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尊王攘夷”到“以夏变夷”——华夏民族的新融合。

    在交通、贸易、语言、习俗、制度以及民族和统一国家等因素的基础上，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华文化。

    一、联结四方的交通贸易网

    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现实局面，是在公元前221年秦国用武力统一六国之后才开始形成的。但是，走向大一统的趋势，和对大一统的向往与构想，却早在战国即已出现。这些因素，在经济、文化以及民族融合等方面，为全中国的统一做好了准备，同时也加速了秦灭六国、完成统一事业的步伐。

    战国时期走向大一统的趋势，非常直观地反映在联结中原与东、西、南、北四方交通贸易网的形成上。荀子曾根据当时中原地区可以买到北方生长的犬马牲畜，南方出产的羽毛、齿革、丹青，西方特产的皮革、纹旄，东方生产的布帛鱼盐，而以为已经形成“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新局面。下面就首先来看一下支撑这个新格局的交通贸易网络的大致情况。

    在齐国的东部，有以今天的平度、海阳、即墨、诸城、日照等为中心的一些商业集散点构成的贸易网。尤其在临海的今海阳一带，可能形成了当时齐国东部一个重要的海上商业中心。1972年，在海阳县小纪公社江各庄大队曾发现用木箱存放的齐刀币1800多枚。1979年，在日照城关公社、两城公社又发现各种齐刀币。这些线索证明，这一带是齐国东部的海上交通贸易重地，通过这些地方，齐国与东南的吴、越地区进行商业交往。

    齐国的西部，有以今天的济南、历城、章丘等地为集散点构成的与中原各国贸易的商业网络。齐的北部有以牟平为中心的海上贸易集散地，主要与燕国进行商业往来。

    齐国的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市），是当时齐国最大的商业集散地。据说，临淄有7万户居民；若以每户5口计，就有35万人之多。街上车水马龙，行人拥挤塞路。四方土特产、手工业产品齐集市上，行商坐贾，买卖兴隆，一派繁华景象。据考古探掘得知，当时临淄城的总面积达16平方公里，大小城门发现十多座。从临淄城的规模，可以感受到它有多大的辐射力。齐国就是以临淄为中心，与东部、西部、北部3个贸易网点，构成一个相当发达的商业、交通网络。

    在南方，楚国的城市也是频繁的商业交通的枢纽。楚国的大城，首推郢都（今湖北江陵），此外有鄢（今湖北宜城）、宛（今河南南阳市）、城阳（在今河南信阳地区）、陈（今河南淮阳）、上蔡（今河南上蔡）、下蔡（即寿春，今安徽寿县）、吴（今江苏苏州市）等。鄢是楚国的故都，汉水中游的枢纽。宛是汉水与方城（我国古代九塞之一，其城由今河南方城县北至邓县）之间的要冲，有发达的冶铁业。城阳是淮水上游的咽喉。陈、上蔡、下蔡、吴，是陈、蔡、吴3国的旧都。

    考古发现的天平、砝码、钱币和舟节、车节（免税经商的凭证，同时规定商船、商车行经的路线和到达的地点），透露出楚国的贸易和交通的繁荣景象。

    湖南战国楚墓出土的琉璃珠，多有蓝白色圆圈纹，即所谓“蜻蜓眼式”，酷似西亚和南亚的琉璃珠，而全无楚风。这似乎又昭示着楚国与南亚有商旅往来。

    燕国的辽西郡是中原各国与东北及今日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交往的必经之路。1949年以来，曾经在旅顺、大连、营口、锦州、抚顺、沈阳等地先后发现过不少刀币与布币。这是当时商业交往活动留下的明证。其中今日的朝阳地区，更属燕国从内地通往今东北的交通要道。1961年，在朝阳七道岭发现过用陶瓮存放的货币，计有十多斤重，其中除燕的“明刀”外，还有“安阳”布币、“平阳”布币。这就清楚地反映出，在中国北部，当时存在着一条由燕通过今朝阳到东北各地的商业交通网道。在这条商路上，有从三晋地区来的商人。

