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才兼文史、光白勺文化成就
《旧唐书》评价武则天，“后素多智计，兼涉文史”。“素多智计”，《新唐书》诊释为“权数，诡变无穷”，当然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而“兼涉文史”又有多大涵盖面，深度如何？
史载，武则天有《垂拱集》一百卷、《金轮集》十卷，后散佚。据统计，清代编纂的《全唐文》及《唐文拾遗》、《唐文续拾》，共辑录武则天文四卷99篇，今人已汇编成《武则天集》。有的专家经过多年的研究，又发现武则天遗文61篇。因而武则天文总数应为160篇。主要包括应用文中的词、救、制、政论文和各种碑文。这160篇文章不可能、也无必要全部或大部出自武则天亲笔所撰。但从武则天的文化素养和喜欢大权独揽的个性分析，凡是以她名义颁发的诏救、政论文、碑文和专书，必须经她过目，亦在情理之中。
这里，试以学界公认为武则天亲笔撰写的两块碑文为例，看其文史知识及文学修养究竟达到何种程度。这两篇佳作，就是著名的《述圣纪碑》和《升仙太子碑》。
《述圣纪碑》，武则天撰文，中宗李显书丹，迄今仍矗立在陕西乾陵陵园朱雀门外司马道西侧。撰文、书丹在文明元年（684）二月中宗李显被废为庐陵王之前，立于同年八月安葬高宗时。全文约5600余字（现碑上仅1600余字），这在当时可谓长篇宏论。
碑文后收入多种文献，近年来颇受学术界关注。该文虽然主旨在于颂扬高宗的文治武功，“兴百王之绝典，播十纪之高踢”，“谋臣如雨，猛将如云”，但内涵之丰富，文采之飞扬，骄体运用之熟练，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反映出武则天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深厚的文学功底。这不仅是一篇盛唐初期质量很高的碑文，而且“是中国历史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升仙太子碑并序》，武则天撰文并书丹，迄今仍矗立在河南堰师市府店镇猴山之巅。史载，圣历二年（699），“二月，乙丑（四日）太后幸猴氏，渴升仙太子庙”。又载“二年春二月，戊子，幸篙山，过王子晋庙（即升仙太子庙）。丙申，幸缎山。丁酉，至自篙山”。武则天返回神都洛阳后，于同年六月亲笔撰书了《升仙太子碑并序》，约两千余字。中宗李显复位后于神龙二年（706）八月，由相王李旦奉命刻石立碑。这篇出于一代女皇手书的碑文，如今受到许多学者的交口称赞。通篇借歌颂周灵王太子晋“升仙”的盛况来抒发她对武周皇朝疆域辽阔、国富民强的感叹，“乾坤交泰，阴阳和而风雨调；远肃迩安，兵戈敢而烘烽静”，借描绘“升仙太子庙”的宏伟气势，来讴歌武周盛世的灿烂壮丽。其中，涉及历史故事，道教典故之多，叙述之精神，亦令当今汉文化使者、道教研究专家惊叹不已。无疑这是一篇难得的传世佳作。
武则天擅长书法，尤其精通行草和飞白体。她的书法作品保存至今最完整的，当属《升仙太子碑》。故人品论碑文：“才调之高。古今罕有气匹。”评论其碑额，“碑首‘升仙太子之碑’6个大字飞白书，作鸟形亦佳。飞白书久不传于世，此其仅存者耳。”今人赞美此碑文：“观其书迹，确有功底，有大丈夫之气魄，真不愧是女中豪杰”，其用笔“潇洒流落，翰逸神飞”，“具有雍容华贵不加雕饰之大家风度”；其“书法艺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同时还证明武则天不仅是卓有建树的一代君主又是我国历代帝王中首屈一指的书法家”。这些并非溢美之词。
武则天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据《全唐诗》载，武则天有诗46首，《武后享清庙乐章》10首，共56首。其中最令人乐道的是武则天亲笔三首：
其一，《如意娘》。武则天在感业寺为尼时（650－652）所写。
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
