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虽不像曾国藩同左宗棠之间那样大跌大起，曲折多变，但也颇具意味。两个人都出生于湖南，又都入了翰林院，而小曾国藩一岁的胡林翼因为早及第两年成了曾的前辈，及至投身剿灭太平军的主战场后，曾国藩反过来成为胡林翼的老板。没多久，曾胡间便发生了主从位移，这一次时日漫长，最终还是曾国藩反居其上。
细究二人间的关系，大抵有三种力作用其间：
一是敌对一方，是太平军起事这一外力将他们撮合在一起，同时又是太平军不断制造波诡云谲的战局，不仅致令曾胡的地位两次出现戏剧性变化，而且也让他们的合作经历了严峻的考验。
二是清廷内部，出于对汉臣的猜忌，清廷由以满制湘、到以汉制湘、再到以湘制湘，某种意义上，胡林翼有时就成了清廷用以制约曾国藩的棋子，这无疑会将二人的友谊置于炉火之中。
三是两个人自身，毕竟是不同的个体，具备不同的个性，甚至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其间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
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曾与胡的相会都称得上历史性的遇合，这一遇合，不仅奠定了“咸同中兴”的基础，而且创造了清代名臣之间精诚共事、相得益彰的典范，从而令晚清那段历史灿然一亮。这意味着，在所难免的矛盾与冲突并没有影响两个人遇合的历史意义，相反，倒更加重、加厚了其间的内涵。故此，我们完全可以用“日月合璧”来称谓曾国藩与胡林翼的合作。
（第一节）途穷投故旧，老板佑护深
咸丰三年十二月初十（1854年1月8日），胡林翼从贵州镇远起程赶赴湖北，投身剿灭太平军的主战场。因为太平军于咸丰三年二月初十定鼎南京后，四月十二日即举行西征。八月翼王石达开受命主持西征战事，当月二十三日，即进抵安徽省城安庆，占据了号称太平天国的第一门户；二十七日拿下堪称天国第二门户的江西九江。随后又进军湖北，倘若再拿下湖北省城武昌，那么沿江三大战略重镇便尽收囊中，由此完成于长江上游建立基地以屏蔽天京的战略转变。太平军攻势凌厉，陷黄州、取汉阳，进逼隔江相望的省城武昌，朝野为之大震。湖广总督吴文镕忧心如焚，急忙奏请胡林翼驰援湖北。
胡林翼生于嘉庆十七年六月初六（1812年7月14日），湖南益阳人；四岁，即被父亲看出资质“颖慧”，稍长，便表现出“喜多言、好跟脚”的外向特点；八岁，竟被后来做到两江总督、大名鼎鼎的陶澍“一见惊为伟器”，脱口说道：“吾已得一快婿！”当即以第七女静娟许配给他；及至成年，便有“精悍之气，见于眉宇”，遇有知音，即“纵言阔步，气豪万夫”；二十五岁，便进士及第，然后入翰林，获升迁，却也由此沾染纨绔习气，传出许多风流韵事；二十九岁，一年中竟先任京都会试同考官，再任江南乡试副主考，成为令人欣羡甚至嫉妒的红翰林，可谓春风得意，仕途顺遂。谁料正是在这次江南乡试中，因主考文庆生病、其下人携人入闱阅卷事发，胡林翼身为副主考，有失察之过，受到降一级调用的处分。事情竟是如此巧合，早在八年前，他的父亲就是以副主考的身份受到主考的牵连，被连降三级。父亲胡达源，曾高中探花，官至四品，因为这次挫折，损坏了身体，从此一蹶不振，便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谁料儿子也跌了跟头，还居然同自己如出一辙，莫非是父子两代翰林，过于兴隆，以致月满则亏？还是儿子太过放荡，招致上天的惩罚？胡达源心力交瘁，卧病几个月后，于次年五月撒手西归。胡林翼仕途受挫，又遭丧父之痛，岳父陶澍也于前年谢世，于是心灰意冷，扶父柩回到益阳老家，在籍守孝。本来二十七个月的期限，胡林翼却从三十岁到三十五岁，一守即是五年，期间，京城及各地师友纷纷来信促他复出，他都以母亲年迈为由予以辞谢。直到三十六岁那年，才靠师友们资助，捐得一个贵州知府，重入仕途。经历了人生由巅峰而一落千丈的胡林翼，终于又在贵州六年剿匪中声名鹊起，不仅感动了当地百姓，还获得了上司的赏识，更引起皇帝的注意。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人的诽谤，被讥为“滥杀嗜杀”，况且贵州匪情遍地，只靠他一己之力无异于杯水车薪，他深知吏治腐败一日不除，匪患便一日不息，大丈夫欲建不世之功，岂能长久困于此地。他纵观天下，当世最伟大的功业即为剿灭太平军，而两湖即自己的家乡一带正饱经太平军的蹂躏，高龄老母更是思乡致病，但是他的上司总是以离他不得为由断送他一次又一次的回归机会。这一次，因为湖广总督吴文镕曾任云贵总督，深知胡林翼的才干，极力奏请，鉴于湖北形势危急，加上朝中一位御史适时举荐，终于获得了咸丰皇帝的恩准。
一旦离开贵州，胡林翼竟有蛟龙脱困之感，湖北本为兵危战凶、需要以命相搏的险地，此刻在胡林翼的心中，竟成了天高水阔、可任自己纵横驰骋的舞台，他恨不能肋生双翼，即刻飞到那里。从贵州到湖北，途经湖南常德，只消由洞庭湖西岸绕至南岸，便可亲送老母回到益阳老家，何况春节刚过，阔别家乡六年后同亲人团聚，自是其乐融融，可是他却事先给叔父写信，约好于常德境内的龙阳酉港相会，由叔父接过老母，自己则昼夜兼程径往湖北。
咸丰四年（1854）正月十九，亦即胡林翼动身的第四十天，他来到了湖北簰州镇，却被一个惊人的噩耗击呆了：吴文镕已经于四天前在黄州堵城之役中兵败而投塘自尽。原来，石达开用兵出神入化，竟然玩了一个“声西击东”
的把戏，先在湖北大张声势，吸引了清廷方面的全副注意，突然挥师东进，拿下安徽临时省会庐州，迫使安徽巡抚江忠源自杀，随后又回师两湖，杀吴文镕个措手不及。
简直是晴空霹雳，胡林翼悲愤难鸣。他知道遵义人唐树义现任湖北按察使，前不久还有过书信来往，便差人打探，得知正在金口治理水军，迅速乘舟前往。未及相会，却见唐军漫无纪律，知道不能成事，急忙移舟上游。果不出所料，四天后，唐树义便兵败自杀。太平军近在眼前，胡林翼从贵州带回三百黔勇，一路又新招三百，连忙列阵迎敌，好在太平军不明底细，不敢贸然进攻，很快退去，才侥幸逃过此劫。但是此刻“太平军已直下汉口，合围了武昌，湖北战场已无堪能一战的官军，而对大举西征的数万太平军”，胡林翼区区六百人，未免太过孤弱，而且作为来于异地的客军，军饷毫无着落，退不得，进无路，四顾茫然，无所依归，随时都可能被太平军虎啖羔羊般一口吞掉。危难中，胡林翼想到了曾国藩。
曾国藩于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1811年11月26日）夜间九时至十一时出生，当时，他的曾祖父恰好梦见一条巨蟒自空中蜿蜒而下，在家宅左右盘旋，一会儿进而进入屋中，身子盘在地上，头高高地扬起，就这样待了很长时间。曾祖父在惊吓中醒来，恰好家人来报，曾孙出生了。曾祖父闻听大喜，脱口说道：“家门祥瑞！曾氏一门，行将发达！”时至今日，相信没人会把它当真，而下面的记载则足以让我们明了这梦的来源：曾家“宅后旧有古树，为藤所缠，树已槁，而藤日益大且茂，矫若虬龙，枝叶苍翠，垂荫一亩，亦世所罕见者”。
与胡林翼儿时“喜多言，好跟脚”不同，曾国藩竟是出奇的沉静：“公幼小时，状貌端重，自出生至三岁，庭户不闻啼泣声。”“每日依祖母王太夫人纺车之侧，花开鸟语，注目流眄，状若有所会悟。”五岁那年冬天，开始读书，因为“诵读颖悟”，甚得曾祖父的“钟爱”。转过年来，年逾古稀的曾祖父便去世了，曾国藩年仅六岁，“哭泣甚哀，执丧若成人”，即在丧礼上的表现如同一个成人。
在曾国藩的童年记忆里，烙印最深的是爷爷对父亲的态度。爷爷年轻时一度浪荡，后来幡然改过，克勤克俭，常年“皆未明即起，冬寒起坐约一个时辰，始见天亮”，致使家道渐兴。虽然自己务农，却最喜欢读书人，因此全力供自己的儿子读书，希望儿子读书有成，做官为宦，光大曾氏门庭。但是儿子却令他深感失望，十六次院试都榜上无名，直到四十三岁时才考得一个秀才，故此他从来都不给儿子好脸色，大庭广众就“壮声喝斥”。每当这时，曾国藩看到父亲在爷爷面前大气不敢出，连脸色都不敢变，一副恭敬而惶恐的样子，他的心便被深深地刺痛，由此暗下决心：一定要发愤读书。爷爷把在儿子身上没能实现的希望转移到孙子，父亲鉴于自己的失败，便对儿子亲执教鞭，督教甚严，肩负祖、父两代人的厚望，曾国藩读书益加勤奋。
读书之余，曾国藩会走出院子，了望家乡的风景。这里是湖南湘乡地界，处于湘中丘岗向湘江河谷平原的过渡地带，地貌以丘陵山地为主，土质多为红褐色，内杂顽石，十分刚硬坚固。具体到他的家乡白杨坪，则是坐落于由十几座山峰所围出来的盆地之中，其中正南的一座叫做高嵋山，由此日后便有了“高嵋山下是侬家”、“我家湘上高嵋山”、“高嵋山下草芊绵”一类的诗句。凝望家乡的土地与山峦，曾国藩往往会想到爷爷，爷爷“声如洪钟，见者惮慑”，甚是威重；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爷爷便成了他终生的偶像。
此后，曾国藩执着进取，不屈不挠，七试而中秀才，一试而中举人，三试而进士及第；其后，继二十一岁改号涤生，又改名国藩，确定了内圣外王的理想，进而切己体察、刻苦修砺，掌握了理学家求知与践行的方法论，从而声誉日隆，为日后成就辉煌奠定了基础。
曾国藩长胡林翼一岁，却晚胡林翼两年及第，因而迟入翰林，按规矩属于晚辈。但是仕途却不同于胡林翼的大起大落，而是一路上扬，创下了“十年七迁，连升十级”的记录，官至二品，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兼任除户部外的五部侍郎，相当于今天五个部的副部长，正是凭借二品京堂的身份，于母丧在籍守孝期间自然过渡为团练大臣，并借此自创湘军，进而移驾衡州，创建水师。
