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4月13日,玛格丽特·希尔达·罗伯茨诞生在英国北部的小城市——格兰森市。
18岁那年,她不顾中学校长的反对,比同龄学生提前一年报考大学,并如愿以偿地考取了牛津大学化学系。
玛格丽特来到牛津大学之后,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由于学习刻苦,她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不过,和书本知识比起来,更令她感兴趣的是,在学校里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并结识形形色色的人。
从牛津大学毕业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玛格丽特结识了富有的商人丹尼斯·撒切尔。两年后二人结为连理。玛格丽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终生伴侣。
撒切尔夫人在与丹尼斯结婚一年后,生下了一对孪生子女——儿子马克和女儿卡罗尔。她像所有普通的母亲一样,非常爱她的孩子,对他们关怀备至。在她当上首相之前,孩子还在寄宿学校读书的时候,她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每周都给孩子写信,还出席孩子们的发奖仪式和学校的其他活动。她的外出旅行,都尽量安排在孩子们放假的时候,以便能带上他们。
奇怪的是,像撒切尔夫人这样的女强人,在对待子女方面,却有重男轻女的倾向。在两个孩子中,她明显地更宠爱马克,甚至有些溺爱。不知是不是由于不同的教育方式的影响。两个孩子长大后,性格有很大的差异。马克受娇宠惯了,成了一个喜欢吃喝玩乐的花花公子,他做事放纵、无所顾忌,经常惹出一些麻烦来,让撒切尔夫人感到头疼;而女儿卡罗尔却非常懂事,自立的能力很强,她一点也不想借母亲的光,凡事喜欢自己解决。
马克有一项特别热衷的爱好,就是赛车。赛车是一项危险性很大的运动,马克曾在赛车中多次出事,却一点也没影响他对赛车的兴趣。1982年发生了一次严重的事故,虽没把马克吓倒,却使他的母亲——撒切尔夫人陷入了一场严重的精神危机。
1982年,在英阿马岛战争爆发的前几天,撒切尔夫人正全神贯注于英阿两国的谈判,处在是否发动战争的反复思考和犹豫之中,却不料发生了一件雪上加霜的事情。当时马克正在国外参加一场汽车大赛,突然有消息说马克和她的女伴在沙漠里失踪了。
这个消息对撒切尔夫人来说就像是晴天霹雳,使她忧心如焚。撒切尔夫人作为一位女性政治家和领袖,一向是一个性情坚毅,在危机面前沉着镇定、方寸不乱的人,但这一次却不同以往。因为作为母亲,她和其他普通的女人没什么区别,对自己的孩子怀有深沉的、无私的母爱。儿子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一旦他有什么三长两短,将是令撒切尔夫人最为痛苦的事情。因此,这件事给了她巨大的精神打击。
报纸上充斥着有关马克的报道。因为作为撒切尔夫人的儿子,马克在国内知名度很高,有的报纸还分析,沙漠中的气候恶劣,以前有许多人在这种情况下遇了难,因而马克生还的机会很小。撒切尔夫人看了,心如刀绞,在私下里,流了不少眼泪,有时一边工作一边哭。但是在公开的场合,她还是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像往常一样召开内阁会议,处理各种公务。可是有一次,在会议之后,一位记者问撒切尔夫人:搜寻马克的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撒切尔夫人不禁悲从中来,在众人面前流下了眼泪。
马克失踪的那片沙漠在非洲国家阿尔及利亚境内,不仅英国派人寻找马克,阿尔及利亚警方也帮助寻找,而且政府还派出了军队。
不过,在这种充满焦虑和煎熬的时刻,撒切尔先生表现出了男子汉特有的冷静和沉着。虽然他心里也一样着急,但在撒切尔夫人面前却几乎从不表现出来,这让撒切尔夫人的心情安定了不少。
在马克失踪6天之后,终于传来了令撒切尔一家惊喜的消息:马克被找到了,而且平安无事。撒切尔夫人一得到消息,立刻恢复了正常状态,她没有沉浸在惊喜和庆幸的情绪之中,而是立刻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
没想到马克回来后,却对人们的关注感到迷惑不解,觉得是大惊小怪。他说:“真奇怪,怎么有这么多记者采访我?”回到家里,他绘声绘色地向家人描述了他在沙漠中的历险记。他哪里知道身为首相的母亲在他失踪的这些天里,吃不香、睡不着,经历了多少煎熬。这6天真是撒切尔夫人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新闻界认为,撒切尔夫人在这件事情中表现出了“圣洁的母爱”。
