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徐玉诺

    假设我没有记忆，

    现在我已是自由的了。

    人类用记忆把自己缠在笨重的木桩上。

    这是玉诺许多杂诗中的一首。他对记忆最感愤慨，他辨出了记忆的味道。在又一首小诗里，他说：

    当我走入了生活的黑洞

    足足的吃饱了又苦又酸的味道的时候，

    我急吞吞的咽了咽；

    我就又向前进了。

    历史在后边用锥子刺我的脊梁筋；

    我不爱苦酸，我却希望更苦更酸的味道。

    他的记忆确是非常酸苦的。只就他的境遇来说：他的家乡在河南鲁山县，是兵和匪的出产地。他眼见掮着枪炮杀人的人扬长走过；他眼见被杀的尸骸躺在山野间；他眼见辛苦的农人白天给田主修堡垒，夜间又给田主守堡垒，因为要防抢劫；他在因运兵而断绝交通的车站旁边，眼见在尘土里挣扎的醉汉，只求赏一个钱的娼妓，衙门里的老官僚，沿路赌博的赌棍，东倒西歪的烟鬼和玩弄手枪的土匪，而且与他们作伴。当初与他一起的，后来他觉得他们变了，虽然模样依旧，还能认识；这更使他伤心得几乎发狂，尝到了记忆的最酸苦的味道。他曾经对我说：“在我居住的境界里，似乎很复杂，却也十分简单，只有阴险和防备而已！”我虽然不知道他所有的记忆，只就“阴险和防备”来想，倘若拿来搁在舌尖上，就足以使我们哭笑不得了。

    他咒诅“阴险和防备”的境况和人物的诗很多。在这样的境况和人物之中，当然只有咒诅，只有悲痛，而无所期求。但是在咒诅倦了，悲痛像波浪一样暂时平息了的时候，他羡慕“没有一点特殊的记忆”的海鸥。当然，他要像海鸥似的，漂浮在“不能记忆的海上”生活，是做不到的。所以他赞美颠倒记忆的梦幻，羡慕泯没记忆的死灰，以为在这两种境界里，尝到的总不是现在尝到的酸苦的味道了。但是，梦幻不会破空飞来，死灭又不可骤得，这又引起他深沉的悲叹。试读以下两首诗：

    现实是人类的牢笼，

    幻想是人类的两翼。

    一只小鸟——失望的小东西——

    他的两翼破碎而且潮湿；

    他挣扎着起飞，

    但他终归落下。

    呵，可怜的脱不出牢笼的人呀！

    ——《现实与幻想》

    自杀还算得有意义的：

    没意义的人生，

    他觉得自杀也是没趣味。

    ——《小诗》

    不过他在一首《春天》里，起先叙了小鸟、小草、小孩对于春天的赞颂，以下说：

    失望的哲学家走过，

    逗留着无目的的寻求；

    搂一搂乱发，

    慈祥的端详着小鸟，小草，小孩……

    仿佛这……告诉他说虚幻的平安。

    倦怠的诗人走过，

    擦一擦他的眼泪，微笑荡漾在枯皱的额上，

    仿佛这……点缀了他梦境的美丽。

    在现实的境界里，足以使他暂时满足的只有“虚幻的平安”和“梦境的美丽”的自然景物了。他最喜爱和自然景物相亲；不仅相亲，他能融化陶醉在自然景物之中，至于忘了自己。去年的初夏，他到杭州去，中途在我的乡间住了三天，那正是新苗透出不容易描绘的绿，云物清丽，溪水涨满的时候。我因为工作忙，不能每天陪着他玩。他看惯了中原的旷野，骤然见到江南的田畴，格外觉得新鲜有趣。他独自赤着脚，跨进水齐到膝盖的稻田，抚摩溪上的竹树，采访农家的小女孩，憩坐在临门的小石桥阑干上，偃卧在开着野花的坟墓上，回来告诉我说：“我已经领略了所见的一切的意思。”后来他回鲁山去了，还在信里问起他抚摩过的竹树和踏过的稻田。他描写景物的诗，与其说是描写，不如说是他自己与自然融化的诗，都有奇妙的表现力，“这一片树叶拍着那一片”，“一片片小叶都张开它的面孔来，一个个小虫都睁开它的眼睛来。”他常常有奇妙的句子花一般怒放在他的诗篇里，不在于别的，在于他有特别灵敏的感觉。他并不是故意做作，感觉到这样，就这样写下来了。不仅是写景物的诗，他所有的诗都如此。他并不把写诗当一回事，像猎人搜寻野兽那样。在感觉强烈，情绪兴奋的时候，他不期然而然地写了；写出来的，我们叫它做诗。他的稿子往往有许多别字和脱漏的地方。我曾经问他为什么不仔细一点儿写？他说：“我这样写，还恨我的手指不中用。仔细一点儿写，那些东西就逃掉了。”这就可知他的诗有时不免结构松散，修辞草率的缘故。但是也可知他的诗所以那么自然，没有一点儿雕凿的痕迹，那么真实，没有一点儿无谓的呻吟。

    他虽然有时陶醉在自然里，但是“记忆”像锥子似的在背后刺他，他不能不醒来，醒来的时候当然还是愤慨；他在福州，大半是为了吃饭，所以他觉得“勉强”。他曾经对我说：“我一切都有些勉强。”既然“勉强”，热带的密林和微风的海边，于他都漠然了，他只是恋念遥远的故乡。故乡虽然是兵和匪的巢穴，然而有他的母亲父亲在那里。他还没到福州，在途中就有一首题为《给母亲的信》的诗：

    当我迷迷糊糊的思念她的时候，

    就心不自主的写了一封信给她。

    ——料她一字不识——

    待我用平常的眼光，

    一行一行看了这不甚清晰的字迹时，

    我的眼泪就像火豆一般，

    经过两颊，滴在灰色的信纸上了。

    他写了许多恋念故乡的诗。在那些诗里，爱慕母亲之外，还记挂鲁山的山谷，草原，田园，家里的小弟弟，两头母牛，三头牛犊，以及父亲的耕耘，小弟弟的玩弄小石子与他自己的割草。他的心时时飞过林原和海天，翱翔在所爱的故乡。他的爱实在很热烈而广大。他所以有咒诅的声音，就像鲁迅先生说爱罗先珂那样，叫做无所不爱而不得所爱的悲哀。所以他一方面咒诅，一方面又宽恕被咒诅的，同时还加上十分的怜悯。这种情形在他的诗里时常可见。从这里就可以推知他对于和他心灵相通的几个人是怎样的热诚而天真地相爱了。

    他脸色苍黄，眼睛放射出神秘的光，“乱发乘风飘拂”，不常剃的短髭围着唇边。绍虞兄看了他的相片，说他是个神秘家。我说有些儿意思，但是你如果与他见面，即使不开口谈话，就能感到他真朴的心神。在他乘着小汽轮来我的乡间那时候，我在埠头听见报到的汽笛，期待的心紧张到十二分了。汽轮泊定，乘客逐一登岸，我逐一打量。在许多客人的后面，一个人穿黑布衣服，泥污沾了很多，面貌像前面说的那样，一手拿一个轻巧的铺盖，一手提一只新的竹丝篮，中间满盛着枇杷香蕉等果品。我仿佛受着神秘的主宰命令似的，抢先紧握着他的胳膊，“你——玉诺？”他的目光注定在我的脸上，几乎使我想要避开，端详了一会儿，才把铺盖也提在提篮子的手里，随即紧握着我的手说，“你——圣陶！”这当儿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只感到满足，至今也忘不了。

    刊《文学旬刊》39期（1922年6月1日）。

    原题《玉诺的诗》，署名圣陶。

    记佩弦来沪

    每回写信给佩弦，总要问几时来上海，觉得有许多的话要与他细谈。佩弦来了，一遇于菜馆，再遇于郑家，三是他来我家，四呢，就是送他到车站了。什么也没有谈，更说不到“细”，有如不相识的朋友，至多也只是“点头朋友”那样，偶然碰见，说些今天到来明天动身的话以外，就只剩下默默相对了。也颇提示自己，正是满足愿望的机会，不要轻易放过。这自然要赶快开个谈话的端，然后蔓延不断地谈下去才对。然而什么是端呢？我开始觉得我所怀的愿望是空空的，有如灯笼壳子；我开始懊恼平时没有查问自己，究竟要与佩弦细谈些什么。端既没有，短短的时光又如影子那样移去无痕，于是若有所失地又“天各一方”了。

    过几天后追想，我所以怀此愿望，以及未得满足而感到失望，乃因前此晤谈曾经得到愉悦之故。所谓愿望，实在并不是有这样那样的话非谈不可，只是希冀再能够得到从前那样的愉悦。晤谈的愉悦从哪里发生的呢？不在所谈的材料精微或重大，不在究极到底而得到结论（对这些固然也会感到愉悦，但不是我意所存），而在抒发的随意如闲云之自在，印证的密合如呼吸之相通，如佩弦所说的“促膝谈心，随心之所至。时而上天，时而入地，时而论书，时而评画，时而纵谈时局，品鉴人伦，时而剖析玄理，密诉衷曲……”可谓随意之极致了。不比议事开会，即使没法解决，也总要勉强作个结论，又不比登台演说，虽明知牵强附会，也总要勉强把它编成章节。能说多少，要说多少，以及愿意怎样说，完全在自己手里，丝毫不受外力牵掣。这当儿，名誉的心是没有的，利益的心是没有的，顾忌欺诈等心也都没有，只为着表出内心而说话，说其所不得不说。在这样的进程中随伴地感到一种愉悦，其味甘而永，同于艺术家制作艺术品时所感到的。至于对谈的人，一定是无所不了解，无所不领会，真可说彼此“如见其肺肝然”的。一个说了这一面，又一个推阐到那一面，一个说如此如此，又一个从反面证明决不如彼如彼，这见得心与心正起共鸣，合为妙响。是何等的愉悦！即使一个说如此，又一个说不然，一个说我意云尔，又一个殊觉未必，因为没有名誉利益等等的心思在里头作祟，所以羞愤之情是不会起的，驳诘到妙处，只觉得共同找到胜境似的，愉悦也是共同的。