但说到胡与曾二人的关系，并没有很深的交往。就现存的资料来看，仅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于北京去世，曾国藩前往吊唁，并写了诔词，后来又登门询问归葬事宜，胡林翼扶柩出京那天，曾国藩还同众乡人一起送到东珠市口。有了这样的前情，当闻知曾国藩的母亲去世时，胡林翼远在贵州便写信吊唁。信到时，曾国藩已在长沙，每日与同仁一起以拯救山河相勉，便总要谈到胡林翼的“鸿才伟抱，足以救今日之滔滔”，因为胡林翼的贵州剿匪已令他成为家乡人心目中的英雄。于是，曾国藩便在回信中说及自己奉上谕帮办团练，并表达了对胡林翼的倾慕与渴望：“倘肯授我方略，时示成法，实为厚幸。”也许正是这封回信，让胡林翼想到了曾国藩，当即写信求救。
曾国藩此刻已经率水陆之师离开衡州抵达长沙。接到胡林翼的信后喜出望外，因为他此刻最匮乏的便是胡林翼这样的干才，以前虽深怀渴慕，但要想得到，却几乎没有可能，如今竟从天而降。马上协调湖南巡抚骆秉章“支给口粮军械”，还“派员解送火药帐棚，拨银二千两，往资接济”，本来是要与胡林翼会合援鄂，“又值贼匪窜扰岳州、湘阴，道路阻隔”，解送人员无奈“折回”，遂决定“先攻克岳州”，命胡林翼撤至湖南“岳州附近地方”。由此，胡林翼归入湘军，曾国藩也被胡林翼尊称为老板。
就在胡林翼归入湘军不久，即咸丰四年（1854）二月末至三月初的一天，曾国藩却忽然接到上谕：
本日据青麐奏称“探闻曾国藩带勇已距金口百有余里，贵州道胡林翼随同前来，现复退往上游”。贼船飚忽上窜，急须出其不意，顺流轰击。该侍郎炮船早入楚北，胡林翼何以退守？着曾国藩饬知该道迅速前进，无稍迟延！
曾国藩不仅倒吸一口冷气。他知道青麐身为满人，出任湖北巡抚，本身就负有监视汉臣动向的秘密使命。这是由清代政权的特殊性决定的。清代同元代一样，都是“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因此称为“部族政权”。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与《国史大纲》中曾指出：“满洲人跑到中国，他们的一切政策，是拿满洲部族来控制中国人。又再拉拢怀柔蒙藏来挟制汉人”。“清室对待汉人，无论其为怀柔或高压，要之十分防猜”。“命官则沿元代，满、汉分别，如内阁大学士，满、汉各二人。协办满、汉各一人。而实权多在满臣”。六部“有一个中国尚书，一定还要有一个满洲尚书。有两个中国侍郎，一定还要有两个满洲侍郎”。各省总督、抚巡，差不多在原则上也“只用满洲人”，“参用汉人特其不得已”。只是这种情况后来有了改变，汉人出任地方督抚渐渐增多，不过必须有满人从旁监督，时时向皇帝汇报。譬如，吴文镕就任湖广总督，就有满人崇纶出任湖北巡抚，负责监督。
当太平军自安徽重回湖北之际，吴文镕本来是死守省城武昌以待援军，援军有二，一是胡林翼正率黔勇向这里急赶；二是曾国藩正在湖南衡州加紧组建水师，不日也会起程赶赴这里。而且吴文镕同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有同年之谊，即同一年进士及第，胡林翼属于吴文镕的年侄，加上二人曾同在贵州，更是情同父子；而对于曾国藩，吴文镕则是他的座师，即曾国藩进士及第那场会试的副主裁，在京期间，二人就关系密切，及至吴文镕出任湖广总督，二人更就四省联防、以剿为堵的战略达成默契，即吴文镕辖下的湖南、湖北（通称湖广省），以及江西、安徽四省联合防御，而由曾国藩的湘军作为机动兵力，负责对太平军的剿杀，一旦这一方略获得实施，再有吴、曾、胡三人亲密合作，东南战局必将大有起色。但是满人崇纶却上奏朝廷，说吴文镕畏战避死，咸丰皇帝闻奏大怒，严诏吴文镕出战。吴文镕无奈只好出战黄州，以致战败自杀，而这一天距离曾国藩从衡州起程仅有十三天。
吴文镕死后，荆州将军台涌代理湖广总督；崇纶也因丁忧离职，巡抚由湖北学政青麐接任，两人居然都是满人，可见督抚这样的要害岗位是尽量要安排满人的，同时，因为湖广总督下辖的湖南还有一位汉人巡抚骆秉章需要监督，更不消说又出现了由汉人曾国藩所创建的湘军。
军队作为政权的支撑，清廷本来是将其严格控制在满人手中的。“满洲军队称八旗兵，为国家武力主干，全国各军事要地，都派八旗兵驻防。下面的绿营，说是中国军队，实际上率领绿营的将领还都是满洲人”，后来为了对付太平军，清廷号召各地举办团练即民兵，虽不能由满人掌管，却也设置团练大臣实施控制。曾国藩就是利用出任湖南团练大臣之便另起炉灶而组建的湘军。因为他曾先后出任过兵部右、左侍郎，凭着他从理学家那里学到的求知方法，深入了解到八旗、绿营这样的正规军已经腐败透顶，不堪其用，并且已由堵剿太平军的节节溃败所证实，要想平灭太平军，必须另外打造一支精悍敢战的军队，于是他借鉴了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经验，暗中组建湘军，其要害在于将正规军的兵为国有改成兵为将有。所谓兵为国有，是军队与将帅分开，平素训练有人负责，真正用时，却另派大员统带，致使兵与将之间缺乏默契而形不成战斗力。而兵为将有则是兵由将选，故此兵士只知有将，不知有国，兵将之间靠各种亲缘关系构筑成层递而上、私相隶属的体系，如同宋代的岳家军、明代的戚家军一样，湘军也基本上成了曾家军。曾国藩组建陆军是打着兴办团练的旗号偷偷进行的，组建水师则是奉旨而行，因为形势严峻，亟需建造水师，而有关的各省巡抚对此不感兴趣，曾国藩则趁机将差事揽到自己手上，最终打造出一支水陆兼备、船炮齐全、多达一万兵将及七千夫役的湘军。这如何让清廷放心得下，便调贵州提督满人布克慎进入湘军，于内部监控，同时命湖广总督满人台涌与湘军会师，从旁牵制，由于太平军由鄂入湘，曾国藩不能及时赴鄂，致使这一计划破产，咸丰皇帝心生气恼，终于抓住曾国藩在筹饷中的一件小事大发邪火，严加惩处，尽管“降二级调用”的处分要等几天后才正式做出，但咸丰皇帝下旨对曾国藩“交部议处”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
至于胡林翼受到猜忌，是因为他的手上也有一支亲兵。在贵州剿匪时，胡林翼先是发现巡捕不可用，因为他们将盗匪视为自己的饭碗，盗匪若是被他们捕尽了，他们的财源也就断了，故此他们绝不会真心捕盗，而是设法将盗匪藏匿起来。后来又发现官兵不可用，因为“贼行如鼠，兵行如牛，以牛捕鼠，必不可得”，而且“见盗在前，即抛弃枪械，即拼命先逃”，往往一个盗贼，追得上百名官兵狼狈逃跑，致使“官兵数万，已成废器，即令千人为营，而十贼可破”；岂止是无用，“甚至妄拿良善，无恶不作”；而且用兵的开销，大得让地方无法承受，曾有三千名官兵在黎平府驻扎三个月，就需要六万到七万个劳力为他们搬运行李。没办法，胡林翼只好亲自打造一支像雕鹰一样凶猛迅捷的精干队伍，与曾国藩的湘军一样，都是取法于明代的戚家军，是戚家军的清代版。只不过胡林翼的亲兵仅有三百人，后来去湖北的路上发展为六百人，但问题的关键在性质而不在数量，毕竟是能够由贵州带往湖北，这无疑是基于它的私相隶属性质，从而自然成了满人的监督对象。
但是满人青麐所奏并不确切。因为太平军于安徽拿下庐州后，便把战略目标锁定两湖，调水陆大军三万大举进攻湖北，于黄州堵城大捷、迫使湖广总督吴文镕自杀后，又兵分三路，一路围困武昌，一路经鄂中、鄂北，进逼荆州、襄阳，一路南征入湘。当曾国藩率湘军离开衡州抵达湖南省城长沙时，太平军已经从湖北进入湖南，占领了紧邻湖北的岳州，随后一路南下，拿下了湘阴以及省城长沙以北的靖港和以西的宁乡。这就是曾国藩在接到胡林翼在湖北金口的求救信后，派人送救援物资中途受阻无功而返的原因，无奈才令胡林翼赶往岳州等候会剿，随后又派他增援岳州的平江，阻击太平军由湖北崇阳、通城一路南下，进而出兵崇、通。同时，曾国藩分拨兵马，先后收复湖南宁乡、湘阴、岳州，将太平军驱回湖北，可就在湘军节节胜利之际，退出湖南的太平军在另支人马的有力增援下卷土重来。但是湖北巡抚青麐仍在企盼湘军救援，因为只探到曾国藩的前部已抵湖北境内，却不知胡林翼本为曾国藩三路出兵中的一路，便上奏给咸丰皇帝，而远在北京的咸丰皇帝一不知前敌形势瞬息万变，二不知胡林翼的具体行踪，却听信青麐并不确切的一面之词，即严加责问，这就不能不让曾国藩心中凛然。
曾国藩当然清楚自己所为不合朝廷军制，甚至是对既有军制的严重践踏。但是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出于内圣外王的理想，出于诚意践行的操守，曾国藩义无反顾。如今看到满人青麐对胡林翼的检举以及咸丰皇帝的责问，自是同命相怜，不过更多的则是慷慨济世、勇于担当的两位英杰之间的惺惺相惜。故此，曾国藩不遗余力地予以坚决保护，他立即上疏，恺切说明胡林翼未能赴鄂的理由，更格外提出极能打动咸丰皇帝的两个要点，一是“胡林翼之才胜臣十倍”；二是“将来可倚以办贼”。此后，每逢胡林翼立有军功，曾国藩都于奏折中奏明皇上，诸如上塔市大胜，通城、安化剿匪，收复常德郡城等，其中一句“所至皆惬民望”，褒意分明。而且在闰七月初九《胡林翼罗泽南随同东征片》，以及十一月二十一日《调胡林翼来浔助剿片》中一再称赞胡林翼“胆识绝人，威望夙着”，“识略冠时”，“才大心细，为军中万不可少之员”。
（第二节）主从位移日，高处落墨时
