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在欧洲的国家利益和对欧战略
欧洲是中国重要的战略伙伴，从利益上讲，既不存在领导地位之争，也没有边界领土等涉及双方核心利益的纠葛。
（一）中国在欧洲的国家利益
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欧洲经济陷入发展的困境，接踵而来的2011年欧洲数个国家的债务危机更是给步履蹒跚的欧洲经济雪上加霜，以至于曾经作为地区一体化典范的欧盟以及欧元的最终命运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尽管如此，欧盟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已渐入后现代社会的地区，其雄厚的工业基础，先进的科技实力，完备的市民社会和超越工业社会的人文理念，使其始终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自2003年中欧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欧关系进入面向未来且从战略高度开展协调和合作时期。应该说，中国在欧洲的国家利益是全方位的，体现在政治、经济、安全、外交、文化、科技和全球治理等诸多的领域。
欧洲会统一吗？这无疑是经历当前的欧洲债务危机留给世人极为关心的一个问题。客观而言，欧债危机虽与全球金融危机有关，但其爆发有自身的必然性。究其原因，此次欧债危机主要源于欧洲国家福利制度以及欧元区制度的不可持续。欧债危机福利制度不可持续表现为，一方面是经济长期低迷，增长乏力；另一方面则由于人口老龄化严重，失业人口攀升，福利支出不断增大，导致政府财政赤字和国债越来越大。这一危机反映了欧洲货币联盟制度自诞生起就存在的缺陷：参加欧元区的国家虽然统一了货币，却没有统一的财政、预算、税收，财政开支和预算都由成员国各自说了算。一些财政状况不良的国家利用欧元区低利率的好处滥用发债借债权，为债务危机埋下伏笔。同时，欧盟内部各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应对危机时相互推诿难以形成迅速、有效和统一的解决方案，致使危机久拖不决而成不断扩散恶化之势。换言之，欧债危机之所以爆发更多是出于欧盟社会自身的弊病和一体化进程中的制度短板。2009年12月《里斯本条约》的生效使欧盟在共同防务和集体外交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进展，扩大的欧洲越来越用一个声音说话，表达欧洲自己的立场和关切。如果欧盟能借此危机革新除弊，改革不可持续的社会福利制度，尽快形成欧盟的财政联盟，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将由此而达到另一个新的高度，一个统一的欧洲是可以预期的。如此一来，一个统一而独立的欧洲加上中国和美国，将会在未来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中美欧三足鼎立的全新结构，这对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进展也将是极大的推动。同时，统一的欧洲不仅会在全球层面制约美国，也会在俄罗斯的西部对其形成强有力的战略牵制。特别是一个军事化的北约的存在更会牵制俄罗斯大量的军事资源，无疑会优化中国北部边疆的传统安全环境。从战略平衡的角度看，这将是中国未来长期全球战略的最大关注点。
从外交的层面看，欧洲和美国虽然同属西方阵营，但是，从欧洲特别是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可以看出欧洲并不满意于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垄断。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发挥欧洲更大的作用，重塑历史辉煌是欧洲的夙愿。因此，在促成国际格局多极化方面，中欧是有共同利益的。借重于欧洲的国际抱负和与美国的战略分歧，中国可以获得欧洲的外交支持，减轻来自美国的外交压力。
欧元的存在客观上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我们知道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是建立在两大支柱上的：一是金融主导地位，二是超强的军事实力。作为全球硬通货的美元更是构成了美国金融主导地位的基础。世界对美元的使用，不仅每年为美国带来巨量铸币税收入，为美国统治世界提供了经济基础。而且美元也成为美国打击竞争对手有力的手段，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由于美元贬值日本陷入持续近三十年的经济低迷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欧元的出现改变了美元一家独大的基础，对美元形成了极大的制衡，事实上也在动摇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根基。欧元的出现优化了中国外汇储备的结构，降低了外汇储备损失的风险。同时，美国在打击欧元时的战略、措施与方法，也为人民币走向国际化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借鉴，成为中国学习的一本极好教材。我们可以设想，未来国际金融领域形成欧元、人民币制衡美元的三足鼎立的格局，将从根本上改变国际金融领域不平等、不合理的情势。
