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复兴-软实力与中国文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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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21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目标

    21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实现国家的和平崛起。这一奋斗目标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确定国家战略目标的问题,即争取在21世纪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世纪梦想;二是中国发展的具体方式问题,也即是说中国走向强大是通过和平而非武力方式来实现。中国和平发展的政治理想从根本上赋予了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特殊使命,即一方面它必能有助于推动中国实现崛起、真正实现世界强国之梦的伟大目标,而另一方面它又必须能够有助于确保中国的强大是以和平的方式和道路来实现,从而真正实现“和平发展”的历史内涵。所以,中国所追求的世界大国,必定内在地要求它是一个“文化大国”,这是关系到中国能否以大国身份以及以何种方式跻身于世界大国之林的关键所在。结合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及具体的文化国情,未来中国文化的战略框架应当主要包含这样三个层面的内容:

    最基本、也是最为迫切的任务,是实现国家文化安全环境的基本良性发展。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安全主要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的。因为面对西方国家单方面的文化输出和文化扩张,发展中国家不仅在文化产业上面临生存与发展困境,甚至其政治哲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都面临许多来自外部的挑战。当前中国文化安全面临的两个最主要的挑战,一是全球化在文化领域的扩散及其给中国文化主权带来的巨大挑战,这是全球化背景下南北关系在文化领域的反映;二是美国对华文化政策及其给中国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带来的影响,这是中美关系在文化领域的现实写照。自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文化问题干涉中国内政,进而通过文化影响来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曾长期是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冷战结束后中美意识形态对峙明显缓和,意识形态分歧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较此前有所下降,但在政治文化上改变中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选择,最终将中国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仍然是部分美国政要在思考对华关系时的重要考量。这种因素将长期左右中国文化安全环境,进而影响着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走向。

    在国力不断增长的同时,中国还需适时拓展国家文化的战略疆域,发展与世界大国相称的文化影响力。一般地讲,地区大国把自己的地区看作是自己的战略疆域,向本地区其他国家扩展自己的影响力并在这一过程中建立自己的安全范围。而世界大国则把战略边疆推到了本地区之外甚至全世界,并常常由此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由于文化具有可交流性和可传播性,世界大国就能够利用其强大的文化国力自觉或不自觉地建立起远远超出其本土和周边地区的更为广泛的文化战略疆域。文化战略疆域的拓展并非总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产物,它其实是大国强大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存在的客观反映。今天,国力不断上升的中国应当适时考虑文化对外影响力问题,采取积极而非被动的战略策略,积极推动中国文化产品、文化理念走出国门,在让世界尊重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之时,也要尊重并倾听今天中国文化的发展态度和关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建设性意见。文化战略边疆的拓展,是中国成就大国成长的主要标志之一。

    从长远看,中国文化还需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充分展现中国文化存在的世界价值和历史意义。这种贡献,既包括中国在科学、技术、知识创新等方面对世界有更大的贡献,也包括对世界秩序演进、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等更大问题上有自己的思考和设想。比如,世界各国究竟应当以何种方式相处?世界各民族如何能做到相互尊重?人类社会如何才能实现世界大同?对这些问题,以“和合”为本质的中国文化或许能够提供与西方不同的视角和思想。西方人往往从自身历史经验和思维方式出发,看到的多是世界各国、各文明相互冲突的一面,其思考世界时也多持一种现实主义或“霍布斯”式的政治理念。而中国文明却有很大不同,往往从多元和相互包容的角度来看待不同类型的文明与文化,因而对人类的未来发展充满了希望。