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其二，《腊日宣诏幸上苑》。这首诗是武则天在神都洛阳即皇帝位的第二年（691）所作。
这三首诗，写于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反映出武则天三种不同的心态和意境。《如意娘》写她在感业寺当尼姑时的苦闷和怀念李治时的神魂颠倒，情意缠绵；《腊日宣诏幸上苑》写她当上女皇之后的威严和要让自然百花听命于她的气概；《石涂》诗则是在她的帝位巩固之后，描绘出大周万里江山的风调雨顺、臣民百姓的安居乐业及个人的踌躇满志。这真是三幅绝妙的动态画。如果拿这些诗篇与同时代的上官婉儿甚至“初唐四杰”比较，武氏添列杰出诗人的行列，是当之无愧的。综观其诗文的文史内涵、艺术成就，与她的第一个老公唐太宗比较，亦是毫不逊色的。
音乐舞蹈，唐时合称乐舞，是大唐艺术史卷中最光辉的篇章；而其中武周时期的乐舞，更是绚丽多姿的一页。唐太宗时的《十部乐》，到高宗、武则天时又分为《立部伎》，和《坐部会》。如《圣寿乐》，为歌颂武则天而制的字舞，属立部伎。用五色画衣、优美的舞姿、变化的队形展示“圣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万岁、宝柞弥昌”等16个字。又如《鸟歌万岁乐》，也是武则天时制作的字舞。据说宫中养的一只鸟会叫万岁，武则天于是命乐工制《鸟歌万岁乐》，“舞三人，纬大袖，并画鹤鸽，冠作鸟像”。另有《长寿乐》、《天授乐》，亦分，为武则天长寿、天授年间制作。史载，武则天能自制乐舞。长寿二年（693）正月，武则天享“万象神宫”，以魏王武承嗣为亚献，梁王武三思为终献。武则天“自制宫舞，用舞者九百人”。
武则天更是一位文化鉴赏大家。有专家评价说：“武则天有着过人的文化鉴赏力和理解力，并因此影响到唐代的文化艺术”，这个论点十分中肯。这比她本人写了多少诗文更加重要，因为她是一代女皇，是最高掌权者。她有很高的诗文鉴赏力，如洛阳龙门赛诗会上“夺袍以赐”的故事早已传为佳话。史载，“则天幸洛阳龙，令从官赋诗，右史东方虫，诗先成，则天以锦袍赐之。及（宋）之间诗成，则天称其词愈高，夺虫，锦袍以赏之。”武则天这种过人的诗文鉴赏力，并奖励优胜者，自然也就极大地促进了诗文的发展。武则天对建筑艺术的鉴赏力更异乎寻常，有很高的悟性和热情，经她支持、赞助、鉴赏而保存至今的古建筑，不仅众多而知名度也很高。例如长安大雁塔。唐高宗永徽三年（652），由名僧玄奘法师主持建成，只有5层，砖表土心，不甚坚固。不久塔身逐渐颓坏，经则天女皇批准，于长安年间（701－704）重新修建，高至10层。又例如篙山少林寺。史载，永隆元年（690），则天武后陪高宗前往河南篙山，后又两次从驾幸篙山之奉天宫，并写有《从驾幸少林寺诗》，其后，武则天还曾亲自书赠少林寺僧人，派遣武三思携带金、绢等物前去篙山，请修缮佛寺，以表弟子的诚，再如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卢舍那大佛像。开凿于高宗永徽初年（650），完成于武则天执政时期。据佛座上开元十年（722）补刊的《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像醯记》载：“咸亨三年壬申之岁四月一日，皇后武氏助脂粉钱贰万贯”，从而加速了工程的进度。据说庐舍那佛像丰盈秀目、雍容华贵，面带微笑、君临天下的气概，就是模仿武则天的形象塑造的，因而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最典型的实力当属乾陵的营造。这座规模浩大、气势宏伟的盛唐皇家陵园，始建于高宗病亡的弘道元年（683），至光宅元年（684）八月埋葬高宗时，完成主体工程，到神龙元年（705）基本完成，其主要建筑是在武则天的指导、规划下进行的。它充分体现了武则天的文化鉴赏力和建筑艺术。
