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艺术哲学》一书的相遇纯属偶然，不是在教授的书桌上，不是在图书馆，而是在泰山脚下的一座军营里边。那是1971年的秋天，苹果将熟的时辰，我奉命来到这座军营。我们的住处与电影队相邻，我去看放映员倒片子时在一个桌子上发现了《艺术哲学》。它的封面已被撕烂，不过能够在版权页上看清，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1963年1月第1版。
没有读过大学的十九岁的我，当时并不知道丹纳是谁，促使我把这本不知被谁丢弃的书保存起来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书中有一些插页是世界名画；二是我从目录中发现它讲到了文学——文学是我内心里一直渴望亲近的姑娘。
初读《艺术哲学》，我没能读懂，我觉得书写得过于抽象。那时我虽然还在政治经济学和文学两扇门前徘徊，犹豫着不知该去拍响哪个门环，但我模糊地意识到，这本书对我以后有用，也因此我没有像上一个抛弃它的人那样再一次将它扔开。
从此，这本书便进了我一个士兵的白布包袱，伴随着我在几个军营里走动。没事时我常常拿出来翻它，我读懂的东西在逐渐增多，我从中明白了西方艺术发展史的脉络，懂得了艺术的本质及其产生过程，知道了怎样去欣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和希腊的雕塑。
真正读懂《艺术哲学》是在我从事文学创作之后。丹纳的“文学作品的力量与寿命就是精神地层的力量与寿命”，“一部书的精彩的程度取决于它所表现的特征的重要程度，就是说取决于那个特征的稳固的程度与接近本质的程度”的思想，让我懂得了不能为了俗利去写那些实用主义的文字，而应该去潜心研究我们民族、时代、环境的本质特征并努力去加以表现。他指出的“有些作家，在一二十部第二流的作品中留下一部第一流的作品”的现象，让我对粗制滥造提高了警惕。他关于“艺术家必须使人物的遭遇与性格配合”，“所谓线索或情节，正是指一连串的事故和某一类的遭遇，特意安排来暴露性格、搅动心灵，使原来为单调的习惯所掩盖的深藏的本能、素来不知道的机能，一齐浮到面上”的论述，对我的小说创作起着直接的指导作用。他关于“一部书不过是一连串的句子”，“但句子可以有各种形式，因此可有各种效果”，“一句句子是许多力量汇合起来的一个总体，诉之于读者的逻辑的本能，音乐的感受，原有的记忆，幻想的活动；句子从神经、感官、习惯各方面激动整个的人”的看法，让我时时去注意提高自己驾驭句子的能力。
由于获益日渐增多，我对这本书和它的作者充满了感激之情。1986年冬天，我在成都参加《昆仑》杂志的一个笔会，适逢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的《艺术哲学》一书上市，我见到后又买了一本珍藏。
从我第一次见到《艺术哲学》到今天，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再读此书，自然可以看出它的缺陷和缺点，但我每读一遍，仍然会有新的收获。
我会把我挚爱的《艺术哲学》永远珍藏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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