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复旦大学公共行政系唐亚林教授认为，对行政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官方之行政管理思想史的变迁，二是被官方采纳的学者之行政管理思想史的变迁，三是介于官方与民间之间乃至纯民间学者之行政管理思想史的变迁。
[3]详阅 Kelleher Theresa，Personal Reflections on the Pursuit of Sagehood: The Life and Journal （Jih-lu）of Wu Yupi（1392-1469），Columbia University，1982，第一章。
[4]〔美〕丹尼尔·雷恩：《管理思想史》，第五版，孙建敏、黄小勇、李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4页。
[5]曹锦清：《如何研究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9页。
[6]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2010，绪论，第3页。
[7]比如，以中国哲学史为例，冯友兰同样出身于西方学科背景，却能以一套一以贯之的西方方法重建中国哲学史。
[8]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绪论，第10页。
[9]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订版），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导言，第1～4页。
[10]朱仁显主编《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第19页。
[11]田兆阳：《中国古代行政学说史》，北京出版社，2010，第4页。
[12]〔韩〕李文永：《〈论语〉、〈孟子〉 和行政学》，宣德五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第4页。
[13]汤浩：《“轴心时代”新理念：先秦诸子行政理念刍言》，岳麓书社，2005，第18～27页。
[14]〔美〕丹尼尔·雷恩：《管理思想史》，第3页。
[15]〔美〕萨拜因：《政治学说史》，邓正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序言，第3页。
[16]〔美〕库珀：《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第五版，张秀琴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序言，第4页。
[17]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后记。
[18]竺乾威：《西方行政学说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编者的话。
[19]谭功荣：《西方公共行政学思想和流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序，第2页。
[20]虞崇胜、杨秀实：《中国行政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目录。
[21]对中国公共管理本土化的尝试，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成福教授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22]如唐兴霖《公共行政学：历史与思想》，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曾峻：《公共管理新论》，人民出版社，2008；周妤：《中国近代行政领导思想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23]学术界后继乏人，核心期刊缺乏公开完全匿名的评审机制，学者功利心重，青年学者待遇太低，学术环境苛刻，这些都制约了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术自由、自发的成长。
[24]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序言。
[25]〔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李柏光、林猛译，商务印书馆，1999，第31页。
[26]〔美〕普拉诺：《政治学分析词典》，胡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第187页。
[27]〔美〕乔治·伯克利、约翰·劳斯：《公共管理的技巧》，丁煌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9～11页。按照伯克利、劳斯的观点，由于具有情境性、变动性和直觉性，所以公共管理其实是一门技巧。而技巧其实是技术的意思。
[28]〔英〕瓦尔·西蒙诺维兹、彼得·皮尔斯：《人格的发展》，唐蕴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该书对当今世界上的人格发展理论做出简明而又清晰的说明。
[29]关于理想人格与意志力思想的研究，参阅朱义禄《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朱义禄：《从圣贤人格到全面发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30]〔美〕约翰·塞尔：《心、脑与科学》，杨音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第10页。
[31]〔美〕约翰·塞尔：《心、脑与科学》，第113页。
[32]（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中华经典普及文库”，中华书局，2006，第18页。
[33]（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第18页。
[34]详见田兆阳《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第一章第二节《姜尚的民本思想和用人之道》，第15～19页。
[35]（汉）司马迁：《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第二》，第197页。
[36]（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第20页。
[37]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订版），第6～7页。
[38]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订版），第7～9页。
[39]《尚书》记载了周公姬旦治政的大量历史事实。对周公治政历史详细的分析，可参阅朱仁显主编《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第二章第二节《尚书中的行政思想》，第26 ～35页。也可参阅王世舜、王翠叶译注的《尚书》，中华书局，2012；（战国）孟子等：《四书五经》，“中华经典普及文库”，中华书局，2009，《尚书》，第213 ～288页。
[40]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教研室编《中国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87页。
[41]〔美〕牟复礼、〔英〕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张书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327～328页。
[42]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教研室编《中国哲学史》，第90页。
[43]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教研室编《中国哲学史》，第90页。
[44]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2010，前言，第23页。
[45]周振甫：《周易译注》，前言，第25页。
[46]周振甫：《周易译注》，前言，第24页。
[47]周振甫：《周易译注》，第1页。
[48]周振甫：《周易译注》，第8页。
[49]周振甫：《周易译注》，第89页。
[50]唐兴霖：《公共行政学：历史与思想》，第420页。
[51]张铭、陆道平：《西方行政管理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第215页。
[52]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第328页。
[53]朱义禄：《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第72页。
[54]有学者考证，《老子》一书曾在公元前522年公开印在大钟上，成为周景王（约前545～前520年在位）改革的治国纲领。该书后因政治内乱和屠杀而差点中断流传。
[55]〔美〕坦嫩鲍姆、舒尔茨：《观念的发明者：西方政治哲学导论》，叶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58页。
[56]王弼：《老子道德经校释》，楼宇烈点校，中华书局，1980，第80章，第190页。
[57]朱义禄：《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第7页。
[58]〔美〕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政治体系章节。
[59]王弼：《老子道德经校释》，第17章，第40页。
[60]王弼：《老子道德经校释》，第22章，第56页。
[61]王弼：《老子道德经校释》，第14章，第32页。
[62]王弼：《老子道德经校释》，第15章，第33页。
[63]王弼：《老子道德经校释》，第12章，第28页。
[64]王弼：《老子道德经校释》，第3章，第8页。
[65]王弼：《老子道德经校释》，第63章，第164页。
[66]王弼：《老子道德经校释》，第64章，第166页。
[67]据研究，公元前529年，当时最强的诸侯国晋国拥有的兵力数约为4000乘，按千乘之国3万人算，晋国仅拥有约12万军人。参阅萧璠《先秦史》，九州出版社，2009，第156～157页。
[68]也有个别国家故意决堤淹没敌对国家的都城。参阅〔美〕黄仁宇《现代中国的历程》，中华书局，2011，第3页。
[69]陈戍国：《四书校注》，岳麓书社，2008，《论语》，第93页。所引四书本出处下同，不另做说明。
[70]《论语》，第96页。
[71]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35页。
[72]《论语》，第168页。
[73]《论语》，第60页。
[74]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43页。
[75]《论语》，第56页。
[76]《论语》，第60页。
[77]《论语》，第79页。
[78]《论语》，第137页。
[79]《论语》，第102页。
[80]《论语》，第75页。
[81]《论语》，第128页。
[82]依据萧公权先生的观点，孔子之重“君子”，非以人治代替法治，而是寓人治于法治之中，可待商榷。参阅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49页。
[83]《论语》，第132页。
[84]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47页。
[85]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44页。
[86]曾子（前505～前436），名参，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南武城人。与其父曾点同学于孔子之门，“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于鲁”。曾子受学孔子门下约十年，虽资质愚钝，但“情商颇高”，性格坚韧，“以道自任”，为人真诚，喜反省，门下弟子70余人。据说孔子的孙子孔伋（字子思，著有《中庸》），曾受学其门下。参阅（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第七》，第414、331页；（宋）汪晫：《曾子·子思子》，陈桐生译注，中华书局，2010，前言，第1～8页。
[87]对行政管理学“逻辑起点”的深入分析，参阅曾峻《公共管理新论》，人民出版社， 2008，第27～31页。
[88]陈戍国：《四书校注》，岳麓书社，2008，《大学》，第2页。
[89]《大学》，第2页。
[90]《大学》，第2页。至善政府观表现为以孝道为价值取向。“家”概念的兴起，体现出曾子对孔子至德政府观的转化。曾子本人是一个很讲孝道的人。据记载，他因为不小心锄断了瓜秧苗而被父亲打昏在地。醒来后，他还安慰他的父亲说是自己的错。孔子针对这件事批评了曾子，主张应该逃跑。如果被打死，更不孝了。而为了体现对后母的孝顺，曾子会把自己的妻子休掉，仅仅是因为他妻子没有把后母要吃的梨子煮熟。参阅（宋）汪晫《曾子·子思子》，陈桐生译注，第48 ～49页。至于对孝的价值、哲学的深入了解，见该书第34～52页。
[9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朱熹补注《大学》道，“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始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见陈戍国《四书校注》，第9页。
[92]“德本利末”，亦可以理解为德主利次，非德财相济说。
[93]学者田广清也注意到，曾子将公职人员的德性修养作为行政管理的根本。参阅田广清《中国领导思想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第61页。
[94]《大学》，第8页。
[95]《大学》，第2页。
[96]《大学》，第2页。
[97]《大学》，第4页。
[98]《大学》，第2～8页。
[99]《大学》，第11页。
[100]《大学》，第12页。注意，曾子显然不同意德与财的双赢互动关系，他骨子里反对财的成长。他说：“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大学》，第12页）这是现代人阅读古书时要注意的地方。
[101]《大学》，第11页。
[102]对曾子人本论行政思想的分析，参阅周妤《中国近代行政领导思想研究》，第34页。
[103]本书所说的“内在政府论”，主要是指政府的成长立基于政府自身权威的成长，主要侧重于自身效能的建设，以满足大众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曾子的德性政府观具有内在充实与发展、和平政府崛起的特性，与商鞅、韩非子的法家政府观完全相反。对内在政府的强调，导致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家庭和谐观念特别厚爱，一定程度上形成两千多年中国文明的“内聚性”，中国也是唯一一个文明没有被中断的古老国家，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对中国文明“内聚性”的深入分析，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册，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359～361页。
[104]〔美〕库珀：《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第五版，第10～11页。
[105]《大学》，第2页。
[106]《大学》，第3页。
[107]政府合法性的缺失，源于政府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失效。在春秋战国时代，国家间的整合机制阙如，因此，曾子寄希望于诸侯国自身整合机制的重建，通过政府自身权威的建设，增加政府施政的有效性，把有效性转化为行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参阅〔德〕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6～7页。
[108]《大学》，第6页。
[109]《大学》，第11页。
[110]〔美〕库珀：《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第五版，第6～7页。
[111]《大学》，第11页。
[112]《大学》，第5页。
[113]《大学》，第8页。
[114]孔伋（前483～前422），字子思，孔鲤（前532～前481，字伯鱼）之子，孔子（前551～前479，字仲尼，排行老二）嫡孙，曾受教于孔子的学生曾参。太史公说其“尝困于宋”，“作《中庸》”。一般认为，孟子受教于子思的门人。《史记·孔子世家》则记子思终年62岁，后世有学者或为82岁之误。宋代学者汪晫编有《子思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15]《中庸》，第34页。
[116]〔美〕库珀：《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第五版，第11页。
[117]《中庸》，第34页。
[118]《中庸》，第20页。
[119]《中庸》，第21页。
[120]《中庸》，第32页。
[121]《中庸》，第32页。
[122]《中庸》，第36页。
[123]《中庸》，第36页。
[124]《中庸》，第36页。
[125]《中庸》，第37页。
[126]《中庸》，第38页。
[127]《中庸》，第45页。
[128]《中庸》，第48页。
[129]《中庸》，第50页。
[130]《中庸》，第38页。
[131]《中庸》，第28页。
[132]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2000，第78页。
[133]（汉）司马迁：《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中华书局，2010，第455页。
[134]（汉）司马迁：《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第455页。
[135]（汉）司马迁：《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第455页。
[136]（汉）司马迁：《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第455页。
[137]（汉）司马迁：《孟子》，方勇译注，“中华书局全注全译丛书”，中华书局，2010，第285页。
[138]明朝末年最后一个勤勉皇帝崇祯，在灭国之际，也在讥笑、讽刺大思想家刘宗周的行治思想，可见时代对思想的影响。
[139]《孟子》，《梁惠王上》，第5页。
[140]《孟子》，《梁惠王上》，第5页。
[141]《孟子》，《滕文公上》，第90页。同样意思的语句，也可见《梁惠王上》，第13页。
[142]《孟子》，《滕文公上》，第90页。
[143]《孟子》，《梁惠王上》，第8页。
[144]《孟子》，《公孙丑上》，第46页。
[145]《孟子》，《尽心上》，第263页。
[146]孟子的民本思想对明清的思想启蒙，尤其对中国近代时期的严复、蔡元培、康有为、陈炽、毕永年、何启、胡礼垣有明显影响。深入的研究参阅朱义禄《孟子答客问》，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240～256页。
[147]《孟子》，《尽心下》，第289页。
[148]《孟子》，《告子上》，第218页。
[149]《孟子》，《公孙丑上》，第59页。
[150]《孟子》，《告子上》，第214页。
[151]《孟子》，《告子上》，第222页。
[152]《孟子》，《告子上》，第222页。
[153]《孟子》，《公孙丑上》，第49页。
[154]《孟子》，《万章上》，第186页。
[155]《孟子》，《离娄下》，第151页。
[156]《孟子》，《离娄下》，第155页。
[157]《孟子》，《滕文公下》，第109页。
[158]《孟子》，《告子下》，第253页。
[159]《孟子》，《尽心上》，第265页。
[160]《孟子》，《离娄上》，第141页。
[161]黎翔凤：《管子校注》，梁运华整理，《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2004。