在关心孩子的同时,撒切尔夫人也像大多数妻子一样,对丈夫非常体贴、关心。在1974年撒切尔夫人任教育部长的时候,丹尼斯所在的公司总部从伦敦迁到离伦敦40公里的地方。当时为了照顾在伦敦上班的撒切尔夫人,他们的家仍留在伦敦。这样,每天丹尼斯上班都得走远远的路,每天早上六点就得吃早饭。撒切尔夫人在工作非常繁忙的情况下,还坚持每天早上起床为丈夫做早餐。而她每天到深夜一两点钟才上床睡觉,睡眠时间只有四个多小时。
当然,作为政府的最高领导,撒切尔夫人也常常不由自主地把工作中的领导作风带到家里来。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撒切尔夫人生活中的一切都要以她的工作为核心,以她的工作为转移。因而,在生活中,撒切尔夫人也像在工作中一样“处于领导地位”。这样,丹尼斯在生活中就不得不扮演一种男子汉所不愿扮演的角色。不过,他知道,处于这个位置上,就必须以大局为重。对妻子生活上的支持也就是对她工作上的支持,而她的工作对整个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更何况,撒切尔夫人的体贴也使他获得了心理上的温暖和平衡。在任何事情上,他总是撒切尔夫人背后坚定的支持者。可以说,撒切尔夫人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就与丹尼斯是分不开的。
撒切尔夫人特殊的工作性质、特殊的地位决定了她的家庭也必然是一个特殊的家庭。在沉重而繁忙的工作之外,家庭是她的“避风港”,是她休息的地方。因而在家里,她从不愿再谈论工作上的事。有一次,在一家人吃饭的时候,家里人在某个政治问题上和撒切尔夫人产生了分歧,就发生了争论。撒切尔夫人气愤地说:“我在议会里和反对党辩论,没想到回到家来还要和家里人辩论!”一家人顿时都沉默下来。家里人一下子明白过来,撒切尔夫人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回到家中,她多么希望得到家庭的温暖与闲适啊。于是,家里以后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家中不谈政治。此外,家庭琐事也很少烦找她。马克说:“我们从来不去问她洗衣店的衣服取回来没有这一类问题。”因为撒切尔夫人满脑子装的都是国家大事,谁都明白,不应该用别的事情去分她的心。即使不得已要麻烦她某件事,也要事先注意她的情况,见机行事。
2.政治铁腕与工作作风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一类让各国政府和领导人都感到头疼的人,就是恐怖分子。恐怖分子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惜采取扣押人质或暗杀等极端手段。因为他们行动大胆、不顾忌后果、令各国政府既痛恨又感到有些无可奈何。
撒切尔夫人任首相时,英国就发生了一起这样的事件。
1980年4月30日,伊朗的一个反政府组织“殉教者”派出几名恐怖分子,袭击了伊朗驻英国首都伦敦的大使馆,扣押了20个人作人质,以胁迫伊朗政府答应他们的一些政治要求,人质中多数是伊朗使馆的官员,也有一名英国警卫和两名英国记者。伊朗政府并不想答应恐怖分子的要求,但为了人质的安全,又不敢断然拒绝,双方陷入了僵持的局面。
因为事情发生在英国,英国政府觉得有责任妥善地处理这件事。于是英国政府与恐怖分子展开了谈判,希望能通过和平的手段解决这场事端,以便保证人质的安全。
撒切尔夫人在处理这场事端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沉着的大将风度。她没有日夜守在紧急事态中心,而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像平时一样处理公务,周末也照常去首相的乡间别墅度假,只是定时地与主管此事的内政部长保持联系。
实际上,在内心里,撒切尔夫人已经打定主意:不管人质获救与否,对恐怖分子的态度只有一种——坚决打击,决不能让他们离开英国半步。撒切尔夫人之所以对打击恐怖分子有这么大的决心,是因为当时整个国际上,恐怖分子的气焰都非常嚣张。就在前不久,美国还刚刚发生了一场恐怖分子劫持人质的事件。如果恐怖分子的行动得逞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这不仅使恐怖组织的力量得以增强,危害整个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还会严重损害政府的威信。因而,在撒切尔夫人看来,同恐怖分子的这场斗争,是只许胜不许败的。
令人遗憾的是,谈判一直也没有取得结果。而在事件发生的第4天,形势突然恶化了。撒切尔夫人正坐在汽车里,接到了内政部长的电话。他焦虑地说:“据我们现在得到的可靠情报,人质现在面临生命危险,可不可以立即派空降兵进去?”
