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冒出另一个“王”——王维国

    云遮雾障的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作为中共中央委员，王洪文在一九七〇年盛暑，来到这“清凉世界”，出席在这里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中国的政治中心，移到了庐山。

    大抵难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中共中央在庐山开过两次全会，都风雷激荡，震动华夏。

    头一次庐山会议是在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召开的。那次会议突然发动了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批判，把一场“反右倾”斗争推向全国。

    这一回庐山会议，从八月二十三日开到九月六日，更加惊心动魄，狂澜叠起。刚刚步入中国政界高层的王洪文，马上卷人了湍急的政治漩涡。

    这次会议原定的议程是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准备，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

    林彪集团发动了突然袭击，打乱了整个议程。

    按照林彪的部署，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叶群在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出动，集中火力攻击张春桥。其实，与其说攻击张春桥，不如说攻击毛泽东。

    在一年以前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明文载入中共党章。墨迹刚干，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之间已出现了巨大的裂缝。林彪急于抢班，坚持要在宪法中写入设国家主席的条文，他要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则非常干脆地加以否定。被毛泽东指定负责宪法修改工作的张春桥，当然照毛泽东的意见执行。林彪集团不敢正面与毛泽东冲突，便拿张春桥开刀。

    “中央文革”彻底分裂了。组长陈伯达站在林彪一边，副组长江青、张春桥及组员姚文元则站在毛泽东一边。

    王洪文是张春桥一手扶起的。别无选择，他站在张春桥一边。

    原以为华东组大抵会太平无事，谁知冒出了另一个“王”，在发言中明确支持林彪。

    这个“王”的名字，在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名单上，出现在离马天水不太远的地方——“王维国”。

    在上海，此人既与王洪文那班“小兄弟”毫无瓜葛，也与徐景贤手下的“秀才帮”从无来往，更与马天水那样的“老干部”素昧平生。在“一月革命”的一片造反声中，见不到此人踪影——他既不是造反派，也未曾保过陈丕显、曹荻秋。他是军人。他能够成为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原因很简单——他宣誓忠于林副主席，而林副主席也看中了他。

    他只比张春桥小两岁，河北省元氏县人，有过不短的革命经历——一九三八年三月入伍，获得过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他向来在军内任职，与地方没有太多的联系。他担任七三四一部队第一政委，人称“王政委”。只是在毛泽东发出军队要“支左”，驻防上海的空四军派出“军宣队”随同王洪文派出的“工宣队”一起“进驻”上层建筑时，王维国才与地方有些来往。

    林彪权重一时，炙手可热。原本与林彪没有结派拉帮的王维国趋炎附势而来，林彪则正感到自己在上海的力量太单薄，正感到需要在张春桥的手指缝里插上一把刺刀，于是接见王维国，于是宴请王维国，于是合影，于是送礼……一个想巴结，一个想利用，一拍即合，挂上了钩，拉上了线。

    林彪翘起大拇指：“王维国很年轻、很优秀、很聪明。”这三个“很”，一下子使王维国乐得合不拢嘴巴。

    林彪的那只“老虎”——林立果，也给他来了三顶高帽子：“王维国是好领导、好班长、难得的人才。”

    自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林彪指使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变成了王维国的上司。林立果的一句话，便使王维国俯首帖耳：“打算让王政委当南京空军的副政委。”

    王维国也够机灵的，马上给林立果送上三顶高帽子：“林副部长是天才，是好领导，是最好的接班人。”

    王维国也给林彪写信，表露一颗忠诚之心：“没有林副主席就没有我的一家，就没有我的一切。”“一切听从林副部长指挥，一切听从林副部长调动”，“把空四军建设成为林副主席放心的基地，信任的基地，巩固的基地，安全的基地”。

    王维国的年纪比林立果大三十多岁。然而，当王维国、江腾蛟这两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子陪年方二十的林立果游长城时，竟一左一右搀扶着林立果！

    王维国的脑袋里，仿佛灌满了奴性。他张口便能说出一套一套的话来，脸不发红心不跳。诸如，坐了林立果开的车，那是坐“政治车、幸福车、保险车”，“不迷失方向，永不翻车”！

    一九六九年六月，中共“九大”刚刚结束，这位新当选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忙什么呢？忙着为林立果选美女！他还有“理论”哩，说“这是为天才人物选助手，是有伟大深远意义的”。

    一个稀奇古怪的“找人小组”在王维国领导下成立了。“找”什么“人”？为林立果“找”女“人”！

    这个“找人小组”共八名成员，又称“八人小组”。这个小组是在上海，又得名“上海小组”。

    “上海小组”的成员，自然都是“信得过”的。一九七〇年五月，这个“上海小组”经王维国加以整顿，居然变成了上海滩上一支绝对忠于林立果的别动队。“找人”已不再是重要任务了（因为已经选中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舞蹈演员张宁），而是接受了更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每一件工作、行动，都要考虑大局”。“要有助于大局，大局就是副部长！”副部长是谁？林立果！

