔡孑民这人别的不说，道学气比较重，他于男女关系是向来不苟的。他在前清所著的书，流传下来的，乃是一册《中国伦理学史》。他受古人的影响第一个是俞理初，这是主张男女平权的，他说寡妇可以再嫁，反对守节，那么那种谣言之来也不是全无根源的了。
蔡孑民于革命之后，担任教育总长，他一上台就废止读经，停止祭孔，这是了不得的一件大事，自此以后儒教的势力一蹶不振，虽然有好几次反动，也总翻不过来了。他的大主张是“美育代宗教”，但这没有多大成功，因为宗教总是宗教，归根结蒂脱不了迷信，不是美术或是什么别的东西所替代得来的。
蔡孑民的主要成就，是在他的大学教育。他实际担任校长，没有几年，做校长的时期也不曾有什么行动，但他的影响却是很大的。他的主张是“古今中外”一句话，这却是很有效力，也是最得时宜的。因为那时候是民国五年（一九一六），袁世凯刚死，洪宪帝制虽已取消，北洋政府里还充满着乌烟瘴气。那时是黎元洪当总统，段祺瑞做内阁总理，虽有好的教育方针，也无法设施。北京大学里其时国文科只有经史子集，外国文只有英文，教员只有旧的几个人，这就是“古”和“中”而已，加“今”和“外”这两部分，便成功了。他于旧人旧科目之外，加添新的人和新的科目，于是经史子集之外，有了戏曲和小说，章太炎的弟子黄季刚，洪宪的刘申叔，复辟的辜鸿铭之外，加添了陈独秀，胡适之，刘半农一班人，英文之外也加添法文，德文和俄文了。古今中外，都是要的，不管好歹让他自由竞争，这似乎也不很妥当，但是在那个环境，非如此说法，“今”与“外”这两种便无法存身，当作策略来说，也是必要的。但在蔡孑民本人，这到底是一种策略呢，还是由衷之言，也还是不知道，不过在事实上是奏了效，所以就事论事，这古今中外的主张在当时说是合时宜的了。
但是，他的成功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学校里边先表示不满，新的一边还没有表示讨嫌旧的意思，旧的方面却首先表示出来了。最初是造谣言，因为北大最初开讲元曲，便说在教室里唱起戏文来了，又因提倡白话的缘故，说用《金瓶梅》当教科书，这当然完全是谣言。其次是旧教员在教室中谩骂，别的人还隐藏一点，黄季刚最大胆，往往昌言不讳。他骂一般新的教员附和蔡孑民，说他们“曲学阿世”，所以后来滑稽的人便绰号蔡孑民叫“世”，如去校长室一趟，自称去“阿世”去。知道这名称而且常常使用的，有马幼渔刘半农诸人，鲁迅也是其中之一，往往见诸书简中，成为一个典故。报纸上也有反响，上海研究系的《时事新报》开始攻击，北京安福系的《公言报》更是猛攻，后来由林琴南来出头，写公开信给蔡孑民，说学校里提倡非孝，要求斥逐陈胡等人。蔡答信说，《新青年》并未非孝，即使主张也是私人的意见，只要在大学里不来宣传，无法干涉。两面相持不下，林氏老羞成怒，大有借当时实力派徐树铮的势力来加干涉之势。在这时期“五四”风潮勃发，政府忙于应付大事，学校的新旧的冲突总算幸而免了。
蔡孑民后来又做过大学院院长，没有做出什么事来，他的成绩要算在北京大学为最大了。但是，我重复的说，他的古今中外的主张，只有在那时适用，也最著成效，但即此一节，也就够了。他是国民党中的一个异己分子，在抗战期间也没有到重庆去，是一九四〇年在香港九龙去世的。他是我们的前辈，但并不摆架子，也很有风趣，曾作打油见和，末云：“乐事追怀非苦语，容吾一样吃甜茶。”其时已年七十，可见兴致还是很好的。
钱玄同
我近来常想能够有工夫写几节“畸人所知录”下来，因为我知道有不少的人，在社会上很有点声名，当作是个奇人，但是据我所知的事实，却实在是平平常常的，觉得有说明的必要。第一个我便举出钱玄同来。
钱夏字玄同，后来又名疑古玄同。我们认识他最初在光绪戊申（一九〇八）年，从太炎先生民报社听讲《说文》，那时他还用旧号曰“德潜”，及民国六年在北京相见，已改字曰玄同了。他的初期的特色是复古。文字他主张用小篆，事实上不可能，则改为用楷书的笔势写篆书，给太炎先生写刻《小学答问》，后来还有《三体石经考》，也是用的这笔法。写信也是“某人足下，近候何若，……”末了说“某顿首”。至于文章之拟古，那更不用说了。辫子去掉了固然很好，但也不固执的要梳头，只是这袍子马褂的胡服总是不好，要复古一下来穿“深衣”。这根据古书来复制，乃是白布斜领，着起来很有点像“孝袍”，看去有点触目。他却不顾一切，做了一件，穿了到教育司办公，不过这个我并没亲见，只是传闻如此罢了。
第一期的“复古”做得很彻底。第二期便来个“反复古”运动，同样的彻底，不过传播得更广远了。自从“洪宪帝制”以后，一般有心的人都觉得中国这样情形是很危险的，非有一个大的变更不可，接着是欧战结束，便引起了中国的那新文化运动来了。《新青年》便当了这运动的代言人，标榜民主和科学，对于国内事物凡是旧的都在反对之列，举凡人家所称为国粹的，国学，国文，国医，国术，国剧，都被看作“国滓”，一律予以痛击。他的两句口号—“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一直为旧家者所痛心疾首，尤其是对于旧道德“纲常”之攻击，更被人视为“洪水猛兽”，欲得而甘心。最有名的林琴南的两篇小说，在《荆生》里假借了荆生这一个旧礼教的保护人，对这班人加以惩创，小说里的“金心异”这人，便是玄同，所以鲁迅后来的文章中，就以金心异作为玄同的外号。现在看起来，他对于中国文化遗产的某些方面缺乏理解，这是缺点，但在他那时也是无怪的，当时如稍一让步，便是对于旧派承认妥协，再也不能坚持攻击了。正如征求“青年必读书”的时候，鲁迅坚决地主张现代青年不必读旧书，一部也没有开，所以玄同也赞成将旧书扔进毛厕去。这极端的反复古主义，玄同坚持到底，虽然他在学术上仍旧弄他的文字学。至于经学，则仍然遵从老师崔觯甫的教训，相信今文说，别号“饼斋”，表示乃是“卖饼家”何邵公之徒。关于这一方面的学术问题，著有《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一篇，最有价值，作为标点本《新学伪经考》的序文，登在原书上面。
“经今古文学”的论争乃是反复古运动之一面，发见于经学方面的，在这问题上他坚持下去，一直没有变更，虽然在别的艺术上多少有些让步。他把自己的别号改作“疑古”，表示他的态度。照道理说来，康有为那种“新学伪经考”也是从疑古思想出发的，但是他更推得远一点，不但是经，便是史的方面，也都处处显得可疑罢了。他的思想显得“过激”，往往有人误解，觉得脾气一定乖僻，不好对付吧，其实是不然的，他对人十分和平，总是笑嘻嘻的。诚然他有他的特殊脾气，假如要他去见“大人先生”，那么他听见名字，便要老实不客气的骂起来，叫人下不来台，若是平常作为友人往来，那是和平不过的。他论古严格，若和他讨论现代问题，却又是最通人情世故的。他反对国文和艺术，可是他藏书极多，对于古诗文亦多了解，又善书法，晚年写唐人写经，时时给人家书题封面。说起他来，常把他当作怪人，其实是很平常的，知识广博，趣味丰富，朋友不可多得的人。
刘半农
刘半农是“五四”以来闻名的名字，但是现在的青年恐怕知道的已经不很多了吧，原因是他在一九三四年就去世了，就是说在近二十几年中间，不曾看见他在文学上的活动。他实在是《新青年》的人物，这不单是一句譬喻，也是实在的话。他本来在上海活动，看到了《新青年》的态度，首先响应，起来投稿，当时应援这运动的新力军，没有比他更出力的了。他也有很丰富的才情，那时写文言文，运用着当时难得的一点材料，他后来给我看，实在是很平凡很贫弱的材料，却写成很漂亮的散文，的确值得佩服。《新青年》的编辑者陈仲甫那时在北京大学当文科学长，就征得校长蔡孑民的同意，于一九一七年的秋天招他来北大，在预科里教国文。这时期的北大很有朝气，尤其在中文方面生气勃勃（外文以前只有英文，添设德法文以及俄文，也是在这时候），国文教材从新编订，有许多都是发掘出来的，加以标点分段，这工作似易而实难，分任这工作的有好几个人，其中主要的便是半农。他一面仍在《新青年》上写文章，这回是白话文，新进气锐，攻击一切封建事物最为尖锐，与钱玄同两人算是替新思想说话的两个健将。其时反对的论调尚多，钱玄同乃托“王敬轩”之名，写信见责，半农作复，逐条驳斥，颇极苛刻，当时或病其轻薄，但矫枉不忌过正，自此反对的话亦逐渐少见了。
不过刘半农在北大，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在预科教国文和文法概论，但他没有学历，为胡适之辈所看不起，对他态度很不好，他很受刺激，于是在“五四”之后，要求到欧洲去留学。他在法国住过好几年，专攻中国语音学，考得法国国家博士回来，给美国博士们看一看。以后我们常常戏呼作刘博士，但是他却没有学者架子，仍是喜欢写杂文，说笑话。等周刊《语丝》出世，他就加入，与“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对抗，这一节也是可以称赞的。他又写文章特别露骨，有些是“绅士”不敢用的字面，所以他虽然有进入绅士队里去的资格，却仍旧是“吴下阿蒙”，插不进足去。他在北大当过多年的教授以后，终于移到辅仁大学里去作教务长了，那大学是陈援庵当着校长，沈兼士当文学院长，都是北大的旧人，但主体乃是天主教，主权全在外国人（当时是德国，后来是美国人）手里，其不得意也可想而知了。他于一九三四年夏中参加学术考察团，到内蒙去，回来生了回归热，因此去世。这是很可惜的，因为他现今若还活着，不过六十多岁呢。
爱罗先珂
读鲁迅的文章，会碰见爱罗先珂的名字，还有一篇小说《鸭的喜剧》是说他的事的，所以来说明几句，或者是有用的事。爱罗先珂是苏联的乌克兰人，本名耶罗先珂，因为先到日本，那里“野郎”读作耶罗，故而改用“爱”字，及来中国也就沿用了。他最初去到印度缅甸，学了英文，后来到了日本学会日本语，来北京后曾经学过个把月的中国语，但是随即中止了，叹息道：“难得很！”中国话发音实在难，他那时盖没有久住中国的决心，所以鼓不起勇气来学这样难的语言。他六岁的时候，因为出麻疹，祖母怕他有危险，抱他到阴冷的教堂里去祷告，以致发高热，人倒没有死，可是两只眼睛却从此瞎了。这个成了他终生的恨事。所以他痛恨宗教的迷信，并且渴慕光明，在他做的戏剧《桃色的云》（鲁迅曾有译本）里，那盲目的土拨鼠（也称地老鼠），即是著者的自身。他于英日文之外，尤擅长世界语，当他从日本被驱逐出来之后，来到上海，北京大学校长蔡孑民便请他来校，教授世界语，寄居在我们家里有一年多。鲁迅尤和他熟习，往往长谈至夜半，尝戏评之曰“爱罗君这捣乱派”。因为他热爱自由解放，喜赶热闹，无论有何集会，都愿意参加，并且爱听青年们热心的辩论，虽然他是听不懂。但在那时北京却听不到，因此他感觉非常寂寞。有一次北京大学开纪念会，学生演剧，他赶去旁听，觉得学生态度有欠诚实处，问鲁迅是什么缘故，鲁迅平常反对京剧，便说这是模仿旧戏的关系。他便写了一篇很尖锐的批评，提出意见，学生们不能接受，由魏建功出面写了《不敢盲从》一篇回答，于“盲”字特别加上引号，表示侮辱的意思。鲁迅因此大怒，加以回击，这篇文章后来收在全集补遗里面。后来爱罗先珂因为得到同乡的帮助，与苏联取得联络，便回国去了。
爱罗先珂在中国居往不到两年，留下的影响不多，但也有一点儿。第一，是在鲁迅著作上，上面已经说过。第二，是在世界语运动上边，这也是值得一提的。他在北京大学是专教世界语，并用世界语讲俄国文学。后来又在法政大学设了世界语班，由冯省三陈声树几个学生主动，开办世界语学会，并设学校，鲁迅也到这里去讲过学。冯省三是北大法文系学生，跟他学世界语最有进步，已经可以讲话和作文了，可是因为“讲义风潮”受了疑嫌，却被学校除了名。他是很细致而热情的人，写的世界语像刻板一样的清楚，只是脾气有点粗豪的地方。
诗人黄公度
清末的诗人中间，有一个人为我所最佩服，这就是黄公度。公度名遵宪，是广东嘉应州人，曾参与戊戌政变，但是他政治上的主张不及文学上的更为出色。不过讲到诗的问题上，我是个外行，我所以佩服他的，还因为他的学问与见识，古人所谓“买椟还珠”，我其实是难免这句话的讽刺的。
黄公度的著作有《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和《日本杂事诗》这三种，都已有刻本。《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看似平常，这里却有黄公度的特色。第一是因为他对中国文化有研究，看日本继承中国文化的地方特别清楚，也很有兴趣。第二又因为他懂得新学，知道凡事应当革新，所以他对于改革能够了解。这两种特色若不能具备，一个人的意见便不免于偏。《杂事诗》定本序有云：“余所交多旧学家，微言讽刺，咨嗟太息，充溢于吾耳，虽自守居国不非大夫之义，而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故所作《日本国志》序论往往与诗意相乖背。”因为定本刊于光绪戊戌（一八九八），已在初版十九年之后，他的对于变法的见解已经大有改进了。如原本卷上七十二论诗云：
几人汉魏溯根源，唐宋以还格尚存，
难怪鸡林贾争市，白香山外数随园。
定本却改作：
岂独斯文有盛衰，旁行字正力横驰，
不知近日鸡林贾，谁费黄金更购诗。
日本人学做汉诗，可以来同中国人唱和，这是中国文人所觉得高兴的一件事，这里黄君却简单的加以取消，无丝毫留恋之意，这在当时是不可及的了。
《人境庐诗草》十一卷是他的诗集，其特色在实行他所主张的“我手写我口”，开中国新诗之先河，此外便不是我所能说的了。我以前曾经得到一种抄本，竹纸绿色直格，每半叶十三行，中缝刻“人境庐写书”五字，书签篆文“人境庐诗草”，乃用木刻，当是黄君手笔，书高二十三公分，而签长有二十二公分，印红色蜡笺上，书凡四卷，与刊本比较一下，内容大致与前六卷相同，其中有九十四首乃被删去，当系少作的集外诗，但也很值得收罗，只可惜这个抄本今已失去了。其中也有不少好诗，刊本中有《人境庐杂诗》八首，抄本原有十首，所删第九十两首昔曾抄存，今录于下，也是人境庐的掌故。
扶筇访花柳，偶一过邻家。
高芋如人立，疏藤当壁遮。
絮谈十年乱，苦问长官衙。
春水池塘满，时闻阁阁蛙。
无数杨花落，随波半化萍。
未知春去处，先爱子规声。
九曲栏回绕，三叉路送迎。
猿啼并鹤怨，惭对草堂灵。