    从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可知当时中原地区的人民对今天的新疆以至中亚地区已有相当认识，这当然与这两个地区的交通往来密不可分。那时，内地的丝绸、布帛和其他手工业产品，通过秦国和赵国，溯河而上；或经过河西走廊，辗转运往新疆、中亚地区。1965年在新疆阿勒泰县发现了一面战国时期的青铜镜，就是内地传去的。大西北的土特产，也源源不断地传到内地，最著名的要算是屡见于文献记载的“昆山之玉”了。据《史记·赵世家》，苏厉在给赵惠文王的一封信中说：如果秦国出兵切断恒山一线，则“昆仑之玉”就不能转运到赵国了。

    韩国地处中原腹地，是南北商旅和贸易往来的中转站。韩国有许多重要的贸易集散地，如屯留（今山西屯留西南）、长子（今山西长子西南）、宜阳（今河南宜阳）。其中宜阳地方八里，是当时北与赵国上党郡，南经南阳郡与楚国联系、往来的交通要道。

    总之，战国时期，东、南、西、北、中四面八方的联系和交往已经相当频繁，各地物资彼此得到交流，商人们在交通线上往来不绝，从前那种各地区间比较闭塞的局面已被打破。

    二、从“尊王攘夷”到“以夏变夷”

    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也为秦、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经过春秋、战国、秦、汉，华夏族与兄弟民族不断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

    战国是华夏族经由与兄弟民族的交融而向汉族演化的一个重要时期。

    “华夏”亦称“诸夏”，传说出自黄帝，意思是居住在中原地区的中国之人，与“蛮夷”对称。在夏商二代夏族、商族发展、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华夏族的雏形。西周实行分封制。巩固了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又经过周公、成王的东征和昭王南征、穆王西征，加速了周族与其他一些民族的融合，遂正式形成华夏族。

    平王东迁之后，华夏族的中心地区转到黄河中游。当时戎、狄族对华夏族诸国不断进攻骚扰，华夏各国同戎、狄族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这些战争既有破坏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也产生了客观上促进各民族融合的积极效应。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间的兼并战争，也同样起到了民族融合的催化剂的作用。

    经过春秋战国时期民族间和列国间的战争与交往，我们看到：燕国势力扩展到辽河流域，促进了东胡族与华夏的交融；齐国强盛。扫灭了境内的少数民族；秦国不仅由原先“杂戎、狄之俗”而逐渐实现了“华夏化”，还收复渭水流域的很多地区，又兼并巴、蜀，扩大了华夏族的范围；在蛮夷之地的吴国，贵族们开始承认自己是“周之胄裔（后代）”；曾被中原列国视为“蛮夷”的楚国，也完成了自身的“华夏化”，并且融合了南方的苗、彝，又统一了越国（越国先灭吴国），甚至将势力深入到两广和云贵地区；韩、赵、魏兼并了包括中山国（属白狄族）在内的许多部族、小国……

    在上述广阔的区域内，各族之间的差异渐趋缩小，乃至消失。

    从春秋到战国，华夏族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政策，经历了一个由“尊王攘夷”到“以夏变夷”的变化。春秋时，以齐、晋为首的华夏族各国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与周边的戎、狄、蛮、夷做斗争，这使华夏族的旗帜更加鲜明。但“尊王攘夷”是在华夏族受到“四夷”的侵扰，一度面临亡族的危险情况下提出的口号。当时有人曾惊呼：“夷狄也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夷和狄严重地侵害中国，南边的夷人与北边的狄人相呼应，中国受到夹攻，命运就像一根线一样维持着。见《春秋公羊传》）齐桓公救助邢、卫、郑、蔡的行动被誉之为“救中国”的“王者之事”。对辅佐齐桓公的管仲，孔子给予高度赞扬，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若无管仲，我就要披着头发，衣襟向左，作夷狄的服饰了。见《论语·宪问》）“尊王攘夷”，就是号召拒斥夷族，明确华夏族与夷族之间的界限，这显然不利于民族融合。

    进入战国，华夏族不仅扭转了“不绝若线”的境况，而且势力范围大大拓展，力量远胜于夷狄。在这种情况下，华夏族文化以其相对的先进性，吸引和改变着周边文化，这就是所谓的“以夏变夷”。

    “以夏变夷”意味着夷、夏之间的民族意识趋向模糊，民族情感趋向和谐，民族壁垒趋向消解。而在“以夏变夷”的同时，华夏文化也不断吸收、融汇周边文化精华于自己的体系之中。最典型的例子，当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以夏变夷”的观念究竟起于何时，有待细考。不过，以“以夏变夷”政策取代“尊王攘夷”，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时代特点，却是在战国。在战国时期“以夏变夷”的基础上，结出了日后大一统的“汉民族”、“汉文化”的硕果。

