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政的“峥嵘”面目于此开始显露。
嬴政的早年身世与其个性形成的关系……
治理河道一、谜一样的早年身世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秦始皇帝，秦国庄襄王的儿子。庄襄王年轻的时候曾作为秦国与赵国互换的人质，被送到赵国，在那里，见到了吕不韦的姬，因十分喜爱就娶其为妻，生下始皇。始皇是在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出生后，取名为政，姓赵。政13岁那年，庄襄王死，政即位为秦王。其时，秦国已兼并了巴、蜀、汉中；越过宛地而占据郢，在那里设置南郡；又北上收取了上郡以东的大片土地，设置河东、太原、上党郡；向东扩张至荥阳，灭东周、西周两个小国，设置三川郡。吕不韦为相，封为文信侯，食洛阳10万户。吕不韦招揽宾客游土，意欲兼并天下。李斯投在吕不韦门下做‘舍人’。蒙骜、王龅、麃公等为将军。秦王政年少，即位后就将国家大事委托给大臣。”（白话今译）
以上是司马迁对嬴政出生和即位时的情况所做的一个极其简略的记载。在这段164字的文字后面，司马迁又用了270字，依然十分简练地叙述了秦王政元年至八年的秦国大事。但是，只字未提秦王政。
因而，对于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亦即嬴政亲政那年以前有关嬴政的情况，后世所知极少。
被后人称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的早年身世，又由于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的一段记录，而被搞得扑朔迷离。《吕不韦列传》说：
“吕不韦与邯郸城里一位姿色绝美而又善舞的姬同居，知道她有了身孕。子楚（即庄襄王）跟吕不韦喝酒，见到那姬后十分喜爱……（吕不韦）为了放长线、钓大鱼，就将那姬献给子楚。那姬隐瞒了自己已有身孕，过12个月，生下儿子嬴政。子楚遂立那姬为夫人。”（白话今译）
这段可视为对《秦始皇本纪》有关始皇出生情况所作的补充，似乎透露出一个极其惊人的消息：秦始皇是吕不韦的私生子。
对此，后世的研究者看法不一。于是，秦始皇的生身之父究竟是谁，就成为一个谜：秦始皇的早年身世亦被涂上神秘的色彩。
除以上所引，《史记》能为了解秦始皇早年身世提供线索的，还有《秦始皇本纪》中军事家尉缭对秦始皇的一段评述：
“秦王为人，蜂准，长目，鸷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准：鼻子。膺：胸。末两句意谓：居俭约之时易以谦卑，而一旦得志，也容易啖食人。）
据此，学医出身的现代史学家郭沫若曾做如下分析：
“这所说的前四项都是生理上的残缺，特别是‘鸷鸟膺’，即现今医学上所说的鸡胸，是软骨症的一种特征。‘蜂准’应该就是马鞍鼻。‘豺声’是表明有气管炎。软骨症患者，骨的发育反常。故尔胸形鼻形都呈变异。而气管炎或支气管炎是经常并发的。有这三种征候，可以得出软骨症的诊断。因为有这种生理上的缺陷，秦始皇在幼时一定是一位可怜的孩子，相当受人轻视。”（《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
说秦始皇幼时受人轻视，当然是有依据的：
1.当年秦、赵两国交恶后，子楚即随吕不韦逃回秦国，而嬴政母子则寄居在赵国。既然是寄人篱下，嬴政母子就难免受人轻视，甚至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忍气吞声地生活。
2．嬴政后来回国，并继承王位，但身为太后的母亲（即那位邯郸姬）却长期与吕不韦、嫪毐（音涝矮）私通，欲火炽盛的她，自然很少给予嬴政以母爱。
故而，郭沫若又做进一步的分析：
“这样身体既不健康，又受人轻视，精神发育自难正常。为了图谋报复，要建立自己的威严，很容易地发展向残忍的一路。……‘少恩而虎狼心’，便是这种精神发展的表征。”
郭沫若从生理学、心理学角度对秦始皇所作的分析，或许有助于我们认识秦始皇，特别是秦始皇个性如何形成。