空降兵是用飞机运送到作战现场的部队,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部队难以直接进入作战地点时,就会使用空降兵。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下,部队如果进入使馆,必须不被恐怖分子看到,否则不仅人质的安全受到威胁,行动成功的把握也会减小,而只有空降兵才能以隐蔽的方式进入使馆,对恐怖分子实施突然袭击。
撒切尔夫人接到这个电话后,当机立断地下达了命令:“可以,马上行动!”
其实军队是早已准备好了的,只是要使用它必须有一个慎重而完美的布置。因为武力的进攻会把恐怖分子逼入绝境,人质的安全就会受到更大的威胁。除非能够迅速地制服恐怖分子,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只要有一名人质被害,国内国际舆论就会对撒切尔夫人的决策进行猛烈的抨击,甚至她的政治生涯也可能因此断送。因而,这个决心是非常不好下的,但也只有撒切尔夫人才有权力下达这个命令。在当时紧急的情势下,只有两个办法可想:要么妥协,要么武力进攻,而撒切尔夫人果断地选择了武力进攻。
惊心动魄的营救活动开始了。当时这场人质危机已经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英国特种空降兵的这次袭击行动,被新闻界的摄像机拍摄下来,全世界的观众都可以从电视上现场看到这次行动的过程。像拍电影一样,这是真刀真枪,比电影要刺激多了,所有的观众都紧张得透不过气来,而最感到焦虑的除了人质的家属,就是撒切尔夫人了。因为这次行动成败的责任,主要担在她一个人的肩上。
从电视镜头上,人们看到恐怖分子按住一名人质,把枪顶在他的脑袋上大声叫嚣的同时,空降兵的几名机警的小伙子以敏捷的动作,从天花板上偷偷潜入使馆,如同神兵天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恐怖分子进行了闪电般的突然袭击,还没等他们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儿,就击毙了一个,制服了其余四个。人质全部安然无恙,空降兵也没有一个伤亡,真是皆大欢喜。撒切尔夫人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
当撒切尔夫人亲自去向空降兵表示祝贺,并和他们一起观看电视新闻时,一位空降兵转过头来对撒切尔夫人说:“我们从未想到您真的会让我们这么做。”其实,不光是这位空降兵,有许多人都没料想到,撒切尔夫人会做出这个大胆的决定。
撒切尔夫人在这次危机中表现出来的胆量和气魄,在整个国际上的反恐怖斗争中也是不多的。
英国的全称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其中大不列颠是不列颠岛上的部分,而北爱尔兰则位于一海相隔的另一个岛上,与爱尔兰共和国同处一岛。但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对北爱尔兰是否归属英国一直存在争论。北爱尔兰的居民有2/3的人赞成归属英国,另外却有1/3主张与爱尔兰共和国联合,并组织了秘密的武装组织——爱尔兰共和军,进行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他们时常制造恐怖事件,如炸死英国的政府官员或王室成员来恐吓政府,给英国社会的安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北爱尔兰问题一直是英国历届政府感到最棘手的难题之一。
1981年3月,北爱尔兰的局势又一次激化起来。事情是这样的:被关押在北爱尔兰梅兹监狱的北爱尔兰共和军的几十名恐怖分子,为了要求英国政府给予他们“政治犯”的待遇,举行绝食斗争。政治犯的待遇包括不穿囚衣、不参加监狱劳役、囚犯之间可以自由交往、允许接受更多的探望和邮件。他们的目的很明显,是要在狱中更好地开展反政府的斗争。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英国政府当然不愿答应他们的要求。
但是罪犯们的绝食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同情。爱尔兰共和国总理,美国的一些政界要员,其他国家的一些领导,都表示:希望英国政府能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对这些罪犯做出一定的让步。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罪犯对政府的要求虽然有点过分,但如果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则无疑是一桩残酷的、无人道的行为。有的人还对撒切尔夫人进行了劝说。
