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他们仨

    钱钟书是一个非常宅的人，如果能不出门，他绝对不会出去的，在家里窝着，看书，是他最大的消遣，也是他的理想所在，一道浅浅的门槛，对他来说就像是一道高墙，墙内是安稳平和的世界，自己宛如一个栖息的婴儿，随心所欲，肆意畅想，而一旦出去了门槛，他就感觉自己好像失去了什么东西，安全感顿消，而常年的书斋生活让钱钟书换上了不少病，其中高血压让他十分苦恼，他在给夏志清的信中就经常介绍自己的健康状况，说自己常年服药，为的就是控制住高血压，想来身体不好应该多运动，但自己年纪大了，对此越来越不上心，最后干脆就不做运动，也乐得自在许多。

    不喜欢出去跟人打交道，哪怕是再高的学府来请他，他都不为所动，他有自己的心性。

    可是，有句话说得好，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他的家在那里，是搬不走的，而人家来到家里做客，也是人家的权利，凡是来北京的大学生们，如果不见一见钱钟书就十分失落，所以钱钟书家中往往是来客络绎不绝，自从他打美国回来，家中就成了会客的场所，多数是美国人，为了一睹他的风采，都争相前来，钱钟书不堪其扰，十分痛苦，有时候甚至因外人带病毒入家而感冒，钱钟书有哮喘，一旦感冒，就很不容易好，但他从来不因为自己生病而对生活丧失乐观。

    他乐观的源泉很简单，妻子与女儿。

    钱钟书和杨绛的关系非常好，二人感情朴实动人，再加善良、活泼的女儿钱瑗，三个人组成了一个幸福美满的世界，在钱钟书的心中，钱瑗和杨绛是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人，她们两个人将自己的精神支撑起来，无论在什么时候，一想到家中温馨的画面，钱钟书就暗然欢喜，仿佛世界上的恶都没有了，只剩下善良与美好，爱情在经历过风雨之后，成为了亲情，这就好比酒的提炼，最后剩下的，最甘醇。

    钱钟书的病，各种各样，且不时复发，杨绛的身体也不大好，但她坚持伺候病中的钱钟书，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会竖起耳朵仔细地听钱钟书的呼吸声，如果他的呼吸有杂音，说明哮喘开始犯，杨绛就准备好给他端水拍背，如果钱钟书的呼吸十分均匀顺畅，杨绛就会异常高兴，当然这种情况实在是不多见，钱钟书哮喘基本上一天犯一次，尤其是到了半夜，阴气上升，抵抗力下降，往往折磨得钱钟书大半夜睡不好觉。

    杨绛的细心照料，使钱钟书仍有心思开玩笑。

    从英国出生的女儿钱瑗，是二人的掌上明珠，而生长在如此的书香世家，钱瑗的学习功力十分不凡，她从小英语就好，长大成为一名知名的学者，据杨绛的回忆，钱瑗对自己的工作付出了所有的心血。学问是三人共同的爱好，而三人的关系更是这个家里的最大亮点，在家中，钱钟书不需要有任何的拘束，他们不分大小，甚至没有固定的称呼，可以随意取笑。杨绛说我们仨，却不止三个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她举例，“阿瑗小时候才五六岁的时候，我三姐就说：‘你们一家呀，圆圆头最大，钟书最小。’我的姐姐妹妹都认为三姐说得对。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钟书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绝不打扰他，我们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才发问。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般照顾，他又很弱小。

    他们两个会联成一帮向我造反，例如我出国期间，他们连床都不铺，预知我将回来，赶忙整理。我回家后，阿瑗轻声嘀咕：‘狗窠真舒服。’有时候他们会引经据典的淘气话，我一时拐不过弯，他们得意说：‘妈妈有点笨哦！’我的确是最笨的一个。我和女儿也会联成一帮，笑爸爸是色盲，只识得红、绿、黑、白四种颜色。其实钟书的审美感远比我强，但他不会正确地说出什么颜色。我们会取笑钟书的种种笨拙。也有时我们夫妇联成一帮，说女儿是学究，是笨蛋，是傻瓜。