    三、“胡服骑射”的启示

    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前299年在位）是赵国的第六个国王，在他执政期间，赵国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一是奖励耕战，二是改革军制。“胡服骑射”就是军事制度上所做的改革，但它产生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原来的范围。

    赵国的北面大都是过着游牧生活的胡人部落。他们虽没有与赵国发生大的冲突。但小的骚扰却也时常不断。胡人作战时，身穿短衣，骑在马上。动作灵便，往来如飞，一边疾驰，一边还能射箭，战斗力很强。而赵国的军队，虽然武器比胡人优越，但大多数还是步兵和车兵混合编制的队伍。而且战士穿的是长袍大褂，袖子长，腰肥，领口宽，下摆大，再披上铠甲，比较笨重，不利于灵活作战。鉴于此，赵武灵王就想向胡人学习骑马射箭，建立骑兵。然而，要学骑射，首先必须改革服装，采用胡人的短衣、长裤。

    公元前307年春季的一天，赵武灵王召见大臣肥义，与他商议实行“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赵武灵王问：“这事恐怕会引起许多人的议论和反对，你看怎么办才好？”肥义回答：“疑事无功，疑行无名。”（做事若顾虑多，就不可能成功；实行一项措施，若有疑虑，也就做不成。）肥义接着又说：“自古以来，风俗习惯不是不能改变的。从前舜的时候，有个落后的部族叫苗，舞跳得很好。舜就向他们学跳舞；禹也向倮这个部族学习过跳舞。所以大王不要有什么顾虑，就下决心学胡服骑射吧！”这坚定了赵武灵王的决心。

    但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计划，遭到了以他叔叔公子成为首的王族中一些人的竭力反对。他们的理由是：中原是文明人所住的地方，万物齐备，又有圣贤的遗教，施行的是仁义，用的是诗书礼乐，技术也发达，本是蛮夷学习的榜样。现在要丢掉这些去搞什么胡服骑射，这是改变古代圣贤的教导，更换古代的章程，可是万万行不得的。

    刺绣赵武灵王亲自到公子成家去做说服工作。赵武灵王指出，衣服应该方便于穿着，礼制应该方便于做事。如果环境不同了，就应该采取相应的办法，而不能死守中原地区已经不适用的习俗和制度。经过一天的辩论，赵武灵王终于使公子成同意胡服，并表示愿意带头实行。

    可是王族公子赵文、赵造、赵俊等人和一些大臣仍然反对。他们指责说：“衣服习俗，古之礼法。变更古法，是一种罪过。”赵武灵王批驳道：“古今不同俗，有什么古法？帝王都不是承袭的，又有什么礼非遵循不可？夏、商、周三代都是根据时代的不同而制定法规，根据不同的事情而制定礼仪。礼制、法令，都是因地制宜的；衣服、器械，只要使用方便，就不必死守古代的那一套。”赵文等人感到无理再反对，就同意改穿胡服。

    于是，赵武灵王下令全国改穿胡服。由于穿着胡服给日常生活带来了许多方便，所以很快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对于个别迟迟不肯着胡服的，赵武灵王就给予严厉的警告，吓得他们只得接受改革。

    赵武灵王在胡服措施成功以后，就亲自训练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改变了原来的军队装备。从胡服骑射的第二年起，赵国的国力就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306年，赵国攻取北方上千里的土地。公元前305年，又大举进攻中山国；中山国在遭致惨败后，献出四邑求和。公元前300年，赵军又攻占中山大片土地。到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让位给他儿子赵惠文王时，赵国已是“七雄”中的强大国家之一了。

    赵武灵王向胡人学习，借用来的短衣、长裤，以后就变成汉民族服装形式的一部分，并沿用了2000多年。他组建的骑兵，推动了中原地区国家骑兵兵种的发展。

    “胡服骑射”的事例昭示我们：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必须不断地从外部世界汲取营养，才能持续地发展，并永葆生机。正是借助了这种开放的、兼容并蓄的机制，华夏族和华夏文化才得以发展、壮大为汉民族、汉文化。