读古诗学文言
近来中学教育开始看重文言，在语文教科书中加入些文言教材，因此时常听到诉苦的话，觉得不易搞得好。这无论出自教师，或是学生，我都觉得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这年辈的人，在书房里读过经书，尝过这个甘苦，虽然总算天幸读通了书，懂得一定限度的古文，回想起来实在也是不大容易的。我根据了五六十年前的这一点经验，曾经提出过一种建议，请求对于初学灌输古典文学作品或是文言文的知识，从韵文即是诗歌入手，这比用散文要有效得多。粗粗一想，一定以为旧诗有韵律的约束，经过推敲，很是简炼，比较散文要难懂得多了，其实却并不然。文言与白话在用字上固然有古今之分，重要的还是在文法上，文言散文上那一套“虚字”的别扭的规例，在韵文上差不多用不着，即此也就要轻松得多了。空论没有用处，我们且就实例来一说吧。唐朝号称韩文公的韩愈，是所谓唐宋八大家的主干，他的古文是古今驰名的。他的那一套古文，我嫌他有后来的八股气，一直不喜欢它，事实上也读了不好懂，懂了讲不通；可是他的诗，我却并不看轻它，觉得它有些很不差，而且也好懂。我们从《唐诗三百首》中引用他的一首七言古诗来做例，题名“山石”，其上半首云：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
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
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
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
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
这十句七十个字里，检点起来，实在只有“荦确”和“疏粝”这两处和白话有区别，需要说明，其余读去文从字顺，只须略加一二衬字，就可以明白的。我手头没有韩文或是《古文观止》，不能引用他的散文来对比，总之要这么通顺易读的文句，我相信断然没有。其实恐怕并不限于个别的人，一般说来，大抵都是如此，也未可知。随便举一个例子，《诗经》头一篇，开头四句云：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这是周朝初期的诗，比起孔子在《论语》开头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亦要直接得多。固然这里“关关”“窈窕”，也要若干诠解，但没有“不亦……乎”那样的文法，也是一个长处。四言当然太是简古，经过五言的阶段，到了七言，似乎中国的诗歌找到适当的工具了。这固然也演变成词和曲，但七言的潜力却是最大，后来许多地方的民歌，以及许多地方戏的唱词也都以此为基本。所以从七言古诗入手，不但是了解文言与文学遗产的一个捷径，而且因为与这些民间文艺相通，了解也就更是容易了。
许多年前见过一部日本木板旧书，名曰“唐诗解颐”，是一个叫作释大典的和尚所著的，他选取了好些唐诗，不加释注，只在本文大字中间夹注一个以至几个的小字，使前后字义连贯起来，这样就可以讲得通了。这个办法并不一定怎么好，但似乎比整个讲解要好一点儿，因为他至少可以让读者自己比拟，咀嚼原文的一部分。鸠摩罗什曾说，翻译经文有如嚼饭哺人；但那是外国文，只有这个办法。若是本国的古典作品，尽可能叫读者自己用力，可以更多的理解原作的好处，有些古书如《书经》之类，的确除非译出来便无法看懂，别的还只宜半注半解的引导一下就好，而入门的工作是重在诗歌韵文，不但如上文所说比较好懂，也更多情趣，不像说理的古文，干巴巴的说的不知道是什么话。从文言韵文入手，可以领导读者到文学遗产里去，从散文入手如不是叫人索然兴尽，便容易引到八股文里去。这我相信不一定只是我个人的偏见吧。
唐诗三百首
《唐诗三百首》是古诗文选本最通行的一种，百余年来，风行全国；至“五四”以后，说它是“陋”书，似乎一时衰歇了。但平心说来，也还是足供参考的，所以近年又复印行。我看去年七月第四版，已经印行十六万册，以人口比例并不算多，但总是洋洋大观了。这选本的缺点不是没有，凡选本皆有缺点，他有一种主张，这里显明的具体的排列出来，容易有什么偏见。编这《唐诗三百首》的蘅塘退士是前清乾隆时人，他的意见只是那时代的东西，与现代不能相合，那是当然的。他序言选择“脍炙人口”的诗，李杜的长篇，王孟的短什，的确是应有尽有了，要他客观的罗列唐诗历期的好处，初盛中晚四期各有它的特色，这未免强人所难，没有人能够做到。在没有这样一种理想的选本以前，姑且以此补充，也未始不是办法吧。
俗语有一句话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当初我颇疑心是有了这书以后的说话，但是看蘅塘退士的序文中已经引用此语，后边接下去云：“请以此编验之。”乃知书名反是从这里出来的。有许多人的确从这里知道诗的形式，而且开始仿作，所以这话是有几分道理。
但诗的格调并不限于“唐诗”，有些宋诗也是脍炙人口，可供参考。而宋人的诗另有意境，也有与唐人不同的地方，是很可贵的。从前看孙扩图的《一松斋集》，见随笔中有一则云：
“南宋杨与立《幽居》诗：柴门阒寂少人过，尽日观书口自哦。余地不妨添竹木，放教啼鸟往来多。溪头石磴坐盘桓，时见修鳞往复还，可见水深鱼极乐，不须妄意要垂竿。余谓有道之言，自尔可爱，唐人不肯作，殆亦不解作也。”
这话说得很有道理，我们不必硬来叫唐宋人比短长，但总之宋诗比唐诗又有一进境，便是可以发议论了。照王渔洋的说法，唐诗之佳在于有神韵，发议论便不韵了，不过这种过时的言论，现在并无拘泥之必要。我记得以前有过一部书，名叫“宋元明诗三百首”，不知系何人所编，似乎不妨找它出来一看，翻印一下，以补其缺，也不必要印几万，还是看这书值得印多少，便印多少可也。这对于学做旧体诗会有些好处，因为我看学做的诗与其说学唐人，还不如说是宋人倒相像一点。
唐诗易解
不是为的表示自己年岁老大，认识一堆方块字，有古典文学的知识，要来卖弄，我常喜欢劝人读古诗，从原文去赏鉴它。因为这并不难懂，说也奇怪，实在比古文要好懂得多，只要按字直读下来，大抵可以读懂，不像古文有那些别扭的字法句法和“之乎者也”作怪，这至多要费点工夫，加上衬语和一二替代语，意思便明了，我们试举唐诗为例，李白杜甫二家杰作里，选出两篇来看看。
首先是李白的《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
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相携及田家，童稚开荆扉。
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
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
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
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
其次是杜甫的《赠卫八处士》，因诗较长，所以只选了它的一部分：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
问答未及已，驱儿罗酒浆。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
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
……
试想整整一千二百年前，唐朝天宝时代诗人巨作，我们现在还能念得，而且从它的原文里直接享受它的好处，这正是中国说汉语的人的特点，是世界各国所没有的。文学遗产有那么丰富，又是那么易于接受，散文著作可以上溯到几百年前，韵文的还可更早得多，更追溯上去，有些周朝的《诗经》也可懂得，几乎有三千年了。三千年前的诗文至今还可读懂，岂不是世界的美谭么？
不过话得说回来，太高调了韵文易懂，也是有毛病的，因为我所举出的例也只有唐诗的少数，而且又以盛唐为主，若是晚唐及宋诗又不免别扭了。也有些诗句很是平易，但却并不容易懂，此乃是由于诗的措词特别之故。例如韦庄的一首《金陵图》：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为什么“六朝如梦”，为什么“无情最是台城柳”，这须要另外说明补充，在于文字的表面之外的了。
杜少陵与儿女
我喜读陶渊明诗，有许多篇都很喜欢，其一是《责子诗》。对于此诗，古来有好些人有所批评，其中唯黄山谷跋语说得最好：“观靖节此诗，想见其人，慈祥戏谑可观也。俗人便谓渊明诸子皆不肖，而愁叹见于诗耳。”所谓俗人中却有一个杜子美，这很有点儿奇怪。《遣兴》五首之三是说陶公的，末二句云：“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陶诗题目虽是责子，其实内容是很诙谐的，山谷说他戏谑，极能了解这诗的意味，又说慈祥，则又将作者的神气都说出来了。嘉孺子而哀妇人，古人以为圣王之用心，却也是文艺中的重要成分，便是杜子美自己的著作也是如此，而且比起别人来还要比较的多些。正如人见了小孩的说话行动，常不禁现出笑容来一样，他们如在诗文图画里出现时，也自有其一种和蔼的氛围气，这就是所谓慈祥戏谑的气了。杜陵野老是个严肃的诗人，身际乱离，诗中忧生悯乱之气最为浓厚，写到家庭的事也多是逃难别离之苦，可是仍有不少歌咏儿童生活的部分，值得抄录出来。如《彭衙行》云：
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
怀中掩其口，反侧声愈嗔。
又《羌村》云：
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
这是说乱后还家的情形的。《百忧集行》云：
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
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
痴儿未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云：
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
皆写小儿琐事，饶有情致。《北征》中有数联云：
粉黛亦解包，衾稠稍罗列。
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
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
移时施朱铅，狼籍画眉阔。
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
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
前八句写女孩子弄妆，与左太冲《娇女诗》可以相比，不过写得更是充分罢了。后四句则与《羌村》所说同一情调。可以见作者的真性情，而知道《遣兴》所言未免存有“客气”。七律中亦有数处说儿童者，例如：
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惯看宾客儿童喜，得食阶除鸟雀驯。
律诗对句上下分咏，不免零碎，不及古诗之成片段。以上只据《十八家诗钞》中杜诗部分引用，颇多不备，但总可以看见大概情形了。
希腊神话
在《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里，有一节叫做希腊神话。一天卓娅在店头看见指环上的宝石，问她母亲，知道为什么人们在指环上镶宝石的故事吗？母亲便为她们讲普罗米修斯的事。这是希腊神话里的一节，我们且引原书的话：
“我给他们讲，有一次赫尔库列斯救普罗米修斯来了。赫尔库列斯是一个力气很大而且仁慈的人，是真正的英雄。他谁也不怕，连宙斯他也不怕。他用自己的宝剑砍断了把普罗米修斯锁在断崖上的锁链，解放了普罗米修斯。但是宙斯的旨意仍然有效。这些旨意里说，普罗米修斯永远不能摆脱他的锁链，从此锁链的一环带着一块石头就这样留在他的手上了。由那时候开始，为了纪念普罗米修斯。人们就在指头上带镶有宝石的指环。”
古人有一种奇异的意见，以为头上戴花圈，指上带环的习惯是用以纪念他们的大恩人普罗米修斯的，因为他曾在高加索的岩石冰雪中间，戴了桎梏，经历三万年之久。宙斯是宇宙大神，曾经立誓永不释放普罗米修斯的，普罗米修斯经赫尔库列斯的干涉而得了解放，可是不至完全毁损了他的权威，所以他命令普罗米修斯在得了自由之后，要在手指上戴着一个用了镣铐的铁与被锁着过的岩石所做成的小环。人们为纪念恩人的受难，自此以后就都戴指环了。这里所谓古人，大都是纪元前一世纪的罗马文人，善于取神话的小话编织成美丽的故事，这指环的传说也是属于这一类的。
唯一的希腊作家所编的《希腊神话》中，关于这一节却是另一样说法，他说：“赫耳库列斯射死那吃普罗米修斯的肝的那只鹰，解放了普罗米修斯，他自己择取了橄榄枝，作为束缚。”则是救助了普罗米修斯的赫尔库列斯本人，须得替代他所放的囚人束缚起来，这样他选用了他所爱好的橄榄枝。这是戴花圈的起源，与上文相似的另一种美丽的传说。
普罗米修斯上天去给人类偷火，为宙斯所恨，以致受极大的苦难，是人类的极大恩人。但说也奇怪，在希腊却自古并无他的庙宇，他的名字只留存于言语文字，这实是最好的纪念，比任何仪式崇拜更为永久可靠。这是希腊神话的光辉的一页，胜过《旧约》，虽然有《失乐园》等替它摆门面。
关于目连戏
