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著

    第一节 绪论

    一 绪论

    欧洲文学，始于中世。千余年来，代有变更，文化渐进，发达亦愈盛。今所论述，仅最近百年内事。盖以时代未远，思想感情多为现代人所共通，其感发吾人，更为深切。故断自十九世纪写实派起，下至现代新兴诸家。唯文学流别，皆有本源。如川流出山，衍为溪涧江湖，不一其状，而一线相承，不能截而取之。今言近代文学，亦先当略溯其源。通观变迁之迹，递为因果，自然赴之，足资吾人之借鉴者，良非鲜也。

    文学发达，亦如生物进化之例，历级而进，自然而成。其间以人地时三者，为之主因。本民族之特性，因境遇之感应，受时代精神之号召，有所表现，以成文学。欧洲各国，种族文字虽各各殊异，唯以政教关系，能保其联络。及科学昌明，交通便利，文化之邦，其思想益渐趋于同一。故今此近世文学，亦不分邦域而以时代趋势综论之。

    法国Auguste Comte尝分知识为三大时期。一曰神学时代，二曰哲学时代，三曰实验时代。征之历史，古代以至中世宗教全盛时为第一期。宗教改革至十八世纪为第二期。十九世纪以后为第三期。文学亦然。上古之时，与宗教并萌，景教流行，与之俱化。至文艺复兴时，又崇古学。人逃其现今，而向往古代之美。及其弊也，止于模拟，而无生气。于是尚古主义（Classicism）忽焉没落。传奇主义（Romanticism）偕法国革命而兴。蔑弃古文之准绳，以个人感情为主，畅所欲言，不受拘束。逮进化之说发明，科学思想，弥漫世界，文学趋势，亦随之而转。乃弃空想而重实证，写实主义（Realism）以生。描写人生，专主客观，号曰自然派（Naturalism）。其后又有新派发起，与之抗衡。此亦根于时代精神，自然而至。正犹现代绘画之表现派（Expressionism），印象派（Impressionism）而起也。

    文学以表现情绪为能事，与各艺术相同。其发达径路，虽代有隆替，然必有向上之趋势。其情绪多希望未来，而非回忆过去，表白自己，而非模拟他人。此数者，皆吾人读近代欧洲文学史所得极大之教训。而其思想之足以启发吾人者，犹在其次也。

    第二节 古代

    二 异教诗歌

    欧洲民族，其重要者，可分三族，一拉丁，二条顿，三斯拉夫，其下又有分支，颇为繁细。惟以宗教之力，为之维系，故文化常能一致。欧洲中世文学，亦以教会为之根据，惟各民族之元始文学，乃又因此而多所湮没，盖仪式赞颂之歌，非依信仰保持，不能存在。景教代兴，大神殂落，礼拜歌词，自亦绝于人口，神话不传，神思之渊泉亦涸，乃强以外来之色米族传说代之，于民间思想，未能翕合无间也。至其本土神话之著作，存于今者已极少。略举如下。

    一，英国史诗Beowulf，其文义曰蜂狼，谓熊也，为古瑞典英雄。诗纪其人为丹麦王，杀巨人Grendel，后五十年又为民除火龙之害。凡三卷，四十二章。今所传者，为七世纪写本，惟已多后世基督教人修改，然其精神则固为古条顿人之信仰也。又有Arthur王故事，本为Breton之传说，于后世文学甚有影响。

    二，德国Hildebrandslied，纪东峨特王Theodoric之勇士，从王与Finn族战斗事。八世纪时教徒所录，已缺佚，仅存断片。其名复见于Niebelungen Lied中，然其事则殊矣。

    三，北欧Edda，有新旧二种。伊思阑人Snorri Sturluson（1178-1241）集神话故事及诗法，为书曰Edda，盖出于Odhr一字，义曰诗。至一六四二年Brynjolfur Sveinsson发见一书，亦同此名，疑是十二世纪时人Saemund Sigfusson所编，遂名之曰“旧Edda”，而以Snorri所编者为新书。《旧Edda》凡三十三篇，三分之二为史诗，亦有数诗为后人所篡乱，然古代日耳曼之风俗思想，多赖以传。

    四，俄国自古有故事诗Bylina，皆取材于古英雄。最有名者为《Igor进兵之歌》（Slovo o Polku Igoreve），记一一八五年Kiev王Igor攻南方鞑靼族，败归之事。时虽己归景教，惟自然崇拜之迹，仍甚明显。

    此外各国民歌俗谣，虽采录之事，近世始盛，然发源则甚早。与乡村传说，同其源流，历代口传，以至今世。其中含有神话分子者不少，是皆民间文学之留遗，而后世诗歌小说之发达，亦颇借助于此焉。

    三 武士文学

    中古欧洲，因基督教之力，信仰渐就统一，封建制度亦方盛行。以此二大势力，互相调和，造成时代精神，即世所谓武士制度（Chivalry），终乃发而为十字军。其信神忠君重武尚侠之气，发挥无遗。当时文学，大受其影响而生变化。盖武士生活，本多瑰奇之趣，而当时人心，亦久倦枯寂，喜得此发泄之机会，以写其情绪。此诗歌小说勃兴之所由来。而教徒文学，亦遂以此稍衰矣。

    中世教会，占有绝大之势力。人民精神及身体两方面之生活，几尽受其督率。教徒之事业，在求自度以度人，苦行断食，祈祷默念，为惟一之务。伏居陋舍，如处牢狱，与世隔绝，惟望脱离恶世，得入天国。其视人生，多罪恶之陷阱，处处有撒但之诱惑，引之入于魔道，故戒律至严。且对于俗人，诱掖奖进，亦极热心，著书说法，教以入圣之功，又利用各体文章，如寓言譬喻，传说戏曲，以宣传教旨。故教徒文学，盛极一时。而其影响于民间者，或足以培道德，而不足以快神思，或足以资教训，而不足以怡性情。人对于此自然之要求，不能于宗教得满足，乃别求感兴于他方。于是武士故事（Chanson de Geste）以兴，上承史诗，下开小说之端绪，而恋爱诗歌亦起，为社会及文学上一大案焉。

    各国古代，皆有行吟诗人，或寄食王家，或游行各地，歌英雄事迹，以为生计。及景教流行，其业遂衰，迹亦几中绝。逮十字军兴，基督教之武士，遂一变而为史诗之主人，复盛行于世。盖事迹既甚适于小说，其制度又为当时政教之结晶，故甚为当世爱重。诗多类似，大抵以战斗为主。其人多犷野，然与杀伐时代之精神，实相一致。最著者有法之Chanson de Roland（1150），德之Niebelungen Lied（1200），西班牙之El Cantar del mio Cid（1150）。英之Brut（1200），乃言Breton王之事，盖英为北人征服，其先世功烈，鲜可称述，亦不得已也。

    战争之诗歌，终复渐就衰颓，转为咏叹恋爱冒险之事。其所取材，亦多在Arthur一派，于是Celt优美之思想，势乃大张。诗中人物行事，不复粗野如前。且对于女子之意见，亦复一变。昔以女子为罪恶之源而憎恶之，为人类之弱者而保护之，亦无所谓纯洁高上之爱者，今乃崇拜甚至，视为慈惠爱情之化身。昔以为夏娃者，今一转而为圣母。人世爱情，乃至微妙不可测，神圣不可犯。此种思想，散布于全欧，好武之气，移于尚美。美之崇拜，乃入于神秘主义，而抒情之歌，终代叙事诗而兴起焉。

    抒情诗之作，法国为盛，然实承Provence之余绪。当十二世纪中，为Provence文学最盛时代。诗人曰Troubadour，大抵为贵族。有伶人曰Jongleur，则受其诗，行吟各地，以传扬其声名。盖其地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民生乐康，情思丰富，故能有此，且其自由之思想，亦有以助成之。惟终以宗教冲突，有Toulouse之役，文化奄然俱尽。是时法之歌人（Trouvère）乃继承而发扬之。德之Minnesinger亦群起于Swabia。英自昔有Scop与Gleoman，惟其遗迹，仅留于Widsith与Deor之二断片。至十三世末Minstrel复兴，而多模仿法国，以Alysoun为最佳。今所称“北风”及“鹧鸪”两章，则皆出于俗谣，非诗人之创作也。

    此武士文学，起于十二世纪，盛于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纪之初，始渐衰落。诸侯构兵，封建之势顿破，教会亦失其势力，人心无所归附，乃成黑暗时代。然扰乱之中，亦即新机之所隐伏，烦闷至于极端，便得觉醒。于是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相继而起，是皆自觉之发现之所致也。

    四 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先驱

    意大利文学，在中世殆无所表见。盖其国袭罗马之遗，封建制度，不克树立，故武士诗歌，略无所闻。Provence诗风虽盛行，顾皆模拟而少特色。其势力所储，乃别有在。古希腊罗马之文化，涵养人心，造成时势，遂开文艺复兴之绪，而以三人为之前驱。Dante作《神曲》，Boccaccio作《十日谈》，立诗文之极。Petrarca为最后之Troubadour，振兴抒情之歌，又为提倡古文学之第一人，尤有功于世。

    Dante Alighieri（1265-1321）为Florence世族，奔走国事，不得志而没。著诗集Vita Nuova，以写其纯洁之爱。作《神曲》（Divina Commedia）凡三卷，纪罗马诗人Vergilius导之梦游三界。先过地狱界，分九层。古之正人未受景教洗礼者居其上。慕神之祝福而不可得，贪嗔爱欲，不能自克而犯罪者，历居其次。至第六层以下，始以处外道及怙恶为非者。末层至隘，居极恶者三人，为Judas，Brutus及Cassius，有魔监视，加以刑苦。地狱四畔，大海绕之。远望有岛，曰净罪界。中分七层，视忏悔之力，次第上升。顶即乐土，举首仰瞩，乃见天国，上帝所居。二人将登，Beatrice出，迎之入门。此其大略也。《神曲》自昔称难解之书，笺释不一。大意盖谓人世欲求，缘生罪恶。忏悔赎罪，可得解脱。唯以爱力，乃能超绝一切，与神天合体。其著作殆始终为幼时清净之爱所贯彻，而Beatrice者，即此净爱之化身也。

    Giovanni Boccaccio（1315-1375）亦Florence人，幼从父业商，弃而学律，复不惬意，去而治希腊文学。与Petrarca友善。著诗歌小说数种，最有名者为《十日谈》（Decameron），言一三四八年顷意国大疫，有士女十人，避地村落，互述故事，以消长日。人各一篇，凡十日，共一百篇。取材甚广，而经其点染，无不美妙。叙述虽间或不庄，第亦时代风俗使然。至其清新快乐之精神，乃能于阴郁之中古时代，开拓一新方面。厥功甚巨，不仅为意大利散文之开祖已也。

    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父为Florence律师，与Dante同以国事被放，流寓于法。Petrarca遂自幼时承Troubadour之影响，学为诗歌，又治古代文学。父死无所依，入教会为长老，唯仍专心学问，作诗不辍。诗之源泉，与Dante同，出于恋爱。尝识一武士之妻曰Laura，思慕之意，一寄于诗。而Laura旋卒，人世之爱，转为灵感，中心永慕，如对神明，Dante之于Beatrice，殆可仿佛。又极喜古学，搜集拉丁古文，不遗余力。身为景教之徒，而崇拜古教思想，尝自言其处地在Augustine与Vergilius之间。盖其驰神往古，欲使景教与古诸神得调和，意极深切，于文艺复兴之运动，实大有力焉。

    英国有Geoffrey Chaucer（1340-1400）系出北人，以王事使法意诸国，遂仿其诗风，作诗数篇。晚年作Canterbury Tales，虽仿《十日谈》，而亦自具特色。诗言有巡礼者三十一人，集于旅次，共赴Canterbury。途中各述故事，以慰寂寥。而所作只二十四篇。其序言（“Prologue”）一篇，写旅人风采言动，颇极其妙。英自北人入国，言语纷歧，Wycliffe（1325-1385）译《新约》，英语之力始张。至Chaucer而大定，立近世文学之柱石。而革新之机，则仍来自意大利，距Chaucer之死，已百年矣。

    第三节 古典主义时代

    一 文艺复兴时期

    五 意大利

    文艺复兴发端于意大利，渐及法德英西诸国。顾其势力在意最盛，前后历十四五两世纪，各国则略迟百年。其后虽就消沉，而精神深入于人心，造成伟大之文学，至十八世纪后半，始复变焉。

    一四五三年，土耳其王摩诃末二世取君士但丁堡，东罗马之学者，避地于意，挟古文书与俱，是为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始。德人Gutenberg始作活板（1435），英意荷阑继之，是为文艺复兴势力流布之始。唯此皆已著之事迹，至其发动之精神，则仍出于国民之自觉，实即对于当时政教之反动也。邦国争长，各以纵横机诈相尚。教会信仰渐失，而威福转加。法之Trouvère，德之Volksdichter，英之Langland，意之Pulci对于教徒之不德，久多讥刺之词。且严厉之Asceticism，压制人心，久不可堪，而法王教正，复不能为超人间之卓行，为人民模范。则怀疑以生，旧日宗信，渐渐动摇。久蛰之生机，倏焉觉醒，求自表见。终乃于古学研究中得之，则遂竞赴之，而莫可御矣。基督教欲灭体质以救灵魂，导人与自然离绝，或与背驰。而古学研究则导人与自然合，使之爱人生，乐光明，崇美与力，不以体质为灵魂之仇敌，而为其代表。世乃复知人生之乐，竞于古文明中，各求其新生命。此文艺之盛，所由来也。

    十五世纪中，意大利治古学者极盛，志在调和古今之思想，以美之一义联贯之。Platon之学遂大行，真美之爱，同出一源，与中世Troubadour之所讴歌，颇有相似，世多好之，如Petrarca，即先觉之一人也。Marsilio Ficino（1433-1499）则注其毕生精力于此。Cosimo de Medici祖孙，提倡最力。Lorenzo Il Magnifico于讲学之余，多所著作，仿希腊Idyll式作“Ambra”等诗数章，甚为世所称。当时文士，多游其门，如Pulci，Jacopo Sannazzaro皆是也。

    Luigi Pulci（1431-1487）为Lorenzo挚友，著Morgante Maggiore，取材于传说而文特诡异。对于教会，似疑似信，赞扬与嘲骂间出。论者纷纭，不能明其指归。大抵当时人心趋向，颇与此相类，是诗足为象征。又以诙谐美妙，颇得世誉，为后来谐诗之宗。Matteo Maria Boiardo（1434-1474）之Orlando Innamorato，亦记Orlando事，而敷叙故事，别无新意。后Lodovico Ariosto（1474-1533）作Orlando Furioso，即汲其流，咏中世之骑士，而著想陈词，不为时代所限。至引希腊神话，以为藻饰。书阅十年始成，在今日视之，虽仅如古锦绣，止有色彩悦目，然其影响于当时文学者，则至非鲜。叙事之诗，于是复盛行。唯武士制度，既就衰废，Pulci，Ariosto等，又以诙诡之词，润色其诗，后之作者，多仿之为假英雄诗。Teofilo Folengo（1491-1544）作Orlandino，则竟以武士为嘲笑之具矣。

    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著Il Principe，立意大利散文之则，简洁明晰，不假修饰。唯其提倡权谋，虽重私德，而公德则不论是非，但以利害为准，议者以为诡辨之词，适足为暴主所利用。或又比之Swift之《谕仆文》，以为假反语以刺时政。然亦唯对于法王之治，稍有微词，别无讥讽之迹可见。盖Machiavelli之为此书，不过聊寄救国之忱，据当时情状，固不能求同志于齐民，唯有期诸执政者也。稍后有Benvenuto Cellini（1500-1572）自传，多大言，而质白率真，不违人情。后世比之Rousseau，亦文学之瑰宝也。

    Ariosto之后，有Torquato Tasso（1544-1595），为诗人Bernardo子。初学法律，而性好文学，游Alfonso门下，作Aminta，写一诚信安乐之理想世界，与权诈奔竞之现世相照。又仿Ariosto为史诗曰Gerusalemme Liberata，纪第一次十字军救耶路撒冷圣地事。当时宗教改革之反动，与文艺复兴之余波，结合而成此作。描写人情，又极巧妙，世有出蓝之称。Tasso作此诗，本至虔信，而察教会之意，似尚不惬，因发狂易，自疑为外道，奔遁于道。后复返Ferrara，又疑僚友嫉妒，力与斗，遂被幽于寺，七年，乃得释（1586）。狂疾偶已，辄复著作。又十年卒，而意大利十六世纪之文学，亦与之俱就结束矣。

    六 法国

    十六世纪法国文学，亦兴于宫廷。Francis一世有女弟曰Marguerite（1492-1549），首仿意大利Sannazaro之Arcadia，为Pastoral。又仿Decameron作Heptameron，多嘲弄教徒之不德，庄谐杂出，而终以教训。廷臣Clément Marot致力于抒情诗，为七星派之先导。七星（Pléiade）者，Pierre de Ronsard，du Bellay之徒七人，结社治古文学，以迻译仿作为事。一五四九年，始宣言改良俗语，用之于诗。虽或仍事雕斲，有失自然，唯其主张，欲根据古学，利用俗语，以求国民文学之兴起，则甚有益于后世也。

    François Rabelais（1490-1552）初依教会，而性好学，乃去而学医。一五三二年著Gargantua，叙一巨人事迹。次年续作Pantagruel，颠到其名字，自署曰Alcofribas Nasier。其词诙谐荒诞，举世悦之，唯荒唐之中，乃有至理存焉。Rabelais以真善为美，对于当时虚伪恶浊之社会，抨击甚力，因故晦其词以避祸。巨人Pantagruel生而苦渴，唯得Bacbuc圣庙之酒泉，饮之乃已。Panurge欲取妻，不能决，卜之于La dieu Bouteille，而卜词则曰饮。言人当饮智泉，莫问未来。渴于人生，饮以知慧，此实Rabelais之精义。其顺应自然，享乐人生之意，亦随在见之。书中文多芜秽，则固非尽由时代使然，盖其蓬勃之生气，发而不可遏，故至是耳。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隐居不仕，作论文一卷。乐天思想，与Rabelais相似，而益益静定。其格言云，吾何所知，足以见其怀疑之精神矣。

    七 西班牙

    西班牙文学，至十六世纪而始盛，唯多模仿古代及意大利之作，Montemayor之Diana Enamorada，其最佳者也。Don Diego Hurtado de Mendoza（1503-1575）本为军人，后转任外交，一五五三年著Lazarillo de Tormes，其后Mateo Aleman继之，世称Picaresca，颇足见当时社会情状。道德颓废，习于游惰，教会诡辨盛行，以伪善隐恶为正，人人俱欲不劳而获，于是欺诈之风大张。Lazarillo即为之代表，其人洞悉世情，乘间抵隙，无往而不利。及Quevedo著书，则意思深刻，文词雅驯，而讽刺锐利，可与前之Loukianos，后之Swift相并，尤为不可及也。

    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1547-1616）作小说Don Quixote，为世界名作之一。论者谓其书能使幼者笑，使壮者思，使老者哭，外滑稽而内严肃也。Cervantes本名家子，二十四岁从军与土耳其战，负伤断其左腕。自Messina航海归，为海盗所获，拘赴Algiers，服役五年脱归。贫无以自存，复为兵卒者三年。后遂致力于文学，作戏曲小说多种，声名甚盛，而贫困如故，以至没世。所著小说Galatea等，皆有名，而以Don Quixote为最。Don Quixote本穷士，读武士故事，慕游侠之风，终遂迷惘，决意仿而行之。乃跨羸马，披甲持盾，率从卒Sancho，巡历乡村，报人间不平事。斩风磨之妖，救村女之厄，无往而不失败。而Don Quixote不悟，以至于死，甚多滑稽之趣。是时武士小说大行于世，而纰缪不可究诘，至后由政府示禁始已。Cervantes故以此书为刺，即示人以旧思想之难行于新时代也，唯其成果之大，乃出意外，凡一时之讽刺，至今或失其色泽，而人生永久之问题，亦并寄于此，故其书亦永久如新，不以时地变其价值。书中所记，以平庸实在之背景，演勇壮虚幻之行事，不啻示空想与实生活之抵触，亦即人间而上精进之心，与现实俗世之冲突也。Don Quixote后时而失败，其行事可笑，然古之英雄，先时而失败者，其精神固皆Don Quixote也，此所可深长思者也。

    波陀牙言语，本西班牙方言之一支，至十六世纪初，诗人Miranda等出，其文学始独立。至Luis Camoens（1525-1580）著史诗Os Lusiadas，论者称之为当世之Vergilius。少时以事见放，流寓印度，又以诗罪，窜澳门者数年。比返国，中道覆舟，仅以身免。一五六九年始得归，以Lusiadas付刊，声名顿起，惟仍贫甚，相传有仆每夜求乞于道以救之。Lusus者，波陀牙传说之英雄，而民族之先祖也。诗叙Vasco da Gama初次远航之事，志在发扬国光，以先代世说，古国神话，为之藻饰，而善能调和，成完美之史诗焉。

    八 德国

    德国受文艺复兴之影响，学者辈出，唯其效果，则在宗教为多。马丁路德虽非Humanist，而乘思想自由之流，改革旧教，以抵于成。文学草创，多为宗教论难之资，非为观美。讥刺之诗最盛，Desiderius Erasmus，Ulrich Von Hutten等，多假此以发主教长老之覆，旧教徒亦反报之。唯嘲骂之言，往往出于弱败，故激烈之作，亦出于加特力教。Thomas Murner著Vom grossen Lutherischen Narren，其言极厉，盖以Luther为旁门，肆力抨击，则有功于圣道。虽意见偏执，然讽刺之才，不可及也。新派方乘时而兴，不专恃文字以自障，故无巨制，比反动之起，论争复烈。有Johann Fischart（1550-1590）学律，为法官，匿名作诗，以攻旧教。又译Rabelais之Pantagruel，自加融铸，名之曰Geschichtklitterung。对于社会凡事，无不施以讪笑，而中含深意，无夸诞之嫌。又所作Das glückhafft Schiff von Zürich一卷，以纯诗论，亦甚精炼，为十六世纪名作也。

    Hans Sachs（1494-1576）者本缝人子，眇一目，出小学为靴工。又学为诗，后遂有名，世称之曰Meisterlieder。安居乐业，怡然自得，故其诗亦流丽恬静，若与尘俗相隔，盖足为当时市民心理之代表者也。其所致力，乃在戏曲，凡二百余种。去宗教剧之枯淡与俗剧之粗鄙，而代以优雅之词，于国民剧之发达，盖至有力焉。

    九 英国

    英国十四世纪有Wycliffe，开Luther之先，Chaucer继Petrarca，Boccaccio之绪。唯二人皆先时而生，后无绍述。直至百年而后，始有John Colet者，为Oxford Reformers之一，以提倡古学，改革宗教为务。而意大利之文学，亦由Wyatt与Surrey二人传入英国。Thomas Wyatt（1503-1542）以王事使意，因得熟知古拉丁及意大利著作，始仿Petrarca写短歌（Sonnet）。其徒Henry Howard，Earl of Surrey（1517-1547）继之，又译Aeneid二卷，初用Blank Verse，后世作诗曲多用之。二人生时不自梓其诗，至Surrey死后十年，有书贾Richard Tottel刊Miscellany of Songs and Sonnets，二氏之作在焉。时颇风行，仿者甚众。Sidney之Astrophel and Stella，与Spenser之Amoretti及Epithalamion，皆称名作。同时译之业亦盛。如Thomas North之Plutarchos《名人列传》，George Chapman之Homeros史诗，Thomas Phaer之Vergilius，皆其著者。Ariosto与Tasso，亦有译本。其响影于新兴文学之力，盖莫大也。

    Edmund Spenser（1552-1599）学于Cambridge，与Sidney为友。初作Shepheardes Calender，分十二月，各系以Eclogue一篇。或为寓言，或为怨歌，或颂女王，或嘲教徒，不一其体，而外形仿古代之Pastoral。又作Faerie Queene，今存六章，欲假譬喻以示人生之准则，书颇仿Ariosto及Tasso，唯其人物，则非游侠英雄，亦非十字军武士，所言皆圣洁和平诸德，而冠以人名，终乃纷错，不可甚解，唯其诗至美。Spenser对于人生，虽怀Puritan之意见，唯亦受Platon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影响，故其思严肃而其文富美也。Amoretti与Epithalamion，皆其结婚时（1594）所作，为艳歌之最。四年后之爱尔阑之乱，室被兵燹，幼子死焉。移居英京，困顿而卒。

    Philip Sidney（1554-1586）为女王Elizabeth朝之重臣，后战殁于Zutphen，初不以文学名。作艳诗及小说一卷，至殁后始有人为刊行之。其咏Stella（Devereux）之歌，情意直挚，为世所称。小说曰The Countesse of Pembroke's Arcadia，亦Pastoral体。纯仿希腊著作，纪述山林韵事，不如后人之影射时事也。书中事迹综错，论者谓分之可为二十说部资料。文辞亦多修饰，而甚为世人所喜。是时又有John Lyly（1554-1606）作Euphues（1579-1580）二卷，乃尤过之。多用双声对偶，譬喻典故，或曼衍成数十百言，或精炼为骈句。举世靡然从之，模仿其言词以为美，世称Euphuism焉。Lyly之书，本意亦在教训，对于当时侈靡之风俗，攻难甚切，唯为文词所掩，后之人无或措意于此矣。

    Thomas More（1478-1535）亦Oxford Reformers之一，为Henry VIII所杀。以拉丁文作Utopia，述其理想之国，与Rabelais之Thelema，Bacon之New Atlantis，同出于Platon之Republic。唯More致力于信仰，Bacon致力于学问，Rabelais则以人生为主，辅之以学问信仰，以底于完成之境，此其异也。Francis Bacon（1561-1621）又作论文五十八篇，世与法之Montaigne并称，唯其文简炼，而流畅则逊之。

    英国戏曲之起源，与欧洲各国同，并由中古之宗教剧出。每当令节，教会宣扬圣书故事，以喻人民。徒言不能甚解，乃假为书中人物演之，曰Liturgical Play，实由Dromenon而变为Drama之过渡也。所演者为《旧约》故事，自创世至末日裁判，或基督一生事迹，自降生以至复活，称Mystery。或演古德奇迹，称Miracle。至十三世纪初，演剧之事，乃由教会移于工商行社（Guild）。每行各有Patron Saint，率于每年祭日，演其毕生行业，以大车为台，游行市中，曰Pageant。十五世时，譬喻盛行，于是转入戏曲，饰善恶为脚色，以教道德，而Morality以生。又以枯索无味，则假Vice演为滑稽之言动，以助兴趣，是为后世曲中Fool之起源。继复张而申之，别成一节，曰Interlude。后或分立，成喜剧焉。曲词作者，初皆无主名。至十六世纪中，John Heywood始作Interlude甚多，有The Four PP最有名。而当时所谓University Wits者，亦仿罗马Plautus，Seneca诸人，著作渐盛。至Shakespeare，乃集其大成焉。

    英国之有剧场，始于一五七六年，James Burbage建The Theatre，至Shakespeare自创The Globe，已至一五九九年。剧场大抵外作六角形，两傍有廊，以居贵客，余皆露立。台上覆瓦，县毡为幕。刻木剪纸以为道具，揭橥地名，以晓观众。Greece剧中演Venus之入场，至县倚引之上，已为极妙，他可知矣。演剧以下午三时始，首有人致词，为Prologue。一折终，复有人出，古衣长鬓，致下场词，为Chorus。及全剧了，伶人尽出为女王跽祷。至王政复古时期，始有离合背景，亦始用女优，其先则皆以童子为之也。

    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幼孤寒，受学于文法学校。二十二岁时至英京，学为伶人。作Venus and Adonis，诗名顿起，唯其尽力乃在戏曲。初但为剧场修改古曲，后乃自作，凡二十年，共三十五篇。中分Comedy，History，Tragedy三类。其著作年代，亦可分为四，一曰习作时期（1590-1596），二曰历史喜剧时期（1596-1601），三曰觉醒时期（1601-1608），四曰Romance时期（1608-1612），与其身世，亦有相关。其所取材，不出Holinshed之Chronicles，Plutarchos之《列传》，意大利小说等，而一经点染，顿成妙作。又其思想深远溥博，不为时地所限，故论者谓其戏曲，在希腊以后，为绝作也。

    Shakespeare作喜剧，大抵在首两期中。末斯所作三曲，则别谓之Romances。而悲剧中间亦常含有喜剧分子，故其喜剧之作风，复可区别为三。其一以荒唐纰缪之事，作滑稽之资，如The Comedy of Errors，A Midsummer Night's Dream等是。其二写爱恋之事，中更忧患，卒得谐合，如Much Ado about Nothing，As You Like It等是。晚年三曲，则写家人妇子，散而复聚之事，盖亦由境遇使然。其三则假诙谐以寄其微意，皆散见于悲剧中，如Macbeth之门子，Hamlet之掘墓人是也。

    Shakespeare第一期中，尝作悲剧二种，唯其极盛，则在第三时期。所作以（一）Hamlet，（二）Othello，（三）King Lear，（四）Macbeth为尤最。Romeo与Juliet之死别，虽因缘于人事，而亦实定运之不可逃。至Hamlet等作，则不涉Fatalism，而以人性之弱点为主。盖自然之贼人，恒不如人之自贼。纵有超轶之资，气质性情，不无偏至，偶以外缘来会，造作恶因，展转牵连，不能自主，而终归于灭亡，为可悲也。犹疑猜妒，虚荣野心，皆人情所常有，但或伏而不发，偶值机缘，莫不决裂者。如僭王之于Hamlet，Iago之于Othello，二女之于Lear，巫之于Macbeth，皆为先路之导，终乃达其归宿，倾国破家，无可幸免，令观者竦然有思。Aristoteles所谓悲剧之二元素，哀怜恐怖，盖兼有之。福善祸淫，世所快心，若其性情欲望，本亦犹人，乃以偶尔之遭，俱就陨落，易地以处，知亦莫能免焉，由是而哀矜之情生，彼我之间，无复差别，则彼已往之悲剧，焉知不复见于我。可惧又孰甚焉。Shakespeare悲剧之力，盖在此。