    四、“大一统”：一个口号的由来

    在统一的王朝出现之前，得“风气之先”的一些学者，已在呼唤大一统局面的到来。

    “大一统”一词，首见于《公羊传》。该书于公元年载：“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羊传》的作者，传说是孔子门人子夏的再传弟子，战国时齐国人公羊高。《公羊传》是公羊高为孔子手订的《春秋》一书做的传（即对《春秋》经义做的解说）。不过这些解说起先仅为口耳相传，到西汉方得成书。《春秋》素以“微言大义”著称，它开篇第一句为：“元年，春，王正月。”公羊高所说的“大一统”，就是对这一句中的“王正月”所做的诠释和发挥。

    我们有必要对什么是“王正月”做一些说明。

    “王正月”的“正”，指的是一年的第一个月。夏、商、周三代的正朔（朔指一年的第一天）不同；夏正建寅，以寅月（接近于目前尚通行的阴历的正月）为正月；商正建丑，以丑月（阴历十二月）为正月；周正建子，以子月（阴历十一月）为正月，是谓“三正”。亦称“三统”（建子为“天统”，建丑为“地统”，建寅为“人统”）。春秋时，政令已不统一，告朔之制久废，各国所行正朔也不一样，如晋国用夏历，宋国用殷历。《春秋》说“王正月”，是指周历的正月。《春秋》记时仍遵用周王颁定的正朔，并想以此表示各国历法应当划一。对此，公羊高以“大一统”做解说，意即孔子书“王正月”，包含着尊崇一统的“大义”。

    这就是战国时期“大一统”口号的最初由来。

    五、学者心中的大一统

    “大一统”的原意，是指尊崇一统，可到后来，它的含义衍变为指大而一统的一种局面。战国时候的一些学者，对大一统的局面做了不少规划和构想，从而形成了中国人有关“大一统”的一些基本观念。这里选择两种对后世影响比较大的学说，加以介绍。

    《禹贡》的九州说

    《禹贡》是列入儒家“六经”的《尚书》中的一篇，托名为大禹所作。不过，经过深入细致地研究以后，目前学术界倾向于认为此系战国后期人的作品。

    《禹贡》说，大禹治水，将天下分为九州，即9个区域。它们是：

    冀州大致相当于今山西、河北、辽宁。

    兖州今河北、河南、山东交界部分。

    青州今山东、辽宁东部。

    徐州今山东南部，江苏、安徽北部。

    扬州今江苏、安徽南部，江西东部。

    荆州今两湖及江西西部。

    豫州今河南、湖北北部。

    梁州今陕西南部和四川。

    雍州今陕西北部、中部和甘肃及其以西地方。

    我们知道，战国时期虽有“九州”之名，却无九州之实。战国以前，现实生活中也从来不存在九州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全国实行郡县制，也没有州制。所以，《禹贡》中的九州，是一个理想中的区域划分，是对“大一统”的一种向往和规划。

    然而，包括《禹贡》在内的先秦著作中的九州说，却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九州”成了“中国”、“天下”的代名词。而且，人们从此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九州”不可分。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在《示儿》诗中，就曾这样充满深情地写道：“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周礼》的建国之制

    《周礼》，一称《周官》，也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有关《周礼》的作者和时代，历来聚讼不已。然而经过现代学人郭沫若、范文澜、顾颉刚、杨向奎等的研究，已基本上可以确认《周礼》系战国时人所作（成书另当别论）。

    《周礼》亦非某朝某王典制的实录，而是勾画了一种希冀能用之万世的“大一统”的国家政权模式。比如，它涉及到了有关国家政体形式的问题，包括：王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和权力；国家权力的划分和各级权力主体的组织形式；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等。

    《周礼》开宗明义：“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天官家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王者建立都城，辨别方向，制定宫室居所的位置，分划城中与郊野的疆域，分设官职，治理天下的人民，使他们都能成为善良高尚的人。于是设立天官家宰，率领他的部属，掌理天下的政务，辅佐王者统治天下。……）《周礼》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官，而将王定为一国之主和六官的统驭者。很显然，这个“王”的原型，出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王；也就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天子。