    这个“上海小组”，成了林彪安在上海的一颗钉子。毕竟是部队，特别是那飞来飞去的空军，王洪文管不着，管不了。何况，一切都在绿军衣、红领章的掩盖下进行，上海的这个“王”，并不显山露水——虽然张春桥已获知了关于这个“王”的秘密情报。

    动身前往庐山之前，作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王维国，倒过来向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林立果请示：“开会要做哪些准备？会中需要做些什么？”

    林立果呢，居然颐指气使，发号施令。林立果通过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死党周宇驰转告王维国；“他（即林立果）叫你放，你就放；他不叫你放，你不能放。”

    在庐山，林彪下令放，王维国就在华东组噼噼啪啪放了起来，猛烈攻击张春桥。

    除了王维国之外，另一位候补中央委员、七三五〇部队政委、浙江的陈励耘，也在华东组向张春桥放炮。

    华东组是张春桥的天下。王维国和陈励耘扛起林家大旗，陷入了极度的孤立之中。

    毛泽东无法容忍林彪的放肆攻击。八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撩开庐山云雾，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责令陈伯达作检查。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给了陈伯达狠狠的一击。

    打在陈伯达身上痛在“林副主席”心上。林彪集团败北——毛泽东的话，虽然不见得“一句顶一万句”，起码一句算一句，具有最高权威性。

    下山那天，林立果垂头丧气地对王维国、陈励耘说道：“这次把力量暴露了，也暴露了你们。首长（林彪）知道你们两个受损失很难过。”

    林立果开着汽车，在前往庐山仙人洞途中，回过头来对坐在“幸福车”上的王维国、陈励耘说道：“看来这个斗争还长。我们要抓军队，准备干！”

    山间别墅，张春桥在叮嘱王洪文：“回上海以后，盯住王维国的一举一动！”

    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上海二“王”

    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在庐山上摊牌之后，矛盾日深，对抗日烈。

    在上海，二“王”之争也就随之日趋紧张。不过，王洪文奈何王维国不得。

    林彪把上海作为他的“基地”之一。林立果飞来飞去，频频来沪。王维国成了林家在上海的“头”。

    上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苦心经营的“基地”，如今，林彪也插上一手了。

    上海巨鹿路，当年王洪文的“工总司”的所在地，如今，挂着军车牌号的小轿车在那里出出进进。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巨鹿路一幢小洋房里，林立果召开他的“联合舰队”的秘密会议。出席者均为他的死党——那个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那个空军司令部副处长于新野，那个王维国的部下、七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副处长李伟信。臭名昭著的《“571”工程纪要》（“571”即“武”装“起义”的谐音），就在那幢房子里秘密地炮制出来。

    他们用空军的特殊语言，称呼毛泽东——“B-52”，一种巨型轰炸机。《“571”工程纪要》指出：“B-52……对我们不放心”。他们在“军事行动上要先发制人”，“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

    十天之后——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晚，在离巨鹿路并不太远、极不醒目的一个地方，那是上海岳阳路，原“少年科技站”，又一次重要的绝密会议在召开。这次会议，用林立果的话来说，叫“三国四方”会议。出席者为：南京部队空军政委江腾蛟、七三四一部队政委王维国、七三五〇部队政委陈励耘和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

    在这个“少年科技站”里，林立果确定了“武装起义”的指挥班子：上海的“头”为王维国，南京的“头”为周建平，浙江的“头”为陈励耘，江腾蛟为“第一线指挥”，“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

    位于上海复旦大学与上海外国语学院之间并不醒目的空四军宿舍——新华一村，成为王维国的秘密据点。那个“找人小组”的成员——空四军司令部军务处处长蒋国璋、空四军政治部组织处处长袭著显，被王维国指定为“教导队”负责人。

    一支绝对忠于林立果的武装力量，在新华一村集训。“教导队”的编制为三个区队，九个班，每班十二人。

    这支“教导队”给林立果写了如下“决心书”：

    “我们一定要人人想着您，步步紧跟您，一切听您的领导，一切服从您的指挥，紧跟您，顶逆风，战恶浪，风吹浪打不回头。……为誓死捍卫林副主席最高副统帅地位，为誓死捍卫您——我们的好领导，不怕牺牲，不怕坐牢。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就立即行动。您指向哪里，我们就冲向哪里。”

    林立果让周宇驰转达了他的话，在上海，一切听命于王维国；

    “王政委的意见有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大家一定要信任他，要做到王政委说白的，就是白的；说黑的，就是黑的；就是王政委说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也要相信。”

