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客观存在于世界中，其发展和改革必然与全世界有着密切关系，必定要影响世界，同样也会受制于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军事等格局变动的影响。因此，从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承担的世界责任角度出发，就要谋定而后动，研究影响中国长期发展、改革和开放的一些长远、重大和全局性的对外关系问题，并讨论出应对的思路、战略和策略方案，形成中国未来的国际战略。
（一）建国后60年国际关系与国际战略的扫描
18世纪以来，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体制僵化、科技进步迟缓和工业发展落后，经济和军事方面逐步日落西山，沦为世界大家庭中的弱国，曾经希望用闭关锁国来抵御外侵，但是被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百多年来，屡屡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负和蹂躏。新中国建立后的近30年中，中国总体上采取了对外封闭的国际政治经济外交方式，其国际战略思想带有很浓的冷战和意识形态色彩。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于1953年12月底在会见来访的印度代表团时提出，并于1954年6月万隆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重申、且与印度和缅甸政府共同倡导，在建立各国间正常关系及进行交流合作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然而，自二战后，世界上逐步形成了两大国际意识形态阵营。抗美援朝战争、台海关系复杂敏感、帝国主义实行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封锁、中苏关系破裂、一些极左思潮泛滥等都对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和外交方面形成了干扰。在这样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我们在国际关系和战略上先是以意识形态画线，与美欧等国交恶，与苏联结盟；后是与苏联关系破裂，与阿尔巴尼亚等一些社会主义小国建立密切联系，援助一些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到了20世纪70年代，提出三个世界划分，反对美苏两霸；同时也与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一些国家改善双边关系，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地位。
就国内社会经济发展而言，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中国共产党仍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念执政，工作重心没有转向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资源仅向军事工业和重工业倾斜。另外，频繁的革命运动、特别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在给人们心理造成极大伤害的同时，也极大的破坏了国民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末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排在世界各国的倒数第几位，科学技术落后于发达国家50年，也落后于韩国和中国台湾30年左右。
这一时期，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的特点为：意识形态上，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画线；经济关系上，自力更生，自我循环，不参与世界经济分工和协作，经济交往中政治挂帅，不讲经济成本和经济利益；资本、科技、教育、文化往来上，将许多国外的成果看成是封资修，拒绝其进入；大国和国际分层中，想争做第三世界国家领袖；国内形成了封闭的、以备战为主的经济结构，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的比例长期失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方面，进行了重大的调整：
首先，对世界格局的判断上，邓小平同志提出，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不大，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的两大主题。同时指出，贫穷和落后，就要挨打。基于这种认识，我国调整国内的经济和产业结构，放弃先军经济和调整重工业过重的结构，发展轻工业，改变经济地区布局，形成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经济和产业结构。
其次，逐步改变以意识形态画线的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转向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念。典型的例子是，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但20世纪70年代起不断对我国提出领土要求，并欲进行蚕蚀。我们并不因为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就放弃自身的民族和国家利益，在1979年进行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另外，美国虽然奉行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为了抗衡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中国的威胁，在1979年1月中美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