    诚如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先生于2012年11月在纽约世界文明论坛上的发言中所言:“从文化层面上,在基督教文明里,总戒备着会有一个敌人从异族中产生;而与之截然不同的是,在儒家文明里,却总在迎候一个远方走来的朋友……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最早发明了火药,却只用它制造庆典和欢迎朋友的爆竹,欧洲人却将中国的火药制造技术发扬光大,发明了敲开中国国门的洋枪大炮。这样,也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当年欧洲的战船从东方掳掠走了不计其数的东方财宝,而郑和下西洋时,船队最多时240多艘船,27000多名随从,散尽财富,浩浩而去,寥寥而归。”近年来,中国相继提出“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的新理念,就是旨在告诉世人,中国将以和平的方式实现自身发展,在实现发展的同时致力于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当前时代的最新发展。走“文化立国”之路,圆“文化大国”之梦,这是中国文化对国家崛起之路的内在规定,也是中国文化对世界发展的重要贡献,因为这将证明人类能够以理智与和平的方式处理好大国崛起引发国际冲突这一千古难题。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讲,世界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与源泉在于文化的多样性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激荡与交融。源自西方推动的全球化进程并不必然意味着西方化或西方世界的一统天下,世界各民族各文明体的平等对话与交往,将随着全球相互依赖的加深而逐步显现,其中亚非发展中世界的各古老文明因其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及现代发展,必然在世界文化多元化和多样性发展中起到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创造了辉煌的文化成就,有力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与发展,当前正在推进的中国复兴进程势必将重现中华古老文明的历史新貌,中国人民也将再次成为人类历史发展之主要创造者和推动者。展望未来,中国真正实现经济富强和文化复兴,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摆脱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面貌、提高数十亿人民的福祉,从国际体系这一宏观角度讲,它还有助于推动世界建立更为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极大改变发展中世界在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中的边缘地位,进一步瓦解西方国家自15、16世纪以来一直绝对主导国际体系的传统格局。这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四、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具体方略

    着眼于成就“文化大国”的战略目标,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具体方略有:

    (一)增强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

    中国文化涵养于五千年的历史之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价值观念和心理情感。中国传统文化以“仁义礼智信”为基础,其主要内核是博大精深的“和合”与“中庸”思想。“和合”强调“和而不同”与多元共存,崇尚“和为贵”、反对战争和征伐,“中庸”主张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这些思想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独特个性,成就了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成分已经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需要根据时代特征对那些落后的、封建的和过于保守的内容加以改造,对那些具有普适性的文化要素及时地加以发扬光大。中国文化的传承与改造需要注意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在中国文化中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观念,使后者内生为中国文化的天然组成部分;二是如何让中国文化及时反映和体现出改革开放进程中涌现出的一些新思维、新观念、新取向,使中国文化更具时代特征和现实关照;三是中国文化也应当及时增加诸如“民主”、“公正”、“平等”、“正义”的价值取向,以增进中国文化的普适性和世界认同。

    (二)以推动中国文化发展模式向外向型转变

    当今世界各国都明显地加快了文化产业化步伐,因为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随着全球范围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文化产业的发展及其现代化程度已经成为衡量各国对外贸易能力进而影响各国综合国力及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因素。针对这种状况制定文化产业化战略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中国应继续强调“请进来”的战略方针,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文化产业理念,在较短的时间内缩短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文化产业方面的差距,迅速建立起自身的文化产业体系并据此实现文化产品的升级换代;另一方面中国也适时地强调“走出去”战略,也即是说中国文化产业在强调引进的同时,应当及时地在战略重心上实现由内向型到外向型的转变,以文化产业及产品的“走出去”为依归来制定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划。中国文化产品只有真正走出国门,中国的文化国力才能得以真正壮大,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才能得以迅速提升。

    (三)推动国际文化间的多边对话与合作

    当前中国在战略观念上已经认识到,丰富的文化资源并不必然意味着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要将文化资源要素转化为文化软实力,必须诉诸积极的文化外交。文化外交与经济外交等一道,成为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中国需要积极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加大对外文化传播的力度,及时向外界展示中国的发展、变化及其与世界的关系。近年来,中国一些主要媒体和电台开始在海外建立自己的传播机构,例如中央电视台于2012年1月建立了首个海外分台——非洲分台,主要聘请非洲人用他们熟悉的语言来讲非洲故事、讲中国故事、讲中非关系的故事,这是一种传播模式的创新。今后,中国不仅需要在传播的技术、技巧和方式上下功夫,还需要进一步提炼自己的传播理念。比如,应该向世界展示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什么样的中国才是真实的?“中国视角”的核心理念是什么?只有这些理念问题搞清楚了,中国的对外传播才能有更大的发展。

    由于文化软实力资源及其作用对象是多元的,因此应针对不同的国别,不同的地区开展富有个性与差异的文化外交。对发展中国家,重点不在于宣传中国古老文化和传统美学,而更多地在于展示中国当下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创新能力,通过中国迅速实现发展这一示范效应增进发展中世界对中国的好感与认同,并在南南合作中赢得应有的国际尊重与良好声誉。对于周边国家,中国应明确传达和平与合作理念,通过宣传“和为贵”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当前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来增信释疑,增加周边国家对中国战略意图的了解。对于西方国家,中国应充分展示当前中国发展的活力与新面貌,突出中国当前发生的社会变迁和现代化进程,多谈谈国家的创新、不断涌现的新思想以及应对诸多问题的新举措。