    不言而喻，倘若林彪的“武装起义”成功，“王政委”必然取代王洪文，成为上海之“王”。

    王维国的种种秘密活动，林立果在上海进进出出，王洪文知其大概，不晓其详。王洪文没有军职，军队是他的势力的空白点。

    乌云在上海上空翻滚。一九七一年九月上旬，雷鸣电闪，上海处于最紧张的时刻——毛泽东途经上海，林彪把谋杀毛泽东的地点选择在上海！

    毛泽东是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乘坐专列离开北京，巡视大江南北。毛泽东每到一处，就向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吹风”，指出“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陈伯达后面还有人”。

    八月十六日，毛泽东抵达武汉，住了十天，八月二十七日一至九月二日、毛泽东到达长沙、南昌。九月三日，毛泽东抵达杭州，进入陈励耘的势力范围。

    九月七日，林彪通过林立果，对“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

    九月八日，林彪下达反革命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陈励耘注视着毛泽东的一举一动。

    箭在弦，弹上肢，一场震惊世界的武装政变，在中国即将发生。

    九月八日子夜，林立果在北京西郊机场，对这场武装政变作出了具体部署：

    地点——上海。用林立果的话来说，“现在的情况很紧急，我们已决定在上海动手。”

    政变方案——三个。用林立果的话来说，“我们研究了三条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四〇火箭筒打B-52的火车；二是用一百毫米口径的改装高炮，平射火车；三是让王维国乘B-52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

    政变第二步——林立果说：“等上海打响后，北京由王飞率领空直警卫营攻打钓鱼台。”也就是说，干掉江、张、姚。

    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在“文革”初期曾有过“密切合作”。在庐山上，林彪集团对张春桥的猛烈攻击，使这两个集团转为对立。王维国是林彪集团在上海的“头”，王洪文是江青集团在上海的“头”。两“王”在上海的争斗，也就是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在上海的争斗。林彪从毛泽东的“亲密战友”，转为谋杀毛泽东的主谋，而江青集团则站在毛泽东一边，借伟大领袖的威望与林彪集团对抗。历史，云谲波诡，变幻万千，浪啸潮涌，瞬息万变。在那样特殊的历史时刻，王维国在上海布下谋害毛泽东的暗网的千钧一发之际，王洪文作为江青集团中在上海的“头”，站到了伟大领袖的大旗之下。

    王维国原本以为，毛泽东会在西子湖畔优游一番，过些日子才会到达上海。

    毛泽东早已对林彪的阴谋有所察觉。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他必须尽快回到北京。可是，他不能坐飞机——空军的指挥权，已落到了林立果手中。他只能坐他的专列前进，而专列必须在铁轨上运行，他的前进路线是明摆着的。杭、沪、宁，林彪安了陈励耘、王维国、周建平三颗钉子。他的专列经过这个三角区，如同在百慕大三角区前进！

    九月八日深夜，原先停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的毛泽东的专列突然开动。因为紧挨着笕桥机场，不安全是显而易见的。

    当毛泽东的专列在漆黑的子夜移动时，陈励耘正在与专程赶到杭州的于新野密谈。得知这一消息，陈励耘大吃一惊，急问：“朝哪里开？”

    “到绍兴！”

    “到绍兴？！”陈励耘百思不解。

    王维国得讯，以为毛泽东对鲁迅的故乡发生兴趣。

    就在王维国的神经暂时松弛了一下的时候，杭州发来急电：毛泽东专列朝上海前进！

    那是九月十日下午三时，毛泽东突然命令专列朝上海前进！

    毛泽东吩咐：“走的时候，不要陈励耘他们送行。”

    九月十日下午六时，毛泽东专列驶抵上海。专列不进那熙熙攘攘的上海北站，却悄然停在西郊吴家花园附近。虽然那里离毛泽东平常路过上海时所住的西郊寓所并不远，毛泽东却没有下车，住在专列上。

    王维国急急赶去，王洪文也急急赶去。

    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上海二“王”。王维国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坐在那里，连手都不知该放在哪儿合适。王洪文也极度紧张，因为他已经知道王维国心怀叵测。

    王洪文做好保卫毛泽东的准备。

    毛泽东在如此危急之际，却坦然自若，谈笑风生，把王维国镇住了！

    晚八时，王维国想请毛泽东下火车吃晚饭。

    毛泽东摆摆手道：“你们吃吧，我不下车啦，就在列车上休息。”

    毛泽东沿途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都一住好些天。王维国以为，毛泽东在上海也会住些天。

    毛泽东的突然行动，又一次使王维国失算了：翌日上午，奉毛泽东之命，南京部队司令许世友大将从南京飞抵上海，直奔专列，与毛泽东作了重要的谈话。下午一点，许世友回到上海锦江饭店吃午饭之际，毛泽东的专列已经启动，离开了上海。