在经济贸易、技术引进和对外投资领域，中国在欧洲地区也存在极大的国家利益。2012年欧盟尽管遭受主权债务危机的持续冲击，仍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的地位。中欧双边贸易总值5460.4亿美元，下降3.7%，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4.1%。其中，中国对欧盟出口3339.9亿美元，下降6.2%。自欧盟进口2120.5亿美元，增长0.4%。对欧贸易顺差1219.4亿美元，收窄了15.8%。2011年，中国对欧盟投资额达110亿欧元，欧盟27国对华投资新设企业1743家，投资额为70亿欧元。欧盟是中国第一大的技术供应方，近年来双方的技术合作领域越来越集中于高精尖和战略性支柱产业，如对地观测技术、信息技术和空间技术等。发展是中国的首要国务，加之其出口导向的经济结构，欧盟的市场、技术和资金都是中国所急需的。当前深陷债务危机泥潭的欧洲现在急需外部资金的注入，这为中国的多重投资更是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从文化的层面看，欧洲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发源地，其人文精神与理性思维，特别是欧洲对于现代文明反思所取得的思想成果，对于中国基于传统文化构建契合时代进步的先进文化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剧本。反过来，注重人文精神的欧洲也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一个易于展示的舞台，对于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是大有裨益的。
（二）中国与欧洲的利益关系博弈
相互依存的世界至少意味着这样的一种情势，即国家之间的利益是相互交叠的。中国需要欧洲，欧洲在中国同样也存在着重大利益，甚至是一些核心的关切，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与欧洲在国际舞台上没有国际事务领导权之争，中欧之间更没有边界纠纷这样传统安全领域的纠葛。核心利益上的和谐，使得欧洲可以至少是较为放心地将中国作为在国际舞台上可以借重的力量，以支持自己的国际主张。尽管2009年12月《里斯本条约》的生效使欧盟在共同防务和集体外交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进展，但远不足以改变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实质上是一种单极体系，亦即多极化的世界并没有形成），欧洲在政治和军事上与中国之间存在着一种战略上的相互依赖，并以此平衡美国超强的国际力量和牵制其对国际事务的垄断。
其次，深陷债务危机的欧洲需要来自中国的资金注入，重振欧洲低迷的经济，并恢复国际投资者对欧债和欧洲经济的信心。而中国国内巨大的市场更是欧洲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事实上，欧洲的对华政策已显现出“经济第一”的特征。尽管中欧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利益交叠，而且早在2003年中欧就已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是中欧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亦是严峻的，这是客观事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的冲突，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问题，对华武器禁运政策。
中欧分属不同的文明阵营，两者之间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价值理念方面存在着根本的差异，这种差异又带来两者之间外交理念和外交政策的不同，从而成为制约中欧关系顺利发展的现实和潜在的障碍。中国主张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国家制度和发展模式，将不干涉内政原则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根本出发点。欧洲各国基于历史上最早经历工业文明而来的辉煌记忆和殖民征服所带来西方中心主义的优越感，以救世主的姿态喜欢将自己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灌输于其他的国家，主张人权高于主权。这种高傲的姿态当然也在中欧关系中时有体现，给中欧关系带来不和谐的音符。尤其是近年来欧洲主要国家和欧盟愈益自视为全世界的“价值观教师”，愈益洋溢于“后现代关切”、“后现代实验”、“后现代呼吁”的道德优越感，愈益在言辞和内心两方面蔑视它们看去仍然处于“现代世界”和怀抱“现代价值观”的中国、俄罗斯甚至美国，并且愈益怀有充当未来“世界领导者”的抱负。需要指出的是，欧洲眼中的“世界领导者”更倾向于在理念和观念上领导世界文明前行的方向。
有关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欧盟还在犹豫。欧盟的官方解释是，需要继续考查中国五方面的因素：国家对企业决定的影响；转型及私有化过程取得的进步；审计及企业管理情况；破产规定的情况；财政体制的情况。市场经济地位是与中国利益攸关的问题。欧盟对来自中国的出口产品及企业不断地使用“反倾销”条款，所依据的就是“非市场经济”这张牌。欧盟可以随意拿一个国家的价格来衡量中国出口价格的高低，而不需要举出中国的出口价格低于生产成本的证据。事实上，欧盟手中的这张牌已经来日无多，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与欧盟等国签的协议给了中国一个15年的过渡期，换言之，到2016年中国将自动获得这一地位。关于这一问题，欧洲内部已经出现了分化，德法两国持积极的态度，英国则颇有点坚守到底的味道。
