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不是谁都能够真正看清楚得失的实际格局，看似“得”的很多事情实际上结的是“失”的苦果。而所有的探求都不要过于贪婪，应该权衡利弊以决策，舍得，舍得，不舍又怎么能够得呢？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长八尺余，力能扛鼎”的他英气非凡，令敌人一败涂地，在身先士卒的激战中体验到难得的快感。但成功并不是某次战斗的胜利，更在于长远的政治交锋，不计战争后果的他放弃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努力，只能“自刎乌江”。
项羽的家族很有来头，曾经是黄帝后代的封国首领，春秋时被鲁国所灭。后来楚国灭鲁，项氏家族的精英世代都做了楚将，直至秦国攻破楚国的都城郢，项氏便成了流亡贵族。但是流亡的贵族毕竟是贵族，这大概是项羽的血液中流淌着贵族气质的原因，有名有字且受过冠礼的他应该受到当时社会的尊重。但养育他成人的叔父项梁一度很是担忧，因为这个纨绔子弟“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据说他很是怀疑学习的意义，后来接触到能敌万人的兵法，也只是浅尝辄止。
但是他“胸有大志”，秦始皇游览会稽山时，项羽被项梁带去看热闹，项羽见状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这位勇敢的未来将领说得干脆利落，他觉得“彼”能够做到的，他也完全能够做到。更何况，战斗是那样令人神往，意气风发时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可能会遭遇失败。而“长八尺余，力能扛鼎”的他也确实英气非凡，很多敌人见到他的目光便肝胆俱裂，破釜沉舟的他更是杀声震天，令敌人一败涂地，他要在身先士卒的激战中体验到难得的快感。
他的目标直指胜利，但胜利之后又如何呢？这个问题并没有进入他的决策视野。过程对于他来说比结果重要，因此在鸿门宴上失去了消灭对手的机会，他已经沉浸在刘邦的卑微反射的成就感和对樊哙的勇气的爱屋及乌上，于是刘邦才有了暗暗积蓄力量的可能。项羽是一个性情中人，气魄逼人的他很多情，看到将士受伤，都会亲自提着饭篮问寒问暖，甚至拉着伤兵的手述说家常。项羽是真豪杰，但豪杰不等于政治家，他们往往自负地以为成绩的获得全都因为自己的高贵。
这样的心态缺乏度量，因为觉得自己完美的人很难容忍别人的不完美，项羽看不起的人太多了。正是这个原因，使他失去了很多能臣，自己身边都是洁身自好、讲究气节、懂得守礼的俊杰，而乱世的俊杰似乎无法拥有能臣的力量。殊不知，正是有能够包容一切的胸怀，大海才成其为大海。成功并不仅仅是某次战斗的胜利，更在于长远的政治交锋，不懂政治的项羽具有英雄本色，却缺乏足够的承载本色的智谋，于是只好在莫名的孤独中走进高贵的痛苦。孤独的他有时候又非常多虑，比如说会稽郡守殷通打算跟他合作，结果竟遭到他的杀戮；比如说傀儡“义帝”始终对他言听计从，却也不能苟全性命；比如说秦朝的20万降兵，竟在某个夜晚被其全部坑埋……他不愿意在疲惫的智力游戏中挥发过多的精力，琢磨不明白的时候就用暴力消除隐患，这种简单的方式还运用在对待刘邦的问题上：天下多年不得安定，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对峙，咱俩干脆单刀对练算了。这个建议没有得到对方的响应，后来就有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再一次表露了自己的高贵，为虞美人和乌骓骏马流下了英雄泪。这时的他觉得终于等到结局，似乎有了某种快意，根本没去思虑转危为安的问题。此后迷失于阴岭之时，他对身边矢志追随自己的28个人说：“我自起兵以来，从未打过败仗，今日时运‘不利’，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情，诸位跟我砍倒敌军的旗帜好吗？”接着在短时间内使敌军望风披靡，这时的他已经不计战争后果，只是要赢得最后的精彩谢幕，无疑放弃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努力。
当他退到乌江的时候，江边有船夫静静地等着他，这个崇拜英雄的人要渡他过江，以期卷土重来，再积聚力量铸就霸业。这番好意被高贵的英雄谢绝了。他觉得自己“无颜见江东父老”，只求在速战中壮烈地了却残生，受伤10余处的时候仍然浑不在意，接连杀了数百名汉兵。勇气直可夺志，可是追兵实在太多了，以破釜沉舟为征服疆土的旅程的起点的他决不愿意回头，面对敌人的贪婪猥琐，他仍然不失霸王气概，似乎将以往的豪气喷发出来。此前对方是万万不敢触及他的目光的，如今“虎落平阳被犬欺”，他高傲地对背叛自己的吕马童说，听说我的人头很值钱，我们毕竟是老朋友，就送个人情给你吧，说完“自刎乌江”。
项羽的辞世让瞬间的景致化作永恒。可敌人没有兴趣审视贵族之死，他们争相抢夺这位霸王的尸体，以凭借手中的“战利品”获得刘邦的分封。当时的项霸王正值而立之年，原本应该大有作为的，却遭到曾经放走的“俘虏”和背叛自己的部属们的杀戮，失败是他自己造成的，“不肯过江东”的他至死也没有悔改。他败在了自己深深鄙视的人的包围里，他眼中好吃懒做的人当了皇帝，肢解“英雄”气概的汉朝在分封功臣的欢呼中粉墨登场了。
狡兔起鹘落死，走狗烹
项羽瞧不起他的起点，刘邦反感于他的高傲，矛盾的人格又总是让他脆弱地犹疑。他出卖自己的朋友，是自负的卑鄙之举，只顾自保的他又回到了起点。他太没有自知之明，又在犹疑的泥潭中不能自拔，终于“败也萧何”。
有所作为之前的韩信是个流浪儿，“人多厌之者”，起点不高的他既不能被推举为官，又不会做买卖，只是抑郁地寄人篱下，间或到河边静静垂钓，以摆脱世俗的压力，憧憬未来的发展空间。这个很不合群的人遭到过南昌亭长的戏弄，得到过拍絮漂母的可怜和数落，甚至面对淮阴无赖的侮辱时，他忍无可忍地承受了。有远大理想的他当时“熟视之”，知道不能因为这点事毁了前途，否则一定会让对方立即知道他是“不可以被轻辱的”。
大概正是这个起点很让项羽瞧不起，霸王是欣赏勇士的，因此只让他当了个郎中，显然没有重用，不得志的韩信便投奔了刘邦。萧何向刘邦推荐韩信时，刘邦并不以为然，简直“如呼小儿耳”，萧何觉得不妥，他知道这个身份卑微而内心高傲的将军是很能做些事情的，于是陈说利害，刘邦便觉得很是那么回事了，授其大将军印，给他数十万兵，对他言听计从。韩信至此才找到成就感，清高的他在刘邦的阵营里仍然不合群，因为他不适应“丘八”们的习气、痞味，这与他的高傲感实在是格格不入。
刘邦听到他的计策时，也颇有相见恨晚之感，但是对他的自负却非常反感。因为刘邦是流氓出身，本来就对王孙公子们有成见，遇到韩信这种起点不高却有着自负的气质的人就更加侧目了。尤其是韩信的狂傲很让刘邦不舒服，而当韩信伸手要官时，就已经为未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在发兵打败项羽没多久，韩信就被剥夺了兵权，然后被打发到江苏去做楚王了。理由顺理成章，因为韩信是楚人，楚人回楚，感觉一定很不错，这也就是韩信感觉还很良好的重要原因。
他找到了当时施舍过他的漂母，用千金兑现了“吾必有以重报母”的承诺；还找到了曾戏弄过他的南昌亭长，宽宏大量地教育了那位老人；甚至也找到了使他蒙受胯下之辱的无赖，往事如烟，他没有手起刀落，而是拿“弼马温”一类的官职令对方感激涕零，因为这样能袒露自己的境界，当年并不是怕，只是不愿意跟无赖一般见识而已，而楚王杀个无赖是没有什么趣味的。但是这时的他已经不安全了，因为刘邦已经没有必要再宽容他，失去价值的他已经没有多少砝码了。