    这样的境界是可以偶遇而不可以特辟的。如其写个便条，说“月之某日，敬请驾临某地晤谈，各随兴趣之所至，务以感受愉悦为归”。到那时候，也许因为种种机缘的不凑合，终于没什么可说，兴味索然。就如我希望佩弦来上海，虽然不曾用便条相约，却颇怀着写便条的心理。结果如何呢？不是什么也没有谈，若有所失地又“天各一方”了么？或在途中，或在斗室，或在临别以前的旅舍，或在久别初逢的码头，各无存心，随意倾吐，不觉枝蔓，实已繁多。忽焉念起：这不已沉入了晤谈的深永的境界里么？于是一缕愉悦的心情同时涌起，其滋味如初泡的碧螺春，回味刚才所说，一一隽永可喜，这尤其与茶味的比喻相类。但是，逢到这样愉悦是初非意料的。那一年岁尽日晚间，与佩弦同在杭州，起初觉得无聊，后来不知谈到了什么，兴趣好起来了，彼此都不肯就此休歇，电灯熄了，点起白蜡烛来，离开了憩坐室去到卧室，上床躺着还是谈，两床中间是一张双抽屉的桌子，桌上是两枝白蜡烛。后来佩弦看了看时计，说一首小诗作成了，就念给我听：

    除夜的两支摇摇的白烛光里，

    我眼睁睁瞅着

    一九二一年轻轻地踅过去了。

    佩弦每次到上海总是慌忙的。颧颊的部分往往泛着桃花色；行步急遽，仿佛有无量的事务在前头；遗失东西是常事，如去年之去，墨水笔和小刀都留在我的桌上。其实岂止来上海时，就是在学校里作课前的预备，他全神贯注，表现于外面的神态是十分紧张；到下了课，对于讲解的反省，答问的重温，又常常涨红了脸。佩弦欢喜用“旅路”之类的词儿，周作人先生称徐玉诺“永远的旅人的颜色”，如果借来形容佩弦的慌忙的神气，可谓巧合。我又想，可惜没有到过佩弦家里，看他辞别了旅路而家居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慌忙。但是我想起了“人生的旅路”的话，就觉得无须探看，“永远的旅人的颜色”大概是“永远的”了。

    佩弦的慌忙，我以为该有一部分原因在他的认真。说一句话，不是徒然说话，要掏出真心来说；看一个人，不是徒然访问，要带着好意同去；推而至于讲解要学生领悟，答问要针锋相对；总之，不论一言一动，既要自己感受喜悦，又要别人同沾美利（佩弦从来没有说起这些，全是我的揣度，但是我相信“虽不中不远矣”）。这样，就什么都不让随便滑过，什么都得认真。认真得利害，自然见得时间之暂忽。如何叫他不要慌忙呢？

    看了佩弦的《“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一文的人，见佩弦什么都要去赏鉴赏鉴，什么都要去尝尝味儿，或许以为他是一个工于玩世的人。这就错了。玩世是以物待物，高兴玩这件就玩这件，不高兴就丢在一边，态度是冷酷的。佩弦的情形岂是这样呢？佩弦并非玩世，是认真处世。认真处世是以有情待物，彼此接触，就以全生命交付，态度是热烈的。要谈到“生活的艺术”，我想只有认真处世的人才配，“玩世不恭”，光棍而已，艺术家云乎哉！——这几句就作佩弦那篇文字的“书后”，不知道他以为用得着否。

    这回佩弦动身，我看他无改慌忙的故态。旅馆的小房间里，送行的客人随便谈说，佩弦一边听着，一边检这件看那件，似乎没甚头绪的模样。馆役唤来了，叫把新买的一部书包在铺盖里，因为箱子网篮都满满的了。佩弦帮着拉毯子的边幅，放了这一边又拉那一边，还有伯祥帮着，结果只打成个“跌塞铺盖”。于是佩弦把新裁的米通长衫穿起来，剪裁宽大，使我想起法师的道袍；他脸上带着小孩初穿新衣那样的骄意和羞态。一行人走出旅馆，招呼人力车，佩弦则时时回头向旅馆里面看。记认耶？告别耶？总之，这又见得他的“认真”了。

    在车站，佩弦怅然地等待买票，又来回找寻送行李的馆役，在黄昏的灯光和朦胧的烟雾里，“旅人的颜色”可谓十足了。这使我想起前年的这个季节在这里送颉刚。颉刚也是什么都认真的，而在行旅中常现慌忙之态，也与佩弦一样。自从那回送别之后，还不曾见过颉刚，我深切地想念他了。

    几个人着意搜寻，都以为行李太重，馆役沿路歇息，故而还没送到。哪知他们早已到了，就在我们团团转的那个地方的近旁。这可见佩弦慌忙得可以，而送行的人也无不异感塞住胸头。

    为了行李过磅，我们共同看那个站员的鄙夷不屑的嘴脸。他没有礼貌，没有同情，呼叱似的喊出重量和运费的数目。我们何暇恼怒，只希望他对于无论什么人都是这个样子，即使是他的上司或者洋人。

    幸而都弄清楚了，佩弦两手里只余一只小提箱和一个布包。“早点去占个座位吧”，大家对他这样说。他答应了，点头，将欲回转身，重又点头，脸相很窘。踌躇一会儿之后，他似乎下了大决心，转身径去，头也不回。没有一歇工夫，佩弦的米通长衫的背影就消失在站台的昏茫里了。

    刊《文学周报》192期（1925年9月20日），

    原题《与佩弦》，署名圣陶。

    1981年7月，作者作了大修改，并改了题目。

    白采

    那一年我从甪直搬回苏州，一个晴朗的朝晨，白采君忽地来看我。先前没有通过信，来了这样轻装而背着画具的人，觉得突兀。但略一问答之后，也就了然，他是游苏州写风景来的，因为知道我的住址，顺便来看我。我始终自信是一无所知一无所能的人，虽然有愿意了解别人、以善意恳切对待别人的诚心，但是从小很少受语言的训练，在人前难得开口，开口又说不通畅，往往被疑为城府很深甚至是颇近傲慢的人。而白采君忽地来看我，我感激并且惭愧。

    白采君颇白皙，躯干挺挺的使人羡慕。坐了一会，他说附近有什么可看的地方愿意去看看。我就同他到沧浪亭，在桥上望尚未凋残的荷盖。转到文庙，踏着泮池上没踝的丛草，蚱蜢之类便三三两两飞起来。

    大成殿森然峙立在我们面前，微闻秋虫丝丝的声音，更显得这境界的寂寥。我们站在殿前的阴影里，不说话。白采君凝睛而望，一手按着内装画板的袋子。我想他找到画题了吧，看他作画倒是有味的事。但是他并不画，从他带笑的颧颊上知道他得到的感兴却不平常。

    我想同他出城游虎丘，但是他阻住我，说太远了，他不愿多费我的时间，——其实我的时间算得什么。我声明无妨，他只是阻住，于是非分别不可了。就在文庙墙外，他雇了一头驴子，带着颇感兴趣的神情跨了上去。驴夫一鞭子，那串小铜铃康郎康郎作响，不多时就渺无所闻，只见长街远处小玩具似的背影在那里移动。

    我的记性真不行，那一天谈些什么，现在全想不起来了。

    后来也通过好几回信，都是简短的，并不能增进对于他的了解。但是他的几篇小说随后看到了，我很满意。我们读无论怎样好的文字，最初的感觉也无非是个满意，换句话说，就是字字句句入我意中，觉得应该这么说，不这么说就不对。但是，单说满意似乎太寒伧了，于是找些渊博的典雅的话来这样那样烘托，这就是文学批评。去年，他的深自珍秘的一首长诗《羸疾者的爱》刊布出来了，我读了如食异味，深觉与平日吃惯了的青菜豆腐乃至鱼肉不同，咀嚼之余，颇想写一点儿文字。但是念头一转，我又不懂什么文学批评，何必强作解人呢，就把这意思打消了。不过我坚强地相信这是一首好诗，虽然称道的人不大有。

    去年冬，我们到江湾看子恺君的漫画。在立达学园门前散步的时候，白采君与别的几位教师从里面出来，就一一招呼，错落聚谈。白采君不是前几年的模样了，变得消瘦，黝黑，干枯，说话带伤风的鼻音。后来知道他有吐血的病。

    今年大热天的一个午后，愈之君跑来突然说：“白采死了！”

    “啊！”大家愕然。

    我恍惚地想大概是自杀吧；当时虽不曾想到他的诗与小说，但是他的诗与小说早使我认定他是骨子里悲观的人。

    经愈之君说明，才知道是病死在船上的。

    “人生如朝露”等古老的感慨，心里固然没有，但是一个相识而且了解他的心情的人离开我们去了，永不回来了，决不是暂时的哀伤。

    他的遗箧里有许多珍秘的作品，我愿意尽数地读它们。已经刊布的一篇诗一本小说集，近来特地检出来重读了。我们能更多地了解他，他虽然死了，会永远生存在我们的心里。

    刊《一般》1卷10号（1926年10月5日），署名圣陶。

    两法师

    在到功德林去会见弘一法师的路上，怀着似乎从来不曾有过的洁净的心情；也可以说带着渴望，不过与希冀看一出著名的电影剧等的渴望并不一样。

    弘一法师就是李叔同先生，我最初知道他在民国初年；那时上海有一种《太平洋报》，其艺术副刊由李先生主编，我对于副刊所载他的书画篆刻都中意。以后数年，听人说李先生已经出了家，在西湖某寺。游西湖时，在西泠印社石壁上见到李先生的“印藏”。去年子恺先生刊印《子恺漫画》，丏尊先生给它作序文，说起李先生的生活，我才知道得详明些；就从这时起，知道李先生现在称弘一了。

    于是不免向子恺先生询问关于弘一法师的种种，承他详细见告。十分感兴趣之余，自然来了见一见的愿望，就向子恺先生说了。“好的，待有机缘，我同你去见他。”子恺先生的声调永远是这样朴素而真挚的。以后遇见子恺先生，他常常告诉我弘一法师的近况：记得有一次给我看弘一法师的来信，中间有“叶居士”云云，我看了很觉惭愧，虽然“居士”不是什么特别的尊称。

    前此一星期，饭后去上工，劈面来三辆人力车。最先是个和尚，我并不措意。第二是子恺先生，他惊喜似地向我点头。我也点头，心里就闪电般想起“后面一定是他”。人力车夫跑得很快，第三辆一霎经过时，我见坐着的果然是个和尚，清癯的脸，颔下有稀疏的长髯。我的感情有点激动，“他来了！”这样想着，屡屡回头望那越去越远的车篷的后影。

    第二天，就接到子恺先生的信，约我星期日到功德林去会见。

    是深深尝了世间味，探了艺术之宫的，却回过来过那种通常以为枯寂的持律念佛的生活，他的态度该是怎样，他的言论该是怎样，实在难以悬揣。因此，在带着渴望的似乎从来不曾有过的洁净的心情里，还搀着些惝的成分。