再次，确立“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苏联解体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些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能担当领导者，带头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抗衡。邓小平同志根据我们的国情、国力，及总结过去国际关系中的经验教训，提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他还提出，“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
第四，实行对外开放，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和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协作。我们摒弃了拉美国家曾经实行所谓的保证主权、举债发展、国家投资办企业的发展模式，形成了以独资、合资、合作的方式引进外资，同时，引进技术和管理的发展模式；实行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利用劳动力成本较低优势，转移和利用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加工出口的快速发展将劳动力剩余劣势转化成了劳动力比较优势；进行了汇率改革，逐步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了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历经13年的申请，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自此我们成为了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支持者、自由贸易原则的重要维护者、及多哈回合谈判的积极推动者。截至2010年，中国加入WTO所做出的在关税、服务市场、知识产权、执法透明等方面的承诺已全部履行完毕，建立起了符合规则要求的经济贸易体制，成为全球最开放的市场之一。
第五，对计划经济和单一的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进行改革，并对一些政府管理制度、法律法规等进行调整和新设，特别是加入WTO后，加大调整力度使其与国际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则相适应。
总之，改革开放的30年中，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我们形成了和平发展、对外开放；淡化意识形态阵营、以国家利益为重；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通过引进外资和技术，缩小了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方面的差距，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并积累了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实力，这与我们在国际战略和国际关系方面正确的选择和决策是密不可分的。
（二）我们需要深入研究中国未来的国际战略
1949年到1978年，中国在闭关锁国的状况下，经历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30年，此后又迈过了对外开放的30年。60年一甲，30年一运，今天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30年，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和新的历史时期。
在2013到2040年的28年中，我们将进入一个这样的发展阶段：城市化速度加快，并在2040年时基本完成。城市化在2013到2020年间将快速推进，2021到2030年间将保持平稳速度，2031到2040年间放慢，2040年时，预计85%到90%的人口将生活在城镇之中。
中国未来工业化总体上向后期阶段推进，2030年时，工业化总体上完成，2031到2040年中国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从地区结构看：在未来10年中，东部工业化基本完成；2013到2020年间，中部工业化从中前期向中期推进，2021到2030年，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并最终完成工业化；2013到2020年是西部推进工业化的关键时期，之后西部地区将于2021到2030年间进入中期阶段，2030年后的10年进入后期阶段，最终到2040年时完成工业化。
从中国在世界上的竞争和发展角度看，需要形成“人口优劣势—资源供需与外部平衡—形成的国际经济（科技和产业等）竞争能力—与之相关的国际间的贸易和货币问题—国家的经济安全—发展道路与民族复兴”这样的分析思路。这实际也是本书的一个分析结构，与“国家利益—行动—博弈的成本和收益—关系战略选择”的分析逻辑相关联。
什么是中国的国际战略，换言之，什么是中国对外的国家战略？它至少包含这样一些重要的内容：首先，它谋划的是，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长远的，事关中国国家和民族利益全局性的、方向性的问题。比如，未来30年，在科技进步方面，对于科技发达国家及其未来科技的进展，我们是采取跟随战略，还是同步战略，或是赶超战略，这就是事关中国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方向性选择。不同的战略选择，对国家和民族及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的影响是不同的。比如，一国人口规模、质量、年龄结构、性别比等等，与其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密切相关。因此，就人口政策这一国内政策来讲，与全球资源的获取，知识和技术进步等全球竞争能力的提升，国际分工、贸易的竞争成本和效率等这样一些长期的战略选择和格局密切相关。