终于有人举报他谋反，刘邦问诸将怎么办好，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将那个狂妄的小子活埋。刘邦还有顾虑，因为自己身边的将士还比不上韩信手头的，发兵讨伐不如秘密加以逮捕。当刘邦“天子巡狩”路过楚境时，韩信觉得有点不对劲，这种感觉上的极度不舒服又让他陷入了犹疑的境地。正巧有人给他出了个馊主意，劝他提着投奔他的钟离昧将军的头去见刘邦。韩信觉得有理，他似乎忽略了出卖信任自己的朋友是卑鄙之举，只顾自保的他回到了发展的起点。
此举却没有取悦圣上，刘邦也看不起出卖朋友的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让楚王成了阶下囚。韩信遂成为“刀俎之肉”，刘邦却并不着急杀他，而是经常让这位罪臣过来聊天。这种恩威并重的姿态所蕴涵的内容已经很明确：你的性命在我的手上，那你就得老实；你的生路也不是没有，那你就得听话。可是韩信却不以为然，他常常称病不朝，还觉得与周勃、灌婴、樊哙等人同列是一种羞耻。这时的他太没有自知之明了，又在犹疑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当年在楚汉相争之时，就有人劝他与刘项三分天下，但是他不忍辜负刘邦，这时要谋反又失去了必要的把握，只是让怨恨和不满表露出“不臣”的意味，刘邦却根本不买账。
韩信这时才被动地不得不反，当时陈孺在边地举兵，韩信派人告知自己在京城做内应。谁知竟被部属举报了。吕后感到问题很严重，派萧何通知韩信，朝廷边地大捷，陈孺已被诛灭，列位人宫庆贺。韩信想不到当年改变自己命运的大恩人会设计陷害他，终于遭到逮捕。这正如柏杨先生所说：“悲剧就发生在韩信并没有谋反之心，如果有的话就好了。”吕后不愿意给他机会，几乎没有片刻的犹豫，就将这位将兵多多益善的有功之将处死在长乐宫了，而这个结局对于韩信并不过分。、
韩信之死让刘邦“且喜且怜之”，此前他并没有得到吕后的禀报，即使得到禀报又能怎么样呢？韩信的勇敢不是大勇，他本来有机会摆脱尴尬命运的，终于因为犹疑和孤独的性格而错失了机会。这个当年有着极高天分的流浪儿能够在战斗中成熟，却不能够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态度坚定，脱颖而出的他没有改掉身上的弱点，也没有估计到对方到什么时候不再有容忍的度量，是忠是反是顺是逆，犹疑的他应该及早做出决断，假若当真如此，他的结局可能就不会这样尴尬了。
善于将兵，不善理政
他只有带兵的能力，不懂得在封建社会处事必需的圆滑，以至于让统治者猜疑。因此在朝中处于孤立地位，他的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了。如果能换一种思路，也不至于免冠辞罪，周亚夫的结局与他的不够审时度势紧密相关。
很多封建官吏的命运似乎都是急转直下的，昨天可能还受到重用，今天突然就被打入囚牢。原因固然繁杂也简单，统治者的个人好恶始终基于猜忌，但凡有些微的异常都可能导致他们采用非常手段。这当然也是政治风云中所必需的敏感，只是判断的不准确总会让人唱出几曲悲歌，以化作“武而优则仕”背后的某种无奈。遍览封建历史．如此遭遇的将领抑或官吏还真不少见，结局大抵是一致的。较之屠戮功臣的境遇，他们是幸运的；较之终生受到帝王礼遇，他们则悲惨得多。
汉代名将周亚夫就是这样的倒霉蛋，这个大将周勃的次子因“有贤德”而继承绛侯爵位，在匈奴大举入侵边关的关键时刻，驻守细柳以防敌入侵。周亚夫的态度很明朗，他治军要用严格的军规，即使皇帝也不能违规。文帝亲自去慰劳军队，到其他军营都可以直接驱车而人，惟独在细柳军营不得讲究日常排场，这里的将士披坚持锐，刀出鞘，箭上弦。听说天子来了，守卫军门的都尉说：“军中只听将军命令，不听天子的诏令：”文帝只好派使者持符节诏告将军：“朕要入军营慰劳军队。”周亚夫传令打开营门，守卫士兵对皇帝随从交代说：“军营中不准车马奔驰。”文帝的车控着缰绳慢走。见到周亚夫之后，这位将军竞手持兵器拱手说：“身着铠甲的将士不行拜跪礼，请允许我以军礼参见。”
这种看似很讲规则的事情在当时其实很不讲规则，皇帝能到军营慰劳你，是瞧得起你这个将军。要是知道会遇到尴尬，九鼎之尊焉能受部属设置的规则限制，这大抵是周亚夫多年之后遭到厄运的伏笔。但汉文帝知道这时候不能发脾气，一方面因为国家正需要周亚夫治理的这种高质量的部队；另一方面也不能把做得有道理有水平有策略的周亚夫的积极性斥弱。文帝表示深受感动，靠在车前横木上面向军队敬礼，并对群臣称赞道：“此乃真将军！霸上和棘门的军队，似孩子之戏，甫遭袭击即成俘虏。焉有敌人敢犯周亚夫？”部队撤兵之后，文帝任命周亚夫负责京城的治安，这位温和的帝王深谙用将之道，临死时的他嘱咐后来的景帝：“国家若有急难，周亚夫真正可以担当带兵的重任。”话说得非常明白，景帝领悟否另当别论。
文帝已经看到了周亚夫只有带兵的能力，难以使其参政．而景帝对周亚夫还是很重用的。七国叛乱之际，周亚夫代行太尉之职：“吴楚勇猛迅捷，难以与之面对面作战。不如让梁国拖住吴兵，再率兵断绝其粮道，以此策制服吴楚。”事态的发展确实如他的预料，三个月平定吴、楚之乱可谓神速，得胜归来的周亚夫被正式任命为太尉，后升任丞相，深得汉景帝的器重。由武将人文官，周亚夫的处事方式有所改变，但也远远不够圆滑，这在封建官场是极其可怕的。
功劳太大便很可能遭致同事的嫉妒，梁孝王对周亚夫的态度就很有这种味道，他常和太后说周亚夫的不是。太后曾经对景帝说：
“皇后之兄可以封侯。”景帝以太后之侄和太后之弟都没有得到先帝的册封为由表示不妥，太后则认为：“人主各以时行法，不必墨守祖法。”景帝与周亚夫商议，周亚夫指出高祖的规定：“不是刘姓不能封王，没有立功的人不能封侯，。不遵守这条规定的，天下的人可以共同攻击他。皇后之兄没有战功，如果封他为侯则是背信弃约。”这样的结论无疑得罪了太后，当景帝要废掉太子时，周亚夫坚决反对，没有达到劝阻的目的，却被景帝疏远，在朝中处于孤立地位，他的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了。
此后，景帝的信任渐渐变化：“丞相议不可用。”君臣之间的配合不再和谐了，周亚夫因而称病谢罪，景帝以多病免掉其丞相职位。景帝处置周亚夫寄期望于其自己闹出事端，周亚夫的态度却偏偏不自暴自弃，没有机会的景帝只好制造机会。在召见周亚夫的时候，赏赐一块大肉和没有切好的碎肉，没有安排侍臣放筷子，周亚夫见状不满，叫人取筷子时他的态度让景帝感到其忘乎所以，于是讥刺他说：“难道你还不够满意吗？”周亚夫免冠告罪请退，继而快步走出宫殿。
双方的默契化为隔膜，这时的景帝顾虑的是反对换太子的周亚夫日后难以侍奉少主，而其愤愤不平就是最好的证明，只要时机成熟，他会毫不犹豫地废除周亚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从其日常起居中肯定能找出获罪根据。根据很快就被找到了，周亚夫之子买了500件皇家殉葬用的铠甲、盾牌，没有付给搬运钱，导致对方告发其谋反。景帝气愤地说：“我不任用他了。”亚夫绝食而死。若变通一种处事思路，也可能会消解某些误会，从而在权谋纵横的封建社会中生活得稍好些。
但使龙城飞将在
汉文帝说他生不逢时，景帝认为他有勇有谋，武帝曾将他贬为庶人。李广并非只有莽夫之勇，他的智谋成为勇敢的极好的补充。“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但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唐朝诗人王昌龄的这首诗是比较写真的，他看到了汉初边境战争的特质，指出了自然人文特点所决定的战争的异常艰苦和残酷。君不见沙场征战苦，朝野遭到危难时犹忆李将军。
李广的先祖是秦国名将，曾率军追逐燕太子丹直到辽东，这样的家风注定了李广的武功之优良。他和弟弟李蔡做侍郎，都有过冲锋陷阵的战场经历，汉文帝甚至对李广说：“只可惜你生不逢时，若是在高祖争夺天下的时候，封万户侯亦不在话下。”景帝即位之后，李广成为景帝身边的禁卫骑兵将军，曾以骁骑都尉官职随太尉出征平叛，在昌邑夺得叛军军旗，立下显赫战功。李广并非只有莽夫之勇，匈奴进攻上郡时，景帝派亲随到李广军中，亲随率几十骑卫士遭遇三名匈奴骑士，结果全被射杀，亲随中箭逃回。李广率百名骑兵追击，射杀两人而生擒一人。
