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效力》：“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叛魏魏伤。”
秦国虽缺乏养士的传统，但它的客卿制度，为吸纳和选用人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人才与“宝贝”
《资治通鉴》周显王十四年（公元前355年）有这样一则颇有意思的记述：
“齐威王和魏惠王在郊野约会狩猎。魏惠王问：‘齐国有什么宝贝吗？’齐威王答：‘没有。’魏惠王又问：‘我的国家虽小，尚有十颗直径一寸以上、可以照亮十二乘车子的大珍珠。齐国那么大，怎么可能没有宝贝呢？’齐威王答：‘我对宝贝的看法和你不一样。在我的大臣中有位叫檀子的，让他驻守南城，敌人就不敢来犯，泗水流域的十二个诸侯国都来朝贺。还有位叫盼（音焚）子的，让他守卫高唐，赵国人就不敢向东到黄河捕鱼。在我的官吏中有位叫黔夫的，让他镇守徐州，燕国人就在北门、赵国人就在西门行祭礼，举家投奔的有7000多户。我的大臣中还有位叫种首的，让他对付盗贼，社会上就出现路不拾遗的好风气。这四位大臣，光照千里，岂止是照亮了十二乘的车子呀！’魏惠王听后面露愧色。”（白话今译）
齐威王与魏惠王的这一段对话，颇为典型地反映了战国时期一些统治者对人才的重视。魏惠王提起自己国家的宝贝来，洋洋自得，称魏国虽小，却有10颗大珍珠。可是，当齐威王谈起齐国的“宝贝”时，魏惠王露出了惭愧的脸色。因为，齐威王所说的“宝贝”，不是金银珍宝，而是人才。
人才，才是真正的“宝贝”。有了人才，穷国可以变富，弱国可以变强。魏惠王可能并非不知道这个道理，但他显然没有像齐威王那样强烈、自觉的人才意识，所以他感到了羞愧。
战国时期对人才的重视，其实并不限于国君或一国之执政者。那时，不少有权有势或有一定地位的人，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实力，都在广揽人才，以至为人才展开争夺战。
二、孟尝君养士：冯驩食有鱼
战国时期的人才，大量的出自“士“阶层。于是，延揽人才，尊重人才，或者屈身优待人才，就称作“礼贤下士”。
这里先讲一个有关孟尝君养士的故事。
孟尝君姓田，名文，是齐国著名人物、齐宣王时曾任齐相的田婴的儿子。田婴死后，田文继承封地，号孟尝君。
孟尝君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势，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不遗余力地培植亲信。凡是投奔到他门下的游士，他都收留下来，供养他们。这种被供养的人叫食客，也叫门客。供养食客在当时是一种很普遍的风气。像与孟尝君合称为战国四公子的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都养着大批的食客。这些食客在平时为主子或舞文弄墨，摇唇鼓舌，或跟进跟出，协从帮办。在需要的时候，他们还要为主子充当说客、打手、刺客之类。
孟尝君收养的食客，既有各式各样的士，也有鸡鸣狗盗之辈。其中也确有少数有见识、有才干的人。冯驩（音欢）就是其中之一。
当初冯驩听说孟尝君好客，就来投靠。孟尝君问他：“先生远道而来，有什么可以教我田文的？”冯驩说：“听说君好士，我一个穷人就来投靠君。”孟尝君就把冯驩留下，安排在三等食客里，以粗饭淡菜相待。
过了10天，冯驩觉得自己没有受到礼遇，就弹着自己带来的宝剑唱道：“长剑啊！我们回去吧！这里没有鱼吃。”孟尝君从管家那里闻知此事，就说：“那就给他鱼吃吧，再安排他到二等食客那里住。”
过了几天，冯驩又弹起宝剑，唱道：“长剑啊！我们回去吧！这里没有车子坐。”孟尝君听说了，又吩咐管家：“给他车子坐吧，再给他迁到一等门客的屋子里住。”
又过了几天，冯驩再次弹起宝剑，唱道：“长剑啊！我们回去吧！我在这里不能养我的家啊。”孟尝君知道了他有老母在家，就派人去供养他的母亲。
这下冯驩试探明白了，孟尝君确实是礼贤下士的君子，他决心以自己的才能好好报答孟尝君。