其次，它要研究、谋划和解决的是，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发展关键的、重大的一些问题。比如，中国是石油和天然气贫乏的国家，且人口众多，所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汽车的普及，能源需求必然要大幅度提高。因此，在战略上，一是选择什么样的能源结构，将关系着全球能源的占有、分配和进出口格局，以及从外部获得能源的多少；二是要考虑外部能源生产地的政治稳定、双边关系、能源运输通道安全等问题；三是我们要通过对投资风险、成本、能源技术进展等方面的比较和判断，来确保方向性的选择。
再次，将中国未来的发展放在变动的世界格局中来考虑其发展思路和发展战略。作为一个开放的、向现代化迈进的国家，中国必然要与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发生关系。因此未来发展战略的选择，有时并不遵从于我们自身的意愿，而受制于有关联国家及地区格局和情况变动。一是相关国家和地区政府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包括多边关系，以及相关国家和地区其政局决定的对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二是中外双方贸易投资相互收支平衡关系，包括多边关系，以及各自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就业格局、国际收支、财政和贸易平衡等等决定的经济利益方面的博弈和合作。三是各个国家的政局变动，社会形势，都会给中国未来与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合作带来影响。因此，研究中国国际战略，判断一些地区和一些重要国家未来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动走势，是很重要的内容。
第四，中国的国际战略，实际上也是中国在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双边和多边博弈及合作的长期性谋划。其考虑的基点是，在长期的发展和竞争中，各国都是从自己国家及地区利益出发，制定战略、采取行动。我们需要做的是，考虑对方国家的想法、利益，对方国家的战略手段及布局，并以此来制定我国长期行动的思路、战略和策略。我们不仅要考虑中美、中俄、中日、中印等这种双边的战略博弈和合作，还要考虑双边叠加形成的一对多的博弈战略，还要考虑欧盟、东盟等地区性共同体与中国的博弈和合作。
第五，中国的国际战略是全局性的问题，必须要考虑到经济、商务、财政货币、海关、边检、政府外交、国防、安全、政党交往、国家形象、文化等各个相关方面，是一个对外的、长期的、重大工作的协调和综合性方案。如果没有综合的、长期的国际战略方案，各有关部门各自制定的战略和工作方案，就没有统一的目标、任务、阶段和步骤；如果没有指导和统领各有关部门行动的综合性国际战略方案，各个部门自制的对外交往的战略和行动方案，将与其他部门的战略和行动不协调，甚至会相互冲突、相互矛盾，无法形成合力。
第六，国际战略是长期对外关系的谋划，因此，它需要制定分阶段的目标和任务，需要分步骤的部署。比如，我们在科技竞争力方面，确定实施赶超型战略。现在，中国在世界各国中排在20多位左右，假定目标是在2040年时进入前5位，则需要我们作出科技进步的阶段性战略部署：2020年达到什么位势，2030年到达什么位势，每个阶段的目标是什么，主攻任务是什么，关键性的工作点是哪些等等。再比如，能源战略方面，中国的结构调整，包括与之相关的减排，在2020年、2030年，2040年时能源结构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其中新能源占多大的比例，对国外能源的依赖会降低到什么程度等等，需要有几个阶段的目标和任务衔接，并依次来确定能源技术、贸易、国际运输、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国际战略。
在新的发展阶段中，中国未来发展中所面临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既存在着历史积累的一些问题，也遇到了新历史阶段中的新问题。
四、中国国际关系的经济分析：一个新的逻辑框架
分析世界各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外交等关系时，政治学的方法是很有效的；但是，进一步深入研究，可能需要用经济学的思路和方法，去思考和看待这些对象。
研究和分析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需要“国家利益和动机—国家行为—国际间国家（非合作型博弈与合作型博弈）行为的成本和收益—成本、收益和风险比较—国际战略关系选择”这样的框架。
国际关系中，经济利益决定政治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和军事等关系的基础是经济关系。国与国之间的资源、投资、贸易、金融、领土等利益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与国之间的政治态度差异，友好还是不友好，是否会发生军事竞赛和冲突。然而，政治、外交和军事关系冲突，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关系，导致经济关系亲密，或者恶化。国与国之间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是一个综合的、各方面互相影响与互动的关系，不可分割。一方面，经济关系密切，在利益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会抑制国家间激烈的，以武力方式出现的竞争，避免军事冲突的发生；但是另一方面，政治关系的恶化，会对经济关系产生负面影响。比如，有的学者认为，在日中关系上，日本可以对中国的钓鱼岛宣示主权，可以与围堵中国的美国结盟，而在经济上，可以与中国加强经济关系，共同发展。即在经济上，获得中国发展带来的好处，而在政治和军事上，借助美国与中国对抗。实现所谓的“政冷”和“经热”的中日关系搭配。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2012年9月中日之间发生钓鱼岛冲突后，中国消费者坚决抵制日货，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旅游规模和相关的投资及生产严重受到影响。