    后世多疑Shakespeare戏曲，谓非所为，或云Bacon作，然无确证，不足信也。

    二 十七世纪

    十 意大利

    十七世纪为欧洲文学停顿之时，因宗教改革之反动，酿为扰乱。政教两方，唯以压制为事。其后渐得平和，而民气衰落，文学遂亦不振。又以文艺复兴之影响，一时著作颇盛，及能事既尽，犹欲刻意求工，终至忽其大者远者，而反趋于末。最初有西班牙教正Guevara，始创所谓Estilo Alto，至Góngora等而大盛。英之Lyly，立Euphuism，意有Marini，以警语（Concetti）作诗，于是所谓雅体（Culteranismo）之诗，风靡天下。作者唯以模拟为务，争尚颖异，莫知所止。其诗贵多用奇句，形容譬喻，不甚切近，盖意不在能动人而在警人，不在感发性情而在得读者之骇叹。于是诗之效用，几尽失之矣。虽有一二先觉，力与抗衡，而时势所趋，不能挽也。法国有Boileau出，力摧旧说，使复归于真率纯正之境，英亦兴起从之，文学并称极盛。其余诸国，一时莫能及焉。

    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期，文化为各国冠，及其衰也，亦甚于各国。十六世纪末，有文禁，政教之事，悉不得言，即论自由称古学者，亦在禁列。于是著作日希，难于流布，诵读者亦益少。其后解禁，而民气衰苶，直至法国革命之时，犹未能振起。当时雅体之诗，风行于世，Giambattista Marini（1569-1635）首倡之。所作Adone一诗，凡三万四千行，叙希腊Adonis之神话。仅写情景而无事迹，造辞典丽，取譬新异，极人工而乏天趣。论者比木偶人，只此辉煌之景，悦目一时而已。Marini尝游法王路易十三之廷，众皆悦之，其诗遂大行于法，本土之模仿者尤众。有Chiabrera，Filicaya，Guidi等，力矫其弊，而大势所趋，终不能胜也。散文著作，较为发达，唯大抵关于哲学及科学者。

    十一 西班牙

    西班牙之雅体，始于Guevara，继之以Sotomayor，至Luis de Góngora而大盛，与Marini方驾。Góngora初以简明之词作诗一卷，不为世人所好。乃转而模仿雅体，又益夸大之，于是声名顿起。Culteranismo四方景附，唯其势力，乃有所限。Vega以当世大师，力攻Góngora派所为，尝嘲之曰，余为此言，且不自解，又孰能解乎。Vega之后，有Calderón振兴西班牙戏曲，与英国比盛焉。

    西班牙戏曲，亦犹英国然，发源于宗教戏，曰Auto。又分之曰神剧（Comedia Divina），曰圣徒剧（Comedia de Santos），盛行于十六世纪，民间甚好之。剧中主旨，大抵福善祸淫之事，唯所谓善恶，则一以教会为准则。故神之慈惠，独厚于教徒，而所以罚离经叛道者，亦极其严酷，犹不如兴奸作慝者之可以信仰而得赦也。Auto之后，转为Comedia，兼悲喜两种而有之。至Lope de Vega（1562-1636）而集大成。Vega幼颖慧，通古文学，作小说Arcadia，Dorotea及史诗等数种，而戏剧最有名。所作凡五百余种，取材至广，或上溯宜禄帝时，说罗马之大火，或述哥仑布涉险事，又或写现代社会。其观察极精彻，又以客观态度写之，故可谓写实派，而Pedro Calderón（1601-1681）则理想派也。Calderón本为军人，晋爵为贵族，尝任宫廷剧场监督。所作剧曲，善能写人间理欲之抵触，思想富美，制作亦视Vega为备，故称为西班牙戏曲之第一人。及其殁后，戏曲亦遂衰落矣。

    Picaresca之小说，时尚盛行。Francisco Quevedo（1580-1645）之Don Pablo de Segovia为最著名之作。至Vicente Espinel作Vida del Escudero Marcos，多描写社会情状。不仅以叙事为能，已开近代小说之先矣。

    十二 德国

    十七世纪德国文学之零落，视意大利尤甚。宗教改革，延为三十年战争，民生衰耗，殆达其极。虽受文艺复兴之影响，亦第有模拟而无兴作，前后Silesia派之诗，实只因袭意法往事，而重演之而已。第一Silesia派，以Martin Opitz（1597-1639）为之长，奉法之七星派，因撮要义著《诗法》一卷，以教其徒。拘守绳墨，不得自由，于是乃有反动，而C.H.von Hofmannswaldau（1617-1679）出，是为第二Silesia派。所师法者，为意之Marini。其徒Caspar von Lohenstein（1635-1683）诗曲之外，复作武士小说，以新异之文词，写夸张之感情，虚诞之行事，举世好之。盖文艺复兴，至此已见流弊，德以丧乱之余，智力薄弱，故受其弊，亦尤甚也。

    当时小说虽无足称述，然亦有杰出于一时者，则Grimmelshausen之Simplicissimus（1668）是也。H.J.Christoffel von Grimmelshausen（1621/22-1674）故武人，尝与三十年战争之役。其为此书，本仿西班牙之Picaresca，而不务造作，专以一己之所经历，演为五卷。虽事多凶厉，文不雅驯，唯其实写世情，与人生益益相近，以视虚华之小说，迥不侔矣。然其后无继起者，迨十八世纪初，英国之Spectator与Robinson Crusoe流入德国，始复震动，风气为之一变焉。

    十三 法国

    法国文学情状，故无异于各国，唯以国家强盛，文士得假承平之际，致力于文，故发达亦最盛。Marini至法，一时诗人翕然从之，称Preciéux派，顾其风不久衰歇。一六三五年敕建法国文艺院，以厘定国语为职志，Malherbe，Guez de Balzac之徒，先后兴起，各有所尽。至Nicolas Boileau（1636-1711）主张真美一致，廓清旧敝，建设新派，一以清真雅正为归，于是遂为Classicism之最盛世也。

    法国戏曲，亦萌牙于宗教剧，文艺复兴以后，模仿古代著作者亦弥多。分道而驰，不相调和。宗教剧行于民间，多失之野，古剧则学士所为，适于吟诵而不宜于演作，美于情文而乏气势。十六世纪中，Theodore de Bèze取材于《旧约》，造作悲剧，欲调和其间，顾未能就。Pierre Corneille（1606-1684）始合二者之长，成完善之戏曲。Le Cid写情爱与孝思之冲突，Les Horace写国家感情之冲突，Cinna写慈仁与报复之冲突，至Polyeucte则转而言基督教事，写爱与信仰之冲突，凡家庭邦国政治宗教之问题悉具焉。虽其理想人物，迥出常类，性格无发展之地，而情文并茂，足以掩之。盖自Corneille出，而法国戏曲始成纯粹之艺术，足以怡悦性情，感发神思，不仅为民众媮乐之具矣。

    悲剧曲成于Corneille，而喜剧则始成于Jean Baptiste Molière（1622-1678）。其先模拟意西著作者，大抵以爱恋涉险为材。至Molière一反所为，求之于日常生活之中，自狂愚纰缪之事，以至家常琐屑，无不得滑稽之资料，盖为昔人所未尝知者也。Molière本商人子，初学法律哲学。二十一岁时，弃而为优于巴里，业败，负债下狱，以援得脱。乃去都，周行各地者十二年，多所阅历，文思益进，遂仿作意大利喜剧，自演之。至一六五九年作Les Preciéuses Ridicules，写当时社会，于标榜风雅之习尚，加以嘲笑，此风因之渐衰。又于L'Ecole des Femmes示天性之发达，不能以人力防御。及Tartuffe出，攻难者一时蜂起，而教会尤力，至于禁绝诵读，吓以破门。五年而后，始得公演焉。唯Molière之绝作，则为Le Misanthrope。盖在家庭社会间，多历忧患，故心意亦益坚苦，于此剧一罄之。Alceste以清俊之质，邂逅浊世，高情覃思，迥绝常流，独爱Célimène，而Célimène不能遗世而从之，于是觉悟之悲哀，遂为是剧之终局，盖喜剧而具有悲剧之精神矣。

    Jean Racine（1639-1699）者，Molière之友，而Corneille之继起者也。幼孤，育于大母，受学于教会。初学Corneille为悲剧，后乃自辟径蹊，善写人情之微。其最佳之剧，皆取材希腊，而别具精彩，可与古代名作并驾。Andromaque及Phèdre是也。唯当时名流，或不满意，倩人别作Phèdre之剧，同时上场。又出万五千佛郎，募人分赴剧场，力抑扬之，Racine遂败。因忽发愤，自忏笔孽，隐居不出，嗣后著作遂鲜。

    Jean de La Fontaine（1621-1695）所作有诗歌小说，然以寓言闻于世。二十六年中，凡著十二卷。仿希腊Aisopos，而实绝异。古之作者，多假寓言以寄教训。La Fontaine则重在本事，教训特其附属，或且阙焉。盖合小说（Conte）于寓言（Fable），而托之于纯诗者也。故纪载描写，更益精详，与古之寓言以片言明意为上者异矣。且天性纯朴，爱好天物，故状写物情，妙绝天下，称为不可仿效之作。唯十九世纪时，丹麦有Andersen，作童话，亦为绝技，或可相伯仲耳。

    散文著作，则有Duke de La Rochefoucauld之《语录》（Maximes），与Jean de la Bruyère之《人品》（Les Caractères），而小说亦渐渐发达。Madame de la Fayette（1634-1696）著La Princesse de Cléves已脱离旧习，趋于简洁，为Manon Lescaut之先驱。近代小说，当以此为首出也。

    十四 英国

    英国十七世纪文学，实可析为前后两期。上承伊里查白时代之余绪，下为奥古斯德时代（Augustan Age）之先驱。文化发达，极于侈丽，物极而反，Puritanism遂渐胜。终乃颠覆王朝，立共和之治，唯峻厉之教旨，不能终厌人心。一六六〇年王政复古，而文艺潮流，亦大变易。法国Boileau之影响，被及英国，检束情思，纳诸轨则。至Dryden乃定古罗马著作为文章轨范，嗣后Classic派势极隆盛，以至法国革命时代。

    Lyly与Sidney之后，所谓Conceit（Concetti）之风，盛行于诗歌。一变而为十七世纪之Fantastic派，John Donne（1573-1631）为之长。Caroline之诗人，大抵蒙其影响，如Herbert及Herrick皆最显者也。Herrick善遗绮语，颇称佳妙，其媮乐之精神，犹可见文艺复兴小影，与当时清教思想，正可反比焉。

    戏曲自Shakespeare而后，渐就衰微。虽Ben Jonson继起，然不能及。Shakespeare写人生之深密，而Jonson止能写一时世相。其后Beaumont and Fletcher合作戏曲，虽妍美足称，而雅健不足。自余作者，益务迎合流俗，趋于放佚。清净教徒对于剧场，力加攻击，初禁礼拜日演剧，至革命时，遂悉封闭之。

    清教思想，蕴蓄已久，渐由宗教，推及政治，终有一六四二年之革命。文学中有Milton与Bunyan二人为代表。John Milton（1608-1674）出自清教家庭，受古学之教育。初作“The Ode on the Nativity”犹有Fantastic派余习，继作“L'Allegro”及“Il Penseroso”二诗，乃归雅正。“Lycidas”仿希腊Theokritos诗，悼其友之死，假牧人之词，多攻教会失德。Puritan之思想已明著矣。及革命告成，Milton任为Cromwell记室，十余年来，不复为诗。一六五二年以过劳目力，遂失明。六〇年秋Charles二世复位，几不免。后遂隐居，复致力于诗，命其女笔之于书，乃成三大史诗。一曰Paradise Lost，叙撒但之叛与人类之堕落。一曰Paradise Regained，叙基督抗魔之诱惑，复立天国。一曰Samson Agonistes，叙参孙髠顶矐目，为Philistine人之奴，终乃摧柱覆庙，自报其仇。皆取《旧约》故事，以伟美之词，抒崇高之思，盖合希伯来与希腊之精神而协和之者也。John Bunyan（1628-1688）者，行事著作，与Milton绝异。父补釜，Bunyan世其业。生平所读唯圣书，而宗教思想，深纯独绝。因从新派，游行说教，被捕下狱十一年，及信教自由令出得释。未几令又废，遂复被禁三年。狱中作《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以譬喻（Allegory）体，记超凡入圣之程。其文雄健简洁，而神思美妙，故宣扬教义，深入民心，又实为近代小说之权舆。盖体制虽与Faerie Queene同，而所叙虚幻之梦境，即写真实之人间，于小说为益近。其自叙体之Grace Abounding，亦有特色。至Defoe乃用之作Robinson Crusoe，此体益以完成矣。

    王政复古，政教复一变。Samuel Butler仿Don Quixote作Hudibras，以嘲清教徒，大为世人所好。昔日整肃之俗，转为放逸。演剧复盛，而日趋于堕落。及党派分立，利用文学，施于政争，讽刺之作，因此大兴。又以时代变迁，情思衰歇，人重常识，不复以感情用事。当时文人，被法国之影响，乃奉古代诗法为模范，重技术而轻感兴，遂别开一新时代焉。John Dryden（1631-1700）实为之主。Dryden系出清教家族，而始附王室，终归旧教，盖对于政治宗教，初无定见，但随世俗转移。其造作诗曲，亦多迎合时好，非由本意，故或称其以著作为业。至晚年，亦自悔之。唯规定文体，以明决为上，甚有造于后世。英文学之Augustan Age，实造端于此矣。

    三 十八世纪

    十五 法国

    十八世纪为理智主义最盛之时代。文艺复兴，希腊之文明，流播欧土，人心久苦束缚，遂竞赴之，本其自然之情意，力与禁欲主义抗，以立主情之文学。时学术亦主怀疑实验，破烦琐学派（Scholasticism）之障，成主智唯理之哲学。及思潮衰落，文学亦随以不振。哲学则缘理智为重，乃不与之转移，自Bacon创经验说，Descartes立唯理论以来，且益复发达，影响渐及于文学。于是向之诞放繁缛之词，悉见废黜。凡事一准理法，不得意为出入。是事始于十七世纪中，至十八世纪而极盛。论其趋势，与文艺复兴之运动，盖相违忤，唯奉古代著作为师法，则差有相似者，故并称尚古时代也。然其所尚，第在形式而非精神，又抑制情意，以就理法，亦有偏至。故及Rousseau出，倡复归自然之说，而昔日文艺复兴之精神，复现为Romanticism而代兴也。

    欧洲十八世纪之文学，以英法为极盛。二者之中，又以法之影响为最大。百年之内，由专制为共和，由罗马旧教为信仰自由，由尚古主义为传奇主义，凡此急转，皆大有影响于世界。而推其元始，并由当代思潮所动荡，文人学者，本其宗信，各假文字之力，宣扬于众，以抵于成。此十八世纪法国文学之所以异于他国，亦所以异于前代者也。十七世纪之思想，虽亦力去故旧，倾向自由，然仅以个人为主，而是时则推及于人群。十七世纪之著作，其不朽者止因美妙，初不以宣传宗旨为务，是时则多以文字传其思想，不仅为贵人媮乐之具。凡此趋向，盖已见于路易十四世时，La Bruyère作《人品》，于社会敝俗，已多慨叹之辞。至十八世纪，而致意于此者，乃益多矣。

    François Fénelon（1651-1713）在路易十四朝，为皇孙师保，取材希腊史诗，作Télémaque一书以教之。以散文作诗，以小说谈教育，甚有特色。于政治道德，尤多新义，已有立君所以利民之说，后遂以是罢免。宗教上之怀疑思想，则先见于Bernard de Fontenelle（1657-1757）所著《神示史》（Histoire des Oracles）。以论辨希腊罗马托宣之俗为名，而实于景教神异之说，加以掊击。盖所言虽限于古代异教，而迷信起原，本无二致，鉴古征今，可知正教之奇迹，与外道之神言，相去固不一间也。及Montesquieu之《波斯尺牍》（Lettres Persanes）与Voltaire之《哲人尺牍》（Lettres Philosophiques）出，而此新思潮，遂益复完全表见矣。

    Charles-Louis de Secondat，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以《法意》（De l'esprit des lois）一书闻于世。《波斯尺牍》成于一七二一年，假为二波斯人记游法所见，贻其新友之书，于当时政教社会各事，加以评骘。微言妙语之中，实寄忧世之深情。Montesquieu虽法家，亦长于文。是书托之波斯人作，则便于评议，又借东方风俗以为渲染。简毕往来，游人记所目睹，而故乡消息，则举波斯之事相告。宫闱之中，妇寺构煽，尤多隐秘，为谈论之资，故其结构纯为小说，而对于政教之意见，则精神仍与《法意》近也。Voltaire本名François-Marie Arouet（1694-1778），颠到其姓以自号。以讪谤疑罪被放，后复被禁锢十一月。至一七二七年，又与豪家斗，遁居英国三年。遂作《哲人尺牍》，详述英国情状，而于信仰自由，尤所神往，重真理爱人类之气，露于行间。法国当局虑其惑人，遂禁传布，并命刑吏以一册焚于市云。Voltaire所作，初多诗曲，尝仿史诗作La Henriade，咏亨利四世事，甚行于世，至比之Vergilius，然实非其特长。《尺牍》以后，著作甚多，虽种类殊别，而思想本柢，在破迷执而重自由则皆同。六十岁后，隐居村间，多作答问小品传布之，攻难宗教甚力。盖天性既与宗教之神秘思想素相远，而感觉又特明敏，多见当时冤狱，如Calas，Sirven，La Barre等案，事至凶酷，其因乃悉由教争。故平生以摧毁污恶为务，若其所谓污恶（L'infame）者，则宗教也。唯Voltaire虽以宗教为文化进行之大敌，毁之不遗余力，而于政法乃颇主保守。其论艺文，亦奉古代义法，与并世文人别无所异。

    二子《尺牍》之出，为新思想代表，而当时绝少应和。及中叶以后，世事顿复变易，路易十五时政治日坏，弊已彰著，于是二人文字之功，亦渐成就。先觉之士，咸奋然有改革之心。此诸“哲人”（Philosophes）怀抱之旨，得以二语总之，曰理性，曰人道。既不足于现社会之情状，乃欲以智识真理之力，破除一切偏执迷信愚蒙缪妄，合人群知力，以求人类之幸福。又以政教之敝，实由义旨之差谬，故当专务治本，以文字为道具，觉迷启智，先谋国民精神之革新。而其影响，则崇尚理性，毁弃旧典，主思想自由，开近世科学精神之先路。护持人道，于非刑曲法之事，力发其覆，又反对奴制，非难战争，亦皆率先大号。其精神颇有与文艺复兴时相类者。唯其为学，不求一己之深造，而冀溥及于大群。欲世界文化，分被于人人，得以上遂，至于至善之境。故对于现在，虽多不满，而于未来则抱昭明之希望，此实当时哲人共通之意见。而其事业，则见之于编纂《类苑》（Encyclopedie）一事。为之长者，即Diderot也。

    Denis Diderot（1713-1784）初佣于书肆，以卖文自给。其所宗信，由自然神教（Deism）转为无神论，复进于泛神论。尝作《盲人说》，假为英国学者之言，以申其意，坐禁锢三月。一七四五年，巴里书贾谋译英国Chambers类苑，属Diderot主之。Diderot允之，而不以转译为然，因招诸人，共理其事。教会忌而力阻之，共事者或稍稍引去。Diderot不为动，朝夕撰集，终得成，前后已三十年矣。其书本类书，又多草创，故未能尽美，唯传播思想，则为力适伟，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之成功，实在于此。Diderot曾作戏曲论文。又仿英国Richardson等作小说。Le Neveu de Rameau最善。当时未刊行，至十九世纪初Goethe自原稿译之为德文，始见知于世。

    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行事思想皆绝奇，影响于后世者亦独大。Rousseau生而母死，父业造时表，使世其业，Rousseau不愿，遂逃亡。少行不检，飘流无定止。一七四一年至巴里，以音乐闻，又作剧曲得名，与Diderot等为友。偶读报知Dijon学会县赏征文，论美术科学之进步与道德改善之关系，作文应之，得上赏。后又作文，论人类不平等之起原，并论其是否合于自然律，虽不得赏，而Rousseau之大事业，实已始于此。一七六一年后，La Nouvelle Héloïse，《民约论》（Contrat Social），Émile相继刊行，一时世论哗然，政府公焚Émile于市，欲捕治之，逃而免。Rousseau性好争，又多疑，与Diderot绝交，又与Voltaire以文字互相诋諆。历奔各地，皆不见容，益疑Voltaire害己。终应Hume之招，避居英国，始作《忏悔录》（Confessions）。顾复疑Hume与谋将见陷，乃匿名返法国，至七八年七月暴卒。凡Rousseau思想，可以复归自然一语，为之代表。意以为人性本善，若任天而行，自能至于具足之境，唯缘人治拘牵，爰生种种恶业，欲求改善，非毁弃文化，复归于自然不可。其说与当世哲人之提倡文明，欲补苴为治者，迥不同矣。虽由今言之，或亦不无偏至，而其时发聋振瞶，为效至大。公道平等之义，由是复申于世。文艺思潮，亦起变革。其影响所及，盖不止十八世纪之法国文学已也。

    Rousseau中年所作论文，于当时虚伪浮华之俗，抨击甚力，主复归自然之说。Voltaire评之曰，汝使人将以四支并行矣。Rousseau意谓人生而自由，各自平等，社会后起，因被束制，强分贫富贵贱，强弱主奴之级。所言生民元始情状，与社会起源由于契约，不与史实相合，Rousseau亦自知之。唯假以说明现状由来，并指示未来之归趣，则至为便捷。资财私有，实侵自然之权利，反抗权威，为个人之特权。人人相等，平民之尊，不亚于贵人学士，凡此诸义，皆得由是成立。及作《民约论》，乃由破坏而进于建设，示人以自由与政治得相调和，谓人生而自由，及其入世，乃随处在缧绁中，故道在复返自然。然社会秩序，亦为神圣，则唯当变革社会制度，使益近自然，斯已可矣。故应本民约原旨，以投票之法，取众人公意，立为政府，庶几自由可得，平等可至。盖人人以公意为意，自得自由，在民意政府之前，又人人平等故也。此Rousseau之民生思想，影响于后世人心极大。Robespierre亦私淑Rousseau之一人，至革命时而实行其说焉。

    La Nouvelle Héloïse者，以小说而言家庭之改良。书仿Richardson，用尺牍体，言Saint-Preux爱Julie，而女从父命归Wolmar，Saint-Preux断望出走。后复还，遇Julie，历诸诱惑，皆不失其守，未几Julie以保育过劳卒。其书上卷，盖以写人间本性，发于自然。次卷则示其与社会之冲突，而终以节制，归于和解。唯其本旨，乃在写理想之家庭，简单真挚，与世俗之虚伪者不同。Émile者，Rousseau言教育之小说，述Émile幼时之教育，一以自然为师法。生而不束襁褓，俾得自由。五岁就外傅，使亲近生物，嬉戏日光颢气中，凡虚伪造作诸事物，悉屏绝不使闻见。十二岁读书，观察实物，习为劳作，读Robinson Crusoe，学自助之道。十五知识初启，教以悲悯慈仁之德，读Plutarchos与古贤相接，读Thucydides以知世事，读La Fontaine以知人情。十八岁乃可教以信仰，进以美育，以成完人。Rousseau教育学说，本出理想，非经实验而得，然至理名言，至今弗改。自Froebel以后，儿童教育，大见变革，实Émile为之创也。

    《忏悔录》凡十二卷，为Rousseau自传。自少至长，纤屑悉书，即耻辱恶行，亦所不讳。而颠到时日，掩饰事迹，亦复恒有。Rousseau性格，亦因此益显其真。其为是书，意盖欲自表白，谓天性皆善，第为社会所污，虽能自拔以至于正，而终为世之所弃。同时Saint-Simon亦自作传记，于一己感情，鲜有叙及，盖当时之思潮使然。Rousseau此书，则为写精神生活，处处以本己为中心，导主观文学之先路。且其爱自然重自由之意气，亦浸润而入于文学，为传奇派之一特色。故言近世文学，于传奇主义之兴，不得不推Rousseau为首出也。

    十七世纪以来，法国文体，归于雅正，小说亦渐改观。Abbé Prévost（1697-1763）初为牧师，后弃去，漫游荷兰英国各地。比归，以著述自给。译Richardson诸小说，又自作小说甚多，唯Manon Lescaut一种称最。其书盖承La Fayette之余绪，而更进于美妙。Manon既爱Grieux，复眷现世之安荣，Grieux知其不贞壹，而不能不爱，数经离合，终乃追随至美洲荒野，及见Manon之死，实一世之杰作也。当时Le Sage作Gil Blas，仿西班牙之Picaresca，而实写世相，称百折之喜剧，Marivaux作Vie de Marianne，分析女子性情，多极微妙，皆为长篇佳制。十七世纪中叶而后，哲学思想，渐及小说，与感情主义溷合，于是面目又一变。Rousseau之La Nouvelle Héloïse，则具代表。写人世之爱，发于本然，而归于中正，赞扬物色之美伟，称述理想之家庭，盖以艺文抒情思，并以传教义者也。继其后者，为Bernardin de Saint-Pierre（1737-1814），其Paul et Virginie一书，上承Rousseau，下启Chateaubriand，为新旧时代之联锁。Saint-Pierre幼读Robinson Crusoe及耶教传道纪行，即有志远征，立Utopia于荒岛，弃人治而任天行，期造一美善之社会，后以政府遣，往Madagascar为工师，归而作游记，极赞自然之美。Rousseau方隐居巴里，甚相善，而Saint-Pierre亦病，几发狂易，后渐愈，乃致力于学，作《自然研究》三卷，意见与Rousseau略同。谓自然慈惠而谐和，唯社会暴恶，实为之障。天地间事物，悉为人群乐利而设，瓜之大，以供家人之分享，而瓠尤大者，以备与邻共之也。又以为欲求真理，当藉情感，不能以理性得之。当时人心已渐厌理智主义之寂莫，复生反动，Saint-Pierre之意见，遂为世人盛赏。一七八八年，《自然研究》第四卷出，Paul et Virginie即在其中。言二人相悦，见格于姑，终至死别。写纯挚之情，以热带物色为映带，成优美之悲剧。作者旨趣，盖以自然与情爱之美大，与文明社会及理智人物相反比，而明示其利害。思想本之Rousseau，题材则取诸希腊Longos之Daphnin kai Khloen。唯荟萃成书，则为Saint-Pierre一己之作。书出，举世叹赏，那颇仑亦其一也。

    十六 意大利 西班牙

    意大利十八世纪情状，较前世纪特见进步。盖时方脱西班牙羁勒，政教稍稍宽和，民气亦渐苏，文艺学术，遂得兴盛。又受法国影响，Gravina之徒，于十七世纪末年，创立Arcadia学院，提倡诗法，偏重韵律，虽病枯索，而视Marini派之奇矫，已有进。中叶而后，独立之诗人亦渐出。Giuseppe Parini作讽刺诗Giorno，分朝午夕夜四篇，述贵介子弟一日中行事，以刺游惰，刻画世情，颇称工妙。Giovanni Meli以Sicily方言为诗，多述自然之美，又善写故乡人情风俗。德国Heyse称之曰，歌谣拟曲，皆出Sicily，古今同然。盖以古希腊之Theokritos与Sophron，皆生其地也。

    意大利戏曲，自Machiavelli以后，已渐发达，至十八世纪而极盛。古曲之剧，出于宗教，与欧洲各国同。Rappresentazione者，专演圣迹，与西班牙之Auto相类，其后转而言史事，遂与仪式分离。唯缘罗马文化影响，作者多模仿古剧，不能自成一家。及十八世纪，Vittorio Alfieri（1749-1803）始作完善之悲剧。Carlo Goldoni（1707-1793）仿Molière为喜剧，亦绝妙。然意大利国民戏曲，尚别有在，颇与此二剧并自外来者殊异，即俗剧（Commedia dell'Arte）与歌剧（Opera）是也。俗剧通称假面剧（Mask），行于民间，盖与希腊喜剧，同起于Dionysos之祭，酒滓涂面，转而为面具。自罗马古代以至中世，相传不绝。至十六世纪乃益盛，Francesco Cerlone演之为滑稽剧。唯进于文艺，则自Carlo Gozzi（1720-1808）之Fiabe始，以神怪传说为材，而隐讽当时，与希腊中期喜剧有相似者。及Gozzi辍作，此体亦绝，唯存民间旧有之曲矣。歌剧者，正称Melodramma，盖合景色音乐歌咏三事而成。草创于Apostolo Zeno，至Pietro Metastasio（1698-1782）而大成。Metastasio本姓Trapassi，幼时讴歌道上，为Gravina所闻，收为义子，更其姓，希腊语义曰移居也。其诗才殊敏妙，又美声音，故得大名。假面剧与歌剧，虽性质殊别，不能并论，然其为意大利特有之艺术，则固同尔。

    十八世纪中，英法小说益极一时。意大利乃别无创作，即模仿亦罕。唯Alessandro Verri取材古代，作小说数种。及Ugo Foscolo（1778-1827）出，已在革命之后。Foscolo生于希腊，其先为Venice人，甚爱其故国，及共和政府亡，悲愤不能自已，又以爱恋失意，因为小说Jacopo Ortis，言Ortis悼叹身世，终于自殊，盖用以自况。其次第在Goethe之Werther与Chateaubriand之René之间，虽美妙不能相及，亦一时名作也。

    西班牙文学，此时亦颇受法国影响。十八世纪初，Montaigne之文，Corneille等之戏曲，多见移译。Ignacio de Lúzan（1702-1754）学于意大利，作《诗法》一卷，以Arcadia派之说为本，而主义则与Boileau一致。Góngora之诗风，遂因此衰落。唯Lúzan之论文艺，与教训合而一之，谓诗与道学目的相同，古代史诗本为启发君心之用，其说多不可通，唯除旧布新，为力颇伟耳。Jose de Hervas，Benito Feijóo等皆从新派，致力于文，诗人亦渐兴起，然别无名世之作，故不详述。

    十七 英国

    英国十八世纪上半期文学，大体为门户文学。Tory与Whig二派争长，各以文字相嘲骂，艺文之事，在位者假为政争之具，在下者则依以谋食。一世才智之士，莫能脱其范围，至于末流，则阿谀侮辱，莫不过量，因入恶道，Pope作Dunciad之诗，一一加以诛伐，正未为过也。文学目的，既在党争，故讥刺之诗极盛。抒写世相，揣摩人情，亦至深切。虽所言限于都市，研究人生亦肤浅无真谛，而体状社会，类极微妙，为未曾有。文章规范，自Dryden以后，益归整壹，简洁晓畅，重在达意，若情思想象，悉所废弃，其内容亦重人事而远天然。以此因缘，十八世纪，乃文盛于诗。小说勃兴，影响及于世界。诗则Pope而后，此派渐衰，终趋于变也。