而在撒切尔夫人的眼里,这却是另外一回事。她认为这些共和军恐怖分子的绝食行为,是对英国政府的赤裸裸的挑衅。这些人是些亡命之徒,受到上级的指使,妄图以这种极端的手段,同时利用国际舆论,胁迫英国政府就范。这种行为的目的绝不只限于这件事本身,而是要通过这件事,鼓舞所有反对英国的北爱尔兰人的斗志,并打击英国政府的威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北爱尔兰共和军开始对此事大肆宣传和渲染,煽动反政府的情绪。
因此,这是个原则性的问题,是政府是否向反对势力的无理挑衅屈服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撒切尔夫人认为是决不能让步的。否则,英国政府还有何面目领导英国人民,有何面目立于国际舞台之上?而且,反政府分子从此将会得寸进尺。因此,撒切尔夫人下定决心:决不妥协。
5月5日,北爱尔兰共和军领导人博比·桑兹在绝食66天后死去。这件事成了轰动国际社会的重大新闻。撒切尔夫人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许多人指责她铁石心肠,丧失了人性,冷酷无情。但撒切尔夫人仍不为之所动。这年夏天,又有9个人断断续续地因绝食而死。
这些绝食者的死把北爱尔兰的动乱局势推向了一个高潮。桑兹死亡当天,当地发生了暴力事件;5月7日,数万支持共和军的群众冒雨为桑兹送葬。这件事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国家发生了抗议英国政府的游行示威,有人喊:“撒切尔夫人是杀人犯!”各国舆论的批评虽出发点各有不同,但基本上都认为英国政府不人道。
撒切尔夫人面对的压力是非常巨大的,因为她的态度一直非常强硬、坚决,没有一点缓和的余地。当桑兹等人绝食50多天,生命垂危的时候,有人问她该怎么办?她冷冷地回答说:“他们既然自愿求死,就让他们死吧。当局尊重其个人意愿,但所提要求一概不能接受。”她还说,如果要在北爱尔兰实现和平与和解,就必须对恐怖主义的挑战进行抵制和给予回击。她宣称:“不管有多少人绝食,政府永远不会给他们以政治犯待遇。”因为,如果给恐怖分子以政治犯待遇,将会鼓励人们参加非法组织。至于那些人的死亡,撒切尔夫人认为,应该归咎于“那些命令这些年轻人实行自杀的人们”。英国政界、舆论界在这件事上的态度是比较一致的,都支持撒切尔夫人的强硬政策。
1981年10月3日,斗争以北爱尔兰共和军宣布取消绝食而告终。在这场历时7个月的斗争中,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英国政府终于取得了胜利。撒切尔夫人以坚强的意志,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和政府的威信。
但是,在这次事件之后,对政府充满仇恨的北爱尔兰共和军展开了疯狂的报复行动。他们制造了若干起爆炸事件,炸死炸伤了一些政府的高级官员,使英国政府和国际社会都受到不小的震动。他们甚至把暗杀目标指向首相本人。
1984年10月,为期一周的保守党年会在英国南部布莱顿市举行。11日晚上,撒切尔夫人在准备演讲稿和批阅文件。在12日凌晨50分,正在伏案工作的撒切尔夫人忽然听到一种巨大而沉闷的响声,震撼了整个房间。紧接着,又是相同的一声,撒切尔夫人立刻意识到发生了爆炸,但她没有想到离她这么近。玻璃碎片从窗子倾泻到她的卧室的地板上,“隔壁的浴室已炸得面目全非。原来恐怖分子判断错误,以为她这时正在浴室里洗澡呢。撒切尔夫人幸运地死里逃生,但是她手下的几名官员却被炸死了。
爆炸发生后,撒切尔夫人被迅速转移到安全的地点。但她一晚上都没有睡着觉。
有人建议取消原计划,以保证撒切尔夫人的安全,但被她拒绝了。
第2天上午9∶30,撒切尔夫人准时出现在会议大厅。此时的她,内心里震惊、恐惧和悲愤交织在一起,但她却表现了政治家所特有的沉着与镇定。她的头发纹丝不乱,脸上带着满不在乎的神情,用坚定有力的声音发表了演讲。她不仅谴责了恐怖血腥的暗杀行动,而且表达了政府战胜恐怖主义的坚强决心。
撒切尔夫人工作特别勤奋,她的工作时间几乎比政府中任何人都长。她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觉,经常工作到下半夜,是一个地道的工作狂。她也要求周围的所有的人都能兢兢业业,胜任工作。而且,当这些人完成了她所要求的工作时,她也不会轻易赞扬他们。她从不说“谢谢你”之类的客套话,也不会对下属的成绩表现出高兴的样子。因为在她看来,兢兢业业地工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她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可以说,她对人对己要求都很高。