概而言之，幼年时的秦始皇，身处异国他乡，为人冷视，备受生活的艰辛，以至在生理上留下缺陷；回国即位后，孤寂的心灵仍得不到家庭的温暖、亲情的滋润，而母亲的所作所为，又滋长了他仇视和嫉恨的心理。这一切，对他日后形成孤僻、多疑、独断、残忍的个人品性，和征服一切、占有一切的强烈欲望，有很大的关联。
现代社会心理学认为，人的价值的自我实现感，往往离不开家庭、社会的影响和制约。嬴政亲政后的表现和所采取的统治方式，有必要联系他早年的身世加以分析。
二、雍城加冠
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嬴政21岁。按照秦制，他该亲政了。在这之前，他还需经过一个加冠和佩剑的仪式。
加冠，在古代中国是自西周以后就确立了的一项重要礼制。当时的人认为，士人20岁才算成年，才能取别名“字”，才可以任职当官、生养子女。所以，在20岁时需举行隆重仪式，届时由长辈为其戴上特制的帽子，称为“冠礼”。而国王的冠礼，则意味着从此以后，年轻的国王就要走到前台，执掌大权，亲临朝政。
佩剑，乃秦国特有的礼制。在当时，剑为表示身份、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日常生活中，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意佩剑的。对于成年人佩剑，秦国历史上一直有十分严格的规定，比如，直到公元前409年（秦简公六年），才允许“吏初戴剑”。至于国君，也只有在举行了冠礼以后，才能郑重地将剑佩在身上。
四月，已到法定亲政年龄的嬴政从咸阳抵达雍城（在今陕西省风翔县城南）。雍城地处关中平原的西端，是秦人的发迹地。从公元前677年（秦德公元年）到公元前383年（秦献公二年）的294年间，秦国的国都一直在此。后来，秦都东迁至栎阳，继而又迁至咸阳。但雍城并未废弃，秦国的一些重大典礼，如祭祀祖先，都到雍城举行。历代国王及后妃死后，也大都葬于此地。
巳酉日，嬴政在雍城举行了隆重的加冠和佩剑的典礼。
然而，仪式甫毕，悠扬的雅乐声似乎还在耳畔萦绕、回荡，咸阳方面就传来了嫪毐发动武装叛乱的消息。
三、平定嫪毐之乱
有关嫪毐的来历，《史记·吕不韦列传》是这样记载的：
“秦王政年少，太后时常悄悄地与吕不韦私通。……始皇帝一天天长大，太后依然淫荡不止。吕不韦恐怕祸及自己，就私下求大阴人嫪毐到自己门下作‘舍人’。……”（白话今译）
嬴政母亲原为吕不韦在邯郸时的旧情人。庄襄王（子楚）死后，身为太后的她，独处后宫，寒衾孤枕，遂与吕不韦鸳梦重温。然而，随着嬴政一日日长大，吕不韦不能不对与太后私通产生顾忌。为了摆脱沉湎于淫乐的太后的纠缠，吕不韦想出一计：给太后献上“大阴人”（可能是指特别精于房中术的男子）嫪毐，以替代自己，从而使自己得以脱身。
吕不韦得到嫪毐后，就故意向太后说起此人。太后闻知，果然想要嫪毐来陪伴自己。
但嫪毐与吕不韦不一样。吕不韦身为仲父，容易进出后宫，可嫪毐有何理由出入后宫？
吕不韦与太后商议后，以罪判嫪毐受宫刑，又买通行刑者，仅拔去嫪毐的胡子眉毛，随后将其送入宫中，侍候太后。这样，假宦官嫪毐就常随太后左右。“太后私与通，绝爱之。”而吕不韦则从太后的卧榻旁抽出了身子。
太后与嫪毐恣意淫乐，并生下儿子。为避人耳目，太后经常徙居雍城。雍城，这座经过近300年经营的秦国旧都，其气派远比后来兴建的咸阳要大。据现代考古学家在雍城遗址发掘出的遗物判断，雍城宫殿建筑远优于统一前的咸阳，不少装饰均为咸阳所无。值得一提的是，雍城在生活设施上相当齐备，不仅有繁华热闹的“直市”（即商场），还有储藏冰块的“凌阴”，即冰窖。据对这个“凌阴”遗址的测量，其容积达190立方米。这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地下冰窖，可供特权阶层消暑之用。在雍城，太后与嫪毐放纵于声色，尽情地享乐。
在太后的指使下，嫪毐被封为长信侯，赐予山阳之地（今太行山东南）作为衣食租税的领地。以后又将河西的太原郡（今太原市附近一带）封给嫪毐，更名毐国。
渐渐地，嫪毐不满足于从太后那里得到赏赐，而是抓住一切机会攫取权力与财富，处处扩张自己的势力。他在毐国修建了宫室、苑圃，置备了马车、华服，还蓄养了数千名家僮，1000多个舍人。在宫中，“事无大小皆决于嫪毐”。