咸丰六年（1856）二月二十三日，胡林翼接到曾国藩请派罗泽南回援江西的求救信，七天后，胡林翼给咸丰皇帝上了《陈奏水陆官军连日获胜疏》，由此拉开清廷趁机介入曾、胡间这一湘军内部矛盾的帷幕。
曾国藩自衡州起程至今，可谓大起大落，暴荣暴辱。自鄂入湘的太平军本来已经被驱回湖北，谁料却在另股太平军的支援下重回湖南；一日之内，居然一边是湘潭大捷，一边是靖港之耻，为此，曾国藩两投湘江；退回长沙整军后，一鼓作气，攻克武昌，将胜利推上巅峰；但不待后方巩固，便急于进军九江，以为可以一路奏凯，径取九江、安庆这太平天国两大门户，然后直捣匪巢南京，尽管也曾取得田家镇大捷，却很快便于九江城外遭遇湖口惨败，湘军水师被分为外江与内湖两段，几近瘫痪，出兵以来的所有努力尽付东流，曾国藩又一次投水；为了拯救封死在江西鄱阳湖内的一百二十条舢板，曾国藩不得不前往南昌，协调打造长龙大船以为舢板出湖护航的有关事宜，由此开启了久陷江西的噩梦，因为没有地方督抚实权，致使曾国藩在江西官场处处碰壁，遭遇巨大的尴尬与困窘。
太平军自湖口取胜后，为了把湘军从九江调走，安徽陈玉成部于咸丰五年（1855）正月，挺进湖北，直扑台涌之后继任湖广总督杨霈的大营，杨霈被太平军的气势吓倒，急忙退到汉口，又逃到德安，致使武昌大震。咸丰皇帝急命曾国藩分兵救援，曾国藩军陷江西，已没有力量兼顾赣、鄂，只是派被隔在外江的战船回救，却必须先赴湖北新堤整修。至于陆军，尚未定夺，恰好胡林翼主动请缨，因为他有一个十分正当的理由：身为湖北按察使，守土有责。
以曾国藩的睿智，当然明白：胡林翼一代英杰，离开贵州便想投身更大的舞台一展鸿鹄之志，其后隶归自己麾下，无论自己如何赏识与力荐，但毕竟寄人篱下，一旦捕获可以脱控独立的机遇，他会毅然出手。对此曾国藩十分理解，大丈夫渴望建功，本无可厚非；勇赴时艰，更令人钦佩。此前，胡林翼已经由当初的六百黔勇发展为两千人，其间不无曾国藩的拨付。现在，曾国藩再拨给他两支兵马，加上原来的两千，总计六千五百人左右，由胡林翼统带回援湖北。此外，便是水师。应当说，对水师的重视，恰是曾国藩高于太平军的地方。太平军尽管自岳州掳得船只后才势如破竹，但是其对水师的重视还是远逊于曾国藩。曾国藩不仅于创建湘军伊始，便倾力打造水师，在湖口遭遇重创后，仍着力修补。据《太平天国战争全史》，外江水师“及至1855年11月，扩展至二十四营，兵力七千人，由杨载福统带，与陆师结合成为胡林翼兵团的基本主力”。“内湖水师则由曾国藩亲自整顿扩充，1856年4月”由彭玉麟统带，“配合陆师保卫南昌，切断武汉与天京之间一段江路，阻截太平军增援武汉，策应胡林翼力争上游”，最终夺取了天京上游的水上“控制权，这是湘军力争上游败而复胜的关键因素之一”。当然水师为胡林翼所用历经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修补水师需要逐步完成。应当说，对曾国藩给予自己的帮助，胡林翼心中有数，他后来说过：
“昔年本钱，出于老板”。
现在我们来理一下胡林翼的晋升之路。道光二十七年（1847）十一月至咸丰三年（1853）十二月六年间，胡林翼在贵州任职，他先从候补知府做起，第四年即咸丰元年（1851）才补授实职，此前就曾“得旨以道员用”，但补授贵东道的诏命直到咸丰四年（1854）离开贵州赴湖北的路上才正式接到；至咸丰四年六月，胡林翼被授予四川按察使，留湖南军用，八月即补授湖北按察使；咸丰五年（1855）正月胡林翼从江西回援湖北，二月，即升授江苏布政使，随后调任湖北布政使；二月十七日武昌沦陷，湖北巡抚陶恩培自杀，三月初三，即诏命胡林翼代理湖北巡抚。清代的知府为从四品，道员则为正四品，相当于现在分管一片的副省长；按察使是正三品，相当于现在主管全省治安刑狱的副省长，而由正四品的道员晋升为正三品的按察使，其间越过了从三品；布政使是从二品，相当于现在主管民政与钱粮赋税的常务副省长；巡抚是正二品，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可见胡林翼自上年正月至今仅一年零两个多月，就由从四品的知府至正二品的巡抚，连升五级。而湖北巡抚的官位五个半月前曾授予曾国藩，仅仅七天便取消了这一任命，而转授予陶恩培，陶恩培死后再转授予胡林翼。这三任巡抚的递相任命，竟牵扯出一个曲折而复杂的故事。
咸丰四年九月初五，咸丰皇帝看到曾国藩攻克武汉的奏报，大喜过望，当即赏给曾国藩二品顶戴，令其署理（代理）湖北巡抚。可是当咸丰皇帝对身旁的军机大臣祁巂藻表达对曾国藩的赞叹时，祁巂藻却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崛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咸丰皇帝闻听此言脸色大变，沉默良久。
祁巂藻说的是匹夫，即平民，而咸丰皇帝想到的则是汉人，一位汉人振臂一呼，竟然从者万人，这对清王朝是最可怕的，允许一位汉人建军，本已违背祖制，实属迫不得已，如今竟还授予他地方实权，倘若他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岂不自取其祸。咸丰皇帝深为自己的轻率而自责，于是马上取消了对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的任命，改以兵部侍郎空衔领兵东进。
有意思的是，提醒咸丰皇帝防范曾国藩的祁巂藻本身是一位汉臣，而提携胡林翼一路高升的则是满人文庆。前文我们说及胡林翼任江南乡试副主考时因受到主考的牵连而被处以降一级调用，这位主考就是满洲镶红旗人文庆。历史对文庆这个人评价很高，说他“醇谨持大体”，是说他人品纯正，做事谨严，能够识大体、断大事、掌大局。尽管运气不好，几次跌倒，但始终深得道光、咸丰两代皇帝的信任，故此自咸丰二年（1852）开始又逐步崛起。他最为人称道的是，主张破除满、汉界限，“重用汉臣”，认为汉臣“多从田间来，知民疾苦，熟谙情伪”。曾国藩出兵初期，屡战失利，都没有剥夺他的兵权，就与文庆在咸丰皇帝面前为他说好话有关。由于曾经与胡林翼共同主持江南乡试，“深知其才略，屡密荐，由贵州道员一岁之间擢至湖北巡抚”。可见，在国内矛盾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清朝高层中一些有识之士正逐步放弃满、汉分界的成见，这也是曾国藩、胡林翼等汉臣最终成就伟业的一个重要前提。相反，倒是像祁巂藻这样一些汉臣，仍旧固守清朝统治者所定下的律条，而不敢越雷池一步，甚至以恪守这些律条来表现自己的忠诚。
至于咸丰皇帝，一旦经祁巂藻提醒，便长期紧崩着满、汉防猜这根弦，而且防猜的策略也逐渐升级。曾国藩组建湘军，他半是不知，半是无奈，初期，他采取的策略是用布克慎和台涌对曾国藩实行内外监控与牵制，尽管这一计划因形势变化而未能实施，但其策略取向无疑是以满制汉。及至取消对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的任命后，之所以转授予陶恩培，是看中陶恩培是曾国藩的冤家对头，因为曾国藩出任团练大臣即赶赴湖南省城长沙负责剿匪，侵犯了时任湖南按察使陶恩培的权力与利益，曾国藩率湘军东进，离不开湖北这一后方基地的支持，那么以陶恩培出任巡抚，势必对曾国藩起到牵制作用，由此开启了以汉制汉的第二步策略。谁料陶恩培因武昌失守而自尽，文庆又极力举荐胡林翼，咸丰皇帝便顺水推舟，实施了第三步策略，即以湘制湘，尽管胡林翼并非湘军嫡系，但毕竟是湘军成员，而且曾国藩还对胡林翼屡次举荐。既然曾国藩已经使湘军成为东南大局的支撑，因此从湘军内部产生巡抚，才有利于对湘军的借重；这是湘系势力崛起的一个界碑，它标志着湘系势力已从单一的军事力量迈上军地合一的台阶，同时，也标志着在湘系内部又崛起一位足以与曾国藩相抗衡的人物，而且，从职位权能上，胡林翼一跃远居曾国藩之上，这既是对曾国藩本人的打压，也是对湘系势力的分化。当然，我们必须看到，胡林翼尽管深受咸丰皇帝看重，但说到底还只是利用，因为此时的湖北时局，需要胡林翼去卖命，弄不好就要步其前任的后尘。而且毕竟是汉臣，故此还须防范，日后满人官文就任湖广总督，即负有监视、牵制胡林翼的使命。
胡林翼初代巡抚，清廷已做了明确分工：江北由总督杨霈负责，荆州由将军官文负责，而胡林翼只负责江南岸的攻剿。“当是时，江汉上下皆为寇踞，巡抚号令不出三十里”。没出一月，武昌便第三次沦陷。州县残破，饷源断绝。
胡林翼苦撑危局，五月一溃于金口，八月二溃于奓山。此时，军中已欠饷超过百日，寇至，胡林翼命令出战，军士竟众口汹汹，讨要欠饷，胡林翼大怒，强令出战，士卒嗷的一声，返身奔逃。胡林翼悲愤至极，怒马加鞭，冲向敌寇，欲一死了之。幸亏马夫见他神色不对，急忙勒住马缰，原地转了几圈，然后狠抽一鞭，马狂怒奔向江边，所幸被水师营官鲍超救起。经此大劫，胡林翼决心重整旗鼓，命“鲍超赴湖南增募新兵三千”，更重要的是“奏调罗公泽南率军自江西来援”。
罗泽南同曾国藩一样都是湖南湘乡县人，曾国藩组建湘军的最初班底即有罗泽南在内，后来成为与塔齐布齐名的湘军名将。当塔齐布在九江城下因久攻不下而积愤病死后，罗泽南便成了曾国藩军中唯一的支撑。对此，胡林翼尽管远在湖北，不过他想也能想象得到。但是他还是坚决提出了奏请。从当前的形势看，九江城固若金汤，湘军无论如何短期内都难以逾越，曾国藩只能坐困江西，难以作为，迫使东南大局重回湖北，即由湖北重新起步，收复武汉，然后以上制下，沿江东进，克九江，取安庆，最终拿下南京。也就是说，当湖北重新沦于敌手之际，如果九江急切南下，那么先取湖北才是上策。胡林翼身为湖北巡抚，是主要或者是唯一的责任人，无论是出于自己的职责，还是着眼于大局，请调罗泽南都是正确的选择。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湖北的战略位置再重要，但毕竟是你的领地，尽管你是恪尽职守，却难免潜存本位主义甚至一己利益的考量，毕竟是从人家手中强索精锐，而且精锐的转移，直接决定着强弱的转移，核心的转移，这就不能排除损人利己的嫌疑。