    《周礼》六官之制，是设官分职的总框架，也是全书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它体大思精，结构缜密：天子之下有大宰，大宰统领6官，6官之下有360属官。有总属，有分属，有当官之属，有冗散之属，条理清晰。大宰掌“六典”等10条官法总理朝廷、邦国，大司徒、大司马、大司寇等分奉教象、政象、刑象之法，各治一职，360官各有所司，互相配合和呼应，严密齐整。如此庞大而又整齐划一的官制，未必能在现实中推行，但确实表现出“大一统”的浑然气象。

    所以，顾颉刚说《周礼》的中心思想“是组织人民，充实府库，以求达到统一寰宇的目的”（见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载《文史》第6期），确有道理。

    六、统一王朝的求“同”去“异”

    秦始皇消灭六国以后，建立起统一的政权，并在此基础上，推出一系列措施，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强化统一。从此，“大一统”就由一种观念变为现实；而与此同时，“大一统”的观念，又在新的现实的基础上，进一步升华。

    壁画书同文

    殷商以降，文字逐渐普及。作为官方文字的金文，形制比较一致。但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器刻款、陶文、帛书、简书等民间文字，则存在着区域间的差异。这种状况妨碍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也影响了中央政府政策法令的有效推行。秦统一后，诏书发到桂林，当地人均不认识。于是，秦始皇下令李斯等人进行文字的整理、统一工作。

    李斯以战国时候秦人通用的籀文（又称大篆，系周代文字）为基础，吸取齐鲁等地通行的蝌蚪文笔划简省的优点，创制出一种形体匀圆齐整、笔划简略的新文字，称为“秦篆”，又称“小篆”，作为官方规范文字，同时废除其他异体字。李斯、赵高、胡毋敬又分别用新颁布的文字，编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等，作为儿童识字课本，向全国推行。

    此外，一位叫程邈的衙吏因犯罪被关进云阳的监狱，在坐牢的10年时间里，他对当时字体演变中已出现的一种变化（后世称为“隶变”）进行总结。此举受到秦始皇的赏识，遂将他释放，还提升为御史，命其“定书”，制定出一种新字体。新字体的特点是，将篆体圆转的笔画变成方形，字形扁平。这种文字书写起来更为流畅、快捷，很受欢迎，尤其是深得公文传抄者“徒隶”的青睐，所以很快流行开来，后人叫它为“隶书”。隶书打破了古体汉字的传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提高了书写效率。

    秦始皇下令统一和简化文字，是对我国古代文字发展、演变做了一次总结，也是一次大的文字改革，它对我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战国时期，各国的度量衡制度和货币制度很不一致。秦统一后，规定货币分金和铜两种：黄金称上币，以镒（音亿，秦制20两为镒）为单位；铜钱为下币，统一为圆形方孔，以半两为单位。金币主要供皇帝赏赐用，铜币才是主要的流通媒介。铜币圆形方孔，对应了古代“天圆地方”一说，并且在使用上有很大的方便。所以在我国货币史上，圆形方孔的钱币占据主要地位，通行时间也最久。

    秦国早在商鞅变法时就已在国内对度、量、衡的标准做过统一的规定。秦始皇以原秦国的度、量、衡单位为标准，淘汰与此不合的制度。秦廷在原商鞅颁布的标准器上再加刻诏书铭文，或另行制作相同的标准器刻上铭文，发到全国。与标准器不同的度、量、衡一律禁止使用。

    在田制上，秦王朝规定6尺（1丈=10尺=100寸。合今230厘米）为步，240步为1亩。这一亩制以后沿用千年而大致不变。

    车同轨

    战国时期，各国车辆形制不一。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定车宽以六尺为制，一车可通行全国。

    行同伦

    “行同伦”就是端正风俗，建立起统一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在这方面，秦王朝也给予相当的重视。比如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来到泰山下。这里原是齐国故地，号称“礼义之邦”。始皇就令人在泰山所刻的石上记下“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糜不清净，施于后嗣”（意谓男女之间界限分明，以礼相待，女治内，男治外，各尽其职，从而给后代树立好的榜样），予以表彰。而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在会稽刻石上留的铭文，则对当地盛行的淫洪之风，大加鞭笞。严令“禁止淫泆”，以杀奸夫无罪的条文来矫正吴越地区男女之大防不严的习俗。

    秦王朝还在各地设置专掌教化的乡官，名曰“三老”，这一制度为秦以后历代承袭，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色。《后汉书·百官志》说：“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意谓可为民效法的），皆扁表其门（在他们的门上制匾加以表彰），以兴善行。”