    杨绛先生对于自己家庭玩笑的描写还有很多，比如她写钱钟书对钱瑗捣乱，将钱瑗的皮鞋放到床上的凳子上，并且塞满了东西，倒霉的是，被钱瑗抓了个正着，钱瑗就充当猎手，将自己抓获爸爸的事实报告给妈妈邀功，而钱钟书将自己的身子缩得不能再缩，笑得直不起腰来，嘴里还念叨道：“我不在这里，我不在这里。”杨绛形容当时自己能隔着钱钟书的肚皮看到他肚子里的“笑浪”。

    这是杨绛先生的描写，他们三人当真情意深浓，不分你我，如果我们知道这是在钱瑗和钱钟书都去世之后，杨绛的回忆的话，心中应该是另外一份滋味吧，斯人已去，是一种欲哭无泪的伤悲。

    中国从不缺少感人肺腑之作，也从不缺少生离死别，可杨绛先生的这种描写，大有归有光《项脊轩志》的风采，并且在感染力上，丝毫不逊于后者。

    2．死神穿堂而过

    没有人能逃离生老病死的掌控，不知从何时开始，钱钟书的各种病频繁发作，这总归不是什么好的兆头。

    有一天，他忽然觉得下半身十分痛疼。杨绛马上叫人帮忙送钱钟书去医院看病，检查结果出来之后，杨绛的手抖得几乎要拿不住病历本——钱钟书的左肾功能已经渐衰，需要切除。她自知这个消息没法隐瞒钱钟书，就对他说了，钱钟书听完不语，但也不十分激动，他是在留恋自己的家，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啊。

    与一个家庭而言，这是天大的事情，但医生见惯了这样的情形，只是公式化地留下了一声询问，是立刻动手术？还是药物治疗，等过些天再切除？

    杨绛决定缓和一下再说，她向来沉稳大气，但是看到丈夫憔悴的脸，她的心乱了。等钱瑗知道这个消息，并处理完学校的事务迅速过来时，钱钟书已经躺在病床上。他面对女儿，不露一丝的痛苦，其实当时的医疗条件并不发达，病痛中煎熬的他十分痛苦，但面对女儿担心的脸，钱钟书还是咬牙忍耐着，不让女儿看见自己的脆弱。

    可事情并没有如此结束，死神，还在伸着自己的魔爪，时时刻刻都想攫去钱钟书的生命，钱钟书出现了肾衰竭，并越来越严重，唯一的治疗办法就是实行肾脏切除手术，可是这个手术的风险要远远大于普通手术。做还是不做，成为钱钟书与杨绛心头犹豫的一事，而钱瑗还以为自己的爸爸已经好了，现在在医院里面养病呢。

    最终他们还是决定做，手术进行了六个多小时，钱钟书的左肾被摘除，可以不再受那病痛的折磨了，杨绛心中的一块巨石落了地，他也生病了，眼睛因为过度的操劳，时常模糊，可她明白，自己绝对不能倒下，钱钟书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自己身上了！

    而如此没把握的手术，最后成功，无疑是上天好生之德！杨绛越是如此想，越觉得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她日日夜夜陪着钱钟书，吃的饭都是自己从家中做好了带来的，她不想让钱钟书吃其他地方的饭，用她的话说，钱钟书的嘴“认生”，娇气的很。

    1993年春天钱钟书动了这次大手术，一直到夏天，才勉勉强强算是痊愈了，他迫不及待地想出院，回到家，他所有的美好回忆都是在家中，钱瑗跟杨绛，永远对他有温馨的笑容。

    钱钟书出院了，最高兴的人是杨绛，钱钟书从生死边缘生还了过来，无疑是她的梦想，她高兴地连眼病都忘了。

    身体恢复了健康的钱钟书，更加明白健康的重要性，也更加看重时间的宝贵，他心想，如果上天再给自己几年，甚至十年的时间，让自己完成想完成的事业，那该多好啊（当时《管锥编》仍有一小部分没有做完，这也成为至今仍然无法弥补的缺憾）。于是他趁着自己的体力还能勉强支撑着读写。