嫪毐在秦国的政治舞台上迅速崛起，以他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可与丞相吕不韦相抗衡的势力集团。其时魏王欲改善与秦国的关系，孔子的后裔子顺为其出谋划策：“如今秦国全境上下都在说：‘某某是嫪氏一边的人，某某是吕氏一边的人。’可见，秦国上层形成了吕不韦和嫪毐两派，这连一般百姓都清清楚楚，大王何不利用这个矛盾呢？”子顺建议拉拢嫪毐，从而与秦联合（《战国策·魏策四》）。由此反映出嫪毐权势之盛、名声之大。这大概是嫪毐的荐举人吕不韦所始料不及的。
随着嬴政渐届成年，嫪毐与嬴政之间的潜在矛盾趋于明朗。嫪毐知道，自己身为宦官，干政问事实属违制。至于与太后私通，更不会为嬴政和宗室、大臣所容忍。于是，他就着手篡夺秦国的最高权力。
被嫪毐网罗的死党，包括：
卫尉竭，卫尉，官名，为负责宫廷守卫的官员，即皇家禁军的指挥官。如此要害的部门被嫪毐控制，可见其危害性有多大。
内史肆，内史，官名，为掌管京畿行政和军事的长官。这也是可以对国王的人身安全起重大影响的官员。
佐弋竭，佐弋，武官名，主弋射。与卫尉竭同名。
中大夫令齐，中大夫，官名，掌议论，供国王顾问、咨询。
在嬴政去雍城加冠前不久，有人告发：嫪毐并不是阉人，常与太后淫乱，还生有儿子，都藏匿着；嫪毐正策划废掉秦王政；另立他与太后所生之子为王。秦王政当即下令追查嫪毐及其阴谋。
嫪毐狗急跳墙，趁嬴政赴雍城行冠礼之际盗用秦王御玺，征调县卒、卫卒发动武装叛乱，企图杀害秦王政。
接到报告，嬴政迅即派左丞相昌平君和昌文君率兵从雍城赶赴咸阳，嫪毐叛军尚未离开咸阳。就被雍城开来的秦军包围。经过一场激战，叛军被斩数百人，其余四处溃散。嫪毐等在混乱中逃逸。
秦王政回到咸阳，对平定叛军有功者按功劳大小拜爵。宫内宦者参加平叛战斗的，也都拜爵一级。嬴政又下达命令：“凡能生擒嫪毐的，赐钱一百万；击毙嫪毐的，赐钱五十万。”
到九月，嫪毐及其死党全部被捕。嫪毒与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20余人，或被枭首，或被车裂，并遭族灭。对于上述主犯的“舍人”（即门客）以及参与叛乱的，罪轻者处以“鬼薪”之刑（罚作劳役，为官府砍柴），其余则被夺爵流放。
初掌朝政的秦王嬴政，以其临危不惧的气概和刚毅果断的作风，彻底平定了嫪毐之乱。
四、清除吕不韦集团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秦始皇）十年，相国吕不韦坐嫪毐，免。”坐，即连坐。吕不韦因嫪毐叛乱而受连坐，被免去相国一职。
《史记·吕不韦列传》则载：
“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实非宦者……事连相国吕不韦。”
很清楚，秦王政在处置嫪毐势力集团的同时，也向吕不韦开了刀。具体时间，据《秦始皇本纪》，是在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亦即平定嫪毐之乱的次年。而据《吕不韦列传》，秦王政在“九年四月”赴雍城加冠以前，已开始调查嫪毐的罪行和种种劣迹，并牵连到吕不韦。由《吕不韦列传》可以理解，为什么在镇压嫪毐的叛乱活动中，秦王政起用了在史籍中很少留下事迹的左相昌平君和昌文君，而没让声名赫赫的右相吕不韦出马。
吕不韦为何受牵连，《史记》没有明言，但从《史记》的上下文以及当时秦国的具体情况看，答案似乎不难寻找：
1．假宦官嫪毒是吕不韦一手炮制出来的；
2．秦法规定，任人不当者，要受处罚，作为嫪毐的荐举人，吕不韦当然难辞其咎；
3．或许，吕不韦与太后私通一事也已败露。
总之，《史记》告诉人们，吕不韦是受连坐而被罢相的。兴许，当初秦王政正是如此宣布的，而司马迁不过是做了一个实录。然而，事情却远非如此简单。在秦王罢吕相的背后，实在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
对这个问题，我们将放在下面再谈。这里，还是先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将秦王政如何处置吕不韦继续说下去。
吕不韦被免除相权，但仍然是文信侯，并拥有洛阳的10万户领地。战国后期，秦国给功臣和贵族所赐的封地，都是供给衣食租税的领地。拥有该领地的王侯贵族不必亲自到达那里，而只需居住在京城，坐食领地上的收入。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吕不韦接到秦王政的命令：“就国河南。”秦王政要吕不韦离开京城住到河南洛阳的领地。