    Alexander Pope（1688-1744）继Dryden之后，为文坛盟主，而不以文为业。译Homeros史诗，得酬九万金，遂隐居Twickenham。人从而称之曰Twickenham之壶蜂，言善刺也。尝作Dunciad以刺当时文士。Essay on Man则教训之诗，虽鲜宏旨，而词义精炼，多为后世称引。其最大著作，为《劫发记》（The Rape of the Lock）一篇。以史诗体裁，咏琐屑之事，甚见作者特色，且足为都会文学之代表。女王Anne时，英国文化，流于侈丽，士女酣嬉无度，此诗颠到重轻，善能即小见大，时代精神，盖于此可仿佛见之。

    英国Essay之作，始于Bacon，其时法国Montaigne所作，则流丽轻妙，别具风致。王政复古后，Cotton二次移译，遂大流行，模仿者甚众，一千七百九年Steele及Addison刊行Tatler，始用之报章。十一年Spectator出，改为日刊，于社会万事，俱加评骘，造辞隽妙，令人解颐。每金曜日多论文艺，土曜论宗教以为常。Addison尝言，吾自学校书库中，取哲学出，而致诸公会茗肆之间。其传布思想于民间者，为力至伟。二人著述，多不题名。谓有公会，集诸名流，以观察所得相告。中有Sir Roger de Coverley，为乡邑士夫，记其言行，久之成卷，描写性格，能得神似，于小说发达，颇有影响。二人亦著诗曲，唯不闻于后世，其所以不朽者，则唯在报章论文（Periodical Essays）而已。

    十八世纪以前小说，大抵皆Romance而非Novel。如Utopia及New Atlantis，所言并为理想之乡。Arcadia之牧人，亦非人世所有。Euphues以游记载其箴言，Pilgrim's Progress则喻言也。Coverley一卷，几近于Novel。唯本报章文字，偶然而成，故无脉络以贯之。至Robinson Crusoe而近代小说始成立。Daniel Defoe（1659-1731）毕生从事政教之争，尝以文字之祸，荷校于市，又居狱者二年。独编Review，平论时政。至一七一九年，Robinson初卷出，Defoe年已六十矣。十五年前，有舟人Alexander Selkirk，为同僚所弃，独居Juan Fernandez岛四年，后得返国。报纸争传其事。Defoe曾亲往询之，及后遂成此书。想象之力，记叙之才，皆独绝，举世称赏。是后复作小说七种，多记冒险事，写实小说之风，于是始立。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记一七二二年大疫情状，后世史家，至误为事实而引据之。Memoirs of a Cavalier则为最初之历史小说，实开Scott之先路者也。

    Jonathan Swift（1667-1746）作Gulliver's Travels，与Robinson齐誉。其初亦致力政争，尝任主教，及落职穷居，乃发愤作《游记》四卷，以刺世人。侏儒巨人，浮岛马国，皆非人境，事亦荒唐无稽，而记载如实，乃与Robinson同。大意仿希腊Loukianos作之《信史》（Alethous Historias），而设想奇肆，寄意深刻盖过之。Loukianos所刺，犹有程限，Swift则意在诅祝其所“深恶痛绝之禽兽”，即人类是也。马国之人（Houyhnhnm），马形而人性，具有至德。Gulliver自视，则身入Yahoo之群，圆颅方趾，而秽恶凶厉，不可向迩。平生愤世嫉俗之意，于此一倾写之。论者谓书页间有火焰丝丝散射，善能形容其气象者也。Swift天性刚烈，有大志而不得申，因孤愤厌世，终以狂易卒。

    Defoe与Swift小说，多言涉险，故事迹虽非神怪，亦殊奇于寻常。至以家常琐事为小说者，乃始于Samuel Richardson（1689-1761）。又言感情而非叙事实，故变自述之体为尺牍。一七四一年，作Pamela，又名Virtue Rewarded，篇首署言为培养宗教道德而作。继以Clarissa写女子心情，皆至微妙。Henry Fielding（1707-1754）戏仿其意，为Joseph Andrews，假言即Pamela之兄，以相嘲弄。顾初意虽为Parody，渐乃自忘，成独立之作。一七四九年Tom Jones出，结构精美，称英国小说之模式。Fielding书皆记叙，不用尺牍，又不以教训为主，与Richardson异，专纪社会滑稽情状。Byron称其善言人情，名之为Prose Homeros。次有Tobias Smollett（1721-1771），初仿Picaresca作Rodrick Random。其杰作Humphry Clinker，则成于晚年。Smollett业为医师，附海舶漫游各地，多所阅历。其为小说，则旨在披示世情，使人哀其愚而疾其恶。是三子者，同为当世小说名家，而影响于世者，微有差别。Richardson以描写性格见长，Fielding则善图世相，后世小说，由此分为两支。Smollett乃两无所属盖，乘新兴之流，合写实小说与冒险故事，别成一体者也。

    Laurence Sterne（1713-1768）作Tristram Shandy，与Johnson之Rasselas同年行世。是书及Sentimental Journey，皆为Sterne独绝之作。唯体制略近Addison，几与小说殊途。Samuel Johnson（1709-1784）继Pope为文人领袖，编刊Rambler。其作Rasselas，七日而成，但以寄意，初无结构。虽无与于小说之发达，然足见当时小说流行之盛况矣。Johnson为文，厚重雅正，足为一世模范，且性情高洁，谢绝王公之惠施，一改前此依附之习，立文士之气节，此其功又在于文字之外者也。

    Oliver Goldsmith（1728-1774）者，Johnson之友。其行事至乖僻，而文才隽妙。所作小说Vicar of Wakefeld结构颇散漫，设想布局，或有阙缪，而文情优美，时鲜其俦，古今传诵，盖有以也。又仿《波斯尺牍》作Citizen of the World，设为二支那人Lien Chi Altangi与Fum Hoam之言，评议英国风俗，凡百十余篇。Traveller及Deserted Village二诗，亦杰作，形式虽旧，而新精神伏焉。盖都会文学，渐变而言乡村生活，人事之诗，亦转而咏天物之美矣。

    自来诗人歌咏，不外自然与人生二事。前代文学，大抵以人为中枢，自然只用于点缀，未尝专为题旨。一七二六年James Thomson（1700-1748）作Seasons四卷，分咏四时之美，最为首出。二十年后有William Collins与Thomas Gray等，咏叹自然，而寓以人生，Goldsmith之诗亦属之。且平等思想，渐益发达，对于人类，具有同情。齐民生活，遂渐代都市之繁华，为文章主旨。又于古代异域之文化，亦多兴趣。一七六五年，Thomas Percy编刊《古诗残珍》（Reliques of Ancient Poetry），民谣始见著录。六十二年Macpherson译《Ossian之歌》，虽真伪难辨，而传播Celtic趣味，使人发怀古之情，为力至大。凡是诸流，终合于一，演成新派，以Cowper，Crabbe与Burns为之先驱。若Blake则以画家诗人而为密宗（Mysticism），遗世独立，自成一家，亦十八世纪之畸士，古今所未有也。

    William Cowper（1731-1800）早年著作，犹守Pope矩矱，后乃变更，废对句（Couplet）为无韵诗，又改译Homeros史诗。所作Task一诗，始于一七八五年，凡六卷。言乡居景物，凡节序变化，山林物色，田园生活，以至兽类之嬉戏，无不入咏，类于Vergilius之《田功诗》（Georgics）。而于微贱之人生，尤有同情，与Crabbe相同。George Crabbe（1754-1832）于一七八三年作Village，写民间罪恶疾苦，力反前此Pastoral之理想主义，归于实写。自言吾画茅檐中事，一如真实，非若歌人所吟。Byron称之为自然最酷最真之画家，世以为知言。Robert Burns（1759-1796）本苏格阑农家子，用方言作诗。一七八六年第一卷出，其歌咏贫贱生活，与Crabbe同，而爱怜物类，则似Cowper。有《咏田鼠》（“To a Field Mouse”）一章，蔼然仁者之言，与Cowper之爱及昆虫，谓亦自有其生存之权利者盖相若。唯Burns于此二者之外，乃更有进。其诗多言情爱，直抒胸臆，不加修饰，为近世所未有。又以爱其故国，于古代光荣，民间传说，皆得感兴。是皆传奇派之特色，而于Burns先见其朕者也。

    William Blake（1757-1827）工诗善画，时得灵感，睹种种幻景，其《预言书》（Prophetic Books），则合是三者而一之。一七八九年作Songs of Innocence，以真纯之诗，抒写童心，称绝作焉。爱儿童，怜生物，述常事，皆为新思想代表。复憎政教之压制，理智习俗之拘囿，亟求解脱，故致力于伊里查白时文学。其“To the Muses”一诗，乃叹情思之衰微，冀复返于古昔自由之时代。故其诗上承文艺复兴，而下启传奇主义。十九世纪初，Wordsworth等出，力抑古典派文学，去人为而即天然。Blake诗云，

    Great things are done when men and mountains meet；

    This is not done by jostling in the street.

    时代精神盖具于此二语矣。

    十八 德国

    十八世纪德国文学，发达至速，且称极盛，可与英法比美。前世纪中，前后Silesia派，模拟意法，益流于滥。千七百三十年顷Gottsched起而振之。著《批判诗法》（Kritischen Dichtkunst），乃纯依Boileau之说，其提倡戏剧，亦以法国著作为宗。唯英国文学思想，亦渐流布，当时文人如Johann Jakob Bodmer等，均蒙影响，相率而起，力斥理智主义，以情思为文学根本，势日益盛。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1724-1803）作Der Messias，虽在今视之，已为陈言，然脱离旧典，依个人情思发为文学，实由此始。普鲁士时以Frederick之功烈，勃然兴起，日耳曼民族亦自觉，发独立自尊之念，于条顿文化，特致爱重，故思潮之来原，多在英国，与法渐远。Christoph Martin Wieland（1733-1813）则自幼受Platon哲学之化，中年著作，多以希腊为归依，或取诸东方，以寄其尚美之教。所作小说Agathon及Musarion一诗皆是。Musarion曰，唯美可为爱之对象。伟大艺术，唯在能分之使与物离耳，即Wieland之主旨也。七十年后，有Boie，Voss等结林社（Der Hainbund），共论文艺，以Wieland崇尚外国思想，颇反对之。此派之诗，以Klopstock为宗，多爱乡怀古之思。Johann Heinrich Voss作田园诗，力主单纯，写乡村生活。Gottfried August Bürger则为民谣大家，其Lenore一篇影响之深广，盖不亚于Goethe之Werther也。Ossian与Percy Ballads，传译入德国。众始知天籁之美，非人工所能及。其言质实，其情挚诚，多涉超自然之事物，富于神秘思想，皆足感发人心。与Klopstock派之个性主义相合，造成新流。是可谓之Sturm und Drang之一支，而见之于诗歌者也。

    Sturm und Drang之运动，始于Herder，而先之以Winckelmann与Lessing。二人所事虽不同，而以希腊为艺术模范则无所异。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17-1768）著《古代美术史》，盛称希腊雕像之美。Laocoon父子，为巨蛇所缠，而雕像殊镇靖，乃不类Vergilius所言。Winckelmann谓其表示Noble Simplicity与Quiet Grandeur之精神，为希腊雕刻所同具。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作Laocoon一文辨之，以为绘画雕刻，但表物体，诗表行事，不能相通。唯Lessing于艺事初未深造，故所论不能甚密。生平事业，乃在戏剧，其说见Hamburgische Dramaturgie中，推重希腊古剧，以Sophocles为典型。英国文艺复兴时戏曲，去古未远，亦可师法，不当以模拟法国十七世纪著作为事。按其主张，盖为纯粹之古典主义也。所作剧Miss Sara Sampson，仿英国Lillo作，写日常人生之事，自称Bürgerliches Trauerspiel。次为Emilia Galotti，为完美之家庭悲剧。其杰作则为Nathan der Weise，取材于Decameron，以三指环立喻，说信仰自由，意谓诸宗之教，各具至理，别无短长，唯比量善果，乃有次第可见，而其时又须在千万年后。其宏博之见，与当世哲人鄙弃宗教，因以放任为信仰自由者，迥不同矣。

    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盖批评家而非文人，故别无创作。幼读Rousseau书，又受博言学者Hamann教，以为研究人类历史，当自元始状态始。故其论诗，亦以古代或原人之作为主。其说曰，诗者人类之母语，古者治圃之起，先于田功，绘画先于文字，故歌谣亦先于叙述。各国最古之作者，皆歌人也。且其诗歌，各具特色，不可模拟，盖缘言为心声，时代境地，既不相同，思想感情，自各殊异。古歌虽美，非今人所能作，但当挹其精英，自抒情思，作今代之诗，斯为善耳。Ossian诗出，Herder著论称赏，谓可比Homeros。且曰，凡民族愈质野，则其歌亦愈自由，多生气，出于自然。Homeros与Ossian皆即兴成就，故为佳妙。歌人作而诗转衰，及人工起而天趣遂灭矣。Herder本此意，为诗选六卷，曰“民声”（Stimmen der Völker in Liedern），分极北希罗拉丁族北欧日耳曼诸篇，以示诗歌标准。所尊重者为自然之声，感情锐敏，强烈而真挚者也。千七百七十年，Herder就医Strasbourg，乃遇Goethe。其后新潮郁起，Goethe为之主，而其动机，即在此与Herder相识之时也。

    Sturm und Drang者，本Maximilian Klinger所造，以名其曲，人因取以号当时之思潮。其精神在反抗习俗，以自由天才精力自然四者相号召。重天才，故废弃法则。崇自然，故反对一切人为之文化。于社会制度，多所攻难，或别据感情判断，以定从违。以情感本能，为人性最高之元素，凡刚烈之士，与社会争或世网者，为人生悲剧之英雄，皆所乐道。至于文体，则忌驯而尚健，尽所欲言，不受拘束。或以一言概之，谓即以本然（Urnatur）抗不自然（Unnatur）是也。Johann Wolfgang Goethe（1749-1832）少学律，初仿Klopstock为诗，及与Herder相见，又受Rousseau之化，思想遂一变。复识Friederike Brion，多作抒情之歌，意简而情真。终复诀去，心怀楚悲，于后此思想，影响至大。七十三年作历史剧Götz von Berlichingen，述十六世纪勇士Gottfried mit der eisernen Hand事，为当时代表著作。次年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出，声名遂遍欧洲。与Pamela及Nouvelle Héloïse同称言情小说之祖，唯写青年之哀愁，足以见时代精神者，则Goethe所独具也。已而复爱Lili Schönemann，然又重其自由，遂去故乡，客Weimar侯之廷，一时著作中绝。居十年，忽去而之意大利，漫游二载，思想渐变为纯粹之古典主义，所作曲皆以希腊为式，无复往时不驯之气，Sturm运动亦渐衰。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早岁受思潮影响，作《盗》（Die Rauber），《诈与爱》（Kabale und Liebe）诸剧，多反抗之音。后见希腊文艺而大悦，又从康德治美学，以美感为人生向上之机。遇Goethe于Weimar，遂相友善，称古典文学双璧焉。Schiller所作皆戏剧，以Wilhelm Tell及Die Jungfrau von Orleans为尤最。Goethe著小说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前后二卷，初言剧场内情，终乃推及十八世纪社会。Wilhelm游行贵族平民间，从经历中得处世之术，所谓如扫罗然，寻驴而得国也。又仿古代田园诗（Idyll）作Hermann und Dorothea，止写类型，不重个性，为古典派名著。Faust二卷，则成于十九世纪初，盖Goethe毕生大著，诗才哲理，皆可于此见之。

    Goethe作Werther，盖受Héloïse影响。二者并用尺牍体，其言爱恋赞自然亦相似，又俱与著者身世相关，唯Rousseau虽缘Mme.de Houdetot之爱，转以写Julie，而全书主旨，乃在述理想家庭，播布己见。Goethe则初无寄托，仅直抒所怀愁绪，殆类自序，故深切颇过之。Goethe既别Friederike，复悦Charlotte Buff，而女已字人，因设Werther自况，爱Lotte不见答，作书遗友朋，以寄其哀怨。唯Goethe终复亡去，得自救免，而Werther乃断望自杀。是时有少年Jerusalem死事与此正同，Goethe盖于Werther自述心曲，而假Jerusalem为结束也。凡青年期之悲哀，人所同历，Werther实为之代表，故其书虽故，而与人性常新。十八世纪末，思潮转变，集为新流，Goethe此书亦首出。其时人心动摇，郁抑倦怠，不满于现世，彷徨而不得安。Tacitus所谓人生之倦（Tedium Vitae），十二世纪之沮丧（Athymie），十八世纪之时代病（Mal du Siècle）皆是也。Werther之悲哀，亦即此时代精神之一面，而Faust之不满，则又其一也。

    Faust第一卷成于千八百八年，又二十四年，次卷始出。Doktor Faust者，德国中世传说之英雄，以求无上智慧故，鬻其魂于妖鬼Mephistopheles。其说流布民间，或演之为傀儡剧。Goethe少时日记云，Faust剧，时系吾心，吾亦尝求种种智，而知其虚空。又阅历人事，益复不满。盖蓄意作此已久。初稿一卷，今通称Urfaust以别之。其书言Faust百不满意，因弃正道，别求神通于天魔，又爱Gretchen，而终诱之以入于灭亡，盖纯为Werther时代之英雄。全书以Gretchen悲剧为主体，当时新派诗人Heinrich LeopoldWagner作《杀子之妇》（Die Kindermorderin），亦取此意，为家庭悲剧。唯其稿初未印行，越三十年，乃刊第一卷。虽以旧作为本，而加以增改，精神绝异。前此之Faust，为激烈少年，后之Faust则深思力行之哲人。其与鬼约，非仅以求媮乐得神智，且实与之角。苟能使自厌足，止其上遂之志者，以魂魄归之，犹约百之往事而反之者也。卷中亦言Gretchen事，唯先之以丹室之场，饮丹药以驻颜，为初稿所无。又与Mephistopheles誓约之言，亦Goethe中年作，其意至第二卷始显。Faust以魔力事国君，化纸为泉货，召Helen之影于泉下，以娱君心，大得宠任。其后分封海隅，乃尽力民事，精进不懈。比及百岁，遂付魂魄于天魔。虽终未满志，亦不悔其虚生。临绝时云，人唯日日为生命自由而斗者，乃克享其生命与自由。天使歌云，凡奋斗不息者，吾侪能救之。故魄归天魔，而魂终不可得，此Faust一篇之乐天人生观也。Goethe早年著作，以个性主义为根柢，渐乃转变，染十八世纪利他主义之思想，至晚年益深。以为人生目的，应求个性之发展，唯当以利群为依归，奋斗向上，各尽其力而止。如Faust智识幸福，以至真美，皆不能厌足其心，唯置身世间，自为众人中之一人，勉力进行，乃能于不满足中，得人生究竟。此诗解释纷纭，迄今未能悉详，言其大意，或如当是而已。

    十九 俄国

    俄国在十八世纪前，舍民谣（Bylina）外，几无所谓文学。其初为蒙古所侵，继复苦于苛政，故民气消索，无欢愉之音。又其宗教最足为文化阻梗，盖俄国奉希腊宗，自称正教，与欧洲诸邦不相系属。政教当局，热中卫道，欲以莫斯科为圣教中枢，自命为第二东罗马。拒西欧旁门之教化，唯恐不严，收束民心，俾定于一。以旧本圣书为人天根本指要。有研求学问者，即是我慢。诗歌则多含异教思想，为罪恶种子，故虽民间讴歌，亦在禁列。其严厉之教，殆较欧洲中世尤甚焉。及文艺复兴，各国悉被其泽，并自振起，俄国则略无影响。间有一二先觉，亦悉被教会诛夷。直至十八世纪，彼得一世改革国政，西欧文化始渐渐流入。又以古文不适于用，改作字母，除教仪外悉用之，由是文学稍兴，至十九世纪乃极盛也。

    十八世纪上半有Lomonosov，由政府派遣学于德国，乃仿Gottsched派为诗。Sumarokov则多作戏曲，称俄国之Racine。加德林二世初受法国思想感化，提倡学艺甚力，自作喜剧数种，并编月刊以论艺文。一时诗人辈出。Derzhavin以浅近语写优美之情景，为后世所重。Fonvizin（1745-1792）以日常生活作喜剧，俄国戏曲，至是乃完成，且多写实之风，亦实开Puschkin之先路者也。Karamzin（1766-1826）为俄国第一史家，尝仿《哲人尺牍》作书一卷，述欧洲自由思想。又作小说，虽颇染当时感情主义（Sentimentalism），而感化之力至大。其一曰Liza，言农女爱一贵家子，终为所弃，赴池而死。一时人心大震，至有自莫斯科驰赴其地，求所言池，凭吊Liza者。俄国农奴制度，久致识者不满，Radischtchev仿Sterne，作《莫斯科纪行》，力暴其恶，至以是得祸。Karamzin所著书，亦多寓微旨。至十九世纪中Turgenjev之《猎人随笔》出，而国人之同情，益因以感发，奴制乃终废也。

    二十 总说

    以上所说为欧洲古典主义文学大纲。虽历年五百，分国五六，然有共通之现象，一以贯之，即以古典为依归是也。至其精神，则似同而实异。当中古时，教会厉行出世之教，欲人民弃现世而从之，求得天国之福。然人性二元，不能偏重，穷则终归于变。封建制度，与宗教狂信（Fanaticism），合为十字军，而武士文学亦从此起。Troubadour继作，歌神圣之爱，不违正教，而发抒情思，已颇不安于枯寂。游学之士（Clerici Vagi），身在教会，而所作《浪游之歌》（Carmina Vagorum），乃纵情诗酒，多侧艳之辞，几纯为异教思想。及东罗马亡，古学西行，于是适会其机，向者久伏思逞之人心，乃藉古代文化为表现之具，遂见文艺复兴之盛。盖希腊之现世思想，与当时人心，甚相契合，故争赴之，若水就下。艺文著作，虽非模拟惟肖，而尚美主情之精神略同。迨至末流，情思衰歇，十七世纪时，遂有理智主义者起，以救其敝。虽亦取法古代文学，而所重在形式，此十七八世纪之趋势，与文艺复兴期之所以异，本源出于一，而流别乃实相抗矣。盖希腊文化，以中和（Sophrosyne）称，尚美而不违道德，主情而不失理智，重思索而不害实行。古典主义本此而复有异者，各见其一端故也。

    文艺复兴期，以古典文学为师，而重在情思，故可谓之第一理想主义时代。十七八世纪，偏主理性，则为第一古典主义时代。及反动起，十九世纪初，乃有理想主义之复兴（Revival of Romanticism），不数十年，情思亦复衰歇。继起者曰写实主义，重在客观，以科学之法治艺文，尚理性而黜情思，是亦可谓之古典主义之复兴也。唯是二者，互相推移，以成就十九世纪之文学。及于近世，乃协合而为一，即新理想主义（Neo-Romanticism）是也。

    第四节 传奇主义时代

    二一 绪论

    英人Strachey言，法国革命如暴裂弹丸，十八世纪文人，合力制作，以至于成，及其猝发，投者亦与俱尽，旧制固悉颠覆，而“哲人”之精神，亦以消散矣。其时凡百更张，艺文标准，亦须改作。传奇主义者，精神颇似文艺复兴，所向慕者为中古文化，而自具清新之气，于世界文学，新辟径涂，其力实至伟也。法国革命前，Rousseau首出创复归自然之说，Saint-Pierre继之，而中更扰乱，复经帝政，文艺思想，亦见迫压，乃稍稍停顿。传奇派之发达，遂转迟于德国。德以Goethe等之影响，Novalis辈继Sturm运动之后，别立新派，展布至速。英则自Crabbe等出，已开传奇派先路，至Wordsworth乃成独立宗派。Byron与Shelley二人，凡自由不羁之气，悉寄于诗，影响于世尤巨。意大利Foscolo之后，有Manzoni与Leopardi。俄则有Puschkin，又以移植Byron著作，文事于是大盛。十九世纪上半，盖为传奇主义盛极之时，欧土各国，悉有表见，以上所举，其最著者也。

    传奇主义以拒古典主义之文学而起，一言以蔽之，则情思对于理性之反抗也。精神所在，略有数端。一曰主观。古典派文学，专重形式，至屈个性以从之。今则反是，欲依个人之感性思想，立自由之艺术，以能达本己情意为先，形辞句皆所不顾，所谓抒情诗派（Lyricism）也。二曰民主精神。法国革命，去贵族政治而为民主，其精神亦见于艺文。十八世纪都会之文学，一转而言村市，咏叹田家，颂美天物，其风始于Rousseau与Crabbe之时，至Wordsworth而大成。所著《抒情诗集》（Lyrical Ballad）序中，申言其意。盖纯朴生活，不为因袭所制，田家习俗，又发自根本之感情，未受礼文涂饰。故人性之显见者较真，人生之意义与真相，因亦易于观取也。三曰惊异之复生（Renaissance of Wonder）。传奇派文学既以表现情思为主，故贵能撄人心，发其想象感情，得会通意趣，人间常事，不足以动听闻，则转而述异。凡幽玄美艳，或悲哀恐怖之事，皆为上选。神话传说，于是复兴，唯所取者非古代而在中世，如武侠之俗，虔敬之信，神圣之爱，空灵神秘之思，皆最适于当时之人心。英人Pater谓传奇主义之精神，为好奇与尚美，中古景慕（Mediaevalism）之风，即二者之发现是也。超越现时，求瑰奇于古，遂复转而搜之于异地。故其一面，即为异域趣味（Exoticism）。欧土而外，远及东方，所取不厌其怪诞，唯患其不新异。Ruskin论雕刻建筑，说Romantic字谊，谓指未必有或不习见之美，正得其精意也。Classicism之名，出于古典。Romanticism则云传奇。二者之异可见，唯根本差违，仍如上述，名义所示，但一事耳。

    二二 法国

    法国革命后，丧乱弘多，文学无由发达。至帝政时，愈益衰落。那颇仑虽极赏Paul et Virginie，以Werther自随，而当时文网乃极密。甚至涂改Racine，禁止Molière，凡自由思想，皆在芟夷之列。并世文人，或缄默不言，以待时会，或则再拜颂皇帝功德以取容。Hugo尝言，当举世匐伏那颇仑陛下时，唯有六诗人，立而不拜。益以Hugo，盖七人耳。前六人中de Staël夫人与Chateaubriand称最胜。多所著作，于新文学之发展，甚有功绩。然所以能至此者，半固由于才能，半则由于境遇。二人者，或家世富贵，颇有余闲，或寄迹异地，不被禁束，故发表思想，得悉如其意。de Staël夫人引德国思潮于法，续新旧世纪之坠绪。Chateaubriand则反抗哲人之唯理主义，发扬个人情思，提倡中古文化，实为传奇派之首出也。

    de Staël夫人本名Germaine Necker（1766-1817），父为法国首相，归于de Staël-Holstein男爵。读Rousseau书，乃倾心自由之义。那颇仑忌之，放于国外。遂居Weimar，与德国当世名人友善。一八一三年著《德国论》（De l'Allemagne），凡四卷，首论风俗，次文学，次哲学，次宗教。介绍德国思想，谓足供国人效法。当时法人方热中军国主义，妄自尊大，以为爱国，又方以德为仇雠，故书出即被政府禁止焚弃。惟英京所刊尚存，其影响于后日文坛者甚大。de Staël夫人以为一国文学，与时代种族政治社会，皆有关系，自然而成，不可强效。拟古之诗，行不能远，以其古典精神，与国民生活，已无系属。古代文学之在今世，盖为客籍之艺术，能相会通而不能和合。唯传奇主义，源出骑士文学，实本国之土著，自国民宗教制度而生，故为可重。其举德国著作，为文学模范，即本此意也。

    François René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亦六诗人之一，唯其不从那颇仑者，缘王党也。遁于英者数年。千八百五年作《基督教神髓》（Génie du christianism），称一生杰作。十八世纪哲人，斥宗教为迷信，能为文化之障。文学美术、则求感兴于古代，以希腊罗马为依归。Chateaubriand一反之，力为基督教辩解。首卷论玄义，次二卷论宗教艺术之关系，以为一切教中，惟基督教最富诗趣，近人情，教义祭礼，均极壮美，足为艺术源泉，中古骑士文学，实国民宗教精华，胜于古代异教之思想。其言虽未为定论，然引起宗教感情，别辟文学之途径，则此书之力甚多也。又自作小说，载之书中，以为实例。其一云Atala，叙荒原中二野人爱恋之事，可与Saint-Pierre比美。其二曰René，则自抒所怀，仿佛Werther，唯其无端之哀怨，尤怆楚而不可救。René迫于人间之本性，欲得不自知之幸福，遍历诸境，悉不自满，终至美洲，别求新生，而此心讫不得安，后乃死于内乱。综Chateaubriand著作，要旨有三。一为基督教，二为自然之美，三为个人。其源发于Rousseau，唯景慕中世，则所独有。合是三者，而传奇主义之思想，于是具足矣。

    René一篇，写著者本己之感情，又实即“时代病”情状，故复别有价值。Étienne Pivert de Senancour（1770-1846）之Oberman亦与此同，是书以尺牍体为小说，颇类自传。别无结构，但直白心曲，忧来无端，莫知其故，希求慕恋，而别无准的，所谓幻灭之悲哀是也。Benjamin Constant（1767-1830）与de Staël夫人之爱，见于小说Adolphe者，亦此悲哀之一端。Adolphe与Ellenore相爱悦，然终彷徨不能安，离合两无所可，互以为苦，而复藉以为慰。de Staël夫人之Delphine，则因爱而至与社会抗，顾终不见知于所爱，乃遁死美洲之野。凡此诸作，皆为抒情派小说。或假托事迹，或直申怀抱，虽形式殊异，而发表个人诚实之感情，则同具理想派特质者也。

    一八二二年Hugo与Vigny诗集出，理想派始大盛。其先有Alphonse de Lamartine（1790-1869），于千八百二十年刊诗集曰“冥想”（Meditations），纯依感兴，即事成诗，断绝十八世纪雕琢之习。影响之大，殆足与《基督教神髓》比次。Lamartine著作，以个人情思为主，爱慕自然与宗教，亦与Chateaubriand同。唯又能于爱恋信仰中，觉得慰藉，故悲哀得稍减也。Victor Hugo（1802-1885）虽以小说名世，而实为纯粹之诗人，叙事抒情皆极妙。赞美自然，以为人类之母。民主精神，亦充溢文字间。有《历代传说》（La Légende des siècles）三卷，述世界大事，始于创世至末日裁判而止，称法国最大之史诗。又于改革戏曲，亦有劳勚。一八二七年作剧曰Cromwell，力斥古典派规范，以英德著作为式，创立新剧。Hernani案后，传奇派遂胜，有力于剧坛者垂十六年。惟其溷合悲喜二剧分子，乃成世俗之Melodrama。第以奇诡之景，荒诞之事，激荡感情，亦有矫枉过直之失，论者或比之影戏（Phantasmagoria）。是派词人，虽最致力于戏曲，而终未能有所造就。惟摧毁旧式，导后来社会剧之先路，是为其功绩耳。