当然，罗泽南最终回援湖北，并不取决于胡林翼，因为早在胡林翼奏调罗泽南之前，罗泽南即已主动请赴湖北了，而且咸丰皇帝批复之际，罗泽南已经成行。在湘军将领中，罗泽南不仅文武兼备，而且以富有战略眼光着称。他先是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随后又到九江湖口实地考察，坚定地认为：湖口急攻难下，统筹东南大局，必经平定湖北崇阳、通城，然后克复武汉，以成高屋建瓴之势，故此向曾国藩提请西征。
面对罗泽南的提请，曾国藩心里五味杂陈。他知道事情的关键在自己同胡林翼之间发生了主从位移，原来由自己占据的舞台中心已经无情地转让给胡林翼了，这才导致罗泽南为了“图功”即建立功业，做出毅然取舍。至于罗泽南所言的大略，曾国藩当然明白，这本是自己曾经走过的路，只是拿下武昌后不该不待湖北巩固就贸然东进，以至于兵挫九江。其责任主要在咸丰皇帝急于求成，不过，自己尽管窥见了一些败的征兆，并且奏明了圣上，但毕竟没有形成暂不东进的定见。及至遭遇湖口惨败而顿兵九江城下，让他走回头路，从武汉重新来过，他无论如何都不甘心，说是怕动摇军心，说到底是不愿意否定自己。于是便付出了代价：胡林翼回到了湖北，罗泽南也要回去。罗泽南明知道自己一走，会让他深陷危境，却坚持要走，未免有些绝情，这让他痛感世态炎凉。但是自己一向求贤求圣，对这一切又必须予以理解。就罗泽南言，他是在自己和胡林翼之间做出权衡，自己备受清廷冷落，仅以兵部侍郎空衔掌军，致使坐困江西，千难万难，而胡林翼甚得皇帝青睐，一路升迁，已高达巡抚，握有地方实权，无论协调军饷，还是各项军务，必是名正而言顺、事顺，而且湖北更是大局所在，为公为私，舍己而附胡都是明智的选择，何况任何时候只有自己站住脚才能赢得别人的追随，否则就应该允许别人为自己打算。至于胡林翼，本为自己收纳之人，一年之间反跃居上位，又吸引自己唯一的精锐转归他的麾下，毕竟是人家的时运。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自己身为湘军统帅，必须明了：在咸丰皇帝对自己深怀猜忌的背景下，维护湘军内部的团结才最为紧要。
好友刘蓉深知罗泽南的重要，劝他说：“公所赖以转战者，塔罗两军。
今塔将军亡，诸将可恃独罗公，又资之远行，脱有急，谁堪使者？”曾国藩回道：“吾极知其然。然计东南大局宜如是，今俱困于此无益。此军幸克武昌，天下大势犹可为，吾虽困犹荣也”。于是，曾国藩主动向皇帝奏请罗泽南援鄂；而且答应罗泽南的请求，将原属塔齐布的宝勇三营一千五百人拨归罗泽南，凑足五千人马，都是精锐；饷银由江西拨付，交到罗泽南手上；还两次上折为罗泽南申请自行奏报军情的资格。当然也没忘了补上一条：罗泽南克复武汉后，立刻回援江西。
胡林翼当然深知罗泽南的到来对他的意义，他不仅远道相迎，而且对罗泽南执弟子礼以示尊崇。其实胡林翼早罗泽南十五年成为名士贺熙龄的弟子，本为罗的学长。胡林翼在当时也曾被讥为权术，即便此说不恰，但至少说明胡林翼同曾国藩一样甚至比曾更会做人，只是在此时，曾国藩更需要器量，而胡林翼则只需要热情。罗泽南果然不负所望，很快就使湖北的形势攻守易位。相反，曾国藩却是凶险万状。因为石达开趁湘军精锐尽入湖北之机，从湖北分兵两万亲自统带，避实击虚，直捣江西中西部，迫使曾国藩不得不撤离九江之围，随后又于素有省城咽喉之称的樟树镇大败江西的湘军主力，然后进逼南昌，很快江西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四州县尽归太平天国的版图，曾国藩被困南昌及九江的南康一带，文报不通，联系中断，连送家书都不得不使用蜡丸隐语，化装潜行，还依然有百人以上被太平军捕杀。曾国藩无奈只好接连致信罗泽南、胡林翼和上奏清廷，请求罗泽南回援江西。
胡林翼接到曾国藩的求援信之时，正值罗、胡攻取武汉的紧要关头，胡林翼不想撤攻，又难于拒绝，于是便把球踢给清廷，在《陈奏水陆官军连日获胜疏》中，先为曾国藩着想，然后说出罗泽南的想法：“武汉为南北枢纽，视他省关系独大。上绾荆、襄，下控吴、皖，未可弃而不顾。”最后才说出自己的计划：“臣等定计力图克复。如旬日无成，则鄂省战守，惟臣无可诿责，自当权其缓急，筹措饷项，先以数千赴援。”
世事无情，终于将曾国藩与胡林翼置于利害相争的境地。咸丰皇帝却暗中欢喜，当初那步以湘制湘，即培植胡林翼以制衡曾国藩的棋招，终于显现出它的妙处，便不失时机地加以利用，以期分化曾、胡，最终达到掌控湘军的目的。于是，咸丰皇帝在上谕中一是将曾国藩的奏请，与胡林翼的回绝一概予以公开，让其间不得不然的理由，值得同情与谅解的难处，以及努力为对方着想的委婉尽皆滤除，只留下赤裸裸的主张，不见了温度，彰显了冷硬；二是最后将球又踢回胡林翼，让他相机抉择。
胡林翼与罗泽南便跌入两难的窘境，一方面是武昌的进攻不能半途而废，一方面是曾国藩生死攸关，而曾国藩非比常人，无论是对胡林翼还是对罗泽南都恩义有加，这份恩义让胡、罗二人尽管选择了攻下武昌再回援江西，但是心里却深怀歉疚，更有见死不救的自责，情急之下，便加紧了对武昌的进攻，连月展开大小一百几十仗，与敌军肉搏城下，尸体狼藉，最终罗泽南自己竟被火枪击中左额，五天后死去。
本来，清廷、曾国藩、胡林翼三方博弈已经蓄满张力，居然被罗泽南的死无形地消解，这实让人始料不及。无论是胡林翼，还是曾国藩，甚至咸丰皇帝，都是输家，输给了谁，输在哪里，都莫名其妙。尤其是胡林翼，总像被人玩了一把，却不知找谁寻仇，朝谁发泄，只好自己折磨自己，越想越不是滋味，越咂摸越是心痛。好在朝廷分化湘军的图谋得以化解，究其原因，至少可以追溯到曾国藩于罗泽南请援湖北之际的高处落墨。恰好曾国藩的父亲得知儿子在江西危急，忙派三子曾国华赴湖北向胡林翼求救，武汉一时难下，胡林翼便兑现承诺，拨付四千人马交给曾国华。留下的湘军精锐，交由湘军名将李续宾接替罗泽南统率，加上杨载福的水军，凭此，日后拿下了武汉，胡林翼得以实授湖北巡抚，为他日后一柱擎天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平台。
（第三节）才大堪比海，一柱擎碧天
胡林翼于咸丰六年（1856）十一月二十二日收复武汉，湖北巡抚由代理转为实授。下一年二月，曾国藩因父亲去世而回老家守孝，即便此前，由于他坐困江西，偏居一隅，统筹东征大局的重任早被胡林翼自觉地担上肩头。胡林翼终于登上足以任他驰骋的舞台，其豪杰本性，张扬成鸿韬伟略：首先经营湖北，打造东征基地；随后以上制下，攻克九江。
如果说曾国藩组建湘军是以损毁清廷既有的军制为前提，那么胡林翼经营湖北，则是以撕破清廷历来的政制为代价。
前文已经说过清朝是满汉分畛的部族政权，其表现在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同样心机深邃，重重设防。“在明代，布政使是最高地方首长。总督、巡抚非常设，有事派出，事完撤销。清代在布政使上面又常设有总督与巡抚，布政使成为其下属，总督、巡抚就变成正式的地方行政首长了。这种制度，还是一种军事统制。如是则地方行政从县到府，而道，而省，已经四级。从知县到知府，到道员，到布政使，上面还有总督、巡抚，就变成为五级。可是真到军事时期，总督、巡抚仍不能做主，还要由中央另派人，如经略大臣、参赞大臣之类，这是皇帝特简的官。总督、巡抚仍不过承转命令。总之，清代不许地方官有真正的权柄”。
需要补充的是，在道员和布政使之间，还有按察使这一层级。除此，更有两点成为胡林翼主政湖北的桎梏，其一，督抚同城，即湖广总督下辖湖南湖北两省，却驻在湖北，与巡抚同城，从职级上总督高于巡抚，而从权限上又不进行明确划分，势必形成互相掣肘的局面，而且总督多为满人，用以监视汉人巡抚，致使湖北巡抚没有湖南巡抚那相对的自主权；其二，如同中央的六部侍郎能够单独上奏一样，地方的总督、巡抚而外，藩台（布政使）、臬台（按察使）也可以专折言事。这就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在中央，六部尚书管不了侍郎，在地方，则巡抚也管不了布政使和按察使。清廷使用了诸上种种措施，无非就是将权力垄断到中央，垄断到皇帝，其实质，是要六部及地方都不必作为，只要乖乖地听命于圣裁即可。可是胡林翼却绝不想俯首听命，他要有所作为，而且是平灭太平军的严峻形势需要他作为，而要作为，就必须手握实权，否则绝不可能奏功。以他豪放不羁的心性，哪怕有一分可能，都会做百分努力，他必然选择去做枭雄，他要“包揽把持”，一手遮天，为此他采用了双管齐下的策略。
其一，拿下总督。此时总督杨霈因师溃德安，导致汉阳、汉口等地相继沦陷，因而诏命革职，原荆州将军官文接任总督。官文满洲正白旗人，虽身居要职，却不谙政事，诸事决于家奴，时人称湖广总督府有“三大”，即妾大、门丁大、庖人大。胡林翼本来想要上折参奏官文，是他的幕宾阎敬铭给他上了一课：
公误矣！本朝不轻以汉大臣专兵柄。今满、汉并用，而声绩炳着者多属汉人，此圣明大公划除畛域之效。然湖北居天下要冲，朝廷宁肯不以亲信大臣临之？夫督抚相劾，无论未必胜，即胜，能保后来者必贤耶？且继者或厉清操，勤政务，而不明远略，未必不颛己自是，岂甘事事让人？官文心无定见，兼隶旗籍，每有大事，正可借其言以伸其请。其失仅在私费奢豪，诚于事有济，岁糜十万金供之，未为失计。至一二私人，可容，容之；不可，则以事劾去之。