当匈奴数千骑兵赶来，还以为他们是汉军诱敌之兵，连忙抢占高地。当兵士上马欲逃时，李广大声喝道：“我们远离大军数十里，逃必死！不逃，匈奴以为是诱敌之计，必不敢攻击我们。”事实确实如此，匈奴认为汉军有埋伏，遂引兵而去。武帝即位之后，很多大臣都认为李广是名将，应该得到重用。李广当上了未央卫尉，但是他的发展不顺利，此后率军出雁门关，被成倍的匈奴军包围。李广因寡不敌众而受伤被俘，匈奴单于久仰其威名，令务必生擒之。在押解途中，他飞身夺得敌兵马匹，射杀追骑无数而逃回到汉营。匈奴称其“汉之飞将军”。汉武帝将其贬为庶人，李广隐居山野，感到虎落平阳的凄凉，无聊的他等待被起用的机会。
后来敌人来犯太猛，武帝只好起用他，他的出场之势使匈奴数年不敢来犯。很多故事都说明他武艺超群，比如说李广外出打猎，看见草中似虎的大石，一箭射去，近看时方知射中大石，那枝箭已经深深地射入了石中。李广为人正直，得到赏赐与士兵合用，家里从来都没有余财。远离后方的长途奔袭，他们经常有急风暴雨般的仓卒遭遇，众寡悬殊的孤军奋战成为常态。只要有士兵吃喝不足，李广绝对一口不尝，这是多么不容易啊！
配合张骞出征匈奴时，李广突然被匈奴左贤王的骑兵包围。汉军箭矢快用完了，李广令士兵引弓不发，自己以大黄弓连射匈奴裨将多人。这样的架势再次震慑了敌人，很多事情都涉及到晕轮效应，当固定的判断笼罩人们的思维时，即使处于困境，也会让人感到即将爆发进攻的可能。李广的神勇常常使敌人不敢妄动，直到汉军主力赶到，得以解除重围。60多岁的时候，他还担任前将军职，得宠的卫青打算将其甩开独得大功，却徒劳而返。同样是武将，卫青的境界和李广无法相比，当卫青提出要部属承担责任时，正直的李广竟把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
这位杰出将领的非凡勇敢、决断和应变能力、忠信正直的磊落襟怀令人叹服，这时的他望着多年来共生死的部将，动情地慨叹道：“我李广自少年从军，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如今又有机会跟敌人交战了，实在是幸运之至。谁知如今被大将军如此催逼，难道竟是天意？我已年过花甲，哪能再受这样的屈辱！’’高洁的他确实受不了这样的羞辱，他可以终生不被封侯．可以忍受种种的误解，可在人格面前，他不会选择卑鄙，受人拥戴而使敌军闻之丧胆的一代名将就这样拔剑引颈自刎，含冤地悲惨殒命。“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穿越历史可得出判断：高贵而充满责任感的行为比弄权更重要，正直之举往往比暂时的得势更长远。
司马迁在《史记》中曾感叹道：‘《传》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这样的判断是经得起历史推敲的，多少万户侯已被淡忘已被遗弃如粪土，而如李广这样的“难封”者往往能够名垂青史，化作后人的某种遗憾，以资决策用人的借鉴。在这个意义上，这位历经三代而忠贞不渝的老臣的一生极有价值，他的精神支撑力量及忠贞的处世方式已经内化在中华民族的正直血液中而经久不褪色。
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是当时的俊杰，但他的以“款款之愚”、“拳拳之忠”讲出来的话，却让自己遭遇奇耻大辱。承受着这种难言的孤独，司马迁张扬了他的伟大和坚强，这种艰苦卓绝实在让人’凉叹。
封建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总是在长远意义上被加以认定的，他们由于各种方式得罪了统治者而被视为草芥，甚至干脆刈除烧毁之；但他们又凭借着不会朽坏的笔记载他们基于历史之上的判断，让惩罚他们的人经受后人的唾骂。在双方力量的对比上，大抵会得出很多具有历史感的幽默答案，司马迁在极其艰苦、孤独且羞辱的环境中秉笔直书就很有点儿这个味道。
司马迁选择职业与家庭的熏陶有关，他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当了30多年太史令，曾经有志于编撰史书。但愿望并没有成为现实，临终时将之托付给司马迁完成，“毋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从小就博览古籍史册，曾经跟董仲舒读解《公羊春秋》，跟古文家孔安国读《古文尚书》，20岁之后遍及江淮和中原考察古籍、采访史料，应该算是当时的俊杰。继任其父职太史令后，司马迁管理皇家图籍执掌天时星历。曾经与唐都、落下闳等人制定《太初历》，以代替已流传多年的《颛顼历》。不惑之年过后，司马迁开始准备撰写《史记》，而当这项繁重的工作开展到第七年的时候，一件不幸的事情突然发生了。
骑都尉李陵出击匈奴失败，汉武帝要严惩，与李陵并无私谊的他为“投降的”李陵辩解，说的条条是道：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能得人之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他的这种以“款款之愚”、“拳拳之忠”讲出来的话，很让汉武帝生气，“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尤其是“救兵不至”伤害了武帝宠爱的李夫人的哥哥、贰师将军李广利。汉武帝没有把这位批评自己小舅子的知识分子推上断头台，而是让他感受生不如死的滋味，司马迁就这样失去了男人的物质资本。
但他没有丧失男人的精神资本，在狱中遭受残酷的腐刑之后，他没有被奇耻大辱打倒，而是忍受着莫大的精神痛苦，发愤继续《史记》的创作，以百折不挠的意志最终完成，使之成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传记文学巨著。当时的创作环境之艰苦是可以想见的，他的伤口不容易合，长期滴血流脓，周遭腐臭不堪，“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抑悒而与谁语。”“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承受着这种难言的孤独，司马迁张扬了他的伟大和坚强，这种艰苦卓绝实在让人惊叹，他极审慎地取材编撰，“不虚美，不隐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造就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要将自己的著作“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尝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他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汉武帝也是过眼烟云，后人对他们的这段境遇q劾。和自有评说，他要为后人的评说提供参考。这部130篇的《史记》或日《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太史记》纪事起于传说中的黄帝，终止至汉武帝，包括12本纪、30世家、70列传、10表、8书，总共526000余字。汉代以前的历史著作，诸如《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等史书从内容的广泛、史事的翔实、取材的系统、组织的完善来看，没有一部能够与之媲美。当时了解这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人并不多，后来他的外孙杨恽祖述其书，这时才开始流传于世，后世“正史”都采用了这一体裁，司马迁终于可以感到欣慰了。