    伯爵Alfred de Vigny（1787-1863）本武家，少即从军，多历世故。中年去职治文事，博览希腊文学，《旧约》及十八世纪哲人之书。所著诗集，中分古代犹太近世三部。叙事之才不及Hugo，惟即事寓意，思想深挚，亦传奇派所未有。又仿Scott作历史小说Cinq-Mars一卷。又有小品集，一曰“军役”（全文为Servitude et Grandeur militaires），一曰Stello，记英法三诗人之悲剧，叹才士穷涂，与《摩西》（“Moïse”）一诗同并出于宿命论。盖Vigny一生，实抱厌世思想，然与Chateaubriand等又殊异。其所以悲观者，初非由身世之感，惟审察人生，洞见虚幻，觉醒之悲，于是兴起。《参孙之怒》（“La Colère de Samson”）一诗，言人世爱情之幻。《橄榄山》（“Mont des Oliviers”）一篇，述耶稣故事，求上帝不得见，而犹大（Judas）即伏其旁，则对于宗教之悲观也。自然者，传奇派所谓人间之慈母。Vigny则于《牧人之家》（“La Maison du Berger”）诗中，述自然之言曰，吾芒然岸然，投人类于蝼蚁之旁。由吾视之，人与蚁等。吾身负荷，而并不知其名。人谓吾为母，而吾实一冢耳。非人生辛苦，亦无庸有所怨尤，但当委心任运以待尽，如《狼之死》（“La Mort du Loup”）诗中所言老狼，负伤忍苦，默然而死。此实Vigny之斯多噶派厌世哲学也。以是悲观，遂于一切有生，起哀悯之念。“Éloa”弃神国之乐，以从沦落之天使，即以表其对于罪恶之同情，乃不异于Hugo也。

    Alfred de Musset（1810-1857）与Théophile Gautier（1811-1872）同为传奇派大家，而正相反。Musset纯为主观之诗人，Gautier则重客观，已为新派前驱。Musset天性善感，又受Byron之化，故以诗与爱为毕生事业。诗皆直抒其心曲，又作自传体小说一卷，并有名于世，而喜剧集为尤最。当时戏曲，颇杂揉无序，Musset所作，则仍依旧式，纯属喜剧性质，而自具特色。其所描写，非属一时一地，并为人世共通之事，大抵以爱恋为材。虽出空想，亦违现实。剧中主人，即为著者本己，故尤深切而有味也。Gautier早年多作华丽奇诡之诗，含有传奇派色彩，惟所言死生爱恋诸事，非以写自发之感情，实藉以寄其词华。一八五二年诗集《珐琅与雕玉》（Émaux et Camees）出，Gautier纯艺术之主义，于是益著。意以为艺术独立自存，不关道德情思之如何。文学亦其一支，当与雕塑绘画并论，以技工为重。故其为诗，自比于匠人错金，或施浮雕于贝玉。Hugo《东方诗集》（Orientales）中，已见端倪，Gautier乃扩而充之。后此作者，奉之为渠帅，立高蹈诗派，殆可谓之传奇与写实二者之中介也。

    二三 又

    国传奇派小说中，抒情派最先起，历史小说继之。前者本于主观，写个人之情思，如René等是。后者本于好奇，仰慕中世，深致颂美，乃以想象之力，复起古代事物，著之篇章，虽虚实淆溷，论者或至谓即历史小说之名，亦不得立，顾著作本旨，第一寄怀古之情，初非用以教史实，则虽有失征，固无妨也。

    一八三一年Hugo著《巴里我后寺》（Notre-Dame de Paris），足为此派代表。Hugo本诗人，富于文词想象，所作为历史小说，而大似史诗，又似剧曲，似抒情诗，顾独少历史价值。盖精神所在，止于赞美中古艺术，假大寺为中枢，故描写至精，论建筑至百数十纸，令读者生厌，可以知其大略矣。《哀史》（Les Misérables）一书，亦多含历史要素，篇卷浩繁，稍失杂糅，然善能表见著者思想，如对于无告者之悲悯，与反抗者之同情，实为全书主旨。社会情状与哲学论议，俱羼杂其中，Hugo著作短长，毕见于此。早年作《死囚末日记》（Le Dernier Jour d'un Condamné）及Claude Gueux，平论死刑，力主停废，其人道主义之思想，与俄国之Tolstoj殆相仿佛也。

    Alexandre Dumas（1803-1870）作戏曲，有名于时，尤以历史小说见称。幼好英人Scott之书，因仿为之，共成千二百卷。有曰“三铳兵”（Les Trois Mousquetaires）与Monte Cristo者尤胜。盖以有传说（Saga）趣味，故儿童深喜之。以较Hugo，则历史小说体式，至是尤备，第论文艺，乃远不逮耳。

    此时别有二派小说，与前者稍异。一曰George Sand之理想派。一曰Balzac之写实派。理想派近于抒情，唯其描写田家与自然之美，虽本理想，亦不废观察。写实派则去古时史迹，转述现时之社会，虽叙世相，而仍杂以想象，故又与后之写实主义不同。George Sand（1804-1876）本名Amandine-Aurore-Lucille Dupin，幼育于母家，习知农家情况。长至巴里，读《基督教神髓》，Rousseau与Byron著作，大被感化。归Dudevant男爵，不相得，十年后遂离别。从事文学，以Sand自号。所作凡分四期。初为抒情小说，力攻男女不平等与无爱之结婚，盖半由Rousseau等之思想来，半出于一己之经历。次乃倾心于社会主义，假小说为传布道具，艺术价值，多不足称，然由为我而转入利他，一改人生观念，则影响至大。第三期之田园小说，实为Sand杰作，如《鬼沼》（La Mare Au Diable）及François le Champi，皆写故乡农民生活，优美而诚实，为法国文学所未曾有。Sand之理想派，亦由是得名。第四期小说，多取爱恋为材，颇似初年之作，唯无复激昂之气，但述优婉情事，以良时胜景为衬帖，则类田园小说也。

    传奇派之写实小说，Balzac称最大，而实发端于Stendhal。Stendbal本名Marie-Henri Beyle（1783-1842），好十八世纪物质论，以幸福为人生目的，故归依强者。极赞那颇仑，以为人生战士代表，屡从之出征。及那颇仑败，遂遁居意大利卒。所作书不与传奇派同，惟多写人间感情，颇复相近。若其剖析微芒，乃又开心理小说先路。其小说以《赤与黑》（Le Rouge et le Noir）为最。Julien Sorel出身寒微，然有大志。绛衣不能得，则聊以黑衣代之，诱惑杀伤，历诸罪恶，终死于法。殆可谓野心之悲剧，亦足以代表人生精力之化身者也。Stendhal生时，颇为Balzac与Mérimée所称，然世不之知。至十九世纪后半，始渐为时人师法，如所自言云。

    Prosper Mérimée（1803-1870）思想，颇受Stendhal影响。Stendhal推崇强力，恶文明之范物，至自绝于法国，以Milano人终。Mérimée理想所在，则为中古时，或蛮荒之地，人生精力，未为文化销损，犹存本来者也。其著作别无传奇派特性，惟此一端，差为近似，盖惊异复兴之一面，即有遗世之想，蕴藏于中耳。Mérimée初作戏剧，诡云中古西班牙人Clara Gazul作。又托Hyacinthe Maglanowich名，作古史诗曰La Guzla，一时惊以为真。小说最胜者有Colomba，记Corsica岛朴野之风，与欧陆文明相较。其叙亲属报仇（Vendetta）之习，及山林亡命（Banditti）生活，皆有生气，令读者觉浮华之社会，良不如所谓蛮岛者胜也。Mèrimèe人生观似Stendhal，而文术更进。等用客观，而复富于想象，剖析心情，纪述事物，皆绝精密，逾于传奇派小说之外。本为考古学专家，通历史言语诸学，故造诣甚深。又治俄国文学最早，为之介绍于世，于欧洲文学，甚有功也。

    Honoré de Balzac（1799-1850）世称传奇派之写实家，盖其写状人生，务求实在，实开十九世纪后半写实主义之先，惟亦时杂幻景，故仍属传奇派。以艺术言，则Stendhal与Mérimée所作书，尤为完善。但影响于后世者，殊不及Balzac之大。Balzac作小说甚多，可与Hugo相比。Hugo为诗人，饶于神思，以是特长传奇。Balzac则小说家，善于审察世相人情，图其形状，故Hugo作《哀史》不能尽善，而Balzac得奏其功也。所著小说统名之曰“人生喜剧”（La Comédie Humaine），复分都市乡邑农村政治军事私人诸生活，哲学分析诸研究等，网罗社会一切现象，而成人类之自然史。自言将如博物学者，观察人生，记载真相，无所评骘。凡善恶美丑，祸福苦乐，由彼视之，仅为事实之一端。其视人类与一草一虫，并无差别，栖息天地间，更无自由之意志，但以天性之激促，外缘之感应，缘生动作。作者之职，即在集录此种种因果，而宣布之。此统系研究之法，实为后世写实派所本，第在Balzac时，犹未能致于完善。盖传奇派嗜异之风，时或发露，事故人物，多涉怪幻，或入感情小说一流境地。且所见社会情状，偏在中流以下，图写人性，亦多鄙俗之流。凡高上生活，与优美性格，皆未能摹绘尽善，然其创始之功，自为不朽也。小说中有Eugénie Grandet写吝啬人之类型，La Père Goriot写溺爱之父，皆极妙。《人生喜剧》全部中，以此二篇为杰作云。

    二四 英国

    英国传奇派文学，始自Cowper等三诗人，至一七九八年Wordsworth等之《抒情诗集》出后，势乃大盛，其精神所在，并为爱自然，怜生物，重自由，后先盖无异。慕古之风播宣于Percy Ballads及Ossian者，则后有Coleridge之诗，Scott之历史小说为代表。惟此他小说，未能发达，仅Austen继Richardson之后，以心理小说名，然殊不及法国之盛矣。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少慕自由，闻法国革命而大悦，奔赴之，效力于Girondin党，亲属危之，绝其资斧，遂返英，而同党不久旋覆没。及恐怖时代起，继以那颇仑之治，因大失望，然仍信革命原理，略不疑贰。Wordsworth深爱自然，与友人Coleridge居于Grasmere，所隶之郡多湖沼，世因谓之湖上诗派，第以人与地言，实于诗无与也。二人共纂《抒情诗集》，Goleridge仅有《古舟师之歌》一章，余并Wordsworth作。Wordsworth为自然与人生之诗人。其人生之诗，约可分为三类。一曰儿童生活，二曰田家事物，三曰自由精神。《抒情诗集》序中，已自陈述其意。而对于自然，尤具别见。古昔诗人，凡所咏歌，大抵限于人事，或以自然为背景。次乃因人而推爱及于自然，终至Cowper之俦，则咏自然之纯美。Wordsworth顾以自然而爱及人间，乃与诸家绝异。盖所爱非物色之美，而在自然中之生命。意谓万物一体，以离析故，是生各种色相，唯生息相通，仍得感应。为说与Neoplatonism类，后代密宗（Mysticism）多出于此，第Wordsworth则推崇自然，虚心净虑，以观物化，终能与神化感通，入于圆融之境体知人生真义，犹Blake所谓人与山遇，大事乃成矣。是故山林物色，最足为观察之资，其歌咏人生，亦多本此意。儿童天真尚存，田家生活，又多出于根本感情，均与自然相近，此所以可贵。而民主思想，则又其一因也。

    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与Wordsworth共撰《抒情诗集》，然著作绝异。以传奇派精神言，Wordsworth为复归自然一流表率，Coleridge则惊异之复生也。所作《老舟师》（“The Ancient Mariner”）一章，以民谣（Ballad）式述海上神异，多见异物奇景，虽在世间，实非人境。经历无名之恐怖，其力在能感人，而非以喻人，为传奇派之一特色。老舟师杀一信天翁（Albatross），乃见异兆入于凶境，本出民间俗信，顾著者之人生思想，亦寄其中。海鸟依人，初无猜忌，而舟师杀之，自破“爱律”，绝于众生。故其心灵自见放于孤独之境，唯旧爱复生，始获解免。故诗有云，孰爱大小万物，爱最深者，其祷最善。唯神爱人，是造一切，亦是爱一切故也。此与十八世纪诗人爱怜生物之思想，本亦一致，唯Coleridge托之神异之诗，故晦而不彰耳。所作又有Christable，咏中古事，只成第一卷。又尝梦见忽必烈汗宫殿，作诗数百行，觉而记之，方半，为友所扰，余遂忘失，亦不复续成之。中年以后因病服阿片，久而成癖，不克自振，著作遂少。

    Coleridge，Wordsworth初并倾心于法国革命，后失望去之不复顾。在英国文学中，足为革命精神代表者，实唯Byron与Shelley二人。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系出Burun，本北人，随威廉入英，世著武功。盖桀骜不驯之气，犹多存Viking余风。Byron叔祖，以Wicked Lord著名，其父本大尉，则俗称Mad Jack，故Byron一生，亦多奇行，任一己之性情，与社会抗拒，世稍稍爱其才，然复短其行。一八一五年，与妻离婚，世论甚薄之。Thomas Moore著传中及其事，其言曰，世之于Byron，不异其母，忽爱忽憎，了无判别，盖实录也。而Byron亦自此去国，不复返。初欲助意大利独立不成。及希腊起抗突厥，遂倾资助之，躬自从军，规取Lepanto，以热病卒于Missolonghi，年三十七。希腊政府为行国丧，意大利志士玛志尼亦云，兴吾国者，实Byron也。其行业亦至足重，不仅以诗传矣。

    传奇派思想，最有影响于后世者，为推重个性，摧毁旧章一事，Byron殆其代表。凡新潮涌发之初，俱由反抗，传奇派欲去人为而即天然，超现世而慕中古，亦即对于当时之不满。唯Wordsworth诸人并能止于中庸，就理想中，求得安住。Byron所希，则在如其个性。及抑于社会，复不能屈己从之，于是其争益烈。Byron尝曰，吾欲乐而得苦，是即其不平之因。论诗有曰，诗即情耳。弃意志以就本性，别不制于外法，则其主张之旨。盖个性主义，至是而达其极矣。Byron以诗表其性情，故诗中主人，大抵自况。与Chateaubriand及Musset之作同，共通之“时代病”，亦于此可见。唯René等郁抑哀愁，流于颓放。Byron之英雄，则失望厌世，多复抗争。如《海贼》（The Corsair）之Conrad，如Giaour，如Cain篇中之Lucifer，皆甚自尊大，与不可争之运命力争。如Manfred，则厌世太甚，至欲死灭，冀得自忘，或以比Faust，唯Goethe能得解决，而Byron终不厌足，此又其异也。英人素重中庸，故于Byron之人与诗，责难者众，然其影响被于世者，实甚大。Edmund Gosse之言曰，欧洲列国，有欲反抗专制之政治，或虚伪之礼俗者，其国文人，皆能于Byron诗中得其感兴。十九世纪俄国波阑文学之复兴，即由此起。德法意诸国并世诗人，亦殆无不受其感化者。盖为知言矣。

    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与Byron同称革命诗人，而其意尤深切。盖Byron之反抗，仅缘一己之不平。Shelley则本于哲学思想，欲毁坏旧制，建立溥遍之和平。少时读Godwin之书而喜之。肄业Oxford大学，著文言无神论之要，遂见斥逐。又以娶寒家女，失父欢，漂流无所依止。一八一一年始识Godwin，从之游，爱人类重自然之心，愈益发达。William Godwin（1756-1836）著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以为人性本善，由外缘之力而生差异，故人实一切平等，若去政教阏障，必能至于具足之境。以教区为基本，一切自治，而总之以一院制之议会，每年集议一日，平论政事。唯欲达此目的，当以劝喻，毋用强暴。此哲学之无政府主义，出于Rousseau而更有进。Shelley思想，即由是来，时见于所作诗曲。Queen Mab中云，罪恶非生于自然，实唯帝王牧师政客，摘人道之华于萌蘖之际。Prometheus Unbound一篇，取材希腊神话，补Aiskhylos亡诗，尤为杰出之作。大神Zeus虽暴，终至覆亡，Prometheus还得自由。唯能忍能恕能爱能抗（to defy），乃究竟获胜，创造黄金时代。人人平等，无阶级，无部落，无民族，无畏惧崇拜，各为其君，此即Shelley之理想世界也。至The Revolt of Islam之时，述Laon与Cyntha欲兴希腊，不以暴力而用感化，恕人之恶而不自逃死，则无神论者又复近于元始之基督教矣。Shelley爱人，因推及物类，常菜食，买鱼放之，尤好施予。其反抗之精神，盖本于利他，与Byron之为我者大异。后客意大利，一日方泛舟海上，会大风雨，遂溺死。其诗宣传所怀主义，又多作抒情诗，尤为世所赏。

    John Keats（1795-1821）与Byron等同时，故三人常并称，然思想实不相近。英诗人自Thomson以来，至于Shelley大率悲悯人世，意在改进。Keats则不然，所赞扬咏叹者，唯美而已。少时学医不成，读Spenser诗与Homeros译本而好之，因倾心于希腊及中古文化，所为诗亦取材于是。其论诗盖出纯艺术派。Endymion诗开端云，美物为永远之乐。《咏希腊陶尊》云，美即真，真即美。地上之人，所知唯此，应知亦唯此。故以为诗之目的，在于享美。若Wordsworth之哲理，Shelley之人道，皆所不取。唯奉Spenser之说为师法，可与其师并称诗人之诗人（Poets' Poet）也。

    Walter Scott（1771-1832），苏格阑人，初撰集本土民谣为《苏格阑边境歌集》二卷。又自作记事诗，如《末叶歌人之歌》（Lay of the Last Minstrel），《湖上女子》（Lady of the Lake）皆有名。时Byron作Childe Harold亦仿其体，Scott自审不敌，遂弃诗不复作，转而作小说。一八一四年Waverlay出，立历史小说之基本，影响被于世界。十七年间，共成三十余种，Ivanhol一篇，至今传诵不衰。Scott著作，虽诗文不同，然为“传奇”（Romance）则一，仰慕中古之风，亦悉寄焉。其人生观尚武勇正直，以古人奋斗之生活为典型，善能实践其言，至于自由不羁之气，则未尝有。尔后仿之作历史小说者甚众，如Ainsworth及Lytton等，颇著名一时，然并为小家，无足称述。

    Jane Austen（1775-1817）与Scott同时，俱作小说，而而性质迥别。Scott撰著，皆传奇之Romance，在Austen则为写实之Novel。有Sense and Sensibilit等六种，其时M.G.Lewis等所著之怪异小说盛行于世，故稿积十余年不售，一八一一年后始渐刊印。所作承十八世纪Richardson等之法，描写世相，剖析人情，类极微妙。生当传奇主义时代，而倾向于写实，与法之Mérimée等相似。唯Mérimée喜言蛮荒异地，Austen所叙，则中流社会日常情事，又稍稍不同。法国传奇派之写实小说，后遂进于自然主义，发达甚盛，英国则竟中绝。至维多利亚时代，仅Thackeray，可相仿佛而已。

    十九世纪上半，英国报章颇发达，论文亦大盛，如Addison时代，唯发表个性，益为真挚。Charles Lamb（1775-1834）为东印度公司书记，作Essays of Elia二卷，仰慕古昔，多追怀感慨之谈，诙谐美妙，称未前有。Thomas De Quincey（1785-1859）以《自叙传》（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Eater）得名。所作小品，有散文诗（Prose Poem）之美，尤为世所称。William Hazlitt（1778-1830）以评骘著，有《时代精神》（Spirit of the Age）一书，平议当时人物，称最佳也。

    二五 德国

    德国传奇派文学，始于Goethe，已复中变，Weimar之地，反为古典文学中枢，于是反动以兴，有Jena传奇派之运动。一七九八年Tieck与Schlegel兄弟，创刊杂志于Jena，以宣传主义，向往中古，上求玄美。Friedrich von Hardenberg（1772-1801），自号Novalis，尤为尽力。作小说Heinrich von Ofterdingen，与Goethe之Wilhelm Meister相抗，谓有中古歌人（Minnesinger），遍历世间，索求理想之幸福，以青华为象征。Ludwig Tieck（1772-1852），初抱悲观，后治文学，以自宽解，编刊童话（Märchen）甚多。盖缘不满于现世，因托神异之境，以写怀古之情也。所作戏曲，亦均如是。

    第一次传奇派运动，至千八百四年而衰歇，乃有第二次运动，起于Heidelberg（1806），以Ludwig Achim von Arnim与Clemens Brentano为渠率。时Jena战后，那颇仑之势日张，德人先亦自觉，爱国思想，浸及于文学，故传奇之旨、虽无异于前，而国家观念则顿炽。昔之写中世异域者，今多以日耳曼为限，或言现代民间生活。Arnim等二人辑民谣集曰Des Knaben Wunderhorn。同时Grimm兄弟，亦纂童话集，至一八一二年刊行，为传说集巨制也。

    千八百八年Arnim等移居柏林，复兴第三次运动，世称柏林传奇派。一时人士景附，不复限于一隅。Heinrich von Kleist（1777-1811）初为军人，后弃而就学，又不自满。目睹邦国离散而不能救，因大忧愤，所作曲有Die Hermannsschlacht，述Hermann游说Marbod，联合诸酋，共拒罗马。又小说Michael Kohlhaas，言正士受枉而不得直，乃至走险。皆假古代以言时事，讽示独立。至一八一一年，感念身世，愤激弥甚遂自杀。Theodor Körner（1791-1813）居维也纳，以作剧得名。一八一三年从军，死于Leipzig之战。有诗集曰“琴与剑”（Leyer und Schwert）即军中所作，多爱国之音也。

    传奇派诗人，以宣传东方趣味著者，有Friedrich Rückert（1788-1866），为东方语教授，译述印度波斯支那亚剌伯希伯来诸国诗歌甚多。August von Platen继之，唯Arnim一派之民谣，尤为盛行，诗人辈出。Joseph vonEichendorff（1788-1857）以善咏天物之美，述民间悲观之情，著称于世。又作小说曰“惰人传抄”（Aus dem Leben eines Taugenichts），叙一歌人之行旅，实言情而非叙事，为抒情派小说佳制。Ludwig Uhland（1787-1862）生于Swabia，少读民谣集，深受感化，其作亦以歌谣称最。尝自言诗当与民间生活有所系属，非以表个人情意。凡诗之美者，皆本于民间习俗宗教。故其歌虽一人之作，而以表见共通之感情为职志。Wilhelm Müller（1794-1827）本靴工子，多作抒情诗，尤以民谣见称。歌咏自然，颇如Eichendorff，至化身为圉牧农夫，言其哀乐，乃尤为深挚，盖似Uhland而更过之，又作《希腊人之歌》（Lieder der Griechen），赞美希腊，宣扬自由。则本其爱国思想，而推及异邦，亦可以见时代精神之一端者也。

    Eichendorff等乐自然而慕古昔，虽或不满于现世，然亦无所抗争，至Heine与Lenau，乃又大异。Heinrich Heine（1797-1856）本犹太人，少时以爱恋失意，作诗曲多怨尤之辞，有Byron余风。一八二六年《诗集》（Buch der Lieder）及《旅行记事》（Reisebilder）出，始大得名，世以罗马诗人Catullus相拟。《旅行记事》略仿Sentimental Journey，指摘旧俗，笑骂并极佳妙。普奥诸邦，至禁其传布。千八百三十年移居法国，而著作不辍，为少年日耳曼派领袖。Heine思想虽属传奇派，唯信人生进步，能至圆满，颇似十八世纪哲人，故进取之气颇盛。其悲哀之思，亦非本于悲观，半由诗风感染，与神经之疾使然。晚年遂以偏枯死焉。Lenau本名Nikolaus Niembsch（1802-1850），生于奥地利。少而怀疑，感种种不满，展转不得安止，乃假诗歌以表情思。博观自然，又无一非衰落悲哀之象，故所喜咏者，多为深秋风物，如落叶，无声之鸟，及诸垂亡之美，皆为最上诗材。十九纪前半，悲观思想，充塞欧洲。革命不成，政治复古。神圣同盟以后，政教反动，复古而又加厉，人心趋于绝望。Schopenhauer派厌世哲学，遂风靡一世，而在危亡抑塞之国为尤甚。奥以Metternich政策，苦于苛暴，为日耳曼诸邦最，故影响之被及于文艺者，亦最著。Lenau实其代表，与意大利之Leopardi，并称十九世纪厌世诗人也。

    厌世思想，及于戏曲，于是有运命剧（Schicksalsdrama）者出。Zacharias Werner（1776-1823）作《二月廿四》（Der vierundzwanzigste Februar），其创始者也，凡祸患相寻，报应有定，不可幸逃之义，早见于希腊悲剧中，至是特重陈之。唯其义有偏至，或怵惕于时地之偶合，或过信报施之无爽，转入迷信，故发达亦不盛。奥之剧家Franz Grillparzer（1791-1872）初作Die Ahnfrau一剧，言先人失行，祸及苗裔，至灭门而后已，为运命剧中杰作。后复改途，取材希腊传说为古剧，如《金羊毛》（Das Goldene Vlies）三部曲，虽间含运命说（Fatalism）之意，然已与前作异矣。

    德国传奇派小说作者，首有Friedrich de la Motte Fouqué（1777-1843），喜中古武士故事及北欧传说，多所撰述，为之流通，今有Undine一篇，尚传诵于世。Adelbert von Chamisso（1781-1836）本法人，移居德国，治植物学。作短歌，能得民谣精神。尤长小说，有Peter Schlemihl，亦言神异，而记述渐近自然，故较Fouqué为胜。且志怪之中，别有寄托，Peter卖影求富，周行诸地，乃适得种种苦难，盖以讽日耳曼从Metternich之非计，可与Kleist之作相比也。Ernst Theodor Amadeus Hoffmann（1776-1822）专以怪异恐怖之事为小说，人称之曰Teufels Hoffmann，与英之Monk Lewis相类。历史小说有Wilhelm Hauff（1802-1827）作Lichtenstein，亦无特采，第仿效Scott而已。

    二六 又

    德国传奇派历三十年而衰，有少年日耳曼派代之兴起。少年日耳曼派者，初非文学流别，第为当时志士自相号召之辞，人心久苦屈抑，无所安住，及千八百三十年法国革命，乃感动谋改革，建立少年日耳曼，多假报章以布怀疑与破坏之声。其旨盖不外立民治，去神教，毁因袭之道德，而人自为说，未能统一，亦未成为党社也。一八三五年，联邦议会下令禁少年日耳曼派著作刊行，并举Heine与Gutzkow等五人为同党，并在禁列。于是文人多移居法国，言论如故，益为国人所注目，逾于未禁以前，而少年日耳曼派之名，亦自此而定也。

    少年日耳曼派本以改革政俗为主，重在致用，文字特其宣传之具，故趋势与传奇主义相背，不贵主观，以益世利人为艺文识志，颇有影响于后世。所禁五人中，Wienbarg与Mundt非纯粹文人。Heine初为传奇派，至《旅行纪事》，已入于讽刺，去国后作如Deutschland等尤甚。Heinrich Laube（1806-1884）锐意灌输法国文化，又致力于演剧，提倡社会剧最为有功。Karl Gutzkow（1811-1878）初作小说Wally，die Zweiferin，颇攻难宗教道德，世论嚣然，又多作戏剧，自言Metternich抑塞言论，下毒于文艺之源泉，故作倾向剧（Tendenzdrama）以解之，所作小说，亦多含义旨，所谓倾向小说也。

    少年日耳曼派之盛，不及二十年，而影响至大。政治之诗歌，每难发达，故Georg Herwegh所著《生者之歌》（Gedichet eines Lebendigen）以外，鲜可称述。唯小说特兴盛，大要可分两派，皆起源于少年日耳曼派，一即倾向小说，言社会情状与诸问题，出于Gutzkow。一为乡村小说，Karl Leberecht Immermann著Der Oberhof，实其萌牙也。Friedrich Spielhagen（1829-1911）继Gutzkow之后，作社会小说，写当时人心之不安，颇能见一八四八年革命前后情形，Gustav Freytag（1816-1895）反对少年日耳曼派之主张，唯其小说赞扬劳作，持上下调和之说，亦以宣传主义为事，则又与Gutzkow等无异也。

    传奇主义本含有平民思想，故仿作民谣之风甚盛，及少年日耳曼派兴，此趋向愈益显著，复转入小说，以描写乡民生活为事。Immermann后，瑞士牧师Jeremias Gotthelf作Uli der Knecht，于写实中时杂教训。Berthold Auerbach（1812-1882）居德国南方，有《黑林乡谈》（Schwarzwälder dorfgeschichten）叙故乡情景，最为杰出，唯亦间说哲理，颇有倾向小说之风。Gottfried Keller（1819-1890）亦瑞士人，以短篇名世，虽言理想，亦重观察，故特称胜。Fritz Reuter（1810-1874）少以国事处徒刑九年，既出狱，漂泊无所依止，为人家司田事，复转而撰报章，以Mecklenburg方言作小品，甚得称誉。因从事著作，有《田家》（Ut mine Stromtid）一卷最佳，唯用方言为文，论者然否纷纭，至今不能决。Klaus Groth著诗集曰“活水”（Quickborn），亦用下日耳曼语，此外更无继起者矣。

    Gutzkow作倾向剧，偏于论议，或类说法，故枯索不真。Friedrich Hebbel（1813-1863）力抗之，初仿Schiller作家庭悲剧Maria Magdalene，言少女为狂夫所诱，终于自杀，犹有当时悲观之气。其建立问题而不加解决，又颇似Ibsen。尔后撰作，多言个性与社会制度之冲突，为后世自然派剧之前驱也。