[162]（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二《管晏列传第二》，第392页。
[163]朱仁显主编《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第二章第三节《管仲的行政思想》，第40页。
[164]朱仁显主编《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第二章第三节《管仲的行政思想》，第44～45页。
[165]（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二《管晏列传第二》，第392页。
[166]对管子思想的深入分析由卓越撰写。参阅朱仁显主编《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第二章第三节《管仲的行政思想》，第35～45页。
[167]（春秋）晏婴：《晏子春秋》，汤化译注，“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中华书局， 2011。
[168]（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二《管晏列传第二》，第392页。作为个人，司马迁特别敬重晏子的高尚人格，他自己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见该书第393页），表达了自己对晏子随和大度、敢于谏言、重视礼仪与善于进退的欣赏。
[169]萧璠：《先秦史》，九州出版社，2009，第146～149页。
[170]董子独立兴办私学的时候，有个习惯，老师与学生之间拉个帘子。后来，他被一个官员（他的一个学生）中伤，他的学生因为不知道是老师写的书，没见过老师的面，把老师抓了起来。最后，董子差一点被判死刑。
[171]一般意义上，先秦行政管理学术思想史应该涵盖法家、农家、阴阳家等，但本书试图凸显中国主流行政管理学术思想史内在的逻辑，对其他各家能略则略。事实上，儒家以其开放的心态不断吸收其他各家好的思想，董仲舒、朱熹就是这样的思想家典范。如汤浩副教授就以现代行政学的视野额外论述了管子、吕不韦、墨子、庄子、荀子、商鞅、韩非子等墨家、法家和杂家的行政理念。
[172]田兆阳：《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第三章第二节《刘邦的治国和用人思想》，第90～96页。刘邦在民间看到有钱的商人趁势夺人田产和子女，所以即位后特别注意对商人的限制，明确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并“重租税以困辱之”，导致部分商人弃商务农。见该书第91页。
[173]（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第六十一》，第703～704页。
[174]（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新注》，商务印书馆，曾振宇、傅永聚注，“泰山学者”项目，2010，第299页。
[175]《春秋繁露新注》，第243页。
[176]《春秋繁露新注》，第244页。
[177]《春秋繁露新注》，第245页。
[178]《春秋繁露新注》，第194页。
[179]《春秋繁露新注》，第345页。
[180]《春秋繁露新注》，第46页。
[181]《春秋繁露新注》，第47页。
[182]《春秋繁露新注》，第206页。
[183]《春秋繁露新注》，第124页。
[184]《春秋繁露新注》，第201页。
[185]《春秋繁露新注》，第48页。
[186]《春秋繁露新注》，第254页。
[187]《春秋繁露新注》，第255页。
[188]《春秋繁露新注》，第255页。
[189]《春秋繁露新注》，第261页。
[190]《春秋繁露新注》，第261页。
[191]《春秋繁露新注》，第261页。
[192]《春秋繁露新注》，第192页。
[193]《春秋繁露新注》，第261页。
[194]《春秋繁露新注》，第116页。
[195]《春秋繁露新注》，第121页。
[196]《春秋繁露新注》，第125页。
[197]《春秋繁露新注》，第225页。
[198]《春秋繁露新注》，第95页。
[199]《春秋繁露新注》，第68～69页。
[200]《春秋繁露新注》，第162页。
[201]当前世界公共政策构建的趋势是，由损益性再分配政策向全赢性效率政策迈进。参阅〔美〕古丁、克林格曼主编《政治科学新手册》，三联书店，2006，第878页。
[202]《春秋繁露新注》，第162页。
[203]《春秋繁露新注》，第162页。
[204]《春秋繁露新注》，第261页。
[205]《老子》，饶尚宽译注，中华书局，2009，第77章，第184页。
[206]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钱穆、饶尚宽认为《老子》一书成于《论语》之后不是没有道理的，值得讨论。见《老子》，饶尚宽译注，前言，第3页。
[207]《春秋繁露新注》，第163页。
[208]朱仁显主编《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第四章第三节《汉武帝的行政思想》，第128 ～133页。
[209]（汉）司马迁：《史记》，卷十《孝文本纪第十》，第96页。
[210]（汉）司马迁：《史记》，卷十《孝文本纪第十》，第91页。
[211]（汉）司马迁：《史记》，卷十《孝文本纪第十》，第92页。
[212]（汉）司马迁：《史记》，卷十《孝文本纪第十》，第93页。
[213]（汉）司马迁：《史记》，卷十《孝文本纪第十》，第97页。
[214]（汉）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三《礼书第一》，第121页。
[215]（汉）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三《礼书第一》，第123页。
[216]（汉）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三《礼书第一》，第123页。
[217]（汉）司马迁：《史记》，卷二十四《乐书第二》，第127页。
[218]（汉）司马迁：《史记》，卷二十四《乐书第二》，第127页。
[219]（汉）司马迁：《史记》，卷二十四《乐书第二》，第127页。
[220]（汉）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八》，第186页。
[221]（汉）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八》，第186页。
[222]（汉）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八》，第189页。
[223]（汉）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八》，第189页。
[224]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订版），第238页。
[225]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订版），第242页。
[226]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订版），第242页。
[227]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订版），第240页。
[228]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订版），第237页。
[229]对刘秀行政管理思想的系统分析，参阅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 （修订版），第237～243页。需要提醒的是，刘秀在皇权集中的过程中，对相权的压制是很明显的。对于威胁皇权的潜在对象，刘秀的打击力度很大；大多数担任大司徒职位的人最终结局都不是很好。
[230]（东汉）王符：《潜夫论》，张觉校注，《古典名著标注读本》，岳麓书社，2008。
[231]朱仁显主编《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第四章第六节《王符的行政思想》，第146～153页。
[232]田兆阳：《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第三章第四节《曹操的法治思想和用人方针》，第105～109页；朱仁显主编《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第五章第二节《曹操的行政思想》，第166～174页。另可参阅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曹操集》，中华书局，2012。
[233]朱仁显主编《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第162页。正是随后司马懿、邓艾在淮南、淮北的大规模屯田，积累了丰裕的物资，使得魏国最终成功兼并蜀国、吴国。《晋书·食货志》载：“今淮北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分休，且佃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土，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逆北临淮水，自钟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泚水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屯田减少了农民的经济压力，增强了军队的物资供给能力，淮河一带出现较为富裕的景象。相反，蜀国在灭亡时，蜀主在降书中陈述了整个蜀国的人口和经济总量，“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米四十馀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采绢各二十万匹，余物称此”。可见，诸葛亮、姜维的常年征战及其过分重视军队建设已经使蜀民疲惫不堪。魏、蜀之间发展政策的迥异，直接导致各自国家和人民的不同历史命运。
[234]朱仁显主编《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第五章第二节《曹操的行政思想》，第172页。
[235]朱仁显主编《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第五章第二节《曹操的行政思想》，第175～185页；田兆阳：《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第三章第五节《诸葛亮的法主德辅的为政思想》，第109～114页。另可参阅《诸葛亮集》，段熙仲、闻旭初编校，中华书局，2012；《诸葛亮集校注》，张连科、管淑珍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236]朱仁显主编《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第五章第二节《曹操的行政思想》，第176页。
[237]但是，在人才的任命上，诸葛亮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如对待马谡等人不如曹操那样有效。因为在战争年代，敌强我弱，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的功效，而不是功未成即斩杀大将，很容易使战争的形势发生变化。诸葛亮过于依赖“直士”，在和平年代有利于社会风气好转，但是，在征战年代多只能依靠军功扭转形势，“直士”的作用不明显。而且每次出征，诸葛亮都亲力亲为，如陈寿所说，“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见（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五诸葛亮传第五》，裴松之注，中华书局，2011，第557页］。另外，诸葛亮压制本土人才，在军事上也不敢重视下属魏延的骑谋伐魏策略，足见其“直”的一面。
[238]（晋）傅玄：《傅子》，四库全书，第69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39]朱仁显主编《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第五章第五节《傅玄的行政思想》，第193～196页。
[240]朱仁显主编《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第166页。
[241]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订版），第329页。
[242]对北魏前期行政管理思想的系统分析，参阅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订版），第327～334页。
[243]朱仁显主编《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第六章第二节《隋文帝的行政思想》，第200 ～210页。
[244]（唐）吴兢：《贞观政要》，卷六《奢纵第二十五》，骈宇骞译注，中华书局，2011，第454页。
[245]对于德性政府的理想蓝图、价值取向和要素，前文已有详细分析。
[246]《贞观政要》，卷五《仁义第十三》，第314页。
[247]详参《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第二》，第29页。需要说明的是，以“理”治国主要是图书管理员出身的魏徵的创见和智慧。他吸收了曹操“以道御人”的治理思想，这一思想被唐太宗系统接受之后，变为一系列的给民众带来实惠的公共政策。魏徵有一套系统的以理治政的思想，如他说“思理则易教”（第39页）、“君心理则照见下非”（第49页）、“救理苍生”（第49页），说明其对“自古理政得失”（第39页）颇有一番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248]《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第二》，第40页。
[249]《贞观政要》，卷一《君道第一》，第21页。
[250]《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第二》，第40页。
[251]《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第二》，第40页。
[252]《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第二》，第26页。
[253]《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第二》，第51页。
[254]《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第二》，第53页。当时的公共舆论普遍认为，唐太宗得“帝王之体”（第53页）。
[255]〔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宋伟杰译，学林出版社，1999，第32页。所谓的“体制内公共领域”，指的是政治体系内政治精英坦诚、自由地公开交流公共政策所形成的交往圈。在哈贝马斯的学术沙龙、座谈会、媒体、论坛等组成的公共领域内，社会自发地汇聚利益表达的信息、意见、建议和政策，上达政治精英。事实上，在君臣与君民纳谏的政治行为过程中，君主可自上而下自觉地打开体制内的公共领域来实现君主政策的合理性、有效性和正义。
[256]《贞观政要》，卷二《任贤第三》，第71页。如贞观元年，唐太宗设宴款待房玄龄、魏徵、李靖、温彦博、戴胄与王珪同知国政。后来，他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王珪的儿子。
[257]《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第二》，第32页。
[258]《贞观政要》，卷二《纳谏第五》，第112页。
[259]朱仁显主编《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第231页。
[260]朱仁显主编《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第237页。
[261]朱仁显主编《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第237页。
[262]朱仁显主编《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第238页。
[263]辽朝建国于907年，国号契丹，938年改国号为辽，983年复称契丹，1066年仍称辽， 1125年被金国灭。
[264]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订版），第十九章第二节《承天后及辽圣宗的政治思想》，第453～454页。
[265]朱仁显主编《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第七章第八节《金世宗的行政思想》，第294 ～300页。
[266]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订版），第十九章第三节《金世宗的吏治思想》，第454～456页。
[267]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订版），第十七章第一节《宋初诸帝强化集权的治国方略》，第388～391页。
[268]诸葛忆兵：《范仲淹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10～11页。
[269]诸葛忆兵：《范仲淹研究》，第132页；李勇光、王蓉贵校点《范仲淹全集》，《答手诏条陈十事》，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答手诏条陈十事》，《范文正奏议》卷上，四库全书，史部第427册，第4～13页；《再进前所陈十事》，《范文正奏议》卷上，四库全书，史部第427册，第13～14页。
[270]诸葛忆兵：《范仲淹研究》，第120页。
[271]诸葛忆兵：《范仲淹研究》，第121～125页。
[272]诸葛忆兵：《范仲淹研究》，第34～39页。
[273]胡适：《记李觏的学说：一个不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载《胡适文存二集》，东亚图书馆1928年影印，第71页。
[274]胡适：《记李觏的学说：一个不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第58～59页。
[275]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商务印书馆版影印1928年民国丛书，第二编卷五，第150～157页。
[276]（宋）李觏：《李觏集》，王国轩校，中华书局，2011，《潜书》，第229页。
[277]据谢善元教授的研究，从至道三年（997）到景祐元年（1034），政府录取的进士总数从109人增加到499人，是原来的近五倍；而从建隆元年（960）到咸平二年（999）约40年间，军人从22万增加到66万，增长了两倍。详见谢善元《李觏之生平与思想》，中华书局，1988，第8～12页。
[278]谢善元：《李觏之生平与思想》，第107～111页。
[279]〔美〕林毓生：《政治秩序与多元文化》，台北：联经公司出版，1989，第368 ～369页。他对“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评判似乎触及中国的发展问题，即价值与事实命题的混淆，运动者总想借价值性道德说服而不是现实的政策分析来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从这个角度讲，李觏实用主义思想试图对传统政府治理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具有很强的经验特性和实用主义色彩，其书一度被称为“医国之书”。见宁裕先《李觏经济思想三题》，《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
[280]（宋）李觏：《李觏集》，《潜书》，第226页。
[281]（宋）李觏：《李觏集》，前言，第2页。
[282]（宋）李觏：《李觏集》，《富国策第二》，第141页。
[283]（宋）李觏：《李觏集》，《潜书》，第223页。
[284]（宋）李觏：《李觏集》，《平土书》，第196页。
[285]（宋）李觏：《李觏集》，《安民策第一》，第174页。
[286]（宋）李觏：《李觏集》，《周礼致太平论》《官人第五》，第112页。
