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从这本书里，我这个在京城里拿着工资生活的人，才知道在离我的居住地很近的地方，在北京的城乡接合部，有大批农民工的子女因其父母们没有北京户籍和收入太低，上不了小学和初中，无法接受正常的义务教育。那些孩子要么被锁在租住的屋里，要么在父母的打工处游荡，要么早早地干起了挣钱的力气活儿来。才知道有一对从新疆到沈阳打工的夫妇，为了解决自己三个女儿的读书问题，不识字的妻子出去打工挣钱，上过高中的丈夫则办起了家庭私塾，教女儿们小学课程。才知道在北京郊区的菜地里，有农民工用竹竿、油毛毡和石棉瓦搭起了十来个平方米大的窝棚小学，由当过民办教师的打工者担任老师，教九个孩子读书。才知道在全国几乎所有大城市的周边郊区，都有农民工自己因陋就简办起的小学和中学；仅在北京，就有二三百所这样的学校。才知道许许多多的农民工的子女在向社会发出诘问：我的课桌在哪里？……
我的心受到了震动并开始疼痛。感谢黄传会把我的目光由欢声笑语和霓虹闪烁的中心城区带到了这一隅，让我又一次看到了底层社会的生活情景，听到了孩子们含泪的诘问声。这使我意识到，我这个由农村走出来的人，在经历了长久的城市生活之后，在感情和行动上都已远离了我的父老乡亲们。
我心里生出了愧。
但黄传会并不想只唤起我的愧意，他接着用他的笔引导我去思考存在这种现象的后果。他用大量的事例告诉我和他的其他读者：农民工子女作为第二代移民，一方面，由于城市的排斥，没有融入到城市的主流生活中去；另一方面，由于较长时间脱离了原家乡的生活环境，对家乡也产生了陌生感，乡土认同在减弱。这样，他们就逐渐形成了一个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社会独立单元。如果我们再不对他们的存在加以注意给予关爱，再不解决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实际问题，就会使他们的心灵受到伤害和扭曲，使他们因感受到社会不公而对城市对社会产生敌意与恨意，并最终会使他们做出反社会的破坏性举动。黄传会告诉我们，仅按2000年的统计，我国的流动人口已达一亿，其中十八周岁以下的流动青少年就达一千九百八十二万人。即使他们中的一半不进学校接受教育，整日游荡在城市街头，那也等于为未来社会安放了一颗巨型定时炸弹！
我被惊出了一身冷汗。
黄传会也不想让我们只是感受到震惊，他在书中还催促我们去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和途径。他提醒我们，追求教育公平，是人类社会古老的社会公正理念。他告诉我们，帮助农民工子女就学，其实就是帮助我们自己。他公布了他的发现：在深圳这个思想特别解放的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差不多已经得到了妥善解决。他还呼吁“希望工程”进城，帮助那些因家贫而无法进入小学的农民工子女。他还希望国家能在修改《义务教育法》时，能把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问题纳入其中考虑……
他想出、提出了许多办法。
我的心这才有些轻松起来。
在今天这个欲望充分释放的年代，当很多作家都围着钱、权、名打转转的时候，黄传会去关注这样一个沉重而无利的问题去采访去思考去写作，让我不由得心生敬佩。做这件事，没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是坚持不下去的。这么多年来，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黄传会有的是赚钱机会，他完全可以去为那些富豪写传记为那些大企业家写有偿报告文学，从而为自己赚得钵满盆满，但他却一直关注着有关国计民生、有关底层社会的大问题。他写过《希望工程纪实》，写过《中国山村教师》，写过《中国贫困警示录》，写过《首例农民告县长案始末》，他的每一本书都让人感到沉甸甸的，让人加深对中国国情和社会的认识，从而变得清醒起来。
黄传会真正继承了中国文人忧国忧民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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