对华武器禁运是1989年欧盟做出的决定。时至今日迫于美国压力和内部分歧，欧盟至今仍维持着这一禁令。更有甚者，欧盟以解禁可能会引起台湾海峡两岸军事力量的失衡和海峡两岸的军备竞赛为由，来维持该项政策的合法性。欧盟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多年，不可能不知道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根本利益问题，而且欧盟还多次重申其一个中国的政策立场不变。但欧盟现在将武器解禁问题与台湾问题挂起钩来，不能不说是对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一大讽刺。
（三）中国的对欧战略
针对中国在欧洲的重大国家利益存在和中欧之间利益关系博弈的现实，在统筹对欧战略时，要避免“镜像”效应的陷阱，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逻辑和思想方法去想象欧洲人将会如何做，而要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去看待欧洲发生的事情，要了解欧洲人决定对华政策的逻辑，以此作为我们制定对欧战略的一个基点。具体来说中国对欧战略大致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继续从战略的高度看待中欧关系，形成与欧洲对话和协调的完整机制，加强中欧社会层面的交流。应该看到中国和欧洲作为国际舞台上的关键行为体，中欧伙伴关系已经超越了双边范畴，应该发掘中欧战略合作的全部潜力，双方的目标应是共同处理带有全球利益和关切的问题。基于这样的定位看待中欧关系必须要有战略的高度，从长远处着手处理中欧之间暂时的分歧。中欧之间既有的对话和协调机制总的来看还是比较完备的，但还不够精致。尤其是《里斯本条约》生效以后，欧洲议会在欧盟预算和欧盟主席的选择和任命上的权力得到了扩展。欧洲议会作为欧洲保守派的大本营，向来对中国的意识形态、人权以及涉藏问题非议频仍、指责不断。加强对欧洲议会的对话、协调和公关已是迫在眉睫，因此，除了官方的议会之间的交流外，需要做好欧洲议会、议员的院外公关，并使之机制化。
中欧关系在顺利发展的同时，一个逆向的现象值得我们特别关注：欧洲民众和欧洲的精英阶层越来越对中欧合作和中国印象持有负面的评价。加强和鼓励中欧社会、民间的交流，在政府间交往的同时，更要注重两个社会的相互了解和互动交流，这对于形成中欧之间的战略互信和相互尊重至关重要。对于欧洲民众尤其是精英阶层所持有的“后现代”的理念要抱有必要的宽容和接纳，对我们自己出境到欧洲的公民要做好必要的礼节和基本知识的教育，从细致处着手，于战略处着眼，做好中欧社会交流工作。
第二，支持欧洲迈向统一的进程和努力，必需时提供必要的帮助；积极发展与欧盟核心国家的双边关系，依此牵制欧盟的对外政策，将统一进程中的欧盟对华政策的不确定性和不利因素降到最低。在战略层面，中国的崛起可与欧洲的统一遥相呼应，从东西两个方向制衡单极体系。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国可以在一些具体的议题上与欧盟合作，打破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垄断。当前，中国可以在保障国家利益和欧盟付诸自身有效努力的前提下有选择的增持欧债，向欧洲地区的实体经济注入资金，极大引进欧洲技术的力度，帮助欧盟摆脱经济低迷的困境。
加强欧盟对外政策的研究，尤其是要关注欧洲智囊的相关研究成果，增加对欧洲媒体、非政府组织的了解。具体说来，针对当前欧盟的“利益置换外交”，以更加务实的态度采取相应的政策，保障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对欧盟力图使27个成员国的对华政策得到有效的协调和统一，避免被中国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调整，中国更加坚定地发展与欧盟核心国家的双边关系，尤其中德、中法关系，利用成熟的双边关系牵制欧盟整体对华政策的极端转向。但要避免中国与欧洲大国发展双边关系时出现“欧洲国家轮流接受中国的订单，轮着受益，然后再轮番批判中国的这种怪现象。”
第三，维护欧元的稳定。欧元与美元的较力实质就是全球霸主地位的争夺。客观而言，诞生十余年的欧元尚不是美元的对手，但作为一个有力的竞争者，欧元的出现正在改变美元一家独大的局面。中国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在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增持欧元，增加欧元的流动性；在中欧贸易中采取以欧元或者人民币结算的方式，摆脱美元的制约；扩大中欧银行间的合作，除伦敦外可以考虑在法兰克福、巴黎等地设立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扩大欧元和人民币的使用，以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给欧元以战略上的支持；针对国际游资对欧元的投机活动，中国可以给予必要的支持。
第四，大力发展中欧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在适当的时候筹建中欧自由贸易区。欧洲在基础工业、高新技术和一些战略性支柱产业领域拥有极强的实力，这些技术是中国急需借鉴和引进的。增加来自欧洲技术的引进，一方面可以降低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双方合作的战略互信。中欧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双方的经济结构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建立中欧自由贸易区不仅可以更大限度地挖掘双方的贸易潜力，而且也为双方企业进入对方市场带来极大的便利，可以更好地促进中欧经济和战略互信的发展。