[287]（宋）李觏：《李觏集》，《安民策第六》，第182页。
[288]（宋）李觏：《李觏集》，《安民策第七》，第185页。
[289]（宋）李觏：《李觏集》，《周礼致太平论》《官人第四》，第111页。
[290]（宋）李觏：《李觏集》，前言，第1页。
[291]徐文明：《11世纪的王安石：一个政治家的进退之路》，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第39页。
[292]徐文明：《11世纪的王安石：一个政治家的进退之路》，第62页。
[293]徐文明：《11世纪的王安石：一个政治家的进退之路》，第63页。
[294]邓广铭：《北宋政治家王安石》，三联书店，2007，第10～11页。
[295]（宋）程颢、程颐：《二程集》，卷一《明道先生文存》《奏疏》《上殿劄子》，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2004，第447页。
[296]（宋）程颢、程颐：《二程集》，卷一《上殿劄子》，第447页。
[297]（宋）程颢、程颐：《二程集》，卷一《上殿劄子》，第447页。
[298]（宋）程颢、程颐：《二程集》，卷一《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劄子》，第448页。
[299]（宋）程颢、程颐：《二程集》，卷一《论十事劄子》，第453页。
[300]（宋）程颢、程颐：《二程集》，卷一《论养贤劄子》，第455页。
[301]（宋）程颢、程颐：《二程集》，卷一《上殿劄子》，第447页。
[302]（宋）程颢、程颐：《二程集》，卷七《三学看详文》（元祐元年五月），第562页。
[303]（宋）程颢、程颐：《二程集》，卷七《三学看详文》（元祐元年五月），第562页。
[304]（宋）程颢、程颐：《二程集》，卷七《三学看详文》（元祐元年五月），第563页。
[305]（宋）程颢、程颐：《二程集》，卷七《三学看详文》（元祐元年五月），第562页。
[306]（宋）程颢、程颐：《二程集》，卷七《与人论立赈济法事》，第586页。
[307]束景南：《朱熹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第17页。
[308]束景南：《朱熹研究》，第108页。
[309]束景南：《朱熹研究》，第120页。
[310]束景南：《朱熹研究》，第211页。
[311]束景南：《朱熹研究》，第249页。
[312]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第6～8页。
[313]田兆阳：《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第115～120页。
[314]朱仁显主编《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第210～230页。
[315]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第354页。
[316]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第463页。
[317]朱仁显主编《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第253页。
[318]朱仁显主编《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第七章第九节《忽必烈的行政思想》，第300 ～305页。
[319]〔美〕牟复礼、〔英〕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明代政府》，第8页。
[320]王汉昌、林代昭：《中国古代治政制度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第193～194页。
[321]梁希哲、孟昭信：《明清政治制度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第49页。
[322]梁希哲、孟昭信：《明清政治制度述论》，第47页。
[323]参阅《明太祖实录》卷五、卷二十九，转载自汤纲、南炳文《明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第115页。
[324]张晋藩：《中国古代治政制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第141页。
[325]梁希哲、孟昭信：《明清政治制度述论》，第49页。
[326]梁希哲、孟昭信：《明清政治制度述论》，第54页。
[327]〔美〕牟复礼、〔英〕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明代政府》，第13页。需要指出的是，明初几个帝王甚至继承了元代妃子陪葬的陋习，有点令人惋惜。
[328]王汉昌、林代昭：《中国古代治政制度史略》，第195页。
[329]杜婉言、方志远：《中国政治制度史》第九卷明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3页。
[330]杜婉言、方志远：《中国政治制度史》第九卷明代，第1页。
[331]张晋藩：《中国古代治政制度》，第143页。
[332]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政治不信任”，主要是指公民对政府当局的不信任。本书意义上的“政治不信任”指帝国最高统治者对其属下官员的不信任。
[333]为防止外戚专权，朱元璋晚年曾令李淑妃自尽；为防止太监专权，他曾造铁牌于宫门口。参阅汤纲、南炳文《明史》（上），第58页。
[334]〔美〕蔡石山：《永乐大帝：一个中国帝王的精神肖像》，江正宽译，中华书局，2009，第63～64页。
[335]〔美〕蔡石山：《永乐大帝：一个中国帝王的精神肖像》，江正宽译，第89页。
[336]王汉昌、林代昭：《中国古代治政制度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第196～197页。
[337]〔美〕牟复礼、〔英〕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明代政府》，第70页。
[338]李孔怀：《中国古代政治与行政制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第213页；〔美〕牟复礼、〔英〕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明代政府》，第72～73页。
[339]〔美〕牟复礼、〔英〕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张书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280～282页。另据王其榘教授研究，自1407年后，截至1500年，历任首辅为黄淮（浙江人，任期1年）、解缙（江西人，任期5年）、胡广（江西人，任期10年）、杨荣（福建人，任期6年）、杨士奇（江西人，任期21年）、杨溥（湖北人，任期2年）、曹鼐（河北人，任期3年）、陈循（江西人，任期7年）、徐有贞（江苏人，任期1年）、李贤（河南人，任期9年）、陈文（江西人，任期2年）、彭时（江西人，任期7年）、商辂（浙江人，任期2年）、万安（四川人，任期10年）、刘吉（河北人，任期5年）、徐溥（江苏人，任期6年）、刘健（河南人，任期8年）。参阅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中华书局，1989，附录。
[340]1403～1404年，为了经营北京，朱棣迁徙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往北京，令十恶罪以外的死罪及流放罪举家往北京种田，命部分少田、无田地区人口往北京屯种。见汤纲、南炳文《明史》（上），第137页。
[341]〔美〕蔡石山：《永乐大帝：一个中国帝王的精神肖像》，江正宽译，第27～28页。
[342]汤纲、南炳文：《明史》（上），第137～140页。
[343]〔美〕蔡石山：《永乐大帝：一个中国帝王的精神肖像》，江正宽译，第74页。
[344]〔美〕牟复礼、〔英〕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第352页。
[345]〔美〕牟复礼、〔英〕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第352页。
[346]〔美〕牟复礼、〔英〕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第282页。
[347]〔美〕牟复礼、〔英〕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第354页。
[348]〔美〕牟复礼、〔英〕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第357～358页。
[349]〔美〕牟复礼、〔英〕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第358页。
[350]〔美〕蔡石山：《永乐大帝：一个中国帝王的精神肖像》，江正宽译，第27页。
[351]傅衣凌主编《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第143页。如王振唆使英宗下兵部侍郎狱，借皇帝威望树立自己的权威。参阅汤纲、南炳文《明史》（上），第254页。
[352]傅衣凌主编《明史新编》，第143～146页。
[353]汤纲、南炳文：《明史》（上），第254页。
[354]〔美〕牟复礼、〔英〕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第360页。
[355]梁希哲、孟昭信：《明清政治制度述论》，第129页。
[356]傅衣凌主编《明史新编》，第146～151页。
[357]〔美〕牟复礼、〔英〕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第355页。
[358]刘泽华、汪茂和、王兰仲：《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第138页。
[359]刘泽华、汪茂和、王兰仲：《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第146页。
[360]刘泽华、汪茂和、王兰仲：《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第137页。
[361]刘泽华、汪茂和、王兰仲：《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第77页。
[362]〔美〕牟复礼、〔英〕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第304页。
[363]〔美〕牟复礼、〔英〕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第329页。
[364]〔美〕牟复礼、〔英〕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第373页。
[365]刘泽华、汪茂和、王兰仲：《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第55页。
[366]杜婉言、方志远：《中国政治制度史》第九卷明代，第299页。
[367]杜婉言、方志远：《中国政治制度史》第九卷明代，第336～351页。
[368]〔美〕牟复礼、〔英〕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明代政府》，第92页。
[369]〔美〕牟复礼、〔英〕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明代政府》，第91页。
[370]对朱元璋天道行政观的研究，参阅黄冕堂《论朱元璋的天道观》，《北方论丛》1994年第1期。
[371]（明）朱元璋：《明太祖集》，胡士萼点校，黄山书社，1991，卷十五《道德经序》，第297页。
[372]确切日期是洪武七年十二月甲辰。
[373]朱俊红：《〈道德经〉 四帝注的一点说明》，载唐玄宋、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评注《〈道德经〉 四帝注》，朱俊红整理，海南出版社，2012，第2页。
[374]对朱元璋《御注道德真经》的研究，参阅艾力农《评朱元璋〈御注道德真经〉》，《中州学刊》1986年第5期；周德全：《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与清世祖御注〈道德经〉及其“政道”观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覃孟念：《从御注道德真经看朱元璋的治国之道》，《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2期。覃孟念博士从“无为无不为”“安民”“寡欲”等层面归纳出朱元璋的行政管理思想。
[375]（明）朱元璋：《大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真经》，载《〈道德经〉 四帝注》，第28页。
[376]（明）朱元璋：《大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真经》，载《〈道德经〉 四帝注》，第340页。
[377]（明）朱元璋：《大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真经》，载《〈道德经〉 四帝注》，第190页。
[378]（明）朱元璋：《明太祖集》，胡士萼点校，卷十五《道德经序》，第297页。
[379]这与唐朝贞观之治采用老子道家一派清静无为的行政管理思想一致。老子姓李，颇得唐朝统治者青睐。对朱元璋行政管理思想较为全面的研究，参阅田兆阳《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第一节《朱元璋的安民治吏思想》，第153～162页；葛荃：《朱元璋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思想》，载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第465～474页。田文从安民与恤民、吏治与治吏、崇儒与专制三个方面来展开分析；刘、葛文从天命观、安民与恤民宽和政策、选才与儒生、吏治、君主权威五个方面较为详细地展开了分析，赞扬朱元璋“能够认清形势”，有“杰出的政治才能”（第466页）。
[380]（明）余继登：《典故纪闻》，顾思点校，中华书局，1981，卷三，第40页。
[381]（明）余继登：《典故纪闻》，顾思点校，卷三，第58页。
[382]对于明太祖行政管理思想，学界前辈多有深研。历史学研究方法参阅陈梧桐《论朱元璋的治国思想》，《社会科学丛刊》1985年第1期；傅玉璋：《朱元璋的政治思想》，《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胡岩林：《朱元璋的治国思想》，《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郭厚安：《论朱元璋的治国之道》，《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张德信：《朱元璋政治思想刍议》，《江海学刊》1999年第3期。政治学研究方法参阅唐克军《论朱元璋的国家观念》，《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383]（明）余继登：《典故纪闻》，顾思点校，卷三，第45页。
[384]（明）余继登：《典故纪闻》，顾思点校，卷四，第69～70页。
[385]对于明太祖的富民、养民思想，历来学界论述颇多，研究甚详，如陈梧桐《论朱元璋的“休养生息”政策》，《中州学刊》1984年第2期；毛佩琦：《朱元璋的平民情结》，《人民论坛》2006年第12期；朱玉婷：《朱元璋民本思想初探》，《齐鲁学刊》1999年第5期；周致元：《朱元璋的救荒思想和荒政措施》，《安徽史学》2000年第2期。
[386]（明）余继登：《典故纪闻》，顾思点校，卷四，第73页。
[387]（明）余继登：《典故纪闻》，顾思点校，卷四，第73页。
[388]（明）余继登：《典故纪闻》，顾思点校，卷三，第49页。
[389]（明）余继登：《典故纪闻》，顾思点校，卷四，第63页。
[390]（明）余继登：《典故纪闻》，顾思点校，卷三，第57页。
[391]（明）余继登：《典故纪闻》，顾思点校，卷四，第61页。
[392]《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
[393]谈迁：《国榷》卷三《太祖洪武元年》，张宗祥校点，中华书局，2005，第356页。
[394]《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
[395]《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九；谈迁：《国榷》卷三《太祖洪武二年》，第386页。
[396]《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九。
[397]谈迁：《国榷》卷五《太祖洪武五年》，第468页。至洪武七年（1374）十月庚戌，政府建设的养济院已经收养1760多人。见谈迁《国榷》卷五《太祖洪武七年》，第510页。
[398]《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五；谈迁：《国榷》卷三《太祖洪武元年》，第374页。
[399]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第54页。
[400]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第58页。
[401]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第84页。
[402]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第70页。
[403]对朱元璋严格整顿吏治的详细分析，参阅葛荃教授的论述，见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订版），第472～473页。
[404]谈迁：《国榷》卷三《太祖洪武二年》，第396页。
[405]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第221页。
[406]谈迁：《国榷》卷四《太祖洪武四年》，第451页。
[407]谈迁：《国榷》卷四《太祖洪武三年》，第416页。
[408]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第234页。
[409]谈迁：《国榷》卷三《太祖洪武二年》，第396页。
[410]谈迁：《国榷》卷五《太祖洪武七年》，第498页。
[411]谈迁：《国榷》卷五《太祖洪武七年》，第503页。
[412]谈迁：《国榷》卷六《太祖洪武八年》，第515页。
[413]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第359页。
[414]朱元璋治理乡村社会有一套系统的理念和措施，涉及编制户口、黄册、里甲制度等，参见陈梧桐《朱元璋治理乡村社会的理念与措施》，《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2年第5期。
[415]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第217页。
[416]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第225页。
[417]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第469页。
[418]对乡村老人参与地方事务的研究，参见张德信《朱元璋政治思想刍议》，《江海学刊》1999年第3期。
[419]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第508页。
[420]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第33页。
[421]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第35页。
[422]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第35页。
[423]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第61页。
[424]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第59页。
[425]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第59页。
