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发展史上，国家的出现是以城堡为标志的。
城市的诞生——象征着人类步入了一个全新的文明时代。
城市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宗教、文化、教育、科技于一身，是生产关系最完整最集中的体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总体形象的窗口。
这些气势恢宏耸立云霄的高楼大厦，无疑是现代社会经济运作的中枢神经。
这里集结着共和国80%以上的财富。
每一道门槛，每一枚图章，乃至每一纸指令、计划、报表、分析，都如同大山一般威严，不容置疑地操纵和指挥着华夏民族这部庞大经济机组的运行。
然而，这部机组出现了局部锈死。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农村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他睿智的目光又瞄准了城市：“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
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有一句名言：“理解现实总是准备变革的第一步！”
旧体制的弊端在哪里呢？
通过指令性计划分配资金、物资，以及多层结构的行政管理，是我国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两大支柱——这种体制的根本缺陷在于，排斥、限制市场机制，漠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经济活动中的巨大作用，因而窒息了社会主义企业的活力和生机。
让我们来讲述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往事：一家每年接受国家1000万元巨额亏损补贴的大型企业，向上级主管部门递交报告，要求将1000万元补贴款先期下拨，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保证当年扭亏，次年盈利。答复是：要把在年底拨给的补贴款提前到年初拨给，整套周密的计划就被打乱了，你们还是按原计划在每年年底照领1000万元亏损补贴算了。
似乎是一则“黑色幽默”。
可悲的是，在传统产品经济模式中，这种嗷嗷待哺、患“亏损贫血症”的企业俯拾皆是。
显然，一种惰性的病毒已侵入肌体的骨髓……
历史不容等待。
北京，终于拉开了大幕——1984年10月20日，一个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深刻影响和改变城市市民生活的日子——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出台了。
邓小平以战略家的口吻告诫全党：“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使社会主义企业和生产单位具有充分的活力。”
突破第一道坚冰的壮阔，也许已成为历史的陈迹。
1979年，以四川国棉一厂、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八家企业为发端，实行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试点改革。
同年7月13日，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5个文件；年底，全国试点企业扩大到4200家；次年，又发展到6600多家。
旗开得胜——无疑为中国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一片乱草丛中踏出了一条新路。
让利放权，给企业“松绑”，成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
当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转轨变型时期，最初的突破所焕发出来的冲击力和诱惑力都是巨大的。
沙市、常州、重庆、潍坊先后成为综合改革的试点城市。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在生产、流通、分配、金融、科技、劳动组合、劳动工资以及政府机构职能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尝试。
敞开大门，横向经济联合打破了长期闭锁的部门（即“条条”）与地区（即“块块”）分割，企业开始按照经济利益来选择合作伙伴。
过去鲜为人知的厂长、经理们，成为频频曝光在社会大舞台上的风云人物——改革者被人们赞誉为时代的新星。
改革——是勇敢者的事业！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兴起于80年代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态势，重又呈现出20年代中国民主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
将农村的“包”字请进城。
首都钢铁联合总公司率先进行了“上缴利润递增包干”试点，成为全国最早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国营大型企业。承包六年，上缴利税累计达七十多亿元，平均每年递增20%。