孟尝君是个高利贷主。一次，他准备派人出去收债，就问手下的食客：“谁能做会计，替我去收一收债？”3000食客平日里养尊处优，这时却鸦雀无声，都不作答。只有冯驩走到孟尝君面前，说：“我能。”孟尝君便派冯驩去收债。临走时，冯驩问：“我把债收齐以后，要买点什么东西回来吗？”孟尝君回答：“我这儿缺什么你就买什么，你看着办吧。”
冯驩来到孟尝君放债的薛地，收取了一部分利息。然后，他用这些钱买牛、打酒，通知借了孟尝君钱而无论能否付得出利息的，都来聚会。那天，酒酣耳热之际，冯驩对借贷者说，请大家把债券拿出来，能付利息的，就付一年的利息，贫穷而付不起利息的，就把债券烧了。冯驩又高声地向大家宣讲：“孟尝君之所以要借钱给你们，是要你们好好地从事农业生产，之所以要大家付利息，是因为他需要钱供养众多的食客。今天，你们之中富裕的，就付利息；贫穷的，将债券烧了。就算是孟尝君捐钱给你们。”大家兴高采烈，嚷嚷道：“孟尝君真是我们的恩人啊！”
孟尝君知道此事后，愤怒地责骂冯驩：“我田文有食客三千，之所以在薛地放债，是想以此贴补收入，供养食客。你倒好，买了那么多的牛啊、酒啊，还将债券烧了，这是为什么？”
冯驩回答：“先生请息怒。要知道，不多置办酒、食，大伙不会都来聚会，从而也就不知道究竟谁富裕、谁不足。那些穷苦老百姓如果真的还不起债，你留着债券也是白搭，再过5年、10年，利钱越来越多，他们怎么也还不清，反倒逼得他们远走他乡。你要强去逼债，会失去民心的。”接着，冯驩又说：“你说过，要我看你缺少什么就买什么回来，我看你家里高屋大厦收藏着那么多的珍宝，你玩弄的狗马成群，侍候你的美女如云。什么都不缺，就缺给老百姓做好事，让人民拥护你，所以我用债券买回了民心。”
听冯驩这么一说，孟尝君立即拍起手来，连声道谢。
一年以后，齐湣王觉得孟尝君权力太大，就罢了他的官。这时，孟尝君的3000食客大多散去，只有冯驩等少数人还跟着他。他们随孟尝君一起来到薛地，只见薛地的老百姓扶老携幼地夹道欢迎孟尝君的到来。孟尝君看到眼前的感人场面，激动不已，回过头对冯驩说：“这就是你给我买来的民心呀！我今日终于见到了。”
在孟尝君失意的时候，冯驩照样奔走于他的门下，并积极地出谋划策。一天，他以“狡兔三窟”作比喻，对孟尝君讲：“机灵的兔子有三个窝，你至少也该有三个能安身的地方才好。可你现在只有一个薛地，应该再找两个地方。”于是，冯驩到齐国和秦国为孟尝君活动。齐滑王见到孟尝君具有“国际”影响，就重新起用他，任他为相。
三、齐国养士：稷下学宫
孟尝君养士，是要士为他个人效力，这属于战国时期养士的一种类型。那时还有一种类型，即国家养士。其中齐国政府的养士，远近闻名，并创造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大景观：稷下学宫。
齐国很早就形成养士的传统，远在春秋时期，齐桓公曾招纳大批贤士，让他们四出活动，为齐国的霸业服务。据说当时著名的贤士就有80多人。到战国时期，齐国政府更是把这看作为一项既定国策，发扬光大养士的传统，并使之制度化。
从齐桓公（公元前388～前357年在位）起，齐国在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稷门外设置学宫，吸引各地学者到齐国讲学、交流，著书立说，后习称“稷下学宫”。到齐威王（公元前357~前320年在位）、齐宣王（公元前319～前301年在位）时，稷下人才济济，有1000多人。著名的有宋钘（音形）、尹文、慎到、彭蒙、田骈、环渊、邹衍、驺夷（音邹石）以及淳于髡（音昆）、田巴、鲁仲连、接子等70多人，称为稷下先生。这些人在稷下学宫受到尊崇，皆列为上大夫，住高门大屋，生活优裕；出则有车，后面还跟从数百人，声势浩大。
稷下先生在那里聚徒讲学，自由辩论，高谈天下治乱之事，却又并不当政，所以有人叫他们是“不治而议论”。尤为难得的是，齐国政府还给他们以自己决定去留的自由。“合则留，不合则去”。离开时，齐王有时还表示歉意，送给盘缠。离开后，若还想回来，同样受到欢迎。
当时有两位大思想家到过稷下，他们是孟子和荀子。据考证，孟子游历诸侯从事政治和文化学术活动约24年，其中两次到齐国，在稷下时间约16年。荀子15岁就游学稷下，三次来而又三次离去，在稷下时间约46年。