    七、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秦始皇灭六国后，继续向西南、东南和两广少数民族地区推进，并在北方有效地制止了匈奴族的骚扰，使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得到进一步发展。

    统一百越

    秦统一前，分布在今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一带的许多部族，总称为“百越”，其中著名的分支有于越、闽越、南越、东瓯、西瓯、骆越等。于越分布在今浙江绍兴一带，很早就建立了越国，战国时期为楚所灭。秦灭楚后，它成为秦的一部分。瓯越也叫东瓯，分布在今浙江南部瓯江流域。闽越在今福建福州一带。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后，乘势统一了瓯越和闽越，并在那里设置了会稽郡和闽中郡。

    南越分布在今广东、广西的岭南广大地区。这一地区很早就与中原有密切地交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随即着手统一岭南的事业。

    公元前217年，秦派屠雎率领秦军向岭南进兵。由于山高路险，交通不便，军粮运输困难。为此，秦始皇派史禄在今广西的兴安县境内，凿一条连接湘水和漓水的运河，以“通粮道”。这就是著名的灵渠。经过几年的艰苦作战，秦军征服了今广东、广西和越南东北一带，设置了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

    秦始皇又迁徙中原几十万人去“戍五岭（指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大庾五岭，在湘、赣和粤、桂等省区边境。所谓“岭南”即指五岭以南的地区），与越杂处”，从此，两广地区和祖国其他部分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内地人民大量迁徙到岭南，带去了进步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和百越人民劳动生活在一起，加速了民族融合和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统一西南

    古代分布于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的少数民族，总称为“西南夷”。它们中的大部分，在战国时期已成为楚国和秦国的一部分。秦王朝又以成都平原为基地，向西、北两方面扩张到今大渡河以北和岷江的上游，占据了邛（今四川荥经县东一带）、筰（今峨边县东一带）、冉（今松潘县一带）和駹（今茂汶县北一带）等部族地区。又派常頞（音案）向南开通了一条“五尺道”（宽5尺的道路），从今天的四川宜宾延伸到云南的曲靖，并在沿线控制了不少据点，还在那里“置吏”，即设置行政机构。

    北击匈奴，修筑长城

    分布在蒙古高原的匈奴是我国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他们主要从事游牧，以强悍和精于骑射著称。匈奴与华夏族很早就有了密切联系。在内蒙古发掘的战国时期数百座墓葬中，有不少铁、铜器的造形和中原地区的形状相仿，显然这是受了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战国时期，赵国一度在今内蒙古河套一带设九原郡，抵御匈奴的南下。战国末年，赵国与秦国忙于战争，匈奴乘机占领了河套及其以南地区。

    秦王朝于公元前215年派蒙恬率30万军队北伐匈奴，收复了赵国的旧地。第二年，在阴山以南、黄河以东重置九原郡，并新设44个县，统属于九原郡。公元前211年，又迁犯人3万户到今北河、榆中一带垦殖，加强了两族人民经济、文化的融合与交流。

    战国时，各国为了割据称雄，在本国周围建筑了护卫性的长城。秦统一后，将中原地区的长城拆毁。为了巩固北方的边防，又将原来秦、赵、燕北边的长城连接起来，并修缮补建，筑成了一条西起临洮（今甘肃泯县），沿黄河、阴山，东到辽东（今朝鲜平壤西北海滨）的万里长城。

    就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昂首屹立在北起河套、阴山山脉和辽河下游流域，南到今越南东北和广东大陆，西起陇山、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东至于海的辽阔土地上。她是东方的巨人，也是世界的巨人。

    八、四通八达的全国交通网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在先秦已有的各地交通线的基础上，通过修筑驰道、直道等等，构筑起全国性的交通网。这是秦王朝缔造“大一统”的又一项重要内容。

    由于长期战争，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在各地都修筑了不少关塞堡垒，这大大限制了交通运输的发展，也阻碍了各地之间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的第二年（公元前220年），下令“治驰道”。再过一年，开始出巡各地。公元前215年，下令拆毁各地阻碍交通的关塞堡垒，“夷去险阻”。公元前212年，又令大将蒙恬修了一条由咸阳向北延伸的“直道”。在秦始皇统一南方百越的战争中，南方地区也开辟出一系列交通线。