    许世友急飞南京，在南京车站迎候毛泽东。

    九月十二日，在一片暮霭之中，毛泽东的专列驶抵北京丰台。

    王维国的一切暗杀计划都落空，林彪的狰狞面目彻底暴露。

    九月十三日，举世瞩目的“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叶群、林立果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那荒凉的温都尔汗……

    毛泽东又一次选错了接班人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白发骤增，香烟一根接着一根，变得沉默寡言。

    他是胜利者。不过，一度大肆宣传过的他的“亲密战友”陡然成了叛逆，不能不使他感到难堪。他的这位“亲密战友”是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而著称于世的，他的这位“接班人”的名字是载入神圣的党章的。林彪，曾被宣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三位伟大助手”，诚如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伟大助手，斯大林是列宁的伟大助手，当今林彪是毛泽东的“伟大助手”……

    历史无情地勾销了一切美丽的肥皂泡。坐在中南海那间放满直排繁体汉字古书的书房里，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接班人。

    早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一个圆而发亮的光秃的脑袋出现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他所作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字字句句，使毛泽东听来非常刺耳。

    赫鲁晓夫戴着金丝眼镜，在讲坛上怒容满面，发表着他对斯大林的猛烈抨击：

    斯大林利用无限的权力，滥用职权，以中央的名义行事，但不征求中央委员们，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斯大林做了许多专横的事，他经常个人决定党和政府极其重要的事务，连政治局委员也不通知。……

    斯大林认为他现在可以决定一切事务，他所需要的只是统计员，他使得别人处于只应听从和歌颂的地位。……

    斯大林是个非常不信任旁人的人，有病态的疑心，我们和他一起工作，都知道这一点。……他到处都看到‘敌人’、‘两面派’、‘间谍’……

    请大家回忆一下《攻克柏林》，影片上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在活动，他在放着空椅的大厅里发布命令，只有一个人走近他，向他低声报告些什么，这个人就是波斯克列贝舍夫，斯大林忠贞不渝的侍从。（笑声）

    而军事领导者在哪里？政治局在哪里？政府又在哪里？他们在做些什么，关心些什么呢？这在影片中看不到。斯大林包揽一切，不和任何人商量，也不需要听别人的意见。一切的一切就是用这种歪曲的形式放映给人民看的。为了什么？为了颂扬斯大林，而这一切是违反事实，违反历史真实的。……

    应该说，战后时期情况更加复杂了。斯大林更加任性、易怒、粗暴，尤其是他的猜疑心更加滋长了。迫害狂到了惊人的程度。在他的眼中，许多人都成了敌人。战后，斯大林更加脱离集体，完全是个人专断独行，不顾任何人和任何事。……

    “斯大林一向同人民隔绝。他一直没有下去过，几十年都是如此。……”

    赫鲁晓夫在历数斯大林严重的个人崇拜错误之后，鲜明地号召全体苏共党员：“必须布尔什维克式地谴责和根除个人崇拜，把它看成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敌对，与党的领导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毫不相容的东西，要同形形色色恢复个人崇拜的一切企图，进行无情的斗争。”

    赫鲁晓夫所尖锐批判的只是斯大林，一个字也没有涉及毛泽东。但是，由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不亚于斯大林，他理所当然地对赫鲁晓夫产生强烈的反感。

    从此，他与赫鲁晓夫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毛泽东开始郑重其事地考虑接班人问题。他一次又一次强凋，严防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他绝对不允许在他百年之后，在中国出那么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也来一个“秘密报告”，痛斥他的个人迷信。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重要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毛泽东在其中亲笔加了一段话。毛泽东明确地强调了“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他指出：

    “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毛泽东接着提出了关于“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这五项条件，每一条部把赫鲁晓夫作为反面教训提及了，足见毛泽东对于“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出现的高度警惕：

    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有着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毛泽东这一段话中，处处提醒人们，“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

    毛泽东终于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目的据说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批判修正主义”。其实，中国未曾建立过资本主义制度，哪谈得上“资本主义复辟”？至于“批判修正主义”，其矛头仍是指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毛泽东把赫鲁晓夫看成“现代修正主义”的总头目。

    在一九六六年那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亦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毛泽东强调。“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

    毛泽东晚年异常重视接班人的选择，这本是作为领袖应当慎重考虑的。可悲的是，他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屡犯错误。

    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文革”刚刚兴起。毛泽东在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谈话时，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天下乌鸦一般黑，只是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我们就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会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到底是谁？是伯恩施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刘少奇比毛泽东小五岁。严格地讲，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同辈战友，不能算接班人。但是，在“文革”前，刘少奇是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国第二号人物。一旦毛泽东“被马克思请去”，势必是刘少奇接班。

    遗憾的是，毛泽东把刘少奇当成“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当成了“中国的赫鲁晓夫”。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一文，宣告了刘少奇的垮台。