齐国政府创办稷下学宫，主要出于招徕天下贤士以增加和炫耀国力的政治目的。但它自创办始，持续活动了100余年，其意义便超越了创办目的本身。它使曾经活跃在历史上的原始民主精神，和阔达好议之风得到了弘扬，促进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发展。
由于齐国政府所采取的优客政策，使无论学术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派别、年龄、资历不同的人，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所以，伴随各色文人学士的到来，各种思想，包括道家、儒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墨家等等，也在稷下汇聚，并发生碰撞、激荡。各家各派的人物相聚一堂，携徒属而演道术，穷事理而互诘难，大大地活跃了学术思想的交流和发展。
稷下学人还常为齐国举事谋缺，或针砭时弊，讽喻君臣。其中不乏态度倨傲、言辞不逊的，但也并不见责。比如，淳于髡率徒属以隐语诘问齐相邹忌，倨傲不恭，邹忌则谦卑应对，不敢怠慢（《新序·杂事篇》）。王斗会见齐王，齐王派人将王斗引入，王斗不满意，要齐王亲自到门口迎接，齐王欣然从命。“趋（疾走）而迎之于门”（《战国策·齐策四》）。下面再引《孟子·梁惠王》）中记载的一件事：
“孟子对齐宣王说：‘您有一个臣子把妻室儿女托付给朋友照顾，自己游楚国去了。等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妻子儿女都在挨饿受冻。对待这样的朋友，应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说：‘和他绝交。’
“孟子说：‘如果管刑罚的长官不能管理他的下级，那应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说：‘撤掉他！’
“孟子又说：‘如果一个国家治理不好，那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回过头来左右张望，把话题扯到别处去了。”（白话今译）
这就是著名的孟子针对齐国时弊，责问齐宣王，句句紧逼，弄得齐宣王只好“顾左右而言他”的故事。
从这则故事，我们大致可以体察到齐国如何“礼贤下士”，而当贤士和他们的思想得到尊重时，他们又会如何反过来影响国家。
四、吕不韦招揽宾客：大开秦国养士风
秦国统治集团向来重视任用外来人才。早在春秋时期就有大批秦地以外的有识之士投奔秦国，并得到重任，如穆公时代的晋人百里奚、戎人由余。进入战国时期，仍有山东国家的人士不断入秦，像商鞅即从卫国而来。可以说，正是由于春秋战国数百年间，秦以外各地、各族人士的不断融入，才使秦地人口素质、生产水平不断提高。
商鞅变法之后，由于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大大地削弱了信任、重用宗室贵族成员的传统，特别是奖励耕战政策行之有效，国势蒸蒸日上，秦国更是吸引了大批东方国家的有识之士。
但是，在长期吸收外来人才的过程中，秦国一直是有所选择的。选择的标准越到后来越明确，就是欢迎持法家观点的人物，排斥其他观点的人。商鞅变法时焚烧《诗》、《书》，对“诗书辩慧者”（即从事文教活动的）和“言谈游士”加以压制。难怪荀卿游秦国，就指出：秦国“无儒”。
法家当然也是士的一种，但士是一个品类繁杂的群体；也惟有包括各种流别的人物在内，才会构成一个活跃的士的阶层。在吕不韦入秦以前，秦国一直没有形成这样的士阶层，当然，也更无人大张旗鼓地“养士”。
吕不韦当政期间，一改过去的人才政策和文化政策，而采取一种兼容并蓄的做法。在他出任相国之初，就在相府内建造了数以千计的高堂广舍，厨房内延聘了众多的名厨，首都和边城墙上挂起告示：欢迎各国和国内士人到相府做客。
吕相府招揽宾客的告示发布以后，天下士人纷涌而至。由后来成书的《吕氏春秋》看，汇聚到吕不韦门下的，包括儒、道、墨、阴阳、法、纵横、兵、农、名诸家门徒，另外还有一些思想博杂的人物。他们的到来，使秦国思想文化界的面貌有所改观。