在《人民日报》上见到陈山同志的文章，知道《目连救母》在上海演出，在爱好目连戏的一个绍兴人看来，这是一件很可喜的事情。不必要地说明一句，这目连戏是民间戏剧的很特别的一种，它有好多的缺点，但也自有其长处。它是一部宗教性的戏，有阴沉的落后的一面，但同时也很明朗，富于诙谐。戏的内容极简单，只是救母出地狱。起头傅母造孽，只是必要的说明。戏的本身须得七天七夜才能演完，乃是中间许多插曲，作为目连一路所见，描写出社会上的许多情形，演出滑稽讽刺的场面。还有一层，这是纯粹的民间业余剧，以前并无一定演员，只是由农人工人临时凑搭成班，演完就散，一切都是“凑合”，所以服装也很差，绍兴俗语有“目连行头”一语，形容破旧衣服，即从此出。总起来说，这剧种是很特别的，值得保存研究，加以整理的。但是这很不容易，如不充分了解它的特质，只是理想地去下手整理，容易成为夹板医治驼背的笑话。
据我个人的看法来说，这是一个劝善的宗教剧，我们要想根本上来改造它，发生什么积极的作用，那在事实上恐怕是不可能的。我们为的要保存这特别的民间剧，只好来消极地防止它可能的弊害，例如吃素念佛，斋僧修庙的事。我们应该把救母的事当作一个架子，来挂起那些杂多的插曲，换句话说便是要把傅母造孽下地狱这一节轻描淡写地对付过去，目的只是去引出目连来。傅母反宗教的一点不必太去强调它，因为目连始终以为母亲当救，末了也终于救了出来，这就已经表示对于傅母的是认了。若本是宗教劝善剧，却要用力去扭转过来，变为反宗教（佛教）的戏剧，这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怕不是容易的事，而且在现今吃素念佛，斋僧修庙的迷信并不盛行的时代，要如此宣传，也未免有点近于无的放矢吧。
目连戏的第二特点，我说过那是它的喜剧性。我觉得中国人向来就爱好喜剧。这广义的喜剧是发现于小说戏曲的大团圆的收场。有些悲剧收场的杰作，如《西厢记》与《红楼梦》，一定有人要续作，使得它团圆为止。旧时绍兴戏不管是什么班，在日场或夜场完结的时候，不管末了演的是什么戏，在脚色下场之后，必定出来一生一旦，在台前交拜，后台奏着喜乐，观众便预备走散了。这似乎有点庸俗，但我觉得却很有可取，因为这表示中国人民的明朗的性格，爱好和平快乐。还有狭义的喜剧，滑稽的脚色和诙谐的言动，在戏剧与民间艺术上也相当丰富，这我也以为是很好的。占据目连全剧十分之九地位的插曲，差不多都是一个个剧化的笑话，社会家庭的讽刺画。这可以说是目连戏的精华部分，也正因为这些使得群众喜欢看，也冲淡了劝善的宗教剧的空气，因为据我想，群众是并不爱听劝善的说教的。如果整理时强调了傅家的事情，改成一出完全的“救母记”，无论艺术工夫多么好，反迷信的作用多么大，总之是“买椟还珠”的作法，目连戏只是一个躯壳罢了。我还是五十年前在长庆寺前的路亭台上看过最后的一次，只演了半日一夜，所以插曲省去了不少，大部分也已忘记了，但是有些还约略记得，如“泥水作打墙”，“张蛮打爹”，还如什么人给地主当佣工，当初说定挑水是十六文一担，后来不知怎么一来，变成了一文十六担了。又如说富家中堂挂着条幅，上写“太阳出起红澎澎”一首猥亵的诗，也满是讽刺的意思；虽然如要整理，这一段自然也只好删改了。我以为为了保存而整理的工作不可太急进，平常“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教训不足为法，但在这里却似乎是可以合用的。我们要尊重群众的创意的加工，尽可能保留那些小喜剧的插曲，宁可把主要的情节（即傅家的事情）多多节略，只要足够当作架子用就好，却把插曲多挂上去。现在不可能接连的演好几天，似乎不妨将保留的多少插曲各个拆开，自由地编插进去，以供一天的演出。我对于戏剧完全是外行，但是知道一点目连戏的性质，觉得保存整理实为必要，而整理的不得法，反要把这剧种毁掉了。西洋的戏剧史和戏剧理论尽管好，用到中国来时，特别是民间特种艺术，却很要慎重，不能全部拿来应用，须要虚心了解并采纳创造以至演出这剧种的地方艺人的意见。切忌凭主观和教条来从事，弄得不好时，这本来奄奄一息的病人会得死于手术之下的。我不懂一切戏剧，本来不配来谈这些问题，只是以绍兴人的资格—这算不得是百家之一，但也总是一种资格—出来替目连戏说两句话，以供参考。
喜剧的价值
我少听京戏，但是对于地方戏却是看了不少，所以也有很多的感触。第一觉得中国“戏文”有一点与别国不同，值得一说的，那便是偏爱喜剧。照普通说法，喜剧可分为广义狭义两种。广义的是团圆结局的戏，虽然中间尽有悲欢离合，近似悲剧的片段，但结末总是欢喜会合，以大团圆收场。从前乡间习惯，开始时必演“八仙庆寿”“赐福”和“踢魁”，继之以“掘藏”，极尽人生的大望，随后开始演戏。到了戏文终了的时候，必定是团圆结局，在整本演出时那无问题，由剧中人表演结婚了事，就是后来不是这样做了，也还是如此表演，譬如一出打仗的戏完了，将军刚刚挺枪进去，接着就出来了一生一旦，匆匆向外边纳头便拜，表示“拜堂”之意，也即是说这一天的戏算是完了。观众也都了解这个意思，在喜乐声中，看见两人交拜，便说“拜堂”了，纷纷准备走散。这种习惯不晓得别处有没有，小时候看绍兴戏文，记得如此，这说来已是五十年前事了。
狭义的喜剧，便是戏剧中滑稽部分，以诙谐的言动，博得观众的一笑。这种喜剧在文艺成绩上不算太多，但在艺术演出上，却很是丰富，我们只须回忆戏文上副净的重要，便可以知道，因为这些喜剧差不多都是由副净来演出的，地方戏上的《五美图》里的老丁，《紫玉壶》里的大师爷，都是极精采的脚色，是很被观众所欢迎的。
中国人民喜爱喜剧，这便是性情明朗，酷爱和平的表示。世界上有些民族偏爱悲剧，对于人生别有看法，我们也不必表示反对，也只是我行我素，仍旧喜欢我的喜剧罢了。依照这样说法，在旧式戏剧中有不少剧种可以发掘，拿来利用，无须乎往“僵尸”这一类货色中去找噱头，因为在这广大的喜剧项目中，尽可以发见新的材料。
钟馗送妹
近时文化部将从前所禁止的戏剧二十几种开禁，其中有《大劈棺》，《活捉王魁》等，还有全部钟馗，以及川剧《钟馗送妹》在内。这事很引起我的一番思索，特别是钟馗的戏，不知道是怎么做法，什么地方不好。我想这大概是迷信，因为全部鬼话，不但是一场出鬼而已。不知道这戏与小说《钟馗捉鬼传》有无相干，若是有的则全本鬼话连篇，难怪在解放初期要成问题了。
至于《钟馗送妹》，那大概是其中的一段落，带着喜剧色彩的吧？须发磔张，状貌可怕的钟馗，据说有一个俊俏的妹子，这配搭得很好，正如苏东坡之有苏小妹，有很好的文章可做。在绘画上确曾有过，看见《海上名人画稿》，内中曾经有过，记得是清溪樵子钱慧安所绘，小妹坐在车内，一鬼推着，钟馗花冠带剑，骑驴跟在后面，鬼挑着行李。这以后别无下文，但在笑话里另有后文，大约是在小妹出嫁后的事了。钟馗生日，妹差一鬼挑担送礼，一头是酒，一头是一个鬼捆做一团。外附一封信云：
酒一缸，鬼一个，送与哥哥做点剁。
哥哥若嫌礼物少，连挑担的是两个。
馗阅信毕，便命将两个鬼都送厨房，捆着的鬼对挑担的说道，“我是没有法子。你何苦挑这个担子！”这个笑话见于明朝人的书里，是故意编了来挖苦人的，但也可见钟馗已有妹子存在了。
利用神话来编喜剧，中国人民的智慧是很可佩服的，《闹天宫》之用玉皇大帝太上老君来陪衬一个毛猴；《天河配》之用西王母来陪衬一对牛女（耕织的男女），都是很大的对比。唯一的宗教剧《目连救母》，拉得很长，都滑稽化了，要紧的只剩得一场做收束。中国人是乐天明朗的民族，利用迷信做材料，却转变成很好的戏剧，看过去豁然都忘了，不让它留着，只当作游戏看去。昔东坡叫人说鬼，答说没得可说，他说“姑妄言之”。这是说鬼，也就是戏中出鬼的妙处。我疑心中国戏上出鬼，多是此意，鬼不显出鬼的可怕，神也不见神的可畏，这是中国戏的特点。
农历与渔历
人们习惯把我国的阴历叫作农历，其实如果真有农民所专用的那么一种历本的话，倒完全应该是现在所通行的阳历。因为大家知道，农民种田与气候的冷暖顶有关系，以节气为标准，而一年四季气候的变化乃是以太阳为依据的，因太阳和地面的远近而定出四时来，在这中间划分为二十四节气，这在阳历上都有差不多一定的日期，很是简便适用。
西洋历书上本来有春秋二“分”，冬夏二“至”的期日。把整年分为二十四节，这与古代的一年“七十二候”原来却是中国人民的智慧的创造，但比较起来前者要更切实得多，因为它补充了二“分”二“至”中间的空隙，将全年平均分配，因此更多实用的价值。二十四节气的分配既然以太阳为依据，所以日期几乎是一定的，有时相差也不过一日。以前见过歌诀有云：
公历节气真好算，一月两节不改变，
上半年来五廿一，下半年来七廿三。
简单好记，农民使用起来是最方便的，可是，世间有一种误解，以为二十四节气是阴历特有的东西，所以就把阴历称为农历了。有些新日历以及报纸上，特地把节气改成阴历的日子揭载出来，这是违反常识的。
中国农民过去一直依靠节气作为耕作的标准，因为节气表示四时气候的变化，是正确可信的，可是，这根源虽然出于太阳，而当时中国使用的乃是阴历，所以只好把这“一月两节不改变”的二十四节分配给阴历年，结果不但是有时一年两头春，闰月中只有一个节气（或者应当倒过来说，把一月中只有一个节气的月份定为闰月），尤其是一年内节气的日期纷乱不堪，如果不拿出历本来查，这些日子就永远没法子来记了。
据我的看法，阳历二十四节根据太阳关系算出，最为准确，日期又有一定，容易记忆，最适宜于农民使用，所以这应该称为农历才对，不必再去拉扯阴历出来。
我并不是说阴历可以取消，这也是古代文化遗产之一，在历书中是可以容许它占一席地的。阴历以月亮为依据，每月一度月圆，看了也觉得有意思。至今不问东西国家，这年月的“月”字推究下去还是与月亮分不开的。此外在生活上，月亮也并不是全无影响。有人说这与妇女孕育有关，因为对于医学妇科是外行，不知道怎么样，但是海潮与月亮的关系是不成问题的。小时候生长海边，习闻“初一十五子午潮”的成语；上海解放的那年，我在横滨桥头寄住，每天在小楼上看河水应时随潮涨落，常使我想起唐人的“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的两句诗来。
阴历现在对于我们住在城市的人没有多大用处了，但它在别一方面却有很大的作用，即是在海边生活的一群人，他们需要知道潮汛的时刻，准备躲避或是利用。从这一点来看，阴历实在乃是渔历，现今有人称它为农历，这是与事理不相符合的。
冬至九九歌
夏至冬至以后，皆有“九九”之说，计算寒暑的变化。不过夏天人家不大注意，让它一天天的过去就是了。冬天冷得难受，便要计较它，看它冷到怎样程度了。这情形在北方尤其突出。但北京的九九歌我找不着，姑且以苏州的为例，依照《清嘉录》里所载的录出如下：
一九二九，相唤勿出手。
三九廿七，篱头吹觱栗。
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
五九四十五，穷汉街头舞。
不要舞，不要舞，还有春寒四十五。
六九五十四，苍蝇躲屋次。
七九六十三，布衲两肩摊。
八九七十二，猫狗躺阴地。
九九八十一，穷汉受罪毕。
刚要伸脚眠，蚊虫虼蚤出。
这里应当有小小说明。“相唤勿出手”的“相唤”，似乎费解，难道互相呼唤要用手乱招的么？这“相唤”乃系古语，现在已不通行，见于《清嘉录》，可见本是吴语，但在宁波绍兴地方最近还是用着，直到近四十年遂归废弃了。这相唤的意思即是作揖。小说书中则称“唱喏”，盖当初见人作揖的时候，一面嘴里说一句什么话，或是叫一声，所以有此名称。有好古的人要写作“相欢”，实在无此必要。《老学庵笔记》说最初唱喏有声，后来不唱了，称曰“哑喏”。小说里有“唱肥喏”之说，那大约是指两臂作圈那一种拱揖式罢。
其次“八九”这一句里，用了一个替代字，写作“阴”字了，其实应读作去声的。此字本从三点水加一个“阿訇”的“訇”字，读作印。《世说新语》里说王家子弟作吴语，有这个字，意思是说凉而不寒，夏天就棋枰（大概是漆器）去靠肚皮，这一句最能表得出这种感觉。
苏州的这九九歌比别处都好，因为它最能代表穷汉的意思来。别本说，“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齐出”，只表出农家的事情，这里却说“穷汉受罪毕，刚要伸脚眠，蚊虫虼蚤出”。与上文的“不要舞，还有春寒四十五”相同，表示出穷人的困难。这里虽然显然经过文人的加工，但表同情于穷汉，可见原来的平民的色采，也仍然保留着很多的了。
墟集与庙会
程鹤西的《农业管窥》里有一节话，说农谚与气象和社会有关系的，觉得很有意思，抄录于下：
“如广西的谚语，一日东风三日雨，三日东风无米煮，和有些地方的，云往东，一场空，云往西，雨沥沥，则不但表现一些气象学上的事实，也还给我们看出一点的社会情形来。我们知道中国东南临海，而西北是大陆高原，所以东风时常挟湿气而俱来，再遇到北来冷气，结而成雨，所以每每东风是欲雨的先兆。至于何以三日东风就会连米也没得呢，因为广西好多地方是三日一墟，而有许多人家是在墟场上买米吃的，如果连日多雨，不好趁墟，无人卖米，自然有断炊之虞了。”
宋长白的《柳亭诗话》卷一有一则云：
“柳河东诗，青箸裹盐归洞客，绿荷包饭趁墟人。洞谓穴居，墟乃市集之所，非身历天南者，不能悉其风景。”
有人指出过：这里把“洞”训为“穴居”，是错误的，“洞”，在广西土语中乃指山峡中的平地，田宅均在其中，“归洞”，是回自己的村里。但由此可知趁墟之俗却是“古已有之”，盖即日中为市而有定期者。这在解放之后，习惯当已有变更，旧日农谚未必适用，俗语所谓“吃甜茶，说苦话”，“三日东风无米煮”的话，也成为过去的旧话了。
这一类趁墟或赶集的方法，各地多有存留，或称作“庙会”，于一定的庙宇中聚集，北京有名的东西庙会就是。现今东庙即隆福寺已改为人民商场，只剩下西城的白塔寺及护国寺两处，每逢三至六日在白塔寺，七日至二日在护国寺，是日游人云集，热闹如上海的城隍庙一样。但是这与普通墟集有一样不同的地方，即墟集大都是日用所需的杂物，而在这庙会上所有的却是百货，换句话说，“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在这里是不见的，这与广西的墟便大有不同，所以即使多日下雨，不能开庙会，也不会影响到煮不成饭的。
拂子和麈尾
中国有许多服用器物，古今异制，至今已几乎消灭了，幸亏在小说戏文里，保存着一点，留存下来还可认得，有如笏这东西，只有戏中尚可看到，此外则“朝笏糕干”，在乡下也还有这名称。又如拂子，俗称仙帚，是仙人和高僧所必携的物事，民间也尚有留存，当作赶苍蝇的东西。末了还有麈尾，除了“挥麈”当典故之外，没有人看见过是什么形状。《康熙字典》引《名苑》云：“鹿大者曰麈，群鹿随之，视麈尾所转而往，古之谈者挥焉。”照它的解释，似乎所挥的该是整个的尾，这乃是望文生义的解说，还不如陆佃《埤雅》里所说“其尾辟尘”之明白，虽然或仍未能将它的形状弄清楚。