    人生总有许多的无可奈何，老病死是无可奈何中最无情的四种，钱钟书的确是老了，他有的时候会默默地站在窗户前面，看小孩子们嬉戏玩闹，他也是有过童年的，而且是十分精彩的童年，他想起自己的伯父的温和笑脸，想起父亲那严厉的面孔，想起自己的弟弟钱钟韩，和自己的一块上学的情境，然后，伯父去世了，父亲的脾气没有那么暴躁了，然后石屋里的和尚自己有些年头不玩了，然后自己的文章越写越有心得，父亲的运笔方法已经入不了自己的眼里，再往后，外国小说成为自己的最爱，多少个夜晚，就那么看英文小说，直到东方既白，吴宓、陈衍、夏志清等，学校好友与老师，还有罗家伦，他们当中还剩下几人与我相伴？牛津的图书馆，智慧的源泉，也应阔别了不知多少年了，他忽然有点后悔，在自己最后健康的时间里，没有再回到母校去看看，还有清华……

    虽然是夏天，钱钟书还是穿着衬衫，闷热的风对他来说竟然有点凉丝丝的味道，可能是面前的树们太过于绿了，王维不是说空翠湿人衣么？正是下午三四点钟的功夫，阳光的威力逐渐退去，钱钟书从屋子里往远处望去，他发现三条街之外的那一片槐树林子，以前是跟妻子散步，走过那树林，然后有了圆圆，三口人吃晚饭就去散步，现在槐树开花结果，叫做槐米，粒粒如米，青色喜人，应该可以入药的，他想起以往的拾荒者经常在树林子里勾槐米，晒干了就可以卖钱了。这么想着，钱钟书又有了一些悲伤，在那么一瞬间，他甚至想将自己的人生重新来过，每天都锻炼身体，延长寿命，改善体质……但理智告诉他这不过是无聊的瞎想，他不会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在其他地方的，他的追求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学问，学问无止境，钱钟书耗尽了自己的整个生命，才有了这等成果。

    耳边传来一声轻轻的叹息声，他不用转过头来也知道是妻子，女儿是不会这么轻柔地叹息的，她可能会拧住自己的耳朵，开玩笑说自己是老顽童，而妻子是温柔的。

    “是不是想圆圆了？”杨绛问。钱钟书点点头，他说想妹妹了，妈妈，他自己和钱瑗是哥们。

    当时钱瑗已经是有名的学者，回家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奢侈了，钱钟书有了油尽灯枯的感觉，杨绛怎能不知丈夫的心绪？她轻轻地用商量的口气问道：“要不，咱下面的就不写了吧--”她的口气终归停顿下来了，她们都知道杨绛说的是《管锥编》，同样，他们都知道停下来是不可能的，钱钟书理解她的停顿，便无需再做回答，他要做下去，竭尽全力，如果死，也一定要死在书完稿之后。

    可是命运又跟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3.许你一生

    不到一年的时间，钱钟书又生了大病。最开始是肺炎，在医院里住下来之后，做进一步检查的时候，医生在他的膀胱上又发现了三个肿瘤，并且是恶性的！医院马上针对钱钟书的病情进行会诊，经过一系列的讨论，专家们决定，等到钱钟书的肺炎症状减轻，就立马给他做手术。

    终于，钱钟书的高烧退得差不多了。这次手术之后，钱钟书基本不能动了，他每天的事情就是待在床上，等待下一个明天的到来。然后伸伸胳膊，抻退，力图做到以前健康的时候能做到的事情。但他基本已经做不到了，他的四肢与身体只有断断续续的片刻属于自己，其他的时间则完全不受自己控制。