吕不韦在秦养士，具有十分优越的条件。1．他自己并非秦人，却官至丞相。这对秦以外希求功名之士，具有极大的诱惑力。2．吕不韦大权在握，既可为供养食客提供便利，又不致引起别人的嫉恨和反对。3．在兼并战争中，秦国正表现出明显的优势；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出，秦国削平群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所以，没过多久，投到吕不韦门下的食客就达3000人之多。
这3000人的名字，绝大多数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不被人所知。但有一个人，却在秦的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直到今天，他还时常被人提及，那就是李斯。
五、李斯的心愿：来自老鼠的启示
李斯出生于楚国的上蔡（今河南上蔡），年轻时做过郡小吏。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他，看够了人间的苦难，也看透了世态炎凉。有一次他上厕所，看见那里的老鼠，吃的是粪便，还要不时地受到人、狗的惊吓，又联想到仓库中见到过的老鼠，一个个肥肥硕硕，吃的是好粮食，住的是宽敞的大房子，也没有人、狗来惊扰，两相比较，不由得发出深深的感叹：“人的命运，不就是和这些老鼠的命运一样吗？所谓‘贤’或者‘不肖’，就看各人所处的位置了！”
怀着爬上社会上层的强烈愿望，李斯去拜荀子为师，学习帝王之学。和他一起做学生的，还有韩非。与韩非相比，李斯的理论修养就显得太差劲了。但是他对帝于之学却有着特别的感受，所以在以后的实践中，他可以将其融会贯通，运用得出神入化。
在荀子那里学习结束后，李斯环顾当时的天下形势，觉得自己家乡楚国对自己不会重用，楚王也不足以成大事，其余的国家又都太贫弱，只有仕秦，才能施展抱负，才会有前途。于是他决心投奔秦国。
临行前，李斯去向老师告别，荀子劝李斯不要走的过于匆忙。李斯回答：“常言道，‘得时无怠’。遇到时机决不可错过，否则时不再来。当今各国争雄之时，充当智囊、实际起决策作用的都是士，学生决不可错过这大显身手的好时机。”
荀子又问李斯：“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去秦国呢？”李斯直言相告：“形势已经很明朗，秦王有吞并天下的决心，称帝的条件也已具备，所以学生要入秦以求建功立业。”说到这里，多年压抑在心中的酸楚和愤懑也随之溢于言表：“处于卑贱之位而不设法改变自身状况的人，连野兽都不如。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卑贱，最大的悲哀莫过于贫穷。如果久居卑贱的地位，长期生活于穷苦之中，而不图改变，还标榜什么‘无为’、不谋‘利’，这绝不是士的真情，是虚伪骗人的。所以，学生就要西去向秦王游说啦！”
就这样，李斯来到了秦国。其时庄襄王刚去世，吕不韦控制着朝野上下。善于观察风向的李斯毫不犹豫地投到吕不韦的门下。起先，他仅是一名最普通的宾客——“舍人”。没多久，吕不韦觉察到李斯是个人才，就任他为“郎”。这是一份围绕主人左右、帮助处理事务的差事。于是，李斯利用一切机会，在吕不韦面前表现自己的才能。
一次，李斯随吕不韦晋见秦王。李斯不失时机地向秦王和吕不韦提出自己对天下形势的看法。他认为，秦国不断取胜已经有六代了，东方诸侯国已被秦打得服服帖帖，因此要趁势消灭东方各国，早日统一天下。他还提出使用反间计离间各国君臣，以加快统一步伐。
秦王政对李斯的谋略卓识深为赞赏，就任命他为长史。不久，秦王政又拜李斯为客卿。
六、客卿：戴有“光环”的宾客
何谓“客卿”？
客卿是那些头上戴有光环的宾客。“光环”何来？来自于被授予“卿”这个荣誉称号。所以，“客卿”可用一个简单的等式表示：客+卿=客卿。
陶马春秋战国时期，招徕和延聘宾客的现象，在许多国家都不鲜见。而来自异国的宾客，在一些国家得到重用的事例，也不胜枚举。正是在这种引进、选用人才办法的基础上，出现了客卿和客卿制度。