[426]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第67页。
[427]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第81页。
[428]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第171页。
[429]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第189页。
[430]谈迁：《国榷》卷五《太祖洪武六年》，第483页。
[431]谈迁：《国榷》卷五《太祖洪武七年》，第498页。
[432]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第276页。
[433]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第279页。
[434]谈迁：《国榷》卷六《太祖洪武十年》，第552页。
[435]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第337页。
[436]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第434页。
[437]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第434页。
[438]谈迁：《国榷》卷七《太祖洪武十三年》，第583页。
[439]谈迁：《国榷》卷七《太祖洪武十五年》，第630页。
[440]谈迁：《国榷》卷八《太祖洪武十八年》，第652页。
[441]毛佩琦教授特别注意到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建立内阁制度的历史意义，并认为其是一项“好的制度”。参见毛佩琦《分封·教化·罢相：再论朱元璋立制之得失》，《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442]谈迁：《国榷》卷四《太祖洪武三年》，第418页。
[443]谈迁：《国榷》卷四《太祖洪武三年》，第426页。此书后经补修，共53卷，于嘉靖九年正式刊刻。深入的研究参阅赵克生《〈大明集礼〉 的初修与刊布》，《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3期。
[444]谈迁：《国榷》卷五《太祖洪武五年》，第470页。
[445]谈迁：《国榷》卷五《太祖洪武七年》，第509页。
[446]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第60页。
[447]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第177页。后又于洪武十四年（1381）改建国子学于鸡鸣山下。次年新建太学，是为国子监，旧国子学为应天府学。洪武十七年（1384），再增筑国子监学舍五百间。
[448]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第184页。
[449]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第261页。
[450]谈迁：《国榷》卷六《太祖洪武八年》，第525页。
[451]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第348页。
[452]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第343页。
[453]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第386页。
[454]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第446页。
[455]谈迁：《国榷》卷四《太祖洪武四年》，第448页。
[456]谈迁：《国榷》卷五《太祖洪武六年》，第495页。
[457]谈迁：《国榷》卷四《太祖洪武四年》，第450页。
[458]谈迁：《国榷》卷六《太祖洪武八年》，第520页。
[459]唐克军博士注意到朱元璋采取地方政府间的孤立政策，也注意到朱元璋重视君权、富民的双重性。参见唐克军《论朱元璋的国家观念》，《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460]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第492页。
[461]明史研究专家毛佩琦教授深刻地分析了朱元璋分封制的困局，认为实行分封制是朱元璋一生最大的失误。参见毛佩琦《分封·教化·罢相：再论朱元璋立制之得失》，《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462]赵中南：《宣德皇帝大传》，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第12页。
[463]赵毅、刘国辉：《略论明初“三杨”权势与“仁宣之治”》，《东北师大学报》1997年第1期。
[464]有关朱棣行政管理思想较为全面的研究，参阅张分田《朱棣崇道统、尊理学的政治思想》，载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治政思想史》，第475～478页。张文从尊道统、崇理学两个方面展开分析，详述了朱棣的《圣学心法》，指出其“奉行理学”，以儒学治政，重视孝道礼仪，提出一套“颇为系统的以儒治国的”思想（第475页）。
[465]对朱棣《圣学心法》行政管理思想的研究，参阅毛佩琦《从〈圣学心法〉看明成祖朱棣的治国理想》，载《明史研究》1991年卷，第119～130页。毛佩琦教授对朱棣的行政管理思想论述甚详，他从“敬天法祖、勤身修政”“保民如保赤子”“制礼作乐、明刑弼教”“养士择言、听谏纳言”“听其言观其行”五个层面进行了论述。
[466]（明）朱棣：《圣学心法》，明永乐七年内府刊本，序言，第3页。
[467]（明）朱棣：《圣学心法》，明永乐七年内府刊本，序言，第7页。
[468]（明）朱棣：《圣学心法》，明永乐七年内府刊本，序言，第7页。
[469]（明）朱棣：《圣学心法》，明永乐七年内府刊本，序言，第17页。
[470]（明）朱棣：《圣学心法》，明永乐七年内府刊本，序言，第9页。
[471]（明）朱棣：《圣学心法》，明永乐七年内府刊本，序言，第26页。
[472]（明）朱棣：《圣学心法》，明永乐七年内府刊本，序言，第20页。
[473]（明）朱棣：《圣学心法》，明永乐七年内府刊本，序言，第27页。
[474]（明）朱棣：《圣学心法》，明永乐七年内府刊本，卷一《统言君道》，第55页。
[475]（明）朱棣：《金刚经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序言，第1～2页。
[476]李艺敏：《朱棣〈金刚经集注〉之注家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第1页。
[477]（明）余继登：《典故纪闻》，顾思点校，卷六，第116页。
[478]（明）余继登：《典故纪闻》，顾思点校，卷六，第116页。
[479]（明）余继登：《典故纪闻》，顾思点校，卷六，第104页。
[480]（明）余继登：《典故纪闻》，顾思点校，卷六，第111页。
[481]（明）朱棣：《圣学心法》，明永乐七年内府刊本，卷二《学问》，第33页。
[482]（明）朱棣：《圣学心法》，明永乐七年内府刊本，卷二《学问》，第34页。
[483]（明）朱棣：《圣学心法》，明永乐七年内府刊本，卷二《法天》，第41页。
[484]（明）朱棣：《圣学心法》，明永乐七年内府刊本，卷二《法天》，第41页。
[485]张小平、周少青：《政治合法性视野中的明成祖朱棣：一个范本的解读》，《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作者认为，形象工程的代价是比较大的，“引发严重的铜钱荒和白银荒，宫廷财政亏空严重，经济危机爆发，从建文三年（1401）起到建文十九年（1417），仅仅过了16年，物价就飞涨了三百多倍”。
[486]（明）余继登：《典故纪闻》，顾思点校，卷一，第18页。
[487]傅衣凌主编《明史新编》，第106页。
[488]（明）余继登：《典故纪闻》，顾思点校，卷一，第18页。
[489]（明）谈迁：《国榷》卷十五《成祖永乐八年》，第1046页。
[490]（明）谈迁：《国榷》卷十三《成祖永乐二年》，第941页。
[491]（明）谈迁：《国榷》卷十四《成祖永乐五年》，第997页。
[492]（明）谈迁：《国榷》卷十四《成祖永乐六年》，第1012页。
[493]（明）谈迁：《国榷》卷十五《成祖永乐十年》，第1072页。
[494]（明）谈迁：《国榷》卷十六《成祖永乐十四年》，第1129页。
[495]（明）谈迁：《国榷》卷十三《成祖永乐元年》，第892页。
[496]（明）谈迁：《国榷》卷十三《成祖永乐元年》，第899页。
[497]（明）谈迁：《国榷》卷十三《成祖永乐二年》，第931页。
[498]（明）谈迁：《国榷》卷十四《成祖永乐六年》，第1012页。
[499]（明）谈迁：《国榷》卷十五《成祖永乐八年》，第1035页。
[500]（明）谈迁：《国榷》卷十三《成祖永乐三年》，第949页。
[501]（明）谈迁：《国榷》卷十四《成祖永乐四年》，第981页。
[502]（明）谈迁：《国榷》卷十五《成祖永乐十年》，第1070页。
[503]（明）谈迁：《国榷》卷十三《成祖永乐三年》，第952页。
[504]（明）谈迁：《国榷》卷十四《成祖永乐四年》，第967页。
[505]（明）谈迁：《国榷》卷十四《成祖永乐四年》，第974页。
[506]（明）谈迁：《国榷》卷十四《成祖永乐五年》，第998页。
[507]（明）谈迁：《国榷》卷十四《成祖永乐六年》，第1010页。
[508]（明）谈迁：《国榷》卷十六《成祖永乐十三年》，第1122页。
[509]（明）谈迁：《国榷》卷十六《成祖永乐十五年》，第1139页。
[510]傅衣凌主编《明史新编》，第122页。
[511]傅衣凌主编《明史新编》，第123页。
[512]傅衣凌主编《明史新编》，第127～130页。
[513]（明）谈迁：《国榷》，卷十八《成祖永乐二十二年》，第1228页。
[514]（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十八《成祖永乐二十二年》，第1236页。
[515]（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十八《仁宗洪熙元年》，第1245页。
[516]（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十九《仁宗洪熙元年》，第1272页。
[517]（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十九《仁宗洪熙元年》，第1273页。
[518]（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十九《宣宗宣德元年》，第1282页。
[519]（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十九《宣宗宣德元年》，第1292页。
[520]（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十九《宣宗宣德元年》，第1311页。
[521]（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十九《宣宗宣德元年》，第1312页。
[522]（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二十《宣宗宣德二年》，第1324页。
[523]（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二十《宣宗宣德二年》，第1326页。
[524]（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二十《宣宗宣德二年》，第1332页。
[525]（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二十《宣宗宣德三年》，第1343页。
[526]（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二十《宣宗宣德三年》，第1348页。
[527]（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二十《宣宗宣德三年》，第1348页。
[528]（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二十《宣宗宣德三年》，第1353页。
[529]（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二十一《宣宗宣德四年》，第1370页。
[530]（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二十二《宣宗宣德七年》，第1427页。
[531]（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二十二《宣宗宣德七年》，第1434页。
[532]（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二十二《宣宗宣德八年》，第1447页。
[533]（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二十一《宣宗宣德四年》，第1366页。
[534]（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十九《宣宗宣德元年》，第1308页。
[535]（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二十一《宣宗宣德四年》，第1371页。
[536]（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十九《仁宗洪熙元年》，第1265页。
[537]（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十九《仁宗洪熙元年》，第1265页。
[538]（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二十《宣宗宣德三年》，第1358页。
[539]（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二十一《宣宗宣德四年》，第1377页。
[540]（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十八《成祖永乐二十二年》，第1224页。
[541]（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十八《成祖永乐二十二年》，第1225页。
[542]（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十八《成祖永乐二十二年》，第1228页。
[543]（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十八《成祖永乐二十二年》，第1234页。
[544]汤纲、南炳文：《明史》（上），第149页。
[545]（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十八《仁宗洪熙元年》，第1246页。
[546]（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十九《仁宗洪熙元年》，第1268页。
[547]（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十九《仁宗洪熙元年》，第1276页。
[548]（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十九《仁宗洪熙元年》，第1276页。
[549]（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十九《仁宗洪熙元年》，第1278页。
[550]（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二十一《宣宗宣德四年》，第1370页。
[551]（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二十一《宣宗宣德六年》，第1410页。
[552]《明宣宗实录》卷七十六。此条，谈迁所撰与实录不符，姑且以实录为准。
[553]（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二十一《宣宗宣德六年》，第1414页。
[554]（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二十一《宣宗宣德六年》，第1415页。
[555]（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二十二《宣宗宣德七年》，第1426页。
[556]（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二十二《宣宗宣德七年》，第1439页。
[557]关于官员考核制度的分析，参阅尹选波《明朝仁宣之治与地方治理结构的调整》，《江汉论坛》2009年第9期。据尹选波分析，仁宗有将官员姓名书写于奉天门西序的做法；宣德六年，宣宗正式确定考查外官的次序和方法。在仁、宣二帝看来，通过官员的考核，激励贤能，罢黜庸贪，使优秀有才华的官员踊跃努力工作，使无能、哗众之辈不敢乱为，可极大地改善官场的风气。
[558]对优秀地方官员“久任责成”长期任职制度的分析，参阅尹选波《明朝仁宣之治与地方治理结构的调整》，《江汉论坛》2009年第9期。地方政府要员长期任职主要是通过增加俸禄和品级来实现的，当时不少地方官员的身份和收入比同级别的中央官员高。由于这些官员很难进入中央，而他们对地方事务非常熟悉，对治理流程较为熟练，因此，宣宗尊重当地居民的要求，延长了这些官员的任期。不少知县，如吴祥在蠡县、李信在遵化、房岩在邹县，都超过20年。而况钟在苏州、陈敏在茂州、赵登在湖州，担任知府均超过16年。但大多数官员为9年。
[559]对朝廷官员出任地方知府、知州、知县长官的全面分析，参阅尹选波《明朝仁宣之治与地方治理结构的调整》，《江汉论坛》2009年第9期。据尹选波研究，宣宗的这一制度创新，改变了以前当局优秀官员集中中央的局面，提高了地方政府官员的素质。宣德五年（1430）五月和十一月，宣宗分两次大规模选拔了总计34位德才兼备的中央级官员出任苏州、杭州、常州、广州等重要城市行政长官，并专门训话。事实上，这些官员大多工作勤奋，廉洁自律，而且此后多年在地方政府工作，实现了地方政府管理效能在质上的改善。
[560]宣宗对贪污官吏的打击是比较认真的，如宣德五年正月丙寅，戍边郡县贪污官吏25人，削籍老疾鄙猥55人；是月庚午，又黜17人，怠事14人。见《国榷》，第1383、1384页。
[561]〔美〕蔡石山：《永乐大帝：一个中国帝王的精神肖像》，江正宽译，第85页。
[562]〔美〕蔡石山：《永乐大帝：一个中国帝王的精神肖像》，江正宽译，第86页。
[563]（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十八《成祖永乐二十二年》，第1218页。
[564]（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十八《成祖永乐二十二年》，第1222页。
[565]（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十九《仁宗洪熙元年》，第1269页。
[566]（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二十一《宣宗宣德四年》，第1378页。
[567]尹选波：《明朝仁宣之治与地方治理结构的调整》，《江汉论坛》2009年第9期。
[568]尹选波：《明朝仁宣之治与地方治理结构的调整》，《江汉论坛》2009年第9期。
[569]对明代君臣间信任关系经验的考察，可参阅解扬《治政与事君：吕坤〈实政录〉及其经世思想研究》，三联书店，2011，第4章《变与不变：吕坤对君臣关系的理解和处理》。
[570]赵毅、刘国辉：《略论明初“三杨”权势与“仁宣之治”》，第32页。
[571]（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二十《宣宗宣德三年》，第1360页。
[572]（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二十一《宣宗宣德四年》，第1368页。
[573]（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二十一《宣宗宣德四年》，第1372页。
[574]（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二十一《宣宗宣德四年》，第1377页。
[575]（清）查继佐：《罪惟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第二册帝纪卷五，第109页。