彼意气素平，必无忤也。
这是出于《清史稿》官文本传的记载，接下来的一句话则是“林翼大悟”。这的确是一番高论。一是本来是满汉分畛，如今已是满汉并用，而且声名功绩都归于你汉人，说明圣上已是大公至明，这当然是对清廷的美化，但却说出了一个事实，严峻的形势，迫使清朝政权不得不对汉臣做出很大让步；二是湖北居天下要冲，朝廷必派亲信大臣坐镇，即便你把官文参倒，也必然会另派人来，后来者能敢保他比官文强吗？要是来一个目光短浅，却又自以为是、事事揽权的，你还咋干？三是官文则心无定见，又是旗人，深受宠信，那么每有大事，你正可借他的口申请，至于他的缺点无非就是奢侈点，每年不过是多费上十万两银子，也算不得多大的事儿。至于他一两个亲信之人，可容你就容他，不可容你就找机会请走，官文这个人本来是一个心气比较平和的人，不会产生大的矛盾。阎敬铭是胡林翼特意从中央奏请来帮他管粮台的，是当时少有的理财专家，有“救时宰相”之称，后来做到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请这样一位人物襄助自己，恰是胡林翼识人之明与用人之智的枭雄本色。于是胡林翼主动与官文交好，“约为兄弟”，其办法大抵有二，一是分财，“以盐厘月三千金充总督公费”；二是让功，“旬日之内，大小二十八仗，马队之功允推第一”，其实官文增援的马队仅二三百骑，抗衡石达开数万大军主要靠湘军的浴血鏖战。当然，据野史还有另外一条渠道，即走二奶路线，是说官文的一个妾要办生日宴，别人都瞧不起，唯胡林翼以巡抚之尊，为她撑了脸面，还让自己的母亲收她为义女，又等于给了她身份，于是本来就有“妾大”之称的官文当然对她言听计从，进而对胡林翼言听计从。这事有无无从可考，不过起决定作用的恐怕还在前两项，于是官文便被胡林翼轻松拿下了，以至于当时即有“巡抚主稿，总督画行”之论。
其二，请得巡抚专权。前文述及，一省之内，设布政使管人事和财政，设按察使管监察，而且都有专折上奏的权力，实际上等于在下把巡抚架空，一旁又有总督牵制，巡抚势必难以作为。如今总督被他摆平，接下来就要揽权，于是他给皇帝上了一道折子：“地方吏治，抚臣专责。”“请皇上敕下部臣，暂勿拘以文法资格。”他向皇上要的是巡抚专责，而巡抚专责，就须打破成法。当然，胡林翼说得很策略，讲的是“暂时”。但这样的策略远远不够，关键是前面所做的铺垫，让皇上不得不批。他阐述这样几层理由，一是强调湖北在东征中的战略位置：“据扼长江，惟鄂为要。四年之中，武昌三陷，汉阳四陷。夫善斗者，必扼其吭；善兵者，必审其势。
今于武汉设立重镇，则水陆东征之师恃武汉为根本。大营有据险之势，军士无反顾之虞。军火米粮，委输不绝；伤夷疾病，休养得所。是则平吴之策，必先保鄂明矣。”吴指南京，平吴即剿灭以南京为都的太平天国。二是陈破湖北吏治腐败为祸乱之源：“湖北牧令，多不得人。其已被扰者，卅余州县，元气伤残，良莠不分；其未被扰者，卅余州县，官仇民而民且仇官。夫吏治不修，兵祸之所由起也；士气不振，民心之所由变也。”三是指出时局的危险：“今日之所谓小贼，即异日之大贼也。”“臣恐湖北之民揭竿而起者，不必粤匪（指太平军）再至，而将盗弄潢池矣。”所幸，对胡林翼一路提携的满人文庆，已于咸丰五年七月二十一即胡林翼代理湖北巡抚四个月后入值军机处，深受咸丰皇帝宠信，对胡林翼更是“凡所奏请，无不从者”。尽管文庆已于胡林翼拿下武昌前数第六天，即咸丰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去世，十二月胡林翼才上折奏请，但文庆此前为胡林翼所进的美誉，对刚刚拟完“文庆人品端粹、器量渊深、办事精勤、通达治体”盖棺定评的咸丰皇帝来说，可谓其人尸骨未寒，其言余音在耳，致使巡抚专权这样有悖祖制的要求，居然令“文宗嘉之”，即受到咸丰皇帝的赞赏，这就等于请来了尚方宝剑。
至此，上有朝廷撑腰，旁有总督支持，胡林翼的威势已成，布政使、按察使也只好退避三舍，不敢与他争锋，于是湖北的吏权与财权双双收归胡林翼的囊中。他大刀阔斧，“劾镇、道、府、厅、州、县数十员，与僚属更始，奖廉惩贪，崇实黜华。抑奢竞，尚廉耻。于是官士承风，稍知吏事也”。这等于把人事任免权连同监察权从布政使以及监察使手中拿到自己手上。他包揽利权，为了将财政收入最大限度地投放军需，他把一省的财政权转移到军队的粮台，这就等于将财权从布政使手上拿了过来，而且将原来督、抚分设的粮台合成一家，由“胡林翼总局一体的酌发”。更有甚者，原来按常例上缴中央的赋税也几乎留省自用，至于府县更坚决不允截留，全部上缴到省。胡林翼的这些做法，应当说严重地破坏了清廷既有的规矩，变中央严控为地方自主，实际上是集中到自己手上。只是考虑剿灭太平军的需要，清廷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于是，胡林翼集中了一大批贤才，一方面本着“培根本”的原则，奏请蠲免“江夏等四十六州县钱粮，以苏民困”
，一方面“开财源而致力于兵事”。对于后者，胡林翼深知，在战争的背景下，必须全力养兵，而“欲养兵，则不能不任劳怨以筹饷”。筹饷成了当务之急，刻不容缓。胡林翼通过改漕减赋、抽收厘金、整顿盐务、劝诱捐纳等措施，辅以“综核精密、严杜中饱”的管理，每年为湘军提供不下三四百万两的饷额，使湖北成为湘军最大的血库。
胡林翼本为湖北巡抚，只消管好湖北的事就是一绝对称职的好官。但是胡林翼毕竟枭雄，上任伊始便胸怀平吴（指江苏南京）大局，以打造湘军东征基地为治鄂的总方针和出发点，武昌和汉阳于咸丰六年（1856）十一月下旬拿下后，即刻水陆东下，直指江西，实施以上制下战略中的第二步：攻克九江。十二月，便进抵九江城下。
九江，古称江州、浔阳，为江西北大门，长江流经九江水域，与鄱阳湖和赣、鄂、皖三省毗连的河流汇集，如同百川归海，水势浩淼，江面壮阔。而且东南多山，地势险要。1853年（咸丰三年）9月，太平天国西征军攻占九江，由检点林启容率部驻守，严密布防，与对岸小池口（属湖北）、东五十里的湖口鼎足而立，互为犄角。1855年年初，曾国藩便是惨败于九江，开始坐困江西的厄运；湘军名将塔齐布因久攻九江不下而病死城下；罗泽南也曾参与九江之战，因不能奏功，才转战湖北。但是九江位于太平军的沿江防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只有拿下九江，才能进而攻克安庆，最后捣毁太平军老巢南京。
胡林翼集中兵力，展开攻势。但是，初期因太平军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退却与收缩，湘军进展顺利，一旦太平军转变战略，形势便发生逆转。石达开严令林启荣坚守九江，控扼江防门户，同时命陈玉成、李秀成突破皖北，据为基地，然后南北两路进入湖北，攻其必救，以缓解九江压力。西援以陈玉成为统帅，仗打得机动灵活，声势夺人。这样一来，以善守闻名的林启荣遏制住了湘军的速战急攻，迫使胡林翼不得不改以长堑围困之术；陈玉成的出色用兵更令胡林翼疲于应对，加上兵乏饷匮，几次濒临险境，甚至曾令李续宾撤却九江之围。
转机从石达开分裂出走开始，因为同洪秀全矛盾日深，这位太平军一流统帅石达开撒手上游战事，在安庆拥重兵不援，致令陈玉成孤军奋战，独力难支；而林启荣因几次出兵受挫，便蜷缩九江，坐视李续宾长堑挖成，失却多次破围机会。胡林翼抓住战机，各个击破，一方面在湖北打败陈玉成，另一方面先后攻克小池口和湖口，不仅切断了太平军军需接济之路，令三年前曾国藩湖口惨败后即被分为内湖与外江两部分的湘军水师重新汇合，更重要的是破除了小池口、湖口和九江互为犄角的城防体系，最终于咸丰八年四月初七（1858年5月19日）采用屡试不爽的穴地攻城法，轰塌了九江坚固的城墙。
（第四节）峰巅回馈重，霞光映雪红
胡林翼一柱擎天之际，并没有忘却他的恩主曾国藩，一旦自己的事业抵达巅峰，便饮水思源，不遗余力地回馈湘军，回馈曾国藩，从而将知恩图报诠释得霞光映雪。
曾国藩于咸丰七年（1857）二月奔父丧回到湘乡老家。此前近三年中，由于咸丰皇帝的猜忌，曾国藩只能以在籍虚衔的身份，艰难行事，诸如招兵、选将、购置武器，特别是筹集军饷，同湖南乃至江西地方实权派势力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曾国藩被搞得焦头烂额，活像一头被困在笼中的狮子。故此，父亲的死倒像救了他一般，他立刻上疏请求回家守孝，而且不等皇帝回复，便扔下军队，径回湖南老家。咸丰皇帝当然不准，催他返军，他便趁机向皇帝倾倒苦水，以期得到圣上的体谅，授予他地方实权。然而时局却发生了剧变，尽管太平军连破清军江北、江南大营，却因内部自相残杀，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等相继送命，太平军实力大损，这让咸丰皇帝产生一种错觉：曾国藩已经无足轻重，便批准曾国藩丁忧终制，即守孝二十七个月。
曾国藩被咸丰皇帝像一双旧鞋一样丢在一边，这不仅让胡林翼以及湘军上下为之不平，同时，对整个东征大局也形成缺失。咸丰七年（1857），九江未克，李续宾就担心湘军东下会受制于人，于是给胡林翼写信，一是陈明“目前涤公未出，湘楚诸军如婴儿之离慈母”；二是认为“有涤公在军，前路乃可无掣肘之虑；有公在鄂，后路乃可资接济之需”，而曾国藩不能复出，胡林翼则“独力强支”，他为之担忧。