    走上功德林的扶梯，被侍者导引进那房间时，近十位先到的恬静地起立相迎。靠窗的左角，正是光线最明亮的地方，站着那位弘一法师，带笑的容颜，细小的眼眸子放出晶莹的光。丏尊先生给我介绍之后，叫我坐在弘一法师的侧边。弘一法师坐下来之后，就悠然数着手里的念珠。我想一颗念珠一声“阿弥陀佛”吧。本来没有什么话要向他谈，见这样更沉入近乎催眠状态的凝思，言语是全不需要了。可怪的是在座一些人，或是他的旧友，或是他的学生，在这难得的会晤时，似乎该有好些抒情的话与他谈，然而不然，大家也只默然不多开口。未必因僧俗殊途，尘净异致，而有所矜持吧。或许他们以为这样默对一二小时，已胜于十年的晤谈了。

    晴秋的午前的时光在恬然的静默中经过，觉得有难言的美。

    随后又来了几位客，向弘一法师问几时来的，到什么地方去那些话。他的回答总是一句短语；可是殷勤极了，有如倾诉整个心愿。

    因为弘一法师是过午不食的，十一点钟就开始聚餐。我看他那曾经挥洒书画弹奏钢琴的手郑重地夹起一荚豇豆来，欢喜满足地送入口中去咀嚼的那种神情，真惭愧自己平时的乱吞胡咽。

    “这碟子是酱油吧？”

    以为他要酱油，某君想把酱油碟子移到他前面。

    “不，是这位日本的居士要。”

    果然，这位日本人道谢了，弘一法师于无形中体会到他的愿欲。

    石岑先生爱谈人生问题，著有《人生哲学》，席间他请弘一法师谈些关于人生的意见。

    “惭愧，”弘一法师虔敬地回答，“没有研究，不能说什么。”

    以学佛的人对于人生问题没有研究，依通常的见解，至少是一句笑话。那么，他有研究而不肯说么？只看他那殷勤真挚的神情，见得这样想时就是罪过。他的确没有研究。研究云者，自己站在这东西的外面，而去爬剔、分析、检察这东西的意思。像弘一法师，他一心持律，一心念佛，再没有站到外面去的余裕。哪里能有研究呢？

    我想，问他像他这样的生活，觉得达到了怎样一种境界，或者比较落实一点儿。然而健康的人不自觉健康，哀乐的当时也不能描状哀乐；境界又岂是说得出的。我就把这意思遣开，从侧面看弘一法师的长髯以及眼边细密的皱纹，出神久之。

    饭后，他说约定了去见印光法师，谁愿意去可同去。印光法师这个名字知道得很久了，并且见过他的文抄，是现代净土宗的大师，自然也想见一见。同去者计七八人。

    决定不坐人力车，弘一法师拔脚就走，我开始惊异他步履的轻捷。他的脚是赤着的，穿一双布缕缠成的行脚鞋。这是独特健康的象征啊，同行的一群人哪里有第二双这样的脚。

    惭愧，我这年轻人常常落在他背后。我在他背后这样想。

    他的行止笑语，真所谓纯任自然，使人永不能忘。然而在这背后却是极严谨的戒律。丏尊先生告诉我，他曾经叹息中国的律宗有待振起，可见他是持律极严的。他念佛，他过午不食，都为的持律。但持律而到达非由“外铄”的程度，人就只觉得他一切纯任自然了。

    似乎他的心非常之安，躁忿全消，到处自得；似乎他以为这世间十分平和，十分宁静，自己处身其间，甚而至于会把它淡忘。这因为他把所谓万象万事划开了一部分，而生活在留着的一部分内之故。这也是一种生活法，宗教家大概采用这种生活法。

    他与我们差不多处在不同的两个世界。就如我，没有他的宗教的感情与信念，要过他那样的生活是不可能的。然而我自以为有点儿了解他，而且真诚地敬服他那种纯任自然的风度。哪一种生活法好呢？这是愚笨的无意义的问题。只有自己的生活法好，别的都不行，夸妄的人却常常这么想。友人某君曾说他不曾遇见一个人他愿意把自己的生活与这个人对调的，这是踌躇满志的话。人本来应当如此，否则浮漂浪荡，岂不像没舵之舟。然而某君又说尤其要紧的是同时得承认别人也未必愿意与我对调。这就与夸妄的人不同了；有这么一承认，非但不菲薄别人，并且致相当的尊敬。彼此因观感而潜移默化的事是有的。虽说各有其生活法，究竟不是不可破的坚壁；所谓圣贤者转移了什么什么人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板着面孔专事菲薄别人的人决不能转移了谁。

    到新闸太平寺，有人家借这里办丧事，乐工以为吊客来了，预备吹打起来。及见我们中间有一个和尚，而且问起的也是和尚，才知道误会，说道，“他们都是佛教里的。”

    寺役去通报时，弘一法师从包袱里取出一件大袖僧衣来（他平时穿的，袖子与我们的长衫袖子一样），恭而敬之地穿上身，眉宇间异样地静穆。我是欢喜四处看望的，见寺役走进去的沿街的那个房间里，有个躯体硕大的和尚刚洗了脸，背部略微佝着，我想这一定就是了。果然，弘一法师头一个跨进去时，就对这位和尚屈膝拜伏，动作严谨且安详。我心里肃然。有些人以为弘一法师该是和尚里的浪漫派，看见这样可知完全不对。

    印光法师的皮肤呈褐色，肌理颇粗，一望而知是北方人；头顶几乎全秃，发光亮；脑额很阔；浓眉底下一双眼睛这时虽不戴眼镜，却用戴了眼镜从眼镜上方射出眼光来的样子看人，嘴唇略微皱瘪，大概六十左右了。弘一法师与印光法师并肩而坐，正是绝好的对比，一个是水样的秀美，飘逸，一个是山样的浑朴，凝重。

    弘一法师合掌恳请了，“几位居士都欢喜佛法，有曾经看了禅宗的语录的，今来见法师，请有所开示，慈悲，慈悲。”

    对于这“慈悲，慈悲”，感到深长的趣味。

    “嗯，看了语录。看了什么语录？”印光法师的声音带有神秘味。我想这话里或者就藏着机锋吧。没有人答应。弘一法师就指石岑先生，说这位先生看了语录的。

    石岑先生因说也不专看哪几种语录，只曾从某先生研究过法相宗的义理。

    这就开了印光法师的话源。他说学佛须要得实益，徒然嘴里说说，作几篇文字，没有道理；他说人眼前最要紧的事情是了生死，生死不了，非常危险；他说某先生只说自己才对，别人念佛就是迷信，真不应该。他说来声色有点儿严厉，间以呵喝。我想这触动他旧有的忿忿了。虽然不很清楚佛家的“我执”“法执”的涵蕴是怎样，恐怕这样就有点儿近似。这使我未能满意。

    弘一法师再作第二次恳请，希望于儒说佛法会通之点给我们开示。

    印光法师说二者本一致，无非教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不过儒家说这是人的天职，人若不守天职就没有办法。佛家用因果来说，那就深奥得多。行善就有福，行恶就吃苦。人谁愿意吃苦呢？——他的话语很多，有零星的插话，有应验的故事，从其间可以窥见他的信仰与欢喜。他显然以传道者自任，故遇有机缘不惮尽力宣传；宣传家必有所执持又有所排抵，他自也不免。弘一法师可不同，他似乎春原上一株小树，毫不愧怍地欣欣向荣，却没有凌驾旁的卉木而上之的气概。

    在佛徒中，这位老人的地位崇高极了，从他的文抄里，见有许多的信徒恳求他的指示，仿佛他就是往生净土的导引者。这想来由于他有很深的造诣，不过我们不清楚。但或者还有别一个原因：一般信徒觉得那个“佛”太渺远了，虽然一心皈依，总不免感到空虚；而印光法师却是眼睛看得见的，认他就是现世的“佛”，虔敬崇奉，亲接謦欬，这才觉得着实，满足了信仰的欲望。故可以说，印光法师乃是一般信徒用意想来装塑成功的偶像。

    弘一法师第三次“慈悲，慈悲”地恳求时，是说这里有讲经义的书，可让居士们“请”几部回去。这个“请”字又有特别的味道。

    房间的右角里，装钉作似的，线装、平装的书堆着不少：不禁想起外间纷纷飞散的那些宣传品。由另一位和尚分派，我分到黄智海演述的《阿弥陀经白话解释》，大圆居士说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口义》，李荣祥编的《印光法师嘉言录》三种。中间《阿弥陀经白话解释》最好，详明之至。

    于是弘一法师又屈膝拜伏，辞别。印光法师点着头，从不大敏捷的动作上显露他的老态。待我们都辞别了走出房间，弘一法师伸两手，郑重而轻捷地把两扇门拉上了。随即脱下那件大袖的僧衣，就人家停放在寺门内的包车上，方正平帖地把它摺好包起来。

    弘一法师就要回到江湾子恺先生的家里，石岑先生予同先生和我就向他告别。这位带着通常所谓仙气的和尚，将使我永远怀念了。

    我们三个在电车站等车，滑稽地使用着“读后感”三个字，互诉对于这两位法师的感念。就是这一点，已足证我们不能为宗教家了，我想。

    1927年10月8日作。

    刊《民铎》9卷1号，署名圣陶。

    几种赠品

    两个月前，接到厦门寄来一封信。拆开来看，是不相识的广洽和尚写的；附带赠给我一张弘一法师最近的相片。信上说我曾经写过那篇《两法师》，一定乐于得到弘一法师的相片。料知人家欢喜什么，就让人家享有那种欢喜，遥远的阻隔不管，彼此还没相识也不管！这种情谊是非常可感的。我立刻写信回答广洽和尚；说是谢，太浮俗了，我表示了永远感激的意思。

    相片是六寸的，并非“艺术照相”，布局也平常，跟身旁放着茶几，茶几上供着花盆茶盅的那些相片差不多。寺院的石墙作为背景，正受阳光，显得很亮；靠左一个石库门，门开着，画面就有了乌黑的长方形。地上铺着石板，平，干净。近墙种一棵树，比石库门高一点儿，平行脉叶很阔大，不知道是什么；根旁用低低的石栏围成四方形，栏内透出些兰草似的东西。一张半桌放在树前面，铺着桌布；陈设的是两叠经典，一个装着画佛的镜框子，还有一个花瓶，瓶里插着菊科的小花。这真所谓一副拍照的架子；依弘一法师的艺术眼光看来，也许会嫌得太呆板了。然而他对不论什么都欢喜满足，人家给他这样布置了请他坐下来的时候，他大概连连地说“好的，好的”吧。他端坐在半桌的左边；披着袈裟，折痕很明显；右手露出在袖外，拈着佛珠；脚上还是穿着行脚僧的那种布缕纽成的鞋。他现在不留胡须了，嘴略微右歪，眼睛细小，两条眉毛距离得很远；比较前几年，他显得老了，可是他的微笑里透露出更多的慈祥。相片上题着十个字：“甲戌九月居晋水兰若造”，是他的亲笔；照相师给印在前方垂下来的桌布上，颇难看。然而我想，他看见的时候，大概也是连连地说“好的，好的”吧。