[576]对“治道”概念的流变，可参阅方军《王符治道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黎红雷教授的序言。
[577]（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二十《宣宗宣德二年》，第1319页。
[578]《崇仁县志》（《吴与弼》），同治年间编印；《明史·儒林传》；《明儒学案》，《黄宗羲全集》第七册的《师说》《崇仁学案》。
[579]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116页。
[580]关于崇仁学派的宗教性（学理资料来源于《中庸》一书），参阅钟彩钧《吴康斋的生活与学术》，台北：《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十期，1998，第316页。康斋自得儿子之后，深感天地之敬，发愤致力于教学，严立师道，40岁后通过制定严格的学规约束来学学生，非涣散的儒家传统私人讲学。康斋“得罪”了泛泛来往之辈如罗伦、廖简等人，是其严格的学规所致。
[581]钟彩钧：《吴康斋的生活与学术》，台北：《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十期，1998，第316页。
[582]朱汉民：《吴与弼的教育思想和明代心学思潮》，《江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
[583]张学智：《明代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39页。
[584]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1987，第146页。
[585]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第147页。
[586]《明儒学案》（《莫晋序》）。莫晋（1761～1826），字锡三，号宝斋，浙江绍兴会稽人。乾隆六十年榜眼，官户部侍郎。
[587]据《江西通志》卷二十一载，小陂书院在崇仁县小陂。正统年间，吴康斋讲学于此。时陈献章、胡居仁、胡九韶诸儒俱从焉，后为祠，亦名康斋书院。清同治年间编印的《崇仁志》尚有康斋书院祠。嘉靖三年（1524），知县黄铎在崇仁昭清观故址建吴康斋祠。湛若水弟子曾汝檀任抚州知府时，在府治顺化门外立三贤祠，祀象山、草芦和康斋三人，湛若水有记。万历中知县刘昌重修，邹元标有记。事具见《江西通志》卷一百零九、卷一百三十一，《闵中理学渊源考》卷八十二《运使曾惟馨先生汝檀》，《大清一统志》卷二百四十六。
[588]李贤：《古穰集》卷二十九，四库全书，第124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785页。
[589]李贤：《古穰集》卷八，四库全书，第1244册，第559～562页。
[590]天顺二年（1458），吴与弼66岁，二月甲午，太监曹隆从北京冒寒来崇仁小陂传谕，要求吴与弼上京听封。三月十六日，吴与弼与儿子璇庆等人上北京，走京杭大运河水路。五月十六日，被英宗引见，并被授左春访左谕德。此日，吴与弼上辞官第一本。五月十七日，吴与弼上辞官第二本，二十二日英宗不允，上辞官第三本。不允，再上辞官第四本，获允，并作《陈言十事》，包括崇圣志、广圣学、隆圣德、子庶民、谨命令、敦教化、请百僚、齐庶政、广言路、君相一德同心共十条。五月二十二日，吴与弼给内阁大臣讲《中庸》，有诗歌“前年今日说中庸，内阁群英眷注浓。分惠御桃尝主客，归鞭姜米步从容”。七月二十一日，写《跋忠国公石亨族谱》，自称“门下士”。八月初四，吴与弼获英宗于文化殿接见。八月初七，正式准归。为大学士李贤退食之所，写《浣斋记》。为郎中孙茂，员外郎秦颙、倪让，主事孙曰让、张永等写《尚友轩记》。回程，太监曹隆等人护送。十月十二日，到家。“郡侯，临川、崇仁二县官，郡县师生皆会于此。”
[591]哈佛历史学家包弼德特别欣赏康斋的德性政府观，他深入地分析了康斋德性政府说所具有的道德性和凸显的社会资本特色。参阅〔美〕包弼德《历史上的理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592]克理和的博士学位论文——《成圣的亲证：吴与弼的生活和日记（1392 ～1469）》，是在汉学大师狄百瑞（Wm.T. de Bary）和陈荣捷等教授指导下写完的，尝试从理性与科学的角度来重新解释吴与弼教法和圣贤之路，是目前为止对于吴与弼思想研究较完备的专著。Kelleher Theresa，Personal Reflections on the Pursuit of Sagehood: The Life and Journal（Jih-lu）of Wu Yu-pi（1392-1469），Columbia University，1982。
[593]（明）吴与弼：《康斋集》，四库全书，集部第125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版， 1987，卷八《陈言十事》，第510～511页。所引《康斋集》出处同，不赘。
[594]（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八《陈言十事》，第510～511页。
[595]（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八《陈言十事》，第511页。
[596]（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八《陈言十事》，第511页。
[597]（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八《陈言十事》，第511页。
[598]（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八《陈言十事》，第511页。
[599]（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八《陈言十事》，第511页。
[600]（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十一《日录》，第566页。时为1425年，乙巳，明仁宗朱高炽洪熙元年，康斋33岁。
[601]（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八《陈言十事》，第512页。
[602]（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八《陈言十事》，第511页。
[603]（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八《陈言十事》，第512页。
[60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国前总理以“大众的福利”来命名他的治国思想。参见〔德〕艾哈德《大众的福利》，丁建新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
[605]（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八《陈言十事》，第512页。
[606]（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八《陈言十事》，第512页。
[607]（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八《陈言十事》，第512页。
[608]这就是传统儒家的法律观所具有的工具主义色彩。在传统儒家看来，人文主义的教育应该是首要的。法律仅仅是一个替代产物，仅仅在教育失效的时刻和地方，才有法律措施的治理空间。我们可以称之为“教先、德主和法辅”的人文主义治理思想，而且这样一种思想一直成为传统治国的主流模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行政思想没有构建法治主义传统。
[609]对训导制度的专门论述，参见〔美〕林德布罗姆《政治与市场》，王逸舟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610]（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八《陈言十事》，第513页。
[611]（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八《陈言十事》，第512页。
[612]（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八《陈言十事》，第512页。
[613]（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八《陈言十事》，第513页。
[614]〔美〕牟复礼、〔英〕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张书生等译，第331页。
[615]（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八《陈言十事》，第513页。
[616]（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八《陈言十事》，第513页。
[617]（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八《陈言十事》，第513页。
[618]（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八《陈言十事》，第513页。
[619]（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八《陈言十事》，第513页。
[620]开放社会其实就是自由民主多元的现代社会。经济上，实行无障碍式商品交换；政治上，实行公开公平的竞争型差额选举；文化上，兼容并包；信仰上，自由、包容。参见〔英〕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陆衡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布赖恩·马吉：《开放社会之父：波普尔》，南砚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101页。
[621]（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八《陈言十事》，第513页。
[622]（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八《陈言十事》，第513页。
[623]（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八《陈言十事》，第513～514页。
[624]1457年初，在大学士李贤的鼓动下，翰林学士徐有贞、武清侯石亨、九门都督张、左？都御史杨善、太监曹吉祥等五人，趁着景泰皇帝朱祁钰有病，突然发动兵变，逮捕了朱祁钰，而让被软禁七年的正统皇帝英宗重新登上了皇位。
[625]〔美〕牟复礼、〔英〕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第332页。
[626]〔美〕圣吉：《第五项修炼》，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3页。
[627]〔德〕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154页。
[628]张康之：《公共管理伦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92页。
[629]马骏、张成福、何艳玲编《反思中国公共行政学：危机与重建》，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第90页。
[630]〔美〕包弼德：《历史上的理学》， 〔新加坡〕王昌伟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第132页。
[631]〔美〕包弼德：《历史上的理学》，第129页。
[632]〔美〕包弼德：《历史上的理学》，第130页。
[63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2000，第83页。
[634]（明）吴与弼：《康斋集》卷九《丰城曲江熊氏族谱序》，第552页。
[635]（明）吴与弼：《康斋集》卷九《吕氏族谱序》，第540页。
[636]李文冶、江太新：《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65、70页。
[637]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第39～40页。
[638]台湾学者钟彩钧注意到吴与弼推动修谱的积极意义和时代特点。参见钟彩钧《吴康斋的生活与学术》，台北：《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十期，1998，第269～316页。
[639]详细的研究参阅〔美〕包弼德《历史上的理学》，第87页。
[640]（明）吴与弼：《康斋集》卷九《萝溪胡氏族谱序》，第533页。
[641]（明）吴与弼：《康斋集》卷九《五峰李氏族谱序》，第533页。
[642]（明）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二《崇仁学案二》，中华书局，2010，第45～46页；（清）张廷玉等编《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列传170《儒林一》。
[643]（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八《与九韶子濡帖》，第523～524页。
[644]（明）吴与弼：《康斋集》卷九《萝溪胡氏族谱序》，第535页。
[645]（明）吴与弼：《康斋集》卷九《五峰余氏族谱序》，第535页。
[646]（明）吴与弼：《康斋集》卷九《韩家岭周氏族谱序》，第535页。
[647]（明）吴与弼：《康斋集》卷九《樟溪王氏家谱序》，第536页。
[648]（明）吴与弼：《康斋集》卷九《吉塘张氏族谱序》，第536页。
[649]（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八《答周圻书》，第525页。
[650]（明）吴与弼：《康斋集》卷三《赠娄谅归上饶》 （并序），第414页。吴与弼记载道：“上饶郡庠生周文、娄谅承其府主命来学。谅得寒疾归，裁此且赠其行：稚志谆谆在广居，闲侯盛德远吹嘘。独怜樗散空衰迈，丽泽何时重起予。”娄谅另一同学周文，颇勇迈，游学约半年归家，吴与弼赠有《赠周文东归》。
[651]吴与弼第四大弟子胡居仁有类似记载。他说：“上饶娄君克贞，予同门友也。所居东有重屋，为燕朋讲学之所。每遇有学之士，则延于其间，相与讨论。景泰癸酉冬，吾康斋先生尝登焉，因书‘芸阁’二字以贻之。”载（明）胡居仁《胡敬斋集》，中华书局， 1985，卷二《芸阁记》，第46页。
[652]（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四《与周文、娄谅二生》，第428页。吴与弼吟诗道：“自欢虚名忝士林，殷勤孤负二生心。莫云春树他年梦，杰阁高轩记短呤。”
[653]（明）吴与弼：《康斋集》卷九《上饶娄氏家谱序》，第545～546页；卷四《宿上饶娄氏怡老堂》，第432页。在给娄谅同村学友周文写的族谱序中，吴与弼说：“正统戊辰，文与其友娄谅游馆下以语予。后五年，予自金陵经贵郡，青灯话旧。娄氏之堂，昔者之来，跋涉晨昏，忘其饥渴。盖当是时，惟懿德是。尚而不知踈薄之无，足与徒虚誉是信，而不知实德，则病是以误生之辱也。虽然予覆辙宜戒，而生夙志，不可以不笃世德，不可以不求坚金兰之谊，增华谱之重！顾自力何如耳？”由此可见其劝学生求学之心。见（明）吴与弼《康斋集》卷九《上饶周氏族谱序》，第546页。
[654]（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十《天恩堂记》，第560页。按吴与弼的本意是入闽，迂道上饶看望娄谅、周文。但据其诗歌，没有福建区域的诗歌，可能是天气原因。最后，吴与弼放弃入闽计划。天顺六年（1462）壬午，70岁的吴与弼去福建，跋涉武夷山水，访朱子遗迹，申愿学之志，过建阳考亭书院、武夷、崇安等地。
[655]（明）夏尚朴：《东岩集》，四库全书，第1271册，卷五《娄一斋先生行实》，第41页。
[656]（明）夏尚朴：《东岩集》，四库全书，第1271册，卷一《语录》，第9页。
[657]（明）夏尚朴：《东岩集》，四库全书，第1271册，卷一《语录》，第9页。
[658]（明）夏尚朴：《东岩集》，四库全书，第1271册，卷一《语录》，第15页。
[659]（明）夏尚朴：《东岩集》，四库全书，第1271册，卷五《娄一斋先生行实》，第41 ～42页。
[660]〔美〕包弼德：《历史上的理学》，第163页。
[661]（明）娄性：《皇明政要后序》，《皇明政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46册，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第343页。
[662]（明）娄性：《皇明政要》，第191～193页。
[663]（明）娄性：《皇明政要》，第344页。
[664]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号石斋、白沙，广东江门新会白沙人。创立江门学派，万历十三年（1585）被崇祀孔庙。
[665]（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十《孝思堂记》，第559页。
[666]（明）章衮：《陈白沙挽康斋诗》，《章介庵文集》卷十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齐鲁书社，1995，第81册。
[667]（明）陈献章：《跋张声远藏康斋真迹后》，《陈献章集》卷一，孙通海点校，中华书局， 1987，第67～68页。
[668]（明）陈献章：《书〈玉枕山诗话〉后》，《陈献章集》，第70～71页。
[669]（明）陈献章：《过康斋吴与弼先生墓》，《陈献章集》卷五，第496～497页。
[670]（明）陈献章：《祭先师康斋墓文》，《陈献章集》卷一，第107页。
[671]（明）陈献章：《书莲塘书屋册后》，《陈献章集》卷一，第64～65页。
[672]胡居仁（1434～1484），字叔心，号敬斋，江西余干县梅港人，著有《胡文敬公集》《居业录》等书。万历十三年（1585）被崇祀孔庙。
[673]（明）胡居仁：《胡敬斋集》卷一《奉于先生》，中华书局，1985，第9页。
[674]（明）胡居仁：《胡敬斋集》卷二《芸阁记》，第46页。
[675]“壬申岁始师于于先生凖，至甲戌岁复游康斋先生之门，始知圣贤之学，不在于言语文字之间，而在于身心德行之实，故追前非欲求自新之实。但终以驽庸之才，不堪鞭策而进也。思与二三同志，别求燕闲之地，以共讲其所闻而不可得。于是乡党某等捐割已资，即幽旷之地，构屋数间以为，群居讲学之所至。壬午三月师吴与弼经历至所，赐之扁曰礼吾书舍。盖因其地而寓号焉。”（明）胡居仁：《胡敬斋集》卷一《上邑宰》，第24页。
[676]（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六《适闽稿》。
[677]（明）胡居仁：《胡敬斋集》卷三《看东山书院旧址》，第82页。
[678]（明）胡居仁：《胡敬斋集》卷三《看东山书院旧址》，第82页。
[679]（明）胡居仁：《胡敬斋集》卷二《丽泽堂学约》（并序），第72页；杨希闵编《胡文敬公年谱》，载《宋明理学家年谱》第10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第237～238页。
[680]（明）胡居仁：《胡敬斋集》卷二《芸阁记》，第46页。
[681]（明）杨廉：《杨文恪公集》卷六十二，《祭一斋先生文》，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影印山东省图书馆藏明刻本，第1333册，第116～117页。
[682]（明）张岳：《吏部右侍郎韧斋余公佑神道碑》，载焦竑《献征录》卷二十六《吏部三》（侍郎），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2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张岳（1492 ～1553），字维乔，号净峰，福建惠安县人，1517年进士。历广西提学佥事、四川总督等，著有《小山类稿》（林海权、徐启庭点校，福建人民出版社，《八闽文献丛刊》， 2000）。
[683]（明）余祐辑《文公先生经世大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6册，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第699页。
[684]（明）余祐辑《文公先生经世大训》，《文公先生经世大训序》，第697页。
[685]（明）余祐辑《文公先生经世大训》，《文公先生经世大训序》，第697页。