李续宾的想法与胡林翼不谋而合，放眼东征大势，他自己必须坐镇湖北，离开不得，而前敌必须有人统帅，而这个人当然非曾国藩莫属。于是他密疏请旨令曾国藩复出：“李续宾、杨载福、彭玉麟之严厉刚烈，落落寡合，亦非他省将帅所能调遣。且军旅之事，以一而成，以二三而败……盖谋议可资于众人，而决断须归于一将，此又军事之大较矣。”胡林翼在这里讲了两点理由，一是悍将难驯，二是军事只能谋于众而决于一。就此得出结论：非曾国藩不能驾驭悍将，非赋予曾国藩实权不能奏功。
当初曾国藩就曾上书请要地方实权，如今胡林翼又旧话重提，咸丰皇帝擢拔胡林翼本意是以胡制曾，没想到胡林翼反如此热心地为曾国藩谋职，不能不让他感到气恼，其遭到否弃势所必然。既言前敌悍将无人能驭，那么清廷便命胡林翼离开湖北省城，坐镇江西九江，害得胡林翼不得不重新上疏，极言九江由李续宾、杨载福指挥，“早已预操胜算，万无疏虞，斟酌情形，暂可不必前往”。
及至咸丰八年（1858）夏，由于石达开自三月起进兵浙江，攻城略地，致令清廷震恐，因为浙江是清廷的粮仓。此时李续宾已攻克九江，声名大振，此前便实授浙江布政使，此后又加赏浙江巡抚衔，故此浙江籍的京官力争要李续宾回归本任。但李续宾同胡林翼早有默契，前敌由曾国藩节制，何况下一步图皖也着实离不开李续宾。故此胡林翼于五月初二上《奏陈北路紧要情形李续宾暂难赴浙疏》，这就为曾国藩的复出预留了空间。
清廷先是命漳州镇总兵周天受统率湘军萧启江、张运华、王开化等部援浙，后考虑周的资望不够，难以孚众，才改调满人和春兼领总督浙江军务。但和春此前已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江宁将军，负责重建江南大营，他死盯着南京城，欲建首功，不愿分心他事，便借口生病不奉圣旨。清廷没办法这才起用曾国藩。
但是曾国藩复出后，仍然不授实权。石达开从浙入闽再入赣复入湘，以图入川，曾国藩先于江西建昌即赣、闽边界扎下大营，后又移营抚州，四下分兵，辗转驰救，活像一位消火队长。当侦知石达开行将入川之意后，胡林翼便抓住时机，欲为曾国藩谋求四川总督的职位。他深知自己出面于事无补，便借助深受清廷信任的湖广总督即满人官文，特意给官文写了一封长达三千字的密信，陈述八种理由，诱说官文上疏举荐曾国藩，还不惜吹捧官文“心术德量”可比当年举荐林则徐的陶澍，强调奏疏“须声明有地方之责，则饷糈不匮，州县听令，乃于军务有益”，要“精心结撰”，“尤以必得总督为要着”。
但是清廷批准了曾国藩入川，却不给他总督实权。本来让曾国藩入川是曲线谋官，谋官不成，入川不仅失去意义，而且还令曾国藩既重蹈长达七年之久的客寄虚悬旧辙，又远离了剿灭太平军的主战场。曾国藩心里极不情愿，故此他行动迟缓，尽管上谕一道又一道地催促，曾国藩都以各种理由予以推托。居然就“托”出来一个机会，石达开于湖南的宝庆会战失败后，并没有马上进入四川，而是退回广西休整。胡林翼再次抓住机会，说动官文重新上疏，请求曾国藩留鄂，以合力图皖。尽管谋官不成，但毕竟使曾国藩重新回到武汉—九江—安庆—南京这一以上制下的主航道上来，而且还进入朋友的领地，胡林翼为他拨兵供饷，“事事相顾，彼此一家”，虽然依旧没有地方实权，但却有了家的温暖，这成为曾国藩一生的重要转折点，胡林翼的关照之情、济扶之义也深深地烙进曾国藩的心里。
（第五节）图皖分歧现，险中义生辉
曾国藩与胡林翼重新聚首、协力图皖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三河之败。
三河之败的主角是李续宾，自罗泽南死后接掌湘军陆师，先是拿下武昌，接着又攻占了九江，由此成就威名，咸丰皇帝兴奋得赏了他浙江巡抚和黄马褂。按既定计划，李续宾是进取安庆，而且这是湘军真正的使命。可是途中他却突然接到命令，收复庐州。庐州在安庆的北面，同属安徽。对太平军而言，安徽紧邻南京，既是拱卫天京的屏障，又是天朝的粮仓。而庐州位于安徽中部，长江淮河之间、巢湖之滨，素有“江南之首，中原之喉”、“淮右襟喉，江南唇齿”之称，在安徽省会安庆失陷后立为临时省会，此后，太平军和清军在这里进行了反复争夺。咸丰三年（1853）一月，安徽巡抚江忠源因城破自杀；咸丰五年（1855）十一月，历经两年之久，清军收复庐州；咸丰八年（1858）八月太平军再次攻陷庐州。对于清廷而言，这里是扼制太平军北上的战略要地，与南方剿贼相比，咸丰更担心北京的安危。当时李续宾只带八千人沿江东进，直指安庆，突然改道庐州，则显兵力偏少，而且险关重重。当时没人为他说话，曾国藩复出不久，奉命赴援浙江，后欲转赴福建，而此时正滞留江西；胡林翼恰值母丧，回益阳守孝；湖广总督官文先是不敢出头，后又不发救兵；咸丰皇帝则接连下了十道圣旨催促李续宾速行。于是李续宾孤军深入，一个月内连克四城，于九月二十八日抵达三河镇。三河镇位于庐州南数十里，因丰乐河、杭府河与小南河三水交汇而得名。此时，李续宾军卒已减至五千，而且十分疲惫。太平军则号称十万甚至三十万。李续宾被重重包围，终致在突围时战死。
李续宾之死，是湘军的重大损失。而且全军覆没，致令湘军元气大伤，由此迅速改变了湘军与太平军之间的力量对比。围攻安庆的将军都兴阿赶紧撤围，胡林翼精心筹措的东征计划化为泡影。陈玉成趁势扩大战果，收复失地，积极筹备战略反攻，却因二郎河会战失败，西进的攻势被遏，撤至安徽的太湖、石牌。都兴阿则占据宿松，摆出进犯太湖姿态，令陈玉成不敢西进。双方处于胶着状态。胡林翼本因母丧丁忧在家，却不得不夺情复出，收拾残局。鉴于李续宾孤军轻进导致三河之败，胡林翼力主持重，务求保鄂，拥兵不进，并奏请曾国藩移师援皖。
清廷也看清了皖北战场的战略地位，早就命曾国藩通筹全局、谋划皖北军事。曾国藩经与胡林翼和官文会商，认为欲攻陷天京，必先进攻安庆，吸引陈玉成全力来争，迫其决战，将其消灭。一旦安庆得手，拿下天京便只是时间问题。
此时，敌对双方的目光全都聚焦于太湖，因为当时水路已由湘军水师控制，而太湖则位于安庆的西面，相当于陆路的门户。只有突破这一门户，才能拿下安庆；同理，保住这一门户，也才能保住安庆。而位于安庆与太湖之间的要塞石牌，已先期被湘军攻破，这就使太湖失去与石牌互为援应的优势，而且由安庆接济太湖军需的通道也被切断。
但占据太湖的太平军恃其城坚粮足，死守待援。为了避免伤亡，曾、胡二人商定采取围城打援之策，胡林翼还预先攻占了太湖北面的潜山天堂镇，在那里置下了伏兵。陈玉成亲率大军，兵分三路，循潜山城西、太湖城东，扎营七十余座，以解太湖之围。
恰在这时，曾国藩同胡林翼产生了分歧。就围点打援这一基本决策上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战术上，胡林翼主张以破敌为上，要出兵潜山，主动打援；曾国藩则主张以全军为上，要长濠坚垒，待敌来攻，避其锋锐，击其惰归。
应当说，曾国藩复出以后格外谨慎，偏于持重；而胡林翼于三河惨败后也慎重了许多，譬如，不强攻太湖，即是避免有生力量的消耗，但是与曾国藩相比，还是敢于冒险进取。此外在人事上，更让二人难以协调。因为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前敌统帅都兴阿因为足疾回荆州将军任上养病，谁来接替前敌统帅，便成了棘手的问题。由于多隆阿是满人，深得皇上信任，明令多隆阿节制前敌诸军。却引起诸将的极度不满，最不服的当属鲍超。鲍超曾入湘军水师，后因在长江边上救了胡林翼性命，被胡林翼派去湖南招募三千人的队伍，胡林翼曾为他取字春霆，便将他的这支军队命名为霆军。在湘军所有的部队中，唯有霆军从未有过败绩，鲍超本人更被时人喻为战神，甚至有时仅凭霆军的旗子就能吓跑敌人。如今让鲍超接受多隆阿的统领，鲍超如何肯服。不只各部将领不服，曾国藩也坚决不同意多隆阿出任统帅，主张利用多隆阿与鲍超互不服气、争强好胜的特点，让二人在战场上竞功。为此连胡林翼要他出兵七千人的请求也委婉拒绝，其意自然是阻止胡林翼的决策。
直到此时，胡林翼才深切地想到，这一次远不同于从前，既不是主从有别，也不是一人独唱，而是两个人权位几乎相当，一个因号为“涤生”被称为涤帅，一个因字为“润芝”被称为润帅，但并没有明确谁负主责，在清廷，也许有意让二人相互制衡，而在自己同曾国藩，则要痛尝事权不一的弊害，不仅会影响战事决策，还会使两人曾经患难相扶的友谊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为了征得曾国藩的同意，胡林翼一日一次与曾国藩通信进行磋商，还给曾国藩的幕僚李榕等写信，请他们劝说曾国藩从速做出决断。他表达的理由：一是“事权不一，兵家所忌”，因此必须决出一人；二是考虑多隆阿为圣上所命，而且还牵扯到满汉关系，一旦多隆阿得不到任用，他极有可能做出有损大局之事，从而导致兵势“决裂不可收拾的局面”，而鲍超毕竟同曾国藩和胡林翼有一种情分在，即便不高兴，还可能看一面；三是相比之下，鲍超只是能战，而多隆阿则“临阵机智过人”。故此他说：“克己以待人，屈我以伸人，惟林翼当为其忍，为其难。非如此，则势必不济。如因此而鲍超请退，则留其兵与多。”
但是曾国藩坚执己见。胡林翼左右为难，“绕帐彷皇，呻吟昼夜，一夕，忽蹶起曰：‘兵事喜一而恶二三，屈我以伸人，今日是也。天堂拊潜、太背而扼其吭，地利既得，破寇必矣！’”不再照顾曾国藩的想法，直接上疏，奏请由多隆阿任前敌指挥。
胡林翼破釜沉舟，考验却留给了曾国藩。
鲍超闹了情绪，便派人到宿松向曾国藩请假，理由是母亲病重。曾国藩当然不准，急忙去信告知胡林翼：
鲍遣员来敝处请假，情词迫切，侍未许，嘱其来敝营小住数日，侍亲为劝慰，如不愿则必至尊处请假矣。闻此军近极精劲，规矩远胜在麻城时，断不可准假也，求以美言抚慰之。