作为首相,撒切尔夫人每天需要处理堆积如山的文件,但她对这些文件从不敷衍了事。有一次,有人向撒切尔夫人送去一份共4页的摘要,她把这份摘要退了回去,上面批道:“把提出这份摘要的原始研究报告送来一阅。”这是因为撒切尔夫人认为这份摘要写得不合格。她开始不相信这个人的能力,如果重写既浪费了时间又不一定合格,干脆让他把原始材料拿来亲自看一看才放心。这表现了撒切尔夫人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
政府官员每个人都有一个红色公文包,号称“红匣子”,官员们都把必须处理的公文放在红匣子里面。处理满满一匣子文件,大约需要两个小时,绝大多数官员平均每晚有一匣子文件处理。但是,首相可能要有两到三匣子的文件,因此撒切尔夫人常常要工作到深夜。
撒切尔夫人在工作中付出了很多,索取的回报却很少。
撒切尔夫人在任首相时比其他首相要付出更多的劳动,但她拿的工资却不比他们多。特别是在她初任首相时,拿的工资还要比前任少许多。当时由于她手下的官员们普遍要求增加工资,她只好少数服从多数,同意给官员们增加工资,但是她自己内心里是不赞成增加工资的。因为当时国家经济正处于困难时期,她所推行的改革刚刚开始。她认为官员们一方面号召全国人民勒紧裤带,克服困难,同时却给自己大幅度提高工资,这是说不过去的。但无奈的是她无法反对多数人的意见,只好随大流,制定了这个政策。但是她自己却依然按自己的主张办事,拿的工资要比新制度规定的首相工资少很多。当时她手下的官员中只有一个人和她一样,自愿不领增加的工资。
撒切尔夫人虽然工作非常繁忙,却对身边的工作人员非常关心体贴。
1981年的一天,撒切尔夫人的司机乔治·纽厄尔在唐宁街10号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撒切尔夫人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妻子梅。当时梅没在场,撒切尔夫人知道梅自己没有汽车,也不会开车,膝下无儿无女,她该怎么办?今后谁来照顾她呢?想到这里,撒切尔夫人马上把她在唐宁街10号开车的乔治的好朋友叫来,给了他10天假,派给他一辆车,让他去看看梅是否一切都好,并帮助她安排葬礼。撒切尔夫人作为首相,虽然公务缠身,时间极其紧张,但还是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参加乔治的葬礼,并亲切地安慰了他的妻子梅。令人吃惊的是,6个月后,她仍把这事挂在心上,突然吩咐办公室的人打电话给梅,了解一下她的情况怎样。到圣诞节的时候,她又与梅联系,详细地了解了梅的情况。她的关心和挂念令梅很感动。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撒切尔夫人作为首相,具有女性所特有的细腻和富于人情味的特点。
3.上台前与卸任后
撒切尔夫人结婚一年后,在事业上一帆风顺。她不仅改行当了律师,在保守党内也由于工作勤奋,才干突出而受到赏识。她的职位不断高升,在保守党当政,希思当上首相后,她于1970年被任命为教育部的部长。那年她45岁,在英国的政府里,女部长历来是罕见的,因而她的知名度也大大增加。
官运亨通使撒切尔夫人的工作热情更高了,她似乎看到美好的前程在向她招手,没想到等待她的却是一场暴风骤雨。
作为教育部长的撒切尔夫人,经过反复的考察和研究,决定取消政府向小学生提供的1天3次的免费牛奶。她觉得牛奶没多少钱,家长自己也能承担得起。而政府取消这个政策,却可以节省一大笔开支,而且也不会影响教学质量。可以说,撒切尔夫人是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的,她虽然明知道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但还是觉得应该这样做。
这个政策一出台,就引起了许多学生家长的强烈不满。他们不需要考虑那么多,他们只知道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而这个政策是教育部长制订的,于是他们把矛头都对准了撒切尔夫人。
更严重的是,保守党的竞争对手——工党,时刻在紧盯着保守党的行动,他们抓住一切机会攻击对手,以便把它赶下台,好让自己执政。这就是英国的政治现实。
撒切尔夫人虽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由于她是个有主见的人,只要认为自己做得对,不管有多少人反对她,也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决定,因而她仍旧我行我素。