生命力如此顽强的司马迁贯彻“实录”原则，不因秦始皇暴虐而否定其统一功绩；也不因项羽失败而降低地位。这是对先秦直书传统的弘扬，充分显示其史德之高。他的文笔畅快淋漓，时而可见浪漫主义的味道充溢其间，毫无腐儒之意。“少负不羁之行，长无乡曲之誉”的他实实在在地完成了对西汉社会的剖折，其价值远远超过了距他180年之后的班固，这个判断应该是通过历史比较而得出的结论。
在此书完成之后不久，司马迁含恨离开人世。自己的生年、卒年都没有告诉我们的这位历史学家似乎故意要构筑一个告白，同他的谨慎治史之间形成的这种强烈的反差似乎意味着生死都是物质的形式，重要的是它们承载着的意义，知识分子的风骨比生死本身更重要。
书生政治的谦恭与矫情王莽毕竟是书生，如果放弃迂腐的“仁义”，也可能成为成功的开国君主。沽名钓誉的他难以有大作为，试图通过符瑞完成权力加身，很多事情都做得矫情。不能够直接发号施令，书生的计谋到头来还是被识破了，他的得失毫不可观。
封建社会的中国文人难以成就帝业，或者因为政治道德理想过于超前；或者因为自己处于社会的中级，不能如背景煊赫者有感召力，也不能如刘邦式的一无所有之辈毫不在乎；或者因为他们的勇气不足以支撑起他们似乎正确的判断，总之，书生总是帝王的附属，而帝王总是书生的主宰。更有隐逸的高人不愿意陷于流俗，他们乐得吟哦着诗歌，钓鱼野炊，感受梅妻鹤子的快乐。可是当历史发展到西汉末年的时候，这个经验式的结论似乎遭遇到了特例，这就是王莽及其建立的新朝。
王莽是西汉末年外戚，他的父亲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庶弟，元后诸兄弟都以外家封诸侯。王莽早年生活很节俭，谨事老母及寡嫂，素以德行著称，侍候病中伯父王凤更是数月衣不解带。由于得到王凤临终前的推荐，王莽得拜黄门郎迁射声校尉，后又迁为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等职。他平素招纳名士且结交公卿，揭发外戚定陵侯淳于长之罪，而获得忠良的声誉。此后，王莽顺利当上大司马，爵位的尊崇使他的伪饰更甚。他的妻子见客时竟然“衣不曳地”，衣料还都是粗布，人人以为是使婢。汉哀帝时期的他为彰显气节，甚至罢官就第“杜门自守”。
汉平帝即位之后，王莽复任大司马且总揽朝政，继而树立党羽竭力诛杀异己。此后进位太傅，号安汉公，加称宰衡。为了进一步培植自己的势力，他指使大臣上书，要求立其女为皇后。此外，还出钱百万、田产30顷，解救贫民于疾苦，聚集儒生令其改正前人乖谬。由于辞让田产的封赏，吏民上书颂其功德者达487572人，他也因此获得了“直臣”的美名。汉平帝去世后，他拥立两岁的孺子婴，以摄政名义居天子位。朝会称“假皇帝”，臣民称“摄皇帝”，改元“居摄”。他实现自己愿望的努力很费了一番周折，买通塞外蛮夷进朝奉献白雉，继而秘密地派人去买嘱献瑞，伪造符命称“假皇帝应做真天子”。群臣都明白他的意思，但是谁也不愿意揭穿，直至他自立为帝而建立新国，次年又改元“始建国”。
王莽的这种做法有时候非常拙劣，他的儿子王宇恐其日后出事，屡次加以劝谏，王莽从不在乎，他将精力都放在讨好太皇太后和不断地收买人心上，由于笼络了很多南来北往的渴望发迹的人，他的周围确实很热闹。王宇不愿意看到这种虚假的繁荣转眼间成为悲剧，遂派人在王莽的门前滴洒血迹。王莽也恐惧遭到天谴，处事有所收敛．可是洒血的人后来被发现了，被逮捕之后供出王宇。王莽回报儿子一片苦心的是屠刀，王宇及其同党出乎意料地被赐死，他的父亲却依然如故。
称帝的王莽依照符命中提到的“王舜、平晏、列歆、哀章、甄邯、王寻、王邑、甄丰、王兴、孙建、王盛”11人分封，除了策划符命的哀章有着落外，只有9人能够对号入座。也真是难为王莽了，多亏有会办事的部属找到一个叫王兴的城门令史和一个叫王盛的卖饼小贩，王莽立即拜为大将军。他的诸多错误做法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加剧。为了缓和矛盾，王莽托古改制，颁令更名天下田日“王田”，而奴婢日“私属”，皆不得买卖，凡男口不满8人而土地超过900亩者分余田于邻里乡党，无田者按一夫百亩制度授田。这个很有帝王瘾的书生还屡次改变币制，禁止使用五铢钱，另置各种各样的货币，甚至把早已失去货币功能的龟、贝拿来使用，造成农商经济秩序的大混乱。
无道的王莽还强迫个别少数民族统治者更换汉朝封赠的印绶，毫无意义地贬各族的王为侯，引起对方的强烈不满。当高句丽、匈奴等族起兵反抗时，王莽派兵远道征伐，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和苦难。其改制导致赤眉绿林起义声势逐渐扩大，贵族和豪强也打出反莽旗帜，王莽为此两次派兵去讨伐起义军，都遭到大败。绿林军继而分兵进攻，在途经长安附近时掘毁了王莽祖坟，长安城人民攻人皇宫，王莽被商人杜吴所杀。大诗人白居易说得好：“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设使当日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王莽毕竟是书生，如果放弃对迂腐“仁义”的过度追求，也可能发展征战与治国的“硬件”。但是沽名钓誉的他不懂得征战与治国，实在难以有大作为，这可能是“多说少练”者的通病，他的处事有两个特点：托古和信命，试图通过符瑞完成权力加身，很多事情都做得矫情。书生王莽大概只能摇旗呐喊，不能够直接发号施令，而仅仅忽略书生本色的政客是不能成为成功统治者的。费尽苦心的王莽到头来还是被识破计谋，他的行为和行为之间的矛盾为人们识破其机关提供了解读的线索。这正是：“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
志大才疏的进蛙之见
袁绍徒有其表，无论当时还是在后来，很少有人说他的好话。比如官渡之战就是师出无名，当曹操在阵前质问他“今何故谋反”时，他竞说不出子丑寅卯来。“有过是一过，不肯认过，又是一过”，袁绍的过错多矣！
袁绍是贵族之后，也就是被袁术说成是“、r鬟之子”的那位，地广兵多的他仪表出众而气宇不凡。跟曹操比起来，具有很多天然的优势，可是他的目光很短浅，没有看到打着汉王室旗帜的现实意义。于是献帝这个16岁的少年便捏在了曹操的手中．袁绍开始大跌眼镜了，因为看似不经意的举动竟为曹操赢得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还让其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英雄，任命官吏、讨伐异己、打击敌人，都可以名正言顺地以皇权的名义来进行，袁绍则开始被动了。
曹操的讨伐是“正义”力量的“发言”，别人攻打曹操则是“于义则违”，“此诚不可与之争锋”。后悔不迭的袁绍琢磨出折中的办法，他以许昌低湿、洛阳残破为由，欲迎献帝至鄄城。这让曹操哭笑不得，只好以献帝的名义责备袁绍：“地广并多，而专自树党。”袁绍只好忍气吞声地上书辩解，但是说什么也没用了，早干什么去了！曹操的事情做得漂亮，他打了对方耳光，又以献帝的名义任命袁绍为太尉，位居大将军曹操之下。袁绍拒不接受，还到处诋毁曹操，曹操见状很大度地让出了大将军一职，却赢得了非常好的社会舆论，而不在朝中的袁绍大将军能有何作为？
袁绍徒有其表，当年的董卓进京就是他出的主意，而洛阳成为一片火海也是他干的好事。无论当时还是在后来，很少有人说他的好话，曹操认为他“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郭嘉则觉得他“繁礼多仪”，“以逆动”，“外宽内忌，所用多亲戚”，“多谋少决”，“专收名誉”，“恤近忽远”，“好为虚势，不知兵要”。比如官渡之战就很能说明问题，袁绍的举动师出无名，当曹操在阵前质问他“今何故谋反”时，他竟说不出子丑寅卯来。