    秦朝的驰道，据《汉书·贾邹枚路传》记载，是“东穷齐、燕，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这似乎可理解为：驰道有两条主干线，一条向东通往过去的齐、燕地区。一条向南抵达过去的吴、楚地区；驰道联结了一些重要的江、湖，并且直达东海边。《贾邹枚路传》又说：驰道宽五十步，路面经过夯实，路旁每隔三丈种一棵树。

    下面，以秦始皇在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二十七年）之后几次巡行全国所经过的线路，和秦王朝其他几条交通要道为重点，对当时沟通全国的干线，和以咸阳为中心辐射出去的交通网，做一番粗略的巡视。

    1．咸阳至之罘。秦始皇二十八年，东出函谷关（今河南灵宝），经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定陶（今山东定陶北），进入山东半岛，登泰山，然后过黄（今山东黄县东南）、腄（今山东福山县东南）、成山（今山东成山），登之罘（山名。在今山东烟台市北）。又转而南临琅琊（今山东胶南），过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渡淮水，转去长江中游的衡山和南郡，最后向北经武关（今陕西商南县西北）回咸阳。秦始皇此次东巡前半段所经路线，即从咸阳到之罘一线，是横贯王朝腹地的一条大动脉。

    2．咸阳至云梦、会稽至琅琊。这两段线路，是秦始皇37年最后一次出巡所经过的。当时秦始皇先达武关，然后沿丹水、汉水到云梦（今洞庭湖及武汉市附近）。再沿江东下，经丹阳（今安徽省当涂县东），至钱塘（今浙江杭州市），随后上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市南）。再经过吴地，在江乘（今江苏镇江市北）渡过长江，辗转到达琅琊。

    从咸阳至云梦，先秦既已存在联接南北的秦楚大道。秦始皇南下经过这一线，说明此线仍作为秦王朝的重要干道之一。

    从云梦至会稽，再至琅琊，这一段线路的特点之一，是水陆联网，水道和陆路互相补充、延伸，构成一个网络。

    3．咸阳至碣石、碣石至九原。秦始皇三十二年出巡北方就是沿着此线经太行山东麓，过上党（今晋西北地区）、邯郸（今河北邯郸市）、东垣（今河北石家庄市北）、蓟县（今北京市），到达碣石（今河北昌黎北）。又从碣石向西北，经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代郡（今河北蔚县东北）、雁门（今山西右玉）、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至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

    4．咸阳至陇西。秦始皇二十七年首次出巡即沿此线。先沿通向洮河河谷的大路，到达渭水发源地的陇西（今甘肃临洮一带），又攀过六盘山口到北地（今甘肃宁县西北），再至鸡头山（今甘肃平凉市西），然后过回中（今甘肃平凉市北），沿泾水返回咸阳。

    5．从咸阳至巴蜀。在这条交通线上，遍布着高山深谷，行路异常艰难。先秦已沿崖搭设栈道，到秦始皇时已有数条栈道可通巴蜀。一是“故道”，又名陈仓道；二是褒斜道；三是石牛道。其中起自陈仓（今陕西宝鸡），经褒水而达汉中的陈仓道，虽绕行较远，但易于通行，成为联结秦岭南北的主要通道。

    6．从云阳至九原。为了便于调动兵力，防御匈奴南下掠夺，蒙恬率卒从云阳（今山西淳化西北）向北至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修筑交通线，“堑（斩）山堙（填）谷，千八百里”，道路笔直，极为壮观，后人称为“直道”。

    7．岭南新道。在统一南方百越的战争中，秦王朝开辟了一系列交通线。主要有：①从赣南跨过拦捕关（今梅关——大庾岭山口），沿溱水（今北江）南下番禺（今广州）；②从湘南跨过阳山关（今骑田岭山口），沿溱水南下；③经九疑山（今湖南宁远南）的湟溪关，转入连江，南下番禺；④从湖南溯潇水而上，翻山到广西八步（今贺县），再沿贺江南下苍梧（今广西东南）；⑤灵渠（即今广西兴安运河）。其中以灵渠最为著名。它沟通了湘江上游与漓江上游，使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联结起来，成为进入岭南的水路交通线。

    秦王朝四通八达的全国交通网，好比是“大一统”帝国的动脉和经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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