武则天何以会有如此高的文化素养和文化鉴赏力？“后素多智计”的“素多”二字，就是指武则天的才能，既有天赋的因素，又有长期受教育的结果。具体地说，一是受父亲武士彠、母亲杨氏的熏陶；二是14岁入皇宫后，受宫中教育特别是受唐太宗、高宗父子的影响。但更应该看到，是唐朝前期文化素质日渐提高的群体氛围，培养和造就了武则天；武则天遭遇坎坷，充满激烈斗争的人生经历，磨炼了她，极大地提高了武则天的文化素养。试想，面对众多学富五车的文臣、久经沙场的武将，她没有渊博的文史知识，没有高超的斗争艺术，能够驾驭、威慑他们吗？是执掌天下权柄的需要，促使她兼涉文史，勤学苦练，做出了光耀史册的文化成就。
（二）兼容三教，促其发展的文化政策
作为一代女皇，武则天在文化史上的贡献，还应着重研究她执政时期推行怎样的文化政策。尽人皆知，在国政文化现象中，思想文化史深层次的，起决定作用的载体和表现。武则天对各种宗教持什么态度呢？论者多认为武则天出于当女皇的政治需要利用佛教，而贬低，排斥道教、儒教。实际上，武则天辅政和独掌政权的44年中虽然出于某种政治需要，有时崇佛，有时尊儒，有时佛道并重，但大体上推行唐初以来奉行的三教兼容、崇佛信道尊儒的文化政策，促其共同发展，并没有用行政手段强行压制、排斥一种宗教。
我们说武则天三教兼容，各为所需，并不等于说她没有固定的宗教信仰。武则天崇佛是一贯的。她于武德七年（624）生于长安。隋唐之际崇佛氛围此时仍笼罩着长安。她的母亲杨氏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受其母亲佛教思想的熏陶，武则天自幼便饭依佛门，正如她后来所说“朕幼崇释教，夙慕归依”。唐太宗死后，她曾入感业寺为尼姑三年多，进一步熟读了佛教经典。她二进宫后，与崇佛的唐高宗日夜相伴，又深受其佛教思想的影响。高宗也是一位崇佛信道尊儒的皇帝。显庆四年（659），僧人智琼等奏请弘护法门寺真身佛塔，高宗即予“钱五千贯、绢五千匹”以充供养，又以绢三千匹令造与自己等身的阿育王像，余钱修塔霆。次年将法门寺佛骨舍利迎入东都洛阳宫内供奉，则天武后“舍所寝衣帐直绢一千匹，为舍利造金棺银撑，数有九重，雕镂穿奇”。
可见二人崇佛极为真诚。至天授元年（690）前后，武则天为了当女皇和巩固武周政权，崇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因为她发现，佛教《大云经》中记载，有一名叫净光的天女，实为菩萨，“为化众生，现受女身”，“女既承正，威服天下”，这使她欣喜不已。天授元年（690）七月，薛怀义与东魏国寺僧法明等撰《大云经》（实为注疏）4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武则天立即下令颁行天下。天授二年（691）四月，则天女皇又下令：“释教宜在道教之上，僧尼处道士之前。”可见武则天与佛的关系，既有发自内心的虔诚信仰，又有出于政治需要的利用。
武则天信道另有原因。她初期信道，是为了迎合高宗崇道的心理，以取得和巩固辅政地位；晚年痴迷道教，以求延年益寿。唐初高祖、太宗、高宗三帝皆崇道，他们自称是道教始祖老子李的后裔。正如台湾一位教授所说：“大唐自谓老子是其始祖，故官方叙三教位次先后为道、儒、佛，甚至天皇（高宗）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遂使老子地位显然远高于先圣（孔子）与佛。”多年生活在长安宫中的武则天，对此自然耳熟能详。上元元年（674），则天武后进号天后，向高宗进言十二事，其中一条是“王公以降皆习《老子》”，把《道德经》指定为王公百官必读的教科书。其后，武则天与许多道士交往很熟。道士郭行真“出入宫掖，为则天行厌胜之术”。
她与道士潘师正、司马承祯等人交往甚密。永隆元年（680）春二月，高宗与则天武后、太子李贤至篙山处士田游岩、道士潘师正住宅拜访，成为声播远近的大事。但自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病亡后，武则天对道教的态度似乎逐渐冷淡下来，究其原因，是由于武则天独掌大权，当女皇的欲望日渐增强，而道教与儒学一样都不能为她当女皇提供根据。于是武则天对佛教情有独钟。待女皇宝座稳固后，她崇佛之心稍淡，信道之举又日渐升温。其显著标志，就是万岁通天元年（696）六月，武则天颁布《僧道并重救》，取消了天授二年（691）四月颁发的《释教在道法上制》。圣历元年（689）正月，又颁布《条流佛道二教制》，说：“佛道二教，同归于善，无为究竟，皆是一家”，从理论上把道教抬到与佛教等同的地位。有学者认为，武则天尊崇道教，除政治上的需要外，还有两大原因，一是“为了烧炼黄金，聚集钱财”，二是“为了求金丹，幻想长生不老”。其实，武则天晚年何以痴迷道教，主要原因是为了延年益寿。万岁通天元年（696）她登封篙山后，以为大周江山已经巩固，天下从此太平，便一味企求长生不老。她赠书道士，“倘蒙九转之余，希遗一丸金药”。她向篙山投放“金简”，表白自己“好乐，长生神仙。”