他的兵力70万对敌7万，只是数量上的对比，并不意味着力量上的高低已经确定。曹操已经把他看得很清楚了：“绍兵多而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智，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无用；此数人者，势不相容，必生内变。颜良、文丑，匹夫之勇，一战可擒。其余碌碌等辈，纵有百万，何足道哉！”这个判断绝对不是无稽之谈，结果恰如其所料，袁绍的大量辎重、财宝、图书都落入曹操掌握之中，包括某些内应的书信，这让很多不忠实的人整天提心吊胆。但曹操做得非常漂亮，他把这些书信付之一炬，事情做得很体贴人，反正袁绍已经失败了，何必把还没有成为敌人的人非逼成敌人呢？而且通敌的人数量着实不少，真的较起真来也没有什么好处，不如大家都糊涂点儿，以后见面也不至于尴尬难受。
袁绍把曹操当做敌人，似乎就已经注定了失败的结局，因为他根本不是奸雄的对手。他的政治短见、军事弱智和组织低能注定了他难以把握机遇，统领人才，以成大事。其实他的身边也有过很多高水平的人才，比如说沮授、田丰、许攸，可无一例外地没有得到重用，料事如神的田丰甚至被关了起来，曾经建议他迎接献帝以渔利的沮授也基本处于养老的状态，许攸干脆投奔了曹操，而得到重用的不是缺德的文官就是愚莽的武将，这样的人又如何能够不失败？更何况，他从不愿意承认错误，认识到田丰是对的后，觉得“今回去，有何面目见之耶”！竟残忍地将其杀害。“有过是一过，不肯认过，又是一过”，袁绍的过错多矣！
正如陈子昂所看到的：“得贤须任，既任须信，既信须终，既终须赏。”袁绍一点也没有做到，临终前的田丰都已经看透了：刚愎自用的袁绍徒有个宽厚儒雅的外表，实则猜忌刻薄，如果打了胜仗，还可能释放田丰，也让其体验主恩浩荡；若是打了败仗，证明田丰正确无误，肯定要以杀正确者的方式来掩盖自己的错误，有谁敢给这样的人出好主意？这样的人又如何能一统江山？他的努力大抵也就是做做白日梦罢了。
在求取利益的时候，每个人都渴望能够获得更多，可并不总是能够实现最初的愿望。因为并不是谁都能够真正看清楚得失的实际格局，看似“得”的很多事情实际上结的是“失”的苦果，袁绍一心一意要求“得”，却总是看着别人有所得的同时而“失”去良机。在进攻的时候，他忘了自己的实际操控能力和进攻的时间优劣，不知不觉间同曹操完成了优劣的转化，人家是越来越有实力，他是越来越窝囊，这样的事情又总是按部就班的。这可能让袁绍非常不解，其实大可不必，“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士叛，善恶同则功臣倦”。“举兵不当，被患无穷”，“谏而受赏者，兴之祥也；谏而受杀者，亡之兆也”，历史的规律都已经写得明明白白了。祸莫大于轻敌，孤莫孤于自恃
“威震华夏，未逢对手”的壮士有脾气不足怪，但美髯公的结局也是“祸莫大于轻敌”、“孤莫孤于自恃”的真实写照。刚愎自用的他根本不经判断，即使对待内部的同志，孤傲也从不减。其胆量气魄值得赞赏，智谋运筹过于失常。
关羽确实创造了很多“无敌”的壮举，比如说过五关斩六将，斩颜良诛文丑，温酒斩华雄，水淹七军……曹操也不得不叹其“威震华夏，未逢对手”。这样的壮士有点儿脾气也是不足怪的，但是任何孤傲总得有个限度，这位同刘备、张飞三结义的美髯公的结局正是“祸莫大于轻敌”，“孤莫孤于自恃”的真实写照。这样的结局是日常言行的积累所致，“谦受益，满招损”，武艺超群的关羽正是因为“无敌”的良好感觉而“损之又损”，意气用事，遭致祸患也合情合理。
以史实为基础的“演义”将关公的性情挥洒得活灵活现。比如说当诸葛瑾代表东吴来索要荆州时，刘备和诸葛亮出于政治考虑，答应“分一半荆州还之”，但是关羽却“持顽不肯”，蛮横地赶走诸葛瑾，感到愤怒的孙权为此设计诱其赴宴以诛之，关羽以“藐视吴臣若小儿”的态度独往，尽管平安而返．但其间“险象环生”也着实令人后怕。孙权其实并不愿意与之为仇，义特意来求亲，以图并力破曹。谁知关羽竞勃然大怒：“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这种态度就有点逼友为敌的味道了。即使对待内部的同志，关羽的孤傲也从不减。当刘备重用马超之时，他派儿子关平千里迢迢地致书刘备，说要与马超比试高低，多亏诸葛亮委婉劝说：马超“不及美髯公之绝伦超群也”，加之“倘一入川，若荆州有失，罪莫大焉”，关羽这才放弃最初打算。当刘备封他做“五虎大将”之首时，关羽大发脾气，因为听说自己与老将黄忠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又觉得张飞等人跟他有很大距离，执意不肯受印。好在大家多方面劝说，才使他不至于弃荆州而闹成都。
高傲自满的关羽过于膨胀了，当王甫提示他吕蒙有吞并荆卅I之意的时候，他只建几个烽火台就草草了事。他应该很清楚，传播消息的烽火台是不能作为抵御的重要战备设施而存在的，其实他是觉得东吴根本不敢夺荆州，因此也不必过于防范。当敌人磨刀霍霍的时候，采取了很多蒙蔽关羽的手段，比如用陆逊取代吕蒙，关羽不禁大笑：“仲谋见识短浅，用此孺子为将！”当陆逊差人送来“书辞极其卑谨”的信和厚礼时，关羽“仰面大笑”地接受，还“撤荆州大半兵赴樊城听调”。按着主帅意旨，守备的军士根本没有足够的警惕，当吴军长驱直入时竟无人知晓。当荆州已经失守时，关羽还以为有人在传播讹言：此“不足为虑”，“军士再言者斩之”。直至面对实际情况时，才“怒气冲塞，疮口进裂，昏绝于地”。
关羽曾经有过两次中箭经历，第一次是与庞德决战的时候，关羽对其不屑一顾而斥之日：“天下英雄，闻吾之名，无不畏服：庞德竖子，何敢藐视吾耶！”说着便要去亲自迎战，关平觉得不可以“泰山之重”“与顽石争高下”，可是关羽执意要去，“吾不杀此人，何以雪恨？吾意已决，再勿多言！”与庞德争斗了50多个回合之后，关羽不顾防范地去追击敌人，终于被对方射中左臂。好在中箭不深，但也已经挫伤了蜀军的锐气。第二次则是在水淹七军之后，已经杀r庞德的关羽感到意得志满，好了伤疤忘了疼，亲自到敌军北门喊话：“汝等鼠辈，不早来降，要等何时？”敌人见这位立马扬鞭的红脸将军丝毫不加防范，便领五百弓箭手放箭，关羽右臂中箭落马。这种自信实在有点儿行为艺术，两军对战的时候，主将怎么能毫不防备地亲赴前线呢？这次中的是毒箭，若不是华佗刮骨疗伤，他的右臂很可能废掉。“虽有埋伏，吾何惧哉！”毫无惧意的他真正是“向死而生”，从胆量气魄的意义上，值得赞赏；从智谋运筹的把握上，那就有点儿神经病了。
这样的孤傲导致其处危难时，不该背叛的人背叛，应该救援的人装糊涂。关羽实在太不宽容人，当傅士仁、糜芳驻屯不慎失火时，关羽责骂：“如此误事，要你二人何用！”要将之立即斩首，经人讲情之后，仍然加以重责，且扬言早晚还得处理。这等于把这两位部属推上了绝路，他们只有背叛，以求找到活路。当时有很多将士都看出了美髯公的问题，很多人在途中都投奔了东吴，他的“手下将士，渐渐消疏”。当他被包围时，“军心尽变”，“关公止喝不住，部队只有三百余人。”兵败如山倒已经不可避免了，“虽子牙复生，亦无计可施。”当关羽走麦城的时候，正巧在半路上被糜芳和其旧仇刘封所害，“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视卒可以随意杀之，则终不免被卒所害，更何况，他是那样不顾一切地承认自己而忽视他人，其境遇值得引以为鉴，糊涂的功业，尴尬的人生其词已到达高水准，可是做皇帝却只能算是票友，这个票友皇帝偏又遭遇亡国之危。缺乏政治家的治国之术和抵御外侮的良策，诛杀忠臣和听任奸佞，终于使他走进自我及国家的困境。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传神之笔“语尽意不尽”，波涛起伏而悲思难平，大词人李煜对“物是人非”的“怅恨之感”的原因似乎没有加以追问，只看到“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穷奢极欲的他每每纵情声色，从不励精图治、谋划抵御之策，一味地哀叹有何意义？
这位南唐后主在青年时代受到长兄太子弘冀的猜忌，因为“幼而好古，为文有汉魏风。母兄冀为太子，性严忌，后主独以典籍自娱，未尝干预时政。”既然不便于参与政治，也就更把才智精力倾注于文艺和娱乐之中。后来，太子弘冀和其他四位兄长早死，李煜被徙封为吴王，以尚书令知政事居东宫。排行老五的他突然日理万机，不免因为政治锻炼严重不足而感到不适应，最终给后来的治政带来危机。当时南唐国力每况日下，起初是臣事于周，后来宋朝代周建国．南唐政权也就岌岌可危了。