鲍超来后，曾国藩热情款待，好言劝慰。及至前线军情紧急，胡林翼连忙写信向曾国藩通报，并没有通知鲍超。信到时已是二更时分，曾国藩告知鲍超，鲍超当即起身回营。这事见于曾国藩的日记，日记中没有其他记载，鲍超的返营，一如胡林翼的判断，无论怎么想不通，但关键时刻还是念及情谊，也可以说是深明大义。不过，无论如何，是不能排除曾国藩在其中的劝慰作用的。
双方开战以后，曾国藩密切关注前敌的一举一动，更是日夜悬心，查看这一时段日记，诸如，“悬念之至”、“寸心悬悬”、“心甚悬系”、“心极悬系”、“焦急之至”、“又极焦灼”、“寸心焦灼之至”、“片刻难安”、“行坐均若不安”、“竟日不怡”、“竟夜不寝”、“睡不成寐”、“竟夜不寐”、“竟夕不寐”，当然也有“心稍安帖”、“欣慰之至”之时。
多隆阿临阵突然变计，硬将霆营调往太湖城东北距太湖和潜山各四十里的小池驿独当前敌，此时天气恶劣，连构筑工事都来不及。曾国藩闻讯大惊，连夜致函责问胡林翼。胡林翼也十分愤怒，在给官文的信中，大骂多隆阿，但既已将统率之权交付多隆阿，便不宜干涉，只是委婉地加以提醒。二人都为鲍超四面受敌的处境担忧，且双方力量为一比八，而鲍超仅有三千多人，被太平军数万人重重包围，轮番猛攻。霆营伤亡惨重，处境孤危，连吃饭都得背靠墙壁。连续五日夜，与外界断了联系，不见多隆阿采取救援措施；前后被困二十余日，弹尽粮绝，几乎重蹈李续宾的覆辙。
危急时刻，曾国藩先派出十营六千人增援太湖围军，以防城内敌军溃围令鲍超等前敌腹背受敌，又派六营三千人赴太湖接守围城，抽出唐训方七营三千五百人增援小池驿，其后又两次抽兵驰援前敌，致使其宿松大营仅余四营两千人兵力，倘若太平军间道偷袭，曾国藩必跌危境。胡林翼也再调兵分头驰救。也许此举感动了多隆阿，终于出兵相救，并为霆营护饷。此时霆营已“不眠不食者三日二夜矣”。
曾国藩的出兵，对此次战役影响甚巨，胡林翼大喜过望，致函称谢：“连日得分兵喜报，巨跃三百，募中之客无不钦感，如龙马上山，舞蹈欢喜。”曾国藩却苦笑了一下，回信中有一句话：此次又是我输了。意思无非是我本想坚持己见，最终却没有挺住。
由于鲍超牵制了太平军主力，胡林翼预先安排在天堂镇的伏兵得以致用，仿佛神兵天降，令太平军骤然受挫，士气大跌，然后各部协力进击，纵火焚烧敌垒，前后毙敌两万多人，解散胁从数万。
太湖之战的胜利，胡林翼功归鲍超、曾国藩二人，他在《复翁同书》中说：“惟春霆之义愤孤忠、坚韧耐久，与我以破贼之机；惟涤帅之婆心救人，分防助剿，坚我以破贼之力。”
（第六节）凶危同浴火，日月终合璧
太湖失守，致令安庆门户洞开，曾国藩四弟曾国荃即率部于咸丰十年（1860）四月初十进围安庆。这一步棋曾经是包括曾胡在内的湘军，甚至整个清廷上下从咸丰四年起就已经谋定，谁料终成事实之际，竟是那样的不成共识。
因为太平军方面可谓英才辈出，继石达开首领风骚之后，陈玉成跃居前台，导演了三河大捷，随后洪仁玕和李秀成崭露头角，采用围魏救赵之策，攻陷了杭州，返身破了清军的江南大营，随后又攻克了苏州。
江南大营的崩溃，彻底打破了清廷汉人卖命、满人收功的美梦，不得不转而依靠湘军独拯东南大局，于是曾国藩终于获得了两江总督的地方实权。这对于曾国藩而言，在过去长达七年半的岁月里曾经梦寐以求，却万难到手，只好以“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的精神竭力自持。如今官位真正到手，曾国藩却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冷静与理智，他清楚地知道，这是清廷四顾无人的任命，同时，他也深知，这势必引发一番用兵方略上的较量。早在咸丰十年四月初一，曾国藩就接到上谕，要他和杨载福水陆东下。如果说这时的咸丰还是使用商量的口气，其后便是频下严旨，催促曾国藩舍安庆东下，以保卫苏州、常州为第一要务。备受猜忌、屡遭折辱、饱经忧患的曾国藩，绝不会重蹈攻克武昌后不该马上东进却持议不坚的旧辙，他上疏痛陈利害，固持己见。其间几经反复，终于扳倒了咸丰的手腕，却万没有想到，更尖锐的分歧竟发生在他和胡林翼之间。
当然，胡林翼起初是在为曾国藩谋划更大的方略。曾国藩出任江督，是湘军集团军政地位再上台阶的标志，因为两江总督下辖江苏、安徽（清初江苏、安徽同属江南省）、江西三省，这里物产富庶，是清廷的钱库和粮仓，紧承京畿重地位居第二，尤其是当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以后，其战略位置更是举足轻重。就湘军集团内部，更是首席地位由胡林翼重归曾国藩的界碑。对此，胡林翼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快，相反倒是喜出望外。早在江南大营刚刚崩溃之时，胡林翼就预料曾国藩必得重用。及至得知曾国藩被任命江督后，不仅“气息为之一壮，眼神为之一明”，而且应曾国藩之邀，为曾国藩谋划了一个被誉为“大胆的、抽帮换底的全新方略”。他劝曾国藩“取远势、忌近谋”，“包揽把持”，放手大干，加募新勇四万，大胆荐才，于原定三路外，“另筹两大支，一出杭州，一出扬州”，认为“急脉缓受，大题小作，或恐不济”。
胡林翼的这一东征大计，的确再一次见证了他的才大如海，而且也为他在后世赢得了极高赞誉。但是终有不切实之嫌，因为分由谁来做，如由他胡林翼来做，也许能成，不过他当时的身体状况已令他力不从心，即便身体允许，也许仍有招架不住的可能。譬如，朱东安在《曾国藩传》中曾说出这样一个道理：攻破清军江北、江南大营，“正是太平军用自己的手搬去了湘军脚下的障碍，为其迅速发展扫清了道路”。而《太平天国战争全史》中还说及：“此时，曾国藩虽然手握两江总督的权柄，却坐视太平军将非湘系的潜在对手逐个消灭”。不管曾国藩是否真的怀有这样的心机，但客观上也许正是由于这些非湘系部队的存在，即便以胡林翼包揽把持之大才，恐怕也难免受到掣肘。
而由曾国藩来做便更不适宜，至少是为时尚早，以曾的谨慎性情，当时无异于让他只掌捂天，他心里没底。故此，他认定“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将围攻安庆的方略坚持到底。不过，他还是部分采纳了胡林翼的建议，诸如，奏请起用贤才及委派人回湘另募新勇三千等。同时为了对咸丰皇帝出兵苏、常的旨意有所交代，于咸丰十年六月移师皖南，在徽州祁门扎下大营，因为这里距离江苏、浙江都很近，便于日后收复江、浙，其实是故作姿态，给咸丰皇帝一个台阶下，而真实的目的是要在这里牵制太平军兵力，以确保安庆之围。
洪仁玕则故伎重演，再施围魏救赵之策，组织二次西征，兵分五路，由长江两岸合取湖北，攻湘军之必救，以解安庆之围。其中陈玉成一路从长江北岸西进，经由皖北入鄂东，李秀成一路从长江南岸西进，经皖南入江西直至鄂东南，另外三路则用于牵制皖南和江西的湘军，以策应陈、李西征。最后关头，洪仁玕又组织三路人马，并亲自统带，与陈玉成会师，共解安庆之围。
当初，胡林翼见自己的大计不被接受，出于赤诚，他曾向曾国藩发火：“有此一副大本领，而迟迟不肯放手，吾且怨丈（对曾的尊称）矣。”及至八月份，太平军在皖南频频得手，宁国、徽州、休宁相继失陷，曾国藩应接不暇，久久牵缠滞留于皖南，不得东进。胡林翼在给左宗棠的信中说：“涤帅奉命已久，吴人喜极生怨……涤公之德，吾楚一人，名太高，望太切，则异日之怨谤，亦且不测。公其善为保全，毋使蒙千秋之诬也。”胡林翼是在为曾国藩着想，因为你已被授任两江总督，而总督衙门即设在南京亦即古时的吴地，那么尚在太平天国统治下的吴人势必盼望你亟早前去解救，而你却长期被牵绊在皖南，论道德你堪称两湖第一，名望太高，自然对你寄望过切，而今失望之余，势必转生怨谤，而且这种怨谤不知会达到怎样地步，胡林翼深为曾国藩感到惋惜，故此他拜托左宗棠对曾国藩善加保全，不让他蒙受千秋的诬谤。后来，在九月十八日《复阎敬铭》的信中，则将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向知心好友倾诉：“涤帅于徽、宁之事，处处棘手，其治兵也，防患过深，如豳人塞向墐户之法。”他甚至断言曾国藩“德足以入文庙，功必不足入太庙”，他为曾国藩可惜，因“吴人渐怨”将来为稗官野史所肆意褒贬。
就在对阎敬铭说完了上述的话后，胡林翼居然断定：“株守安庆之围，必蹈和春之辙（指江南大营崩溃）”，“如异日有警，只有撤围之一法，足以保楚疆（这里主要指湖北）而全军旅。”这就意味着：他与曾国藩在东征大计上的分歧，最终落实到安庆之围上。
应当说，湘军后期与太平军争夺重要城池时，大多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即通过围点抢占主动权，迫使太平军必救，从而借打援来消灭其有生力量。
当然这主要是曾国藩的观点，胡林翼则另有一番见解。首先是不主张围城，譬如，咸丰十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复多隆阿》信中说：“古人必四路无贼，然后围城。又《兵法》：十则围之。今则兵少于贼不止十倍，下游数十郡皆贼也，若我兵困于一隅，贼必以弱者居守，而以惯战悍贼旁轶横扰，乘我于兵力未及之处。又或四面来援，腹背受敌，我不能制贼之命，彼即将蹈我之瑕也。”胡林翼之所以如此，是借鉴了清军与太平军正反两方面的教训：“江南大营五万人，以围城而误皖北皖南之全局”；“石逆（达开）以二十万围宝庆七十日，遇希庵（李续宾弟弟李续宜）兵不满万，一败涂地”；“石逆以二十万而不得宝庆，和（春）向（荣）以六万人而七年不得金陵（南京）”，并由此不无偏执地说：“使城而可攻，则天地间何必设城？”“则围城为危机，攻城为非计”。其次是不主张攻城。胡林翼并不是一味地反对围城，有时根据需要，不得不实施围城，譬如，咸丰七年李续宾兵困九江城，但是却坚决不准攻城，因为攻城对自己的兵力损伤太大，故此他告诫李续宾：“一切军情均可面商，惟万万不准攻城耳”，甚至当武昌危急时，曾下令李续宾撤围九江，好在最终拿下了九江，不致九江之役半途而废。而这恰好体现了胡林翼一贯的观点，即实施围城后，一旦大敌来临寡不敌众，则主张为保持“活兵”，宁可暂时放弃围城之“呆兵”，以保存有生力量：“除却活兵一法，别无救兵之策。即十年不克一城，而我有活兵，尚可保本。”