第五，淡化中欧双方的意识形态冲突。中欧之间意识形态的差异具有根本性，是不可弥补的，但是，在双方交往中要尽可能做到意识形态冲突的低烈度和可控性，不使意识形态的冲突影响到双方关系的大局。针对欧洲所关心的人权问题，中国一方面要坚决抵制欧洲利用所谓的人权议题干涉中国的内政，另一方面中欧双方更要就人权问题建立起顺畅有效的沟通协商制度和机制，避免因为人权议题在双方关系中出现情绪化的倾向。
二、中国在东盟与南海地区的国家利益和中国的南海、东盟战略
东南亚和南海地区的一些国家不仅与中国有着领土领海的接壤，同时也是中国对外贸易投资的重要合作区域。
（一）中国在东盟与南海地区的国家利益
东盟和南海地区对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影响更深也更具体，主要有领土领海权益、战略安全、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力四个方面。
关于领土领海权益。众所周知，南沙群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连同这些岛屿周边的领海也属于中国的国家领土主权范围。但是，随着周边国家不断对我岛礁和领海提出无理的主权要求，南海问题的争议已扩大到6国7方的复杂局面。在南海40多个岛礁中，中国有效控制的只有9个，可谓形势严峻。岛礁不仅涉及露出海面的领土，连同毗邻海域的油气、矿藏、渔业和航运等海洋资源一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权益体系，在这些争端面前我们的利益涉略不可谓不深。
关于战略安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我们要防止和抵御海上东盟国家与美日联手从而形成一条从南海到东海和黄海针对中国的海上军事威胁和封锁线，同时保障马六甲海峡至南海的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二是保障中南半岛上的大陆东盟国家的稳定从而为国内建设提供一个稳定有利的建设环境。无论是海上还是陆地，基于东盟和南海的地缘特征不能不统筹它们对中国在战略安全上的影响。
经济上，中国与东盟在2010年建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2012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值为4000.9亿美元，增长10.2%，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0.3%。其中，中国对东盟出口2042.7亿美元，增长20.1%，为中国对前十大贸易伙伴当中出口增速最快的一个方面。中国自东盟进口1958.2亿美元，增长1.5%；对东盟贸易顺差84.5亿美元高出同期中国进出口总体增速，东盟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继续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位置；中国企业在东盟的投资快速发展，在2011年东盟首次成为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的第一大市场。东盟对于中国优化产业结构进行产业转移和投资贸易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东南亚地区也是人民币国际化最早的试点地区，早在2009年7月，中国启动了一项上海和广东两省四市针对东南亚地区的跨境人民币结算的试点项目，从而迈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实质性步骤。可以说，东南亚作为人民币国家化南下的必经之途发挥着试验田的作用。
政治上，南海和东南亚地区毗邻中国，作为中国的周边地区在验证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消除“中国威胁论”和提升中国国际形象方面发挥着试金石的作用。这种政治上的收益既是暂时的，也是长期的。
（二）中国在本地区的利益关系博弈
近年来中国的周边并不太平，这与中国在南海与东南亚地区与相关国家的利益冲突和战略博弈不无关系。这其中既有领土领海的纠纷，更有由于中国急剧崛起所引起的周边国家的心理不适因素。2009年以来美国重返亚太更是加剧本地区的紧张态势。
首先，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对中国领土和领海的蚕食近年来有了新的变化。客观地讲，南海问题并不是本地区的一个新问题，但是随着2009年美国重返东亚，使得菲越两国似乎看到了制衡中国的新的希望，它们试图借重美国和日本的力量联合向中国施压，将南海问题国家化，牵制中国，妄图实现南海岛屿占领的合法化。另一方面，重返东亚的美国也在借助于南海问题，联合其在本地区的盟友，强化其在本地区的存在，在中国的东部海域形成制衡中国的同盟体系。在东盟内部，菲越等国一直以来试图以南海问题绑架东盟与中国对抗，从而造成了东盟内部的分化。
其次，基于中国的迅速崛起和中国在本地区影响力的扩大，东盟国家越来越表现出对中国的恐惧和戒备心理，担心中国如何对待它的邻国，在这种心理作用下，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也越来越微妙。表现为：东盟在政治上愿意与中国亲近，但并不信任中国，甚至夸大和宣扬“中国威胁论”；在经济上东盟愿意和中国加强合作，但很矛盾，既想牟取经济利益和实惠，又担心在经济上过于依赖中国，资源民族主义不断抬头；在军事和安全上继续依赖美国，排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利用美国来抗衡中国，并且不时挑起事端，制造紧张局势。