[686]（明）余祐辑《文公先生经世大训》，子部第7册，第53页。
[687]（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六《诗》《书郑伉卷子毕偶成》，第464页。
[688]（明）郑善夫：《敬斋郑先生伉墓表》，载（明）焦竑编《国朝献征录》，第140卷《儒林》。
[689]（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六《诗》《宿郑氏村居》，第480页。
[690]笔者于2010年9月29日上午，趁第三届衢州国际儒学论坛会议之便，从衢州到达常山县招贤镇，途中转车去象湖村（常山最大的自然村），在象湖村民（多有中老年妇女）帮忙下，尤其是在村民郑立红的指引下，得以在郑尚仁老人家里查阅其珍稀族谱。
[691]郑善夫：《敬斋郑先生伉墓表》，载（明）焦竑编《国朝献征录》，第140卷《儒林》。
[692]（明）吴与弼：《康斋集》卷七《诗》《赠祁门四生》，第485页。
[693]（明）吴与弼：《康斋集》卷七《诗》《别旧生祈门谢复、谢希、林饶晋》，第490页。
[694]（明）谢复：《书白沙先生诗藁后》，载黄宗羲编《明文海》，中华书局，1987，第259卷。
[695]（明）吴与弼：《康斋集》卷七《诗》《赠别程庸牛演》，第493页。
[696]（明）吴与弼：《康斋集》卷九《序》《丰安程氏族谱序》，第534页。吴与弼曾宿其家，也曾与其在杭州西湖游玩。程庸颇爱读书，曾抄录《朱子语录》。吴与弼赠诗歌：“陈迹依稀慨昔游，寒窗遥夜意悠悠。他年萍水重相念，何处西风独倚楼。”（《程庸以种湖所书拙字及鄙句见示怅然有作》）“准拟名山复并游，朔风无奈日飕飕。金陵已失连枝喜，无会仍为落叶愁。南指片帆应迅速，北来行李莫淹留。丹枫黄菊同归梦，定约三衢兴信州。”（《钱塘留柬程庸》）“旅思摇摇倦淹泊，息肩重喜登新阁。阁中无物不堪夸，举目咫尺皆真乐。赋诗不尽析薪情，负荷丁宁二雏学。”（《题程庸读书阁》）“皇华岭畔又奇峰，峰上新亭结构雄。亭子主人良得意，来游多侣共春风。”（《同程庸诸生游集庆亭》）“二生忽喜后先来，无德相资愧尔才。黄卷有师当自勉，闽关濂洛是梯阶。”（朱子云四子六经之阶梯近似缘四子之阶梯《程庸承府主命李观光，章取则皆集小陂讲颜子》）吴与弼写道：“程庸、李章者尝一宿于其家而承其父祖之欢。庸族父志宏尝述其世系一通，尊公希善仿欧阳法复为之谱，命庸以请序。”（《丰安程氏族谱序》）
[697]（明）吴与弼：《康斋集》卷七《诗》《下窑寺赠牛演》，第493页。
[698]（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十二《铭》《牛君墓志铭》，第590～591页。吴与弼与其家族交往较多，说“我实由于仲氏而君固一致焉。托门墙仅四十载，偶然而已哉”。
[699]（明）吴与弼：《康斋集》卷九《临川陈氏家谱序》，第531页。
[700]（明）吴与弼：《康斋集》卷九《务东周氏家谱序》，第539～540页。
[701]（明）吴与弼：《康斋集》卷九《裴氏族谱序》，第540页。（明）吴与弼：《康斋集》卷九《务东周氏家谱序》，第539～540页。
[702]（明）吴与弼：《康斋集》卷九《彭原李氏族谱序》，第539页。
[703]（明）吴与弼：《康斋集》卷九《潭江潘氏家谱序》，第537～538页。
[704]（明）吴与弼：《康斋集》卷九《种湖高街韩氏族谱序》，第538页。
[705]（明）吴与弼：《康斋集》卷九《种湖高街韩氏族谱序》，第538～539页。
[706]（明）吴与弼：《康斋集》卷九《吴营桥元氏族谱序》，第541页。
[707]（明）吴与弼：《康斋集》卷九《五峰黎氏家谱序》，第546～547页。
[708]（明）吴与弼：《康斋集》卷九《荆溪华氏族谱序》，第549页。
[709]（明）吴与弼：《康斋集》卷九《胡氏族谱序》，第550页。
[710]（明）吴与弼：《康斋集》卷九《孙坊孙氏族谱序》，第549页。
[711]（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八《与傅书》，第517页。
[712]（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八《答黄季恒书》，第527页。
[713]（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八《上石宪使书》（庚申），第525页。
[714]（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八《答陆参政友谅书》，第526页。
[715]（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八《复建昌郡侯谢士元帖》，第527页。
[716]（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八《回清漳王太守书》（正统己未），第524页。
[717]（明）吴与弼：《康斋集》卷九《余姚杨氏族谱序》，第552页。
[718]（明）吴与弼：《康斋集》卷九《送进贤邑宰吕廷和序》，第553页。
[719]（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十《耻斋记》，第563页。
[720]（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十《兰轩记》，第563～564页。
[721]（明）吴与弼：《康斋集》卷九《送按察使原侯序》，第553页。
[722]（明）吴与弼：《康斋集》卷九《送按察使原侯序》，第553页。
[723]（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十《省庵记》，第564页。
[724]（明）吴与弼：《康斋集》卷九《丰城曲江熊氏族谱序》，第552页。
[725]（明）吴与弼：《康斋集》卷九《临川冈上李氏族谱序》，第554页。
[726]（明）吴与弼：《康斋集》卷九《荆溪吕氏族谱序》，第548页。
[727]（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八《与傅秉彛书》，第517～518页。
[728]（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十《唐山书阁记》，第556～557页。
[729]（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十《麟经轩记》，第558页。
[730]（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十《麟经轩记》，第558页。
[731]（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十一《日录》第312条，第586页。
[732]（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十一《日录》第211条，第581页。
[733]（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十一《日录》第280条，第584页。
[734]（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十一《日录》第202条，第581页。
[735]（明）吴与弼：《康斋集》卷三《九月壬午承王九鼎同省石井先陇，罢宿惠民药局。丙丁夜虚堂隐几，思及之固成此句》，第410页。
[736]（明）陈献章：《陈献章集》，附录二《年谱及传记资料》，孙通海点校，中华书局， 1987，第810页。
[737]（明）陈献章：《陈献章集》，附录二《年谱及传记资料》，第810页。
[738]（明）陈献章：《陈献章集》，附录二《年谱及传记资料》，第831页。
[739]（明）陈献章：《陈献章集》卷一《题跋》《书漫笔后》，第66页。
[740]（明）陈献章：《陈献章集》卷一《记》《程乡县儒学记》（弘治癸丑七月作），第29页。
[741]（明）陈献章：《陈献章集》卷一《序》《望云图诗序》（弘治辛亥十二月作），第17页。
[742]（明）吴与弼：《康斋集》卷十《孝思堂记》，第559页。
[743]（明）陈献章：《陈献章集》卷一《记》《增城刘氏祠堂记》（弘治癸丑九月作），第43页。
[744]（明）陈献章：《陈献章集》卷一《记》《增城刘氏祠堂记》（弘治癸丑九月作），第43页。
[745]（明）陈献章：《陈献章集》卷一《题跋》《跋潘氏族谱后》，第74页。
[746]（明）陈献章：《陈献章集》卷一《记》《古蒙州学记》，第28页。
[747]（明）陈献章：《陈献章集》卷一《记》《恩平县学记》，第38页。
[748]（明）陈献章：《陈献章集》卷一《序》《汤氏族谱序》，第14页。
[749]（明）陈献章：《陈献章集》卷一《记》《肇庆府城隍庙记》（弘治甲寅夏作），第36页。补：陈献章说，“侯，丰城人，名琥。予曩从吴聘君游，往来剑水，尝一宿其家。自侯来守端阳三年，愈相倾慕，安能已于言耶？”
[750]（明）陈献章：《陈献章集》卷一《记》《新会县辅城记》，第40～41页。
[751]（明）陈献章：《陈献章集》卷一《序》《西关丁氏族谱序》，第14页。
[752]（明）陈献章：《陈献章集》卷一《记》《丁知县庙记》（弘治丁巳春作），第34～35页。
[753]（明）陈献章：《陈献章集》卷一《记》《潮州三利溪记》，第47页。
[754]（明）陈献章：《陈献章集》卷一《记》《丁知县庙记》（弘治丁巳春作），第35页。
[755]（明）陈献章：《陈献章集》卷一《记》《慈元庙记》，第49～50页。
[756]（明）陈献章：《陈献章集》卷一《记》《书龙冈书院记》，第34页。谢绶，字维章，号樗庵，江西省乐安县鳌溪西坑人。1454年中进士，历任工部主事、刑部员外郎、郎中、四川省右参议、广西副使。荔浦瑶、壮两族起事，谢绶力排进山劝谕，不杀无辜，活万余民众。后任陕西右参政、福建按察使、广西右布政使、云南左布政使、右副都御史（湖广巡抚）、工部右侍郎、刑部左侍郎、南京礼部尚书等。
[757]（明）陈献章：《陈献章集》卷一《记》《新迁电白县儒学记》（成化壬寅十二月作），第39页。
[758]（明）陈献章：《陈献章集》卷一《序》《赠李刘二生使还江右诗序》，第18～19页；卷二《书一》《复江右藩宪诸公》，第138～139页。成化十六年（1480）庚子，胡居仁46岁，应钟成之聘，再次主持白鹿洞书院讲席。正月二十六日起行，二月初三日入洞，六月初二日以疾托词回。这次讲学时间约四个月，胡居仁深叹世道日衰，难以为教，故辞。正是理学先锋胡居仁的辞职，令当局不得不另请高明，所以他们想到吴与弼的另一高徒陈献章。
[759]有关湛若水的行政管理思想，学术界论者甚详，可参相关著作。
[760]（明）贺钦：《医闾先生集》卷八《奏稿》《辞职陈言疏》，武玉梅译注，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第126～132页。
[761]（明）贺钦：《医闾先生集》，《辞职陈言疏》，第126页。
[762]（明）贺钦：《医闾先生集》，《辞职陈言疏》，第127页。
[763]（明）贺钦：《医闾先生集》，《辞职陈言疏》，第129页。
[764]（明）贺钦：《医闾先生集》，《辞职陈言疏》，第132页。
[765]（明）贺钦：《医闾先生集》，《辞职陈言疏》，第126页。
[766]（明）贺钦：《医闾先生集》，《辞职陈言疏》，第128页。
[767]（明）贺钦：《医闾先生集》，《辞职陈言疏》，第128页。
[768]（明）贺钦：《医闾先生集》，《辞职陈言疏》，第129页。
[769]（明）林光：《南川氷蘖全集》，罗邦柱点校，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前言，第2页。
[770]（明）林光：《南川氷蘖全集》，前言，第4页。
[771]（明）林光：《南川氷蘖全集》，前言，第4页；卷一《启》《肃清门禁以防不虞启》，第31页。
[772]（明）林光：《南川氷蘖全集》卷一《奏疏》《枣阳王问王道如何不行于后世，恐是人臣不肯尽忠辅导之故，复启》，第31页。
[773]（明）林光：《南川氷蘖全集》卷一《奏疏》《枣阳王问王道如何不行于后世，恐是人臣不肯尽忠辅导之故，复启》，第32页。
[774]（明）林光：《南川氷蘖全集》卷一《奏疏》《枣阳王问王道如何不行于后世，恐是人臣不肯尽忠辅导之故，复启》，第33页。
[775]（明）林光：《南川氷蘖全集》卷一《奏疏》《枣阳王问王道如何不行于后世，恐是人臣不肯尽忠辅导之故，复启》，第33页。
[776]（明）林光：《南川氷蘖全集》卷一《奏疏》《枣阳王问王道如何不行于后世，恐是人臣不肯尽忠辅导之故，复启》，第32页。
[777]（明）林光：《南川氷蘖全集》卷一《奏疏》《枣阳王问王道如何不行于后世，恐是人臣不肯尽忠辅导之故，复启》，第33页。
[778]（明）林光：《南川氷蘖全集》卷一《奏疏》《论士风疏》 （成化二十二年二月初一日奏），第11页。
[779]（明）林光：《南川氷蘖全集》卷一《奏疏》《论士风疏》 （成化二十二年二月初一日奏），第12页。
[780]（明）林光：《南川氷蘖全集》卷一《论士风疏》（成化二十二年二月初一日奏），第12页。
[781]（明）林光：《南川氷蘖全集》卷一《奏疏》《论士风疏》 （成化二十二年二月初一日奏），第13页。
[782]（明）林光：《南川氷蘖全集》卷三《策问》《福建乡试策问》，第91页；《湖广乡试策问》，第93页。
[783]（明）林光：《南川氷蘖全集》卷一《奏疏》《应诏陈言疏》 （弘治八年三月初十六日奏），第16页。
[784]（明）林光：《南川氷蘖全集》卷一《奏疏》《应诏陈言疏》 （弘治八年三月初十六日奏），第15～16页。
[785]（明）林光：《南川氷蘖全集》卷一《奏疏》《修建诸葛武侯祠庙疏》，第19页。
[786]（明）林光：《南川氷蘖全集》卷一《奏疏》《请建大忠祠代疏》，第19页。
[787]（明）林光：《南川氷蘖全集》卷一《启》《查换处置收税启》，第28页。
[788]（明）林光：《南川氷蘖全集》卷一《启》《清查乐户编册定等以均徭差启》，第30页。
[789]（明）胡居仁：《胡敬斋集》卷三《诗》《即事》，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第87页。
[790]（明）胡居仁：《胡敬斋集》卷三《诗》《夏日即事》，第90页。
[791]（明）胡居仁：《居业录》卷四《帝王第四》，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第43页。
[792]（明）胡居仁：《居业录》卷四《帝王第四》，第44页。
[793]（明）胡居仁：《居业录》卷四《帝王第四》，第43页。
[794]（明）胡居仁：《居业录》卷四《帝王第四》，第43页。
[795]（明）胡居仁：《居业录》卷四《帝王第四》，第43页。
[796]（明）胡居仁：《居业录》卷四《帝王第四》，第44页。
[797]（明）胡居仁：《居业录》卷四《帝王第四》，第44页。
[798]（明）胡居仁：《居业录》卷四《帝王第四》，第44页。
[799]（明）胡居仁：《居业录》卷四《帝王第四》，第47页。
[800]（明）胡居仁：《居业录》卷四《帝王第四》，第48页。
[801]（明）胡居仁：《居业录》卷四《帝王第四》，第48页。
[802]（明）胡居仁：《居业录》卷四《帝王第四》，第48页。
[803]（明）胡居仁：《居业录》卷四《帝王第四》，第48页。
[804]（明）胡居仁：《居业录》卷四《帝王第四》，第48页。
[805]（明）胡居仁：《居业录》卷四《帝王第四》，第48页。
[806]（明）胡居仁：《居业录》卷四《帝王第四》，第50页。
[807]（明）胡居仁：《居业录》卷四《帝王第四》，第44页。
[808]（明）胡居仁：《居业录》卷四《帝王第四》，第45页。
[809]（明）胡居仁：《居业录》卷四《帝王第四》，第46页。
[810]（明）胡居仁：《居业录》卷四《帝王第四》，第45页。
[811]（明）胡居仁：《居业录》卷四《帝王第四》，第46页。
[812]（明）胡居仁：《居业录》卷四《帝王第四》，第46页。
[813]（明）胡居仁：《胡敬斋集》卷一《书》《奉罗一峰》，第2页。
[814]（明）胡居仁：《居业录》卷四《帝王第四》，第54页。
[815]（明）胡居仁：《居业录》卷四《帝王第四》，第54页。
[816]（明）胡居仁：《居业录》卷四《帝王第四》，第54页。
[817]（明）胡居仁：《居业录》卷四《帝王第四》，第56页。
[818]（明）胡居仁：《居业录》卷四《帝王第四》，第54页。
[819]（明）胡居仁：《居业录》卷四《帝王第四》，第56页。
[820]（明）胡居仁：《居业录》卷四《帝王第四》，第53页。
[821]（明）胡居仁：《居业录》卷四《帝王第四》，第53页。
[822]（明）胡居仁：《居业录》卷四《帝王第四》，第52页。
[823]（明）胡居仁：《居业录》卷四《帝王第四》，第52页。
[824]（明）胡居仁：《居业录》卷四《帝王第四》，第52页。
[825]（明）胡居仁：《居业录》卷四《帝王第四》，第52页。
[826]（明）胡居仁：《居业录》卷四《帝王第四》，第52页。
[827]（明）胡居仁：《居业录》卷四《帝王第四》，第52页。
[828]（明）胡居仁：《居业录》卷四《帝王第四》，第52页。
[829]（明）胡居仁：《居业录》卷四《帝王第四》，第52页。
[830]（明）胡居仁：《居业录》卷四《帝王第四》，第53页。
[831]（明）胡居仁：《居业录》卷四《帝王第四》，第53页。
[832]（明）胡居仁：《居业录》卷四《帝王第四》，第52页。
[833]（明）胡居仁：《居业录》卷五《古今第五》，第57页。
[834]（明）胡居仁：《居业录》卷五《古今第五》，第57页。
[835]（明）胡居仁：《居业录》卷五《古今第五》，第64页。
[836]（明）胡居仁：《居业录》卷五《古今第五》，第58页。
[837]（明）胡居仁：《居业录》卷五《古今第五》，第58页。
[838]（明）胡居仁：《居业录》卷五《古今第五》，第59页。
[839]（明）胡居仁：《居业录》卷五《古今第五》，第62页。
[840]（明）胡居仁：《居业录》卷五《古今第五》，第62页。
[841]（明）胡居仁：《居业录》卷五《古今第五》，第62页。
[842]（明）胡居仁：《居业录》卷五《古今第五》，第61页。
[843]（明）胡居仁：《居业录》卷五《古今第五》，第62页。
[844]（明）胡居仁：《居业录》卷五《古今第五》，第62页。
[845]（明）胡居仁：《居业录》卷五《古今第五》，第62页。
[846]（明）胡居仁：《胡敬斋集》卷一《书》《寄张廷祥》，第33页。
[847]（明）胡居仁：《居业录》卷五《古今第五》，第61页。
[848]（明）胡居仁：《居业录》卷五《古今第五》，第61页。
[849]（明）胡居仁：《居业录》卷五《古今第五》，第61页。
[850]（明）胡居仁：《居业录》卷五《古今第五》，第61页。
[851]（明）胡居仁：《居业录》卷五《古今第五》，第61页。
[852]（明）胡居仁：《居业录》卷五《古今第五》，第61页。
[853]（明）胡居仁：《胡敬斋集》卷二《序》《赠医士胡琳》，第41页。
[854]（明）胡居仁：《居业录》卷五《古今第五》，第65页。
[855]（明）胡居仁：《胡敬斋集》卷二《记》《鳏夫记》，第43页。
[856]（明）胡居仁：《居业录》卷五《古今第五》，第65页。
[857]（明）胡居仁：《胡敬斋集》卷三《诗》《悼农》，第82页。
[858]（明）胡居仁：《居业录》卷五《古今第五》，第65页。
[859]（明）胡居仁：《居业录》卷五《古今第五》，第64页。
[860]（明）胡居仁：《居业录》卷五《古今第五》，第64页。
[861]（明）胡居仁：《居业录》卷五《古今第五》，第64～65页。
[862]（明）胡居仁：《居业录》卷五《古今第五》，第67页。
[863]（明）胡居仁：《居业录》卷五《古今第五》，第66页。
[864]（明）胡居仁：《居业录》卷五《古今第五》，第66页。
[865]（明）胡居仁：《居业录》卷五《古今第五》，第69页。
[866]（明）胡居仁：《居业录》卷五《古今第五》，第70页。
[867]（明）胡居仁：《胡敬斋集》卷一《书》《与刘用光》，第4页。
[868]夏寅，字时正、正夫，号止庵，上海松江华亭人。1448年中进士。历任南京吏部主事、南京吏部郎中、江西学政、浙江右参政、山东右布政使。弘治初，致仕归。著有《政监三十二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81册，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等。
[869]（明）胡居仁：《胡敬斋集》卷一《书》《奉夏宪副》，第16页。
[870]（明）胡居仁：《胡敬斋集》卷一《书》《与戴太守》，第6页。
[871]（明）胡居仁：《胡敬斋集》卷一《书》《答进邑大尹》，第4页。
[872]（明）胡居仁：《胡敬斋集》卷二《记》《棠溪书院记》，第49～50页。
[873]（明）胡居仁：《胡敬斋集》卷一《书》《与南康府论租》，第32页。
[874]（明）胡居仁：《胡敬斋集》卷一《书》《与周时可》，第26页。
[875]（明）薛瑄：《薛瑄全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谱》，第1705页。
[876]（明）薛瑄：《薛瑄全集》，《实行录》卷一，阎禹锡《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薛先生行状》，第1613页。
[877]（明）薛瑄：《薛瑄全集》，《实行录》卷一，李贤《薛文清公神道碑》，第1620页。
[878]（明）薛瑄：《薛瑄全集》，《实行录》卷一，阎禹锡《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薛先生行状》，第1614页。
[879]（明）薛瑄：《薛瑄全集》，《实行录》卷一，李贤《薛文清公神道碑》，第1620页。