《世说新语》有好几处讲起麈尾的地方，其一云：“王夷甫妙于谈玄，恒手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那末这是有“柄”的。又云：“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暮忘食。”那末这尾毛又是要脱落的。从这里看来，这麈尾未必是整个的尾巴，或是拂子似的东西，因为这无论如何用力挥舞，尾毛决不会掉下来，更何至满餐饭中呢？须得看它实物的照相，这疑问便立可解决。
中国本国似乎没有这东西了，但在日本正仓院里还有一两把，大约是唐朝以前的遗物。麈尾是掌扇似的东西，柄用白玉或是犀象牙角，上下两根横档，中间横列麈尾，形状像是一个蓖箕，可以拂尘，这就是“辟尘”说之所由起。照相里一把是完整的，一把是破了，麈尾大半脱落了，可以想见那主客所用的多少与这相像。
手捉麈尾谈玄，与拿拂子讲经，在现在说来别无多大关系，但把古人生活的一节弄清楚了，也还不是没有意思的事。
笔与筷子
中国筷子的起源，这同许多日用杂物的起源一样，大抵已不可考了，史称殷的纣王始造象箸，不过说他奢侈，开始用象牙做筷子，而不是开始用筷子。要说谁开始使用，那恐怕是燧人氏时代的人吧。为什么呢？因为上古“茹毛饮血”，还是吃生肉的时候，用不着文绉绉的使用什么食具。这一定知道用火了，烤熟煮熟的东西要分撕开来的时候，需要什么东西来做帮助，首先发明手指一般的叉，随后再进一步才是筷子。筷子为什么说是比叉要进步呢？叉像三个手指头拿东西，而筷子则是两个，手指愈少愈不好拿，使用起来也更需要更高明的技术了。
在用青铜器的时代，似乎还不使用筷子，因为后世发现青铜器，于钟鼎之外，还没有发见铜箸这类东西。那末这是什么时候起来的呢？这问题须得让考古学家来解决，我不过提出一个意见，觉得可能这与使用毛笔是同时发生的也未可知吧。强调由于食物之不同，粒食的吃饭与粉食的吃面包，未必能说明用筷子与用叉的必要，现在的世界上有许多实例证明这个不确。若用毛笔来作说明，似乎倒有几分可能。中国毛笔始于何时，也没有确说，但秦时蒙恬造笔，总是一说吧。毛笔的使用方法，与筷子可以相通，正如外国人用刀叉的手势，与用钢笔很是相像。举实例来说，朝鲜，日本，越南各国，过去能写汉字，固然由于汉文化之熏习，一部分也由于吃饭拿筷子的习惯，使他们容易拿笔，我想这是可能的。蒙恬造了毛笔，中国字体也由篆变隶，进了一大步，与甲骨文的粗细一致，大不相同。上面我说倒了一件事，似乎大家写字，从执笔学会了拿筷，事实上是不可能如此，正因为拿两枝独立的竹枝，学得操纵笔管的方法，因此应用到笔法上去的。世界上用筷子的大约只有汉民族，正如那样执笔的也只有这一民族吧。
牙刷的起源
《唱经堂水浒传》七十一回，是金圣叹假造的本子，说是施耐庵原本；有施氏自序一篇，也是他的假托。但里边有几句话，很有意思，可见在金圣叹的时候已是有的：“朝日初出，苍苍凉凉，裹巾帻，进盘餐，嚼杨木，诸事甫毕，起问可中，中已久矣。”这里的所谓“嚼杨木”，就是现在的刷牙漱口，大约是唐时的佛教习惯。由中国流传到日本，现在牙刷仍有“杨枝”之称，却把剔牙签叫做“小杨枝”了，在当初大概是兼有此用的。公元十世纪中源顺编纂《和名类聚抄》，引用《温室经》云：“凡澡浴之法，用七物，其六曰杨枝。”由此可见，“杨枝”之名其来已古了。但是这个名称显然是有错误的，正当的应当叫作“齿木”。唐朝义净法师在《南海寄归内法传》内有说明道：
“每日旦朝，须啮齿木，揩齿刮舌。务令如法，盥漱清净，方行敬礼。其齿木者，长十二指，短不减八指，大如小指。一头缓须熟嚼良久，净刷牙关，用罢擘破，屈而刮舌，或可大木破用，或可小条截为，近山庄者则柞条葛蔓为先，处平畴者乃楮桃槐柳随意，预收备拟，无令阙乏。少壮者任取嚼之，耆宿者乃椎头使碎。其木条以苦涩辛辣者为佳，嚼头成絮者为最，粗胡葈根极为精也。牙疼西国迥无，良为嚼其齿木，岂容不识齿木，名作杨枝。西国柳树全稀，译者辄传斯号，佛齿木树实非杨柳，那烂陀寺目自亲观，既不取信于他，闻者亦无劳致惑。”
照严格的宗教规矩来讲，这区别确实应当订正，但是在日本中国通俗用，杨枝杨木的名称，也就可以了吧。佛教法“过午不食”，所以要使口中不留残食，故有此习惯。金圣叹说“进盘餐”之后，才嚼杨木，深得此意。后世的刷牙漱口，只是为清洁，因了牙粉的发明，刷牙剔齿的器材亦因之改变了。就文献上记录看来，在三百年前即是明末清初，似乎木制牙刷还是存在（但也说不定只是文人弄笔，偶用故典罢了），但近六十年的记忆，就不甚明了。我记得刷牙的习惯还是在庚子的次年，进学堂时才学得的。这其时“齿木”的旧习大约已断，故而改称牙刷，纯从卫生上着眼，并无别的意思了。
澡豆与香皂
古时中国洗手，常用澡豆，在古书上看见，不晓得是什么东西，特别是在《世说新语》见到王敦吃澡豆的故事，尤为费解。《世说》卷下《纰漏篇》中云：
“王敦初尚主，如厕，见漆箱盛干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亦下果，食遂至尽。既还，婢擎金澡盘盛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着水中而饮之，谓是干饭。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这里说王敦有点像“刘姥姥进大观园”，或者过甚其词，也说不定。但可见六朝时候，一般民家已经不知澡豆了，大约在阔人家还是用着吧。不过说也奇怪，在唐朝的医书上却又看见，孙思邈的《千金要方》里载有澡豆的方子，用白芷，清木香，甘松香，藿香各二两，冬葵子，栝楼人各四两，零陵香二两，毕豆面三升，大豆黄面亦得，右八味捣筛，用如常法。看它多用香药，不是常人所用得起的。六朝时或者要简单的多，只是一种粉末，因为假如香料那末多，王敦恐怕也吃不下去了。这种洗面用豆面中国似乎失传了，但是流传在日本，至今称作“洗粉”，是化装品的一种。不过我们在《红楼梦》第三十八回，说大家吃螃蟹的地方，有这样的话：“又命小丫头们去取菊花叶儿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子，预备着洗手。”这显然是一种澡豆，可见在乾隆时还有人用，不过没有这名称罢了。
“香皂”之称亦已见于《红楼梦》。查《千金要方》卷六，列举别种洗面药方，其中已有用皂荚三挺，猪胰五具者，但仍用毕豆面一升，大约诸品和在一起，团成应用，则与北京自制“胰子”相同。三十年前店家招牌，有书“引见鹅胰”者，盖是此物，当时算作上等品物。记得一笔记，记南宋事，皇帝居丧，特别用白木制御座椅子，有人入朝看见，疑为白檀所雕，宫人笑曰，丞相说近日宫中用胭脂皂荚太多，尚有烦言，怎么敢用白檀雕椅子呢？其时皇宫里尚不用“胰子”，却用皂荚，亦是奇事。这大概是南北习惯之不同，北方用猪（鹅）胰，所以俗称“胰子”，香皂亦称“香胰子”。南方习用皂荚，小时候尚看见过，长的用盐卤浸，捣烂使用。一种圆的，整个浸盐卤中，所以通称“肥皂”。但澡豆一名则早已忘记了。
踏桨船
《漫画》九十三期上登载有五个画家的旅行纪事，题曰“野草闲花”，因为系浙东的事情，所以看了很有兴趣，特别是那一张“手足之情”，画宁波的手摇水车与绍兴的脚划船，不独上海人觉得奇怪，想来也实在特殊，尤其用脚踏桨。但是漫画上却弄错了，画作一个人踏着两枝桨，空着两只手，并不拿着一张划楫，使得船不能左右进行，这是不合事理的。桨这东西有使船推进的力量，没有别的用处，所以必须画作两脚踏一支桨（在船的右边），另外手里还须拿着一支楫才行，也才能使船进退自如。
这种踏桨船，据欧阳昱的《见闻琐录》里说，是始于中州周沐润，在太平天国时代，从常熟日往上海报米价。“其船长仅丈余，广仅三尺余，篷高二尺余，内仅可卧二人，不能坐，坐即欹侧，驾船者在船头亦卧下，用两脚踏棹行，棹长约七八尺，一踏即行二三丈，昼夜可行二百数十里。”这船在绍兴是“古已有之”，周沐润是李越缦的朋友，久居绍兴，知道这船，到常熟做知县时便利用它的便利，乃用以报知米价罢了。陈昼卿勤余诗存中一诗咏踏桨船，注云：“船长丈许，广三尺，坐卧容一身，一人坐船尾，以足踏桨行如飞，向唯越人用以狎潮渡江，今江淮人并用之，以代急足。”时为咸丰辛酉，正是太平天国时期，陈君是山阴人，故所述船的形状不误。欧阳君盖江西人，所说似出传闻，难免有错误。
徐珂在《可言》中记杜山次话，江伯训权知山阴时，以事赴乡，辄棹划舟往，划舟小如叶，舟子坐舟尾，以足推桨使进，乘者可坐卧，不可立。说的也是这种脚踏船，但名称误作“划船”了，划船乃是只用楫划的，大抵无篷，不堪远行。江伯训权知山阴，盖前清宣统年间事，江为人甚奇，说他为官清正，可是不廉，所以有“长手包龙图”之称。他要钱决不在会引起民愤的事情上去弄，只在富家的民事案件上去取，正是他的巧妙。他坐脚踏船下乡，也是很妙的事情，这第一是表示不扰民，带去一个书办而已。外乡人要坐这样船，非有决心不可，因为它是很危险的，容易出风险，他能坐得这船，可见是不怕冒险的。
泥孩儿
从前在什么书上，看见德国须勒格尔博士说，东亚的人形玩具始于荷兰的输入，心里不大相信，虽然近世的“洋娃娃”这句话似乎可以给它作一个证明。本来这人形玩具的起源当在上古时代，各国都能自然发生，如埃及希腊罗马的古坟据说都发见过牙雕或土制的偶人，大抵是在儿童的坟里，所以知道是玩具的性质，另外有殉葬的一种，用以替代活人，那是所谓“俑”了。由是可知，这种玩具的偶人的起源不可能有一定的地方，应是各地自由发展。可是它又很容易感受外来的影响，现时的洋娃娃服装相貌还没有和老百姓一样，宋代曾通称摩侯罗或磨喝乐，也是外来语，大概与佛教有关系，虽然还没有考究出它的来源。这在《老学庵笔记》中称作“泥孩儿”，当是指泥制的孩儿那一种，但别处又见有“帛新妇子”与“磁新妇子”的名称，可见也有一种“美人儿”，比现代的洋娃娃式样更多了。小时候在乡下买“烂泥菩萨”玩耍，有状元；有“一团和气”；还有妇女，通称“老”，即指“堕民”中的女人，因为她们在前朝是贱民，规定世世给平民服役，女人都还穿的古装束，青衣裙青背心，发梳作高髻称“朝前髻”（平民妇女唯居丧时梳此髻）。土偶作古装，无人能识，所以认错了。现在想起束，这种“老”的烂泥菩萨，着实可以珍重保存，只可惜现今恐怕已经找不到了。
中国历代的“俑”，自六朝至唐，尚留存不少，很可以供给画家和排演电影的人作参考，人形玩具如能保留，亦可有不小用处。但玩具殉葬到底是绝少数，平常玩耍过后全部毁弃，古时玩具无由得见。这不但是实物难得，便是文字纪录，也极不易找，盖由中国文人太是正经，受儒教思想的束缚，对于生活细节，怕涉烦琐，不敢下笔的缘故。汉人在《潜夫论》中有云：“或作泥车瓦狗诸戏弄之具，以巧诈小儿，皆无益也。”可以代表士大夫的玩具观。我们从佛经中看来，印度就要好得多多。如在《大智度论》中说：“人有一子，喜不净中戏，聚土为谷，以草木为鸟兽，而生爱着，人有夺者，嗔恚啼哭，其父知已，此子今虽爱着，此事易离耳，小大自休。”末句轻轻四字，是多么有理解的话。又《六度集经》中记须大拿王子将二子布施给人，王妃悲叹，“今儿戏具，泥象泥牛，泥马泥猪，杂巧诸物，纵横于地，睹之心感。”也说的很有人情。为了儿童的福利，应该发展玩具制作，特别是人形玩具这一部门。古来的“泥孩儿”，“美人儿”，都能有新的发展，此外泥车瓦狗，泥马泥猪，也是必要的，这应与新文明的玩具并重，不可落后，因为这些固然是旧的，但正是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事物。本来想谈谈玩具的事情，却不料只说得偶人这一方面，所以题目也就用了宋人所说的泥孩儿，虽然这一个字不大能够包括人形玩具的全部。
不倒翁
不倒翁是很好的一种玩具，不知道为什么在中国不很发达。这物事在唐朝就有，用作劝酒的东西。名为“酒胡子”，大约是做为胡人的样子，唐朝是诸民族混合的时代，所以或者很滑稽的表现也说不定。三十年前曾在北京古董店看到一个陶俑，有北朝的一个胡奴像，坐在地上弹琵琶，同生人一样大小。这是一个例子，可见在六朝以后，胡人是家庭中常见的。这酒胡子有多么大，现在不知道了，也不知道怎样用法，我们只从元微之的诗里，可以约略晓得罢了：“遣闷多凭酒，公心只仰胡，挺身惟直指，无意独欺愚。”这办法传到宋朝，《墨庄漫录》记之曰：“饮席刻木为人而锐其下，置之盘中左右欹侧，僛僛然如舞状，力尽乃倒，视其传筹所至，酹之以杯，谓之劝酒胡。”这劝酒胡是终于跌倒的—不过一时不容易倒—所以与后来的做法不尽相同；但于跌倒之前要利用它的重心，左右欹侧，这又同后来是相近的了。做成“不倒翁”以后，辈分是长了，可是似乎代表圆滑取巧的作风，它不给人以好印象，到后来与儿童也渐益疏远了。名称改为“扳不倒”，方言叫做“勃弗倒”，勃字写作正反两个“或”字在一起，难写得很，也很难有铅字，所以从略。
不倒翁在日本的时运要好得多了。当初名叫“起来的小和尚”，就很好玩。在日本狂言里便已说及，“狂言”系是一种小喜剧，盛行于十二三世纪，与中国南宋相当。后来通称“达摩”，因画作粗眉大眼，身穿绯衣，兜住了两脚，正是“面壁九年”的光景。这位达摩大师来至中国，建立禅宗，在思想史上确有重大关系，但与一般民众和妇孺，却没有什么情分。在日本，一说及达摩，真是人人皆知，草木虫鱼都有以他为名的，有形似的达摩船，女人有达摩髻，从背上脱去外套叫做“剥达摩”！眼睛光溜溜的达摩，又是儿童多么热爱的玩具呀！达摩的“趺跏而坐”的坐法，特别也与日本相近，要换别的东西上去很容易，这又使“达摩”变化成多样的模型。从达摩一变而成“女达摩”，这仿佛是从“女菩萨”化出来的，又从女达摩一变而化作儿童，便是很顺当的事情了。名称虽是“达摩”，男的女的都可以有，随后变成儿童，就是这个缘故。日本东北地方寒冷，冬天多用草囤安放小孩，形式略同“猫狗窝”相似，小孩坐在里边，很是温暖；尝见鹤冈地方制作这一种“不倒翁”，下半部是土制的，上半部小孩的脸同衣服，系用洋娃娃的材料制成。这倒很有一种地方色彩。