国家利益是一切国际关系的出发点。因此，不论是在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外交学等学科中，还是在世界经济学、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学科中，国家利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国家利益，有经济方面的利益，也有政治、文化、外交和军事等方面的利益。经济方面，与外部有关的，有人口、资源、发展的环境容量、投资、贸易、货币、产业分工协作等等；而非经济利益上，包括国际社会地位，政治关系上的协调，文化上的交流，外交上的默契和配合，军事上的合作和裁军等方面。而非经济利益这样的提法，实际上是将政治、文化、外交和军事等关系的结果，用经济的视角来看待。将非经济问题，用经济的方法去分析。
国家利益，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有局部的，也有整体的。比如从时间上看，本币汇率下跌或上升，给国家短期的汇储利益带来的要么是损失，要么是盈余；而科技进步所形成的用之不竭和清洁无污的能源结构，则是一个国家民族的远期利益。外援，对一些国家进行建设帮助，出让一些局部的国家财政利益，是为国家整体的政治、外交和经济协作等利益而服务。因此，国家利益，需要短期与长期之间进行平衡，局部与整体之间进行综合考虑。
维护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行为的最基本动机。一般来说，一个国家行为的动机，决定于其所谋求的国家利益。从人类诞生起，在有记载的这几千年历史中，人类的各部落、种群、民族和国家扩大疆土，增加人口，包括发动战争，扩张领土，掠夺人口，侵占资源，强进市场等行为，其动机就是为了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利益。
在制定国家对外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和军事等政策时，最基本的动机是维护和争取本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需要指出的是应当正确处理意识形态异同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一些政治家、学者描述的“国与国之间，有所谓的共同价值观，就会有共同的利益”的状况，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将国家行为的动机，建立在所谓的意识形态的价值观上，而不是建立在国家利益上，只能说是一种幼稚和愚蠢的行为。当年前苏联与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有共同的共产主义价值观，但是，在解决历史上不平等条约形成的中苏领土问题上，苏联并没有因共产主义的共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而将沙俄侵占的领土归还给中国。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抛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形成西方的民主政体，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相同的意识形态也未促使其成为美国的民主盟友国家，美国同样也未取消对俄罗斯的围堵和防备。中国建国后的很长时间中，以共同价值观为国际关系行动动机的思维方式，以及形成的外交政策，造成了国家利益的巨大损失。
国家一切对外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军事，包括安全情报等，其部门和人员的最高行为准则也是基于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整个部门，包括工作人员，其行动，特别是一些重大的决策和执行，都需要评估其结果是否有利于国家利益。无益于国家利益或整体利益的，甚至是损害国家利益的决策和行动，应当取消和停止。特别要避免的是，涉外部门之间，因职能不清、职责交叉、相互掣肘、不相协调所造成的国家利益流失，甚至损失。
科学的国家利益观：国际关系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准则。简单地认为，某一对外行动，只要对国家有利，就应当决策和进行，这是盲目和无依据的。一项行动，一项任务，不仅要考虑国家利益，而且要评估这项行动的结果，其得到的国家利益是大于国家支付的成本，还是小于国家支付的代价。因此，需要树立国家对外行动的成本观，国家的一切对外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和军事等行为都需要支付成本。一般来说，无论是整个部门还是单个工作人员，在制定行动决策时，都需要对行动的方案进行成本与收益的不同等级评估，并进行科学决策。当然，有时需要国家对局部决策进行整体的成本收益评估。如经济上需要支付成本，但是从总体的政治、文化、外交、军事等方面来看，其带来的国家利益是无法用经济成本来衡量的，就需要进行综合平衡和考虑。
建国后，我们在对外关系上，有一种倾向，即重意识形态，不重国家利益；重革命外交，轻利益外交；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不考虑投入和收益。中国在国内经济本身就很困难的境况下，发扬革命的国际主义精神，无私援助意识形态相同的阿尔巴尼亚等国家，使得国内国民经济形势更加紧张和严峻。