    林彪在自己的笔记本中写下的一段话，曾泄露了他的天机：

    “大拥大顺，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

    毛泽东被这位手挥红语录的“跟着转”的林彪所迷惑，把这个比他小十四岁的“亲密战友”定为接班人。

    “九·一三”事件的爆发，照理会使毛泽东清醒：由他个人选择、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是不是合适？

    可惜毛泽东，没有接受林彪事件的教训，他又一次个人决断，选择了新的接班人。

    在当时，伊然以“接班人”自命的，乃张春桥。此人比毛泽东小二十四岁，整整相差一代。在中共九届政治局委员中，刷掉了林彪集团的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之后，周恩来、朱德、康生、叶剑英、刘伯承、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谢富治，年纪都与毛泽东相差不太大，剩下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张春桥“接班”的可能性最大——江青毕竟是“第一夫人”，而姚文元的资历比张春桥差了一截。尤其是在庐山，张春桥是林彪集团重炮猛轰的国际，林彪的倒台成了张春桥的“光荣”。

    完全出乎张春桥的意料，出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料，甚至也出乎“接班人”本人的意料，毛泽东个人专断，决定选择王洪文为“接班人”！

    就这样，毛泽东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犯了第三次错误。历史已经清楚表明：第一次，打倒刘少奇，是错误的；第二次，选用了林彪，是错误的；第三次，选用了王洪文，又一次错了！

    “工农兵”干部

    对于王洪文来说，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

    王洪文坐飞机离开上海，前往北京。随行的唯有他的秘书廖祖康。

    是中共中央召开中央委员会议？不象，因为徐景贤、王秀珍、马天水都在上海。

    是出席别的什么会议？也不象，因为去开会带个小包就行了，这一次他带着箱子。

    下了飞机，轿车直抵北京钓鱼台九号楼。从此，王洪文和廖祖康住进了二楼的侧楼。

    九号楼二楼，住着两位“大人物”：一上楼梯，那里住的是姚文元。往里，则住着张春桥。

    从这一天起，王洪文成了张春桥、姚文元的邻居。九号楼二楼，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二、三这三把手的大本营。

    最初，就连王洪文自己也闹不清楚调他进京干什么。当时，张春桥给他挂长途电话，据说是来北京学习。学习什么？不得而知。

    一到北京，王洪文对那种昼夜颠倒的工作时间表，很不习惯。无奈何，张春桥、姚文元是那样工作的，他也不得不“同步”进行：每天不再是早上六点起床，而是下午三、四点钟起床。起来后，看看文件。吃过晚饭，出席各种会议。略事休息，从午夜起开始办公，处理文件。直到清晨，吃过早饭，拉上灯芯绒窗帘，遮住那明亮的阳光，开始睡觉。

    这是毛泽东的工作习惯。张春桥、姚文元不得不与毛泽东“同步”。王洪文呢，也只得随之“同步”。这种类似于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夜班工人的工作时间表，使初来乍到的王洪文感到疲惫不堪，不住地抽烟。

    在上海，王洪文的“小兄弟”们你来我往，热热闹闹。进入钓鱼台，王洪文如同变成了垂钓老翁一般需要平心静气：“中央文革”办公室给他送来四卷《毛泽东选集》，还有烫着金字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文集。这些都是他来京学习的课本。

    一是读书，二是开会。七机部的会议，关于河南的会议，关于湖南的会议……一个一个的会，要他去参加。他只是一个列席者而已。只带耳朵，不带嘴巴。坐在那里旁听，如此而已。这种“旁听生”生活，也是他来京学习的项目。各种各样的会场，成了王洪文的“课堂”。

    王洪文感到困惑，感到寂寞，他不知道调来北京究竟干什么。实在门得慌，他只好给马天水挂长途电话，听听上海消息。自从他离开上海之后，张春桥指定的由马天水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上海依然是“三驾马车”，只是由“王、徐、马”变成了“马、徐、王”。如今的那个“王”，是王秀珍。她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领袖人物。

    王洪文并没有意识到，他的邻居——张春桥，正用嫉妒的目光注视着他。

    张春桥只是对王洪文说，中央调他来京是让他来学习。至于学习的时间多长，为什么来京学习，张春桥都没有明说。

    张春桥的心中，一清二楚……

    “九·一三”之后，毛泽东失去了他的“亲密战友”。张春桥借助于种种去中南海的机会，尽力去接近毛泽东，央求着伟大领袖的垂青，以便谋得“接班人”的地位。

    “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没头没脑，毛泽东忽地问了张春桥这句话。

    “灵敏度”极高的张春桥，立即从这一句问话中，窥见毛泽东心中的奥秘——他，正在注意着王洪文！

    过了几天，毛泽东见到张春桥，又问起了王洪文的身世。

    醋意和欣喜双重对立的感情，在张春桥的心头交织：毛泽东瞩目于王洪文，意味着“接班人”不再是他，使他沮丧，使他嫉妒王洪文。然而，伟大领袖的决策，从不为他人的意见所左右。毛泽东一旦决定了，任何人无法改变。毛泽东看中王洪文，对于张春桥来说，还是有利的。因为王洪文是他一手拉上政治舞台的，王洪文对他言听计从，王洪文进入中央，使他多了一个伙伴，多了一份力量。