李煜确实是才华横溢，如果做个自由的诗人，在中国诗坛的位置很可能是举世无双的。但是这个词人做了亡国之君，就注定了悲惨的结局，对于创作来说，他已经到达专业水准，可是做皇帝却只能算是票友。这个票友皇帝偏又遭遇亡国之危，这便有了更多哀叹的理由，哀叹促进其诗词水准的提升。但沉湎于酒色的他荒于朝政，仅仅寄希望于能够在对宋的委曲求全中苟且偷安，宋灭南汉之后，李煜上表赵匡胤，自愿改称为“南唐后主”，继而不断朝贡于宋朝。由于其统治毫无作为，军事惯于疏漏，虽然“常常以国蹙为忧”，但是缺乏政治家的治国之术和抵御外侮的良策，遂使得国家处于灭亡的危境。当时南唐也有忧国忧民的忠贞有识之士，比如说南都留守林仁肇提出收复淮南故地，可是，李煜缺乏辨别忠奸的眼光和能力，竟然听信谗言，派人将林仁肇给杀了。
诛杀忠臣和听任奸佞，终于使他走进自我及国家的困境。内史舍人潘佑鲠直敢言，上书议论时政，因为言辞愤切而触怒了李煜，最终被迫自杀，还连带着好友户部侍郎李平缢死于大理寺狱中。他把军旅和机要的重担都委任他人，自己却过着晨昏不知的生活，他的这种生活态度为其后的困厄设置了伏笔，政治上的昏庸加速了他的灭亡，以至于后来宋朝屯兵其城南十里时，李后主竟然“犹不知也”。李煜笃信佛法，还曾经广建佛寺，甚至在宫禁中建造僧尼精舍，继而多聚徒众。谁知这一点被宋朝所利用，派出了小长老为间谍，作为破城时的内应。
李后主算不上政治家，对政治也不怎么感兴趣。既不会抓政治，也不敢去抓政治，那就只有卑躬屈膝以谋妥协。他曾经派弟弟李从善去宋室谦卑地朝贡，结果被扣留为人质。改称“江南国主”，也没摆脱其作为后主的命运，“李煜事大宋礼甚恭，以病未任朝谒，非敢拒诏。乞缓兵以全一邦之命。”听起来颇有诚意，但宋太祖一听就发火了：“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话说得明白之极，盼“宗社之失不在臣身”的李煜似乎感到了冰冷，却仍不知道壮大国家军事力量的必要。
当宋朝将领曹彬率兵攻破金陵时，李煜表示投降。被封为“违命侯”的他被送人汴京，其行动受到严格监控，身边的周后美艳绝伦，宋太宗看后极其迷恋，经常用一顶翠轿将其抬进大内，一住旬日方归。这样的处境使他产生了悔恨、怨痛、欲挣扎而又无力的苦闷，更忘不了当日的豪奢，也反映了宋太宗对降王的阴险残酷。“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直至回首往事时被毒死，他死得非常痛苦，据说其文艺才华也为行伍出身的宋太宗所嫉妒，因为无法达到其水准，就用牵机药将这位后主耗死。
这是怎样的悲剧！既有今日何必当初？苏东坡对此批评得很恰当：“后主既为樊若水所卖，举国与人。故当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故乃挥泪宫娥，听教坊离曲哉！”这正如《西清诗话》所载：“艺祖云：‘李煜若以作诗功夫治国事，岂为我虏乎？”’话说得多明白，这位妇女缠足的发明者怎能不亡国！最终“日夕以眼泪洗面”，只能是自取其辱。其实，努力往往能避免悲剧，不知这位后主在生命最终时是否有所悔悟。
治史与治政的“及”与“不及”
纵观《资治通鉴》，文字的重量无法计算，似乎超然于历史之上，他遇事敢秉正直言，敢在大是大非面前表明态度，说明他是个正直而有一定独立人格的人。作为政治家的他过于保守，同治史才华分居于天平的两端，一功一过引人深思——
封建中国的改革者之所以未获成功，同他们治国才能的缺乏和人格魅力的不足有关，坐而论道的他们大都浮躁偏激。当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之时，来自司马光等人的反对之声也此起彼伏，他们觉得认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王安石很可能是个伪君子。王安石的变法具有超前意识，他的失败有历史原因，但人格上遭到攻击也未必全都是空穴来风。对历史极其精通的司马光的反对就言之凿凿，他看清楚了变法之实，也能够指出变法者的真实目的。
这个山西人是北宋著名的历史学家，世称涑水先生，“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皆极妙。”有才华的他走的也是科举的道路，举进士甲科后，屡迁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等职。遇事敢于秉正直言，敢于在大是大非面前表明自己的态度，说明他是个正直而有一定的独立人格的人，这样的性格在封建官场上还是非常可贵的。后来，他又晋升龙图阁学士，编撰《通志》八卷奏呈，颇为宋英宗所重视，觉得他的治史很有点儿名堂，遂令其设书局编著，神宗时赐名《资治通鉴》。
宋神宗即位后，王安石主张变法，变法的初衷还是好的，思路也非常独到，只是没有更多地考虑到当时社会的接受程度。再好的策略不被接受，也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指南，司马光的政见与变法中的王安石颇为不同。他觉得王安石的举动很有使社会不稳定的嫌疑，这个建议得不到采纳，他只好求之于外任。此后，司马光以端明殿直学士知永兴军，后改判河南洛阳御史台。从此住在洛阳，皆以书局自随，而专意编著《资治通鉴》。在洛阳当官使他更直接地接受了社会各阶层对于变法的反应，由于基本上清楚北宋社会的发展现实，他更加坚定了最开始的判断，王安石变法属于胡闹，胡闹之后得有人收场，他看自己挺适合做那个收场的人。
当然，机会没有光临的时候，他也不会浪费光阴。研究历史不仅能够指导实践，还能够传之后世，他在编撰过程中还是很卖力气的。“竭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为了搜集材料，他更是“遍阅旧史，旁及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炯海”。“《通鉴》除正史以外，其中杂史诸书凡三百二十家。”采用了正史、编年、别史、杂史、霸史、传记、奏议、地理、小说、诸子10类，共301种，搜集史料之广泛，引用数据之丰富，真可谓空前绝后，仅草稿就放了满满两个大屋子，其持久的毅力和决心实属难得。
这样繁杂的工作是不能没有助手的，他的工作是总汇大成，其助手有刘恕、刘分文、范祖禹三人。i个人的水平都很高，刘恕博闻强记，《史记》后诸史无所不览；而刘分文于汉史、范祖禹于唐史都有专深的研究。他们往往用追述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历史的前因后果，给读者的阅读提供明晰印象，其内容以政治、军事为主，借以展示历代统治者治乱、成败、安危之迹，同时也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思考。由于该书文字很优美，表达方式也非常生动，被认为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历时14年之久的《资治通鉴》大功告成之后，司马光又迁资政殿学士。
“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是与《史记》相提并论的皇皇巨著，为后世多所借鉴。而纵观这部史籍经典，文字的重量无法计算，似乎超然于历史之上，拒绝“让日光永远停留在黄昏中”。资政殿学士司马光的水平不仅可以通过《资治通鉴》看出来，还可以参照其《温国公司马文正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经历变法之后的他已经成为老臣。