    最繁忙的还是杨绛，跟上次动手术一样，杨绛每天都要给钱钟书做饭送到医院，然后一口一口喂他吃下。这样的劳累让杨绛的身体很快进入极度虚弱的状态，为了给钱钟书一个好的心情，她从来不在钱钟书面前透露自己的辛苦。她曾经说过，自己一家三口人，角色都不是固定的，此时的钱钟书，便是自己的孩子，她要哄他，要替他仔仔细细地着想，不让他有一丝难过。

    1995年7月13日，是杨绛与钱钟书的结婚纪念日。钱钟书处在病中，自然忽略了纪念日之类的事情，不过他隐隐约约觉得有什么事情。早上起来，杨绛梳洗之后，照例先去看望钱钟书。钱钟书睡觉醒来，如果看不到杨绛，神色就会不好。

    她来了，钱钟书躺在床上，表情是欢喜的。杨绛给他擦了脸，然后拉着他的手，和他说着闲话。她知道钱钟书不喜欢和生人说话，如果自己不跟他说说话，他心中会郁闷。说着说着，钱钟书仿佛困了似的，杨绛让他躺下，钱钟书眯缝上了眼。杨绛将自己的手抽出来，打开自己的提包，拿出一束红色的鲜花，轻轻地放在病床边的桌子上，她知道钱钟书认得红色，花的颜色。

    凝视着钱钟书日渐枯萎的身子，杨绛默默地站着，她想起第一次见到钱钟书的时候，那时候他的眼睛蔚然而深秀，气质优雅，举止有风度，充满着朝气与活力，她想起做轮船去留学，在牛津的点点滴滴，钱瑗的出生给自己带来许多压力，学问与家庭，都得操心。她又想起一家三口，互不打扰，各自工作的情境，那样的日子，永远也不会有了吧，钱钟书的笔记，自己总说过要帮他订补的……

    杨绛的眼里涌出了泪水，这泪水是因为伤心，也是因为幸福，她多想钱钟书重新站起来，然后两人挽着手，像以前一样出去散步啊，可是这一切都已经是泡影了，所有的记忆都随风飘来，让人五味杂陈……

    钱钟书朝另外的方向侧着身子，杨绛怕他累着，帮他翻过来，却发现，原来钱钟书也已经是泪流满面，他用英语欢欢呢张开嘴，说道：“DIANONDWEDDING……”对，是西方的“钻石婚”，原来他记得今天是什么节日！

    杨绛深情地和钱钟书对望，二人同想，今生不足，许你来生……

    杨绛毕竟是个乐观的人，她抹掉自己的眼泪，又想钱钟书是不是觉得太过于落寞？她用商量的口气对钱钟书说：“找几个人来庆祝一下？”她说出这句话来就自我否定了，钱钟书是不喜欢热闹的。果然，钱钟书什么话都没说，只轻轻地摇了摇头。他最珍重的，还是夫妻二人的世界。

    一对经坎坷的伉俪，在结婚六十年纪念的时候，竟然是如此的凄凉与落寞。或许人生就是这样，无论经历过什么，总有一个既定的结局在那里等着你。而身为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将自己的心情调整好，去从容面对。杨绛与钱钟书都是旷达的学者，他们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在人生的暮年，连最基本的生理状态都不能维持下去，连站起身来走几步都成为非常困难的事情之后，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钱钟书躺在床上，他想的最多的就是关于自己的成绩，宛如一个即将毕业哦的学生。他在衡量，上次动完手术之后，他就有过这种对生命的极度渴望。如今，希望一步步远离了自己。他想，这证明了两个事情。第一，世界本来就是悲观的。第二，自己的最大慰藉就是完成了多半部分《管锥编》。

    钱钟书的人生已经逐渐枯萎，他这时候的生命状态跟几十年前肆意地对人生进行评判的状态已经迥然不同了。如今回头一看，钱钟书在病榻上的无奈就更加明显，他唯一剩下的，就是精神的力量了。