被逐出咸阳的吕不韦心绪如何，又有何作为，史料无载。《史记》只提到一年多后，在通往洛阳吕不韦领地的道路上，纷纷不断地来往着东方各国的宾客。这自然让秦王政非常不满，于是给吕不韦下了一道诏令：
“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令你与全家徙居蜀地。”
仲父，意即叔父。春秋时期著名人物管仲相齐，桓公时曾称“仲父”，管仲辅佐桓公实现了霸业。吕不韦在年幼的嬴政面前加予自己这样一个称号，显然是以管仲自居，同时，又表露出他与嬴政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所以嬴政在诏书中会提到“君何亲于秦”）。现在，大权在握的秦王政给吕不韦做了一个全盘否定的结论：你对秦廷既“无功”又“无亲”。所以，应逐出河南，徙居到偏远的蜀地。
迁至蜀地的吕不韦，于秦王政十二年（公元前235年），“饮鸩而死”。
然而，风波并没有就此平息。
吕不韦在蜀地下葬后不久，他的尸体被人窃走，并不远千里地运至洛阳北邙山下，重新埋在吕不韦从前的领地内。这“窃葬”一事，系由吕不韦生前的门下“舍人”、宾客和忠于他的故旧干的。唐朝司马贞的《史记索隐》还提到，参与“窃葬”的，有数千人之多。
秦王政震怒。他颁布了一道极其严厉的处罚令：
“凡参与窃葬的非秦国人，全部逐出秦国；是秦国人的，并且爵位在六百石以上的，处以削爵、流放之刑。未参与窃葬、爵在五百石以下的原吕不韦舍人，不夺爵，但要流放。”
这道命令其实是为了彻底清除吕不韦生前培植起来的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而发布的。不仅狠狠打击了参与窃葬的吕党分子的气焰，还严惩了其他没有参与窃葬的原吕不韦的属下。
五、千金悬赏为哪般
说起秦王政罢免、处置吕不韦的深层原因，有必要追溯一下嬴政亲政前一年，秦国发生的一件事情。
秦王政八年的一天，在咸阳的市门上，公布了一部书。那就是吕不韦组织其门人编写的《吕氏春秋》。在将此书公之于众的同时，吕不韦还贴出了一张告示，内容为：欢迎对拙著给予指正，谁若能增、损一字的给以千金的赏赐。城门上，果真放着一堆黄灿灿的金子。
吕相的这一举动，好比在平静的湖面扔进一块巨石，整个咸阳城里的人心，都给波动了。千金，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按以后秦王朝统一度量衡之后的标准看，1镒（20两）金子为1金，千金就是两万两金子。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是以商鞅变法时秦国统一的度量衡为基础而加以推行的，故前后的差别不会很大，甚至可能是一致的。吕不韦以如此巨大的金额来奖赏能增、损《吕氏春秋》一字的，不能不说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
可以想见，当时的咸阳城里，人们是如何奔走相告，议论纷纷；在公布《吕氏春秋》的市门，又是怎样的人头攒动，争相阅读。
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激动的人心逐渐归于平静，却始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提出可以增、删这部书的某一个字。那堆金子仍在城门上放着，在太阳底下闪着金色的光芒。
难道《吕氏春秋》真的是毫无瑕疵，连一个字都无法更改吗？抑或是咸阳城里的人都不行，没有足够的学识、水平来挑这部书的毛病？
都不是。
事隔300年，汉代的王充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吕不韦权势炙人，以他的名义公布的这部书，即使有人能挑出它的毛病，却有谁敢公开指出呢？
王充之后100多年，有一个叫高诱的学者，挑出了《吕氏春秋》中的11处错误。它们有的是字、句和称谓的错，有的是史实上的出入。用现在的行话说，这些都属于“硬伤”。
那么，吕不韦为什么要“千金悬赏”呢？
六、从《吕氏春秋》看秦王与吕相的矛盾
显然，对于政治家吕不韦来说，“千金悬赏”绝不是一个学术行为，更不想以此来结交什么文友，或寻求什么一字之师，而是一个带有明确的政治图谋的举动。又由于此举恰好赶在秦王政亲政的前一年推出，就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味。
