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而使我想到韦庄的《秦妇吟》。
有些有关唐诗的论著，都肯定此诗富有史料意义，对官军趁混战机会虐害人民的一系列行为的描写，尤有认识价值，也批判了韦庄的阶级偏见，可是在选注本中，却无法选入。无论是京剧的《珠帘寨》和诗歌的《秦妇吟》，其实都没有明文禁止过，可是大家“自然而然”地看作了禁区。直到近几年来，随着党的双百方针的逐步深入，《秦妇吟》才始敢在选注本中露面。
韦庄生活在晚唐至五代初期，也是唐帝国日益腐朽没落时期。僖宗广明元年（880），黄巢军攻占了长安，韦庄困居京师，亲自看到了战争中一些惨烈景象，后至洛阳，乃作此诗。全诗长达一千六百六十余字，篇幅固为唐代叙事诗第一，内容也是以诗歌形式描写黄巢政权在长安活动的绝无仅有的作品。由于有些情节都是亲见亲闻，所以在史料的真实性上远胜于吴伟业的《圆圆曲》。
全诗以一个流亡至洛阳的秦妇为主线，追述她在围城三年中的悲惨经历。诗中布局极为严密，语言也流畅丰润，虽用倒叙手法，却首尾脉络贯通，层次分明。没有高度的艺术修养，没有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很难写出这样作品。
当时洛阳等城市中的人民，无不迫切地等待官军到来。可是官军果真到来了，人民的期望破灭了，也落在更大的劫难中了。在叙述官军进驻洛下时，他先用两句话来点明：“千间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这是说，黄巢军退出后，还留下残余的财物，可是，“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上高风吹白虎。入门下马若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家财既尽骨肉离，今日垂年一身苦。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万家。朝飡[131]山上寻蓬子，夜宿山中卧荻花”。这是说，官军一到，老百姓只能以野草充饥，在野外露宿了。唐诗中也常有写“官不如贼”、“兵匪不分”的，但写得这样尖锐具体的却不多见。孙光宪《北梦琐言》六记《秦妇吟》中因有“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一联，“尔后公卿亦多垂讶，庄乃讳之，时人号《秦妇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内不许垂《秦妇吟》障子，以此止谤，亦无及也”。陈寅恪先生以为这是因为当时唐之大将中，如王建、李师泰等，后来或成为韦庄北面师事的前蜀之主，或成为前蜀开国元勋，恐此诗流传后，“适触新朝宫阃之隐情，所以讳莫如深”[132]。这说法恐不够全面，主要原因，还由于韦诗写官军的残暴过于露骨，尤其是“内库”两句，把唐政权在劫火中的遭遇写得太可怖狼狈，故而引起公卿讶责，也即所谓“谤”，只好不许人家传布。
由于韦庄是一个封建士大夫，他对黄巢政权当然充满敌对情绪，所以诗中也有许多讽刺辱骂的话。但另一方面，黄巢自身也是一千多年前的人，也受着历史给予他的局限，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先进阶级指挥他的枪。他本是盐贩出身，部队中的成员又是鱼龙混杂，其中就有朱温那样的人，他后来便成为五代时的梁太祖。黄巢一进长安，立即登位为大齐皇帝，还用五行“土德生金”的迷信说法，改年号为金统。这一切在当时都是很自然的结果，他不做皇帝又怎么办呢？但也说明他身上背着因袭的封建重担，因而摆脱不掉流寇主义的悲剧色彩。联系到《秦妇吟》中描写的黄巢军一些行动，固然有其偏见的一面，却也并非全然出于捏造。如果说，诗中写官军虐害人民的内容是真实的，那么，他写黄巢军某些反常的行为也应当是可信的，不能认为全是虚构污蔑。我们既要破除对起义军的封建正统偏见，也不能有变相的造神观念。其次，《秦妇吟》中虽然没有直接的心理描写，可是黄巢军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长安后的心理状态，却不难在诗中获得信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部分士兵是不可能保持心理平衡的，一种下意识的报复性心理会促使他们做出反常的行动。
但最使我们感慨的，还是大批无辜的老百姓在双方激战中的惨重牺牲。《旧唐书·僖宗纪》记中和二年（882），唐将“王处存率军二万径入京城，贼伪遁去。京师百姓迎处存，欢呼叫噪。是日军士无部伍，分占宅第，俘掠妓妾”。后来黄巢军重进城中，“黄巢怒百姓欢迎处存，凡壮丁皆杀之，坊市为之流血”。这里也许有夸大之处，但百姓曾被杀戮当是事实。人民起先欢迎官军，而官军则以“分占宅第，俘掠妓妾”来偿报他们；官军败退出城，却又遭到杀戮。《秦妇吟》是文学作品，与历史真实自然有些距离，但诗中描写东西两京人民，在黄巢军与官军混战中的惨痛遭遇，还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这些欢迎官军的老百姓，尽管也有对黄巢军是敌视的，杀就没有必要，也引起人民怨恨。由于韦庄在战争年代接触了不少残酷的现实，所以这首诗的中心意义还是在同情人民的劫难。他对黄巢军方面的一些敌视性的渲染，毋宁说，是我们估计之中的，对官军暴行的严峻揭露，却不能不说是他正直的一面。后来他在蜀为记室，有县令扰民，他为王建草牒，中有“正当凋瘵[133]之秋，好安凋瘵；勿使疮痍之后，复作疮痍”语（见《唐诗纪事》），颇为人传诵，也是从过去的历史创痛中得出的教训，借此引起新朝的鉴戒。
对韦庄《秦妇吟》的评价，大家尽可自由讨论，我的认识可能很错误，但就是这样属于学术上的错误认识，也只有在今天才敢说，才敢发表。“文革”前为了配合学习的需要，《中华活叶文选》曾经选注过《旧唐书·黄巢传》，可是传中记官军小校窦玫，“骁勇无敌，每夜率敢死之士百人，直入京师，放火燔诸门，斩级而还，贼人悚骇”以及黄巢军“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这些情节，都被删去。后面一段，在当时还有删的必要，前面只是写黄军被官军杀败，大概因为长敌人志气，灭义军威风缘故。事实上，黄巢军既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最后则以失败而告终。当时编辑入选的动机，尽管为了配合学习，但他们使用剪刀糨糊时那种提心吊胆的心理状态，今天还可想象得之。编辑也明知道这样做不是好办法，却又觉得这样做“稳当”些。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1958年版中选有左纬的《避贼书事》、《避寇书事》，并对左纬诗艺作了很高的评价，对“贼”与“寇”皆未注，实指北宋末漆园主方腊领导的军队，钱先生当然知道。但在1979年那一版中，左纬的诗就找不到了。我这次选注《宋诗三百首》，却把它入选了。
由《珠帘寨》的上演，又想到周信芳先生的《明末遗恨》。周先生健在时，也辍演好久了。其实，这出戏主要还是在表演明政权的腐败黑暗，大官勋戚如“国丈”之类不顾人民死活，只知享乐纵欲的丑恶行为，崇祯帝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这就莫怪天下大乱了！”也便是哀叹明政权的不得人心，灭亡之不能幸免，可惜周先生连同他的绝技一齐消失了。
时代在不断发展，对古代作品的评论，不可能把某一时期的某些论断就确定为对它的最后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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