不倒翁本来是上好的发明，就只是没有充分的利用，中国人随后“垂脚而坐”的风气，也不大好用它。但是，这总值得考虑，怎样来重新使用这个发明，丰富我们玩具的遗产；问题只须离开成人，不再从左右摇摆去着想，只当他作小孩子看待，一定会得看出新的美来的吧。
糯米食
在《文汇报》上看到这一节纪事：“视察过鲁迅先生故乡绍兴的作家艾芜说，由于制酒等原因，绍兴从来就是缺粮的地方，平均每年总有三四个月的粮食要由外地支援。但是，现在绍兴已变为余粮县。”这关于故乡的好消息，是值得欢迎的。但是这里有一点误解，说缺粮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做酒，是不正确的，须有说明之必要，因为绍兴酒是用糯米做的。
我们小时候所常唱的歌谣里，有两句是绍兴人拿来讥笑醉人的话，说的很得要领，其词曰：老酒糯米做，吃得变nyonyo。这末了的字我用了罗马字，因为实在写不出，写了也没有铅字。这字从双口，底下一个典韦的典字，收在《康熙字典》的补遗里，注云“呼豕声”。这倒有点对的，但云尼迈切，与绍兴音读作尼荷切者迥不相同。绍兴话猪罗称为“nyo猪”，nyonyo者亲爱之称也。意思酒醉的人沉醉打呼，与猪无甚区别。由此看来，老酒之用糯米所做，已无问题，从个人幼年经验说来，还曾分得做酒用的糯米团饭吃过，不过老实说来并不高明，因为糯米不甚精白，没有粽子那么好吃。至于本为做酒的团饭，为什么拿来闲吃的呢，那在当时没有问明，所以不知道了。
这里我还知道一件事实，原来那些做酒的糯米，分量着实不少，也并不是绍兴本地的出产，全是外地来的。这件事我从一个过去多年在江南这一带做地方官的朋友听来，他即使别的话靠不住，在这一点上是不会说诳的。据说做老酒的那种原料，悉由江苏溧阳运去，抗战后供应中断，影响出产。古语有云：“鲁酒薄而邯郸围。”现在岂不是这话的反证么？
不过老实说来，这糯米做的老酒并不怎么引起我的乡思来，令人怀念的却是普通有的糯米食。北方点心主要是面食，南方则是米食，特别是糯米。粽子不必说了，汤团也罢，麻糍也罢，用的都是糯米粉，还有糕团铺大宗物品，也是如此。这项消耗大约也并不少，仅次于做酒吧，它的供应恐怕也依靠邻省，因为绍兴我不听说什么地方出产，走过的地方也不曾看见种有糯米，说来惭愧，实在糯米只是在米店见到过，还不见过整株的糯稻呢！满口吃着粽子，却还不知做粽子的米是怎样的，这实在是城里人的一种耻辱。
茶汤
我们看古人的作品，对于他们思想感情，大抵都可了解，因为虽然有年代间隔，那些知识分子的意见总还可想像得到；唯独讲到他们的生活，我们便大部分不知道，无从想像了。我们看宋朝人的亲笔书简，仿佛觉得相隔不及百年，但事实上有近千年的历史，这其间生活情形发生变动，有些事缺了记载，便无从稽考了。最显著的事例如吃食。从前章太炎先生批评考古学家，他们考了一天星斗，我问他汉朝人吃饭是怎样的，他们能说出么？这当然是困难的事，汉朝人的吃食方法无法可考，但是宋朝，因为在历史博物馆有老百姓家里的一张板桌，一把一字椅，曾经在巨鹿出土，保存在那里，我们可以知道是用桌椅的了；又有些家用碗碟，可以推想食桌的情形。但是吃些什么呢？查书去无书可查，一般笔记因为记录日常杂事嫌它烦琐，所以记的极少，往往有些食品到底不知是怎样的，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恨。现在我们收小范围，只就一两件事，与现今可以发生联系的，来谈一下吧。
《水浒传》里的王婆开着茶坊，但是看她不大卖泡茶，她请西门庆喝的有“梅汤”，和不知是什么的“和合汤”，看下文西门庆说：“放甜些”，可知是甜的东西，末了点两盏“姜汤”了。后来她招待武大娘子，“浓浓地点道茶，撒上些白松子胡桃肉”，那末也不是清茶了，却是一种好喝的什么汤了。这里恰好叫我想起北京市上的所谓“茶汤”了。这乃是一种什么面粉，加糖和水调了，再加开水滚了吃，仿佛是藕粉模样，小孩们很喜欢喝。此外有“杏仁茶”和“牛骨髓茶”，也与这相像，不过那是别有名堂，不是混称茶汤了。我看见这种“茶汤”，才想到王婆撒上些白松子胡桃肉的，大约是这一类的茶了。茶叶虽然起于六朝，唐人已很爱喝，但这还是一种奢侈品，不曾通行民间，我看《水浒传》没有写到吃茶或用茶招待人的，不过沿用茶这名称指那些饮料而已。
据这个例子，假如笔记上多记这些烦琐的事物，我们还可根据了与现有的风俗比较，说不定能够明白一点过去。现在的材料只有小说，而小说顶古旧也不能过宋朝，那末对于汉朝的吃食，没有方法去知道的了。
南北的点心
中国地大物博，风俗与土产随地各有不同，因为一直缺少人纪录，有许多值得也是应该知道的事物，我们至今不能知道清楚，特别是关于衣食住的事项。我这里只就点心这个题目，依据浅陋所知，来说几句话，希望抛砖引玉，有旅行既广，游历又多的同志们，从各方面来报道出来，对于爱乡爱国的教育，或者也不无小补吧。
我是浙江东部人，可是在北京住了将近四十年，因此南腔北调，对于南北情形都知道一点，却没有深厚的了解。据我的观察来说，中国南北两路的点心，根本性质上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简单的下一句断语，北方的点心是常食的性质，南方的则是闲食。我们只看北京人家做饺子馄饨面总是十分茁实，馅决不考究；面用芝麻酱拌，最好也只是炸酱；馒头全是实心。本来是代饭用的，只要吃饱就好，所以并不求精。若是回过来走到东安市场，往五芳斋去叫了来吃，尽管是同样名称，做法便大不一样，别说蟹黄包子，鸡肉馄饨，就是一碗三鲜汤面，也是精细鲜美的，可是有一层，这决不可能吃饱当饭，一则因为价钱比较贵，二则昔时无此习惯。抗战以后上海也有阳春面，可以当饭了，但那是新时代的产物，在老辈看来，是不大可以为训的。我母亲如果在世，已有一百岁了，她生前便是绝对不承认点心可以当饭的，有时生点小毛病，不喜吃大米饭，随叫家里做点馄饨或面来充饥，即使一天里仍然吃过三回，她却总说今天胃口不开，因为吃不下饭去，因此可以证明那馄饨和面都不能算是饭。这种论断，虽然有点儿近于武断，但也可以说是有客观的佐证，因为南方的点心是闲食，做法也是趋于精细鲜美，不取茁实一路的。上文五芳斋固然是很好的例子，我还可以再举出南方做烙饼的方法来，更为具体，也有意思。我们故乡是在钱塘江的东岸，那里不常吃面食，可是有烙饼这物事。这里要注意的，是烙不读作老字音，乃是“洛”字入声，又名为山东饼，这证明原来是模仿大饼而作的，但是烙法却大不相同了。乡间卖馄饨面和馒头都分别有专门的店铺，唯独这烙饼只有摊，而且也不是每天都有，这要等待那里有社戏，才有几个摆在戏台附近，供看戏的人买吃，价格是每个制钱三文，计油条价二文，葱酱和饼只要一文罢了。做法是先将原本两折的油条扯开，改作三折，在熬盘上烤焦，同时在预先做好的直径约二寸，厚约一分的圆饼上，满搽红酱和辣酱，撒上葱花，卷在油条外面，再烤一下，就做成了。它的特色是油条加葱酱烤过，香辣好吃，那所谓饼只是包裹油条的东西，乃是客而非主，拿来与北方原来的大饼相比，厚大如茶盘，卷上黄酱大葱，大嚼一张，可供一饱，这里便显出很大的不同来了。
上边所说的点心偏于面食一方面，这在北方本来不算是闲食吧。此外还有一类干点心，北京称为饽饽，这才当作闲食，大概与南方则无什么差别。但是这里也有一点不同，据我的考察，北方的点心历史古，南方的历史新，古者可能还有唐宋遗制，新的只是明朝中叶吧。点心铺招牌上有常用的两句话，我想借来用在这里，似乎也还适当，北方可以称为“官礼茶食”，南方则是“嘉湖细点”。
我们这里且来作一点烦琐的考证，可以多少明白这时代的先后。查清顾张思的《土风录》卷六，点心条下云：“小食曰点心，见吴曾《漫录》。唐郑傪为江淮留后，家人备夫人晨馔，夫人谓其弟曰：‘治妆未毕，我未及餐，尔且可点心。’俄而女仆请备夫人点心，傪诟曰：‘适已点心，今何得又请！’”由此可知点心古时即是晨馔。同书又引周辉《北辕录》云：“洗漱冠栉毕，点心已至。”后文说明点心中馒头馄饨包子等，可知是说的水点心，在唐朝已有此名了。茶食一名，据《土风录》云：“干点心曰茶食，见宇文懋昭《金志》：‘婿先期拜门，以酒馔往，酒三行，进大软脂小软脂，如中国寒具，又进蜜糕，人各一盘，曰茶食。’《北辕录》云：金国宴南使，未行酒，先设茶筵，进茶一盏，谓之茶食。”茶食是喝茶时所吃的，与小食不同，大软脂，大抵有如蜜麻花，蜜糕则明系蜜饯之类了。从文献上看来，点心与茶食两者原有区别，性质也就不同，但是后来早已混同了，本文中也就混用，那招牌上的话也只是利用现代文句，茶食与细点作同意语看，用不着再分析了。
我初到北京来的时候，随便在饽饽铺买点东西吃，觉得不大满意，曾经埋怨过这个古都市，积聚了千年以上的文化历史，怎么没有做出些好吃的点心来。老实说，北京的大八件小八件，尽管名称不同，吃起来不免单调，正和五芳斋的前例一样，东安市场内的稻香春所做南式茶食，并不齐备，但比起来也显得花样要多些了。过去时代，皇帝向在京里，他的享受当然是很豪华的，却也并不曾创造出什么来，北海公园内旧有“仿膳”，是前清膳房的做法，所做小点心，看来也是平常，只是做得小巧一点而已。南方茶食中有些东西，是小时候熟悉的，在北京都没有，也就感觉不满足，例如糖类的酥糖，麻片糖，寸金糖，片类的云片糕，椒桃片，松仁片，软糕类的松子糕，枣子糕，蜜仁糕，桔红糕等。此外有缠类，如松仁缠，栳桃缠，乃是在干果上包糖，算是上品茶食，其实倒并不怎么好吃。南北点心粗细不同，我早已注意到了，但这是怎么一个系统，为什么有这差异？那我也没有法子去查考，因为孤陋寡闻，而且关于点心的文献，实在也不知道有什么书籍。但是事有凑巧，不记得是那一年，或者什么原因了，总之见到几件北京的旧式点心，平常不大碰见，样式有点别致的，这使我忽然大悟，心想这岂不是在故乡见惯的“官礼茶食”么？故乡旧式结婚后，照例要给亲戚本家分“喜果”，一种是干果，计核桃，枣子，松子，榛子，讲究的加荔枝，桂圆。又一种是干点心，记不清它的名字。查范寅《越谚》饮食门下，记有金枣和珑缠豆两种，此外我还记得有佛手酥，菊花酥和蛋黄酥等三种。这种东西，平时不易销，店铺里也不常备，要结婚人家订购才有，样子虽然不差，但材料不大考究，即使是可以吃得的佛手酥，也总不及红绫饼或梁湖月饼，所以喜果送来，只供小孩们胡乱吃一阵，大人是不去染指的。可是这类喜果却大抵与北京的一样，而且结婚时节非得使用不可。云片糕等虽是比较要好，却是决不使用的。这是什么理由？这一类点心是中国旧有的，历代相承，使用于结婚仪式。一方面时势转变，点心上发生了新品种，然而一切仪式都是守旧的，不轻易容许改变，因此即使是送人的喜果，也有一定的规矩，要定做现今市上不通行了的物品来使用。同是一类茶食，在甲地尚在通行，在乙地已出了新的品种，只留着用于“官礼”，这便是南北点心情形不同的缘因了。
上文只说得“官礼茶食”，是旧式的点心，至今流传于北方。至于南方点心的来源，那还得另行说明。“嘉湖细点”这四个字，本是招牌和仿单上的口头禅，现在正好借用过来，说明细点的来源。因为据我的了解，那时期当为前明中叶，而地点则是东吴西浙，嘉兴湖州正是代表地方。我没有文书上的资料，来证明那时吴中饮食丰盛奢华的情形，但以近代苏州饮食风糜南方的事情来作比，这里有点类似。明朝自永乐以来，政府虽是设在北京，但文化中心一直还是在江南一带。那里官绅富豪生活奢侈，茶食一类就发达起来。就是水点心，在北方作为常食的，也改作得特别精美，成为以赏味为目的的闲食了。这南北两样的区别，在点心上存在得很久，这里固然有风俗习惯的关系，一时不易改变；但在“百花齐放”的今日，这至少该得有一种进展了吧。其实这区别不在于质而只是量的问题，换一句话即是做法的一点不同而已。我们前面说过，家庭的鸡蛋炸酱面与五芳斋的三鲜汤面，固然是一例。此外则有大块粗制的窝窝头，与“仿膳”的一碟十个的小窝窝头，也正是一样的变化。北京市上有一种爱窝窝，以江米煮饭捣烂（即是糍粑）为皮，中裹糖馅，如元宵大小。李光庭在《乡言解颐》中说明它的起源云：相传明世中宫有嗜之者，因名曰御爱窝窝，今但曰爱而已。这里便是一个例证，在明清两朝里，窝窝头一件食品，便发生了两个变化了。本来常食闲食，都有一定习惯，不易轻轻更变，在各处都一样是闲食的干点心则无妨改良一点做法，做得比较精美，在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现在，这也未始不是切合实际的事情吧。国内各地方，都富有不少有特色的点心，就只因为地域所限，外边人不能知道，我希望将来不但有人多多报道，而且还同土产果品一样，陆续输到外边来，增加人民的口福。
桃子
植物中间说到桃树，似乎谁都喜欢。第一便记起《诗经》里的“桃之夭夭”，一直到后来滑稽化了，作为逃走的一种说法。《诗经》里原来说，“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又云“其叶蓁蓁”，末了云“有蒉其实”，可见花叶实都说到的，但后来似乎只着重在结的桃子了。
在果子中间，最为人所喜欢的，只有这桃子，我们只看小孩儿和猴子，在图画里都是捧着一个桃子，却不是什么苹果和梨，这就可以知道了。讲到桃子的味道，的确似在百果之上，别的不说，它有特别一种鲜味，是他种果品所没有的。水蜜桃在桃类不算顶好，因为那种甜美还是平常。记得小的时候吃过什么夏白桃，大个白里带红，它特别有一种爽口的鲜甜味，是桃子所特有的，这令我至今不能忘记。还有一种扁形的，乡下叫它做蟠桃，也有特殊的风味。说到蟠桃，不知那种传说是怎么来的，说九千年结实，吃了可以长生不老，但也可见古人对于桃子的重看了。
陶渊明作《桃花源记》，虽说实有其地，历叙年代地方，但后世的人读了，仿佛有一股仙气。他写景色，“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特别的出力，也是讲桃花的，盖非偶然。
蝙蝠和猫头鹰
一
有些生物因为天生相貌不好，被人嫌恶，往往遇见无妄之灾，虽然它本性本来是很好的，或者还于人类有益。在这些中间，最好的例子便是蝙蝠。
蝙蝠过去在中国有很好的幸运，可是近来却转了恶运了。因为它的名字与“福”字同音的关系，所以用作吉祥的象征，图案上多画五只蝙蝠，取“五福”的意思，这是除了龟鹤以外，为生物稀有的光荣。但是自从《伊索寓言》进入了中国以后，它的名誉便变坏了。西洋传说，鸟兽之间开战的时候，它左右推托，说有毛不是鸟，能飞不是兽，两边都不参加，成为典型的骑墙派。从蝙蝠的形态来说，这故事说得很巧妙，可是如要当作事实，这却是不确实的。蝙蝠的相貌虽是难看，但是这譬喻却未免有损它的名誉；正如寓言里的《蝉与蚂蚁》说蝉的懒惰一样，这与中国诗人说它“高洁”，都是不讲事实的一面之词罢了。