    收到了照片以后不多几天，弘一法师托人带来两个瓷碟子，送给丏尊先生跟我。郑重地封裹着，一张纸里面又是一张纸；纸面写上嘱咐的话，请带来的人不要重压。贴着碟子有个字条子：“泉州土产瓷碟二个，绘画美丽，堪与和兰瓷媲美，以奉丏尊圣陶二居士清赏。一音。”书法极随便，不像他写经语佛号的字幅那样谨严，然而没有一笔败笔，通体秀美可爱。

    瓷碟子的直径大约三寸，土质并不怎样好，涂上了釉，白里泛点儿青，跟上海缸甏店里出卖的最便宜的碗碟差不多。中心画着折枝；三簇叶子像竹叶，另外几簇却又像蔷薇；花三朵，都只有阔大的五六瓣，说不来像什么；一只鸟把半朵花掩没了，全身轮廓作半月形，翅膀跟脚都没有画。叶子着的淡绿；花跟鸟头，淡；鸟身和鸟眼是几乎辨不清的淡黄。从笔姿跟着色看，很像小学生的美术课成绩。和兰瓷是怎样的，我没有见过；只觉得这碟子比那些金边的画着工细的山水人物的可爱。可爱在哪里，贪图省力的回答自然只消说“古拙”二字；要说得精到些，恐怕还有旁的道理呢。

    前面说起照片，现在再来记述一张照片。贺昌群先生游罢华山，寄给我一张十二寸的放大片。前几年他在上海，亲手照的相我见过好些，这一张该是他的“得意之作”了。

    这一张是直幅，左边峭壁，右边白云，把画面斜分成两半。一条栈道从左下角伸出来，那是在山壁上凿成的仅能通过一个人的窄路；靠右歪斜地立着木栏干，有几个人扶着木栏干向上走。路一转往左，就只见深黑的一道裂缝；直到将近左上角，给略微突出的石壁遮没了。后面的石壁有三四处极大的凹陷，都深黑，使人想那些也许是古怪的洞穴。所有的石壁完全赤裸裸的，只后面的石壁的上部挺立着一丛柏树：枝条横生，疏疏落落地点缀着细叶，类似“国画”的笔法。右边半幅白云微微显出浓淡；右上角还有两搭极淡的山顶，这就不嫌寂寞，勾引人悠远的想像。——这里叫做长空栈，是华山有名的险峻处所。

    最近接到金叶女士封寄的两颗红豆。附信大意说，家乡寄来一些红豆，同学看见了，一抢而光。这两颗还是偷偷地藏起来的，因为好玩，就寄给我。过一些时，还要变得鲜艳呢。从小读“红豆生南国”的诗，就知道“红豆”这个名称，可是没有见过实物。现在金叶女士使我长些见识，自然欢喜。

    红豆作扁荷包形，跟大豆蚕豆绝不相像。皮红色，光泽；每面有不规则形的几搭略微显得淡些。一条洁白的脐生在荷包开口的部分，像小孩的指甲。红豆向来被称为树，而有这生在荚内的果实，大概是紫藤一般的藤本。豆粒很坚硬，听说可以久藏。如果拿来镶戒指，倒是别有意趣的。

    这里记述了近来得到的几种赠品。比起名画跟古董来，这些东西尤其可贵，因为这些东西浸渍着深厚的情谊。

    原题《近来得到的几种赠品》。

    刊《新小说》创刊号（1935年2月15日），署名叶圣陶。

    弘一法师的书法

    弘一法师对于书法是用过苦功的。在夏丏尊先生那里，见到他许多习字的成绩，各体的碑帖他都临摹，写什么像什么。这大概由于他画过西洋画的缘故。西洋画的基本练习是木炭素描，一条线条，一笔烘托，都得和摆在面前的实物不差分毫。经过这样训练的手腕和眼力，运用起来自然能够十分准确，达到得心应手的境界。于是写什么像什么了。

    艺术的事情大多始于摹仿，终于独创。不摹仿打不起根基，摹仿一辈子，就没有了自我，只好永远追随人家的脚后跟。但是不用着急，凭真诚的态度去摹仿的，自然而然会有蜕化的一天。从摹仿中蜕化出来，艺术就得到了新的生命——不傍门户，不落窠臼，就是所谓独创了。弘一法师近几年来的书法，可以说已经到了这般地步。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他是用了多年的苦功，临摹各体的碑帖，而且是写什么像什么的。

    弘一法师近几年来的书法，有人说近于晋人。但是，摹仿的哪一家呢？实在指说不出。我不懂书法，然而极喜欢他的字。若问他的字为什么使我喜欢，我只能直觉地回答，因为他蕴藉有味。就全幅看，好比一堂温良谦恭的君子人，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就一个字看，疏处不嫌其疏，密处不嫌其密，只觉得每一笔都落在最适当的位置上，不容移动一丝一毫。再就一笔一画看，无不使人起充实之感，立体之感。有时候有点儿像小孩子所写的那样天真，但是一面是原始的，一面是成熟的，那分别又显然可见。总括以上的话，就是所谓蕴藉，毫不矜才使气，功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

    这样浅薄的话，方家或许要觉得好笑，可是我不能说我所不知道的话，只得暴露自己的浅薄了。

    刊1937年1月7日厦门《星光日报》，署名叶绍钧。

    记丏翁一二事

    去年中原战争发动以后，直到如今，没有接到过上海丏翁来信。邮路并非不通，人家已经收到了上海九月间发出的信。丏翁为什么没有来信，令人怀念无极。猜想起来，大概没有旁的原因，只因为敌人的深入把我们分隔得愈远了；从前神仙家有什么缩地之方，如今适得其反，彼此居处虽然没有变更，而邮递迟迟，寄一封信就得八九十天，好像把距离拉远了似的。在这么遥远的程途中寄信，收信人开缄细读，无非是些明日黄花。古代人有那么一种习惯，由交通的不方便养成的，书到经年，不以为奇，在现代人可觉得太难受了。并且写信也不能说什么；问个安好，写些近况，原可以心照不宣；米价涨到若干，燃料如何艰难，写了也是徒然，彼此帮不了忙。这样想时，索性不写了事，一切待会面那时候谈它三天三夜吧。我猜想就是这么个原因。

    前天N先生到来，嘱我写些文字给《朝华》，因为我与丏翁是亲家，特别“点戏”写些关于丏翁的什么。我正在怀念丏翁，写这个题目倒不觉得勉强。可是想了一想，怀念不过是一种情绪，空灵得很，难以把捉。不如记述一二事实，来得便当。

    前年十二月间，丏翁被日本宪兵部捕去，关了十天放出来。问何被捕，因何放出来，始终莫名其妙；据推测，大概丏翁的名字已列入敌人的“黑单”；黑单中人只关了十天，可见在敌人心目中，情形并不怎么严重。丏翁不会参加什么地下活动，直接打击敌人，我是知道的。在被拘留期间，受审问倒有五天之多；日本人是天南地北的乱问，把回答的话一一记录下来。他们知道丏翁能说日本话，要他用日本话回答。他说，“我，中国人，我说中国话。你们审问有翻译员，翻译就是了。”这个话是去年从上海来的一位朋友转述给我听的，确是丏翁的声口，我听了仿佛看见了丏翁本人。

    在被拘留期间，有一天，丏翁家来了个客人，送一封信，说是几个同学凑起来的钱，请夏师母随便使用，夏师母把钱收下了，没有问明来客姓甚名谁。后来丏翁回了家，一定要去还那笔钱；他以为自己虽然窘，那些学生也并不宽裕，不该凭被捕的名义受他们的钱。可是逐个逐个地问，没有一个学生承认送过那笔钱。他没有办法，只好打算捐给慈善机关，让受难同胞用。那笔钱到底捐了没有，我不清楚，因为那位朋友没有说明。我相信那送钱的确是他的学生，而且就在他问过的若干人中间，说不定那若干人个个都掏了腰包。他们知道丏翁的耿介脾气，才来个闷葫芦。我替丏翁着想，单是学生们的这一份深情厚爱，就足以抵过十天的拘囚生活而有余了。

    1945年1月15日作。

    刊《朝华旬刊》创刊号，署名叶圣陶。

    胡愈之先生的长处

    胡愈之先生是我们《中学生》杂志的老朋友，从《中学生》杂志创刊到复刊，他一直给我们许多帮助，不但为我们写文字，还帮我们出主意，定规划。如今的新读者也许不很知道胡先生其人，可是从五年之前起往上溯，那时候的读者一定知道他。假如那时候的读者在《中学生》杂志以外还看旁的杂志，接触他的文字更多，那就不但知道他，并将永远的记住他了。

    今年得到消息，说胡先生在南洋某地病故了。朋友们听了，都感到异样的怅惘，与他作朋友很少会是泛泛之交的。消息极简略，可是据说十之八九可靠。我们真个失掉了这位老朋友吗？于是大家作些文字来纪念他，汇刊在这儿，成个特辑。万一的希冀是“海外东坡”，死讯误传。如果我们有那么个幸运，等到与他重行晤面，这个特辑就是所谓“一死一生，乃见交情”的凭证，也颇有意义。

    我不想在这儿说我与胡先生的私交，因为这在一般读者看来，没有多大关系。我只想说胡先生的自学精神。他没有在中学毕业，从职业中学习，从生活中学习，始终不懈，结果既博且通，为多数正途出身的人所不及。我们经常标榜自学，也许有人以为徒然说得好听，难收真实效果。但是我们可以坚决的说绝对不然，胡先生就是个最可凭信的实例。

    我只想说胡先生的组织能力。他创设了许多团体，计划了许多杂志与书刊，理想不嫌其高远，而步骤务求其切实。他善于识别朋友的长处，加以运用与鼓励，使朋友人人尽其所长，把团体组织得很好，把杂志书刊办得很好。这种能力，在现代社会中是极端需要的，却又是一般人所极端缺乏的。章程议定，计划通过，招牌挂起，下文就没有了，是我们常见的事。但是我们深切的知道，要真个干一些事，非有胡先生那样的组织能力不可。