久视元年（700）五月，她在三阳宫避暑时，因服食胡超（原为僧人后出家学道）所制长生药，改元久视。甚至她晚年选择男宠的条件，亦是会长生术者优先。史载，武则天最后的两个男宠张昌宗、张易之，昌宗是由太平公主推荐的，昌宗又推荐“易之材用过臣，善冶炼药石。即召见，悦之”。
武则天尊儒更多的是出于辅政、治国的需要。在她当上女皇的前后，由于儒家经典那种重男轻女的倾向，使她一度漠然视之。除此之外，她在初期和后期都是大力提倡习读儒家经书的。自汉武帝“罢黝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至迟在隋唐之际儒学已跻身三教之一，并占据着正宗地位。唐初高祖崇道，武德八年（625）下诏“老先，次孔，末后释宗”，确定了道、儒、佛的三教次序。但几年后，太宗便大力提倡儒教，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后来又命颜师古编成《五经定本》，命孔颖达撰写《五经正义》，以儒教为正宗。永徽四年（653）三月高宗“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应该说，当时武则天接触最多的书籍莫过于儒家经典。在武则天命人撰写的著作中，也以儒家类为最多。《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载：“太后尝召文学之士周思茂、范履冰、卫敬业，令撰《玄览》及《古今内范洛各百卷，《青宫纪要》、《少阳正范》各三十卷，《维城典训》、《凤楼新诫》、《孝子·列女传》各20卷，《内范要略》、《乐书要录》各10卷，《百僚新诫》、《兆人本业》各5卷，《臣轨》两卷，并文集120卷，藏于秘阁。”《新唐书·则天顺圣皇后武氏传》载：“后武则天：乃更为太平文治事，大集诸儒禁殿，撰定《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等，大抵千余篇。”其中，至今尚存的《臣轨》，如上文所述是武氏自撰的，广征博引《管子》、《吕氏春秋》、《老子》等书的论断，然而征引最多的则是儒家的五经、《论语》中的词句及臣下事君要“至忠”的思想。这不仅说明武则天精通文史，更能证明她是尊儒的。
武则天晚年对待三教的最大举措，是命令其亲信兼情人张昌宗领衔，由大手笔张说、李娇、沈俭期、宋之问等人修撰，于长安元年（701）编纂成集儒、道、佛三教精品的《三教珠英》。这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一部三教文献汇编。这标志着从唐高祖、太宗开创，高宗继承，至此形成了三教兼容，在竞争中相互交融、共同发展的繁盛局面。三教鼎盛局面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文学、史学、音乐、舞蹈、绘画、学校教育、建筑艺术等各个文化领域的发展，促进了盛唐文明的绚烂多姿。这是武则天在文化史上的重大贡献。
（三）发展科举，提高官僚队伍的文化素质
科举制自隋朝创立，唐初日臻完善，至高宗、武则天时，有了很大发展。武则天在科举制度史上的主要贡献：
第一，开创殿试。殿试是科举制度中制举的最高形式。因考试地点大都在京城殿廷，由皇帝亲临殿廷策问贡举人，故这种考试方式称殿试，又叫廷试。如同所讲述的，史书明确记载殿前试人始于武则天载初元年（690）二月。因此，毫无疑问，殿试是武则天开创的。