宋哲宗即位后，高太后临朝听政，司马光由洛阳还京都，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领袖人物，逐渐施展其政治抱负，从而尽罢新法。“尽罢”不可避免地将有益的政策同有害的政策一同倒掉，如果王安石做得“过”了，司马光则改“过”而“不及”。作为历史学家，司马光无疑有功斯世，而作为政治家的他过于保守，两者分居天平的两端，一功一过引人深思，他的结局还是乐观的：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老百姓“杀牛羊，备酒浆”，因为“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但“路遥知马力”，三分钟热血不能成大业，李自成的失败在于成功之后偏离了起义时高举的理念。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变”中总有正义的事业值得去坚守。
当李自成举起反明义旗的时候，他应该具有慷慨赴死的勇气，却决不会料到未来的失败并不是因为朝廷兵力的强大，而在于义军内部的极度腐败，这样的结果大概更“使英雄泪满襟”了。这个出生于米脂农民家庭的农民起义领袖年少时因为家贫曾经入寺庙，一度为地主放羊，成年之后应募到当地驿站充当驿卒，受尽折磨、欺凌和压迫。他所生活于其中的明朝末期社会正发生急剧的动荡和变化，连年的灾荒和残酷的压迫使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矛盾激化。
同晚明腐败的社会现实对应的是中国北方的满清部落迅速崛起，崇祯皇帝尽管要改变前任留下的政治遗产，但社会矛盾的不可调和和他自身的性格因素已经使得努力举步维艰。当时的地方官吏的种种倒行逆施让李白成彻底失望，不堪忍受压迫的他举起反抗义旗，在陕西澄县正式拉开＼了起义序幕。此后又带领部分士兵，杀掉领兵的将官和所驻金县的县令，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战斗历程，真刀真枪地为了真的理念而战。因为勇敢和纪律严明，在农民起义军之中崭露头角。
不久，李白成率部攻入河南，继而攻克辽州。当时转战南北的他已经号称“闯王”。在敌军包围辽州后，他果断地率部突围，朝着太行山东麓挺进，后来与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分兵偷渡黄河，在豫、楚、蜀、秦四省交界的广阔山区纵横驰骋，势力逐渐扩大。“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同晚明政权对抗不可能一帆风顺。因为对地理情况不熟，他曾经在安康遭到官兵围困，在这个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采用诈降计把军队带出山谷，此后驰马纵横，使整个陕西大为震惊。即使这样的胜利也是暂时的，晚明政权的统治者决不会看着反叛者在短时间内取得成功，挣扎的力度也很惊人。由于各路义军接连失利，极度困难的李白成几乎全军覆没，带着残部潜入深山密林，此间总结以往的过失，聚集革命力量以图东山再起。
养精蓄锐之后，他再次举起闯王大旗，这时的社会矛盾较以前更甚。很少有人看好曾经辉煌一时的大明王朝，很多文人士大夫审时度势地投身到农民起义军中来，其中比较有名的诸如牛金星、李岩、宋献策等人，李岩建议李自成“均田免粮”、“平买平卖”，并勒令军队“不淫妇女”、“不杀无辜”、“不掠资财”。义军也真正对人民秋毫无犯，这样的正义之师使得老百姓“杀牛羊，备酒浆”，因为他们要“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农民军占领洛阳之后，将得到的大批金银财宝和粮食分给穷人，附近群众纷纷赶来参加义军，明朝政权已岌岌可危。
李白成终于建成了他的“大顺”国，并改称西安为长安。此后进攻北京，这时的起义军已经闻名于大江南北，沿途各县官吏或投降或逃跑。经过18年浴m奋战，李白成终于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历时276年的明朝统治宣告终结。但遗憾的是，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农民起义军的保守和狭隘也逐步显露，甚至在态度上有点儿骄傲轻敌。李白成派人招降镇守山海关的吴三桂，由于招降人伤了吴i桂的感情，使得原本欲归顺的这位痴情的将领执意引清兵入关，并在山海关展开激战。明末农民起义军由盛而转衰，此后又多次受到重创，率部在九宫山考察地势的李自成也遭袭牺牲。
纵观其成败的轨迹，李白成的失败在于其队伍暗暗生长出“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殊不知，真正的革命胜利是将正义的事业进行到底，“路遥知马力”，18年的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之于长治久安来说，只是三分钟热血，而三分钟热血从来都不可能成大业，李自成的失败在于其队伍在暂时的成功之后偏离了起义时高举的正义的理念。“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变”中总有正义的事业值得去坚守。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政权的腐败对于社会稳定、发展和道德的提升有着极大的破坏力，李自成的前后得失的急剧改变对后世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太平天国儒将的最后单纯
他在半年时间里稳定了太平天国的基地，治国的能力可见一斑，但封建社会的政治命运是不完全以个人能力为转移的。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敢作敢为的人”。处世却未能深思熟虑，一生以单纯和天真待人，“这使他吃了大亏”。
封建时代的农民革命总是以蓬勃的气势为起点，而以过程中的内部溃败而告结束，最终化作多少人的深深叹惋。清朝后期的太平天国运动也没有能够避免这样的悲剧，尽管他们尽可能地汲取历史教训和经验，尽管有宗教作为其依托，结果还是被剿灭了。满清政府也大伤元气，面对国外列强的武装进攻已经越来越没有还手之力。从太平天国的儒将石达开的身上，我们不难找到这场农民革命失败的主客观原因，也能够较为真切地看到当时的社会风貌。
石达开自幼“家富读书，文武备足”，由于书香世家受到当地权势的欺压，迫使石达开入“拜上帝会”，金田起义时率众会合，成为太平天国的翼王，坐第5把交椅。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石达开被派往安庆，经略安徽并且节制西征军事，在半年时间里使安徽成为太平天国的稳定基地，帮助杨秀清处理军国要务，并负责天京城防。太平军西征受挫后，石达开奉命出京指挥，打败曾国藩水师于湖口九江。战局扭转之后，太平军第三次克复武昌等地，而后困曾国藩于南昌。
当他会同战友击溃清军江南大营后，太平天国占领区极大，其政权进入全盛时期。可是好景不长，得到不完全胜利刚刚三个月，太平天国发生了内讧，北王韦昌辉在天王默许下诛杀东王杨秀清，竟然扩大事态，滥杀东王部属将士2万余人。为此，石达开到天京计议免杀之事，责备北王韦昌辉的滥杀会危及天国稳定，韦昌辉指责他“党于杨”，欲杀之。石达开得知消息后缒城而出，家眷却未能幸免于难。失去家庭的他为此率部声讨韦昌辉，要求洪秀全和天京军民诛杀北王。
韦昌辉被诛之后，石达开回京治理国政，被尊称为“义王”。当时武昌城已经失守，江淮大片州县已被清兵夺去，江南大营继而来犯天京外围。石达开部署谨守东西部，命陈玉成等在江北淮南展开反击并获得成功，太平军局势得到稳定。立大功的他回京辅政，深得群臣拥护，却因此受到天王猜忌，天王的兄弟多方面限制他。这样的环境迫使他离京出走，白天京到达安庆，发布“沥剖血陈”告示，自带20多万人马单独开展活动，虽然沿用太平天国的纪年和职称，已不归“天朝”领导。