    钱钟书曾经在风华正茂的时候写出《写在人生边上》，在里面他曾经将精神力量的来源与表现，以及关于精神力量的各种形态进行了畅想式的描绘。

    他受老子的影响挺深，他说老子的“婴儿之未孩”的状态是最为开心的，因为这个时候，人的心境很单纯，没有被世界污染，没有被琐事打扰，纯净而且动人，物质的刺激，根本不起作用。快乐是属于精神的，这句话钱钟书在病中也对自己这么说，他想起自己当年英姿勃发的时候，想起与亲朋好友踏青的时候，他坚决地对自己说，快乐是属于精神的。

    ——“要是你精神不痛快，像将离别时的宴席，随它怎样烹调得好，吃来只是土气息，泥滋味。那时刻的灵魂，彷佛害病的眼怕见阳光，撕去皮的伤口怕接触空气，虽然空气和阳光都是好东西。快乐时的你一定心无愧怍。假如你犯罪而真觉快乐，你那时候一定和有道德、有修养的人同样心安理得。有最洁白的良心，跟全没有良心或有最漆黑的良心，效果是相等的。”

    望着窗外周而复始的太阳月亮，钱钟书竭力用平和的心态来抵消心中的不平与担忧。他缓缓地抽动手臂，这个对平常人来说不费吹灰之力的动作，此时对他来说却像是在举千钧之鼎。手臂终于还是抬起来了，钱钟书立马觉得心脏开始急速地泵血，而脸上发热，仿佛有了出汗的迹象。钱钟书不敢多动了，他像是被征服了般重新躺下，等着杨绛的到来。

    而杨绛不负期望，十二点多的时候，她提着饭盒如约而至。她非常小心地将饭盒放到请重视病床边的柜子上，自然地微笑着说道：“阿瑗又胖了。”她知道钱钟书此时关心的只有两个人，自己和女儿。自己好端端地站在钱钟书面前，她说女儿健康，钱钟书的心就放下了。钱钟书不止一次对杨绛说，他担心阿瑗出什么事。

    钱钟书听完之后，脸色果然好了许多，他又想起自己那些对精神快乐的思考，他瞪着天花板，对杨绛说道：“你说咱们过得快乐不啊……”杨绛听钱钟书如此一说，心中一惊，她想病人在病中，对世界的思考已经打上了阴暗的基调。于是她干脆岔开话题，尽量把话题往大了说。

    她说：“快乐的定义你比我清楚，那结果你肯定也比我清楚啦，你是我和阿瑗的老师，我们自然听你的。”她仔细看了看钱钟书的脸色，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便大胆说道：“快乐在我们身边，我每天还能看到你，给你做饭吃，就是最大的快乐。我只是不明白公理——”杨绛故作不懂的样子，她其实知道，钱钟书在早年就对“公理”有了精辟的论证。她打开饭盒，拿出饭勺来，盛了汤，递给钱钟书。钱钟书不让杨绛喂，他喝了三口之后，觉得虚弱至极，于是示意杨绛停止送勺。杨绛便盛了汤，递到钱钟书的嘴边。钱钟书还惦记着杨绛关于公理的问题，他自然是对此十分熟知的。“公理发现以后……这话在我以前的文章里出现过的，你大约没看过吧……”杨绛摇了摇头，“没有，那看你的记忆力如何了吧。”

    钱钟书接着说道：“公理的作用是让人有一个强大的准则依托，有了公理之后，从此世界上没有可被武力完全屈服的人。其实说到底，这是精神的作用，发现了精神是一切快乐的根据，从此痛苦失掉它们的可怕，肉体减少了专制。精神的炼金术能使肉体痛苦都变成快乐的资料。于是，烧了房子，有庆贺的人；一箪食，一瓢饮，有不改其乐的人；千灾百毒，有谈笑自若的人。……”