再次，由于南海问题的激化和美国重返东亚后对南海航行自由的歪曲宣扬，事实上对中国的南海资源的开发和南海运输安全形成了潜在的威胁。
尽管中国与东盟关系出现了新的特征，并形成了新的博弈特征，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即东盟离不开中国这个巨大的而且还在成长的市场，连同中国在东盟的投资以及双边贸易都成为东盟继续发展的必需。在地区一体化层面，东盟的合作进程事实上依赖于中国的支持以及借重中国力量来制衡域外因素，从而在地区内形成一种力量均衡，以便更好地发挥东盟的规范主导作用。
（三）中国的南海和东盟战略
南海和东盟属于中国的周边地区，但是今年地区态势的演变显然已超出了周边外交所能解决的范畴，我们需要一套完整的东盟战略来优化中国的东南部边疆的环境。
第一，关于领土和领海争端。首先，要树立大国应有的战略自信，向国际社会解释清“南海问题”的实质，其实质说到底是中国与在南海提出领土主张国家之间的双边问题。与陆地上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划界谈判一样，南海岛屿归属和海域划分问题的最终解决，只能由中国与“争议国”之间的双边协商和谈判来解决。仅在涉及第三方时，才需开展第三方协商和谈判，即与域外的国家没有任何关系。因此，要坚决反对南海问题国家化和东盟化。其次，在继续打主权在我的政治宣传仗之外，加大战略资源的投放，塑造于我国有利的战略态势。加强海洋划界争端的法律和国际规则的研究，以此为基础清晰划定岛屿尤其是南海诸岛领海和海洋经济专属区的范围，明确我国在南海诸岛核心利益的空间范围。建立和巩固我国在争议海域的战略立足点，强化我国在争议海域的力量存在。尽快研究出台国家海洋资源开发的中长期规划，加快海洋经济的产业化步伐。大力发展海军力量，尤其是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远洋军事力量投放系统、两栖登陆舰、056级轻型护卫舰为代表的近海作战舰只和VIP潜艇的建设，在提高质量的同时，形成数量规模优势，尽快建成覆盖远海、中海、近海的具有防控、反潜、反导、对地和对舰打击的综合作战能力的现代化海军作战力量。再次，要认识到就目前的态势来看，仅通过政治谈判的和平方式，中国不仅不可能收回其他国家占领的岛礁，而且“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也很难达成共识，落到实处。对此，我们要做好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和战略应对。因此要继续进行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理性原则为指导的和平努力，不怕但要尽量避免与海岛声索国尤其是美国的盟国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探索解决边海争端的新途径。最后，做好军事斗争的制备。如果发生极端冲突，在迫不得已的情势下，选择军事手段，可以考虑先打击菲律宾，然后是越南。在同一时间内，只进行一个目标的战争，以武力的解决形成对其他有关国家的军事压力。
同时，也要将南海问题放在东盟的整体视野下考虑。对东盟国家要分别考虑，对于对中国友好的国家和有纠纷的国家区别对待，形成不同的政治关系，始终保持并扩大东盟中亲华国家的阵营。
第二，在经济层面。首先，进一步发展与东盟的经济合作，进一步强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利益的相互依存态势，在相互依存中提升中国的不对称依赖的实力。针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经济结构上具有很大相似性的特征，加快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转移的速度，拉开与本地区国家在经济结构上的分层，降低它们对中国经济在竞争中的抵触心理。其次，继续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形成中国与东盟更为密切的贸易、投资和产业的深层分工和协作，以此抗衡美国倡议的TPP（尽管它的前景并不确定，但是作为一种倡议，体现了美国主导国际话语权的努力），维护中国在地区经济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再次，继续扩大和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在东南亚的进程和步伐，实施贸易的本币结算，最终实现人民币在东盟地区的事实上的流通。最后，不搞经济侵略，不主动将经济和政治挂钩，但是需要利用经济手段制衡对中国领土和领海等国家利益形成威胁的国家，并在必要时考虑用经济手段打击之，以可能的经济损失制约军事冲突行为。
第三，关于东盟一体化进程。在短期内，支持东盟在地区合作进程中的规范主导地位，但在具体合作的功能领域做到以我为主。长期规划可以选择的策略有二：一是解构东盟，加强与东南亚核心国家如印度尼西亚的双边关系和陆地东盟国家如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等国家的关系，以双边关系制衡地区层面的合作进程；二是中国事实上主导东盟的合作进程，以此作为中国崛起的战略依托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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