同时蝙蝠又有“仙鼠”的异名，俗说乃是老鼠偷油（一说偷盐）吃了所化，所以在最近更遇见了一件意想不到的厄运，便是有些人把它算在“四害”之内，当做变相老鼠看待，看见一个打一个。小孩子本来好打蝙蝠，在黄昏时候蝙蝠出现，到处纷飞，吃食飞虫，便多用柔软的枝条呼呼的向空中挥舞，蝙蝠的肉翅稍为触着，即受伤坠落。
其实蝙蝠并不是老鼠一类，更不是它变化出来的，而且现在要讲除四害，更非保护它不可，因为蝙蝠是益兽，专门吃各种虫豸的，它食量又非常大，张着嘴飞舞着，不知道飞一转要吃下多少蚊子苍蝇去。自然它如在北京上海，没有蝇蚊的城市，也没有多少用处，但在别处地方还是有益的。说应当保护，也没有多少什么别的麻烦，只要把它看作燕子一样的东西，任其飞来飞去便好了。
二
还有一种别的生物，为人所误解，情形比蝙蝠更为严重，这便是猫头鹰。第一因为它样子难看，叫声不好听，受到人家的厌恶。它因夜间出来的缘故，所以眼睛有一种特别的构造，眼珠大了，头也不能不加大，这是所以成为“猫头”的原因。秃鹫大鹰，尽管有不好看的嘴脸，但这猫脸的鸟总要算第一难看了。它的叫声也有多样，都不讨人喜欢，有一种叫法，宛如叫“掘汪掘汪”似的，从前有些乡下人觉得它是叫“掘坑”，准备下葬，因此听它叫声，便疑是不祥之兆。这只是出于迷信，倒也罢了，迷信一旦解除，就没有事了。
第二是起于古来传说的。这便是说猫头鹰是不孝鸟，它大了要吃母亲；而且学者更加附会，说枭首示众的字即取枭字的本义。这里便把文字说错了，枭首的本字乃是州縣的縣字的左半，篆文是“首”字倒写，枭鸟的字实只是同音借用，这是文字上的证据。再说生物学上的证据，猫头鹰专吃麻雀老鼠等小动物，它的习势是囫囵整个吞下去的，到胃里消化了之后，再把毛骨等作团吐了出来，因此它是不会得啄食的。所以猫头鹰如要食母，必须把老猫头鹰整个吞下肚去才行，这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事，许多年前，在乡下住家，得到一只小猫头鹰，关在笼里加以豢养，当时因为不知道它的习性，是要吞吃皮骨的，而且也没法子去捉这些老鼠来喂它，只好买猪肉给它吃，结果却叫它害脚气病而死了。这是我自己的经验，经过实验来的，所以觉得很是可靠。
上文专为猫头鹰辟谣，这里还要给它说些好话，因为它是不折不扣的益鸟，是人类的朋友。有一个德国的博物学者，曾经检查过猫头鹰所吐出的七百零六个毛团里，查出有二千五百二十五个大鼠，鼷鼠，田鼠，臭老鼠和蝙蝠的残骨，此外只有二十二个小鸟的屑片，大抵还是麻雀。一个人如捕杀二千五百个老鼠，够得上称为捕鼠能手了，这里猫头鹰却默默的做了，岂不更可佩服么？我们在城市住的人，难得遇见猫头鹰的机会，但愿乡村住民加以保护，记住它是益鸟，不加以迫害，那就好了。
麟凤龟龙
麟凤龟龙，自昔称为四灵，算作祥瑞。其中只有乌龟还是存在，蠢然一物，看不出什么灵气。麒麟这东西见于“西狩获麟”的历史，可见事实上有过这种动物，而且望文生义的解说下去，可以说它是“鹿”之一种，那么日本动物学者称“长颈鹿”为麒麟，似乎有了根据了。麟的出现虽是祥瑞，但它本身并没有怪异的成分，那么它也只是像赤鸟白鹿之类，稀见难得罢了。长颈鹿现在产于非洲，这一类动物的化石在我国曾有发见，其历史也相当古老。
凤凰是什么鸟，现在不容易解决。凤字古文就是“朋”字，系是象形，象它羽毛丰盛之貌。《山海经》上也只说：“丹穴山鸟状如鹤，五采而文，名曰凤”，无非说它毛色好看而已，也没有什么神异。它大约是一种羽毛非常艳丽的鸟类，有如孔雀之属，因为不容易看见，所以后人更锦上添花的加以形容。其中有两样乃系外来影响，不可不加区别。其一是《西游记》里的大鹏鸟，鹏字虽可作为凤之别体，但释迦如来的大鹏乃是佛经“金翅鸟”的变相。其二是依据西洋古代的传说，有这么一种神鸟，它生活五百年，随后自己收集香木焚身，再从灰烬中产生出一只小鸟来。这鸟一点都无与凤凰共同之处，只因名为福尼克斯，被人拿与凤凰的典故接连，故有“凤凰转身”的颂歌，也有人的名字由小凤改成“新凤”。说也奇怪，四灵的传说虽然早已没有势力，但这龙与麟凤的字面却一直通用着，还多于姓名方面；这里除掉龟字，它在南宋总还有的，如陆放翁自称龟堂，所以世传自元朝起开始忌讳，或者是的。
现在还有一条龙，须要研究，这事或者比较麻烦也未可知，因为它的性质复杂，有两个来源。其一它也是实有的，古代有过记载，这乃是一种爬虫类动物。《左传》：晋史臣蔡墨回答魏献子说，古代的人有懂得豢龙的，夏朝孔甲时代有龙四条，雌雄各二，有刘累学得养龙的方法，由他照管。后来一条雌龙死了，刘累腌了送给孔甲去吃，很是好吃，要叫刘累去找，他怕找不到，所以逃了去了。这样看来，可以知道它并不神异，只是很难得的一种动物罢了。其次说它是神物，会得兴云下雨，因此有龙王爷的信仰。这是本国的。到了唐朝受了佛教影响，龙王也从原来的“畜生道”升为天上，又加添了龙女，是理想的女人，加以描写，以后把龙宫的内容写成天堂了。其实龙的本相乃是大蛇，佛经说它不脱三苦，说它睡时现形为蛇，又说虽食百味，末后一口化为虾蟆，这是说得很巧妙的。
四灵之中，麟凤龟三者都没有神化，唯独龙有这样的幸运，这是很奇怪的。一条爬虫有着牛头似的一个头，事实上是不可能，但经过艺术化，把怪异与美结合在一起，比单雕塑一个牛马的头更好看，是难得的事情。图画上的水墨龙也很好看，所以龙在美术上的生命，比那四灵之三要长得多多了。
乌鸦与鹦鹉
古人观察事物，常有粗枝大叶的地方，往往留下错误，这样地方后人当纠察补正，不宜随和敷衍，继承下去。举一个例，如自然物之伦理化便是。
第一是自然中之无生物，不过近似譬喻罢了，也还没有什么，如《老子》中说，“疾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第二是生物，这便很成为问题，因为人类的伦理关系不是生物界所有的。最显著的两个例，是羔羊跪乳，与乌鸦反哺。这两句话已经成了口头禅，常听见人说，其实却是错误的，因为与事实不符。我们的确看见，小羊吃奶的时候把两只腿折了跪下来，但是这里跪的意义很不相同。即是人们把跪拜看作很严重的事，乃是人类历史上的近事，羔羊是不会有这种观念的，所以它的折腿完全为的自己的方便，不关道德事的。还有那乌鸦，窠在高树上，很难看得清楚，但是燕子在人家檐下或是堂前做窠，可以看得明白，母燕衔了虫类回窠的时候，小燕子都昂着头，张着嘴，等候哺食，有时小燕的嘴便直伸入母燕的口中去，在头脑混沌的书生见了，可能把它们的关系颠倒了，认为小燕是在反哺哩。生物的生活规则是为谋种族生存，以求得个体的生存为本，所以在人类以外的动物社会里，伦理第一原则是“子为母纲”，到得知道父母子女相互的关系，规定两方面有互相供养的义务，那是人类特有的伦理，在羊和乌鸦之间是还未曾发见的。
还有，以为动物与人类有同样的理智，所以有同样的技能，这也是错误的。语言是人所特有的一种技能，如今说动物也有，便是幻想，如猩猩及鹦鹉等是。动物园里的黑猩猩虽然能吃大菜，抽雪茄烟种种技艺，却不能说话，这有事实证明。鹦鹉和八哥能够模仿人的说话，这是事实，但它也是模仿为止，不能了解它的意义，来和人对话。中国笔记和小说里说它们懂人讲话，同人一个样子，那是没有根据的。唐人宫怨诗云：“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今人题画，五色鹦鹉上题句云：“汝好说是非，有话不在汝前头说。”都是不合事实。但唐朝人做诗尚可，若作普通道理，则讲不过去，画也只能当作讽刺画看。
蛇
人因为很厌恶蛇，所以忌讳说它，称之曰长虫。这有如唐宋人说老虎，改称它作大虫。本来是由于唐朝的避讳，但宋朝以后的小说上也都沿用，这个理由以色列人有很好的说明，便是夏娃的走出乐园，由于她听了蛇的话，吃了“智慧的果实”，睁开了眼睛，知道自己是裸体，因此上帝罚那蛇永远与女人成了仇敌，而且用肚皮走路，便是从此成为爬虫了。据他们所说看来，那末蛇在被罚以前，不是那个情状了。究竟是如何样子？《圣经》上没有说。据我的推测，在有人类以来，蛇的尊容可能一直没有多少变化，它之令人厌恶，大约由于它的来源的久远。现存生物中来源久远的，有乌龟与鳄鱼，虽然两者性情不同，那一副古老的相貌着实令人不能亲近。蛇没有那末古老，但是它也是那一路，先天的引起人的反感。这自然也因为有的有毒，若都像壁虎一样，不会咬人，我们也会用手抓它，并不避忌了。
可是我们对于长虫，一面嫌忌，一面也很感到趣味，这是很特别的。我们一查典故书，关于“蛇”这一门，记载特别丰富，有些真的有毒的蝮蛇，已经够新鲜了，什么“灰蝮”，“狗屎蝮”，“雉鸡蝮”，都很毒的。有些不很真的却更有趣味。譬如像木杵一样，倒掉而行的什么蛇；像一颗圆球似的“弹子蛇”；此外还有鲁迅听阿长讲的“美女蛇”。《山海经》说南方有神曰延维，人首蛇身衣紫衣，大为做《山海经释义》的王崇庆所讥笑，不知这紫衣是如何着法。美女蛇不说穿有衣服，岂非正是延维一类乎？普通人嫌恶长虫，有地方又特别爱好而且喜欢吃它。据说广州以蛇为珍馐，有的讲究吃三条一套，有的加猫称为龙虎，有的加鸡便算龙凤，听说还有种种吃法。不过想起来也并不奇怪，蛇也是鳗一样的东西，只是有些有毒而已。而它的毒原是藏在毒囊中，不注入人的血管里去，是没有什么妨碍的。人们连河豚也要烹食，除去蛇的毒囊来充馔，说来是应该的了。
讲起蛇的事情，临了不能不说到印度，因为在那里蛇最有名，其中的眼镜蛇更是无人不知的。听说有这么一回事，有人开宴会，席上谈论到勇气的问题，是男人还是女人最有勇气，结果似乎都说是男人。在这时候，忽听女主人镇定的叫用人拿一盘牛奶来。在印度人都知道，叫拿牛奶是意味着屋里有毒蛇，要用这诱它出来，好除灭它。牛奶来了，果然一条眼镜蛇从桌下爬了出来，用人们很快的收拾了。人们问女主人怎么知道有蛇在屋里，她说它正缠住了她的足踝了呢！经这个事实证明，谁最有勇气又得了一个新的结论了。
扬子鳄
鳄鱼之最早见于中国文献，是为《诗经》，“鼍鼓逢逢”，是说用鳄鱼皮冒的鼓。鳄亦称鼍，俗称猪婆龙的便是。其后唐朝《岭表录异》，记载得很详细，说身土黄色，四足修尾，其大如船，喙长半身，牙如锯齿。但是最有名的，也最是靠不住的，要算韩愈的《祭鳄鱼文》那一段故事了。这事本末具载《宣室志》中，本来是老虎出境，蝗虫出境一类的故事，造出来恭维长官的，只因为他自己写了那一篇祭文，后世所以知道的多了。
世界上鳄鱼大要可分两种，非洲的叫克洛科提鲁斯，美洲的叫阿利伽多耳，原义都是说壁虎，不过一是希腊语，一是西班牙语罢了。鳄鱼与蛇和乌龟都是大洪水以前的生物，年代既老，形状格外地不好看，那头就有半个身子大，张开嘴来，喉咙就同肚皮一样宽，什么东西都吞得下去。非洲鳄鱼最有名的是尼罗河的，长可二丈三尺，亚洲印度的居其次，长约二丈，但是在孟加拉湾至澳洲一带却有极大的鳄鱼，有过三丈二尺的记录。它的寿命很长。普通两丈长的大抵寿已二百岁，它照常还有八百年可以活下去。它有六十八个牙齿，互相交错，咬力极强，咬得断人的大腿骨。隔得远一点的地方用尾巴打，无论人畜都禁受不住。它的消化力也异常强大，正在吞吃人的鳄鱼，剖开肚子来看，人的下半身还在喉间，吞下的上半身已经骨头都融化了。鳄鱼性很机警，在岸上略一惊动，便爬下水，据猎人说，它同鹿一样的不容易打。但是非洲本地人有土法子可以捉它，最古的是古希腊希罗多德《史记》上所记的钓法。据说钓的人拿一块猪的背肉挂在钩上，放到河中间去，带着一只小猪打起来，鳄鱼听声跑来，碰着猪肉吞了下去，于是大家把绳拉了起来。可是现在非洲的阿拉伯人用的一种方法，却更是巧妙，而且刻毒，但是用在这人人痛恨的鳄鱼上，谁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了。用一副弹簧，装在什么小动物的死体里面，丢下水去。鳄鱼吞了下去，肉块消化之后，弹簧立即散了开来，撑住它的肚子，于是就被慢慢的拖到岸上去，用矛子刺死。阿拉伯人猎取它，一部分的理由是报仇，又一部分也想吃它的肉。
以上所讲是普通鳄鱼的情形，中国的扬子鳄并不如此凶恶。它生长在长江中部，沿江的安徽属地方常有人捉到。也不甚希罕，名称仍是鳄鱼，北京动物园现有几匹，标名“扬子鳄”。这是阿利伽多耳的一属，身长几尺，不会吃人，它的食料大抵只是鱼类，或者是小动物。鳄鱼本来是热带的生物，长江气候不甚适宜，或者因此不能长得很大。广东本来也产，后来却没有了，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潮州的鳄鱼，据《岭表录异》所记，在唐朝果真存在，经刺史一驱逐，难道当真搬了家了么？我们读古文的人，未必相信吧，因为鳄鱼是不能懂得汉文的。
人熊
人熊这东西，在动物学上找不到，但是在中国的民间故事上，我记得曾经说到过。小时候听人讲过，有旅人遇人熊驱羊群来，被迫与羊群同行，来到人熊的住处。人熊取一人杀食，醉而熟睡（据说人熊吃人就醉），余一旅人即取木桩烧红，刺入人熊眼中，两眼遂盲。人熊至晓，开门放羊，一一抚其背而后放出，此人急取羊皮，伪装为羊，伏行得逃出云。这个故事，我后来仿佛在清人笔记里看到，记得是《三异笔谈》，但查此书却无其事，当是别的书了，人熊之名记不清它的出处了，总之是指人样的动物，有地方也称它为“狒狒”，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与猩猩有点相像。
文献上查考类似的故事，最早的要算希腊，在史诗《奥特赛》中，英雄奥突修斯讲他的冒险旅行，他和几个同伴遇见一个巨人，只有一只圆的眼睛在额上，称为“圆目巨人”。他把他们赶进羊群之内，回到家里，吃了两个人，奥突修斯拿出蒲桃酒来给巨人吃，巨人很是满意。问他什么名字，他答说叫“无人”，巨人便应许他留在最后再吃。奥突修斯乘巨人醉卧之后，把他眼睛刺瞎。巨人大叫起来，邻近巨人都出来，问什么事，答说他眼睛给“无人”弄瞎了。邻人说，无人弄瞎，那是自作自受吧，都各自回去。奥突修斯等假装着羊逃走了。希腊纪元前五世纪还有一本喜剧，名叫“圆目巨人”，流传下来。所以这故事相当有名，在阿拉伯故事书《一千〇一夜》中，辛巴特故事第三篇也有同样的事，只是要简单得多。其余各地传流大同小异的故事，总共有三十多篇，但是向来不曾找到中国的传说。我这所说的正可以补这个缺，但是来源不可查考，我想这条路或者从《一千〇一夜》而来，因为它的故事流通得广远，辗转传说，所以离原本也愈加远了。