    二七 意大利 西班牙

    意大利传奇派文学之兴，多受德国影响。千七百八十年顷，Aurelio Bertola著《德国诗意》（Idea della Poesia Alemanna），介绍Goethe与Kleist等诗，世人亦不甚重。及Staël夫人《德国论》出，风行一时，意大利亦受其感化。一八一六年遂有杂志曰“意大利文库”（Biblioteca Italiana）见于Milano，以提倡新文艺为事。奥政府虽横暴，以其师法德国，遂允印行。Giovanni Berchet译Bürger歌谣，附有论说，亦于是时出世。大略谓直率简易，雅俗共喻，方是真诗。传奇派诗求感兴于本心，或求之自然与民间俗信，其目的则在表见现时之感情思想，故为生人之诗，与古典派死者之诗殊异。希腊古人歌本土之事，不言埃及，故在尔时，亦为传奇派。Milton亦然，缘其咏基督教事，而不言异教。故意大利文学，亦应废弃古典，以中世为依归云。此虽Berchet一人之言，实足为当时传奇派之宣言也。一八一七年《意大利文库》之主义忽中变，于是Silvio Pellico等别创报章曰“调人”（Conciliatore）以代之。意在播布知识，提倡文艺，并反对异族政府，时以英并印度等为喻。由是为奥之当局所忌，岁余辍刊。而传奇思想渐益曼衍，名人又多助之，Manzoni其最著者也。

    Alessandro Manzoni（1785-1873）本伯爵，唯生平不以自号。读Berchet之论，推奖甚，至其《与人论传奇主义书》（Sul Romanticismo），亦言古代神话当废置不用，古典文学可资研究而不宜仿效，与Berchet之旨略同。唯未尝仰慕中古，尤鄙薄神怪，亦不以美为最上。其所主张，则利用为的，真实为材，兴趣为用，盖虽向新派而亦不趋于端者也。所著诗曲小说甚多，一八二三年作历史小说《约婚夫归》（I Promessi Sposi）三卷，最有名。书仿Scott，记十七世纪初西班牙占有Milano时事。乡女Lucia已字Lorenzo，贵人Don Rodrigo欲克期得之，戒牧师Don Abbondio勿为结婚，二人遂亡去。Manzoni自言，此书主旨在于任天。理力交争，而理终胜。盖其言任天，异于安命。人当确守正道，与患难抗，先自尽其所能，而后听之于天。此虔敬之信，即Manzoni一生行事之本，与爱国思想，亦相表里。其取材于西班牙朝者，即讽示外族政治之恶，故其书影响流行皆甚广。唯偏重史实，恒苦烦冗，又难与虚构相调和，不能及Scott也。

    Giacomo Leopardi（1798-1837）父为伯爵，少游惰，家遂中落。其夫人Antici持家政，一意欲兴复旧业，历三十年竟成，然务俭寡恩，至喜子女殇夭，以为可节教食之费。Leopardi幼慧有大志，而不得出，因日夕读父藏书，冀以学成名，遂深通古文学。年十九，仿造希腊逸文，学者不能辨。然研究过劳，体乃益羸，终病佝偻，又苦拘系，欲亡去而不成，监视益严，因是郁郁，遂厌人世，常见于诗文，以为人生止有苦趣，灵智之士，苦亦益大，盖人生慰藉，实唯空虚，人有希望空想幻觉，乃得安住。如幻灭时，止见实在，即是悲苦。欲脱此苦，唯梦或死。如题古墓碑诗中所云，人唯不见日光，斯为最善也。自然生万物，而复灭之，其视人类，不异蚁子。《蓬蒿》（“Ginestra”）诗中云，初为生母，终为继母，与Vigny意见相同。自然与魂问答，以三事命之曰，其生存，其伟大，其困苦，即其人生观之精义也。悲观思想，为传奇时代所共有，在Leopardi特尤甚。盖身世之感，有以使之然，非尽缘于哲理，故虽以世事为幻，而希求未绝。Raniero谓所慕有三，爱恋，光荣与祖国是也。Leopardi之厌世，与Manzoni之任天，并由际遇，而爱国之心亦无殊。Manzoni如Don Abbdondio，未能蹈危以赴义。Leopardi则由弱败，入于绝望。唯《咏意大利》（“All'Italia”）诸诗，纯为革命之音，奥国政府谓其背道祸世，力禁流行，而不能绝。授吾甲与兵，吾愿独战死一解，最为世所知。其鼓厉人心，不下于Giuseppe Giusti（1809-1857）之政治讽刺诗也。

    Manzoni后，传奇派文学发达极盛，多为小说，虽仿效Scott派，别无特色，而在意大利则感化甚大。当时作者，本非以文艺为业，类皆爱国之士，有志未逮，故藉文字以宣传意旨，Guerrazzi所谓不能战斗乃作小说是也。Giuseppe Mazzini（1805-1872）致力于政治，亦提倡文学，以益世为旨，重思想而轻形式。美非艺术极则，其所尊尚，在能发表共通情思，以利益人生。故历史小说独盛，其效在叙古昔光荣，能起国人仰慕之心，自惭目前衰落，或如Manzoni假古事以言异政治，皆合于益世之义也。Tommaso Grossi与Massimo Azeglio均属此派。d'Azeglio（1798-1866）为Manzoni女夫，以Ettore Fieramosca一书著名。Francesco Guerrazzi独不仿Manzoni，自成一家。此他作者，更无可称述。正如Flamin言，仰慕中古之风，不适于罗马民族，传奇文学不二十年而就衰矣。

    Silvio Pellico（1789-1854）初作戏曲，以编Conciliatore为奥政府所忌。后入烧炭党（Corbonaro）遂被捕，由死刑减为禁锢，十年后得释。著《狱中记》（Le mie Prigioni），风行全国，与Manzoni之作并称。Pellico本怀疑派，及经历忧患，信教甚笃。作书之旨，本以言宗教之慰安，唯叙述所历诸苦，令人感愤，不直奥政府所为，于国事有大影响。论者谓此书一出，奥国之损，不下于败绩一次，非过言也。

    西班牙与法国接境，故文学亦甚蒙法之影响。Angel de Saavedra（1791-1865）本贵族，以国事出亡，居英法，受Byron与Chateaubriand之化，始立传奇派。Jose de Espronceda（1810-1842）性放旷，为自由而战，大类Byron，其诗悲观而含抗音，亦复相似。Jose Zorrilla与Manuel Tamayo等以戏曲称。Gustavo Adolfo Bécquer（1836-1870）流转困顿以没，为诗每仿Heine，小说师Hoffmann，有《碧眼》（Los Ojos Verdes）一篇最有名。其他文人著作，与世界思潮有系属者，别无可言。

    二八 俄国

    俄国十九世纪文学，始于Puschkin，而Zhukovskij为之先驱。Vasilij Zhukovskij（1783-1852）本贵家子，通西欧诸国文学。一八一六年与Puschkin等结社于彼得堡，播布传奇派思想，未几Zhukovskij被命为宫廷诗人，Puschkin又以笔祸窜边地，社遂散。Zhukovskij虽亦自作诗，而翻译之影响于当世者尤巨，如德之Bürger与Fouqué，英之Gray与Byron皆是。故Brandes以俄国传奇文学之Columbus称之。俄之情势，颇异他国，故文学现象亦稍不同。专制之下民主思想既难长发，古学又湮没，中世趣味，亦不能为世人所解。于是专尚主观，斥弃旧章，自抒新意者，最所尊尚。故Byron著作，独为俄人推重，当代大家如Puschkin及Lermontov，固皆奉Byronism者也。

    Aleksandr Puschkin（1799-1837）以家风喜用法国语，故幼时已读Rousseau等书，早岁有诗名。千八百二十年以作诗刺俄帝宠臣，获罪，将流鲜卑，有耆宿数人解之，得免，谪居南方。后以行旅过高加索，深感自然之美，又始读Byron诗，受其感化，因力仿之。诗中主人，多颓唐忧郁，轻于失望，易于奋迅，有厌世之风，而志又甚不固，盖Byron式英雄，复不脱俄国气质者。其诗亦正如是，故虽云模拟，而仍自表其个性，不流于伪饰也。唯Byron天性桀骜，追慕自由，毕生不贰，Puschkin则外缘转变，性格辄移。三十五年冬，十二月党败，独以流谪在外得免，俄帝亦优容之，召令给事宫中，作《大彼得史》，至三十七年，与法人D'Anthes de Heeckeren决斗，见杀。杰作有Ievgeni Onjegin，初仿Don Juan，历八年始成，中经变易，故先后歧异，可略见其为人。盖Puschkin意向，不如Byron峻绝。昔之崇信，第由一时激越，迨放浪之生涯毕，则又返其本来，不能如Lermontov之坚执而不舍也。Puschkin见诸友为争自由，或囚或窜，而己独无恙，则遁入斯拉夫爱国说以自慰解。多赞诵武功，以为国之荣光在是。Brandes谓其始慕自由，而终归于兽性之爱国，定力不及Byron，唯描写性格，才颇胜之耳。所作小说数篇，皆有特色，Gogolj之感情派写实小说，即出于此者也。

    Mikhail Lermontov（1814-1841）系出Learmonth氏，本苏格阑人。少习陆军，出为骑兵小校，喜Byron之诗，并慕其为人。又受Shelley之化，于人生善恶争竞诸事，多所兴感，尊自由尤至。Puschkin死作诗哀之，吁天为之复仇，时俄帝方宠任D'Anthes，因罪Lermontov，流之高加索。四十年，与法国公使子决斗，复遣戍，是年作小说曰“当世之英雄”，有僚友Martynov疑其言涉己，请决斗，Lermontov遂见杀，年二十七。

    Lermontov少时，甚慕Byron为人，至愿己之生涯，有以相肖，然又深受Shelley感化。故其悲观，亦非尽缘绝望，实以孤愤而然。如勇猛者，怀崇高之望，而阅历世事，所遇皆庸懦丑恶，不副所期，则缘生激怒，聊以独行自快。故其抗斗，即以保人类尊严，不欲随顺流俗，与自弃作达者不同，盖甚近Prometheus而与Don Juan远矣。初仿民谣体作诗，有《商人Kalaschnikov之歌》，言与禁卫军官决斗，既复仇，遂愿就死，已多革命之音。“Mtsyri”一篇，意义尤溥博。Mtsyri者，本高加索四部童子，久居山寺，受长老教诲，而慕自由不已。一夕暴风雨，遂亡去，欲归故乡，迷林中不能出，数日后觅得之，以与豹斗受伤，竟殒。诗述其对长老之言曰，汝问我自由之时，何所为乎，尔时吾“生存”耳，使吾生无此三日，且将暗淡无欢，逾汝暮年耳。此即Lermontov自由之歌，合生命与自由为一，最足以见其深意者也。

    Lermontov亦甚爱国，顾与Puschkin绝异。不以威武光荣为伟大，所眷念者，乃在乡村大野，及村人之生活。且推其爱及于高加索土人。此土人者，即以自由故，力与俄国抗者也。Lermontov曾自从军，两与其役，然终爱之。所作“Izmail Bey”一篇，即纪此事。又Valerik亦言二族战事，至为精确，论者谓非身历者不能道。末云，吾思人间扰扰，将欲何求。天宇清净，尽多栖息之地，而人心之中，充满恨意者何耶。其反对战争之意至明，与Puschkin之作诗颂克波阑者，相去远甚。俄人Kropotkin称之曰Humanist，得其实也。

    《当世之英雄》（Geroy Naschego Vremeni）记高加索军官Petchorin事。其人有才而无所施，乃蔑弃一切，独行其是，以自满足。初悦回部女Bela，劫至营中，己复弃去。后以事与僚友Gruschnitskij忤，Gruschnitskij恨之，请与决斗，反为所杀。Petchorin为人，与Onjegin略同，而描画更精善。书出，世人颇疑即著者自况，Lermontov乃于第二版序中释之曰，是中所言不为一人，实当世众恶之画像。盖尼古拉一世时，农奴之制未废，上级社会，多极逸豫。又方厉行专制，贵介子弟，怀抱才智，不能于政治社会有所展施，因多转入Petchorin一流，以自放逸。故《当世之英雄》一书，虽为小说，亦近实录。至于描写方法，多用写实，已离传奇派之习。及Gogolj继起，而俄国小说愈益发达，然探求本始，固当推Lermontov为首出也。

    同时诗人最著名者，有Aleksej Koltsov（1808-1842）。本农人仿民谣作诗，善言农民生活与其哀乐之情。论者以比英之Burns，而Nekrasov则Crabbe也。Nikolaj Nekrasov（1821-1877）诗多述民间困苦，一一如实，其志在救世，故不入于绝望之悲观。有《赤鼻霜》一篇，述农妇苦辛，终至冻死山林中，为诸作中最云。

    二九 波阑

    波阑文学盛于十九世纪，其先多被法国之化，未能自有表见。及传奇主义兴，趋向始变，师法英德，而Byron之力特大，盖传奇派思想，本从反抗之精神出。个性主义与平民倾向，即可推及于邦国民族，转为爱国之思，故危亡之国，大抵受其影响，文学与政治，并见发展。波阑千八百三十年革命不成，Mickiewicz等复仇诗人，即出于此时，欲以文字振起国人，寄精诚于至文，感化之力甚深且广，为前此未有。Jan de Holewinski称之为波阑文学之黄金时代，盖以此也。

    Mickiewicz前，有Ukraine派诗人，绍述Kazimierz Brod-zinski之说，立传奇派基本。Antoni Malczewski（1793-1826）本贵胄，受法国教育，慕自由。尝从那颇仑北征，逮事败后，漫游列国，遇Byron于意大利，甚相得。Byron为赋Mazeppa一诗。Malczewski所作记事诗Maria，亦仿Byron诗风，而意独深挚，言Waclaw悦Maria，逆父意纳之，父怒，伪作和解，遣子从征鞑靼，而使力士著面具溺女于城濠，盖绝作也。Bohdan Zaleski（1802-1889）为诗，则纯咏故乡物色，颂美大野巨川，流连无已，又喜述哥萨克人忧患生涯。三十年变后，亡命居巴黎，至于没世。Seweryn Goszczynski（1801-1876）本Kiev人，波阑大举时，亦与其事，及败，出亡法国。有Kaniow一诗，述十八世纪中哥萨克乱事，所叙兵燹之状皆逼真，最为世人所称。此三人者，皆生于Ukraine，以波阑文著作，而念念不忘故乡，故称之曰Ukraine派。其思想虽不一致，唯爱天物，重自由，言恋爱，皆出传奇派。又以爱国精神贯通其间，则并同。凡诸诗人亦悉如是，是为波阑文学之一特色也。

    Mickiewicz与Slowacki二人，皆以救国为职志，及独立不成，乃由绝望而言报复，世谓之复仇诗人。Adam Mickiewicz（1795-1855）生长乡曲，习闻民谣童话，甚好之。民谣多言中世时鞑靼内侵事，Mickiewicz感动，遂为爱国思想之根本。少时学于Wilno大学，有Tomasz Zan者，联合学生结社曰爱德（Philaretia），以家国学术道德三者自勉，一八二二年为俄政府所禁，Mickiewicz被捕入狱十阅月，徙居俄国。经苦里米亚至莫斯科，多见东方物色，成诗集一卷。为Puschkin所知，遂相友善。居俄五年，作长诗二篇。一曰Grazyna，言有Nowogradk王Litawor与外父忤，将引外兵攻之。其妻Grazyna潜命门卒勿纳日耳曼使者，授兵怒而反攻，Grazyna杀破之，自亦中流弹死。此篇之意，盖极端之爱国主义，谓苟以此最高目的故，则虽违命召祸，如Grazyna，亦无不可也。一曰Konrad Wallenrod，取材古昔，言有英雄以败亡之余，谋复国仇，因伪降敌，渐为其长，得一举报之。此盖以Machiavelli之意，附诸Byron之英雄，故骤视之，亦第传奇之作，检文者弗喻其意，得印行。Mickiewicz名遂大起。未几得请，漫游欧洲，作《死人祭》（Dziady）。波阑旧俗，每十一月二日，必置酒果垅上，以享死者。Mickiewicz少时曾咏其事，至是成第三卷，则转而言人世。亡国之哀，横决而为报复。囚人赓歌，愿治矿得铁为斧，种麻绹索，娶回部女子生一刺客，以报俄帝。又成Pan Tadeus一诗，记波阑古事，自寓爱国之忱，与意大利文人之作历史小说，意正相等。晚年怀乡至切，欲归波阑，而俄政府卒不许，乃留巴黎，为大学教授。George Sand极推重之，比之Goethe与Byron。后往君士但丁堡，将招义兵，图再举，事垂成而病卒。国人为之归葬波阑，与Kosciuszko墓相近，从其志也。

    Juliusz Slowacki（1809-1843）少学律于Wilno大学，后改治文学。思想性情，颇似Byron，故著作亦相近。三十年革命败后，遁居巴黎。作诗曲甚多，渐为世所知。有叙事诗Lambro，戏剧Kordjan最著名，皆含报复之意。三十五年去法国，作东方之游，经希腊埃及叙利亚，阅二年始返。尔后所作，有散文诗“Anhelli”一章最佳，文既美妙，叙述鲜卑流人状况，复极悱恻动人。Slowacki作，常述惨苦之事，与Mickiewicz相类，盖并因身世之感使然，惟晚年受Towianski感化，转入密宗（Mysticism）。《精神之君》（“Krol-Duch”）一曲，言精魂转变，历诸苦难，终胜诸恶，止于至善，已无前此激越之音矣。

    Mickiewicz与Slowacki皆爱国而不能救，乃绝望而颂报复。凡危亡之国民，得用诸术，拯其祖国。即不能成，亦以与敌偕亡为快。故Grazyna虽背夫拒敌，不缪于义，Wallenrod亦然，若抗异族，虽用诈伪，不为非法。如Alpujarras一诗，其意愈显。中叙西班牙人攻Granada急，城中大疫不能抗，亚剌伯王遂夜出，赴西班牙军中，伪言乞降。西人方大悦，王忽仆地笑曰，吾疫作矣。盖忍辱一行，而疫亦入敌军矣。Slowacki为诗，时责国人行诈，而以诈术祸敌，则甚美之，如Lambro与Kordjan皆是。Lambro为希腊人，背教为盗，俾得自由以仇突厥。Kordjan者，波阑人，刺俄帝尼古拉一世者也。至《死人祭》中囚人Konrad歌云，吾欲报仇，天意如是固报，即不如是亦报。则复仇诗人之精意，尽见于此，无复余蕴矣。

    Zygmunt Krasinski（1812-1859）与Mickiewicz等齐名，称波阑三预言者，唯思想则与前二者迥异。Krasinski系出贵族，为人恺悌而恶乱。仰慕古昔，信崇宗教，如传奇派文人常度。虽爱祖国，而不主强力，但欲以爱力感化，使人类皆相亲善，各得自由幸福。以信望爱三者，为人生要义。著Irydion一曲，以讽国人，谓人世多祸患，唯易怨为爱，祸患乃去。立意高远，而不切于情势。故Brandes议之曰，Krasinski言复仇之非，而不知爱亦不可恃，羔羊虽柔和，岂能免于豺狼之齿。亦可谓善喻也。

    Jozef Ignacy Kraszewski（1812-1886）人称波阑之Scott，散文著作都六百卷，尤以历史小说著名。其先波阑大抵读法国流行小说，多无足取，至是此风渐衰。Kraszewski深通史学，又本其爱国之思，作为小说，甚足振发民气，故大有功于本国，可与意大利之Manzoni，匈加利之Jokai Mor相比。其所以为重，盖不尽在文艺矣。

    三十 丹麦

    北欧文学，自Edda发见而后，阅时五百余年，传说（Saga）以外，无名世之作。至Ludvig Holberg（1684-1754）出，立丹麦近代文学之始基。所作喜剧，今犹传诵之。十九世纪初，Steffens与Schack-Staffeldt游学德国，归后著书，传布传奇派思想。Adam Oehlenschläger（1778-1856）应之而起，作诗曲小说，多极精妙。特以《北地神祇诗》一篇著名，结集古代神话，会通成咏，称未前有之作。Nikolai Frederik Severin Grundtvig（1783-1875）为Steffens中表兄弟，因承其说，致力于古伊思阑文学，仿Oehlenschläger作史诗。唯其杰作，则为民谣。自言愿如林中小鸟，以歌怡悦乡人，倘得传诵人口，小儿踏歌相和，或秋收时，乡女束稻竞唱，则吾诗之幸。可以见其本意矣。

    Ludvig Adolph Bodtcher（1793-1874）与Grundtvig同称丹麦四诗人之一，而思想行事迥异。Grundtvig为力行家，喜论争说教，作诗多平民倾向。Bodtcher则为养生家，崇美享乐，优游卒岁，未尝以灵魂为念，有希腊诗人Anacreon之流风。家颇富，父殁，迁居罗马，赏览南方物色，以诗酒自娱，顾不多作，每作无不精妙。有《遇酒神》（Modet med Bacchus）长诗一篇，多含异教精神，是其绝作。与雕刻家Thorvaldsen友善，对门而居，及Thorvaldsen卒，以制作赠本国博物馆，Bodtcher送至丹麦，亦留不复去。种花弹琵琶歌诗，以至没世。

    Frederik Paludan-Müller（1809-1876）深信宗教，以道德为人生根本义。少时尝有所爱，而其人逝去，故思想倾于悲观，以禁欲灭生为至善。有叙事诗Adam Homo及Kalanus二篇，反复申明此旨。初作《舞女》（Danserinden）等诗，多受Byron影响，Adam Homo亦仿Don Juan而成，唯意更深切。Adam者实人类代表，具有聪明才知，而志气薄弱，渐就变化，起自平民，以至卿相，名位益高，而德行亦益下。始终凡三变，始朴素，继以奸恶求仕进，及为男爵执政，则以愚钝终也。Kalanus为印度婆罗门，初信亚力山大士梵天化身，因往从之，及目睹其饮酒狎妓，乃大愤悔，举火自焚。亚力山大百计阻之无效，卒火化解脱。此篇之意，盖示人性二元之冲突，以亚力山大与婆罗门为代表。同时Søren Kierkegaard（1813-1855）作《或彼或此》（Enten-Eller）一书，亦言此理，为近世个人主义所从出，唯Paludan-Müller非理智而崇诚信，故灵究竟获胜，而其赞美死灭之意，亦于此见之矣。

    一八七四年，Paludan-Müller作诗曰“Adonis”，是其绝笔，厌世思想亦最著。Adonis为Aphrodite所爱，终亦厌倦，乃逃于幽冥，Persephone饮以忘川（Lethe）之水，令得永息。天地皆默，唯有星辰满天，明月运行，渐没于海而已。Brandes谓当冠以Peisithanatos之名，与Leopardi并称爱死者。唯Leopardi作《爱与死》（“Amore e Morte”）一诗，尚以二者并举，一予人以悦乐，一赐以安息。与Puludan-Müller之以Asceticism为本者，又复殊异也。

    Hans Christian Andersen（1805-1875）十二岁丧父，其母浣衣以自给。十四岁独行入都，漂泊无所托，有教授Collin者为请于官，以公费肄业，渐升转入大学。初作小说曰“即兴诗人”（Improvisatoren），叙意大利物色甚美，为世所称。三十五年冬出《童话》（Eventyr，一卷，凡四篇，取民间传说，加以融铸，温雅妍妙，为世希有，Andersen之名遂从此立。尔后每岁续出，至七十二年止，总可百五十种。词句率简易如小儿语，而文情宛转，喜怒哀乐，皆能动人，状物写神，又各极其妙。Brandes尝论之，谓其叙鹅鸭相语，使鹅鸭信能言谈，殆必如是也。盖Andersen天禀特异，以小儿之目审观万物，而记以诗人之笔，故美妙自然，可称神品。今古文人，俱不能及，唯La Fontaine之《寓言诗》差近之。Charles Perrault著Contes de ma Mere l'Oye，则用常言直说口传之故事，与Grimm兄弟辑集Kinder-und Hausmärchen相类，非由自作，或以比Andersen，非确论也。

    Andersen作童话，初仿德人Musaus，颇有藻饰，尔后转入单纯，乃自成一家。喜诵印度Bidpai所著寓言，至老不倦，每师法其意。有《无画画帖》（Billedbog uden Billeder）一卷，为千八百四十年作，记月自叙所见，凡三十三则。亦类童话，而特饶诗趣，复兼绘画之美，为作中绝品。又自传一卷曰Mit Livs Eventyr，坦白质直，最足窥见本色，与Ronsseau及Cellini自叙，并为名世之作也。

    三一 瑞典

    瑞典文学自宗教改革以后，渐见兴起，至传奇时代而大盛。有Per Atterbom与Lars Hammarskjold等，创立杂志曰“启明星”，提倡新派文学，以德国为师法，世因称此派曰Phosphoristes。同时有峨斯会起于Uppsala，欲联合同种为一族，刊杂志Iduna以宣传之。Erik Gustaf Geijer为之主，诗歌而外，作《瑞典纪言》，表扬古代光荣，盖亦受德国爱国思想之影响者也。

    Esaias Tegner（1782-1846），父Lucasson本Tegnaby农家子，力学，为牧师，易姓Tegnerus。盖当时学籍以拉丁文记名，后遂因之称Tegner氏。Esaias幼好读Ossian诗，少长就学，得见希腊史诗及北欧传说，日夕诵读，其文学思想，即萌育于此时。后为大学教授，积功迁主教，而思想终含异教精神（Paganism），因亦无仰慕中古之意，与Phosphoristes一派不同。又亦关心世事，而不限于国族，故复与Geijer不同也。所著Frithiofs Saga一诗，自言仿Oehlenschläger作，取材伊思阑传说，言情叙事皆极妙，其人生观亦即寄其中，为瑞典独一之名著。Frithiof出身微贱，爱王女Ingeborg，而王不许。中更患难，遇之Ringerike王所，王死，乃复得之。Brandes所谓始以抗争，继以信守，终如其志。唯所得非幸福，而为幸福之影，此实即人生之象征矣。Tegner居革命反动时，而信自由之心不稍变。然不趋极瑞，以为当止于调和，终剂于平，Frithiof与Ingeberg之复合，亦所以表此意也。

    Frans Mikael Franzen（1772-1847）生于芬阑，为主教，与Tegner友善。作诗仿民谣，多咏自然及田家生活。Johan Ludvig Runeberg（1804-1877）继起，亦以瑞典文叙芬阑民生情状，多用写实，不偏于理想。所作《猎鹿人》（“Elgskyttarne”）及“Hanna”诸诗，皆优美之Idyll。又用俄国Bylina体，作“Nadeschda”。及芬阑Elias Lonnrot博士采集民谣，编为史诗Kalevala一部，Runeberg译其首卷为瑞典文，甚得称誉。唯其杰作，则为《旗手Stal故事》（Fanrik Stals Sagner），计二卷三十五章，假旗手之口，述俄瑞战役旧闻，自将帅士卒之行事，以至孤儿村女之哀怨，巨细毕具，文情相生，因益佳胜。俄并芬阑时，Runeberg方五岁，亲见其事，终身不忘，故于此时一罄其蕴。瑞典学会特制金章赠之，以非瑞典公民，不能选为会员也。同时有Fredrika Bremer（1802-1865）亦芬阑人，以小说名。言中流家庭情状，亦因写实，而多乐天思想，故为世所赏。其余芬阑文人如Paivarinta等，以本国文著作，兹不具言。

    三二 诺威

    诺威之有文学，始于一八一四年。其先与丹麦合国，如Holberg辈虽系出诺威，后世皆以丹麦诗人称之。及五月十七日宣言独立，文学同时兴起。所谓五月十七日诗派（Syttendemai Poesi），盛极一时，多爱国之音，而失之稚弱，不足传世。至Wergeland出，始渐臻美善。Henrik Arnold Wergeland（1808-1845）亦多作政治诗歌，思想倾向民主，文辞奔放，不循则例，大行于民间。晚年作《花卉画》（Jan van Huysums Blomsterstykke），以众花拟人，各表其希求，善能和政治思想于诗歌之中，Shelley以外，无与伦比。又有《犹太人》（“Joden”），《犹太女》（“Jodinden”）二诗，皆为无告者告哀，其后诺威遂废犹太人入国之禁。J.S.Welhaven（1807-1873）言文学政治，不主急进，故不满Wergeland一流。有诗曰“诺威之征光”（Norges Daemering），自述理想，力戒偏激。一时争议纷纭，而诺威文学亦以是得趋中道，弥复发达。Welhaven诗重义法而少神思，故不及Wergeland，唯长于评论，指导文学趋向，为甚有功也。

    政治诗歌渐衰，国民文学，于是继起。Andreas Munch介其间，两无所属。所作诗歌小说，亦平凡鲜可称道。唯离政事而言人情，足为过渡时期代表耳，又作曲数种，有Salomon de Caus一篇，言其人始知蒸气之力，世人以为妄，禁之狂人院中。文不能佳，而诺威戏曲，此实其首出，为Henrik Ibsen之前驱也。

    诺威国民文学，至Bjornson之农民小说而达其极。Asbjornsen辑民间传说，实开其先，盖爱国思想，渐益深广，文人率离去政事，转言国民生活，于是辑录民谣故事者遂盛。P.C.Asbjornsen本治动物学，游行国中，研究海物，并采辑故事，搜访极勤。同时有Jorgen Moe博士，为主教，亦助之，遂成《诺威民间传说集》（Norske Folkeeventyr），与Grimm兄弟之书齐名，影响于后世甚大。Moe亦自为诗，述田家生活，能得民谣精神。唯所作不多，Gosse比之紫花地丁，谓其细小而香艳独绝也。

    第五节 写实主义时代

    三三 绪论

    十九世纪后半，为写实主义（Realism）时代。或谓之自然派（Naturalism），以别于十七世纪以后之写实倾向。原传奇派之兴，本缘反抗理智主义，崇美述异，以个人情思为主，发挥自在，无所拘束。不五十年，盛极而衰，神思既涸，情感亦失真。于是复流于夸饰，如Marini时，而反动遂起，理智主义，复占胜势。唯其时学术发达，科学精神，及于艺文，入为本柢。十九世纪后半期文学，与十七八世纪写实倾向，似同而复绝异者，即由于此。

    Auguste Comte创实证说以来，唯心论派哲学，渐失其势。研求真理者，多而自然科学为本。Ludwig Büchner作《力与质》，Robert Meyer唱力不灭说，于是唯物思想，披靡一世。宗教信仰，亦因而毁裂。德之David Friedrich Strauss，法之Joseph Ernest Renan，作《耶稣传》，以为世故无神，唯人意造，或则归之不可知论（Agnosticism）。一八五九年Darwin《种源论》（Origin of Species）出，进化遗传之理大明。凡有学术，悉被影响。其见于文艺者，则为唯物思想之文学，即所谓自然主义是也。