    我只想说胡先生的博爱思想。我想这或许是从他学习世界语种下根的。世界语原来不仅是一种工具，其中还蕴蓄着人类爱的精神。后来他入世更深，知道普遍的人类爱还是未来的事，在当前，有所爱就不能不有所憎，爱的方面越真切，憎的方面也越深刻，深刻的憎正所以表现真切的爱，而表现的方式不限于用口用笔，尤其紧要的是用行为。在后半截的生涯中，他奔走各地，栖栖皇皇，计划这个，讨论那个，究竟何所为呢？为名吗？为利吗？都不是。无非实做“有所为”三个字而已。为什么要“有所为”？本于他那种博爱思想，只觉得非“有所为”不可而已。

    我只想说胡先生的友爱情谊。这与前一点是关联的。朋友之可贵，不在聚集在一起吃点儿，喝点儿。一个人既要“有所为”，他知道无论什么事决不是独个儿办得了的，必须与他人通力合作才成，那时候朋友就像自己的性命一样，友爱情谊自然而然深挚起来。近来有几位朋友与我谈起，朋辈之中，胡先生最笃于友谊，他关顾朋友甚于关顾他自己。在感叹家说起来，这是“古道”，如今不可多得了。其实这也是“新道”，唯有不“古”不“新”的人物，才以为友谊是无足轻重的。

    以上说了四点，自学精神，组织能力，博爱思想，友爱情谊，是胡先生的长处，我们一班朋友所公认的。关于这四点，都没有叙及具体事实，因为几位朋友的文字中都有叙及，不必重复了。

    在纪念人物的文字中，有句老调，“我们要学某人的什么什么”。我不想学这句老调。我以为看了几篇纪念文字就会学起某人来，没有这么简单，“学”的因素很多，种种因素具备了才得完成个“学”字。不过，看了几篇纪念文字，在思想行为上发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如茅盾先生说的，受了那人物的感召力，是可能的。现在我们纪念胡先生，一位可敬的朋友，写了几篇纪念文字，这几篇文字如果能在读者的思想行为上发生若干影响，那就不是浪费笔墨，我们对于胡先生的怀念也可以稍稍发抒了。

    1945年5月23日作。

    刊《中学生》战时月刊89期，署名叶圣陶。

    “生活教育”——怀念陶行知先生

    关于教育的见解，千差万别，可是扼要地区别起来，也很简单，大致可以分为相反的两派。就教育的目标说，一派希望受教育者成为工具；另一派希望受教育者成为人，独立不倚的人，不比任何人卑微浅陋的人。就教育的理解说，一派认为受教育者像个空瓶子，其中一无所有，开着瓶口等待把东西装进去；另一派认为受教育者自有发掘探讨的能力，这种能力只待培养，只待启发，教育事业并非旁的，就只是做那培养和启发的工作。就教育的方法说，一派注重记诵，使受教育者无条件地吞下若干东西；另一派注重创发，不但使受教育者吞下若干东西，尤其重要的在使受教育者消化那些东西，化为自身的新血液，新骨肉。以上说的目标，理解，方法三项是一致的。前一派希望受教育者成为工具，就不能不把他们认作空瓶子，要他们无条件地吞下若干东西。后一派希望受教育者成为人，自然要把他们当人看待，自然要把培养能力启发智慧作为教育的任务，自然要竭力使他们长成新血液，新骨肉。就受教育者的方面说，受前一派的教育是“为人”，有人需要一批工具，你是应命准备去做工具，不是“为人”是什么？受后一派的教育是“为己”，“古之学者为己”的“为己”，发展知能，一辈子真实受用，这种教育就是陶行知先生所说的“生活教育”。

    在皇帝的时代，在法西斯的国家，当然推行前一派的教育。皇帝要人民作工具供养他，法西斯机构要人民作工具拥护它，势所必然把教育作为造成工具的手段。但是，皇帝早已推翻了，法西斯已经打垮了，在人民的世纪中，人人要做独立不倚的人，不比任何人卑微浅陋的人，就必须推行后一派的教育，如陶行知先生所说的“生活教育”。

    放眼看我国当前的教育，无论认识方面，表现方面，都还脱不出前一派的窠臼。教育原不是孤立的事项，有这么样的中国，就有如现在模样的教育。有人说，要把教育办好了，才可以把中国弄好。这自然见出对于教育的热诚和切望，可是实做起来未必做得通。还是调转来说，要把中国弄好了，才可以脱出前一派教育的窠臼，彻头彻尾地推行后一派的教育。所以陶行知先生一方面竭力提倡“生活教育”，一方面身任民主运动的先锋。现在推行“生活教育”，不怕艰难，不避危害，当然也有成就，那成就对于中国的弄好也大有帮助。然而那成就只是一点一滴的，要收到普遍的效果，要使人人受到充实自己、发展自己的教育，总得在中国真正弄好了之后。

    担任教育工作的人多极了，人的聪明才智，一般说来是相去不远的，然而像陶行知先生那样提倡并且推行“生活教育”的有几人？像陶行知先生那样认清教育与其他事项的关系，献身于民主运动的又有几人？安得陶行知先生的精神化而为千，化而为万，整个教育界的人都把陶行知先生作为楷模，使中国与中国的教育一改旧观啊！

    1946年10月23日作。

    刊《中学生》月刊总181期，署名圣陶。

    “相濡以沫”

    去年在重庆，参加鲁迅先生纪念会，我提起了他爱用的一句话“相濡以沫”。今年在上海，参加他的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我仍旧提起了这句话。

    大概是我的话没有说清楚，或者根本没有把意思表达出来。第二天看报纸的记载，与我所说的不大相符。因此再在这里说一说，辞句和顺序未必与说话当时全同，大旨却不相违异。

    “相濡以沫”这句话出于《庄子》，鲁迅先生常爱引用它，只是断章取义，与这句话的上下文不大有关系。单就这句话看，是一个悲壮动人的场面。一群鱼失了水，干得要死，大家吐出口沫来，彼此互相沾润，藉此延长大家的生命。试想，吐出自己仅有的东西来，不但沾润自己，还要互相沾润，那“生的意志”的强固和“群的联系”的强固，不是够得上悲壮两个字的考语吗？

    鲁迅先生引用这句话，为的是他所处的环境正是一片干地，没有一滴水。他又见和他同在的人所处的是相同的环境，于是自然而然记起这句话。说它是口号，不如说它是信念。他奉行他的信念，在一片干地上，所吐的口沫非常之多。二十册的《鲁迅全集》是他的口沫，新近出版的《鲁迅全集补遗》是他的口沫，由他校印的木刻画集以及《海上述林》等书是他的口沫，尤其重要的，他那明辨是非的态度，坚决奋斗的精神，待人接物的诚恳与认真，全是他的口沫。与他接触的人见他的为人，读他的文字，也各各吐出他们的口沫，相信他，学习他，和他在一起。到了今日，“走鲁迅先生的道路”成为普遍的号召了。我想这么说：鲁迅先生的影响所以伟大，就在于他奉行那“相濡以沫”的信念。

    鱼到了“相濡以沫”的境地，虽然延长一时的生命，结果总不免死掉。可是，鲁迅先生引用这句话是取作比喻，说的还是人事。就人事方面想，情形就不同了。鲁迅先生逝世不久，我曾作一首七律挽他，现在抄在这里：

    木坏山颓万众悲，感人岂独在文辞。

    暖姝夙恨时流态，刚介真堪后死师。

    岩电烂然无不照，遗容穆若见深慈。

    相濡以沫沫成海，试听如潮继志词。

    前面六句不说，只说末后两句。这两句还是比喻。人与人要是“相濡以沫”，范围越推越广，口沫越聚越多，不将汇成大海吗？既然有个大海，被喻为鱼的人就可以在其中游泳自如，不再是干得要死的鱼了。而现在，大海已经汇成了，因为已经听见了潮水似的声音。潮水似的声音就是所谓“继志词”，就是“走鲁迅先生的道路！”“学习鲁迅先生的精神！”一类的号召。

    1946年10月22日作。

    刊《新文化》半月刊2卷8期，署名叶圣陶。

    谈弘一法师临终偈语

    我不参佛法，对于信佛的人只能同情，对于自己，相信永远是“教宗堪慕信难起”（拙诗《天地》一律之句）的了。也曾听人说过修习净土的道理，随时念佛，临命终时，一心不乱，以便往生净土。话当然没有这么简单，可是几十年来我一直有个总印象：净土法门教人追求“好好的死”。我自信平凡，还是服膺“未知生，焉知死”的说法。“好好的死”似不妨放慢些，我们就人论人，最要紧的还在追求“好好的活”。修习净土的或者都追求“好好的活”，只是我很少听见说起。

    弘一法师临终作偈两首，第二首的后两句是“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照我的看法，这是描绘他的生活，说明他的生活体验：他入世一场，经历种种，修习种种，到他临命终时，正当“春满”“月圆”的时候。这自然是“好好的死”，但是“好好的死”源于“好好的活”。他临终前又写了“悲欣交集”四字，我以为这个“欣”字该作如下解释：一辈子“好好的活”了，到如今“好好的死”了，欢喜满足，了无缺憾。无论信教不信教，只要是认真生活的人，谁不希望他的生活达到“春满”“月圆”的境界？而弘一法师真的达到这种境界了。他的可敬可佩，照我不参佛法的人说，就在于此。

    我曾作四言两首颂赞他，就根据这个意思，现在重抄在这儿：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其谢与缺，罔非自然。

    至人参化，以入涅槃。

    此境胜美，亦质亦玄。

    “悲欣交集”，遂与世绝。

    悲见有情，欣证禅悦。

    一贯真俗，体无差别。

    嗟哉法师，不可言说。

    1947年9月21日作。

    刊《总有情》8卷10期，署名叶圣陶。

    朱佩弦先生

    本志的一位老朋友，也是读者们熟悉的一位老朋友，朱佩弦（自清）先生，于八月十二日去世了。认识他的人都很感伤，不认识他可是读过他的文字，或者仅仅读过他那篇《背影》的人也必然感到惋惜。现在我们来谈谈朱先生。