    文化外交还要重视对国际多边文化机制的参与,通过国际文化规范、规则的制定和修改来反映中国的文化主张,在维护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日益增长的文化利益的同时,也为世界文化的繁荣和不同民族间的互信与理解贡献自己的智慧。历史上,中国曾长期疏离于国际机制的创建与管理,对大多数国际机制应对比较消极,致使中国只能对别国主导的国际制度及相关安排做出应急式的被动反应,从而难以从根本上维护自身应得的权益,也难以扩大在世界的影响力。

    (四)增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相互理解与信任

    当今世界是由不同主权国家构成的,不同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历史传统方面存在不同的特点,在诸如民主、人权等政治理念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差异。当代中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等各方面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从本质上讲,中国与西方国家存在的政治理念的差异,正是世界政治文化多样性的体现。从世界范围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理念都是整个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需要我们去认识、了解。虽然中西方在政治理念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中西方政治理念之间的对话一直未曾间断过,既有政府间的直接对话,也有民间组织、个人、学术团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这些活动有助于推动中西方在价值观念方面的相互理解。可以预见,在短期内试图彻底消解中西方在意识形态认同上的差异实非易事,但通过定期和多层面的沟通与对话以增进各方的互相理解,从而不对双方的总体外交造成负面影响,仍是可能的。

    同时,中国也积极借鉴西方合理的制度理念,积极开展与国外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完善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明建设。中国应及时向国际社会阐明,实现民主、自由和平等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具有不容置疑的普世性。当前中国人民也正在致力于追求政治民主和社会进步。中国一贯坚持“多元共存”与“平等竞争”的文化价值观,以这样的价值观来看待国际上不同文化、不同社会制度的客观存在,以这样的价值观来借鉴和吸收人类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根据中国的实际需要为我所用,同时注重改造和提升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争取让中国文化及价值观念走出国门、惠泽全球。

    (五)维护和拓展国家的文化安全利益

    所谓良性的文化安全环境,是指国家文化的生存与发展面临一个基本安全的外部环境,主要表现为国家的文化主权的完整和国家文化利益的有效维护。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文化政策的核心,并不是一般地占领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市场以获取更多的现实利益,而是旨在全面输出西方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对发展中国家的民众进行彻底的精神征服和信仰改造,企图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充当西方国家的附庸,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对于发达国家这种文化霸权行为及由此带来的文化安全威胁,中国应当采取积极的国家文化安全对策,变被动应付为主动防范,从而更好地维护自身的文化安全利益。在致力于提升国家的文化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的同时,也要增强国家文化安全意识健全文化安全预警机制,在适当时候综合运用法律、行政和市场手段保护自身文化市场和文化利益。在维护国家的文化主权与文化安全的同时,也要避免将文化安全的维护、文化复兴的抱负与狭隘的文化保护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相混淆,避免因简单而盲目的自我封闭而排斥一切异质文化的可取之处。

    五、结 论

    已故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对中国文明充满了信心:“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人类的文明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虽然过去百余年里,中国在科技、教育和现代知识创新方面明显落后于西方,但当前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伴随这一进程而出现的文化繁荣与科技创新热潮,必将显著提高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地位和影响力。中国文化的复兴,不仅将成就中国的大国崛起,实现中国人百余年来孜孜以求的民族梦想,也将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自己的特殊智慧、观念与思想,从而再现东方中国文明的巨大魅力。这一进程虽然不易,但却充满期待。

    (执笔:罗建波)

    参考文献:

    1.Joseph S.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40.

    2.[美]傅立民:《论实力——治国方略与外交艺术》,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3.[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4.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5.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5页。

    6.[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91页。

    7.[英]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徐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页。

    8.《美前驻华公使傅立民谈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

    9.[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4-6页。

    10.[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94页。

    11.[日]池田大作、[英]阿诺德·汤因比:《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荀春生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283-284页。

    12.《社科院:最大限度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成我国教育发展关键》,。

    13.《2011年上半年我国对外发明专利申请持续增长》,。

    14.郑园园:《展示富有创造力的法国——中法文化年法方总协调人隆柏访谈录》,《人民日报》,2004年10月9日。

    15.《2011年全国来华留学生数据统计》,教育部官网,files/moe/s5987/201202/131117.html。

    16.刘长乐:《打开世界文明交融折扇窗》,。

    17.[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18.[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9.[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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