“承包为本”四个大字，不仅对首钢，对钢铁行业，而且对其他各个行业的企业都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到1988年，全国93%的大中型企业实行了下述多种不同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两保一挂；上缴利润递增包干；上缴利润基数包干，超数分成；缴利亏损企业利润包干或亏损包干；行业投入产出包干等。
实行承包经营，责、权、利关系十分明确，从而改变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状况，使企业由行政机关的附属物变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同时，改变了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状况，激发了广大职工主人翁的责任感。
人们也许还记得《人民日报》刊载的一幅妙趣横生的漫画：西方资本家亏损了50万元，急得要跳楼；中国的一位厂长亏损了100万元，却可以说句极轻松极时髦的话：“交了学费嘛！”
时隔不久，中国人却从电视荧屏上看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几度审议《企业破产法》时异常激烈争辩的镜头：作为法人代表的厂长们赞同《企业破产法》，但强烈要求自主经营，抗拒“婆婆们”无所不在的行政干预；工人们同样赞同《企业破产法》，但强烈要求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有权自己选择厂长，当然厂长也有权选择工人。
显然，厂长们和工人们全都不再感到轻松——长期吃惯了“大锅饭”、端惯了“铁饭碗”的中国人终于吃惊地发现：那些经营不善连年亏损的企业真的纷纷破产、倒闭，或被兼并了！
一位美联社记者在采访了东北某个城市之后，为《纽约时报》撰写了一篇题为《为了经济利益，市长几乎出租了整个城市》的报道。这座被美国人称作“出租了的城市”就是辽宁省阜新市。阜新号称煤电之城。然而，在1986年，当辽宁省的工业企业人均留利已经达到600元至700元时，阜新还不到200元；省里每年给予阜新的财政补贴多达5000万元，全市98%的企业是小企业，阜新人自己戏称为“一小二穷三不活”。1987年春，市长王亚忱决心对城市进行大面积租赁，全市1264家工商企业租赁了811户，整个城市顿然活了起来。
北京市百货商店试行将柜台出租给乡镇企业或个体户经营。仅西单商场就出租了30%的柜台。
在全国，租赁很快就遍及25个省、市、自治区，将近5000家中小企业实行了租赁制。
租赁经营比承包经营更进一步斩断了政府与企业之间千丝万缕的行政、经济关系，使企业自然而然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另一方面，租赁经营更直接体现了全体职工在企业的主体地位和主人翁地位。
1979年6月25日，《人民日报》曾刊出一则四川宁江机床厂承接国内外订货的广告。这是中国的第一张生产资料“广告”。它印在报纸上悄然无声，却具有一种爆炸力——它发出庄严的宣告：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一石激起千重浪，为此，《人民日报》和《机械周报》专门组织了一场激烈的论战。
七年之后，奔驰在古蜀道上的列车。车厢里，一位三十出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所的硕士生，正与共和国的总理侃侃而谈。年轻的硕士提出了“资产经营责任制”的新构想：关键问题不在于公有制，而在于国家怎么管理，怎么运作。
两权分离：企业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分离——一个改革新思维，就这样在车轮与铁轨的撞击声中诞生了！
东北工业重镇沈阳市率先推出资产经营责任制试点，面向全国公开招标。几天之内，209名投标者前往竞争。继而，几千名投标者以同等形式角逐全国100多家企业。中标的厂长。经理们必须拿出自己家中的彩电、冰箱、录像机和全部存款，做为风险抵押。
承包、租赁、股份、资产经营责任制，以各自不同的切入点进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领域——探索着我国所有制形式的变革。
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局面开始形成。
据1990年的统计资料表明：在工业总产值中，全民占56.0%，集体占35.4%，个体、私营、“三资”企业等占8.6%。
邓小平在与外宾谈话时多次指出：“要发展生产力，光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要“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千头万绪，牵一发而动全身，它远没有农村改革之初那么简捷，那么便当，那么一帆风顺。
1983年开始的价格体系改革一直使我们进退维谷。价格不反映价值，使企业无法在同一起跑线上进行公平的竞争。初期的价格“双轨制”所带来的活力，随着原材料短缺和供需之间日益加大的缺口而越来越暴露出一系列的弊病：流通体系的混乱，“官倒”的层层盘剥，致使承包企业叫苦不迭。
物价飞涨与分配领域中的“脑体倒挂”现象，一度成了人们最为关注的两大社会热点。
国内、外的经济学家们早有共识：物价改革“闯关”是关系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一着棋，不“闯关”不行，“闯关”则风险大矣！
好比进行一项大规模的旧城拆迁工程，若干年后市民们即可望搬人宽敞、漂亮的新宅；然而，在拆迁期间，市民们则不得不暂时去住简陋的工棚——这就是改革的“阵痛”，也即是改革设计者们所担忧的“群众承受能力”。
1988年，龙年。老百姓说：“龙年主凶。”
中国的改革大船驶入这段航道时，果然遇上了狂风大浪，船体骤烈摇荡，船上的中国人不约而同地发出惊问：“怎么回事？”