    物质主义（Materialism）应用于人生观，乃成决定论（Determinism）。古时亦有宿命之说（Fatalism），唯所谓命者，与神意虽不同，而幻化莫测，有定有复无定，仍不离于迷信，至传奇派诗人之悲观，已涉及人生共同之运命，特多据主观，以身世之感为基本。Schopenhauer说求生意志（Wille um Leben），始综括其义，至是乃藉自然学之力，愈益证实之。人类生存，与一切生物，同受自然之支配，别无自由意志，能与抗争。盖天性与外缘，实为一生主宰，联结造因，以至归宿。此唯物之人生观，实即自然派文学之主旨，神既非真，无以尊于人，人又不异于物。现实暴露之悲哀，引人入于悲观，较之历世人生厌倦（Tedium Vitae）自尤为深切矣。

    自然派之说，作始于Zola，故又称Zolaism。列国文人，虽未必尽奉此说，唯精神终亦相同，兹举其要旨，并与传奇派思想比较之如下：

    一，传奇派重主观，自然派则重客观。描写事物，俱依实在。不以一己情思，有所损益。盖即以科学法治文艺，正如博物学者观动植现象，绝不用空想藻饰。而对于生物之变化生灭，亦更无所容心也。

    二，传奇派尚美，自然派则尚真，凡人世所有事，继极凶戾丑恶，倘能观察精审，描写确实，俱可入文。盖文艺者，实为人生记录（Document Humain），非娱乐之具。故所求不在美观，而在真相。过去荣光，与未来情状，非今之所欲知。但能写现世裸露之真（Nuda Veritas）者，即为最善，虽忤视听，亦复无碍。英人Bernard Shaw尝自题其剧本曰Plays Unpleasant，正复运为自然派著作之称号也。

    三，传奇派好奇，自然派则好平凡。古时诗歌小说，多取王公贵人为主人，虽半由阶级思想，半亦因艺术作用而然，如Aristoteles诗学所言，用以增读者之兴感。传奇时代，此风盛行，历史小说，即其成果也。自然派文学，乃专写现世实事，古时异地，皆所不取。美人豪杰，亦甚希觏。所记者但为凡人庸行，又尚描画而少叙述，别无委曲变幻之事迹，可娱观听。故自然派著作，又有Uninteresting之称。而价值亦正在此。盖平常事迹，去之不远，有切身之感，与读传奇小说，如听人论他家是非者，大有异也。

    由是可知自然主义文学，盖属于人生艺术（Art for Life）派，以表现人生为职志。故问题小说戏剧，皆盛极一时，而韵文著作颇不振，凡以诗歌著名者，大抵自成流别，与自然派稍不同。

    三四 法国

    法国自然主义之起，盖在Balzac。描写种种世相，为“人生喜剧”。又言将如博物学者，观察人生，记录真相，无所评骘，实开Zola之先路。唯多写类型，又时有夸饰，尚存传奇派余风。至Flaubert之Madame Bovary出（1856），始立自然派基本。Gustave Flaubert（1821-1880）劳作三十余年，成书七种。描画事物，皆极精微，又必征实，故一书之成，至需时数年。又颇注意于词调，与Zola等之非薄技巧者不同，其作亦可分两类，一为纯粹写实派，如Madame Bovary及《感情教育》。一为传奇写实派，如Salammbô及《圣安多尼之诱惑》。又《小品三篇》（Trois Contes），则兼二者而有之。

    Madame Bovary述一女子堕落之行径，始于冀望，继以失误，终于灭亡。描写纯用客观，绝无褒贬。对于Emma之败亡，既不寄以同情，亦未尝有轻蔑憎恶之意，善能见自然派特色，论者比之解剖书，奉旧说者则反对之，云不愿数Flaubert之骨骼图也。《感情教育》（L'Éducation Sentimentale）本名“枯果”，写平凡之人生，尤极深切。Frederic爱Madame Arnoux，而女已嫁，因各不言，而往来尝亲善，终至老衰，爱亦消灭。其中殆无Hero或Heroine，亦无悲欢离合足以感人。所记皆日常琐屑，或间以一二不如意事，又大率非重大者。盖此平凡委琐之生活，实即人生小像，Flaubert写此，即所以寄其人生观也。Flaubert虽为自然派首出之人，而论文艺则奉艺术派说。尝云人生虚无，艺术永在。故又有虚无论（Nihilism）者之称焉。

    Salammbô一书，性质至奇，盖自然派之历史小说，即用写实法所作之传奇也。Flaubert撰此书，前后十年始成。写古斐尼基事，而考据精密，语必有本，与传奇时代之作不同。唯描画过详，如披考古学图籍。Flaubert亦自言，有如雕塑，座大于像也。《圣安多尼之诱惑》（La Tentation de Saint Antoine）记埃及古德一夕之梦幻，为譬喻之属，用以寄其虚无思想者也。

    《小品三篇》中，“Hérodias”与“La Légende de Saint Julien”皆Salammbô之类。一叙一世纪时，犹太王杀洗礼约翰事。一据中古传说，纪圣尤利安奇迹。Brandes评之谓历代教徒述古德行事，无一能得基督教传说精神，如此无神论者也。其一曰“纯朴之心”（“Un Coeur Simple”）则Madame Bovary一流之作，女仆垂老，为世所遗弃，乃尽心爱一鹦鹉，至奉之如“圣鸽”。未几鸟死，剥制之，而爱重如故。及病垂死，则见鹦鹉展翼，如将负之登天国也。写单纯之心理，颇极微妙，此与“Saint Julien”取材虽不同，而人生观则一。世间一切，悉是梦幻错觉。唯人性柔弱，易受欺妄，轻于绝望，而又必需慰安，故生是种种。如陷溺横流中，执一藁以求存，其为虚空，正复相同矣。

    Émile Zola（1840-1903）创立纯粹之自然主义，较Flaubert更有进。厌世思想略同，而不至于绝望，尚为人道奋争，可于大尉Dreyfus案见之。所作小说，有Rougon-Macquart丛书二十卷，《三都市记》三卷，《四福音书》四卷。又有《实验小说论》（Le Roman expérimental）一卷，言以实验科学法作小说。先定科学为观察实验两种。一如天文学，学者但能以观察之力，记录其现象。一如化学，学者得取一物质，历诸化验，究其真相。世间万物，俱受自然律支配，人类亦然，不异一木一石。故研究一木一石之实验方法，即可移以研究人类情知之发动。如古文学写Achilles之怒，Dido之爱，非不甚美，然所记止于外观。今之所重，则在剖析此怒与爱，以明此二者之作用如何。是即Zolaism之要旨，一言蔽之，则曰科学之文学也。

    Rougon-Macquart丛书之作，始于一八七一年，至九三年而成。第一卷曰“Rougon家之运命”（La Fortune des Rougon），首叙先代之失德，娶Adelaide Fouqué，复稍有心疾。女后重适Macquart家。以后诸书，即分叙两姓子孙行事。同禀遗传恶质，各应境遇，造成种种悲剧。第二十卷《Pascal博士》（Le Docteur Pascal），则据遗传之说，寻此二族系统，究其因果，以为结束。Zola倡实验小说，得力于生理学者Claude Bernard之说为多，Pascal博士，盖即写其人也。丛书本模仿Balzac《人间喜剧》而作，而愈有条理，以遗传为经，外缘为纬。Zola自称为“第二帝政时代一家族之自然及社会之历史”（Histoire Naturelle et sociale d'une Famille），所云自然及社会，亦即指此二因而言也。

    Zola出身微贱，历诸苦境又主张实写人生，常溷迹下层社会中，考察情状，故所记皆极详实，毫无讳饰，以是颇受世人非议。Rougon-Macquart丛书第七卷《酒肆》（L'Assommoir）写巴里工人社会，纵酒淫佚之状，第九卷Nana记女优生活，第十三卷《萌牙》（Germinal）记矿工之困苦，皆最著名，而论者纷纭，是非亦最不一。要之Zola小说，专写暗黑一面，或未足包举人生全体，唯其纯洁诚挚之态度，终非讳恶饰非，或玩世不恭者所可及。故若寻求其失，谓拙于技工，非伟大之文人则可，谓为非伟大之道德家，则不可也。

    Guy de Maupassant（1850-1893）为Flaubert弟子，然所著作则属纯自然派，似Zola而尤进。Flaubert为文，精炼尚技工，与自然派不同。Maupassant受其教，故结构叙述并极完善，又能脱尽传奇派风气，胜于师也。Zola创实验科学法，专主客观，唯仍怀改进社会之意，故悲悯之情，时复流露，不能贯彻主张。且描写社会暗面，本于唯物之决定论，遂不免着意观察人间兽性，移之记载，犹实验者豫知某性存在，爰加相当之试验，以待出现，Maupassant则本无成心，仅就身所阅历，如实记录，事之光明黑暗，皆非所计。如所记多人间兽性者，则以事实本然故。盖其意见，既非以艺术为人生唯一真实，求其独立之完成，如Flaubert。亦不以人生为艺术究竟，欲比文章于学术，如Zola。如Pierre et Jean自序言，盖别无学说，唯以模写自然为务而已。L.Tolstoj著《Maupassant论》，尝借喻以明之。曰，“有画师以长老行列之图见示，图写极精，唯作者意旨所在，则不可见。因问画师作此，以画中事为是耶，抑非耶。答言皆非所知，亦不必论，意唯在画此人生之一部耳。又问对于此仪式，为有同情耶，抑憎恶耶。答言皆无。彼盖绝不解释人生意义，对于世相，无所动心，亦别无好恶之念，人生之现状而已。Maupassant之著作，正与此画师相同也。”

    Tolstoj主张人生之艺术，故于Maupassant之绝对客观，深致不满，又谓缺道德观念。唯此正其特色，而非缺陷。盖Maupassant著作，但为非道德（Nonmoral），而非为不道德（Immoral）。其书自序，即谓为生活故而著作。盖其著作，唯状写人生为乐，此他别无作用。对于书中人物之苦乐悲欢，既无所感动，对于凶戾俗恶之行事，亦不生憎恶也。在读者观于原始兽性之发现，或深觉悲哀，而著者则初无成之见，仅以其为真实，故著之于书，是非好恶，俱非所问。盖止是客观之极致，与道德问题不相涉，故谓Nonmoral，正得其实，亦可以解世纷矣。

    凡自然派，虽主张描写事物，一以实见实闻为断，而能完全实践者，仅Maupassant一人。所著小说，初多言故乡Normandy事，继写巴里官吏文士及倡女生活，终复转而写贵族社会。论者谓其著作，殆无所创造，但“移译”事实，著之文字。书中人地，率出真实，可以覆按，如《脂团》（“Boule de suif”）及“Mademoiselle Fifi”诸篇，所叙并普法战时实事。脂团本Rouen倡女，至十九世纪末年尚存，Mademoiselle Fifi或云即《脂团》中普鲁士军官也。

    Maupassant思想亦本于唯物论，而未尝厌世，亦不流于玩世，故著作态度，大抵平正。第以实写人生，略无讳饰，以是颇为世俗所忌。其所描写，光明亦间有之，而终多黑暗者，则因所见人世事如实此，非如反对者言，故喜丑化人生，或好写人间兽性也。晚年病脑，渐入悲观，著作思想与前稍异，终以狂易卒。

    Maupassant作小说Pierre et Jean外，以《女子之一生》（Une Vie），《美男》（Bel-Ami）为最佳。唯短篇尤胜，举世殆鲜俦匹。所作凡二百余种，如《脂团》，“Mademoiselle Fifi”，《小Roque》（“La petite Roque”），《港》（“Le port”），《空美》（“Inutile Beaute”）皆有名。

    Goncourt兄弟，亦属自然派，而与Zola等复不同，故别名之曰印象派（Impressionnisme）。印象派者，本绘画派别之称，创始于法国画家Edouard Manet。描画景物，不重形式轮廓，拟像实体，但在用光色，表现一己所受印象，故得是名。Goncourt兄弟，始用其法为小说。自然派重客观，以外物为主体。印象派则以本心为主，与外物接，是生印象，因著之录，乃并重主观，与纯自然派相背。唯所凭依，仍在外物，即仍以自然为本，故同属一系。或称之为积极自然主义，而Zolaism则为消极自然主义也。

    Edmond de Goncourt（1822-1896）与Jules de Goncourt（1830-1870）系出贵族，初治历史美术，颇极精审。后转入文艺，亦以学术研究法行之。以文学为社会研究之一种，作者观于现实，记所得印象，以成人生记录（Document Humain），此外别无所求，实为主张“文学之真实”之第一人。一八六五年时作Germinie Lacerteux，写下层社会情状，在法国文学中亦最早，出Zola前也。

    Goncourt兄弟作小说，大抵合撰。凡一事一物，二人各就观感，直笔于书，以相比较，取其善者。久之思想文章，益益相近，几于无复分别。二人以治文学为毕生之务，至捐弃一切以赴之，与Flaubert略同。既不求一己之幸福，亦不问人世哀乐。唯以锐敏之感觉，观察事物，一一剳记，如画师作Sketch。自宴会时Flaubert之解衣纽，以至女仆Rose垂死情状，并用冷靖之度，精密之笔，记录于书，为他日之用。此自然派之冷淡，已达其极，盖近于病矣。

    Alphonse Daudet（1840-1898）作小说，亦属印象派。平时多作笔记，而志不在搜集人生资料，亦不以文学为社会研究。唯亦就见闻所及，记取印感，后或联缀成书，别无一定之结构，则与Goncourt兄弟略同。如《暴发者》（Le Nabab），其一例也。Daudet性情尚有传奇派余风，又少时经历忧患，故于他人苦乐，时有同情。凡所描写，亦多取光明一面，文章复诙谐美妙，足以相副，故甚为世人所赏。所作小说颇多，《暴发者》及Sapho等最有名。

    三五 又

    法国写实派之诗为高蹈派（Parnassien）。一八五二年Gautier作《珐琅与雕玉》（Émaux et Camees），倡纯艺术说。以为艺术独立自存，不关人生。故为诗文，当比于错金刻玉，重在技工，非以寄个人情思。一时和者甚众，六十六年出合集曰Le Parnasse Contemporain，遂以名其派。Leconte de Lisle（1818-1894）为之渠率，作《古代诗》（Poèmes antiques），《蛮荒诗》（Poèmes barbares）二卷，以史家中立态度，叙往古情事，其先Hugo亦尝作《世纪之传说》，唯据主观描画，又多抒情之词。Lisle则合文艺于科学，研究古代民族生活及宗教制度，皆极详尽，乃如实图写，犹Flaubert之作Salammbô也。盖实证精神，与自然派小说相同，所别异者，唯其诗尚技工及多言古事而已。Lisle制此诗，深究希腊犹太印度诸族文化，后遂倾心于佛教。以为世间真理，唯有“永远”，而“空虚”之外，别无“永远”。故舍生入寂，始为极乐。出世思想，时时见于诗中。于是向所主张纯客观说，亦未能实践，渐复有主观之倾向矣。

    Sully Prudhomme（1839-1908）亦属高蹈派，终复转变，自成一家。幼丧父母，多历困苦，感人世之悲哀甚切。乃研究科学，欲得解决，而转得幻灭，失望愈甚。唯独居覃思，过其一生。诗有云，在此世中，紫丁香花，均就枯萎，鸣禽之歌，一何短促，吾唯永久作夏夜之梦。其诗多抒情，唯不类传奇派之偏于一己，视他人哀乐，尤有同情。故论者谓其诗兼“个性”与“人性”二者，甚可重也。

    François Coppée（1842-1908）之诗，对于人生，特具微妙感情，与Lisle之冷靖者不同。故初虽同派，旋亦离析。所作有戏曲小说等，而诗尤有名。自传奇派以来，所取诗材，界域极狭，非古代异域，独行奇事，则以个人情思为主，未有取平常生活入诗者。Coppée特创新体，为平民之诗。日日周行都市，观察工人贩夫之生活情状，造成诗歌。自既生长巴里，富于才智，又有优美之感情，故能体会人情，正得真相。世称之曰贱者之诗人（Le Poète des Humbles）。其诗亦流行甚广，在高蹈派诸人上，后世模仿者众，亦卒不能及也。

    José-Maria de Heredia（1842-1906）以短歌（Sonnet）著名。有诗集《宝玉》（Les Trophées）一卷，咏古代事迹，如Lisle之古代蛮荒诸篇，琢镂精美亦相似。以唯十四行之短歌，描画事物，乃能雄浑如史诗，其才至大。Lisle为纯艺术之诗，终亦羼以哲学思想。Heredia则始终重技工，善能守高蹈派之说也。

    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6）行事与著作皆绝异。盖生于自然主义时代，为传奇派最末之一人，而开象征派先路者也。Baudelaire感生活之困倦者甚深，又复执著人生，不如传奇派之厌世。遂遍探人间深密，求得新异之美与乐，仅藉激刺官能，聊保生存之意识。终至服阿片印度麻等，引起幻景，以自慰遣焉。著有艺术评论二卷，《散文诗》（Petits Poèmes en Prose）一卷。诗集《恶之华》（Les Fleurs du mal）一卷，歌咏衰颓之美，论者比之贝中之珠。又《人工之乐园》（La Paradis artifciels）一卷，则仿之De Quincey之Confessions而作也。

    Baudelaire爱重人生，慕美与幸福，不异传奇派诗人，唯际幻灭时代，绝望之哀，愈益深切，而持现世思想又特坚。理想之幸福，既不能致，复不肯遗世以求安息。故唯努力求生，欲于苦中得乐，于恶与丑中而得善美。以媮乐事，盖其悲痛。此所谓现代人之悲哀，Baudelaire盖先受之也。其诗多极怪异惨怆，如咏鸱鸮，日没，游魂，尸之类。或以比意大利之Dante，谓Dante曾游地狱，Baudelaire则从地狱来。反对者则谓之恶魔派（Diabolism）。以Baudelaire思想尊崇个性，超绝善恶，故世俗以为恶魔之徒，正犹英人Southey以Byron诗风为Satanism矣。

    Baudelaire之诡异诗风，虽所独有，而感情思想，已与现代人一致。其诗重技工，有高蹈派流风，然不事平叙，重在发表情调（Mood），为象征派所本。Verlaine继起，益推广之，及Stéphane Mallarmé出，新派于是成立。Paul-Marie Verlaine（1844-1896）初亦高蹈派人。既而弃去，以主观作诗，求协音乐，茫漠之中，自有无限意趣，起人感兴。暗示之力，逾于明言。平生嗜饮，日醉于茴香酒（Absinthe）。又放纵不羁，屡下狱，穷困以死。世间谓之曰颓废派（Le Decadent），同派诗人后遂用以为号。Jean Moréas始更名象征派（Symbolist）也。

    颓废一字，最先用以指西罗马末年情状，曰拉丁族之颓废（Le Decadence Latine）。后通用为嘲骂之词。十九世纪末期，欧洲文化发达极盛，而人心欲求，终不得厌足，则怀疑断望，于是兴起。其皇惑不安，或放达自遣之风，颇有与中古相似者，故诗人亦自承其名。唯专指艺术而言，不与道德相涉。盖颓废派文人，原多正直之士，非尽如Verlaine也。

    颓废派艺术之特色，据德人Hermann Bahr说，凡有四端。一主情调，二重人工，三求神秘，四尚奇异。实即现代非物质主义之文学。唯颓废之名，易于误会，故或并尚美神秘诸派，谓之新传奇主义。此非本篇所摄，今不具论。

    三六 又

    自然派以外小说家，Anatole France（1844—）最有名。少读Renan书，深受感化，又倾心于十八世纪思想，为极端之怀疑家。对于宗教信仰，摧毁极力。不信历史，且并不信科学。以为世无物质，止有现象，而此幻景，又实由吾人官能而生。凡有皆虚，唯“自我”真实，故其著作，与自然派异，但依主观，写其印象。嘲讽世情，因之亦特深刻。著书甚多，有《Bonnard之罪》（Le Crime de Sylvestre Bonnard），《红百合》（Le Lys rouge），最为世所知。唯精意所在，则为Thaïs，《现代史》（Histoire Contemporaine）及《云母匣》（L'Etui de Nacre）等短篇集。Thaïs者，古埃及名伎，基督教古德Paphnutius往劝之，终见溺惑，乃破法戒，自愿入于地狱。France深通考古史学，描写古事，类极精详，如Flaubert之Salammbô。《现代史》四卷，写社会现象，讥弹教徒之营谋尤力。又有“Crainquebille”，为短篇中名作，最足见著者特色，于嘲笑中，复见悲悯。盖France虽怀疑家，而仍亦关心世事，怀有深远之社会主义思想也。

    Pierre Loti（1850—）本海军军官，然有天才，作小说不属于一派，唯记述印感，聚短片成章，颇有印象主义之风。平时多游历异地，见诸奇诡景物，故著作亦多异域趣味，善叙蛮荒生活，及热带物色，《冰岛之渔人》（Pêcheur d'Islande）一篇，最有名。记Bretagne渔人Yann，赴冰岛捕鱼溺于海，其妻在家待之不至。事迹甚简，而文情均极优美。Loti著作，多以死与海为主材，此篇合二者而一之，足为之代表也。

    Paul Bourget（1852—）颇反对自然派之非道德主义，以为著作者当对社会负责任，不当执著理论，超然物外。又以为平面描写，不足尽物情，因创心理小说。欲合艺术于道德，融理性于感情，故排科学万能之说，复兴宗教信仰，救世人于怀疑断望之中，振作其气，共图生存。盖亦唯物思想之反动，与新传奇派正同。唯尊崇种姓，以旧典为依归，故又谓之新古典主义。如是倾向，见于法国为最著者，殆亦时势使然。普法战后，爱国思想，渐益增长，于是转入文艺，成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Bourget即宣传此义最力之一人也。著有评论小说等甚多，《弟子》（Le Disciple）最有名。书言少年Robert Greslou笃信决定论者Sixte之说，躬自尝试，乃使人己俱得不幸，为唯物思想之牺牲。又《宿营》（L'Etape）一卷，写Monneron家庭悲剧。以Joseph与Jean父子，代表新旧二倾向。Jean终离物质主义，复于宗教，得安其住。所谓传统主义之精神，于此盖悉发其蕴，至于是非，则未能定也。

    Maurice Barrès（1862—）少时师Stendhal，作小说曰“自我崇拜”（Le Culte du moi），分为三部，纯属个人主义思想。后忽转变，九十七年作Les Déracinés，宣扬民族主义。甚为当世所好，遂被选为法兰西学会会员。

    Joris-Karl Huysmans（1818-1907）初持自然主义，转入颓废派，终归密宗。十九世纪后半欧洲文艺变迁之迹，备于一身。唯所著作，则虽屡屡转化，而现代之悲观仍在。盖其锐敏之感觉，对于庸愚猥琐之人生，憎恨者深。书中主旨，即此人生之困倦。始唯实写其状，后求脱离，乃转向宗教，故以旧教信徒终也。

    Huysmans最早仿Baudelaire，作散文诗集曰“香合”（Le drageoir aux epices）。后奉Zola说，于一八七六年作小说Marthe，histoire d'une flle，实写倡女生活，至极真率。时尚在Zola著Nana前，揭发人生昏暗，亦更强直，坐是为政府所禁。自序有云，吾就所见所感所经历者，书之。吾尽吾力之所能及者，书之而已。此言并非辩解，唯以表示吾治艺术之目的耳。尔后所著，多本此意。在Zola派中，犹为最烈，反对者至加以兽性自然派之名。至八十四年，作《颠到》（Àrebours），其倾向乃始一变。

    Huysmans写人世俗恶，非如Zola志存救济，亦不及Maupassant能以冷靖处之，故由憎恶而入绝望。《颠到》始作，是其转机。欲于无可奈何中，得自遣法，于是复归Baudelaire一派。书中主人Des Eseeintes公爵造“人工之乐园”，以避世扰。颠到事物，享官能神思之乐，聊保生存意识，甚足代表颓废派心情。九十年作Là-bas，创精神之自然主义（Naturalisme Spiritualiste）。言Durtal心灵之变化，初欲于Diabolism得安住地，终不能至。乃复上行，归于基督教。《道中》（En route），La Cathédrale诸书，即说此事。唯别无结构，又多涉宗教象征，几不复与小说相类矣。

    三七 英国

    英国文学，自千八百三十年至十九世纪末，称微多利亚时代（Victorian Age）。传奇派作者，太半逝去，唯Wordsworth尚存，亦少有著作，故旧派势力，顿然衰歇。Charles Lyell之《地学浅释》既出，科学知识，渐次播布。至Darwin作《种源论》，明进化之理，当世思想，大蒙影响。于人生观念，亦生迁变，唯不至极端之决定论，故自然主义，不能兴盛。虽有小说家实写世相，亦颇有检束，不如法国诸家直抉隐微。唯爱尔阑人George Moore作《优人之妻》（A Mummer's Wife）等，为纯自然派，然其书出版已在二十世纪初矣。

    英国文学素以诗歌著，微多利亚时代亦然，Tennyson与Browning为之代表。二人思想文章，各不相似，唯乐观则同。Alfred Tennyson（1809-1892）隐居不出，专事著作。后封为桂冠诗人（Poet Laureate）。其乐天思想，散见于诗，而在Idylls of the King为最显。诗十二章，取材于威尔士传说，叙Arthur王兴亡始末，以寓官能与性灵之战。Arthur之来，辟山林，驱禽兽，建立王国。终以后Guinevere与Lancelot之爱恋，家国并堕，举世复“返于禽兽”。盖Tennyson取进化说，而归其因于灵智。人有体魄，与禽兽相接。又具性灵，则与神明通。唯以性灵主宰体魄，乃能自奋于人生向上之道，如或不慎，辄至败亡，唯性灵永在，终有上进之趋势。故诗言Arthur负伤，遁走Avilion仙岛诗曰，吾去，但不当死。而其人生之格言，则曰：

    Move upward，working out the beast.—In Memoriam

    此即Tennyson对于人世之乐观。盖合进化学说，与神秘宗义而一之者也。

    Robert Browning（1812-1889）之诗，以难解称，盖意主独创，语又简括，故大抵隐晦。Pippa Passes一诗，为其著名之作，可窥见乐天思想。Pippa为缫丝工女，终年劳作，唯元日得暇。因游行村野间，喜笑歌吟，闻者各得妙解。恶人变行，怀疑断望者，悉复坚定。诗中一节云，岁为春日，日为清晨，晨在七时，露盈山麓，天鹨展翼，蜗牛在棘，神居天国，世界万物各得其所。为全篇精神所在。虽后世误会以为任天，然本意实主努力，灵性不灭，得望永生。人世第为试验之场（Probatio），善恶并存，各有其用。人当努力享乐，向善辟恶，并即以助性灵之上达。世间事物，悉由神意，努力向上，亦神意也。Browning夫人名Elizabeth Barrett（1806-1861），亦能诗。有《蒲陶牙人之歌》（Sonnets from the Portuguese）四十三章，最有名。又长诗Aurora Leigh，用韵文记少女半生经历，似自叙也。

    Tennyson与Browning处理智主义时代，独能于希望信仰中，得所安住，甚足代表英人庄重之气质。唯不满现世，怀疑苦闷，或欲高蹈避世者，亦多有之。Matthew Arnold（1822-1888）承先世之教，少而信道。后入Oxford大学，值理智与信仰之冲突，起“Oxford运动”。J.H.Newman提倡纯信，欲以补救。而Arnold终失其信仰，盖感情之要求，不敌理智之决断，故其诗多怀疑之音。Arthur Hugh Clough（1819-1861）为Arnold同学友，诗风亦相近。二人俱怀疑，而不至于自弃。其坚忍之态度，颇有斯多噶派（Stoicoi）流风，然其悲哀，亦因以愈深矣。James Thomson（1854-1882）幼丧父母，历诸困穷，又禀遗传，以纵饮卒。作诗多极悲观，与意大利之Leopardi相似，译其文集行世。所作诗集曰“幽夜之市”（The City of Dreadful Night）最有名。世称英国唯一之悲观诗人。

    英国高蹈诗派，自称P.R.B.（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一八四八年顷有画家三人，初立是会，以革新绘画为旨，后二年刊杂志曰“宝玉”（The Germ），始涉文艺。Rossetti为创始三人之一，兼通文学美术，为之主宰，一时文人景附，如Morris及Swinburne，皆其杰出者也。其先英国绘画，皆以Raphael为宗。Rossetti等力欲脱离，复归单纯，求模范于中世。其说转入文学，乃成“惊异复生”与仰慕中古之现象。昔之传奇派，好奇尚美，仅由自然之感兴，今则别有寄托，欲假理想世界以逃现实，所以不同也。Dante Gabriel Rossetti（1828-1882）本意大利人，随父亡命英国，遂不复归。故其艺术，亦本意大利。女弟Christina Georgina Rossetti（1830-1894）亦能诗，与Browning夫人齐名，著有《鬼市》（The Goblin Market）等诗集。

    William Morris（1834-1896）事绘画建筑，兼治诗文，多取材于北欧。译有伊思阑传说，及希腊罗马古代史诗数种。所作诗以《乐土》（The Earthly Paradise）二十四章为尤最。诗仿Canterbury Tales，言有众航海，求乐土避疫。乃抵西方一岛，希腊逸民所居，留一年，互述故事相娱乐。自序言意欲俾人在艺术中，得暂时之安息。唯人世实相，终亦不能尽忘，故其后散文著作，渐有社会主义思想，如《虚无之乡》（News from Nowhere）一卷，即其代表。仿New Atlantis等书而作，文章亦仿中世，特甚朴雅。

    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1837-1909）亦属P.R.B.派，唯其诗思多本希腊。又慕自由，深恶政教之束缚人心，与Shelley相似，时有反抗之音。一八六六年《诗集》（Poems and Ballads）出，一时毁誉纷纭，盖其异教思想，颇与世俗违忤，故众多不满。唯称之者亦极众。所著诗剧颇多，有Anactoria一卷，本Sappho遗诗“Eis Eromenan”一章，推演其意而成，亦特优胜，唯自序言则以为未能得其十一也。

    三八 又

    微多利亚时代小说，Dickens著作最有名。Charles Dickens（1812-1870）出身贫贱，多历困苦，故大抵写下层社会情状。对于他人苦乐，特有同情，希望光明，亦因之而起，唯旨在劝戒，于人生问题，别无见解，描写世相，或涉夸张，祸福因缘，多非自然，有Melodrama之风，为论者所不满。其特长盖在滑稽（Humour）中间复悲悯之情，故甚能动人，书之风行一世者亦因此。所作凡十三种，David Copperfeld称最，中叙David幼时苦境，多据己身经历为本，故特深切。Nicholas Nickleby与Oliver Twist次之。Pickwick Papers记村市情状，多极诙诡，盖为新闻记者时，巡行各地，所闻见也。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作小说，以讽刺名。Dickens所写多贫贱生活，人物又率异常，非至愚极恶，则慈仁神圣，亦世所希有。Thackeray记中流以上社会情状，又只是日常言行，而以讽刺之笔出之，发幽揭短，颇与写实派小说相近。唯每下断语，直接披示其意，有十八世纪Fielding时余风，与法国自然派之客观小说迥异矣。Thackeray作书六种，其二为历史小说，言女王Anne时事，社会小说四种，以Vanity Fair为最胜。