    他是国立清华大学的教授，任职已经二十多年。以前在浙江省好几个中学当教师，也在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教过书。他毕了北京大学的业就当教师，一直没有间断。担任的功课是国文和本国文学。他的病拖了十五年左右。工作繁忙，处事又认真，经济不宽裕，又遇到八年的抗战，不能好好治疗，休养。早经医生诊断，他的病是十二指肠溃疡，应当开割。但是也有医生说可以不开割，他就只服些药品了事。本年八月六日病又大发作，痛不可当，才往北大医院开割。大概是身体太亏了，几次消息传来，都说还在危险期中。延了六天，就去世了。他今年五十一岁。

    他是个尽职的胜任的国文教师和文学教师。教师有所谓“预备”的工夫，他是一向做这个工夫的。不论教材的难易深浅，授课以前总要揣摩，把必须给学生解释或提示的记下来。一课完毕，往往满头是汗，连擦不止。看他的神色，如果表现出舒适愉快，这一课是教得满意了，如果有点儿紧张，眉头皱紧，就可以知道他这一课教得不怎么惬意。他教导学生采取一种平凡不过也切实不过的见解：欣赏跟领受着根在了解跟分析，不了解，不分析，无所谓欣赏跟领受。了解跟分析的基础在语言文字方面，因为我们跟作者接触凭藉语言文字，而且单只凭藉语言文字。一个字的含胡，一句话的不求甚解，全是了解跟分析的障碍。打通了语言文字，这才可以触及作者的心，知道作者的心意中为什么起这样的波澜，写成这样的一篇文字或一本书。这时候，说欣赏也好，说领受也好，总之把作者的东西消化了，化为自身的血肉，生活上的补益品了。他多年来在语文教学方面用力，实践而外，又写了不少文篇，主要的宗旨无非如此。我们想，这是值得青年朋友注意的。好文字好作品拿在手里，如果没有办法对付它，好只好在它那里，与我全不相干。意识跟观点等等固然重要，可是不通过语言文字的关，就没法彻底分析意识跟观点等等。不要以为语言文字只是枝节，要知道离开了这些枝节，就没有另外的什么大本。

    他是个不断求知不惮请教的人。到一处地方，无论风俗人情，事态物理，都像孔子入了太庙似的“每事问”，有时使旁边的人觉得他问得有点儿土气，不漂亮。其实这样想的人未免“故步自封”。不明白，不懂得，心里可真愿意明白，懂得，请教人家又有什么难为情的？在文学研究方面，这种精神使他经常接触书刊论文，经常阅读新出的作品，不但理解这些，而且与这些同其呼吸。依一般见解说，身为大学教授，自己当然有已经形成的一套，就把这一套传授给弟子，那是分内的事。很有些教授就是这么做的，大家也认为他们是行所当然。可是朱先生不然，他教育青年们，也随时受青年们的教育。单就他对于新体诗的见解而言，他历年来关心新体诗的发展，认明新体诗的今后的方向，是受着一班青年诗人的教育的，他的那些论诗的文字就是证据。但是，同样在大学里当教授的，以及在中学里当教师的，以及非教师的知识分子，很有说新体诗“算什么东西”的，简直认为胡闹。若不是朱先生的识力太幼稚短浅，就该是那些人太不理会时代的脉搏了。

    他待人接物极诚恳，与他做朋友的没有不爱他，分别时深切地相思，会面时亲密地晤叙，不必细说。他在中学任教的时候就与学生亲近，并不是为了什么作用去拉拢学生，是他的教学和态度使学生自然乐意亲近他，与他谈话和玩儿。这也很寻常，所谓教育原不限于教几本书讲几篇文章。不知道什么缘故，我国的教育偏偏有些别扭，教师跟学生俨然像压迫者跟被压迫者，这才见得亲近学生的教师有点儿稀罕，说他好的认为难能可贵，说他坏的就不免说也许别有用心了。他在大学里还是如此，学生是朋友，他哪里肯疏远朋友呢？可是他决不是到处随和的好好先生，他督责功课是严的，没有理由的要求是决不答应的，当过他的学生的都可以作证明。学生对于好好先生当然不至于有什么恶感，可也不会有太多的好感，尤其不会由敬而生爱。像朱先生那样的教师，实践了古人所说的“教学相长”，有亲切的友谊，又有坚强的责任感，这才自然而然成为学生敬爱的对象。据报纸所载的北平电讯说，他入殓的当儿，在场的学生都哭了。哭当然由于哀伤，而在送死的时候这么哀伤，不是由于平日的敬爱已深吗？

    他作文，作诗，编书，都极其用心，下笔不怎么快，有点儿矜持。非自以为心安理得的意见决不乱写。不惮烦劳地翻检有关的资料。文稿发了出去，发见有些小节目要改动，乃至一个字还欠妥，总要特地写封信去，把它改了过来才满意。他早期的散文如《匆匆》《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都有点儿做作，过于注重修辞，见得不怎么自然。到了写《欧游杂记》《伦敦杂记》的时候就不然了，全写口语，从口语中提取有效的表现方式，虽然有时候还带一些文言成分，但是念起来上口，有现代口语的韵味，叫人觉得这是现代人说的话，不是不尴不尬的“白话文”。当世作者的文字，多数是不尴不尬的“白话文”，面貌像说话，可是决没有一个人真会说那样的话。还有些文字全从文言而来，把“之乎者也”换成“的了吗呢”，格调跟腔拍却是文言。照我们想，现代语跟文言是两回事，不写口语便罢，要写口语就得写真正的口语。自然，口语还得问什么人的口语，各种人的生活经验不同，口语也就两样。朱先生写的只是知识分子的口语，念给劳苦大众听未必了然。但是，像朱先生那样切于求知，乐意亲近他人，对于语言又有高度的敏感，他如果生活在劳苦大众中间，我们料想他必然也能写劳苦大众的口语。话不要说远了。近年来他的文字越见得周密妥帖，可又极其平淡质朴，读下去真个像跟他面对面坐着，听他亲切的谈话。现在大学里如果开现代本国文学的课程，或者有人编现代本国文学史，论到文体的完美，文字的全写口语，朱先生该是首先提到的。他早年作新体诗不少，后来不大作了，可是一直关心新体诗，时常写关于新体诗的文字，那些文字也是研究现代本国文学的重要资料。他也作旧体诗，只写给朋友们看看，发表的很少。旧体诗的形式限制了内容，一作旧体诗，思想感情就不免跟古人接近，跟现代人疏远。作旧体诗自己消遣，原也没有什么，发表给大家看，那就不足为训了。

    他的著作已经出版的记在这里。散文有《踪迹》的第二辑（亚东版，第一辑是新体诗），《背影》，《欧游杂记》，《伦敦杂记》（开明版），《你我》（商务版）五种。新体诗除了《踪迹》的第一辑，又有《雪朝》里的一辑（《雪朝》是八个人的诗集，每人一辑，商务版）。文学论文集有《诗言志辨》（开明版），大意说我国的文学批评开始于论诗，论诗的纲领是“诗教”跟“诗言志”，这一直影响着历代的文学批评，化为种种意见跟理论。谈文学的文集有《标准与尺度》（文光版）跟《论雅俗共赏》（观察版）两种，都是近年来的作品。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企图从现代的立场上来了解传统”，“所谓现代的立场，按我的了解，可以说就是‘雅俗共赏’的立场，也可以说是偏重俗人或常人的立场，也可以说是近于人民的立场。”（《论雅俗共赏》序文中的话）从这中间可以见到他日进不已的精神。又有《语文零拾》（名山版）一种。《新诗杂话》（作家版）专收论诗之作，谈新体诗的倾向跟前途，也谈国外的诗。《经典常谈》（文光版）介绍我国四部的要籍，采用最新最可靠的结论，深入而浅出，对于古典教学极有用处。论国文教学的文字收入《国文教学》（开明版，与圣陶的同类文字合在一块儿）。又有《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商务版，与圣陶合作），这两本书类似“教案”，希望同行举一而反三。他编的东西有《新文学大系》中的诗选一册（良友版）。去年的大工程是编辑《闻一多全集》（开明版）。今年与吕叔湘先生和圣陶合编《开明高级国文读本》《开明文言读本》，预定各编六册，编到第二册的半中间，他就与他的同伴分手了。

    看前面开列的，可知他毕生尽力的不出国文跟文学。他在学校里教的也是这些。“思不出其位”，一点一滴地做去，直到他倒下，从这里可以见到一个完美的人格。

    1948年8月16日作。

    刊《中学生》月刊总202期，署名圣陶。

    回忆瞿秋白先生

    认识秋白先生大约在民国十一二年间，常在振铎兄的寓所里碰见。谈锋很健，方面很广，常有精辟的见解。我默默地坐在旁边听，领受新知异闻着实不少。他的身子不怎么好，瘦瘦的胳膊，细细的腰身，一望而知是肺病的型式。可是他似乎不甚措意这个。曾经到他顺泰里的寓所去过，看见桌上“拍勒托”跟白兰地的瓶子并排摆着，谈得有劲就斟一杯白兰地。

    他离开了上海就没有再见着他，只从报上知道他的消息。后来他给《中学生》写过稿子，篇名现在记不起了，是从朋友手里辗转递来的，不知道他是不是秘密地住在上海。那稿子好像是斥责托洛斯基的。最后知道他被捕了，被杀了。直到今年碰见之华，之华告诉我秋白先生有一些材料，遗嘱说可以交给我，由我作小说。之华没有说明是什么样的材料，我也没有追问。我自己知道我作小说是不成的，先前胆大妄为，后来稍稍懂得其中的甘苦，就觉得见识跟功夫都够不上，再不敢胡乱欺人。因而听见有一些材料的话，也引不起姑且来试试的野心。

    鲁迅先生编辑秋白先生的《海上述林》是大可令人感动的。搜辑，编排，校对，装帧，一丝不苟，事事躬亲，这中间贯彻着超过寻常友谊的崇高精神。朋友们分到一部，读了秋白先生的大部分述作，也感染了这种崇高精神。鲁迅先生写赠秋白先生的集句对联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副对联挂在许广平先生上海寓所的客室里。每一次抬头观玩，就觉得他们两位精心研讨，唯愿文化普及而且提高的情景如在目前，自然使人志愿奋发，不敢贪懒。——可惜我的一部《海上述林》在抗战期间给人拿走了。

    《乱弹及其他》还是最近才借到的，翻过一下，没有细看，这中间谈到拼音文字的问题，写作上运用语言的问题。中国文字拉丁化的字母是秋白先生选定的。写作上运用的语言，在白话文运动当时没有详细研讨，大家各随其便，保持文言的语汇跟句式，仿效欧洲的语汇跟句式，只不过换上些“的了吗呢”，结果成了一种能看而不便说不便听的语言，跟文言一样。没有想到改革应该改换个源头，文言的源头在目，改换过来就得在口在耳，才能够切合当前的生活，表达现代的心声。到如今，不满意白话文的人多起来了，要写俗话，要写工农大众的语言。如果推究关心这个问题谁最早，就要数秋白先生了。