对事关国家利益的对外行动的成本与收益，必须建立一套评估、预算、监督和追责机制。国家的整体利益，与部门和每个工作人员的利益之间，既有共同方面，也有差异的地方，这是国家与部门、公共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经济学上有个判定，即用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最为节省，而且事情办得最好；用公共的钱，办自己的事，能办好自己的事，但花钱浪费；用自己的钱，办公共的事，钱不可能花到位，事情也不可能办好；而花公共的钱，办国家的事，如果没有严格的评估、预算和监督制度，就会浪费严重，成本极高，利不抵支。
考虑国家利益决策和行动结果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也是科学国家利益观的重要内容。经济学在分析投入与产出时，很重要的一个范畴是，过程和结果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国际关系中同样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这些不确定性和风险包括，政权和国家领导人的更迭，法律和政策的变化，其他方对交往国政治和外交的游说和影响，国内各种政治利益集团和阶层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左右等等。往往一个国家在进行国际关系决策和行动时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导致未来其国家利益的大小和好坏，使其承担不同程度的风险。
2011年利比亚突发政局动荡，对中资企业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当年中国商务部发布消息，截至3月，已经有26家中资企业进入利比亚，涉及200多亿美元的项目，主要分布在住房、铁路、石油服务、通讯领域。利比亚危机爆发后，除了中兴、华为等民营企业还有部分投资外，中国央企的项目已全部暂停，其中包括中国铁建、中国中冶、中交建、中建材及中国建筑，涉及金额超过90亿美元。利比亚恢复和平，项目保留下来的不多，新政府对于之前工程的欠款基本不予支付。战后各方同意部分项目的重建，但战乱过后，之前完工项目价值难以评估。
事实上，世界各国的战争史说明，很多情况下，战争的爆发，往往是由于政治家选举的需要，迎合民粹主义，或者转移国内矛盾的需要，或者代表军火商、军方的利益，战争决策并不按照经济等综合利益最大化原则出牌，即内部复杂因素导致的非理性出牌。这也给国际关系带来不确定性的军事冲突和战争风险。因此，国家利益的决策和行动，以及应对预案，不能不考虑这些不确定性和可能存在的风险。
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决策和行动的信息对称性。信息经济学认为，信息的对称性可节约成本，将减少信息不灵和不对称带来的损失，并且搜寻、获得和整理信息是有成本的。在国际关系中，在国家利益的决策和行为中，信息的对称、灵敏、全面和真实可靠性，至关重要。国际关系中的利益决策和行为，实际上一种是双边和多边博弈。而准确的信息，是做出判断、进行决策和采取正确行动的基础。
信息对称的格局，取决于：（1）完善和有效的情报机构。从国家利益的大格局看，除了军事情报的专业性外，外交、安全等情报的搜集，其范围不仅是国际政治和国家政权安全方面的信息，还应当包括科学技术、产业、资源、贸易、金融、海运、军备、军事部署等许多方面的信息，应当从狭义的小情报转变为整个国家利益服务的大情报。（2）国家外交、财政金融、商务、军事、气候等部门与其他国家双边和多边的信息沟通，特别是经常性的国家领导之间的双边和多边沟通机制，非常重要。以避免信息错位、战略误判、决策冲动，导致国家间的激烈的非合作型博弈，特别是军事冲突发生。（3）应当认真和严格地甄别信息的真实性。一些国家的决策和行动，往往通过声东击西、瞒天过海等方式误导信息。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用虚假的信息误导对方对局势进行战略误判，以至发生决策错误，最后致使行动失败。（4）不能根据自己的主观偏好，选择性地收集、整理和给决策者上报信息。这点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中国过去在这方面出现过许多由于揣测领导爱好和喜欢听什么样的信息，而只报好消息不报坏消息的问题，在外交及重大的国际事务中，形成误判，遭受重大损失。
国家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全球经济中，对于国家来讲，也存在规模经济以及规模不经济的问题，即国家规模经济。版图大小和人口规模，是国家的基本要素。国家规模经济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竞争力的基础之一。其包括：人口规模及经济发展水平形成的GDP总量实力；人口规模和消费能力形成的世界市场容量；人口规模和教育水平形成的人力资源规模和素质，及其以此为基础的科技竞争能力。
在国际竞争力中，大国经济体比小国经济体处于优势地位。比如，一个500万人口的国家，人均GDP高达10万美元，其国力GDP总量也就是5000亿美元。而一个10亿人口的大国，人均GDP只有5000美元，其国力GDP总量则为50000亿美元。从经济基础决定国际政治、文化、外交、军事等方面位势来看，人口大国比人口小国处于强势地位。
一个10亿人口的大国，其内部产业结构可以齐全，发展某一产业，都有国内足够的市场消化空间。而一个500万人口的小国，发展某一产业，在国内市场上没有足够的消化容量，想要做强做大就需要借助于国际市场实现规模化和产业化。
除了产业发展与市场外，人口和版图大国，在创新、创业、储蓄、资源动员、发展空间等各方面都颇具优势。实际上，国家竞争力是人口规模、版图、自然资源、教育程度等各方面因素的函数关系。因此，一个国家和民族，要在国际社会中长久地保持其竞争力，维持人口规模在全球总人口规模中的比例，至关重要。如果一个国家，其人口规模从世界人口总规模中的比例持续下降，假如从20%下降到5%，很明显这个国家和民族在国际社会中将处于一个长期衰败的过程。伴随的是，国家和民族经济及国运的长期下行。
非合作型博弈：国际社会自由竞争的行为和法则。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自由市场竞争的法则为优胜劣汰，只有竞争，才能促使人类、社会、经济、科技等各方面得到进步。从自由竞争讲，国际关系也遵从竞争的丛林法则，即国家间的弱肉强食，博弈中的物竞天择，冲突中的你死我活，民族中的适者生存。