    George Eliot本名Mary Ann Evans（1819-1980），受当世怀疑思想影响，译Strauss《基督传》。自言神明义务，灵魂不灭三事，皆所不信，故多奇行，不为宗教法律所羁。人生观则以利他主义为本，以为人唯去自利之心，乃能使人世进于和平安乐。所著小说，多寓此意，Silas Marner其最著者也。同时女小说家，有Bronte Sisters亦有名。Charlotte Bronte（1816-1855）最长，著作亦最多。Emily（1818-1848）作Wuthering Heights一卷，发表情绪，至为真挚，非余人所及。

    英国十九世纪小说，虽多写现世，属Novel一流，而Romance故未绝迹。Scott以后，为历史小说者尚多，Thackeray之Esmond，及Eliot之Romola皆是。Charles Kingsley（1819-1875）作Hypatia，记五世纪时东罗马事，含传奇趣味益多。一八八三年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作《宝岛》（Treasure Island），遂达其极，所记仍不外荒岛藏金，海贼械斗诸事，而一经炼冶，别具特色。盖Stevenson文才优胜，又性好述异，非由造作，故其多自然之趣。Henry James谓为有“永久童性”。所撰《儿歌集》（Child's Garden of Verse），特具神韵，正亦因此也。

    George Meredith（1828-1909）与Hardy并称现代小说大家，唯Hardy悲观人生，Meredith则颇有乐观。故所讽刺，大抵人间一部之恶德，而非人生全体。描写人物，至极精妙，又富于滑稽，故为世所重。唯文章简劲，如Browning，亦以难解称，所著小说中，《利己家》（The Egoist）一书最有名。

    Thomas Hardy（1840—）本土木工师，转而治文学。诗歌短篇以外，有小说十四种。自分为三类，一曰技工小说（Novels of Ingenuity），二曰传奇小说（Romances and Fantasies），三曰性格与境遇之小说（Novels of Character and Environment）。唯差别多在形式，意旨则无大异。Hardy之人生观，盖近于Schopenhauer一流厌世哲学。以为自然不仁，每引人入于忧苦。而人间社会，复以因袭之礼法，助之为虐，假罪恶之名，驱迫个人，至于极地，人生悲剧，所以众多。第三类小说，申明此义，尤极显著，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A Pure Woman与Jude the Obscure皆是。Tess一书，为Hardy杰作，叙Tess以自然之过失，为社会所迫，陷于不幸。始于离弃，终犯刑法，以至灭亡。King Lear剧中云，神杀吾侪以为戏，如顽童之杀蝇。Hardy亦于书末缀言曰，公道（Justice）已申，神明之君，对于Tess之戏弄，亦已了矣。Hardy对于自然与人生之意见，略与决定论相似，唯又以因袭之礼法为人生大害，则其独见也。所作多重客观，虽细写黑暗，不如法国自然派，而陈词痛切，在英国已足骇世。至其悲观，盖本出于悲悯，故无自然派之冷淡。如Tess末节，遂不觉有愤激之言，虽与客观态度，不甚相调和，然即此足以见著者真挚之情，亦令读者深受印感也。

    微多利亚朝散文名家，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之外，有Carlyle与Ruskin二人。Thomas Carlyle（1795-1881）著《英雄论》（Heroes and Hero-Worship），《衣服哲学》（Sartor Resartus）最有名。宣传劳力之福音，与Browning相似。John Ruskin（1819-1900）虽非P.R.B中人，顾颇近Morris。所著《现代画家论》（Modern Painters）外，多论美术之书。晚年倾心于社会改良，以互助为本。盖所爱为美与平和，而审度人间，乃多罪恶苦难，扰其心情，使不得安处。故尚美之心，转为济世，亦即欲美化世界，使人己共能享美也。

    三九 德国

    德国自然派文学之兴，在普法战争后。其所依据，多即Zola派学说，而受Nietzsche影响亦甚大。自然主义之寻求真实，与超人思想之主张自我，同为近代文学大本，其受世人误解，亦正相同。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初治古文学，为大学教授。渐觉举世猥浊，迫压个性，共趋于下，因发愤著书。据进化之理，更定道德，创超人之教，所著以Also Sprach Zarathustra一书为最有名。文体仿圣书，立意高迈，文复朴雅饶诗趣，为德国近时散文名著，世遂多称之为哲学诗人也。Nietzsche思想，盖本达尔文归纳之说，与一己演绎之思索而成。以为人类由动物演进，故可更努力渐进，达于至善。以人为进化之中程，非其极致，故人之所以可贵者，非以今方为人故，乃以他日将进为超人故也。Zarathustra曰，“吾语汝超人（Ubermensch），人者，所超者也，而汝曾何所为以超之耶。万物莫不创造于其外，而汝乃欲为大海之退潮，愿复返于禽兽而不欲超人耶。”又曰，“人犹一绳，县于禽兽与超人之间，犹一绳在深渊之上也。欲度固危，若反顾战栗止步，亦危矣哉。至于超人之出，盖有二途。如De Vries之偶变说（Mutation Theorie），时忽一现，而为英雄，若那颇仑等是。又或如达尔文进化说，积渐而至，于人类外别成一种。”Nietzsche之所希者盖在此。其言有曰，“汝毋以所从来为贵，但当视汝之所之。汝毋反顾，但当前望。汝其永为流人，去父母先人之地。汝当爱汝子孙之地，即以此爱为汝光荣可也。”此与Francis Galton之善种学说（Eugenics）甚相似。综其方术有四，一定婚制，二兴教育，三联合欧洲，四废基督教。Nietzsche又本进化论说道德，谓善恶无定，随时而变。今求独立自强，亦当重定道德，以利生存进取者为善，否者为恶。故于基督教之他利主义，特甚憎恶。唯其主张坚卓，但自为计，而非以强暴陵人。德人Ludwig Lewisohn曰，世人想象，每以超人为一伟美之野人，跨奴隶之颈，此大误也。依Nietzsche说，尔时人人皆为超人。不适于生者，久已不见。正如达尔文所说，过去世间，甚多生物，今俱自归于消灭也。Nietzsche愤世嫉俗，又以身世关系，说反动之哲学，与Rousseau之讲学极相类。Rousseau欲复归自然，解放个性，Nietzsche则进而主张自我积极之发展。其现世思想，于近代文艺，至有影响。一九一三年Bernhardi将军著《德国与次一战》，引Nietzsche之言为题辞。世人对于超人思想之误会，乃益深矣。

    德国自然派小说有二类，一为倾向派，一为纯自然派。少年日耳曼时代，Gutzkow创倾向小说，Spielhagen与Freytag承之，至十九世纪后半，著作尚多。自然主义既入德国，遂合为一，Wilhelm von Polenz（1861-1909）之Der Büttnerbauer，其代表也。Büttner家世业农，力守先畴。以社会经济制度不良故，渐见损败，终鬻其田。临售，犹欲一耕为快。虽意在写实，而为书中旨趣拘束，发展不能自然，是为此派通病。Georg von Ompteda（1863—）著Sylvester von Geyer，较能调和，渐与纯自然派近矣。

    Hermann Sudermann（1857—）与Hauptmann并称现代文学大家，其著作亦与倾向派相近。所描写者，非仅人世迹象，大抵与道德问题有关。叙个人与社会之冲突，求得解决之法。其意以为世无绝对之道德，但随时势而生变化。唯缘个人思想与社会因袭，趋势不能一致，于是遂多冲突。一八八七年作Frau Sorge，颇怀悲观，以为反抗服从，两无所可。次作《猫桥》（Der Katzensteg），乃主张积极反抗，与不正之社会奋斗。又作剧本，亦多此类。《故乡》（Heimat）一篇，最有名，言女子解放问题，盖颇受Ibsen感化，与彼作《傀儡之家》（Et Dukkehjem）相似也。

    纯自然派之名，对于倾向派而言，与法国作家又有异。Clara Viebig（1860—）著《日粮》（Das tagliche Brot），写贫民生活，而多有同情，无自然派之冷淡。Gustav Frenssen（1863—）继Keller等后提倡乡土艺术（Heimatkunst），几近传统主义。唯叙记甚朴实，故归之自然派而已。Thomas Mann（1875—）著Buddenbrooks十一篇，叙一家族之兴亡，以遗传境遇，为之根本，描写亦纯用客观，为自然派中杰作。其兄Heinrich Mann（1871—）亦有名，师法Flaubert，而思想则近颓废派。Arthur Schnitzler（1862—）本维也纳医师，亦著小说，尤以戏曲名。

    Gerhart Hauptmann（1862—）作曲甚多。一八八九年始作《日出前》（Vor Sonnenaufgang），为自然派剧先驱，至《织工》（Die Weber）而极其盛。九十六年作《沉钟》（Die Versunkene Glocke），转入新传奇派，后虽复归于自然派，唯别无名世之作。沉钟象征之意，说者纷纭，未能一致。或以为代表新旧道德之交代，钟师Heinrich以旧钟既沉，乃藉精灵之助，别铸新者，未能成就。又闻沉钟鸣于渊，心复摇动，于是遂败，说较明显。此外作者甚多，Frank Wedekind（1864—）最特出。九十一年作《春醒》（Frühlings Erwachen）一篇，尤为世所知。

    德国新派诗歌，兴于一八八五年。Michael Georg Conrad刊杂志曰“社会”（Die Gesellschaft），述Zola学说，Karl Bleibtreu继其后，作《文学革命》一文，提倡现代主义（Modernism）之文学。集同派诗人著作，刊布之曰“少年德意志”（Jung-deutschland）。Hermann Conradi（1862-1890）为序，言诗人天职，在为人生导师，吟真挚之歌，以撄人心，使生为焰。Arno Holz（1863—）亦少年德意志派诗人之一，所作尤胜。八十六年出诗集曰“现在之书”（Buch der Zeit，Lieder eines Modernen），有云，“今之世界，已非古典时代，亦非传奇时代，但为现代而已。故诗人亦应自顶至踵，无不现代也。”Conradi后受Nietzsche影响，倾心于超人思想。Holz初立自然主义，作诗多民主精神，自称倾向诗人（Tendenz Poet）。后乃主张直抒印感，唯重自然节奏，废绝声韵，当世称之曰电信体，又为象征派先驱也。

    德国写实派诗人，最有名者曰Detlev von Liliencron（1844-1909）。此写实派之名，但对传奇派而言，与法国客观诗派复异。Liliencron本陆军大尉，屡经战阵，后退职专治文学。对于人生，颇怀乐观。以努力奋斗，自求满足为主义，盖亦有超人之思想。唯其格言，一曰前进毋反顾，而其一又曰自制。则虽主及时行乐，而又以不侵人之权利为界者矣。

    Richard Dehmel（1863—）与Liliencron为友，主张自我之满足，亦受Nietzsche感化。唯Nietzsche之说，在俟超人出现，非为个人幸福计。Dehmel则以现代为的，又以为神人合一，万物皆备于我，人唯能充满其生，斯能本己得救，即亦以救世界。如所作《二人》（Zwei Menschen），即宣说此意，颇近神秘思想。Dehmel自称Nietzsche之徒，而对于人间辛苦，又甚有同情，故其诗颇见社会主义倾向。“Der befreite Prometheus”一诗，言Prometheus睹人世恶浊，因生悔恨欲毁灭之。有二人者，本是仇雠，是时乃互相助，与自然之力抗争，Prometheus见之遂止。赞扬人群之大爱甚力，Dehmel诗有云，Die liebe ist befreiung，盖足以代表其思想矣。

    四十 意大利 西班牙

    意大利十九世纪后半文学，以Carducci与D'Annunzio二人为代表。传奇主义既衰，著作虽多，仅余形式而无精神，遂见反动，Carducci之新古典派最有力。Giosue Carducci（1835-1907）少承家学，深通古代文学，故其诗宗罗马，而思想则古代异教精神也。尝云，“言政治则先意大利，言艺术则先古典诗歌，言生活则先真率强健。”盖传奇派仰慕中古，所尚者为北人之封建制度及东方之基督教，并与罗马民族不能投合，故务欲排而去之。唯古昔神话诗歌，实为国民精神所在，则阐发唯恐不力。然其诗亦非专事模仿，故与十八世纪著作又有异。爱重人生，力求自由享乐，反抗外来之迫压，纯为现世主义，与近代人之思想故复一致也。所著以《蛮荒之歌》（Odi barbare）一卷为尤最。新古典派诗人甚多，Giovanni Pascoli（1855—）最胜。少历困穷，因倾心于社会主义，宣扬慈惠和平之教，有倾向诗人之名。唯颇乐观，以为世有忧患，乃能使人生精进，远于禽兽。同抱社会主义而倾向悲观者，有Arturo Graf（1844—），为Turin大学教授，受唯物思想影响，遂转入厌世，较Leopardi尤甚。Leopardi以死为永息，而Graf则信物质不灭，以为虽死而不亡，斯即不能死，故亦无由能得安息也。

    纯自然派之诗，有Olindo Guerrini（1845—）作Postuma di Lorenzo Stecchetti，以法国诗人为师法，唯其势不张，不能如Carducci派之盛也。

    Gabriele D'Annunzio（1864—）少时读Odi barbare及Postuma，深受感化，学为诗。一八七九年出集曰Primo Vere，格调完美如Carducci，而精神则近Guerrini，盖D'Annunzio之异教思想，并不服道德之羁索，更进于Carducci也。其诗风初属自然派，后乃转为尚美。以享乐为艺术人生之终极，故凡所著作，意在言美，非专以表现人生，文词极瞻丽，而思想少见变化。小说中主人，大抵颓废派中人物，又受超人思想之感化者。然南欧艺术之精华，与现代人心情，具见于此，故为可重也。著有诗曲小说甚多，《死之胜利》（Trionfo della Morte）为《蔷薇小说》之第一篇，最有名。

    自然派小说初创于Luigi Capuana（1839—），至GiovanniVerga（1840—）而大成。其客观描写，纯以Zola为法，唯多叙乡民日常生活，不专重黑暗一面。有《恶意》（IMalavoglia）一书最胜，叙渔人贩大豆，舟覆，长子死焉，而索豆值者甚急，乃货其居以偿之。Verga熟知故乡渔人生活情状，故言之极恳挚。Matilde Serao（1856—）著小说亦有名，与Ada Negri并称意大利女文学家也。

    Antonio Fogazzaro（1842-1911）初为唯物思想所动，颇怀疑，终乃复得信仰，归于宗教。故所作小说，亦多光明希望。唯意在宣传义旨，叙述情景，每依主观造作，失自然之致。如Daniele Cortis一书，言Elena弃绝私爱，从夫于美洲，显扬克己之美德，最足见其思想。第以文艺论，未为具足耳。千九百六年作《高士》（Il Santo），写理想之道德生活，与《死之胜利》中Giorgio Aurispa行事正反。罗马法王收入正教书目，尤为世间所知。盖Fogazzaro实为基督教思想之代表，与Carducci等之异教思想，适为反对也。

    西班牙现代文人，Juan Valera（1827-1905）最著。初治法律，后为外交官，历任美奥比利时诸国公使。作《神火》（El Fuego divino）等诗集，尤以小说得名。Pepita Jimenez一书最佳，论者以为西班牙新小说之发端也。又有Benito Perez Galdos（1845—）著作甚多，约可分三期。初作历史小说，写当代政治战争事，总名《国民逸闻》（Episodios Nacionales），计二十五卷。次作Dona Perfecta等，转而言信仰问题。终乃写民间日常生活，纯为写实派作矣。

    Leopoldo Alas（1852-1901）与Armando Palacio Valdes（1853—）共刊杂志，传布法国自然主义。唯Alas意主调和，Valdes则纯以新派为师法，故称西班牙自然派之第一人。Quiroga夫人本名Emilia Pardo Bazan（1851—），著小说甚多，有名于世。一八八七年作La Madre Naturaleza最胜。

    Jose Echegaray（1832-1916）初治数学及经济，六十八年革命时，为临时政府阁员。后转入文学，多作戏剧，颠到其姓名以自号，曰Jorge Hayeseca。所作凡五十余种，Mariana最有名，英人William Archer称之为Romeo and Juliet后之佳作。又有Hijo de Don Juan言遗传问题，盖受Ibsen影响而作，与《游魂》（Gengangere）一剧，可仿佛也。

    四一 俄国

    十九世纪后半俄国文学，称Gogolj时代。文人辈出，发达极盛，影响于他国者亦甚广大。北欧思想本极严肃深刻，虽易坠悲观，而情意真挚，无游戏分子，实为特采。俄以政治关系，民生久历困苦，阴郁之气，深入于人心。发为文学，自多社会之倾向，属于人生艺术派。至Tolstoj著《艺术论》，此义愈益昭著，为人道主义文学所由起，而其首出者则Gogolj也。

    Nikolaj Gogolj（1809-1852）本Malorossia人。初作《田村之夜》（Vetchera na Khutorje）二卷十二篇，言故乡情事。富于谐谑，又多涉神怪，有传奇派流风，而描写不离现实。或之名曰，感情派写实小说。卷中有“Taras Bulba”一篇，记十五世纪时哥萨克与回部战事，甚有精彩，称历史小说模范。后至彼得堡，服官公署，为文多叙官吏生活，讽刺益深切，Puschkin以为笑中有泪，盖知言也。短篇有《狂人日记》（“Zapiski Sumasschedschego”），《外套》（“Schinelj”）等皆有名。其杰作则有喜剧曰“巡按”（Revizor），小说曰“死灵魂”（Mjortvyje Duschi）。

    Gogolj与Puschkin友善，Puschkin尝行旅至一邑，有司相骇以为大吏微行，后以语Gogolj，云可作剧，Gogolj遂成《巡按》一篇。少年Khlestakov者，以博丧其资，留滞旅次。邑吏闻有巡按将至，疑即其人，迎入私宅，各进货贿。及少年辞去，邮局长得其致友人书，始知其误，而门下报巡按至。其讽刺官僚政治之腐败，至极深切，论者每以比Molière之Tartuffe。唯Tartuffe以正报终，Revizor则本事方始，剧已终局。末场所演无言剧（Dumbshow），又特佳妙，有不尽之意，故尤胜也。剧既成，文禁正严，虑不得公布，或以稿呈尼古拉一世，读之大笑，即命演之。帝亦临观大悦，召Gogolj语之曰，吾未尝得如此畅笑。Gogolj则对曰，吾所期者，乃本别有所在。此一语足为Revizor之确评，亦可以包举其全体之著作矣。Gogolj描画“卑下之真实”（L'humble Verite），不亚于Maupassant诸人，唯具有二特质，为法国自然派所少见。一曰滑稽（Humour），一曰寓意（Moral）。盖Gogolj见人世种种刺谬，每不禁嘲笑之情，而又悲悯世间，谋欲拯救。合是二者以成书，故外若诙诡，中则蕴蓄悲哀，并深藏希望也。又有喜剧《结婚》（Zhenitiba）一篇，善表现斯拉夫族之惰性（Inertia），不仅以写实见长。

    《死灵魂》上卷十一章，以一八四六年刊行，原名“Tchitchikov旅行记”（Pokhozhdenije Tchitchikov）。言Tchitchikov游行乡邑，访土田主，收购死亡农奴之名，籍而徒之边地，将以质诸国立银行。当时盖曾实行之者，旋事败被捕。Gogolj假其事为小说，写奴制未废时社会情状。农奴境遇，固极惨苦，而田主习于游惰，渐就衰颓，上下交困。Puschkin读而叹曰，“悲哉俄罗斯之国。第Gogolj别无造作，所言并诚，皆单纯而可恐之真实也。”描画人物性格，尤极微妙。如Manilov之庸俗，Korobotchka之愚狡，Nozdrev之无赖，Sobakevitch之鄙倍，俱非凡手所能，而写Tchitchikov尤胜。Kropotkin论之曰，“人言Tchitchikov为俄国特有之性格，实则不然。吾辈殆随在遇之。此实人间共通之仪型，不为时地所限，唯应时地之要求，略易其外貌而已。”Gogolj亦云，读者或平旦自省，问究能无Tchitchikov分子在乎。故其书虽一时之作，而实含溥遍之性质，与凡诸世界名作相同。Gogolj虽写实，唯多滑稽，故时或近夸。又含教训，故多加案语，如《死灵魂》末章，则纯为论议，自表其意见，亦正可为其理想派小说之宣言也。

    十九世纪中叶，俄国厉行文禁，《死灵魂》上卷虽以大力周旋，得许刊行，唯售后即禁再印。Gogolj作下卷垂成，意忽中变。以为爱国之士，不当暴祖国之恶，前此著作，皆为罪业，因自忏悔，归依宗教。一夕悉焚其稿，后人就草本中录而刊之，多断缺不定，不能与上卷比美矣。

    Ivan Goncharov（1812-1891）本商家子。作小说重客观，稍近艺术派，故俄之论者多非之。唯此仅著作态度而已，若以其精神，固不与人生相离异。著作中最有名者为Oblomov，写农奴时代国民之惰性，一时社会惊悚，各以Oblomovshchina相警戒，影响之大不下《死灵魂》也。Oblomov生长于安富尊乐之中，丧其活动之能力，虽有理想而无实行，即以Oliga之精诚爱力，亦不能救。终复归于潜蛰生活，披衣趿履，盘桓一室之内，以脑充血卒。此在俄国当时，固由民情时势结合而成，唯富厚之余，必见流弊，事悉如此，不仅一时一地为然。Oblomov一书，具有永久之价值，亦正以此也。

    Ivan Turgenjev（1818-1883）系出名门，受高等教育。Gogolj卒时撰文悼之，为政府所忌，将遣戍，赖有营救者，得减为拘束，幽居乡里者年余。及解免，乃移居巴黎。著作亦含社会倾向，唯受法国文学影响，构造特甚精善，为俄国文人之最。十九世纪上半，斯拉夫国粹派势方张，以Turgenjev崇西欧文化，斥为不爱国，而非其实。Turgenjev居异国，思乡甚苦，尝一归省，睹国内种种不幸，不能安居，复入法国，遂不复返。所作小说，极艺术之美，不如法国自然派之专言人生暗黑，而亦不离现实。写人情世相，至为真切，Brandes论之曰，Turgenjev悲观而复爱人，故文情特富美。又多阅世故，既不如法国文人流于玩世，亦不如英国之喜言教训。凡所叙录，皆为常事，不涉奇异，或近秽浊。大抵以贫苦怯弱，心意不固，颓唐无聊之生活为主材，写其内心之悲剧。唯与Dostojevskij又有异。Dostojevskij言显著之罪恶忧患，而Turgenjev则言不幸者隐默之悲哀也。

    Turgenjev初作《猎人随笔》（Zapiski Okhotnika），记其游猎见闻之事。描写物色人情，均极美妙，对于农奴之困苦，尤有同情。论者比之美国Stowe夫人之Uncle Tom's Cabin，其影响亦相同，唯以艺术论，则《猎人随笔》为更杰出。文主写实，不露教训之意，而文情俱胜，自能动人，如Sutchok及Vlas诸事皆是。又有“Mumu”一篇，虽不在《随笔》中，而性质相类，写Grasim隐默之悲哀，尤足当Brandes评语也。

    《猎人随笔》以外，Turgenjev作短篇小说，可四十种，皆称佳作，而“Jakov Pasynkov”，《薄命女》（“Nestchastnaja”）等又为最胜。尤以长篇著作得名，其尤者为Rudin，《父与子》（Ottsy i Djeti），《贵人之巢》（Dvorjanskoje Gnezdo），《烟》（Dym），《新地》（Nov）等。

    Rudin作于一八五五年，时Hegel唯心论方盛行，俄国少年亦大受影响，Rudin者即其一人。怀高尚之理想，其言甚美，而实行不足相副。盖本质犹是Oblomovshchina之流风，而时代精神，亦有以成就之也。Rudin以言谈得Natalija之爱，而复不能践言，弃自由之说，而更勉人以从顺。终乃漂流至法国，死于二月革命之巷战。其意志不坚，为斯拉夫人通病，唯怀有热诚，已视Oblomov稍进矣。

    《父与子》为Turgenjev最有名著作，写六十年顷新旧思想冲突之事。当时唯物思想渐渐之兴盛，学者多去Hegel而就Büchner，奉《力与质》一书为典要，凡讲学皆以求诚致用为归宿。对于从来传袭之礼法，悉不信任。唯征之学术而信，施于社会而有利者，始为可取。Bazarov即此派代表，与Kirsanov兄弟相对抗。然终惑于Odintsova夫人，不能竟其志而卒。此书出后，世论纷然，“父”“子”两世，悉起攻击，Kirsanov一流，固怒其揭发隐覆，少年则以写Bazarov近于讽刺，亦不能平。Turgenjev力自申辩，误会愈甚。至近时据所作“Hamlet i Don Quixote”一文，始明其理。Turgenjev以此二者为人性代表，论其短长，不得不右Don Quixote，唯一己性情，又实与Hamlet近，故爱Hamlet而复重Don Quixote。见诸著作，则写Rudin之短，犹可得人怜宥，写Bazarov之长，乃更使读者不满，正缘性情各异故尔。《父与子》为言俄国虚无主义最早之书，虚无论者（Nihilist）之名，亦始见于此，故世人特甚重之。

    Turgenjev又有散文诗一卷曰Senilia，盖多晚年作，故名。辞意精炼，可与Baudelaire相匹，又能窥见其思想感情，至足珍贵。如《自然》一篇，言人虫等视，生杀时行，一无偏倚，厌世思想，不亚Leopardi。及读《乞食》则爱怜人类之意，又自显著。《故乡》诸篇，所以寄爱国之思。卷末《阈上》一章，赞美革命事业，至极恳挚，Turgenjev之本意，于此可见也。

    Fyodor Dostojevskij（1821-1881）初习兵工，为陆军少尉，自请退职，致力于文学。以《苦人》一书，得Nekrasov赏誉。四十九年以革命嫌疑为政府所捕，并其同伴二十一人，俱定死刑。临刑，忽有旨减等，发西伯利亚为苦工四年，又充军役六年，始得释。Dostojevskij神经素弱，数被重枚，后遂颠痫。工作之余，唯读圣书，久之思想亦渐改。昔之社会主义，已不复存，转为基督教思想。服从政府教会，宣传爱之福音以救世。其著作思想，与Turgenjev正反。盖Turgenjev主虚无说，因生悲观，Dostojevskij则重信仰，以为神人合一，故多乐观。又一崇欧化，一则国粹论者，故二人意见素不相合也。

    Dostojevskij归国以著作自给，境遇穷迫，故文字不甚修饰，晚年始稍裕。六十一年作《死人之家》（Zapiskiiz Mertvogo Doma）记西伯利亚狱中事，悉据本身经历，故言之甚详实，为生平杰作。又有《罪与罚》（Prestuplenije i Nakazanije）者，亦极有名。尔后所作，如Bratya Karamazovy，《白痴》（Idiot）等，皆冗长，又述病苦，逾于常轨。盖Dostojevskij精神本异常，并见之于文字，身心健全者，每不能与之谐合。如《白痴》亦Dostojevskij名著之一，假Myschkin自表其意，而Kropotkin乃云未尝能读之终卷，即其一例也。《罪与罚》叙少年学生曰Raskolnikov者，迫于境遇，又受唯物思想影响，破灭道德之束缚，杀二老妪，欲盗其货而未得。后以Sonja之化，忏悔自首，遣发西伯利亚，Sonja亦与偕。向上之精神生活，于是复始。Dostojevskij爱之福音与其乐观，皆于此倾注无遗蕴，书以宣示义旨，故描写不能专据客观。唯由热诚深爱，乃能造成真挚之情景，令人感动，为力至伟。如Marmeladov家事，其最者也。Dostojevskij属国粹派，故以为西欧唯物思想，足以误人，又隐然反对政治之革命。故论者于此，亦多不满。盖基督教义，本如Nietzsche所说，为弱者道德。今又推至其极，以生存为患，以苦痛为正，以忍受为善，欲遗人世而待天国，固未足为人生唯一之轨范。唯其宣传爱之福音，使人知物我无间，所当泯绝界限，互相援助，则深有功于后世。又复能力行其说，克己为人，如《受难者》（Unizhennyye）书中Vanja之行，尤为难能而可贵也。

    Lev Tolstoj（1828-1910）主张人道主义，与Nietzsche超人哲学角立，为近世思想二大潮流。Tolstoj本伯爵，少时有志于外交，入Kazan大学，修东方言语。弃而学律，又不成。复至彼得堡，沾染时习，浮沉于社会者久之。其兄Nikolaj从军高加索，招令往，乃去浮靡之社会，与自然生活接，大得感兴。作《童时》（Djetstvo），《哥萨克人》（Kazaki），有文名。五十三年转任苦里米亚，时值俄法之战，Tolstoj自请守第四炮垒，战极勇。作Sjevastopolskiye三卷，述战争之恐怖，世无其比，亦为后日非战萌牙。此后旅行欧陆，过巴黎见执行死刑，复大感动。以为同类无相杀之权，无论以暴力或法律使人不得其死者，皆此杀人之罪，为主持废止死刑之张本。六十一年农奴既释，乃返故乡Yasnaya Poljana，建立小学，以教农民子弟。本Rousseau说，主张自由教育，自作教科书用之，有大效，而为政府所忌，旋被阻止。复治文学，作《战争与平和》（Vojna i Mir）及Anna Karenina皆有名，Tolstoj少受物质思想影响，不信宗教。年五十，乃感人生之空虚，寻求其意义而不可得，殆欲绝望自杀。渐复归于信仰，始得安住，以协济农民为务，是为第一转机。八十一年，政府举行统计，Tolstoj请为助理，得遍观墨斯科下层社会生活，知种种贫苦情状。因复转念，知昔日慈善布施，俱非根柢要计，而推本于贫富之不均，作《如之何》一书，详论其事，是为第二转机，即Tolstoj人道主义所由立也。Tolstoj既以财产为诸恶之本，遂决意散财于民，躬耕自养，而为家人所梗，计不得行。欲洁身高隐，又不欲以一己故，使人伤心，与利他主义相背。因留不去，唯操作如田夫，不肯坐食。终以千九百十年十一月夜遁，得寒疾，寄宿中途小驿，至二十日卒。