    杨绛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见到钱钟书一口气说这么多话了，她佩服自己丈夫博闻强识。钱钟书早年的那篇文章她怎会没看过，钱钟书所有的文章，她都是第一个读者呢。她对钱钟书的记忆力暗暗惊服，但是在另一方面，她又对钱钟书的健康万分担忧。说了这么多话，对病中的钱钟书来说可是极大的体力消耗，她明显地感觉到他的气息粗重了起来。于是她笑着说道：“这就是苏东坡说的“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吧。钱钟书赞同地点点头。

    博古通今，各种印证顺手拈来，这就是当年意气风发的钱钟书，是那个精力充沛、思想锐利的钱钟书。而如今，他躺在病床上，只能依靠精神来活着了。活着，有时候并不是一种成全。

    杨绛默默地给钱钟书喂完了饭，然后给他翻了身。她想起钱钟书在那篇文章的最后说的话：第一次害病，觉得是一个可惊异的大发现。对于这种人，人生还有什么威胁？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最大胜利。灵魂可以自主--同时也许是自欺。能一贯抱这种态度的人，当然是大哲学家，但是谁知道他不也是个大傻子？

    是的，这有点矛盾。矛盾是智慧的代价。这是人生对于人生观开的玩笑，那么，钱钟书是个哲学家还是个大傻子呢？杨绛苦笑了一下。

    4.韶音若逝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1995年，魔病开始缠上杨绛与钱钟书的女儿钱瑗，而且，是肺癌晚期……

    钱瑗的病是在钱钟书的病房里觉察到的，为了过来给自己的好哥们爸爸排忧解难，钱瑗下课之后马上来到钱钟书的病房，十分亲切地跟钱钟书说话。钱钟书蜡黄的脸，见到钱瑗之后立马就红润了。他晃了晃自己的脑袋，表示自己仍然可以思考，可以开玩笑，钱瑗就笑了。

    忽然，一阵隐隐的痛感从腰部传来，钱瑗拧了眉头，捂着腰在病床前的椅子上坐下。杨绛见女儿如此，连忙问怎么了。钱瑗摇摇头，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腰的痛恍惚间像针刺的一样痛，忽然又像锤子打在身上。有的时候，却又感觉不到了。钱瑗以为是上课劳累，坐得太久的缘故，也没有怎么在意。杨绛也认为如此，她让钱瑗多回去休息，自己照顾钱钟书。

    钱瑗回去之后，那种痛感又开始袭来。为了让母亲放心，钱瑗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可结果却让她大惊失色，肺癌晚期。医生的口气不容置疑，说这病发现得太晚了，以至于癌细胞都开始侵蚀脊椎，这便是腰部痛疼的原因了。

    钱瑗泪如雨下，不是因为自己病入膏肓，而是因为自己的父亲和母亲注定要失去一生的依靠。

    她住院了，但她没有将自己的病情告诉父母，尤其是钱钟书。如果他得知自己的女儿这样，后果不堪设想。

    可是该来的还是来了。第二年，钱瑗终于没能战胜病魔，死于肺癌。杨绛起先只知道钱瑗生了病，可是不知道竟然是这种病。她忍着强烈的悲痛，悄悄将这个消息隐瞒起来，不让钱钟书知道。然后，跟往常一样，每天下午带着自己做的饭菜给钱钟书补充营养。

    内心十分敏感的钱钟书隐隐约约感觉到有什么不祥之事发生，可他猜不到是自己的女儿去世了。大约过了一个多月，钱瑗还是没有影子。钱钟书便问杨绛，圆圆为什么不来看自己？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杨绛忍着泪水，对钱钟书说，圆圆的脑袋比我们都大，壮的很呢，不会有什么事的，可能是现在学校里的课程太多，她事务繁忙，脱不开身子吧！钱钟书听了，默不作声。

    又过了十几天，钱钟书想女儿的心情更加迫切，他又问起女儿的事，杨绛编了个理由搪塞过去了。其实杨绛知道钱钟书的敏感，四十五天的时间里，钱钟书只问了两次关于钱瑗的事，这不是他，他心中肯定时时刻刻想念着自己的女儿。而之所以不提，是在预防自己的痛苦，不，是预防两个人的痛苦，他应该也不想两个白发人谈论死去的黑发人。