国际关系中的非合作博弈，表现为相关参与者不可能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竞争，这是一种具有互不相容特点的情形。国家间非合作博弈策略，研究的是相关国家在利益相互影响的局势中如何选择性地做出决策使自己国家单方面的收益最大。
国际关系中非合作型博弈的零和博弈，是参与国家间博弈的各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在严格竞争下，一个国家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个国家的损失，博弈各国家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国家间零和博弈的结果，是一个国家在某个方面吃掉另一个国家的利益，一个国家的所得正是另一个国家的所失，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并不会因此而增加。比如，一个国家在版图和人口上全面侵占另一个国家，就是零和博弈。
然而，通常情况下，国家间的非合作型博弈的结果，在现代国际社会中，往往表现为负和博弈。其指竞争国家双方冲突和斗争的结果，是所得小于所失，也就是其结果的总和为负数，是国际关系中一种两败俱伤的博弈，结果双方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失。在现代，由于二战后国际治理结构和政治秩序的初步建立，二战前一个国家全面侵占另一个国家的行为，包括侵占部分领土的行为，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制约。国家间的非合作型博弈，大多数表现在领土纠纷、贸易摩擦、产业竞争、金融货币、科技进步等方面。因此，国家间在这些方面的非合作型博弈，一般来说，并不表现为零和博弈，许多情况表现为负和博弈。比如，中日之间因钓鱼岛争端发生的经济战，实际是负和博弈，并不是仅日本受损而中国无损的零和博弈。
非合作型博弈中，国家之间可能会出现非常规型战争。当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在常规情况下，如果之间形成非合作型博弈，当冲突激烈时，会爆发武力相向的战争。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在非合作型博弈的格局下，也会有非常规型的战争，如货币、贸易、生物、信息、经济制裁等战争，旨在摧毁对方的货币体系，获得巨额的汇率收益，造成对方的生态和健康灾难，瘫痪对方的信息网络系统，打击对方的进出口和资源供需等等。因钓鱼岛争端引发的中日之间经济战，就是一非常规战争的典型案例。
现代国际社会中，促进世界各国合作型博弈的四个重要经济学原因：即非合作型博弈成本和收益的理性评估，以及在非合作型博弈与合作型博弈中的相机选择；各自国家利益需求与全球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各个国家利益消耗公共领域的无限性与公共容量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世界价值观：国际集体利益主义与国家个体利益主义的平衡。
国际关系中的合作型博弈，是指相关国家间，达成对各方行为具有约束力协议的博弈，也称之为正和博弈。国家间的合作型博弈，实际上是各自在博弈过程中的妥协。双方或多方合作型博弈过程中形成合作剩余，其在各国家之间如何分配，取决于博弈国家各方的力量对比和技巧运用。因此，妥协必须经过博弈各方的讨价还价，达成共识，进行合作。在这里，合作剩余的分配既是妥协的结果，又是达成妥协的条件。
国家间合作型博弈的基础：信息沟通、协议约束和执行程度。国家间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强调双边和多边联盟内部的信息互通和存在有约束力的可执行契约。国家间的信息互通是形成合作的首要前提和基本条件，能够促使具有双边和多边共同利益的单个国家为了相同的目标而结成双边和多边联盟。然而，联盟能否获得净收益以及如何在双边和多边联盟内部分配净收益，需要有可强制执行的契约来保证。比如，现在存在的国家间双边，或者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形成自由贸易合作区，就是有约束力的，能使参与国家都增加利益的合作型博弈案例。
然而，现实的国际社会和国家博弈中，协议或契约可能是部分可强制执行，而另一部分不能强制执行。一些国家可达成契约，另一些国家却不能够达成契约。在实施过程中，其中有若干部分可执行，其余的部分则不可执行。于是，实际生活中的国家间博弈，大多处于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之间的相机选择。
人类社会面临着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全球各个国家加总的利益需求，与世界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然而，这一矛盾在价格上涨、技术进步和工业化以来的人口成本收益自我控制的过程中，逐步得以解决。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中市场机制的作用，会调节人口、技术与资源之间的平衡。而国际合作关系与全球新政治秩序，所要解决的是市场机制在全球化中失灵的领域。
全球公共空间有限性与国家利益消耗空间资源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格雷特·哈丁1968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共有地悲剧》（Tragedy of Commons），论文揭示了一种人类共有资产的集体困境，即“在共享公有物的社会中，每个人，也就是所有人都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这就是悲剧的所在。每个人都被锁定在一个迫使他在有限范围内无节制地增加牲畜的制度中。毁灭是所有人都奔向的目的地。因为在信奉公有物自由的社会当中，每个人均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最后“公有物自由给所有人带来了毁灭”，这就是所谓的“共有地悲剧”，也称为“哈丁悲剧”。