    他的全集必须好好的编，分类要分得精密，排次要按时期先后，校对要像鲁迅先生那样认真，还要有翔实的传记或者年谱。

    1949年6月22日作。

    刊28日《新民报晚刊》，署名叶圣陶。

    悼剑三

    上月三十日傍晚，人民日报社的同志打电话给我，说王统照先生病故了，我听了异常怅惘。今年人代大会开第四次会议，剑三（我们一班朋友习惯称王先生的字）一到北京就旧病复发，入北京医院治疗。他托人送来一本题字的册子，要好些老朋友在上面写些什么，留作纪念。我写了一首旧作的诗，就把册子转给振铎先生。当时老想去探望他，始终没去成，现在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将近四十年的交情，虽然叙首的时候不多，可是彼此相知以心。好几年不见一回面，不通一回信，都无所谓，只是相互相信，你也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也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就尽够了。待见面或者通信的时候，谈这么两三个钟头，写这么两三张信笺，又证实了彼此的相信，于是欢喜超乎寻常，各自以为尝到了友情的最好的味道。是这样的一位朋友，现在他去了，永远不回来了，再不能跟他通消息了，哪得不异常怅惘？

    用抽象的词语说，剑三朴实，诚挚，向往光明，严明爱憎，解放以后热爱新社会，尽力他所担任的工作，个己方面无所求，所求的只在群众的福利和社会的繁荣。我不说他改造已经到了家，达到了脱胎换骨的境界，只说他从旧教养中得来的积极因素保持得相当多，为己为私的习染非常少，六十岁的年纪也不算大，要是体质强健些，能够多活十年八年，那末他是不难达到新社会所要求于知识分子的标准的。一九五四年的秋季，我在上海遇见他，他到上海为的是华东戏剧会演，几乎是抱病而往。看戏，参加讨论，他都不肯放松。看他气嘘嘘的，走十几级扶梯也觉得吃力，劝他多多休息，他可说会演的事儿很重要，既然来上海，就不能随便。即此一端，可以推见其他。他在山东担任好些工作，工作情况我不详细，我想山东的朋友一定有好些可以说的。

    抗战以前，他到苏州看我，一块儿去游太湖里的洞庭东山洞庭西山。一九五五年深秋，我又到太湖，东西两山完全变了样。果农渔民绝大多数参加了合作社，果农不但高高兴兴称说合作对于果树业的种种好处，还提出提高产量改良品种的要求和办法。渔民向来是以舟为家，没有陆居的份儿的，现在可有了几年内全部登陆的打算。我当时想，要是跟剑三一块儿来，共同谈谈今昔的不同，那多有意思啊！这个期望，现在是永远不能实现了，我异常怅惘！

    剑三写成长篇小说《山雨》，我读他的原稿，又为他料理出版方面的工作。近年来他对我说，他还想从事创作，想就近几十年的历史事件取题材。我当然怂恿他，我说在今天看近几十年的历史事件，总会跟前一二十年那时候看有所不同，总会比那时候看得正确些，而今天的青少年也确实需要知道近几十年的历史事件。他说只望身体好些，就抽空动笔。现在他永远不会动笔了，我异常怅惘！

    今年他不能出席人代大会会议，还勉力在病床上写成书面发言稿，分发给全体代表。发言稿中有以下的话：“八年来我在山东可说几乎天天与党员同志们接触，开会，办事，研究问题，互提意见，自信这其间并无什么隔阂，而且我也学习了不少东西。我对同志们亦不敷衍，对付，该说的说，该作的作，只要为了群众的利益，工作上的改进，这里何须客气，又何有党内外的分别。”话虽简略，已够见出他的朴实和诚挚，他的爱党爱人民的精神。我们悼念逝者，一方面也在激励生者，我把剑三的话抄在这里，无非要让大家知道剑三是这样的一个人。

    1957年12月2日作。

    刊5日《人民日报》，署名叶圣陶。

    俞曲园先生和曲园

    俞曲园先生是清代末叶的著名学者。他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继承了高邮王氏父子这一学派，用音韵训诂来解释古书，这方面的著作有《群经评议》和《诸子评议》。他的诗、文自成一家，文从辞顺，并不模仿古人，故而在文学方面很有创新的意味。他在小说、戏曲、通俗文学等方面也有不少著述，但是不甚受人注意。他的全部著述汇编成集，叫做《春在堂全书》，共五百卷。

    曲园先生的原籍是浙江湖州府德清县，幼年却住在杭州府仁和县的临平镇，所以他说话带临平口音，杭州可以说是他的故乡。但是更确切地说，曲园先生的一生，跟苏州的关系最为密切。

    早在太平天国革命以前，他从河南罢官之后直到晚年，住在苏州的时间最长久。开始住在庚戌状元石韫玉（琢堂）的旧屋五柳园中。马医科巷住宅建于光绪初年。所谓“曲园”在住房西侧春在堂的北面，因为地面是形，跟篆文（曲）字相似，故名“曲园”。其中开了个凹形的小池塘，又跟另一个篆文（曲）字相似。曲水亭三面临水。对面有回峰阁。南侧的假山有两条小径，上有平台可以憩坐。北侧也有山石。牡丹台面对达斋。全园占地不大，可是布置极佳。

    解放以后，曲园由曲园老人的曾孙俞平伯先生捐献给国家，现在年久失修，而且成了好些人家聚居的杂院。像曲园老人这样一位学者，咱们应该纪念他。而要纪念他，保存并修缮曲园是最好的办法。曲园的面积并不大，修缮并不费事，不用花大笔的钱，而对于发展旅游事业，尤其是增进中日友谊，却能起极好的作用。

    曲园老人的著作，日本朋友购置的很多。日本学术界一向仰慕曲园老人，有不少日本学者专程来华，拜他为师。他又编选过日本人的中文诗，名为《东海投桃集》，收入《春在堂全书》。

    曲园先生罢官以后，长期任杭州诂经精舍的山长。诂经精舍是个书院，书院是专门培养学术人才的学校，跟当时的科举制度并不相干，山长相当于校长。曲园老人虽在杭州任山长，在西湖边还有他的俞楼，可是他一直喜欢住苏州，只在春秋两季去杭州讲学，这样情形连续了三十一年。直到戊戌年他的孙子，平伯先生的父亲阶青（陛云）先生中了探花，他才不再两地往返，专住苏州，逝世之后才移灵杭州安葬。他的《春在堂全书》五百卷，大部分是在苏州著作的。苏州很多游览胜地都能见到他的墨迹，其中最为人们所熟悉的，是寒山寺的唐人张继《枫桥夜泊》诗碑。这块碑原来是文徵明写的，后来遗失了，曲园老人重写此诗，刻碑留在寺里。日本人一向敬重曲园老人，到苏州游览的，几乎人人要购买这块碑的拓片带回去。

    修缮曲园，既是保存古迹，又可以促进国际交往，发展旅游事业。最近看见报载苏州成立园林建筑公司，修缮又很方便，我想，我的建议将会引起苏州市园林局直至中央文物局、旅游总局以及各界人士的注意和考虑。

    1980年1月8日作。

    刊24日《苏州报》，署名叶圣陶。

    追怀调孚

    调孚谢世一个多月了。刚得到消息的时候，很想找个朋友谈谈，共叙追怀，可惜熟悉他的老朋友已经不多了。他一辈子在出版界工作，知道他的人不很多，我不免代他感到寂寞。这种寂寞，调孚生前可能并没有感到。“人不知而不愠”，本来是编辑工作者应有的胸怀。

    我是进了商务印书馆才跟调孚相识的。将近六十年前的事，想不太清楚了，总之文学研究会刚成立，办起了《文学旬刊》，许多朋友都挺起劲，调孚就是其中的一个。后来振铎接替雁冰主编《小说月报》，邀调孚当他的助手。记得当时的《小说月报》有个特色，每期有一张精美的彩色插页，或是西方的名画，或是外国文学名著的插图。调孚大概就在那个时候学到了有关制版和彩印方面的许多知识。其时振铎正在编写《文学大纲》。这部巨著还没有完成，大革命失败了，为了暂避蒋介石屠杀革命者的凶焰，振铎往欧洲旅行去了，把剩下的工作托付给调孚。这四大厚册的插图本《文学大纲》的出版，调孚是花了不少气力的。

    振铎旅欧期间，我代他编《小说月报》，当时算是四个人，实际做工作的是我和调孚。处理排印方面的问题，调孚比我精明得多。在那个时期，《小说月报》刊登了不少新作者的作品，好几位作者后来成了名。因此近年来常有人提起，说这是我的功劳，我以为这样说并不切当。首先是时代使然。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冲激了人们的思想，自然会有许多新的作者和新的作品出现，自然也改变了我这样的编辑者的眼光。另外一点是，《小说月报》的工作是调孚和我共同做的，有许多好作品正是调孚在成堆的来稿里发现的。那时给《小说月报》投稿的作者可能还记得，他们收到的复信有些正是调孚写的。

    后来我和调孚又在开明书店共事。开明书店创办在大革命之前，彼此是熟朋友，调孚为开明出了不少主意。《世界少年文学丛书》就是他和均正共同编辑的，他自己还译过几本。他正式进开明在“一·二八”之后，负责出版部的工作，其实他什么都管。开明的机构很简单，没有明确的分工。跟制版厂、排字房、印刷所、装订作打交道，当然是出版部的事，还有版式设计和装帧设计，出版部也要管；此外还要管发稿计划和出书计划。调孚管得更宽，许多作者本来是他的熟朋友，就由他出面联系。当时开明出版了不少文学作品，稿件大多是他约来的。工作的方面这样广，事情这样烦琐，也亏他有一副好精力才能应付。他对工作丝毫不肯放松。尤其是插页和封面付印，即使下了班，他一定要印刷所把样张送到他家里，让他过了目签了字才算数。

    “八一三”上海战事开始，我从苏州到了四川，许多亲友留在上海。我和他们通信，大多寄给伯祥或者调孚，请他们转致。在上海的几位朋友以开明的名义办起了一种刊物叫《文学集林》，调孚参加了编辑工作。这种刊物像桥梁一样，使留在上海的和分散在内地的文艺界朋友得到了精神上的沟通，在当时很受欢迎。可是后来上海的环境越来越恶劣，《文学集林》出了几辑就停办了。那八个年头，留在上海的亲友都受尽苦难，调孚当然不是例外，可是他给我的信里没诉过一句苦。