    Tolstoj早年著作，纯为艺术作品。其后转入宗教，则不屑为文艺，唯藉作传道之用，而文字故自精美。其人道主义，成立于第二转机之后，唯此思想，实先已萌芽。如Sjevastopolskiye之非战，《哥萨克人》之非文明社会，《田主之朝》（“Utro pomjeschtchika”）述Nekhliudov巡行村落所见，言田主之贪暴，与农奴之愚惰困穷，皆函微意。Anna Karenina尤能兼二者之长，文情并胜，而作者义旨，亦得表示。所叙事迹，略与Tchernyschevskij之《何为》（Tchto djelat）相类。唯Anna与Vronskij后复以嫉妒相忤，又既与社会抗争，而复听其褒贬，遂以悲剧终。卷首引“圣书”语作题词曰，报复，吾事也，吾将偿之。读者往往误会，以为Anna之死，乃天之报施，而Tolstoj意实不然。当时论者甚多，唯Dostojevskij得其旨。盖此题词，即基督言汝毋判人之义。意谓人之于人，不当相责，但当相恕。此慈悲之律，与Tolstoj思想正合，若云报复，则与前后言行俱相背，必不然矣。

    Tolstoj晚年甚薄文学，一意传道。十九世纪末年，俄国民间盛行新教，称Dukhoborstvo，以爱人为旨，反对军役及宗教仪式。政府力镇压之，而不能绝，终乃许信徒移居加那大，唯无资斧不能行。Tolstoj因取旧稿续成刊行之，集所得金资为助，即一八九九年所著之《复活》（Voskreseniye）是也。基督教言世界末日，人将复活。Tolstoj则假之以言精神之更生。Nekhliudov诱Katiuscha而复弃之，女遂堕落，终以谋杀人，流西伯利亚。时Nekhliudov为陪审官，见之，复念前事，因悔悟，从之至配所，自赎其罪。Maslova亦以此能自振拔，复归于善。论者以比《罪与罚》之续篇，唯Tolstoj虽主张忍受，略如Dostojevskij，亦兼取攻势，对于社会制度，责难甚力。谓富者食他人之力，游惰终身，贫者终年劳作，不足自养，陷于罪恶社会乃从而虐之，宁得为正。盖依Tolstoj言，则人性本善，其有过失者，只因身心关系，或机缘合会而成。但为道德之病，而非罪恶，故当于刑法外，别求疗治之方。《复活》一书，即示此义。书虽以寄教训，然又能与艺术相调和，故乃不失为文学之名著也。

    Tolstoj教义，大要分五项，一曰不抵抗，二曰不怒，三曰不誓，四曰不二色，五曰不责人。皆本基督十诫中事，而别加以解释。圣书云，有批汝左颊者，更以右颊就之，为不抵抗主义之极致。唯消极之顺受，更足以助长暴恶，故Tolstoj以毋以暴力抵抗为说。如农民被杖，固应忍受，法在使人人明理，无愿为田主执杖者，则平和自可得。盖Tolstoj诏人以不抵抗，亦并谕人以不服从。人唯当服从其良知，外此更无权威，得相命令。世间最恶，实唯强暴。人以强暴相加，于己虽不利，而若以强暴相抗，则以暴敌暴，恶将更滋，故当无抵抗。逮人或迫我以强暴加诸人，则宁忍受其咎，而勿更助长其恶，故复取不服从也。Tolstoj虽归依宗教，唯其言神，含有泛神论倾向。以为良知即神，又以人类希求善福之心为神，别无超自然之说。尝融会四福音书为《基督言行录》，以神通奇迹为后世造作，悉削去之。俄国教会以其破坏政教，斥为外道，于千九百一年宣告破门。而民间崇信，转益深厚，其道流行亦益广矣。

    四二 又

    Tolstoj后俄国文人辈出，为新兴文学第二时期。Vsevolod Garschin（1855-1888）与Tolstoj同里，多受其化。少习矿学，值俄土战起，日见报章载战地死伤人数，因悲悼无宁时。终至不能复忍，遂自投军中，冀分受人世苦痛。所作《懦夫》（“Trus”）一篇，即写此心情者也。后负伤归，记所阅历为《四日》等，写战争之恐怖，与Vereschtchagin所作画，并足为非战之纪念。七十八年百九十三人之狱，Garschin有挚友亦与焉，竭力营救，而友竟死。Garschin少有心疾，至是大作，居狂人院中久之。尔后益倾于悲观，终以八十八年，投阁而死。《红花》（“Krasnyi Tsvjetok”）一篇，为其绝笔。言狂人心理，至足供学术之研究，文辞亦复精美。又含蓄义旨，以赤罂粟花为诸恶象征，必忍死须臾歼除之为快，又可见Garschin之主义。后世称之为Tolstoj之徒，当也。

    Vladimir Korolenko（1853—）本Malorossia人。初居墨斯科农学校，以政治犯罪，安置Tomsk，又徙Jakutsk，为西伯利亚极边，七年后始得返国。平生抱人道主义，其所著作，亦多言人生忧患。《Makar之梦》一篇最有名。Makar生荒林中，拮据求活，衣食每不给。一夕醉梦，身死入幽冥，Tojon判其罪，将罚转生为礼拜堂马，Makar乃自申辩，善恶之衡复转。盖Korolenko之意，以为人性本善，唯缘社会不良，个人为生计所迫，遂有过恶，若略迹而论，则人人平等，盗贼流亡，与贤人善士，同具性灵，别无差异，正与Dostojevskij所说同。又有《下流》一篇，自述儿时经历，为世所称。其人道主义思想，亦与他著一致。描写自然之美，有Turgenjev之风又稍含滑稽，则似Gogolj也。

    Anton Tchekhov（1860-1904）父本农奴，有才干，以商起家，自脱其籍。Tchekhov卒业大学，为医师，多阅世故，又得科学思想之益，理解力极明敏。初匿名曰Tchekhonte，作小品二卷，多诙谐之词。至八十年后，时势骤变，其作风亦随转，虽仍稍含滑稽，而阴惨之气弥漫篇中，故人谓Tchekhov所写人生，皆呈灰色。尔时亚力山大一世被杀，二世继位，用旧派之言，大行虐政。往昔革新之萌牙，摧灭无遗。举国咨嗟绝望，而士流之颓丧尤甚，虽曾受教育，怀有理想，然为暮气所中，终复合于流俗，浮沉度世，别无意趣。Tchekhov著作，善能记此时情状，以时代为背景，以国民性为主题，正如Lermontov之写Petchorin或Goncharov之Oblomov也。Tchekhov以短篇著名，论者比之Maupassant，然亦仅技术相似，思想则复不同。Maupassant纯为客观，又由唯物思想而厌世。Tchekhov虽悲观现世，而于未来，犹有希望。所作剧中此义尤显。著作计十六卷。短篇《鸣唼梦》，《可儿》（“Golubuschka”），及“Dva Volodja”等为最胜。又《决斗》（“Pojedinok”），《农夫》（“Muzhiki”）诸篇稍长，亦有名。《决斗》写志行弱薄之少年，与Rudin相似。《农夫》则言乡村生活，暗淡可怖，近于法国纯自然派之作矣。

    Maksim Gorjkij（1869—）本名Aleksej Pjeschkov，以身历忧患，故取Gorjkij自号，义云苦也。幼丧父母，育于外家。大父本一老兵，待之颇严，使从工师习艺，屡试不成。Gorjkij乃逃去，为Volga商船厮役。始得见Gogolj著作，有志于读书。至Kazan，欲学，不可得。佣于饼师家，二年，复辞去。入游民之群，游行各地，为种种工役商贩以自给。间作小说，记浪游生活，投诸地方新闻。九十四年始为Korolenko所知，极力赞许，为揭载所作“Tchelkasch”一篇，自是遂显于世。Gorjkij与Tchekhov生同时，各能表现社会之一面。Tchekhov多写士流，Gorjkij则叙游民言行，至极精微。盖事多身历，故非余人所及，且亦性情相近，言之益复亲切。游民生活，类极困苦，唯受者别无怨尤之辞。性重自由而敢反抗，恒不惜与全社会忤，以得一己快意。顾亦非暴弃放纵，营求自利。虽身在恶趣中，而内心常有希冀，欲解不可知之人生，求不可知之幸福。如《昔曾为人者》（“Byvschij Ljudi”），《心痛》（“Toska”）二篇，足为代表。毁弃拘束，力求自由，又终无厌足，不知安住，是为游民之特质，足为国民惰性之药石者。Gorjkij实写其状，而复稍以理想化之，遂有人生战士之风。盖作者之理想人物，实为强者，能反抗之人，乃得之游民中。故于士流之沮丧，则唾弃不屑道也。其前本有民俗小说家甚多。Rjeschtnikov专主写实，Uspenskij等继之，Grigorovich作又偏于理想，写农夫坚忍之德，颇近夸饰，Gorjkij始能合二者之长，进于完善。所作有《Orlov夫妇》（“Suprugi Orlovy”），《二十六人与一女》（“Dvadtsat schestj i odna”），《鹰之歌》（“Pesnya o Sokolje”）等最胜。《秋夜之事》（“Odnazhdy Osenju”）言Natascha之爱，悲怆而蕴藉，有Dostojevskij余风。又有长篇小说及戏曲数种，然皆在短篇下。Gorjkij与谋革命，亡命意大利。一九一三年，政府许其归附，不应。至俄国革命成，乃归。

    Leonid Andrejev（1871—）家素贫，幼时苦学，恒受寒饿。卒业大学为律师，又不行，乃为新闻法廷记者。一八九八年始作小说，得Gorjkij推赏，Merezhkovskij复投函致询，疑是Tchekhov托名，遂知于世。有《深渊》（“Bezdna”），《雾中》（“V Tumanje”）诸篇，颇似法国纯自然派，唯别有神秘之色，感人愈益深切。故若以《深渊》较Maupassant之《小Roque》，则阴森可怖，殆有甚焉。凡所著作，多属象征派，表示人生全体，不限于一隅，如戏剧《人之一生》（Zhiznj tchelovjeka），可为代表。短篇中《谩》（“Lozhj”），《默》（“Moltchanije”），《小天使》（“Angelotchek”）等，俱佳。又有《Fivejskij传》及《赤笑》等，篇幅稍长。虽并属悲观，而对于人生之挚爱，亦甚显著，同具人道主义之倾向也。

    “Zhiznj Vasilija Fivejskogo”述牧师Fivejskij之不幸，略如《约百记》。唯约百终以信仰得胜，Fivejskij则由虔敬而入怀疑，又转为狂信，终复决绝，以狂易死。信仰破灭，唯有定命为宇宙主宰，盖与《人之一生》，同其暗淡者也。

    《赤笑》（“Krasnyj Smjekh”）作于千九百四年，值日俄战后。Andrejev虽未亲历，而凭神思之力，写战争惨状，能达其极，与Sjevastopolskiye及《四日》等并称。Tolstoj与Garschin写战时事实与心理，已极深刻，Andrejev则多用象征，暗示之力，较明言尤大，故《赤笑》之恐怖，尤足令人震惕。美国Phelps言世界非战之文学中，猛烈更无逾《赤笑》者，殆非过誉。同时有Aleksandr Kuprin（1870—）为陆军中尉，作《决斗》一书。写平日军队生活，极种种恶德，或以为即揭发战败之因，唯作者之旨，实不在此。据所自述，则唯欲实写军官社会情状，而反对军役之意，亦寓其中。Nazanskij所说爱之宗教，盖即Kuprin之理想，与Andrejev相同者也。

    《七死囚记》（“Rasskaz o semi povjeschennykh”）卷端题云，呈Tolstoj伯。中叙五革命党人，一剧盗，一杀人者同日就刑，记其犯事始末及狱中心理状态。Andrejev自序云，吾著书之旨，在指示死刑之恐怖，与其不法。正直勇敢之人，徒以过怀仁爱，主持正义，致罹荆戳，固已惨矣。然在蒙昧小人，以愚犯法，缳首以死，其可哀实为尤甚。故吾于Musj等之死，以视Janson与Tsiganok伤痛之情，犹稍减杀。其言颇与Dostojevskij相似。又云，世之大患，在不相知。其著此书，盖将以文艺之力，拨除界限，表示人间共通内心之生活，俾知物我无间，唯等为人类，而一切忧患，乃可解免。此又与Bahai大同之教，同其指归矣。

    Sologub本名Fjodor Teternikov（1863—）思想颇近厌世，有《迷藏》（“Prjatki”）等，并言死为安息。唯求生之欲，本于自然，故求其次，以神思与享美为养生之道。次则童骏狂易，亦可远现世而得安乐。又有《老屋》（“Staryj Dom”）一篇，言Boris死于革命，家有大母及其母姊三人，日思念之。至不信往事，仍怀必不可得之希望，喜惧迭现，终日无宁时。及日暮，绝望之悲哀，忽然复起，乃相与号哭于林中。Andrejev在《赤笑》中，叙家人得战死者手书一节，事极哀厉，而此则终篇如是，感人之力，至为强烈。作者本意，或与《迷藏》等相同，唯由一面言之，亦足以示死刑之恐怖，与《七死囚记》，同为人道主义文学中之名作也。

    俄国文人，尚有Mikhail Artsybaschev及Dmitri Mere-zhkovskij等，亦有名，兹不备举。

    四三 波阑

    波阑十九世纪后半文人著名者，Alexander Swietochowski（1847—）外有Henryk Sienkiewicz（1846-1916），生奥属波阑，竭力于革命运动，为光复会长，见忌于奥国，因逃亡美洲。素持斯拉夫主义，主亲俄。一九一六年俄政府宣言将许波阑独立，Sienkiewicz力赞其事，未成，以十月卒。初作小品，未为世人所知。九十六年著《何往？》（Quo Vadis？），叙罗马Nero王时新旧宗教之冲突，始得名。又有《火与剑》（Ogniem i Mieczem）等历史小说三种，记波阑累世与异族战争事。Phelps谓古今历史小说，能得Homeros史诗精神者，唯此三部及Gogolj之“Taras Bulba”也。然Brandes则深服其短篇，而不满于历史小说。《波阑印象记》云，Sienkiewicz系出高门，天才美富，文情菲恻，而深藏讽刺。所著《炭画》（“Szkice-weglem”）记一农妇欲救夫于军役，至自卖其身。文字至是，已属绝技，盖写实小说之神品也。又“Janko”，《天使》（“Jamiol”）诸篇，亦极佳胜。写景至美，而感情强烈，甚能动人。晚近模拟Dumas Pere作历史小说，层出不已，因获盛名，且得厚利。唯余甚惜之，所为不取也。盖Brandes素薄历史小说，故虽Sienkiewicz著作，亦与Dumas等视，深致不满也。

    Sienkiewicz作短篇，种类不一，叙事言情，无不佳妙，写民间疾苦诸篇尤胜。事多惨苦，而文特奇诡，能出以轻妙诙谐之笔，弥足增其悲痛。视Gogolj笑中之泪，殆有过之，《炭画》即其代表矣。Sienkiewicz旅美洲时著此书，自言起故乡事实，唯托名羊头村而已。村虽称自治，而上下离散，不相扶助，小人遂得因缘为恶。良民又多愚昧，无术自卫，于是悲剧乃成，书中所言，舍Rzepa夫妇外，自官吏议员，至于乞丐，殆无一善类。而其为恶，又属人间之帝，别无夸饰，虽被以诙谐之辞，而令读者愈觉真实。其技甚神，余人莫能拟也。“Bartek Zwyciezca”一篇，则言亡国之痛。Bartek被征为兵，应德法之战，目睹国人拘系待尽而不能救，至纵酒自放，战胜归乡，见侮于奥国塾师。及临选举，复迫令举其国仇，以至流离去其乡土。亦杰作之一也。Sienkiewicz所作皆写实，又函义旨，与俄之理想派同。Eliza Orzeszkowa（1847—）亦属此派。本名家女，其夫以国事流西伯利亚，家产没入官，Orzeszkowa遂以文字自给。著书多写人世穷愁，持社会主义，宣扬甚力。世人称为波阑之George Sand也。

    波阑纯自然派文学，始自Stanislaw Witkiewicz以法国为师法。至Ostoja与Niedzwiedzki而至其极，暴露人间兽性，倾于厌世。唯纯客观文学，尚不足尽人情深隐，故复转变，为印象派。S.Reymont作《农夫》（Chlopi），即此派名著，见称于世。Stefan Zeromski专事描画土地人民情状，纯为艺术作品，而爱国之思，亦寄其内，固仍有波阑文学特色也。

    Waclaw Sieroszewski以国事见放，居西伯利亚十五年，研究人类学，造诣甚深。多作小说，言通古斯等民族生活。Adam Szymanski亦久居西伯利亚，所作多怀乡之音，Jankowski比之边塞流人之哀歌。有“Srul”一篇，为集中之最。

    四四 丹麦

    丹麦传奇派文学之兴，由Steffens等之提倡，深受德国感化。不五十年，亦渐衰落。又值六十六年Schleswig-Holstein之战，丧师失地，遂与德国交恶，外来之影响顿绝。上下皆言爱国，高谈政治，不复注意于文艺，故此时著作特甚寥落。至七十年后，Brandes讲学于大学，又多作评论，绍介西欧思想，于是新派文学始复兴起也。

    Georg Brandes（1842—）卒业为哲学博士，又游欧陆多年，从法国Taine学，受唯物思想之感化。初作《近世哲学二元论》，说及科学与宗教之关系，为当时旧派所疾。七十二年，为大学近代文学讲师。所讲凡六篇，以英法德为主，总称《十九世纪文学之主潮》，论识皆超迈，为后来所重。唯尔时人心尚激楚，由爱国而转为存古，对于一切新说，无不排斥，及见Brandes“偶像破坏”（Iconoclasm）之思想，因益不满，竭力反对。Brandes遂移居德国以避之。唯所播种子，亦渐萌动，新进文人辈出，势力日盛。至八十八年，共速其返国。尔后遂为北欧文坛盟主，今尚存。

    Brandes思想，多个人主义倾向，以反抗社会因袭为个人上遂之道。《文学主潮》中论英国及少年德国诸卷，此意皆甚明显。Nietzsche著作，初未为世所知，Brandes作文显扬之，遂有名。所作评论有波阑俄国印象记，又Ibsen及Bjornson等评传，最胜。批评人物，善能以简要之语，表其特质。读者持此为准，自施观察，即可触类旁通，有条不紊，此其所以难能而可贵也。

    丹麦文人受Brandes感化而兴起者，为数甚众，举其要者有三人。Sophus Schandorph（1836-1901）持自然主义，而不流于极端。所著小说，最有名者，为《无中心》（Uden Midtpunkt），叙志行薄弱之少年，与Rudin相类，Boyesen称Albrecht为言语家，谓足为丹麦国民代表。盖其人民久受迫压，失其活动之力，唯逞言谈，以求快意，在六十六年后此风益盛，Albrecht即其一人也。Jens Peter Jacobsen（1847-1884）本植物学者。造文多修饰，如Flaubert，描写颜色，以成语陈旧，失其色泽，常自作新语用之。有小说三种，Marie Grubbe特色最著。Niels Lyhne书中主人，即Albrecht一流。或谓Shakespeare作Hamlet，云是丹麦王子，正得其实，此二人者，盖即其流亚也。Holger Drachmann（1846-1908）亦作小说，尤以诗得名。初倾心于社会主义，播布甚力。后忽中变，趋于和平。九十五年作史诗Volund Smed一卷，叙冶工Volund为王所刖，及后报仇而死事。诗中含蓄义旨，多革命之音。Drachmann思想盖复转化，此诗则又反抗之宣言矣。

    四五 瑞典

    瑞典近代文人最伟者，有August Strindberg（1849-1912）。生平于学无所不窥，举凡天文矿物植物化学经济历史伦理哲学美学，皆有著作。文学一类，有戏曲五十六种，小说三十种。其精力盖非常人所及。尝为Stockholm图书馆员，有中国文书未曾编目，乃习汉文订定之。又研究十八世纪中瑞典与中国之交际，作文发表，得地学会之赏。其博学多能，盖自Goethe而外，世间文人莫与比类也。

    Strindberg初怀唯物思想，所作多属自然派。最初作历史剧Master Olof言新旧信仰之争。Olaus听Gerdt之激厉，宣传基督真理，举世以为外道。唯Gustav Vasa乃能操纵之，收为己用。此剧含义甚深，唯不为剧场所取，因益失望愤世。七十九年作《赤屋》（Roda Rummet），仿Dickens体写社会恶浊，而更精善，始有名。及短篇集《结婚》（Giftas）出，世论复哗然。其书言结婚生活，述理想与事实之冲突，语至真实，不流于玩世。而反对者乃假宗教问题，罗织成狱。后卒无罪。又作有自叙体小说九部，最有名者，为《婢之子》（Tjanstekvinnans Son），叙少年时事。《痴人之忏悔》（Die Beichte eines Thoren）为本国所禁，故以德文刊行。九十四年，思想转变，由怀疑而至绝望，乃发狂。及愈，受Swedenborg之感化，转入神秘主义。其著作多为象征派，与法之Huysmans相同。《地狱》（Inferno）一书，即记当时情状，亦自叙小说中名作也。

    Strindberg著作中戏剧尤为世间所知，与Ibsen并称，如Froken Julie，《父》（Fadren），《伴侣》（Kamraterna）皆是。其艺术以求诚为归，故所有自白，皆抒写本心，绝无讳饰，仿佛Tolstoj。对于世间，揭发隐伏，亦无拘忌。又以本身经历，于爱恋之事，深感幻灭之悲哀，故非议女子亦最力，遂得Misogyniste之称。然其本柢，在于求诚，则一也。Julie剧自序中有云，人皆责吾剧为太悲，意似谓世间有欢愉之悲剧也者。世人喜言“人生之悦乐”，剧场所需者，亦唯诙谐俗曲。一若人生悦乐，即在愚蠢中间，剧中人物，皆患痉挛或悉白痴也，吾则以为人生悦乐，乃在人生酷烈战斗之中。吾能于此中寻求而有所得，斯吾之悦乐也。即此一语，足为Strindberg艺术之正解，即其行事思想，亦可因是得解，无余蕴矣。《父》与《伴侣》二剧，皆Strindberg非难女子最烈之作，与Ibsen《傀儡之家》等剧对抗。Ibsen力说女子解放，Strindberg则以为两性之争，有胜负而无协和。Fadren中之大尉，为Laura所陷，终以狂死，与Axel Alberg之能自省悟，绝Bertha而去者，成败不同，而理无二致。Strindberg以子为小儿与成人之介系，不能与男子齐等，所写亦有偏重，或病其不自然。唯所言女性恶德，自有至理，故Brandes盛称之，谓《父》为具有永久性之杰作也。Froken Julie所言亦涉两性之争，而注重尤在阶级问题，多含社会意义。同时英国Francis Galton作Inquiries into Human Faculty，论及畜养动物之生殖衰退，有云，退化之种，其生欲偶发，常向下级族类。Julie之悦Jens，亦正此例。此剧所言，盖悉据学理，故又别有足重也。

    瑞典文人，此外有Gustaf Geijerstam（1856-1909）及Ola Hannson（1860—）皆有名。Selma Lagerlof（1858—）本女教师，作Gosta Berling，合写实笔法与传奇思想而融化之，成新传奇派杰作，为世所称，受Nobel赏金也。

    四六 诺威

    Henrik Ibsen（1828-1906）与Bjornson并称诺威近世文学大家。Bjornson为国民诗人，而Ibsen作剧穷究人生社会诸问题，为欧洲近代剧之首创者，又本个人主义，力说“精神之反抗”，影响于世界，尤极重大。所作戏曲可分三期。初属传奇派，多取古事为材。一八六二年作《恋之喜剧》（Kjaerlighedens Komedie），转为讽刺。又有Brand及Peer Gynt二曲，亦有名。唯皆用韵语，故归于第一期中。六十九年散文剧《青年集会》（De Unges-forbund）出，是为第二期，所作皆极重要。至八十四年作《野鸭》（Vildanden），渐有象征派倾向，晚年益显著。盖其思想亦随时代而转移，与当世文人一致也。

    Ibsen愤时疾俗，对于政教礼法之伪恶，尤致不满，故其思想颇倾于悲观，唯与厌世者又异。凡厌世者必深信人生之空虚，以幸福为不可得，以恋爱为幻。Ibsen悉不然，肯定人生，以自由幸福为人世之的，其不可遽得者乃由或者为障，即虚伪强暴之社会是也。Ibsen持真实自由二义为人生准则，用以照察世间，适得其反，故生憎恶而希破坏。Brandes谓其悲观，由于义愤而非因绝望，正得其实。所作戏剧，则即以宣此义愤者也。

    Ibsen作剧，最有名者，为《傀儡之家》（Et Dukkehjem），《游魂》（Gengangere），《人民之敌》（En Folkefende），《野鸭》及《海之女》（Fruen fra Havet）等五篇。其作意多相联属，递相说明。《傀儡之家》者，言女子自觉之事。Nora Helmer初以傀儡自安，及经忧患，乃始觉悟，自知亦为人类之一，对于一己自有义务，于是决绝而去。《游魂》剧中之Alving夫人，所处境地，不异Nora，唯留而不去，而其究极，亦以悲剧终。Alving夫人所以不去傀儡之家者，实因其子，而Oswald以遗传之疾，卒发狂易。夙约之Morphine或予或否，两无所可。末场惨淡之景，感人甚深且烈。Gosse谓自希腊悲剧而外，更无他著，足与比俦也。

    《游魂》出后，一时论难纷起，Ibsen乃作《人民之敌》以报之。Thomas Stockmann为医官，察知浴场水道之不洁，宣言其隐，为社会所忌，终得民敌之名，为众共弃，盖用以自况。当时致Brandes书云，Bjornson以多数为是，吾则不然，唯少数乃是耳。此语足为全剧作解释，其所持个人主义之精意，亦于此见之。Bernard Shaw著Ibsenism中有云，天下“唯独立者至强”。然为一己而独立者，又实为至愚。征之历史以及当世人生，盖唯私斯众而公则独。利他之名，亦不能立，以更无所谓他也。Stockmann为真理公益故，不惜与私利之群众相抗，精神乃极近Tolstoj，斯即个人主义之极致矣。

    《野鸭》与《海之女》，皆第三期作，多涉象征，唯主旨仍与前作相系属。《野鸭》之悲剧，由于不时之幻灭。Werle轻信理想，与Helmer正相反，而过犹不及，其害唯均。《海之女》所言，与《傀儡之家》相类。唯Dr.Wangel许Ellida以自由，而女遂不复去。Nora所谓奇迹者，盖于此实现，女子问题，亦得解决。即不复为自己牺牲，亦不偏主自己肯定。超越二者之上，造成形神一致之道德，亦即Kejser og Galilaeer剧中，Maximos所谓第三王国是矣。

    Bjornstjerne Bjornson（1832-1910）以诗名世，尤致力于国事，于政治道德问题，多所主张。Brandes论之曰，“Ibsen犹古之士师，Bjornson则预言者，告人以未来之幸福。Ibzen爱其理想，恒以是与现世相抗，Bjornson则爱人类者也。”Bjornson持大同主义，而以爱祖国为发端。早年作小说，多写农民生活，通称山林小说，与George Sand及Auerbach著作相对。有“Arne”，《幸福之儿》（“En gladgut”），《渔女》（“Fiskerjenten”）皆胜。其后所作，多涉社会问题。如《市港之旗》（Det Flager i Byen og pa Havnen）言Kurt家恶德之遗传，申明个人对社会之责任。《神之路》（Pa Guds Veje）则言Ragni Kule为社会所误，因袭之道德又从而难之，以至灭亡。唯正义终胜，迷执之信仰，为爱力所化，Tuft与Kallem，复得和解。卷末引成语云，善人所行，即为神路，即此篇义旨之所在也。

    Bjornson又多作戏剧，有喜剧《新婚》（De Nygifte），《破产》（En Fallit），悲剧Leonarda，《手套》（En Hanske）等皆有名。Leonarda与《手套》，皆言两性道德之不平等。Leonarda以疑似之事，为世所弃。在Alf和Christensen，则宴然不以为异，故Bjornson假Svava以揭发之，正如Ibsen之Nora也。又有《王》（Kongen）一篇，非难帝制，纯然民主思想。帝王之尊，延为迷信，终至视若异类，欲求自伍于齐民而不可得，为为君者计，其害尤大。此Bjornson之微意，又较寻常无君论者，更有进矣。

    诺威文人，此外有Alexander Kielland（1849-1906）与Jonas Lie（1838-1908），而Lie尤有名。其母系出芬阑，Lie受其化，故神思特幽美。所作多言海景，以海之诗人称。小说《引港人与其妻》（Lodsen og hans hustru）即此类杰作，对于家庭问题又别含意义，故为世所重。千八百八十年后，作《人生之囚》（Livsslaven），《结婚》（Et Samliv）等，转入自然派。九十二年，著《山灵》（Trold）二卷，多采民间神异传说而改作之，说者谓即其芬族性质之复现。与早年所作自叙体小说《梦想家》（Den fremsynte），正相联属也。

    四七 余论

    十九世纪后半，欧洲有新兴文学二。一曰比利时，一曰爱尔阑。二国以英法语为文，唯精神故自独立。比利时用法语而实下日耳曼人，爱尔阑用英语而实Celt人，故其文学亦与英法有别。比利时文学之兴，未及四十年而文人辈出。如Émile Verhaeren（1855-1916）之诗，Maurice Maeterlinck（1872—）之剧，Camille Lemonnier（1844-1913）及Georges Eekhoud（1854—）之小说，皆有名。爱尔阑本有国语文学，唯以言语隔绝，不甚为世所知。Standish James O'Grady与Douglas Hyde先后用英语著书绍介。至八十八年爱尔阑文学会成立，为新文学发生之始。诗剧则有William Butler Yeats（1866—）及John Millington Synge（1871-1909）为之代表。George Moore作小说，为英语文学中唯一之自然派。Thomas MacDonagh及Joseph Plunkett，亦少年诗人之秀，与Padraic Pearse同死于一九一六年四月之难。至英国文人，系出爱尔阑者，尤不胜数。近代之Bernard Shaw与Oscar Wilde皆然。世以其思想精神，较为溥博，故多以文字为主，归之英国文学中也。

    上来所说为十九世纪后半欧洲文学大概。他如荷阑蒲陶牙新希腊匈加利芬阑及东欧诸邦，亦各自有其文学，唯势力仅及国内，于欧洲思想潮流，别无重大影响，故悉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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