[880]（明）薛瑄：《薛瑄全集》，《年谱》，第1720页。
[881]（明）薛瑄：《薛瑄全集》，《实行录》卷一，李贤《薛文清公神道碑》，第1621页。
[882]（明）薛瑄：《薛瑄全集》，《年谱》，第1725页。
[883]（明）薛瑄：《薛瑄全集》，《实行录》卷一，阎禹锡《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薛先生行状》，第1617页。
[884]（明）薛瑄：《薛瑄全集》，《薛文清公从政名言》卷一，第1535页。
[885]（明）薛瑄：《薛瑄全集》，《薛文清公从政名言》卷一，第1535页。
[886]（明）薛瑄：《薛瑄全集》，《薛文清公从政名言》卷二，第1540页。
[887]（明）薛瑄：《薛瑄全集》，《薛文清公从政名言》卷二，第1550页。
[888]（明）薛瑄：《薛瑄全集》，《薛文清公从政名言》卷三，第1552页。
[889]（明）薛瑄：《薛瑄全集》，《薛文清公从政名言》卷一，第1536页。
[890]（明）薛瑄：《薛瑄全集》，《薛文清公从政名言》卷一，第1536页。
[891]（明）薛瑄：《薛瑄全集》，《薛文清公从政名言》卷一，第1537页。
[892]（明）薛瑄：《薛瑄全集》，《薛文清公从政名言》卷二，第1544页。
[893]（明）薛瑄：《薛瑄全集》，《薛文清公从政名言》卷一，第1537页。
[894]（明）薛瑄：《薛瑄全集》，《薛文清公从政名言》卷一，第1537页。
[895]（明）薛瑄：《薛瑄全集》，《薛文清公从政名言》卷一，第1531页。
[896]（明）薛瑄：《薛瑄全集》，《薛文清公从政名言》卷一，第1531页。
[897]（明）薛瑄：《薛瑄全集》，《薛文清公从政名言》卷一，第1532页。
[898]（明）薛瑄：《薛瑄全集》，《薛文清公从政名言》卷一，第1535页。
[899]（明）薛瑄：《薛瑄全集》，《薛文清公从政名言》卷一，第1535页。
[900]（明）薛瑄：《薛瑄全集》，《薛文清公从政名言》卷一，第1537页。
[901]（明）薛瑄：《薛瑄全集》，《薛文清公从政名言》卷二，第1540页。
[902]（明）薛瑄：《薛瑄全集》，《薛文清公从政名言》卷二，第1543页。
[903]（明）薛瑄：《薛瑄全集》，《薛文清公从政名言》卷一，第1533页。
[904]（明）薛瑄：《薛瑄全集》，《薛文清公从政名言》卷一，第1534页。
[905]（明）薛瑄：《薛瑄全集》，《薛文清公从政名言》卷二，第1540页。
[906]（明）薛瑄：《薛瑄全集》，《薛文清公从政名言》卷三，第1548页。
[907]（明）薛瑄：《薛瑄全集》，《薛文清公从政名言》卷一，第1537页。
[908]（明）薛瑄：《薛瑄全集》，《薛文清公从政名言》卷二，第1541页。
[909]（明）杨守陈：《南山黄先生墓碣铭》，载张全明、杜建海编《诗画横溪》，宁波出版社， 2004，第236～239页。另见，《鄞县志本传》，载《宁波府简要志》（也可参齐鲁书社， 1996），第5714～5715页，《四明丛书》， 1935年版补：杨守陈（1425～1489），字维新，号镜川（一作晋庵），浙江鄞县栎社杨家人。1451年中进士。成化初为经筵讲官。1472年迁侍讲学士，后授南京吏部右侍郎。1489年起专司史事。著有《读易私钞》《三礼私钞》《五经考证》等。1499年编成《杨文懿全集》。
[910]杨守陈：《南山黄先生墓碣铭》，载《诗画横溪》，第236页。
[911]杨守陈：《南山黄先生墓碣铭》，载《诗画横溪》，第236页。
[912]杨守陈：《南山黄先生墓碣铭》，载《诗画横溪》，第236页。
[913]杨守陈：《南山黄先生墓碣铭》，载《诗画横溪》，第236～237页。
[914]杨守陈：《南山黄先生墓碣铭》，载《诗画横溪》，第237页。南山自述：“正统丙辰，予按湖广。”参见（明）黄润玉《海涵万象录》，河南省图书馆藏明正德十六年陈槐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01册，第435页。陈槐（1464 ～1544，1505年中进士，宁波鄞县人）在正德十六年（1521）推动出版黄润玉的《海涵万象录》（由黄润玉的孙子黄溥抄录而成）。
[915]杨守陈：《南山黄先生墓碣铭》，载《诗画横溪》，第237页。
[916]《鄞县志本传》，载《宁波府简要志》，第5715页。
[917]（明）黄润玉：《海涵万象录》，第432页。
[918]（明）黄润玉：《南山书院记》，载《诗画横溪》，第235～236页。
[919]杨守陈：《南山黄先生墓碣铭》，载《诗画横溪》，第237页。另据《浙江通志》，《宁波府简要志》为现存明代宁波三部府志之一，此书厚不盈寸而体例简洁。
[920]（明）黄润玉：《海涵万象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01册，第428页。
[921]（明）黄润玉：《海涵万象录》，第428页。
[922]道德影响力可以增强政府合法性。通过政府内在权威建设，增加政府施政的有效性，把有效性转化为行为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参阅〔德〕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6～7页。
[923]参阅（明）黄润玉《海涵万象录》，第429～433页。
[924]这与他崇尚老子自然无为的政府治理一致。他对老子的自发秩序思想颇为赞同。参见（明）黄润玉《道德经附注》，约圆张氏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925]（明）黄润玉：《海涵万象录》，第431页。
[926]（明）黄润玉：《海涵万象录》，第430页。
[927]（明）黄润玉：《海涵万象录》，第430页。
[928]（明）黄润玉：《海涵万象录》，第431页。
[929]（明）黄润玉：《海涵万象录》，第431页。
[930]（明）黄润玉：《海涵万象录》，第431页。
[931]“内在政府论”主要是指政府的成长立基于政府自身权威的成长，主要侧重于自身效能建设，满足大众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曾子的德性政府观具有内在充实与发展、和平政府崛起的特性，与商鞅、韩非子的法家政府观完全相反。对内在政府的强调，导致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家庭和谐观念特别厚爱，一定程度上形成两千多年中华文明的“内聚性”。中国也是唯一一个其文明没有被中断的古老国家，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对中华文明“内聚性”的深入分析，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册，吴象婴等译，第359～361页。
[932]（明）黄润玉：《海涵万象录》，第431页。
[933]《孟子》，方勇译注，中华书局，2010，“中华书局全注全译丛书”，《梁惠王上》，第5页。
[934]（明）黄润玉：《海涵万象录》，第432页。
[935]（明）黄润玉：《海涵万象录》，第432页。如当时江苏仪真人反对“漕舡免劳仪真过霸前”的国家政策。
[936]（明）黄润玉：《海涵万象录》，第432页。
[937]（明）陈真晟：《陈剩夫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8册，卷一《正风教疏》，第677页。
[938]（明）陈真晟：《陈剩夫集》卷一《正风教疏》，第677页。
[939]（明）陈真晟：《陈剩夫集》卷一《乞召对疏》，第677页。据考证，此文作于1459年。
[940]（明）陈真晟：《陈剩夫集》卷三《题杭邑唐守愚挽诗卷后》，第703页。
[941]（明）陈真晟：《陈剩夫集》卷一《程氏学制》，第678页。
[942]（明）陈真晟：《陈剩夫集》卷一《上程朱正学纂要疏》，第677页。
[943]（明）陈真晟：《陈剩夫集》卷一《推朱子兼补之说》，第679页。
[944]（明）陈真晟：《陈剩夫集》卷一《一立明师》，第681页。
[945]（明）陈真晟：《陈剩夫集》卷一《二补正学》，第681页。
[946]（明）陈真晟：《陈剩夫集》卷一《三辅皇储》，第681页。
[947]（明）陈真晟：《陈剩夫集》卷一《二考德》《三考文》，第684～686页。
[948]（明）陈真晟：《陈剩夫集》卷三《题玉堂赏花集后》，第703页。
[949]（明）陈真晟：《陈剩夫集》卷三《题玉堂赏花集后》，第703页。
[950]（明）陈真晟：《陈剩夫集》卷一《三考文》，第686页。
[951]据载，李贤侍英宗皇帝，看先生心图。英宗问曰：“这圆图怎么说？”贤答曰：“这是陛下心如此。”贤又曰：“自古帝王圣贤家心都是如此。”英宗问曰：“这心可学否？”贤曰：“可学。”见（明）陈真晟《陈剩夫集》卷三《寄从吾彭韶主事书》，第696页。
[952]（明）陈真晟：《陈剩夫集》卷四《布衣陈先生行实》，第705页。
[953]据周瑛自述：“成化辛卯夏，予知广德州。”见（明）周瑛《翠渠摘稿》，四库全书，第125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一《赠陈同知考绩序》，第742页。另，成化七年八月、十一年三月、十三年八月，周瑛分别写有《祭王修撰文》《祭范文正公文》《祭广德州乡贤文》，见卷五，第814～816页。
[954]据周瑛自述：“成化庚子冬，予以广德知州迁南京礼部郎中。明年春，抵官买屋狮子桥西屋。”见（明）周瑛《翠渠摘稿》卷三《西园记》，第772页。
[955]据周瑛自述：“成化甲辰，予自南京礼部郎中出守抚州。丁未，改镇远。”见（明）周瑛《翠渠摘稿》卷三《石崖书室记》，第776页。
[956]据周瑛自述：“辛亥，瑛以镇远知府书满归宗。”见（明）周瑛《翠渠摘稿》卷四《题嘉鱼李氏义学》，第795页。
[957]（明）周瑛：《翠渠摘稿》，附录郑岳《本传》，第878页。补：郑岳（1468 ～1539），字汝华，号山斋，福建莆田人。弘治六年（1493）中进士，为户部主事，迁江西左布政使、大理卿、兵部左侍郎，有《山斋集》。
[958]（明）周瑛：《翠渠摘稿》，附录《本传》，第878页。
[959]（明）周瑛：《翠渠摘稿》卷三《隐医记》，第768页。
[960]（明）周瑛：《翠渠摘稿》，附录郑岳《本传》，第878页。周瑛著有《谕豪强文》，曰“抚有县五，豪又多，贼虐同类。予到郡为文以晓之”，见卷五，第814页。
[961]（明）周瑛：《翠渠摘稿》卷四《题嘉鱼李氏义学》，第796页。
[962]据周瑛诗：“富贵路方炽，山林路渐稀。谁能甘白屋，君独谢黄扉。学古难为用，名高易嫁非。百年泉壤下，全璞有光辉。”见（明）周瑛《翠渠摘稿》卷七《吊吴聘君》，第850页。
[963]（明）周瑛：《翠渠摘稿》卷五《上当道平贼状》，第821～824页。
[964]（明）罗伦：《一峰集》，四库全书，第125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一《奏状》，第647～648页。
[965]廖简，字行俭，景泰乡举，授金华教授。据娄谅弟子夏尚朴（1466～1538，上饶人）载，康斋有《斋规》。凡四方来学者，禀见；其泛泛来往者，令不必禀。盖以世既无人，不得不以师道自尊。一峰未第时，一日同廖简来访，康斋不出。时一斋在彼，谓：“此亦有志知名之士，如何不见？”康斋云：“哪得工夫见此小后生耶？”康斋乃令子，具膳相待，而别。一峰甚不悦，移书四方士大夫，有“鸣鼓攻之，不容在名教中作怪之语”。康斋若不闻。时张东白从而和之。一斋谓之曰：“君子小人，不容并立。后世自有公论。假使后世以康斋为小人，二兄为君子，无疑。倘后世以君子处康斋，不知二兄安在，何处？不若虚心以待天下公议。”由是议遂息。见（明）夏尚朴《东岩集》，四库全书，第127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一《语录》，第9页。
[966]（明）罗伦：《一峰集》卷一《廷试策》，第633页。
[967]（明）罗伦：《一峰集》卷一《廷试策》，第642页。
[968]（明）张元祯：《东白张先生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75册，齐鲁书社，2001，卷二十三《奏议》，第211页。
[969]（明）张元祯：《东白张先生文集》卷二十三《奏议》，第212页。
[970]（明）张元祯：《东白张先生文集》卷二十三《奏议》，第212页。
[971]（明）张元祯：《东白张先生文集》卷二十二《奏议》，第203页。
[972]（明）张元祯：《东白张先生文集》卷二十二《奏议》，第204页。
[973]（明）张元祯：《东白张先生文集》卷二十二《奏议》，第204页。
[974]（明）张元祯：《东白张先生文集》卷二十二《奏议》，第206页。
[975]（明）张元祯：《东白张先生文集》卷二十二《奏议》，第205页。
[976]（明）王恕：《王端毅公文集》卷六《附录》《石渠老人履历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6册，第219页。
[977]（明）王恕：《王端毅公文集》卷二《石渠意见拾遗补缺序》，第183页。
[978]其中，《玩易意见》于正德元年（1506）刊刻。
[979]（明）王恕：《王端毅奏议》卷一《申明律令奏状》，四库全书，史部第427册，第456页。
[980]（明）王恕：《王端毅公文集》卷六《附录》《石渠老人履历略》，第220页。
[981]（明）王恕：《王端毅公文集》卷六《附录》《石渠老人履历略》，第220页。
[982]（明）王恕：《王端毅公文集》卷六《附录》《石渠老人履历略》，第220页。
[983]（明）王恕：《王端毅公文集》卷六《附录》《石渠老人履历略》，第221页。
[984]（明）王恕：《王端毅公文集》卷六《附录》《石渠老人履历略》，第222页。
[985]（明）王恕：《王端毅公文集》卷一《斅经堂记》，第175页；卷三《弘道书院》，第192页。
[986]（明）王恕：《王端毅公文集》卷二《石渠意见请问可否》，第187页；卷一《玩易意见》，第186～187页。
[987]（明）王恕：《王端毅公文集》卷一《玩易轩记》，第178页。
[988]（明）王恕：《王端毅公文集》卷一《玩易轩记》，第178页。
[989]（明）王恕：《王端毅奏议》卷五《陈言圣学疏》，第548页。
[990]（明）王恕：《王端毅奏议》，《提要》，第453页。
[991]（明）王恕：《王端毅奏议》，《提要》，第454页。
[992]（明）黄仲昭：《谏〈元宵烟火诗〉疏》（时任翰林院编修同编修章懋检讨庄昶具），《未轩文集》，四库全书，集部第1254册，卷一，第368～370页。
[993]（明）黄仲昭：《乞恩养病疏》（时任南京大理寺署左寺副事右评事），《未轩文集》卷一，第370～371页。文第370页载：“成化十一年正月内丁母忧回家。本年十一月，接丁父忧……成化十六年三月到。”
[994]（明）黄仲昭：《乞恩致仕疏》（时任江西按察使提学佥事），《未轩文集》卷一，第371页。文第371页载：“迄今已四余载。”
[995]（明）黄仲昭：《谏〈元宵烟火诗〉疏》（时任翰林院编修同编修章懋检讨庄昶具），《未轩文集》卷一，第368～369页。
[996]（明）黄仲昭：《谏〈元宵烟火诗〉疏》（时任翰林院编修同编修章懋检讨庄昶具），《未轩文集》卷一，第369页。
[997]（明）黄仲昭：《谏〈元宵烟火诗〉疏》（时任翰林院编修同编修章懋检讨庄昶具），《未轩文集》卷一，第370页。
[998]对弘治朝内阁、六部的贤臣名单及其详细变迁的分析，参阅翟爱玲《“弘治中兴”中的朝廷人事格局》，《中州学刊》2013年第3期。
[999]（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一《宪宗成化二十三年》，第2552页。
[1000]（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四《孝宗弘治十三年》，第2752页。
[1001]（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一《孝宗弘治元年》，第2559页。
[1002]（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一《孝宗弘治元年》，第2564页。
[1003]吏部尚书王恕考虑到年轻的皇帝政务繁忙，需要照顾虚弱的身体，故而建议暂停经筵。
[1004]王汶，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授中书舍人。谢病归，读书齐山下，乡人称之为齐山先生，著有《齐山稿一卷》（万历中刊本），见胡宗懋辑《续金华丛书》， 1924。
[1005]（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三《孝宗弘治十一年》，第2725页。
[1006]（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五《孝宗弘治十七年》，第2821页。
[1007]李梦芝：《论弘治帝的历史地位》，《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
[1008]有的学者也称之为传奉官。
[1009]（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一《宪宗成化二十三年》，第2549页。
[1010]对传奉官的大力裁汰的效果，学术界多有论著。
[1011]（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二《孝宗弘治三年》，第2597页。
[1012]（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二《孝宗弘治六年》，第2639页。
[1013]（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二《孝宗弘治六年》，第2639页。
[1014]（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四《孝宗弘治十二年》，第2731页。
[1015]（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三《孝宗弘治九年》，第2685页。
[1016]（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四《孝宗弘治十五年》，第2782页。
[1017]（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五《孝宗弘治十六年》，第2799页。
[1018]（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五《孝宗弘治十七年》，第2810页。
[1019]（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一《宪宗成化二十三年》，第2547页。
[1020]（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一《宪宗成化二十三年》，第2552页。
[1021]（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一《宪宗成化二十三年》，第2554页。
[1022]（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一《宪宗成化二十三年》，第2556页。
[1023]（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一《孝宗弘治元年》，第2565页。
[1024]（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一《孝宗弘治二年》，第2590页。
[1025]（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二《孝宗弘治三年》，第2598页。
[1026]（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三《孝宗弘治八年》，第2679页。
[1027]（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三《孝宗弘治八年》，第2680页。
[1028]（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三《孝宗弘治十一年》，第2717页。
[1029]（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三《孝宗弘治十一年》，第2725～2726页。
[1030]（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四《孝宗弘治十三年》，第2746页。
[1031]（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四《孝宗弘治十四年》，第2766页。
[1032]（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五《孝宗弘治十八年》，第2830页。
[1033]（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一《宪宗成化二十三年》，第2553页。
[1034]（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一《孝宗弘治元年》，第2572页。
[1035]（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三《孝宗弘治九年》，第2700页。