推测吕不韦的真实意图，不外乎两点：
1．测试一下自己在民众心中的“威望”，看看究竟有没有人敢于向自己提出“异议”。这大概可以帮助即将结束“辅政”历史的吕不韦，调整和确立今后的政治策略。如果人们都缄口不言，这在无形之中又起到了强化自己威势的作用。
2．为包含着自己各种见解和主张的《吕氏春秋》制造舆论声势，扩大影响，并最终影响秦王政。如果年轻的国王能够接受自己的主张，那么，今后自己在名义上虽不再“辅政”，可在实际上，还将继续发挥辅政的作用。
吕不韦的前一个目的，应该说是达到了，但后一个目的却没有。
如果将《吕氏春秋》与秦王政后来的政治实践、思想倾向做一番比较，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很明显的差异。比如：
在统治方式上——
吕不韦既主张实行法治，又强调礼义教化的作用，并给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留出一席之地。这种德、刑并用，礼、法兼施的思想理论，与秦始皇片面地强调严刑峻法，迥然有异。
在世界观方面——
吕不韦基本上不迷信鬼神，而秦始皇则非常相信，还幻想成仙。吕不韦主张“适欲”，既肯定人欲存在的合理性，又反对纵欲。针对君王贪图享乐、浪费财物的行为，《吕氏春秋》还劝告他们应该“节欲”、“节葬”，并引用传说中黄帝的训诫，要求君主“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孟春纪·去私》）。而秦始皇则是一个挥霍无度的纵欲主义者。
在君主用权和个人作风方面——
吕不韦既主张君主专权，又反对君主独断。希望君主能在大权独揽的前提下，拱手无为，由臣下进行具体的操作。而秦始皇则是独断专行，对臣下持不信任态度，处处提防，事必躬亲。《吕氏春秋》还载录了有关“任贤”、“择相”、“知人”、“纳谏”等限制君权的一系列言论，明确反对君主“奋而好独”（《孝行览·本味》）。
在对君和民关系的认识上——
《吕氏春秋》吸取了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观点，主张“顺民”、“爱民”，以为“宗庙之本在于民”（《有始览·务本》）。它还要求君主能上下通达，否则，“国亦有郁，……国郁处久，则百恶并起，而万灾丛至矣”。若要上下通达，就必须让人说话。以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旦“川壅而溃，败人必多”（《恃君览·达郁》）。而晚年的秦始皇则视民众为草芥，任意驱使。又听不得任何不同的声音，钳语、禁学、焚书、坑儒。
上述差异固然是在以后才逐渐呈现，但它们的根子应该在嬴政亲政前即已埋下。
元代陈澔《礼记集说》曾指出：“吕不韦相秦十余年，此时已有必得天下之势，故大集群儒，损益先王之礼而作此书，名曰‘春秋’，将欲为一代兴王之典礼也……”这句意谓吕不韦想为新时代“制礼作乐”的话，诚乃卓见。《吕氏春秋》虽然有“杂”的特点，但它确是吕不韦精心制作的一个系统的政治纲领。
吕不韦在嬴政亲政前一年，用一种极为特殊的方式，向世人颁布他的政纲，希望藉此为日后秦国的发展确立基本的政治路线。然而，这一纲领遭到了秦王嬴政的拒斥。
为嬴政不能接受的，除了那些与自己意见相左的观点，还有吕不韦在该书中时常摆出的那副比帝王更英明，不时地要对帝王进行谆谆教诲的模样。《吕氏春秋》的总序《序意》篇有吕不韦的一段自白：
“良人请问十二纪（《吕氏春秋》分《十二纪》、《八览》、《六论》三部分——本文注），文信侯曰：‘尝得学皇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
颛顼，乃传说中的古代帝王。据《史记·五帝本纪》，颛顼为黄帝之孙。吕不韦这话，分明是在示意嬴政，应像颛顼对待黄帝一样对待“仲父”吕不韦；只有遵循如同“大圜（天道）”、“大矩（法则）”的《吕氏春秋》的教诲，才能“为民父母”。
《吕氏春秋》还对“一国之主”提出了许多似乎专门针对未来的始皇帝而说的警言。“亡国之主必自骄，必自智，必轻物。自骄则简士，自智则专断，轻物则无备。无备召祸，专独位危，简士壅塞。欲无壅塞，必礼士；欲位无危，必得众，欲无召祸，必完备智者，人君之大经也”（《恃君览·骄恣》）。“暴君幸矣，民绝望矣”（《仲春纪·功名》），结果将是“诛暴君而振苦民”（《孟秋纪·振乱》）。