银行及各储蓄所柜台前突击提款的人流排成了长龙；从改革中刚刚得到一些实惠，收入刚刚增多了一点的中国消费者，敏感地意识到货币在贬值，匆忙丢下手中的工作，离开生产岗位，盲目地冲向以短缺商品为背景的市场，抢购家具、家用电器，直至搪瓷器皿、被单、被面、衣物、食盐、肥皂、火柴、铁锅……
上海、北京、天津、西安、沈阳……从城市到乡村相继发生全民“抢购风”。
终于拉响了经济紧缩的警报！
1988年8月30日，国务院紧急召开第二十次总理办公会议，作出一系列做好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重要决定。四十多项“条例”。“办法”、“法规”、“决定”、“通知”从国家最高行政机关，颁发到了中国的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县、每一个乡、每一个企业……
中国的市场从癫狂状态中渐渐地平稳了下来；从迷乱中冷静下来的中国人开始了沉重而深刻的反思。
1988年9月26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幕，会议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战略决策！
风云变幻的1989年。
由于长期累积的基本建设战线投资过大、消费基金持续上升、社会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失衡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很快让中国人吃到了“苦头”。
一个集体无意识现象——市场疲软——却并非生产过剩。
人们积聚货币而不购物，全国个人储蓄存款余额高达8000亿元，手持现金近2000亿元；商场资金周转困难，忍痛大减价、大甩卖；厂家生产的产成品大量库存积压，截止1990年6月底，工业品积滞总值达2500亿元，每天仍有2亿元的滞销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入仓库；一大批工厂、企业被迫半停产或停产；上千亿元的“三角债”链条越勒越紧，生产效益持续下跌，发展速度连续出现负增长……
国家经济形势异常严峻。
经济学家们和政治家们同时感到了震惊！
风风雨雨，备尝艰辛。
经过近三年花大力气调整产业结构，启动市场，治理整顿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有效地遏制住了“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指数大幅度回落（基本控制在6%左右）；农业连年丰收；维持了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经济、政治、社会日趋稳定；
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造了宏观环境。
然而，现实面临的困难仍是令人揪心的——
企业实现利润下降，产成品库存量继续增大，“三角债”前清后欠，经济效益下降趋势尚未扭转。
部分地区财政减收，加之1991年夏季特大洪涝灾害所造成的巨额损失（直接经济损失达560亿元），导致赤字扩大，国家财政困难增加；
一些主要经济关系尚没有理顺，国民收入分配过多地向个人倾斜，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在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偏低。
全部问题的症结都与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不强、效益不高直接相关联。
邓小平胸怀坦荡地指出：“搞改革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难免会犯错误，但是我们不能怕，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停步不前。”
增强全民所有制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始终是整个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1991年9月23日至9月2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要求把增强大中型企业活力和提高经济效益，摆到突出的位置上来。
1991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邀请各民主党派领袖、社会名流举行座谈，广泛、虚心听取各界意见，集思广益，共同为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献计献策。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下一步：转换经营机制，将企业推向市场。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
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13个年头。
改革之艰难自不待言。
旧经济体制的败叶虽被纷纷摇落，但堤坝尚未最后冲决；新经济体制的芽苞已绽开枝头，但大厦尚无拔地而起——中国的经济改革大潮，正是在两座山峰的峡谷间奔湍飞泻。
中国人可以引为自豪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我们面对东方文明古国可以喊一声：这是“曙光漫上天际时大地的骚动”……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