    抗战胜利之后，开明从内地迁回上海，亲友们都团聚了。从外表看，大家老了，可是心情都容易激动，似乎反倒年轻了。曙光已经在望，对黑暗自然更加深恶痛绝。当时在上海群众的反独裁争民主的宣言书上，几乎都可以见到调孚的签名。《闻一多全集》准备交开明出版，调孚也是竭力主张接受的一个，在排校过程中，他也尽了不少力。还有一种《开明文学新刊》，抗战前已经开始编了，停顿了八年，调孚重新把它编起来，在计划中加进了不少抗战期间的作品。此外，他还为好几位剧作家编了专集。现在看来，仿佛他有意要为解放以前的新文艺作个总结似的。

    一九四九年初，我离开上海到解放区，从此离开了开明。新中国成立之后，调孚随开明迁到北京。不久，开明和青年出版社合并，调孚调到了古籍出版社工作，后来古籍又并入中华书局。我和调孚虽然同在北京，见面的时间却不多了。早晚相处的往时固然值得怀念，可是不常见面正表明彼此都忙着，只要听说身体都安好，就可以互相放心。到了一九六六年，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老朋友没有不互相牵挂的，却又无由相见。听说调孚并未受到冲击，可是也不得不离开北京，夫妇俩去外地跟孩子住在一起。后来中华书局承印的《柳文指要》重新“上马”，著者章行严先生写信给周总理说：他非常满意原来负责编校的徐先生，一定要请徐先生来完成这项工作。调孚于是又来到北京，住在中华书局的办公楼里。《柳文指要》排校完毕，章老先生又写信给周总理，说徐先生是一位难得的编辑，建议把他留在北京工作。可是调孚在北京没有家了，即使把夫人接了来，老夫妇俩跟前没有幼辈照顾，实在难以生活，结果他还是决定离开北京。

    调孚直到临走才来看我。他也忒小心了，只怕早通知我会引起什么无法预料的麻烦。这最后一次见面没有说多少话，好像能见到彼此都活着，已经是莫大的安慰了。过了不久，他的夫人去世了。我接到他一封简单的信，语气很平静。这使我感到奇怪，他们夫妇之间感情之好，是朋友们经常称赞的。后来，朋友们给他去信，他大多不复；有时候突然收到他一封短信，可是再去信又得不到回复了，叫人摸不透是怎么回事；听说他脑筋还是挺清楚的。

    调孚早年翻译的意大利童话《木偶奇遇记》，现在还在印行。还有一部《中国文学名著讲话》，是解放前写的，曾在《中学生》上连载，听说他在最后的岁月里作了整理，不久可能出版。署他自己的名字的出版物，大概只剩下这两部了。

    1981年6月13日作。

    刊《文艺报》13期，署名叶圣陶。

    我钦新凤霞

    新凤霞演得一手好评剧，我早就知道；她还写得一手好文章，到去年才知道。

    听孩子们说新凤霞有一篇文章写得挺好，发表在一本刊物上，就叫他们找来念给我听。原来是记齐白石老先生的。齐老先生的遗闻逸事也常听人说起，可是都没有新凤霞写的那么真。她不加虚饰，不落俗套，写的就是她心目中的齐老先生。我闭着眼睛听孩子念下去，仿佛看见了一位性情、习惯都符合他的出身、年龄、地位的老画家，同时也认识了一位敏慧的善于揣摩、体贴别人的心思而笔下绝不做作的新凤霞。于是叫孩子们去翻检报刊，检到新凤霞的东西再给我念，我又听了好几篇，都满意。

    去年九月间，在一个招待会上遇见祖光。我问了新凤霞的健康情况，就说她写的东西好，希望她多写。祖光说她写了不少了，已经编成集子交给香港三联书店，还说既然我喜欢，出版之后就给我送去。没隔多久，祖光果然把《新凤霞回忆录》送来了，两指厚的一册，装帧挺惹人喜爱，收入几十幅照片，还有丁聪和黄黑蛮的插图。这本图文并茂的集子一到我们家，大大小小都争着看，看了不算，还要在饭桌上议论。我只好凑他们的空，挑一两篇让他们给我念。有时候等不及，就戴起老花镜，拿起放大镜，看它三页五页。好在看新凤霞的东西就像听她聊天，眼睛倦了，闭上休息一会儿也无妨。

    新凤霞为什么能写得这样好，成了我家在饭桌上讨论的题目。她是祖光的夫人，得到老舍先生的鼓励，得到许多好朋友的支持，这些当然都是条件。但是有了这些好条件准能写出好东西来，怕也未必。主要的还在她的生活经历丰富。小时候受苦深，学艺不容易，解放以后在政治上翻了身，却又遭到不少波折……她写的不就是这些吗？她写老一辈艺人的苦难，旧班子旧剧场的黑幕；她写新时代评剧的改革，演员的新生；她写十年的浩劫，许多朋友遭到了厄运。要不是亲身经历过来，她也没有什么可写的了。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想，跟她同辈的演员，经历大多跟她相仿，也有写回忆录的，像她这样畅达而深刻的似乎不多。这又为什么呢？

    写东西当然得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可是把经历写下来，要写得像个样儿，还得有一套本领。新凤霞就有这套本领，她能揣摩各种人物随时随地的内心世界，真够得上说体贴入微了。这套本领很可能是她从小学艺的时候练成的。她拜过几位师傅，几位师傅都没有认真教过她，她只好“看戏偷戏”——在戏院里偷着学。演龙套的时候在台上看戏，不上台的时候躲在后台看戏，她一边看一边揣摩，角儿在台上为什么这么唱这么做，为什么这么唱这么做才符合剧中人的身份和年龄，表出剧中人的性格和心情。她不但看评剧，还看京剧、梆子、曲艺、话剧，都一边看一边揣摩。这功夫可下得深哪。先就人家唱的做的揣摩剧中人，进一步又就剧中人的身份、年龄、性格、心情揣摩自己上台去该怎么唱怎么做才更合式，新的角色就这么创造出来了，为评剧的革新作出了贡献。

    是否可以这样说，新凤霞在舞台上取得成功，就因为她从小养成了观察和揣摩的习惯。观察和揣摩本来是生活的需要，作事的需要，同时也是写东西的先决条件，而在她已经成了习惯，难怪她能写得这样好，让人读着就像看她演戏一样受她的吸引。

    祖光要我写几句话鼓励鼓励新凤霞。我只能说她这本回忆录给了我极好的享受，我非常感谢。能说的话确也有几句，只是意思平常，不敢藏拙，就写成这篇短文。

    1981年1月16日作。

    刊《大地》3期，署名叶圣陶。

    追念金仲华兄

    最近接端苓的来信说：“时间过得真快，仲华哥被迫害致死即将十五周年。朋友们提起他都感到十分痛惜，在一九七八年为他召开的平反昭雪大会前后，曾有多位生前友好写过一些纪念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您是仲华哥最早共事的老同志和老朋友，也是他生前十分尊敬和爱戴的长者，能否请您在百忙中抽空给他写一篇纪念文章，我想您是会同意的。”

    在十年动乱期间，几乎人人都居住在孤岛，邮电局明明开在那里，可是得不到什么消息，偶尔有些风闻，不便打听，也无从打听。仲华被迫害致死的消息从哪里传来，现在已经想不清了，当时将信将疑，只巴望是个谣传。直到一九七五年十月间端苓偕同她的爱人刘火子同志来看我，我才知道仲华确已逝世还没有平反昭雪的详情。我听了唯有怅恨，还有什么话好说呢！过了几天，我作绝句四首赠与端苓，现在抄录三首在这里。

    忽承临况特相寻，执手互呼感不禁，

    怀想莫通将十载，今朝始获晤谈深。

    备闻所叙一汍澜，岂意斯人出此端！

    长忆高楼联席日，衡文校稿共铅丹。

    陶母风仪永不忘，高龄康健住桐乡。

    敢烦一棹归宁候，祝愿代申百岁长。

    （母夫人生于一八八一年）

    第二首中我说“岂意斯人出此端”，绝无责备仲华不够坚强的意思。我想，死是多么严肃的事，被迫害而出于一死，必然有深恶痛绝，再也不愿与共天地的理由在，我怎么敢责备他呢？我对老舍也作这么想。我在家里常对至善满子说，十年“人祸”，相识的朋友致死的有一百左右；其中交情最深的二位，一位是仲华，一位是老舍。我每当想到他们二位，总要感叹“斯人也而有斯死也！”

    第二首中所说的高楼指东方图书馆的第四层楼，商务印书馆的妇女杂志社就在那里。商务印书馆编译人员多，彼此不尽相识，我调到妇女杂志社工作，才与仲华相识。一见如故，协作得很好，情谊宛如亲弟兄。那是二十年代末了的事。后来又在开明书店共事，《中学生》归他负专责，我辅助他做些编校工作。他通英语，博览兼收，长于分析综合，谈国内国际形势变化都中肯，为这方面的专家之一。因此之故，在解放前后，他在香港和上海都曾主持新闻工作。他紧张而不忙乱，能从纷繁中理出头绪而抓其要项。我曾经想，这样的能力我是丝毫也没有的。当然，不经过长期历练，怎么会有这样的能力呢？

    第三首用陶侃的母亲比喻仲华和端苓的母夫人，我自以为比得挺适当，因为老太太乐于并且善于款待客人，在我们朋友中间交口称说，传为美谈。她年纪虽大，事必躬亲；熟悉仲华的各个朋友，跟谁都谈得来，可不是寻常的敷衍应对；政局和社会情况也颇了然。我有时想，仲华应该有这样一位母亲，有时又想，不如说老太太应该有仲华这样的儿子。可是我不知道，当她儿子永远离开她的时候，她是怎样忍受下来的，此后几年间心头的伤痛是怎样熬过来的。端苓没有给我说，可能是她不忍说，只说母亲身子还佳健，回到桐乡去住了。我又能说什么呢？说些不相干的安慰话，徒然勾引老太太的伤痛，自然不相宜，只能依常例祝她长寿了。后来知道老太太于一九七七年逝世，终年九十八岁，可称高寿，但是没有等到知道她的儿子得到平反昭雪。

    端苓要我作文纪念仲华，我依据赠与端苓的诗写了以上的话。可以说的当然还有，而且并不少，要待静心回忆和翻看日记，只得将来再谈了。

    1983年3月9日作。

    刊4月4日《人民日报》，署名叶圣陶。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