我们可以将不同的国家看成是一个个家庭，而将世界看成是公共领域。其公共领域包括的内容，有大气、海洋、外太空等等。由于每个国家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大气、海洋和外太空领域，又是公共的领域，如果各自国家之间不进行协商，则每个国家都想更多地利用和消耗这些公共资源，结果可能是全球温度上升，海洋污染和资源枯竭，外太空领域垃圾成灾。最终可能会使人类生存的地球走向毁灭。如一些沿海海拔较低和海洋岛国，大面积的国土有可能被淹没，甚至整个国家将沉入海底。
国际社会优胜劣汰的竞争准则，与尊重生命权，解决世界贫困，缩小国家间发展和贫富差距等等之间的平衡。如果国际社会间也是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行动准则，那么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国家间动辄就以战争方式解决冲突，无辜民众大规模伤亡，人类的生命权利得不到尊重和保护；国家间发展水平会呈现马太效应，一些国家会出现贫困的恶性循环，陷入持续贫困的境地，而另一些国家则越来越富。
实质上，国际社会中，也存在着国家个体主义与国际集体主义、市场机制与公共治理等等之间的矛盾和关系。仅强调后者，人类社会就没有了竞争，就不能进步；而仅重视前者，人类社会的国家间也将恶性竞争，走向灾难。
全球共同价值、协商对话、公共管理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除每一个国家的最高利益外，还应当考虑人类的最高利益。我们需要在这些方面达成共同的看法、价值观和目标：尊重和保护人的生命权和财产权；避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发和使用，防止战争爆发和抑制极端恐怖势力；维护生态和生物的多样性，保护人类共同生活的地球的生态环境；援助低发展中国家，减少全球贫困人口，缩小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
将这些人类公共的发展目标，付诸于行动，首先需要进行对话和协商。建立国家间的对话和沟通机制，避免负和、零和结果的非合作型博弈；进行国家间的集体协商，避免生态环境得不到保护，防止地球村“哈丁”悲剧的发生；协商制定一系列的各国必须遵守的国际公约，形成国际法律体系；建立、改革和完善联合国、国际法院、维和力量、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气候大会等形成的国际政治经济治理结构。
这本书里，如上所述的，我们将经济学的一系列分析方法引入了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的讨论。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分析有其内在的关系，如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整体上是经济分析一个环节套一个环节的逻辑线路，本书的思想、内容和结构也是按照这个逻辑道理和线路展开的。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的经济学范畴和理论，从经济科学本身的研究看，非常复杂，需要大量的数理模型和统计验证等表述。但这本书中，只是将这些经济学理论当成是工具（如剪刀、斧头、改锥、电钻）来研究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问题，没有过多地讨论这些工具本身。因此，我们说，这可能是研究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领域的一个新的分析思路和框架。
（执笔：周天勇）
参考文献：
1.周天勇：《中国向何处去》，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
2.周天勇：《中国梦与中国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3.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熊义杰：《现代博弈论基础》，国防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
5.顾关福：《国际关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王家福：《国际战略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7.周天勇、王长江、王安岭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新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的国际关系
一个国家，最基本的要素是人口和版图。人口与版图地的禀赋资源、空间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平衡讲，人口与版图土地资源之间存在着粮食、能源、铁矿、稀有金属、淡水、森林等资源是否充足和安全等问题；在现代社会中，还衍生出产业安全和人口本身素质及规模安全的问题。
2012年底，中国人口规模为13.54亿，占世界总人口的近19.1%，从1978年算起，人均GDP从155美元提升到了6094美元。趋势显示，经济快速增长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全球石油和钢铁等重要资源的进口，包括对世界环境容量的排放。下一个30或者40年里，要完成工业化，加快城市化的进程，实现10多亿人口的民富国强，将中国建设成一个中等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从中国的人口数量、资源禀赋约束、发展的需求等因素看，意味着中国将更加依赖于全球资源及环境容量的重新分配。发展仍然是中国未来几十年中首位的国家利益，而发展所依赖的资源，又需要从外部进口和平衡，特别是环境排放容量与其他国家协调。因此，中国未来到底有多少人口，需要多少资源和排放容量，发展和生活方式如何转变，如何从外部获得资源，以及与其他国家之间处理环境消耗的关系，不能不是中国基于发展利益之国际战略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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