    杨绛的泪水已经哭干了，可她丝毫不埋怨，不抱怨。只是钱瑗去世的消息始终没有告诉钱钟书，她觉得对钱钟书有亏欠。事情已经过了接近两个月了，如果再不将女儿去世的消息告诉钱钟书，未免对他太残忍。于是，一个计划在杨绛的心头产生，她要让钱钟书不知不觉地接受女儿去世的这个事实。

    于是，生出这个想法的第一天，杨绛在钱钟书喝完汤后，有意无意地说道：“圆圆这几天常去我那里帮忙做饭，你喝的汤就是她熬的，只是学业繁忙，她感觉有些不大舒服。”钱钟书一听女儿不大舒服，立马停止了躺下的动作，“圆圆……是够累的，我拖累了她--”杨绛立马笑着对钱钟书说：“谁还没有个大病小灾的，你也不必太顾虑，圆圆肯定能够照顾好自己的。”

    钱钟书便不说话了，他开始想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不说话。

    过了两天，杨绛想，是时候把钱瑗的病情进一步透露一下了，便用开玩笑的口气问道钱钟书：“有人说圆圆的病情加重了，我也没顾得上去看她，我想明天去照顾她一下，你觉得呢？”她一脸轻松，仿佛根本没社么重要的事，钱钟书身体里某个部分被击打了一下，他的不好的预感开始复活。他没有接话，如果女儿真的有什么三长两短，自己又是这样的一副病态，受苦的还是杨绛啊，他默默地闭上眼。

    然后杨绛没有再提关于钱瑗的事情，钱钟书也没有再问。他们彼此心照不宣，仿佛有了种难言的默契，他们都在为对方着想，他们两个心中都明白。

    一星期之后，杨绛又开口了，她若有若无地说了句：“圆圆走了。”然后以一副经历过极大痛苦的笑脸面对钱钟书，钱钟书理解杨绛的面容，他说：“我料到了……”然后，钱钟书一个多月都没怎么说话。

    在病榻上过完了自己的八十八岁大寿，钱钟书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他时常被烧得说胡话。比如，说想去三里河的家看看，背一些诗句，有的时候竟然好像跟人对话似的。杨绛仔细听听，原来都是钱钟书以前和钱瑗的对话。

    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再也没能经受住病魔的折磨，撒手人寰。三个人里面只剩下杨绛了，她遵从钱钟书的遗嘱，不铺张不折腾，只有十几个好友来送行。钱钟书入土那一晚，杨绛面对空荡荡的屋子，哭了。

    钱钟书的死成为当时最大的新闻之一，钱钟书工作过的地方，中国社会科学院陆陆续续收到各界的唁电。钱钟书的好友夏志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钱钟书的去世，对自己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因为自从二人结识，就是交心的知己，关系异常密切。关于钱钟书的学问，他认为在五十年代，因为各种杂事，钱钟书的很多时间都被耽误了，以至于只有一本《宋诗选注》问世，另外只是中国文学史的唐宋部分。他认为，钱钟书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涉猎上已经做到了一个文人的极致。夏志清对钱钟书的巨著《管锥编》的评价相当之高，他说：“我们的子子孙孙若有志研读古代的经籍，就非参阅《管锥编》不可。”

    国外很多人对钱钟书的死都表达了哀思，法国总统希拉克专门给杨绛先生发去了吊唁，他说：“钱钟书先生的死，我感到非常难过，在钱钟书身上，我们可以发现中华民族最美好的品质，聪明、高雅、善良、坦诚、谦逊。法国人深知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对世界文学的贡献，就拿法国来说，当三十年代钱钟书先生就读于巴黎大学的时候，他就一直给法国文化带来荣誉，他的所有作品的法语译本都受到法国作家和哲学家们的喜爱，请允许我分担您的痛苦，请您接受我们的深切的哀思。”

    英国的文化部长史密斯认为，钱钟书的去世，是“整个世界文化界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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