各本传说，都说是巨人或是一种怪物，但是懂得人话的。中国独说是人熊，似乎是后来的改正说法，因为怪物不近理，所以说是兽了。但其实这是不公平的，因为空想中可以有巨人，无论什么神异，都是许可的。但动物界中却有限制，类人巨猿样子虽是可怕，却是不吃人的。说是熊类，那也不是肉食的吧，所以我怀疑是后来改变的。但是，本来是故事，关于这些也过事认真，也似乎可以不必了。
猩猩的故事
要讲猩猩的故事，也实在多得很。它能够骑自行车，能够像绅士似的坐在大餐桌上吃冰激凌，此外还有些好把戏，就只差一点它不会说话。我现在便要来讲它说话的故事。
我们过去读经书，在《礼记》里便读到它的事，“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这说它是像人一样的能言，不过尽管如此，它还是不能算是人罢了。后来人们增广附会，便愈加像“煞有介事”了，在清初出版的《照世杯》中，《走安南玉马换猩绒》一篇里有很好的描写。他说猩猩的脸是人面，身子却像猪，又有些像猿，性喜吃酒，又好着高木屐。捕它的人于路旁埋伏，放下浓酒及高屐。猩猩初见那酒，也不肯就饮，骂道：“奴辈设计张我，要害我性命，我辈偏不吃这酒，看他有甚法儿奈何我！”遂相引而去。迟了一会，又来骂一阵，在酒边走来走去，随后对同伴道：“我们略尝一尝酒的滋味，不要吃醉好了。”大家齐来尝酒，不觉吃得酩酊大醉，见了高木屐，各各欢喜，着在脚下，还一面骂道：“奴辈要害我，将酒灌我们，我们却思量不肯吃醉了，看他有甚法儿奈何我！”捕猩猩的人追上前来，遂尽捕获。看他这描写活灵活现，的确不愧为一篇好作品。又或当它作一段譬喻，讽刺好吃醉而终于上当的人，倒也是很好的。若要当事实去讲，那么我们对证它们本家活猩猩的行动，可惜都是不可靠的了。猩猩的血可以染绛，恐怕也没有科学的证明，虽然传染病有“猩红热”，但那只是一种成语，说鲜红的颜色而已。到了现今，能说话的鸟兽都被证明是哑巴了，不，叫是能叫的，作出种种声音，不过不能人一样说话罢了。
鹦鹉以及八哥等鸟，善于学习别种动物的叫声，有时候也能学一两句人的声音，那是真的。但鹦鹉八哥的学人话，原只是声音相像，未必真是懂得意思，能够问答对话，因此有些故事里所传述的美谈，如说八哥叫穷人卖它给富家小姐，随后又脱身逃回，就都等于狐鬼故事的不可信凭了。只有唐朝陆龟蒙有一段故事，说一个阔太监路过他的住处，看见他的一只花鸭，用弹丸打得。陆龟蒙听了不答应，说这鸭正在教它说话，要去献给皇帝的，太监大窘，赔偿一笔款项，才算了事。后来他问主人，这鸭到底能说什么话呢？对曰，学了不久，刚才学会能自己叫名字而已。鸭鸣呷呷，能自呼其名，这才真是能言呀！
犀牛
犀牛来到北京动物园了，因为这是珍客，访问的人特别多，犀牛与象及河马，都是厚皮动物，是古生物的近亲，所以样子都生得有点古怪，是值得一看的。不过看活的犀牛，有一件事要注意。它撒尿撒得极远，一不小心会得浇上一身的。犀牛不比河马，它在中国载籍上往往常见，和象相提并论，它们一个有角，一个有牙，都是珍贵的东西，河马便相形见绌了。
我们最是记得的，也是一种较早的记载，那是《左传》里一首歌谣。宋国华元去伐郑国，被俘逃回，出来巡视筑城，筑城的工人做了一首顺口溜来讽刺他道：
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
于思于思，弃甲复来！
华元听了，叫骖乘者答歌道：
牛则有皮，犀兕尚多！
弃甲则那！
筑城者再作转语道：
纵其有皮，丹漆若何？
这歌的滑稽还在其次，我们觉得重要的，乃是古人取犀兕的皮做甲胄这一件事。在用弓箭的时代这很有用，但是传说犀牛的皮能够抵抗枪弹，却是假的。据说从前有一个英国兵士，亲自在印度德里试验过，他用来福枪击一只犀牛，却一下子倒了下来，这使他大吃一惊，可是使他更吃惊的，后来他的团队却因此出了一千镑做赔偿。所以犀牛皮做甲胄这事，也因用了火药而结束了。
犀牛的见重于世，还有一件便因为它的角，这是能够“解诸毒药”，如《抱朴子》所说。一只犀角在许多年前要卖一百英镑，据一九二九年纪录，在一年里约有一千多只犀牛被捕杀，就只为供给中国的需要。这种迷信据说在某种阿拉伯人的部落也有，以为持有犀角所做的酒杯，可以免于被人酒里下毒。中国现存也多是犀角杯，原因亦是为此，但在现代这已经没有必要了。免除这个迷信，一年中可以保存不少只犀牛，在现今这种动物不很多的时候，似乎也是好事。至于入药用的问题，因为不懂这种特殊的药性，所以姑且保留，不来多说了。
象在动物园中向来就多有，犀牛这回也来了，就只差一种河马，希望它也能够光临，使得动物园更热闹一点。
关于河马
河马对于我们是有点陌生的，不但我们难得看见河马的面，就是在中国过去书本上，也不能时常碰见的，它的名称虽然是很好的中国语，一点都不觉得生硬，考究起来乃是完全外来的，意思是说“河里的马”。但是说也奇怪，当时给它起这名字的希腊人虽说它是“马”，而实在它乃是猪的一属，只看它的身样和蹄爪就可知道了。据说它身高五尺，长达一丈六尺，连那条小尾巴计算在内，重约四吨。这与犀象同是庞然大物，全世界无与伦比。可是它们天性素食，只以植物性的东西为食，有人说假如它们是肉食动物，那可要不得了。
河马系水陆两便的动物，在陆地比较不大方便，跑起来也有人那么快，但是到了水里，那是它自由的天地了。它的耳朵鼻子生的很特别，可以关闭起来，不会进水，又都生在头的上方。眼睛鼓出，全身没在水里，可以露出水面。它又会在河底奔走。河马的食物是水草，它的食量很可观，据说河马的胃长约十一尺，可以装得下一石二三斗的东西下去。
河马的用处是很大的。在非洲一带的河川里，水草的发生很快，往往阻塞了河道，这便亏得河马吃草，有疏浚河道之功。而且肉也可以吃用，非洲猎取河马，用一根木头撑住它的大嘴，四脚都用巨绳捆了，正像捆猪一样。河马的皮极厚，约可两寸，可以制作马鞭或是行杖，这只要依照所需的尺寸切好，干燥之后，加工做好，看去像是琥珀的样子。河马的牙也同象牙一样有用。我前回说犀象有牙角，河马相形见绌，是不顶确实的，只是它不及象牙犀角的常见，但因此也更为珍异了。
河马在欧洲也不多见，除了罗马帝国以外，英国伦敦动物园在一八五〇年才得着一只活的河马，是从小养大的，其珍贵可想而知了。中国以前恐怕从来没有来过，因为这要从非洲来，道路非常辽远的，似乎历史上也没有过，所以我在《犀牛》一文中说及一句。但是后来知道这里有错误，因为北京动物园图上水禽湖的北边有“河马馆”，可见有河马了。据说这里河马有两头，不算很大，上文所说只是最大的概观罢了。
大虫及其他
中国向来称老虎是百兽之王，在《战国策》里“狐假虎威”的故事中便已这么说，后来许慎在《说文解字》里也解说虎字云：“山兽之君也。”可见由来久矣。但是后来道听途说，硬把这头衔送给了狮子，说“狻猊食虎豹”，这是受了西域的影响；及西洋文学进来，寓言里往往恭维狮子，自此以后，那百兽之王便由狮子接替了去。这其实是不公平的，狮子也自有其伟大的地方，但东洋传统的说法别有真实性，非加以订正不可。民间故事如“老虎外婆”和“老虎怕漏”，它都是重要的脚色，这不是狮子所可以替代的，这些都是喜剧，都说它倒了霉；但正惟其为百兽之王，所以倒霉特别有意思，如果说“熊外婆”或“狼怕漏”，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水浒传》里说武松打虎，最是脍炙人口，也因这是艰巨的工作，不是人人所能做到的。但究竟说书的人没有经验，说的不能确切。第二十七回云：
“原来那大虫拿人，只是一扑一掀一剪，三般不着时，气性先自没了一半。”
金圣叹大为赞叹，批语里说道：“才子博物，定非妄言，只是无处印证。”到了现在，动物的各种习性已渐明白，可以证明上边的话是没有根据的，据说这种食肉兽捕食，只在一扑，这是百无一失的，万一失败，还是从头再来，亦不用一掀一剪，若是这再不着，便只罢休，反正获物多是快腿的动物，既经逃脱，没法去追，它也决不追赶的。至于扑上去之后，用牙齿咬住喉咙或是脑后，那么的一摆头，便把获物摔倒，脊骨折断；假如这是庞然大物，便咬断脚筋，再把它拖到别处去吃。老虎虽有很大的力气，能够把野牛拖走，但是它并不是把获物驮在背上运走的，如一般传说那样。它不一定要吃人，但是母老虎在哺养小虎的时候，假如缺少食物，或者是年老无力捕物，吃过人知道了味道，那末就在乡村邻近地方走动，窥伺人畜了。
老虎与狮子都是猫的一属，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我们看猫捕鼠的举动，就可推知它猎食的方法。它喜欢的时候，也同猫一样的打呼噜，并且爱把身子和人的腿摩擦，据德国马戏驯兽的人所说，不小心时会得被它挤倒。在发怒时并不吼叫，也同猫一样的喷嘶，那时最是危险的时候，因为它将扑过来了。猫类是很阴的，都很沉默，唯独狮子不大一样，它有时吼叫，声音宏大可怕，佛教说狮子吼是很好的比喻，但在攻击敌人时候，也是不则一声的。
狼的故事
我们提起狼来，谁都有一种反感，因为在于人有害的猛兽中间，只有狼最是贪残，也最是怯弱，值得憎恨。抗美援朝的时候有一句口号，叫“打倒美国狼”，正是最适切的比喻。
从前看过瑞典斯文赫定的《中央亚细亚旅行记》，说那里狼多得很，本地人用一种钓狼的方法极是特别。那旅行记上有一张插图，画着一辆马车，两匹马牵着，身上都穿着甲一样的东西，车上几个人，一个拿着短刀，一个拿着藤条做的圈套，在旷野上跑着。马车的周围全是狼，黑压压的挤作一片，看去煞是可怕，有些狼往车上扑去，拿圈套的人便往狼那边套，套住了往上拉，上边拿短刀的人就动手剥狼的皮，剥了皮再把狼往车外扔去。车外的狼群便都奔过来，把没皮的狼肉分吃了，又跟着马车跑。这一种景象，是狼群所独有的，它不但对别人凶恶，就是自己同类的肉也是要吃的，结果还是敌不过人给钓了去。
中国讲故事的书里，狼不大出现，也没有很好的故事。《聊斋志异》中有两则，其一说一人遇见两只狼，此人避至稻草堆下，持短刀自卫，一只狼蹲在面前，良久不去，假装打盹，他乘隙砍狼死，回过身去，却见另一只狼已经从稻草堆打洞过来，预备前后夹攻，可是也立即被他发见杀死了。又在某书说有人遇狼，上树躲避，群狼大集，听一个首领指挥，在树根叠累起来，先是四只，随后三只两只，末后首领攀登顶上，几乎可以够得着了，其人惶惶，刀砍第一只狼的头，首领既死，狼随逃散。这两则说狼的智慧未免有点理想化了，据说它实在没有这样聪明，实际的情形只是欺软怕硬罢了。
孙仲容论动物
孙仲容是清末的经学大师，以治《周礼》和《墨子》著名。但是思想极新，了解许多新学问，其意见多为从前的人所无。例如在他的文集《籀庼述林》的一篇《与友人论动物学书》中有云：
“非徒《山海经》《周书·王会》所说珍禽异兽，荒远难信，即《尔雅》所云比肩民比翼鸟等等，咸不为典要。而《诗》《礼》所云螟蛉果蠃，腐草为萤，以逮鹰鸠爵蛤之变化，稽核物性，亦殊为疏阔。今动物学说诸虫兽，有足者无多少皆以偶数，绝无三足者，《尔雅》有鳖三足能，龟三足贲，殆皆传之失实矣。”
他对于古人凭了想像，不合事实的事物，悉归之于失实，这是很对的。有如比目鱼原是有的，但因此推想它有比肩民，那就不对了。比目鱼原来有两只眼睛，只是挤在一处，都长在一边罢了，便说它每片只有一只，必须双片合起来，才能游行，那便是不合事实。海边比目鱼多得很，各个游泳着，人们不是多看见的么？比肩比翼之说，简直是不可能，不过传说上比翼的故事也很美丽，当作一件故事说说，那倒也未始不可罢。
古来传说，常说有怪物，往往一只脚或三只脚的，如山魈或是三脚蟾之类，这如孙仲容先生说明，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动物所证明，凡足都是偶数的。三只脚的倒还罢了，一只脚的例如跳跃而行的山魈，还有《山海经》图上所有的“夔”，形状完全如牛，就只有一条腿，生在相当大的身体上，小时候每次看见这个图，与其说是怕，倒还不如说急，替它着急这怎么站得稳。儿时玩火漆做的耍货，有绿色的三脚蟾，看惯了没有什么，但是一经说明，觉得这也是不会有的，民间传说更是妙得很，说癞虾蟆本来好端端的是四条腿的，不幸被毒蛇捕获，却不知为什么原因吞不下去，得以保存生命，但脚却是中了毒，烂掉了一只，成为奇数了。所以三脚蟾很难遇见，而且是很有毒的，只有刘海戏金蟾养了一只，也只见之于有些图画罢了。至于山魈，那是鬼怪，一足不便走路，但怪物不可以常情论，他或者可以有他的走法，不在动物之内了。无神论者自然并不信有鬼怪，不过那是与上文所说又是一问题，不在本文范围里面了。
避讳改姓
中国古时候的人，忌讳自己的和父祖的名字，很是可笑，底下的人犯了讳，便要大发雷霆，若是朋友们不小心，说错了话，要是触犯了父或祖的“嫌名”，即是同音异义的字，也必定要大哭而起，弄得人家怪难为情的。陆放翁《老学庵笔记》里有一则云：
“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者多被榜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因为讳登的嫌名，遂忌灯为火，结果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句故典，遂流传下来了。州官且尚如此，何况皇帝老爷，他要避起讳来，自然更是了不得了，弄得许多字残缺不全，有如“胤”字的丢了右边胳膊，“顒”字不见了两只脚之类。幸而这种字用处不多，不大受影响。“玄”字因康熙名字的关系，改写作“元”，不但意义不对，而且声音各别，便一塌糊涂的改了：譬如玄色本是黑色，今如称为元色，岂本指的本色乎？又凡如道教关系的“玄”也都改从“元”，于是苏州一个“玄妙观”，北京一个“崇玄观”—历史上有名的“曹老公观”，自从改名以来，永无翻身复姓的希望了！元妙观与崇元观，本来念得顺口了，谁也不想来改，所以也就不妨将错就错的叫下去了。