此举绝非其所愿，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不愿意亲眼看着太平军一天天不再是原来的那个起义军。出走数年的石达开转战各地，准备在川东建根据地，因为战事失利，在云南、贵州、四川边境迂回作战，直至率军从云南巧家厅渡过金沙江，到达四川宁远府境。此乃危机存亡之刻，几近绝境的他打算渡河经雅安取成都，多次强渡大渡河和松林河都未成功。其间弹尽粮绝，部队损失惨重。面对周围的强敌，石达开致书清军主帅，愿意“舍命以全三军”，请求清廷赦免其所率残部。清军将领伪称同意，不费力气地将其骗到军营之中，而后押送到成都。
四川总督骆秉章这时得意地问这个英勇的俘虏：“尔欲降乎？”石达开答道：“吾来乞死，兼为士卒请命。”骆秉章遂说道：“今日就戮，为汝想，亦殊值得。计起事以来，我方封疆大吏死于汝手者三人，今以一死完结，抑何所恨，”石达开毅然答道：“世俗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今生汝杀我，安知来世吾不杀汝耶？”在临刑之际神色怡然，没有半点贪生乞活奴颜媚骨，“自就绑至刑场，均神气湛然，无一毫畏缩态。且系以凌迟极刑处死，至死亦均默然无声，真奇男子也”。其部属2000余人无一能够幸免。
值得提及的是，“石达开，真好样．夺采石，勇无当。一马冲入南京城，太平天国第一王。”江、皖等地至今还流传这首歌颂石达开的民谣，作为“太平军的中坚人物”，石达开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敢作敢为的人”。“豪侠好义、勇猛无畏、耿介正直、无可非议”的他具有“军事上的雄才大略和性格”，因而得到战友、敌人和外国革命者的不同角度的赞扬，他是英雄，是善良的人，不仅具有极其高超的军事才能，在实行“按亩输钱米”的政策中也展露了卓越的政治才能。“石敢当，所至躲避之”，太平天国的胜利是与石达开的名字写在一起的。
质朴坦率的人大都不够深沉，处世也未能深思熟虑。一生以信待人，“这使他吃了大亏”，完成了冲击清王朝历史使命的石达开对于所反抗的政权本质并不清楚，以至于在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以信义衡量敌人，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在“投诚免杀”的声音面前动摇了。当然，作为太平军中坚强而又“仁爱”的将领，我们不应该过于苛责，更不能把他当做“叛徒”加以否定。只是他被押过河时“悔之已晚”的教训告诉革命者，在严峻的战争面前，冷静的头脑是时刻都应该保持的。
投机者的历史命运
袁世凯在发展过程中得之甚多，失之甚少；最后归宿则失之甚多，得之甚少。这个有智谋的人没什么文化，他以笼络的方式控制官员的荣辱，最终导致众叛亲离，在抑郁中病逝，这大概是投机者的历史命运。
得失是一个历史过程，因为得失的内容总是在不断变化中，有的人在发展过程中得之甚多，失之甚少；最后归宿则失之甚多，得之甚少，这大概正是投机者的历史命运。
出生于世代官宦家族的袁世凯早年科举不第，又逢清朝兵燹，只好弃文投军，依附淮军将领吴长庆。但是他头脑灵活，办事机敏而干练，外交和军事才能颇为清廷朝野瞩目。当朝鲜内乱的时候，袁世凯随军入朝平乱，后得到李鸿章保举，成为驻朝总理大臣。据说这位“家世将才，娴熟兵略”，“必能矫中国绿防各营之弊”。令人寄以厚望的他受命赴天津督练“新式陆军”，仿造欧洲军制练军，在此基础上扶植自己的势力，构成了此后北洋军阀的框架。镇压康、梁维新派后，逐步接近清廷权力中枢，入主军机处，兼任外务部尚书。
其实，这个有智谋的人没什么文化，发迹之前经常出入八大胡同，文章都不入门，人格境界难以高估。宣统继位之后，因受清朝皇室的排挤，袁世凯被迫隐居洹上村别墅“养寿园”。他认为拥有军队就能够拥有权力，把练兵当做飞黄腾达的资本，“教兵官认真研究西法，另改军制，为将来计”。他已经看到“为今之计，宜力逞前非，汰冗兵，节縻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他驾驭的军队逐渐成为“绝对服从命令”的私人武装。很多原来地位很低或久不得志的军官也被他网罗过来，以金钱美女、拜把子、结亲家等方式加以控制，很多军官名义上是满清政府的朝臣，实际上已经有了对袁世凯的依附性质。袁世凯对于他们，也是有求必应，事无巨细地关照他们的进退荣辱。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清政府被迫起用袁世凯，由其出任总理内阁大臣主持军政。这时的袁世凯深知腐败的清王朝的命运已经无可挽回，便联络革命势力及旧部反戈一击，逼迫宣统帝退位以实行共和。这个当年欺骗了维新派的人物自然有自己的目的，曾经“知外国事，讲变法，参与同办强学会”的他说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人民”，却因为促成共和有功，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大总统并不是他的真正愿望，曾在慈禧太后身边请安的他很有当皇帝的瘾，不久，熊希龄“名流内阁”登场，袁世凯开始上演“总统变皇帝”的连台大戏。起初是“临时总统变正式总统”，“民国虽已成立，但至今尚无正式总统，这就是各国政府不肯承认民国的原因。民国未被承认，在国际上没有地位，随时有被列强瓜分或清朝皇帝复辟的危险。为了巩固民国国基，保障共和制度，有先选总统，后制宪法的必要”。与此同时，全国19省军事当局联名发表通电表态坚决拥护。
随后，“立法机关变成御用机关”，袁世凯用暴力等流氓手段迫使国会瘫痪，实质上全面复辟帝制。倘若就此罢手，让“共和”、“民主”的形式存在，似乎也能够维持统治。但是，这个篡国大盗通电恢复帝制，建立中华帝国，并且改元洪宪，试图倒转历史的车轮。此举引起全国各方面力量的极大不满，大家突然明白了，原来这个年少时斗鸡走狗的家伙有这样的念头，遂纷纷从支持、纵容变成群起而攻之。曾经叱咤中国政坛的风云一时的袁世凯终于内外交困。在这样的局势面前，袁世凯被迫宣布撤销帝制恢复民国。不久，这位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北洋军阀鼻祖因尿毒症不治，未及花甲之年便病死于北京。“袁世凯千古；中国人民万岁！”据说这副“对联”是袁世凯的“挽联”，平仄字数都对不上，寓意“袁世凯”对不起“中国人民”。因复辟帝制而身败名裂的袁世凯注定遗臭万年，尽管他的失误从表层上看来，只是帝制形式的恢复。但形式是内容的外衣，逆历史潮流肯定短命，他偏要穿上那身龙袍，这就要付出代价，倘若只要帝王之实而不要帝名，把绝对权力握在手中，尽管也会遗臭万年，但决不会“只当了83天皇帝就见上帝去了”。这就不如曹操和司马懿之辈，即使连与其同时期的慈禧太后也不如，素来愿意“作伪”的他在关键时刻却不肯“作伪”，实在是失策之举。
其实，根本的问题在于，“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人迟早会“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进步的力量已经看到，“最专制的政府也能够与某些最民主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乃至压迫人还要摆出若无其事的可笑样子”。作伪一生的袁世凯撕去伪装，落得个前功尽弃，恐怕这是他始料未及的。据说他从来不愿意听“人民”这样的词汇，只是历史不是某个人的橡皮泥，大江“毕竟东流去”，当“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的时候，帝制的倡导者注定不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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