“客卿”一词，始见于《战国策·秦策一》“秦惠王谓寒泉子”条。该条言及：“客卿张仪。”南宋鲍彪注：“（张仪）魏人，仕秦。惠五年为客卿。”这是说张仪在惠文王五年（公元前333年）在秦国被拜为客卿。目前，虽然尚不能确考客卿究竟起于何时，又最先起于何国，但从现存的资料大致可以看出，客卿制度产生于战国中期，盛行于秦国。
秦国的客卿制度有如下几个特点：
1．客卿是一些具有荣誉头衔的高级宾客，有事时请出来，给以带兵、办外交、谋国政、决疑难的种种权力。但客卿不是一个正式的官职，也未作为一个等级列入秦国的爵秩。
2．客卿按需要而设，没有数额限制。像秦昭王时，在秦国做客卿的人，见之于《史记·秦本纪》、《楚世家》、《穰侯列传》的，就有通、寿烛、错、胡伤、灶、司马梗、范雎、蔡泽、造9人。
3．给草介之士求仕提供一个阶梯。张仪、范雎、李斯之辈，大多布衣出身。他们以自己的才华或一技之长，被任命为客卿而加以擢用。秦王根据他们各人所建的功绩，再决定究竟何时授予何种官职，像张仪，惠文王五年拜为客卿，惠文王十年正式任相。范雎也在做客卿数年之后，转拜为相。也有快的，像蔡泽由客卿登相位时不逾年。当然，不能排除有些客卿会因种种原因不能迁转为官。所以，国君任命客卿，带有试用的性质。
客卿制度是战国时期国君为选用异国人才而特定的一种制度。其中秦国的客卿制度，发育得最为完善，实施得也最有力，从而为广泛接纳四方睿俊超特之士、选用各色异国卓荦人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秦国客卿制度的最大优点，在于真正做到了不论门第选拔人才。给人才以特别的尊崇和礼遇，同时又通过一定时间的实践和甄别，将所识之才安排到最适当的位置上。
前面说过，一直到吕不韦出任秦相以前，秦国不流行养士。但是，秦国一直有任用异国人为官的传统，在此基础上，到战国中期又形成了客卿制度。这不仅吸引了六国人才源源入秦，也使秦国走出了一条与东方国家存在一定差别的选拔、任用人才的道路。
七、“逐客令”与《谏逐客书》
正当李斯按照他自己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方法向上攀登的时候，平地里掀起了一场风波，几乎葬送了李斯的远大前程，而且还差点毁弃了秦国几百年来招揽宾客的传统。
原来，秦国挖出了一个奸细。奸细名叫郑国，从韩国而来。他针对秦王喜欢大兴土木、修建工程的心理，劝说秦国建造一条庞大的水渠，引泾水入洛河。韩王让郑国实施这一“阴谋”，是想用浩大的水利工程，消耗秦国的国力，滞缓秦军东进的脚步，从而可以给自己多一点苟延残喘的时间。
韩国“疲秦”计划一经识破，立即引起秦国统治集团的不安。尤其是那些王室贵族，他们眼见东方各国的才俊之士纷至沓来，抢夺自己的饭碗，谋取本属于自己的利益，早就嫉恨在心。这时更压抑不住忿忿不平的心情，纷纷叫嚷：将外籍的宾客一律驱逐出去：他们都是奸细，是派来从事间谍活动的。
年轻的秦王政也按捺不住了，他生怕那些外来的宾客坏了他的统一大业。于是，一道“逐客令”从他手上签发了出去。此命令限期将秦国所有的外来宾客全部驱逐出境。
秦国的这次逐客，迫使不少山东的人才离秦而去。李斯也打点好了行装，准备出发。可是，他思之再三，觉得不甘心。终于，他下定决心，为了秦王，也为了自己，他要站出来说上几句话。李斯拟了篇奏章《谏逐客书》。
在这篇奏文中，李斯从秦史上举出一系列典型事例，说明秦国历代由于能够信任、擢用非秦人才而使国家发展、昌盛。如秦穆公信用百里奚；秦孝公信用商鞅；秦惠文王信用张仪，秦昭王信用范雎。他说，如果这四位君主不任用外来的贤士、客卿，哪里会有今天强大的秦国呢？所以客卿没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