但是有人因为避讳，把姓都改了的，那可不是一事。从前刘大白，民国初年将原来金姓复姓为刘，据说是避吴越王钱缪的讳，那已是一千年前的事了。二百五十年前，清雍正叫姓丘的一律改姓“邱”，以避孔子的讳，并且要读作“九”以示区别。这字一改直到今日，似乎应该复元了吧？纪晓岚说过一件故事，乾隆时有过这么一回事：当时有一块坟地，两家争讼，一家姓邱，持有老契，系康熙年间立的，证据确凿，所以胜利，但别一姓却终不肯相让。这知县颇肯用心，觉得可疑，所以细心研究，终于发见这契纸是假造的，理由是康熙年间不可能卖田给“邱”姓的。我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见到此事，多年不曾忘记，总想有机会告诉一声姓“邱”的朋友，这个本来面目现在可以恢复了。只在雍正以前书中去找，左丘明，丘迟，丘为，都没有花耳朵的，即此便是证据。
夸父追日
陶渊明古来都当他作隐逸诗人，这是皮相之见，其实他是很积极的，最明了的表示是他的《读山海经》的诗。这诗一共十三首，第一首八韵是他用平常的《归田园居》的情调，所以读来不觉得，到了末五首，便变作慷慨激昂，引起人家的注意了。《山海经》里记述下来的微少的一点古代神话，经他保存引申，实在比屈原的《天问》还要可贵，至于声调更比较要激越的多了。第十首最为世所知，如云：“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固然最是明显，但第九首云：“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本来精卫刑天与夸父都是以失败终的人物，然而作者并不是这种看法，却说道“猛志故常在”，又道“化去不复悔”，表示勇往直前的精神。夸父的事据注文云：“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逮之于禺谷，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汪双池著《山海经存》卷八云：“考此书所屡言夸父，大抵不量力之人，欲穷日出入之所而不能至，遂道困而死，如穆王之欲周行天下者耳。”明明说他不自量力，妄欲追日，但陶渊明并不责备这点，反加以称赞道：“功竟在身后”，而且他对于穆王的周行天下的志愿，并不厚非，所以在第三首结末说道“恨不及周穆，托乘一来游”了。
陶渊明歌颂中国古代神话里的人物，在后世得到响应，除周穆王有《穆天子传》外，其他的精卫，刑天，夸父诸人的故事，差不多通过了他的诗而流传下来；里边特别是夸父，流传得更是广远，因为它已超越了文人学士的范围，在民间故事中已有一席地，那么这“功竟在身后”的评语，岂不是确切不过了么？
据地方传说，大概是属于湖南地方罢，夸父要追上日头，从丹渊跑起，一直向南奔去，到了湖南辰州的时候，日头还没有过午呢。他肚子饿了，便拿了一个锅子，架在三座大山顶上，煮了一锅饭，吃了以后，心想把这锅灶做追赶日头的证据。他就对当地的人民说，我是共工氏的后代，叫做夸父，于本年本月本日午时，追日到此，至今辰州东边，还有一座山，就叫做夸父山。
夸父一直赶着太阳走，眼看日影渐渐西沉，走到甘肃的安定县地方，忽然觉得一只鞋子要掉了，他把它抖了一抖，然后再追，以后此地便叫“振履堆”。到了虞渊，终于他把日头追上了，但是走近日头，热不可耐，他便用手捧黄河与渭河的水，喝了一阵，喝光了还不够，终于渴死在路上了。人民佩服他的勇气，把他埋葬了，他的大木杖便植在坟头，做个纪念，后来竟变成一个大树林了，叫做邓林，又名夸父之野。这个传说不知道出于何处，我也是传抄来的，大抵根据《山海经》而演化出来的，中间有地理的引证，或者由文人润色亦未可知。现在大家都想向月亮进发的时候，回头看追日的英雄，也不能以不量力一语抹杀，觉得诗人的称赞是正当的了。
无鬼论
报载达尔文尺牍全文发表，关于宗教问题，证明他是无神论者。西洋的无神论者，除唯物论的共产主义者以外，甚为难得，有话也不能发表，或者隐藏一点，变成“不可知论”者而已。严幾道介绍孟德斯鸠，在《法意》的小传上说，他临死时牧师问他道：你现在知道“帝力之大”吗？孟德斯鸠回答道：“唯，吾知帝力之大如吾力之为微。”他的态度，始终对于天主是不敬的。我们当时读了很感兴趣，觉得他的勇气为不可及。
但是在中国古代，就是“神灭论”也还不成什么问题，梁武帝亲自出马，加入讨论，范缜终于不服，也并没有关系。可是成问题的乃是“无鬼论”。因为这不是宗教上的，乃是伦理上的问题了，说“无鬼”便是不认祖宗有灵，要牵涉到非孝上去了。史传上明说主张无鬼论者，有阮瞻遇客相诘难，旋化为鬼而灭。又宗岱有鬼化书生访之，说：“君绝我辈血食二十余年。”阮瞻宗岱之说不传于后，但从理性上说来，都可以达到，所以虽不明说，但中国文人多半是无鬼论的，这话似乎不太勉强。
我们首先举出苏东坡为例。他平常喜欢叫人家说鬼，人家说没有可说的，东坡曰：“姑妄言之。”这就是根本不相信有鬼，所以可以随便的胡乱讲一气，只是不点破罢了。以次再举作《聊斋志异》的蒲留仙来说，他自己不说明，但我们看王渔洋给他的题诗，可以知道：
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
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
引用的也是这“姑妄言之”的典故，可见是同一的态度。《聊斋志异》据说原称“狐鬼传”，似乎是信有狐鬼而作的了，但那种描写入微的写法，正是说故事的手段，可见这里所重的是故事本身了。便是写《阅微草堂笔记》的纪晓岚，也以“姑妄听之”名一部书，其用意正是相同。纪晓岚不喜欢宋儒，不相信狐鬼，而无意中上了儒教的当，意欲存劝戒，乃借了这些故事来发挥他的意思，结果乃坠入恶道，其价值落在《聊斋志异》之后远甚。但总之他并不真心相信鬼神的。只有老实的《劝戒近录》的作者们，才是有鬼论的信徒，亦遂不敢放胆的自由的思索，其作品也就毫无生气了。
两个书家
有报纸上得见散木先生的《艺林谈往》二则，很感兴趣，也想记述一点下来。但是我对于当代书画家，不认识一人，所以只好就过去的人去找。这里有两个人很有意思，就是郑谷口和傅青主。
郑谷口的事是他的门人张在辛在《隶法琐言》中所写的。张在辛在四十一岁的时候，问学于郑谷口，“初拜郑先生，即命余执笔作字，才下得一画，即曰：字岂可如此写，因自就坐，取笔搦管，作御敌之状，半日一画，每成一字必气喘数刻。始知前辈成名，原非偶然。”因记起绍兴有沈桐生，在民国初年自称大书家，立大旆于门前，其写字时用力极大，每写一笔，辄呻呼以足顿地。当地传以为笑，以后始知亦有所本，但谷口字飞跃跳动，而沈君却极笨重，可知大匠的规矩虽可遵循，而为才力所限，也不一定有同样的效果。
傅青主最忌字有“奴俗气”，他的家训有一则云：“字亦何与人事，政复恐其带奴俗气。若得无奴俗气，乃可与论风期日上耳。不惟字。”他主张学写字要由会而至不会，到“不会”了，才能没有所谓奴俗气了。譬如学写“王字”，起初要竭力模仿，要求它像王羲之，到得学到了家，与王羲之相像了，即是“会”了，以后又要努力的去求脱离，这就是由会以至不会，所写的字由王羲之学来，却又不像他了，才可以算是自己能写字了。他说写字要“会”不难，但会了要求“不会”，便很不容易，往往一个人一学就成了那一家了。我的一个朋友善写米字，时常诉说，不能摆脱米的影响，可见他这话的有理由。据我看来，他的写字尽够好了，但是他自己觉得没有到得“豁然贯通”的境地，所以始终不肯满足的吧。
大凡学一种艺术，都有这一种境界，最初是竭力钻研，进到这核心里去，既然到达，就要再钻过去，通过相当的时间，仍然出来，这就是所谓“自成一家”，有独立的价值了。
题画
在图画上大片的题字，中国古代大约是没有的事。唐宋以前的画，大抵是画事实，如古代圣贤，神仙，列女，画家署名以外，不另写什么字，有时必要加点说明，如“孔子见老子”之类，有如“连环图画”那么样。画上有题字，当是起于“文人画”盛行之后。那是画家兼是文人，书法是其所长，所以和画配合起来，也是别有风致的。但是我们看古人的题跋，例如《东坡题跋》，那是其中顶有名的，许多篇题跋简直是独立的小品文，可是绝少是写在画面上的。大都是书法的跋尾居多，而且照例是与本文同样，另写在一张纸上。在画面上，也要留下一定大小的空白，庶几与画相调和，画家自己懂得这个道理，也不会自己来破坏它，要题字也留好地位，不肯乱占画幅的空白的。近代二百年来，这风气似乎很盛，郑板桥的写竹题记等有好几卷，可以知道。但题得乱七八糟的总还没有，因为题画者也还是懂得画的人，所以题起来也还有分寸的。
中国第一个题画题得糟糕的，便是清朝的乾隆皇帝，多少好画都给他题坏了。朝隆好做诗题诗，但诗既做得特别不通，字又写得甜俗，题的时候又必是居中一大块，盖上一个御玺，很是难看。他的题画诗句一时记不得了，但在碧云寺有御诗碑，有云：“越岭遂以至碧云。”又题知不足斋丛书云：“知不足斋何不足，渴于书籍是贤乎。”这句法与《绿野仙踪》里那塾师的“媳钗俏矣儿书废，哥罐闻焉嫂棒伤”，佳妙正是一样。《绿野仙踪》是一部坏书，但这里讽刺乾隆皇帝的诗，可以说是妙极了。你想拿这样的诗，写到画上去，诗坏字坏，又题得不恰当，这画岂不是糟了。
张鸣珂的《寒松阁谈艺琐录》云：“冯黔夫山阴人，游幕章门，善画山水，每署款必在石壁上。谓予曰：此摩崖也，若空处即天，岂可写字。语奇而确，予颇赏之。”照道理来讲，图画最好是不题字，这也最合于古代的法则，但是文人画的写意与古代写实不同，意有未尽者不妨写下，不过这须要画家自题，不然也是懂得画意的人才能动笔。
兰亭旧址
绍兴的古迹，顶有名的无过于大禹陵与兰亭。禹陵虽然也无可考，现今的那块石碑，乃是知府南大吉根据“勘舆”之学给它来假定的，本来算不得数，但是到底有那一个庙在那里，并有“窆石”的遗物，可以一看。但是兰亭，却没有什么可看的。因其特别有名，也就特别的扫兴。明末张宗子在《古兰亭辨》中说他自己的经验道：“万历癸丑，以是岁为右军修禊之年，拉伴往游，及至天章寺左，颓基荒砌，云是兰亭旧址，余伫立观望，竹石溪山，毫无足取，与图中景象相去天渊，大失所望。故凡外方游人，欲到兰亭者，必多方阻之，以为兰亭藏拙，因此裹足不到，又六十年所矣。”据说现今的所谓兰亭的，乃明朝永乐二十七年一个姓沈的知府所建造，只因其地有两个池，乃构亭其上，称曰墨池，鹅池，其实王右军在那里修禊，不见得带了鹅去，也用不着特地挖一个池养它。至于瓮石为沟，引田水灌入，摹仿曲水流觞，尤为儿戏。宗子说：“盖此地撇却崇山，推开修竹，制度椎朴，景色荒凉，不过田畴中一邮表畷耳。”到今游兰亭的人也都是这一样的印象，觉得这顶有名的地方，实在却是最无聊了。所以我从前劝去游览的人，以水路至娄公埠，陆路自娄宫至兰亭为止，因为这一路总还是“山阴道上”，值得一看，到了目的地便没有看的价值了。
但是，如宗子的文章中所说：“右军文人也，韵人也，其所定亭址，必有可观。”照这个标准在近地寻去，或者可以找到旧址，也未可知。果然于天章寺之前发见一块地方，“所谓崇山峻岭者有之，所谓清流激湍者有之，所谓茂林修竹者有之，山如屏环，水皆曲抱。”兰亭古迹，埋没千年，复为后人所发现，大是可喜的事。时为清康熙癸丑（一六七三），距今不过二百八十年。若由有眼识的人前去天章寺左近察看，必可找到。以后政府修葺兰亭的时候，便可在新发现的旧址，建亭以志遗迹，其地既然有“溪山竹石”之美，恢复旧观，则别无多少建筑，也不妨事，只要有几楹屋供游人休憩，便已足矣。其昔时所造的亭，可留存以资比较，如有好奇之士，于游览兰亭之际，不妨两边都看一下，看到底哪一方面近似真的兰亭。
塞浦路斯
我们近时看报，常见到塞浦路斯的名字。这个地名同时给我两个不同的感觉，其一是愉快的记忆，其二是不愉快的印象。
现在先从不愉快的讲起。英国占据塞浦路斯岛，不肯归还给希腊，对于爱国的岛民加以虐杀，最近还伙同法国把这岛作为侵略埃及的根据地，这些事实已是世间周知，无须赘说的了。我说不愉快，是单指这塞浦路斯的名字，因为这是英帝国侵略希腊的象征。这岛的原名是库普洛斯，就是照现代希腊语说也是吉普路斯，不能读作别的。但自从用拉丁字母改拼之后，“克”“于”两字母依照英文读作“斯”“埃”，结果“库”字非读“塞”不可了。从我们主张这岛应属于希腊的人看来，库普洛斯读作塞浦路斯这一件事，与英国强占这地方，同样的是不合法的。但是英文的势力在中国一直很大，大家无可如何，这也只好个人感觉得不愉快而已。
库普洛斯是地中海东南方的一个大岛，面积约有二万方公里，古代由腓尼基和希腊移民建设起来，虽然过去曾为埃及，波斯，罗马，土耳其所统治，但根据人民与文化来说，其属于希腊是没有问题的。这地方与希腊神话有分不开的密切关系，因为那恋爱女神阿孚洛狄忒是那岛上诞生的。她乃是希腊神话上的一个外来的女神，所以地位不见得怎么的崇高，可是关系很是重要，力量也非常伟大。荷马的史诗《伊利阿德》写特洛亚的战役，便以她为起因，因为没有她帮助特洛亚王子帕里斯去抢走斯巴达王后海伦，这战事是不会起来的。可是希腊古诗人虽然强调恋爱，神话上却只有一个男神厄洛斯，乃是爱的人格化，说他与天地并存，很有点抽象的。恋爱女神兴起于小亚细亚各国，大抵大同小异，腓尼基的阿斯塔耳忒与阿孚洛狄忒最相近，她的渡到希腊去可以推想是由库普洛斯的腓尼基人介绍的。神话上也有弥缝的说法，说阿孚洛狄忒是大神宙斯的一个女儿，把她收入到神的大家庭里去，但一般的看法却不一样，因为阿孚洛斯一字义云水泡，所以解释作是海水泡沫所化生（一种不雅驯的解法，今从略），而这地方乃是库普洛斯岛。所以她的一个别号即库普里斯，意云库普洛斯的女人。阿孚洛狄忒这名称比较生疏点，罗马人叫她作威奴斯，一般更是通行。我们固然并不一定怎么崇拜她，但是在文艺上看见得多了，说起库普洛斯，便容易联想到库普里斯，多少是一种愉快的事情。古代诗人叙述神话，并不讲什么考据，但有鉴于这女神的香火在库普洛斯特别旺盛，所以把这地方作为她的故乡的吧，可是无意中这与阿孚洛狄忒从腓尼基人来的事实也正是相合的。
我想同恋爱女神在神话故事上总是胜利一样，在争自由独立的斗争上库普洛斯也终于会得胜利，塞浦路斯的不合法的名字将要消灭，让我们高声呼号：日多吉普洛斯！库普洛斯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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