    至于毛泽东为什么会看中王洪文，或许是王洪文在中共“九大”发言时留下那美好的印象，或许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那千钧一发的傍晚王洪文所表露的忠诚之心……张春桥没有问，也不敢问。

    于是，毛泽东下令，调王洪文进京学习。

    最初，确实只是学习。毛泽东几次找他谈话，了解他，观察他。

    王洪文进京近两个月，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日下午二时三十分至六时四十分，张春桥在上海康平路小礼堂接见了上海工会代表大会的部分委员（内中大都是王洪文的“小兄弟”），在谈话中透露了关于王洪文的重要信息。

    现把张春桥讲话记录中涉及王洪文的部分，摘于下面：

    老王到北京已好久了，快两个月了（王秀珍：九月七日走的），哦，马上就两个月了。我听到有的人说他是犯了错误，到北京去办学习班的（众：没有听到这个反映）。你们没有听到，消息比我还不灵！我听到外地都在传，有人说，因为有人要解放陈丕显，王洪文不同意，所以犯了错误，所以到北京去办学习班。……

    洪文同志在北京、主席同他谈了几次，问他的历史，提出各种问题，听他的观点，这样帮助、教育他。

    洪文同志在北京着急了，一个是要看很多很多的书，一个是联系群众困难。

    洪文同志与马老通电话时，说很寂寞。……

    洪文同志还会回来的。中央考虑要培养同志，调一些年轻同志到中央参加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回原来的单位。这次，参加中央，包括政治局的活动，第一名就是他。以后还会从各地再调一些，现在先叫他去。当然，洪文同志将来不回来，也有这个可能。

    洪文同志的好处是做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主席说，你、我两个，要搞调查研究，他（王洪文）自己做过工了，当过兵了，这方面洪文同志比我优越，我还需要调查研究。……

    往常剑戟森森的张春桥，嘴巴是很紧的，大抵是“小兄弟”们急切向他打听王洪文的消息，他才说出了毛泽东关于王洪文的“最高指示”。

    “毛主席称赞洪文同志是‘工农兵干部’！”

    “是毛主席点名调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

    “老王不简单，如今在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

    “小兄弟”们飞快地传播着“特大喜讯”——因为王洪文是他们的靠山。

    成为筹备中共“十大”的负责人

    在中国现代史上，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命运，都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一个旧的阶段的结束。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在党章中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虽然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是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上确立的，但中共“七大”可以说开始了毛泽东时代。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修改党章报告。大会强调了反对个人崇拜，强凋了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确立了刘少奇作为二号人物的地位。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是打倒刘少奇，确立林彪作为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大会全面肯定了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共“九大”是林彪集团的全盛时期。

    “九·一三”事件之后，全党开展了批陈（伯达）、批林（彪）运动。召开一次新的党代会，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是林彪作的，党章中写入了林彪的“大名”，如今林彪成了“死有余辜的反革命集团的首领”，“亲密战友”成了谋杀伟大领袖的元凶；不能不在全党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

    中共“七大”与“八大”之间，相隔十一年；中共“八大”与“九大”之间，相隔十三年。照此推理，中共“十大”起码是在一九八〇年左右才考虑召开。然而，那载着“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怎么还可以继续使用下去？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尽管是康生和张春桥为之捉刀，毕竟多处明显地用上了林彪那些特有的“习惯语言”，诸如毛泽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打上了林记印戳。毛泽东不得不在中共“九大”结束才几年，就提出召开中共“十大”了。不言而喻，中共“十大”的主题是批判林彪，确立新的接班人的地位。这确立新的接班人的地位，也是迫在眉睫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破例只选举党的一位副主席——林彪。林彪死后，中共变成唯有主席毛泽东，而副主席一位也没有！何况，在二十一名政治局委员中，一下子倒了三分之——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七人，亟待补充新人。

    毛泽东的人事新布局，终于在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披露端倪。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二百四十六人出席会议，会议的主题便是讨论中共“十大”的准备工作。

    五月二十日晚，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毛泽东没有露面，但会议的一切按毛泽东的意见进行。周恩来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各省市区党委、各兵种大军区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印发了三个重要文件：

    一是印发了林彪、叶群的反动笔记。林彪的日记是他的内心独白。人们感到震惊，这位“语录不离手”的“副统帅”的内心，竟是那样龌龊、卑劣！印发这批笔记，为的是进一步开展批林整风。