不难想象，曾国藩的围攻安庆之策，很难得到胡林翼认同。这种不认同，即便不始于曾国荃进围安庆之初，至少也是在谋划平吴大计之后，反正在曾国荃进围安庆四个月后，即咸丰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就在给曾国荃的回信中坚持孙子“全军为上，破敌次之，攻城为下”的观点，提醒曾国荃：“贼情于近三四年，凡遇名将强兵，皆以此法（指守城）制我。彼作活局，作守局，而使我军作钝局，改为攻局、围局也。积日累月，情见势绌，彼乃起而乘之，往事可鉴，伏望深思”。及至九月十八日在给阎敬铭回信中竟断言株守安庆之围必败，而欲挽救败局，则唯有撤围。
此时，湘军兵力部署大抵分成三大块，一块是围攻安庆，这是核心，由曾国荃部担当。一块是围绕安庆之围的皖西南布防，因为号称安庆北路咽喉的桐城尚在太平军手上，多隆阿和李续宜分别于桐城西南偏近的挂车河、偏远的青草塥设防，以阻击北路援军，安庆东路咽喉亦即安庆与南京的水上通道枞阳，已被水军统领杨载福配合太平军降将韦志俊于咸丰十年五月先期拿下，由韦志俊把守，杨载福则督船于湖面巡防，而这一块则由胡林翼坐镇总调度。另一块即曾国藩坐镇皖南，兼防赣北，以牵制太平军兵力，不令其救援安庆。
战斗首先在皖南打响。自咸丰十年七月起至咸丰十一年三月底移营东流这长达八个月的时间里，太平军五路大军除陈玉成外的四路都先后进入皖南及赣北，反反复复在这里袭扰，四处战火，八方告急，曾国藩焦头烂额，疲于应对，自身更四次濒临危境，最近的一次太平军距祁门大营只差二十里，曾国藩以为覆亡在即，预先写好遗嘱，帐悬佩刀，准备在太平军攻入时从容赴死。
而围绕安庆之围的皖西南布防及守卫湖北的重任则落在了胡林翼的肩上。因为安庆本是陈玉成的老巢，其家眷都陷在城中，故此五路太平军中唯有他最关切破围安庆。他本来同李秀成约好，两路人马于咸丰十一年三月会剿湖北省城武昌，迫使湘军撤围安庆前去救援，以坐收围魏救赵之效。但是陈玉成首先于皖西寿州受阻，便暂时放弃入鄂，转而南下径直驰援安庆，却于桐城西南的挂车河被多隆阿及李续宜打得大败，随后又进攻枞阳，同样受挫，这才重新回到合取湖北的轨道。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九，陈玉成率十几万大军突破胡林翼设置在安庆西北的霍山防线，大举进入湖北，二月上旬即袭破黄州，距武汉仅一百八十里，黄州以上，无一卒一将，武昌城内仅有两千多一点的兵力，由于害怕太平军入城，武昌官民逃匿一空，总办湘军后路粮台的阎敬铭愤极自尽，幸而未遂。胡林翼身在安徽太湖急得吐血，懊丧自己“笨人下棋，死不顾家”。所幸李秀成没有如约前来，陈玉成放弃进军省城而攻取其他地方，随后又回兵安庆。及至五月，李秀成又自江西义宁进入湖北，攻占了武昌县。此时的胡林翼痨病之症已届晚期，每日吐血由百口至二百多口，却强拖病体，急忙回到湖北省城，并欲将驻守挂车河阵地的多隆阿部调回湖北，但前提是必须撤了安庆之围，而撤围大事，必须经曾国藩同意。
对于胡林翼的撤围要求，曾国藩早有心理准备，一是他深知胡林翼不认同围攻安庆的决策，二是他早就发现了胡林翼易变的特点，曾在给李续宜的信中说胡林翼“于久经谋定之局，每至临事变其初计”，认为他“德行之坚定，远胜于往年；而主意不甚坚定，犹不免往年游移之见”；在给四弟曾国荃的信中则称胡林翼为“枪法忙乱”，让四弟和李续宜从旁“婉陈而切谏之”。
至于安庆之围，本是自己不惜同皇上抗命并力排众议所定下的方略，以他的性情，决策时也许会瞻前顾后，集思广益，而一旦定计，便坚毅如山，再不动摇。他反复告诫围城的四弟：“纵使江夏（即武昌）或有疏失，安庆围师仍不可退。”因为太平军“纵有破鄂之势，断无守鄂之力，江夏纵失，尚可旋得，安庆一弛，不可复围。”他同至亲的弟弟说了一句最知心的话：“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故此，当胡林翼明确提出撤围安庆时，曾国藩自是断然回绝。
胡林翼已经无力扭转曾国藩的定见了。如果说太湖、潜山之役，最终由他拍板，那是因为当时的权位高于曾国藩，如今不同了，曾国藩官至两江总督，并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于是他只有退居辅位，先争不过决策，后争不来调整。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人可能会消极怠工，甚至处处掣肘。
或者毕竟身为巡抚，满可以径自调兵；或者干脆撂挑子，躺倒不干，以他那样的身体，他有十足的理由这样做。但是胡林翼的表现却迥异于常人，甚至足以光照千秋。
扪虱谈虎客曾谈及曾国藩与胡林翼的区别：“圣贤而豪杰者，曾公也；豪杰而圣贤者，胡公也。”是说曾国藩早年刻苦修砺，求贤求圣，然后成为一代英杰；而胡林翼则天生豪杰心性，进而修炼成圣贤。早在赴贵州之前，胡林翼就曾“遍谒先茔，誓不取官中一钱自肥以贻前人羞”。咸丰十年，胡林翼于湖北与安徽相邻的英山卧病达半年之久，其间军务倥偬，仍每天坚持让幕僚为他讲《论语》，及至年底，自英山移营安庆西路咽喉太湖，“冒风雪行二百余里，日夕支帐为邸舍，烧烛席地以讲。一日病甚，不能食，左右请稍息。笑曰：‘是口不能食而犹能语言，耳亦犹有闻，岂以病而废学哉！’”可见胡林翼愈到晚年，愈重视德业修行。
故此，胡林翼才能在安庆之围这一关键之役，与曾国藩存异求同，共襄大业。曾国藩移师皖南，走前向胡林翼索要鲍超的霆军，这本是胡林翼手下最具战斗力的部队，他却毫不犹豫地拨予；而且当鲍超不习惯曾国藩的军纪，有心改投他人时，他苦口相劝，用一腔血诚弥合鲍超与曾国藩将帅之间的裂痕，致令鲍超发挥大用。曾国藩在皖南遭遇危急，胡林翼忙派李续宜前去救援。本来已累欠军饷二百万，前敌将士嗷嗷待哺，又适逢大灾之年，而军情则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更需要他时刻崩紧心弦，他强撑病体，抖擞精神，殚精竭虑，一边努力筹饷，一边靠前指挥。起初多隆阿曾强攻桐城，胡林翼坚决制止，让他不要把力量消耗于攻城，而是保存有生力量用来截击进援安庆之敌，以致陈玉成自寿州改路南下，欲直接救援安庆，硬是让多隆阿以及李续宜一次又一次用事实告诉他：此路不通。因为自己误判陈玉成佯撤的动机，曾令鲍超救援迟缓，招致曾国荃的埋怨，他毫不介怀，连发六函，催促鲍超速往。及至陈玉成闻鲍超来真的撤走，胡林翼本欲派鲍超和成大吉赴挂车河援助多隆阿，知悉曾国藩围歼安庆城外赤岗领守将刘玱琳的计划，“喜幸得于意外”，马上让鲍超、成大吉听从曾国藩的指挥，专意攻垒，务求必克。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难怪曾国藩惊叹道：“不意朋辈中进德之猛，有如此者！”
历经十五个多月，至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1861年9月5日），安庆城终于攻陷了。其意义在于，最终拿下南京只是个时间问题。曾国藩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将胡林翼推为首功：
其谋始于胡林翼一人画图决策，商之官文与臣，并遍告各统领。前后布置规模，谋剿援贼，皆胡林翼所定。
朝廷授胡林翼太子太保荣衔与骑都尉世职。曾国藩还给病中的胡林翼写了一封信，信中深情地称胡林翼为老前辈，因为他永远铭记咸丰九年自己初到黄州时的情景，胡林翼待他亲如一家，事事关照，每月为他的湘军协饷三万两，主持官员不堪重负，打算裁减一万，胡林翼则说：
涤公忠义冠时，斧柯未具，专恃湖北之饷，无论如何亏欠，此三万者，必不可丝毫亏欠。
回忆胡林翼当年所谋划的东进方略，曾国藩真诚地说：“今名城告克，仍不出老前辈初定规模。”
安庆城攻陷仅仅过了二十五天，年仅五十的胡林翼便撒手西归。胡林翼死后，曾国藩哀叹“从此共事之人，无极合心者矣！”认为“润帅聪明，本可入霸术一路”却“一味讲求平实朴质”。在给朋友的信中更是给予了无与伦比的评价：
忧国之诚，进德之猛，好贤之笃，驭将之厚，吏治之精，无善不备，无日不新，同时辈流，固无其匹，即求之古人中，亦不可多得。
因嫌湖广总督官文的奏疏没有说透，自己亲上《沥陈前湖北抚臣胡林翼忠勤勋绩折》，折中以浓烈的感情陈述了胡林翼战功、德行、理财三个方面的业绩，其中有言：
外省盛传楚师协和，亲如骨肉，而于胡林翼之苦心调护，或不尽知。此臣所自愧昔时之不逮（及），而又忧后此之难继者也。
朝廷再追赠胡林翼为总督，入祀京师贤良祠，赐谥文忠，待其子长成后由吏部带领引见。这后一点恰出于曾国藩在折中的奏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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