接着，李斯又用酣畅的笔墨，进一步劝说秦王：“现在，君王得到了昆山的美玉、随侯珠、和氏璧，挂着明月般的珍珠，佩着太阿的宝剑，骑着纤离的骏马，张着翠风羽毛装饰的旗帜，支着灵鼍皮的大鼓，这些珍稀宝物都非秦国出产，但君王却十分珍爱。如果只有是秦国产的才能用，那么，夜光璧就不能装饰在秦国的朝廷，犀角和象牙制成的器具也不能成为玩赏的东西，郑、魏两国的美女也不能在后宫侍奉您了，外来的骏马也不能在您的马厩中供您使用了，江南的金、锡，西蜀的丹青也都别运来了。还有那宛地的珠，阿地的绢帛，各地的锦缎，窕窈的赵国女子，也都不能为大王享用了。现在，秦国宫内流行的是极其好听的郑、卫之音，如果按照秦国以外的东西都不要的原则，这些音乐也不能听了，还是演奏秦国的瓦器、竹筝拍大腿吧。可是大王还是喜欢听悦耳的郑、卫之声，不愿听敲击瓦器的声音。这是什么原因呢？无非是为了称心、快意。然而，大王用人却不是这样，不问此人才能如何，为人怎样，只要不是秦人，就一律驱逐出境，这岂不是把人看得比珠玉和声色都不如吗？这种做法哪里像制服诸侯、统一天下的君主呢？”
最后，李斯向秦王政提出忠告：“土地没有国界，人民可以自由来去。三皇、五帝之所以无敌于天下，就是由于百姓都向他们投奔。现在君王却反而抛弃百姓，驱逐宾客，这不是资助敌国，让他们去为别的诸侯国建功立业吗？这样一来，使天下的有识之士，不敢西来，真所谓‘给寇借兵，给盗送粮’。要知道，不生于秦国却对秦国有用的物品不少，而不生于秦国却愿为秦国效力的士更多着呢！君王的‘逐客令’一下，势必将秦国的宾客赶走，这对内损害了百姓，对外结怨于诸侯。这样一来，国家就有危险啦！”
不久，《谏逐客书》送到了秦王政的案头。
八、与士人携手：秦王政的选择
早年的嬴政，尚能听取不同的意见，有时还勇于纳谏。当他一口气读完《谏逐客书》后，不由得被深深地震动了。他既欣赏和佩服作者生动、形象而又富于韵致的语言，以及入情、入理而又精辟、透彻的分析，更为文中所表达的思想所折服。他立即决定改变排斥客卿的政策，撤除“逐客令”。
同时，他下令召见李斯。这时，李斯已经启程，准备到别的诸侯国另谋出路。因为，秦王下令逐客的时限就要到了。秦王的专使骑着快马，在咸阳以东数十里的骊邑（今陕西省临潼境内），将李斯追上。秦王宣布，李斯官复原职。自此以后，秦王更加倚重李斯。
秦王政为秦国追回了一个难得的人才：这个人才——李斯，则矫正了秦王“逐客”的错误决定，这使得秦国能将广开国门、延揽人才的政策继续执行下去，进而为实现统一创造了一个重要的条件。
“逐客令”废止以后，东方国家的宾客源源不断地西向涌入秦国，其中不乏有才干、有见识的精英人物。后来为秦国统一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尉缭，就是其中的一个。
尉缭（尉是官名，缭是他的名字）是魏国大梁人，公元前236年来到秦国。秦王政对他十分敬重，和他行平等的礼节，穿同样的衣服，吃同样的饭菜，亲密得好比兄弟。然而尉缭对秦王政的性格有所认识后，认为他“少恩而虎狼心”：事业未成，肯屈居人下，但一旦得志，就极易吃人；假如哪天他统一天下，天下的人都要成为他的俘虏。缭意识到不能与秦王政长期相处在一起，就设法逃跑。
秦王政发觉，力加劝阻，并任命缭为国尉，加以重用。
国尉是秦国最高的军事长官，辅助国君策划和指挥军事。在这个位置上，尉缭为秦国最后扫平群雄，建立了巨大的功勋。他曾建议秦王政继承范雎“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策略，还进献了离间六国诸侯的计策。他指出，同强大的秦比，诸侯犹如郡县的臣；但是，如果他们实行合纵，出其不意地对付秦，秦就很可能招致危险。他要秦王政不吝惜财物，出重金贿赂各国的“豪臣”，阻止六国合纵，这样就可以灭掉六国。
以后的事实证明，尉缭的这些建议，是正确和行之有效的。
尉缭还著有《尉缭子》一书，这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军事理论著作，系统地总结了尉缭对战争和战略、战术等方面的经验、观点。
在嬴政统一天下和统治天下的时代，被他委以重任的非秦人士，除了李斯、尉缭，还有一大批，其中包括：王、茅焦、桓、王翦、昌平君、昌文君、王贲、李信、王绾、冯劫、王离、赵亥、隗林、赵婴、蒙恬等等。正是有了这些人的奔走效劳，嬴政才能取天下、坐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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