或许，年轻的嬴政已经萌生出“骄恣”之态；也可能，吕不韦对嬴政日后的暴虐行为，已有某种预感。
但不管怎样，吕不韦事与愿违。
七、“独”字当头
秦王与吕相的矛盾，牵涉到这样几方面：个人情感上的纠葛；王权与相权之间的紧张与冲突；思想意识上的分歧。这一切又因为吕不韦始终摆出一副“仲父”与导师的面孔，而加深、激化。
从嬴政后来专断、骄横的个性看，他是绝不会接受以“仲父”和导师自居的吕不韦的摆布的，也不会与吕不韦分享权力。即使吕不韦是嬴政的亲父，嬴政也必会在世人面前千方百计地遮掩乃至抹杀这段血缘关系，因为，天子的血统应该是高贵而神圣的。所以，在解决嫪毐问题时，嬴政就不失时机地乘势扳倒了这位注定不为自己所容的人物。以后又步步进逼，直至将吕不韦逼到绝境，并最后彻底地将吕不韦集团清扫干净。
铜钟这是一场残酷的权力之争。
不过要注意，这场权力斗争一经爆发，并没有出现常见的那种两强相争、互相拼杀的状况（如前述嬴政与嫪毐之争斗），而是以一方逼杀、一方退让完成整个过程。
争斗中的一方——吕不韦，从被免去相国，到“就国河南”，继而又徙蜀，最后自鸩，一直“逆”来“顺”受，未加抗争。从当时吕不韦所拥有的威望和势力看，他未必不能和秦王做一番较量，然而他没有。这或许是为了顾全秦国国家利益和统一事业这个“大局”，也可能是因为忌于骨肉之亲。总之，他没有选择抗衡和相残的对策。
从吕不韦试图影响嬴政，奠定秦国未来的政治策略，到甘愿退出政坛，最后以自尽了断，这一转变和结局，既出之于无奈和失望，又多少包含了长者（同时也是智者）对下辈的一种忍让，并多少表露出作为一位政治家所具有的气度。
争斗中的另一方——秦王政，则表现出残忍无情、自负独尊的品性，那纸给吕不韦的诏书，使秦王政“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居心，昭然若揭。“君何功于秦？”如此质问若发于吕不韦初为秦相时，是有道理的。可在吕不韦已任三朝相国，并将秦的统一大业进一步推向前进之后，说吕不韦无功于秦，显然是无视事实。
“君何亲于秦？”这样的发问也不近情理。如果吕不韦真是嬴政的生身之父，且嬴政也知道这么回事，那嬴政如此说话，表明他是毫不顾惜骨肉亲情的。如果吕不韦不是亲父，但若仅看在吕不韦立子楚为嫡嗣的份上（否则，秦王的宝座怎可能轮到你嬴政来坐），也不该把话说得如此绝情。
吕不韦与嫪毐无疑属于两类人，然而嬴政对他们都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对嫪、吕两人的处置，体现出嬴政复杂个性的两个方面：勇毅、果敢和残忍、暴虐。
这种个性无疑建立在其独擅权势的强烈欲望之上。诚如三国时候曹元首在《六代论》一文中所讲的，秦王政要“独制其民”、不想“与人共治之”（见《昭明文选，卷五二》）。不管这“人”是假宦官嫪毐，还是“仲父”吕不韦，嬴政都要将其除掉。
何况，吕不韦还明确提出了与帝王分权的主张。
正因此，当秦王政读到倡导君主集权的韩非的著作时，就立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韩非以为：“权势不可以借人。”（《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在韩非看来，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三种权力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且是不能与任何人共同掌握，必须由皇帝单独控制的。在现实政治的操作中，秦王政将这种君主独断的理论发挥、运用得淋漓尽致，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独裁者的一个典型。
后来秦二世时，有一次李斯上书胡亥，陈述如何“治天下”，就曾反复强调一个“独”字：明君要独断，大权才不会旁落；君主要独制天下，才能不被任何人、任何势力所牵制；要独操君主之术，以驾驭臣下；要独断并加强督责，从而使天下之人不敢犯罪，并使自己独擅天下之利。
这既是给二世的劝辞，也是对嬴政独揽大权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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