    二是印发《中央关于党的十大代表的产生的决定》。这是经毛泽东阅定的，规定中共“十大”的代表条件：

    （1）所有代表必须是中共党员；

    （2）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第十次路线斗争中（引者注：即指与林彪集团的斗争）经过锻炼考验表现好的，联系群众，为群众信任的，也要包括一部分犯了严重错误，作了检讨，愿意改正，并取得群众谅解的；

    （3）本人历史清楚。

    三是印发毛泽东核定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请示》。中共中央政治局本是中共最高领导机构，在这个文件中，却要向主席请示！

    会上传出最敏感的消息，莫过于接班人问题了。会议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把王洪文调到中央，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

    这么一来，王洪文结束了学习阶段——或者更确切地说，结束了“实习”阶段。从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王洪文进京“实习”，经过毛泽东八个多月的观察，对这个年纪比自己小四十二岁的年轻的接班人，投了信任票。于是，王洪文正式从上海跨入中央，尽管在名义上还颇含糊——“列席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还处于“过渡时期”，但是他的接班人地位已经充分“显影”了。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对王洪文委以如下重任：

    一、与张春桥、姚文元一起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

    二、由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起草修改党章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新的章程草案。

    在确定王洪文为接班人的同时，毛泽东还考虑另一个人作为候补者，那便是华国锋。与中国共产党同龄的华国锋，那年五十二岁，他比毛泽东小二十八岁，比王洪文大十四岁。华国锋担任过毛泽东故乡的“最高长官”——从一九五二年任湖南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行署专员，直至一九六八年四月八日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一九七〇年十月，毛泽东在与美国作家斯诺谈话时，便以赞扬的口气提到了华国锋。

    至于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则是考虑到他是中共北京市委书记。

    另外，会议还宣布解放十三名老干部，即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李葆华、廖志高、江华、江渭清、王稼祥、秦基伟、李成芳、方强、陶鲁茄、曾希圣。

    会议结束后两个多月，中国各省市忽然都办起了“学习班”。这些“学习班”戒备森严，“学习”什么，外界莫知。

    全国举办的三十四个“学习班”，都是从八月十二日开始，为期一周，十九日结束。

    那是根据中共中央八月八日的通知，在全国各地以“学习班”名义，举办中共“十大”预备会议，讨论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负责起草的“十大”文件，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草稿）》、《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草稿）》、《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

    在这些“学习班”结束之后，八月二十日，一百零四名委员在北京出席了中共“十大”的选举准备委员会会议。

    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有关人事安排的会议，任务是协商中共“十大”的主席团名单和中央领导机构人选。

    毛泽东依然没有出席会议，由周恩来转达他的意见，即重视对于新生力量的提拔。

    周恩来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为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

    这么一来，连周恩来都成了王洪文的副手！

    由于毛泽东的一手提拔，王洪文一下子跃居到仅次于毛泽东的地位！

    至此，王洪文作为接班人的地位，已经完全确立，只欠东风——由中共“十大”得以确认了。

    晋升中共中央副主席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王洪文又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登上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与四年前不同的是，“九大”时他坐在一大片主席团成员之中，并不十分醒目。这一次，在“十大”上，他成了国内外瞩目的人物——主席台中央，在毛泽东的一侧是周恩来，另一侧便是他！

    又是别出心裁，这一次主席团的名单，采用了不同于任何一次全国党代会的主席团名单的排列方式：

    毛泽东

    周恩来 王洪文 康生 叶剑英 李德生

    张春桥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江青（女）朱德 许世友 陈锡联 李先念

    姚文元 董必武 纪登奎 华国锋 吴德

    马天水 马宁 马金花（女）于会泳 邓小平

    邓颖超（女）王体 王六生 王必成

    王永祯 王秀珍（女）……

    在这张名单上，王洪文已成为中共第三号人物！

    在这张名单上，张春桥单列一行，因为他担任了大会秘书长！须知，中共“七大”的大会秘书长是任弼时，中共“八大”的大会秘书长是邓小平，这表明张春桥已在党内掌握重要实权。

    年届八十的毛泽东是中共众望所归的最高领袖。与四年前“九大”时相比，他已明显地苍老，尽管当他登上主席台时耳边不绝地响着“万岁，万万岁”的热烈呼声。

    七十五岁的周恩来显得瘦削，脸上浅褐色的老年斑明显增多。他已查出身患癌症，他的步伐依然是那么坚定，目光还是那样敏锐。

    与年迈的毛泽东、重疴缠身的周恩来相比，三十八岁的王洪文步履轻捷，充满着活力。他依然穿着一身军装，但比出席“九大”时多了领章、帽徽。

    在毛泽东用一口湖南话宣布“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始”之后，周恩来拿起政治报告排印稿，念了起来。