第二，初设武举。在武则天掌权之前和执政的初、中期，科举项目虽然较多，但都属于文科举，与武艺无涉。史载，武则天晚年重返长安大明宫的第二年，于长安二年（702）春正月，在长安“初设武举”。武举中有长垛、骑射、马枪、步射、材貌、言语、举重七项，每项皆经考试决出名次。史书又云，武则天“长安二年教人习武艺，其后每岁如明经、进士之法，行乡饮酒礼送于兵部”。已讲过，此不赘述。从此在应试的群体中，除云集大批舞文弄墨的饱学之士，还跃动着许多舞枪弄箭的晓勇将才，无疑，这对于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保卫辽阔的疆土和强身健体，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为后代所继承。
第三，增加制举次数和常举的难度。唐代科举制度主要分常举与制举两种。常举是按“常贡之科”经常举行的考试选官制度，主要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等科目。
制举是由皇帝临时特诏举行的科举考试，即“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举行的次数较少。唐代制举“始于显庆，盛于开元、贞元”。高宗显庆三年（658）二月，设志烈秋霜科，韩思彦及第。武则天执政后，增加了制举次数，从永隆元年（680）至长安二年（702），几乎每年都有制举。同时，增加了常举各科考试内容的难度。
中特别是明经、进士等科。由于制举是皇帝亲自倡导的，甚至亲临策试，因而对科举制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武则天发展科举制度的显著社会效益，就是提高了官僚队伍以及全体知识分子的文化素质。先以宰相集团为例。史书云：“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治要事，其任重矣。”据统计，高祖朝宰相12人，通过科举入仕者只有1人，占宰相总数的8%；太宗朝宰相29人，科举入仕者3人，占10%；高宗朝宰相37人，科举入仕者11人，占23%；而则天朝宰相75人，科举入仕者27人，占30%。比例之大，远超前代。这里的“则天朝”，是指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死后武则天独掌政权的21年，即“武周时期”。而显庆五年（660）以后的高宗朝，实际上也是由武则天参政、辅政的。高宗、则天朝通过科举入仕的宰相逐渐增多，不仅表明门荫制度的日趋衰落，而且标志着宰相集团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再以各朝进士极地者增多为例。高祖朝56认，太宗朝205认，高宗朝555人，则天朝464认。高宗、则天朝总共录取进士1019人，总见科举制的平波发展。魏之谷、杜审言、郭元稹、沈全奇、宋之问、涨钱、苏俄、宋章、张子昂、刘志义、张柬之、贺知章、张九龄等进士，就是在这个时期金榜题名的。章说是在武则天创立“殿试”时显露头角的。他们中有的成为中枢贤相，有的成为文坛巨星，有的成为著名史家，在盛唐文化中大放光彩。因此可以说，武则天发展科举制的贡献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从此文学之士代替了世袭贵胃，逐渐成为唐代官僚队伍的主角，进而提高了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文化素质。
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唐文化。
而唐文化最辉煌绚烂的阶段是盛唐文化。武则天在辅政与独掌大权的44年中，不仅以个人文化成就影响一个时代，更重要的是她推行的兼容三教、发展科举的文化政策，推动了盛唐文化的生机焕发、百花争妍。武则天上承贞观，下启开元，在政绩上是如此，在文化上更是如此。武则天在文化史上的贡献是永载史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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