[1036]（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四《孝宗弘治十三年》，第2762页。
[1037]（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四《孝宗弘治十四年》，第2763页。
[1038]（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四《孝宗弘治十五年》，第2793页。
[1039]（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一《宪宗成化二十三年》，第2555页。
[1040]（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二《孝宗弘治五年》，第2632页。
[1041]（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二《孝宗弘治六年》，第2643页。
[1042]（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三《孝宗弘治八年》，第2681页。
[1043]（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四《孝宗弘治十五年》，第2788页。
[1044]（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一《孝宗弘治元年》，第2564页。
[1045]（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二《孝宗弘治三年》，第2608页。
[1046]（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四《孝宗弘治十二年》，第2745页。
[1047]（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四《孝宗弘治十三年》，第2756页。
[1048]（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四《孝宗弘治十二年》，第2745页。其实，传奉官在弘治后期重新增多。据卢忠帅研究，因为修卢沟桥、毓秀亭有功，弘治听从太监李兴、李广建议，未经吏部同意直接任命一批官员，至弘治十四年（1501），传奉文官达890多人，武职280多人。参见卢忠帅《略论明孝宗的弊政》，《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关于弘治传奉官逐渐增多的现象，弘治七年（1494）八月己巳兵科给事中周旋、弘治十三年（1500）十二月兵科给事中张弘至的建言中都有详细的陈述，分别参阅《国榷》卷四十二第2662页、卷四十四第2764页。
[1049]（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四《孝宗弘治十三年》，第2746页。
[1050]（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二《孝宗弘治六年》，第2641页。
[1051]比如，司礼太监李荣，居然不屑于与当时著名的贤臣、兵部尚书马文升同坐校阅。参阅李绍强《明孝宗的个性与弘治朝政策》，《齐鲁学刊》1993年第6期。
[1052]（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三《孝宗弘治八年》，第2679页。
[1053]（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五《孝宗弘治十七年》，第2815～2816页。
[1054]（明）谈迁：《国榷》，张宗祥校点，卷四十五《孝宗弘治十七年》，第2816页。
[1055]转引自朱子彦《论明孝宗与“弘治中兴”》，《求是学刊》1989年第6期。
[1056]详见《明史纪事本末》与《明通鉴》的相关论述，转引自朱子彦《论明孝宗与“弘治中兴”》，《求是学刊》1989年第6期。
[1057]（清）夏燮：《明通鉴》，中华书局，1959，卷四十，第1510页。
[1058]《王阳明全集》第五册，据民国二十二年万有文库本《王文成公全书》繁体转简体版，线装书局，2012，卷六《年谱一》，第4页。应用出处下同。
[1059]《王阳明全集》第五册，卷六《年谱一》，第6～7页。
[1060]《王阳明全集》第五册，卷六《年谱一》，第7～8页。
[1061]《王阳明全集》第五册，卷六《年谱一》，第9页。
[1062]《王阳明全集》第四册，卷五《续编三》，《告谕庐陵父老子孙》，第125～129页。
[1063]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372页。
[1064]《王阳明全集》第四册，卷五《续编三》，《告谕庐陵父老子孙》，第125页。
[1065]《王阳明全集》第四册，卷五《续编三》，《告谕庐陵父老子孙》，第125页。
[1066]《王阳明全集》第四册，卷五《续编三》，《告谕庐陵父老子孙》，第125～126页。
[1067]《王阳明全集》第四册，卷五《续编三》，《告谕庐陵父老子孙》，第127页。
[1068]《王阳明全集》第四册，卷五《续编三》，《告谕庐陵父老子孙》，第128页。
[1069]《王阳明全集》第四册，卷五《续编三》，《告谕庐陵父老子孙》，第127页。
[1070]《王阳明全集》第四册，卷五《续编三》，《庐陵县公移》，第130页。
[1071]《王阳明全集》第四册，卷五《续编三》，《庐陵县公移》，第129页。
[1072]《王阳明全集》第四册，卷五《续编三》，《庐陵县公移》，第129页。
[1073]《王阳明全集》第四册，卷五《续编三》，《庐陵县公移》，第130页。
[1074]《王阳明全集》第五册，卷六《年谱一》，第11页。
[1075]《王阳明全集》第五册，卷六《年谱一》，第12～16页。
[1076]《王阳明全集》第五册，卷六《年谱一》，第18页。
[1077]《王阳明全集》第五册，卷六《年谱一》，第22页。
[1078]《王阳明全集》第二册，卷三《奏疏一》《添设清平县治疏》（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第57页。
[1079]《王阳明全集》第二册，卷三《奏疏一》《添设清平县治疏》（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第59页。
[1080]《王阳明全集》第五册，卷六《年谱一》，第27页。
[1081]《王阳明全集》第二册，卷三《奏疏二》《立崇义县治疏》（十二年闰十二月初五日），第88～90页。
[1082]《王阳明全集》第二册，卷三《奏疏二》《立崇义县治疏》（十二年闰十二月初五日），第88页。
[1083]《王阳明全集》第二册，卷三《奏疏二》《立崇义县治疏》（十二年闰十二月初五日），第90页。
[1084]《王阳明全集》第二册，卷三《奏疏三》《添设和平县治疏》（十三年闰五月初一日），第105页。
[1085]《王阳明全集》第五册，卷六《年谱一》，第32页。
[1086]《王阳明全集》第二册，卷三《奏疏三》《添设和平县治疏》（十三年闰五月初一日），第105页。
[1087]《王阳明全集》第二册，卷三《公移一》，第262页。
[1088]《王阳明全集》第二册，卷三《公移一》，第268页。
[1089]《王阳明全集》第二册，卷三《公移一》，第293页。
[1090]《王阳明全集》第二册，卷三《公移一》，第296页。
[1091]《王阳明全集》第二册，卷三《公移二》，第324页。
[1092]《王阳明全集》第二册，卷三《公移二》，第326～327页。
[1093]《王阳明全集》第二册，卷三《公移二》，第324页。
[1094]《王阳明全集》第五册，卷六《年谱一》，第31～34页。
[1095]《王阳明全集》第二册，卷三《公移二》《仰南康府劝留教授蔡宗兗》，第341页。
[1096]《王阳明全集》第二册，卷三《公移三》《批立社学师耆老名呈》（嘉靖七年正月），第348页。
[1097]《王阳明全集》第四册，卷五《续编五》，《批苍梧道创建敷文书院呈》（九月初六日），第129页。
[1098]《王阳明全集》第五册，卷六《年谱三》，第91页。
[1099]《王阳明全集》第二册，卷三《公移三》《牌行南宁府延师讲札》（八月），第358～359页。
[1100]《王阳明全集》第二册，卷三《公移三》《犒奖儒士岑伯高》，第362～363页。
[1101]《王阳明全集》第三册，卷四《外集四》，《送别省吾林都宪序》（戊子），第183页。
[1102]《王阳明全集》第三册，卷四《外集四》，《送别省吾林都宪序》（戊子），第184页。
[1103]在近现代中国哲学领域研究范围内，国内学者对王阳明的良知学是研究最多的，有关王阳明全集的整理版本特别多，对阳明良知学研究成果也最多。可参阅近人陈荣捷、陈来、杨国荣、钱明等学者在良知学方面的研究著作。
[1104]《王阳明全集》第二册，卷三《公移二》《礼取副提举舒芬牌》，第323页。
[1105]《王阳明全集》第二册，卷三《公移二》《奖励主簿于旺》，第332页。
[1106]《王阳明全集》第二册，卷三《公移三》《牌行南宁府延师设教》，第355页。
[1107]《王阳明全集》第二册，卷三《公移三》《犒奖儒士岑伯高》，第362页。
[1108]《王阳明全集》第二册，卷三《公移二》《咨六部伸理冀元亨》，第331～332。
[1109]《王阳明全集》第二册，卷三《公移二》《湖广布按二司优恤冀元亨家属》，第340～341页。
[1110]〔美〕牛铭实：《从封建、郡县到自治：中国地方制度的演变》，《开放时代》2004年第6期。
[1111]〔美〕牛铭实：《从封建、郡县到自治：中国地方制度的演变》，《开放时代》2004年第6期。
[1112]王金洪、郭正林：《王阳明的乡村治理思想及实践体系探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
[1113]王金洪、郭正林：《王阳明的乡村治理思想及实践体系探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
[1114]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 （修订版），葛荃撰写的第二十一章《王守仁“心学”及其后学的政治思想》，第497页。
[1115]张中秋：《乡约的诸属性及其文化原理认识》，《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科版）2004年第5期。
[1116]（明）王艮：《王心斋全集》，陈祝生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明）王艮：《重刻心斋王先生语录二卷》，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明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0册，齐鲁书社，1995。
[1117]方志远：《明朝百年的社会进步和社会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3年第2期。
[1118]葛荃：《王艮、何心隐以“平等”为特色的理想政治》，载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订版），第505～510页。
[1119]（清）黄宗羲：《明儒学案》下册，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一》，第720页。
[1120]（清）黄宗羲：《明儒学案》下册，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一》，第720页。
[1121]（清）黄宗羲：《明儒学案》下册，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一》，第720页。
[1122]（明）颜钧：《颜钧集》（《韩贞集》），黄宣民校点、重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1123]黄宣民：《明代平民儒者颜钧及其思想特色：新版〈颜钧集〉前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第3期。
[1124]吴震：《泰州后学颜山农思想绪论》，《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1125]对何心隐聚合堂的研究，参阅胡雪琴《何心隐聚和思想研究》，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郑小江教授），2007，第22～29页。
[1126]（清）黄宗羲：《明儒学案》下册，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一》，第720页。
[1127]葛荃：《王艮、何心隐以“平等”为特色的理想政治》，载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订版），第510～513页。
[1128]容肇祖整理《何心隐集》，中华书局，1981，序，第1页。
[1129]吴震：《十六世纪心学家的社会参与：以泰州学派的何心隐为例》，《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1130]季芳桐：《泰州学派何心隐思想初探》，《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1131]季芳桐：《泰州学派何心隐思想初探》，《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1132]官鸣：《中西管理思想比较论纲》，《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
[1133]方志远：《明朝百年的社会进步和社会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3年第2期。
[1134]束景南：《朱熹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第19～25页。
[1135]（明）余继登：《典故纪闻》，顾思点校，中华书局，1981，卷一，第3页。
[1136]中国共产党战胜实力雄厚、腐败的国民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共产党具有严格的纪律和崇高的理想情怀。无价的精神感召力往往是超人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党员意志力的培养，可参阅〔美〕特里尔撰《毛泽东传》（胡为雄、郑玉臣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美〕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封长虹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
[1137]（明）余继登：《典故纪闻》，顾思点校，卷一，第18页。
[1138]（明）余继登：《典故纪闻》，顾思点校，卷二，第31页。
[1139]（明）余继登：《典故纪闻》，顾思点校，卷二，第34页。
[1140]（明）余继登：《典故纪闻》，顾思点校，卷三，第40页。
[1141]（明）余继登：《典故纪闻》，顾思点校，卷五，第94页。
[1142]傅衣凌主编《明史新编》，第106～109页。
[1143]（明）余继登：《典故纪闻》，顾思点校，卷三，第44页。
[1144]（明）余继登：《典故纪闻》，顾思点校，卷六，第119页。
[1145]（明）余继登：《典故纪闻》，顾思点校，卷二，第25页。
[1146]（明）余继登：《典故纪闻》，顾思点校，卷七，第132页。
[1147]（明）余继登：《典故纪闻》，顾思点校，卷三，第42页。
[1148]（明）余继登：《典故纪闻》，顾思点校，卷三，第59页。
[1149]宣宗与当时大学士的悠闲业余生活多记录在15世纪著名的宫廷名画中。
[1150]〔美〕牟复礼、〔英〕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明代政府》，第28页。
[1151]〔美〕牟复礼、〔英〕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明代政府》，第30～31页。
[1152]〔美〕斯特雷耶：《现代国家的起源》，华佳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第47页。
[1153]〔美〕斯特雷耶：《现代国家的起源》，第50～51页。
[1154]〔美〕斯特雷耶：《现代国家的起源》，第49页。
[1155]对发展型政府理论进行较早与深入透彻分析的国内学者是澳门理工学院李略博士。参阅李略《章鱼模式：一个发展型国家的分析模式》，《澳门理工学报》2002年第1期。
[1156]对发展型政府模式的批评，参阅夏能礼、许焰妮《“发展型政府”的理论批判：基于东亚历史的经验》，《理论探讨》2012年第2期。
[1157]在某些地方和部门，发展型政府带来国家资源和国有资产的丢失、破坏，带有所谓的“掠夺型政府”特点。参阅于宏源《论发展型政府理论与实践》，《广东商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1158]胡云腾：《加强道德建设要多管齐下》，《红旗文稿》2012年第1期。
[1159]纪良：《以官德建设带动社会道德建设》，《人民日报》2011年12月20日，第7版。
[1160]沈永福：《道德意志：领导干部拒腐防变的精神长城》，《红旗文稿》2011年第23期。
[1161]王锟：《中国哲学的“路径预设”》，《光明日报》2012年1月9日，第15版。
[1162]竺乾威教授认为，领导力提升需要注意对决策理论、战略管理理论、官僚制理论、组织理论、执行力理论等进行研究。参阅竺乾威《公共管理研究中几个值得关注的领域》，《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4期。
[1163]王希坤教授认为，当代中国公共管理体制必须从人治走向法治，方可以避免“宫廷政治”的悲剧。
[1164]曾坚：《敬畏：依法行政的一个话题》，《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1期。
[1165]（明）余继登：《典故纪闻》，顾思点校，卷四，第65页。
[1166]（明）余继登：《典故纪闻》，顾思点校，卷四，第69页。
[1167]（明）余继登：《典故纪闻》，顾思点校，卷六，第112页。
[1168]（明）余继登：《典故纪闻》，顾思点校，卷六，第116页。
[1169]〔美〕周天玮：《法治理想国：苏格拉底与孟子的虚拟对话》，商务印书馆，1999，第28页。
[1170]〔美〕周天玮：《法治理想国：苏格拉底与孟子的虚拟对话》，第17页。
[1171]张成福：《责任政府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1172]〔美〕周天玮：《法治理想国：苏格拉底与孟子的虚拟对话》，第7页。
[1173]正如当代中国著名行政管理学家竺乾威教授在分析当代中国公共行政学本土化的重要论文中指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明中的某些合理成分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我们必须看到，西方的理论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的东西是具有普适性的，可以跨越时空的，反映的是一些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的问题，而这些东西则是非常有价值的”，“马克思主义正是被中国化了，中国革命才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正是被中国特色化了，才有了中国今天令人瞩目的发展”，“西方理论有它产生的具体环境（也即时空条件），有它适合于本土的或当时的经验的东西。这些东西一旦移植到另一个不同的时空环境，就需要加以适当的改造以适应新的环境，或加以摒弃”，“中国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伟大实践。这一实践为这一研究的中国化提供了许多中国独特的经验和做法，这些经验和做法为理论的提升和创新准备了条件”。竺教授兴奋地指出，“行政学研究的中国化此其时矣”。参阅竺乾威《行政学研究的中国化》，《公共行政评论》2013年第1期。因此，在推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如何使公共管理的研究本土化以及在这基础上产生一些具有说服力的、受到认可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以对全球的公共管理研究做出中国的贡献，这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几代人的努力”，潜心思辨出有说服力的本土公共行政学理论是我们的重要使命。参阅竺乾威《国家的进步与学科的成长》，《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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