    “十大”的政治报告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共分三个部分；关于“九大”路线；关于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胜利；关于形势和任务。虽然报告的基调仍是肯定“文化大革命”，但在批判林彪集团时用了一句颇为形象的话；“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

    在周恩来念完政治报告之后，王洪文成为一千二百多位代表目光聚集的焦点。他开始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王洪文在报告中，完全肯定了中共“九大”，只是说“九大”党章中那段关于林彪作为“接班人”的话必须删去：

    “四年多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通过的党章，坚持了我们党一贯的根本原则，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经验，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修改草案的总纲部分，保留了九大党章关于我们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基本纲领、基本路线等规定，结构和内容作了一些调整。条文部分改的不多，总的字数略有减少。九大党章总纲中有关林彪的一段话，这次全部删去了，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也是林彪叛党叛国，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必然结果。……”

    王洪文在报告中，强调了“反潮流”，为那班“造反英雄”们助了威：

    “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指出：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许多同志在讨论修改党章时，联系党的历史和自己的经历，认为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党在民主革命前期，曾经几次出现过错误路线的统治，在民主革命后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占主要地位的情况下，也有过某种错误路线、某种错误观点一度被许多人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拥护这样的教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那些错误的东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正，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

    在一片掌声中，王洪文兴冲冲地结束了讲话。

    中共“十大”与前几次代表大会比较，是节奏最快的一次：“七大”开了四十九天，“八大”开了十二天，“九大”开了二十四天，而“十大”按预定的议程，只开五天。这因为“十大”肯定了“九大”路线，不用在制定政治路线上多花功夫，着重于补上因林彪集团下台而造成的空缺。

    八月二十四日举行开幕式之后，花四天时间分组讨论。王洪文突然成为接班人，成为小组讨论的热点。

    党内毕竟有许多正直的同志，即使在那样的政治高压之下，还是有人对王洪文提出了异议：安亭拦车卧轨，能算是“革命行动”？二十多万人用暴力踏平“联司”，能算是“革命行动”？让这样的“造反司令”充当接班人，合适吗？妥当吗？

    在这个节骨眼上，上海组有人作了长篇发言，盛赞王洪文，给了王洪文有力的支持。此人不是张春桥，不是姚文元，却是那个“老干部”马天水！

    马天水的发言，令人作呕。

    “我觉得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以后，进步很大，看问题、讲话，都很深刻，很全面，对我教育很深。……”

    马天水历数“造反司令”王洪文在上海的“造反”功绩，然后，竭尽吹捧之能事：

    “我和洪文同志相处工作多年，我觉得他看问题、想问题很全面，有组织工作、领导工作的能力，不是一个只会冲冲杀杀的人，这一点我可起誓！”

    “春桥同志、文元同志长期在中央，上海是洪文同志主持工作。我觉得；洪文同志至少比我强得多！……”

    这一席又“起誓”又拍着胸脯说的话，倘若出于张春桥、姚文元或者王秀珍、徐景贤、陈阿大之口，也许“感染力”就差了许多。由久经沙场的“识途老马”说出，便产生很大影响。

    就连江青，虽然没有直接听到马天水的发言，但很快有人向她汇报，她跑来紧握马天水的手：“马老，你讲得好，讲得真好！”

    八月二十八日，王洪文的名字，再度出现在中共中央委员名单里。

    耐人寻味的是，“王”与“邓”都是四划。在公布主席团名单时，“邓”在“王”前；公布中共中央委员名单时，“王”在“邓”前。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于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毛泽东对邓小平多次采取了保护性措施：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江青要求开除邓小平党籍时，毛泽东未予同意。当戚本禹编了一本《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内中亦收入邓小平言论，毛泽东亲笔圈掉了邓小平的名字……

    曾被作为“中国第二号大走资派”打倒的邓小平，被选为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使他也成为大会的一个热点人物。

    在中共十届中央委员的名单中，还有马天水。他因为对张、姚、王曲意逢迎，从候补中央委员成为中央委员。

    八月三十一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在京举行，王洪文擢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名列第三；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 王洪文 康生 叶剑英

    李德生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 王洪文 叶剑英 朱德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康生 董必武

    中共政治局委员：毛泽东 王洪文 韦国清 叶剑英 刘伯承 江青（女）朱德 许世友 华国锋 纪登奎 吴德 汪东兴 陈永贵 陈锡联 李先念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姚文元 康生 董必武

    至此，王洪文作为中共第三号人物、作为接班人的地位，在全党内完全确立。

    一九六六年的“造反英雄”，成了一九七三年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取林彪而代之，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张春桥在“十大”期间，见到上海国棉十七厂代表杨小妹，说了一句“名言”：“十七厂贡献了一个王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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