有一次,她到一所大学演讲,遭到了学生们的抗义示威。学生们喊道:“学校的牛奶呢?”“保守党人滚出去!”学生们激愤的声音压过了她的演讲声。会场里乱哄哄的,有人还向她扔纸镖。
面对这种场面,撒切尔夫人有点难堪,但她心里想:不管怎么样,也得把演讲坚持到底。要是因为他们的捣乱就停下来,岂不是正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她知道,有许多工党成员在现场煽动群众,巴不得她讲不下去,从而降低她的威信呢。所以,一想到这些,撒切尔夫人就仿佛对那些人的捣乱视而不见似的,镇定自若地向着某些仍然支持她的人演讲。
她正讲着,突然眼前黑影一晃,一个拳头大的东西向她飞来,快得根本来不及躲避,她感到胸口一阵剧痛。接着,“咚”的一声,一块石头掉在地上。她的身子不由得微微一晃,但又赶忙站稳了。
这个野蛮的行为令她感到极度的震惊和愤怒,一股冲动涌上心头:她真想停下演讲,向那个朝她投石块的人厉声质问,并谴责这种野蛮的人身攻击。但清醒的理智又告诉她不能这样做,因为当时会场混乱,人们未必能听清她的声音,而且“牛奶风波”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解释清楚的,何况那些工党的成员根本不想和她讲道理,只想让她出丑而已。和他们争辩,就正好让他们得逞了。
想到这里,在停顿了一两秒钟后,她强忍着剧痛和愤怒,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继续演讲下去,直到结束。
要求她辞职的呼声虽然挺高,却没能左右当时的首相希思。因为撒切尔夫人勤恳的工作态度和卓越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希思要求她继续留任教育部长的职位。
后来,玛格丽特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终于向世人证明了她在政治方面的卓越才能,并于1975年当选为保守党的领袖。
英国每4年要举行一次大选,这也是英国的两大政党——保守党与工党之间的竞争达到白热化的时刻。获胜的政党成为英国的执政党,它的领袖也就成为英国政府的最高首脑——首相。
1979年,就是一个大选的年份。
为了迎接5月3日的大选,撒切尔夫人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争取选民的活动中去。她要巡游全国各地,发表成百次演讲,出席几百次集会,同成千上万的人握手;她还要在电视上“表演”,在收音机里讲话;她还要举行无数次记者招待会,同时还得允许一大批记者跟着她,随时把她的活动,甚至生活细节报道给选民。
她走的路、说的话比谁都多,工作持续的时间比谁都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大选不仅是两党领袖之间智慧的较量,而且也是意志与体力的较量。
撒切尔夫人作为一个女性,却显示出了比男人还要充沛得多的精力。她每天早上七点钟起床,凌晨两三点钟睡觉。竞选活动这样紧张,她在生活上却不需人伺候,而且把一切都搞得井井有条。她自己装点衣箱和提包,每件衣服都用薄纸包好以防折皱。她每天早上自己梳洗打扮,只是要在电视上露面时她才请人帮忙。同时她还时时关照随行人员的衣食住行。在相同的时间里,她做的事,她完成的工作要比其他人多好几倍。当周围的人都已精疲力尽支持不住的时候,她却依然精神振奋、光彩照人。
作为一个女性政治家,撒切尔夫人不仅要表现出“巾帼不让须眉”的刚强性格,还要表现出女性温柔贤淑的一面。这是男性政治家所没有的麻烦。因为在英国,领袖在竞选中的个人形象是非常重要的。任凭你再有能力,如果不符合老百姓心中所能接受的形象标准,也可能无法赢得竞选。因而,撒切尔夫人不得不对自己的形象进行“包装”。
她让自己手提购物篮,从家里出来,像别的家庭主妇一样去选购食品,她让记者拍下来。在一个牛场,她抱起一只小牛,让随行记者拍下这富于温柔和人情味的镜头。
5月3日,星期四,大选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撒切尔一家一早投了票之后,便返回住处。在点票结果出来之前的这段难熬的时间里,撒切尔夫人的心里像15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她不敢让自己闲下来,因那样她会陷入对结果的焦虑之中。于是,她利用这段时间把自己的房间打扫了一遍。这也难怪,因为如果她不能赢得大选,党内的抱怨和攻击会把她赶下领袖的位置,她的政治生涯也就毁于一旦了。
这一天午夜,大选的结果出来了,保守党胜利了。撒切尔夫人听到这一消息,激动得执泪盈眶。
5月4日,也就是大选的第2天,撒切尔夫人将前往英国的王宫——白金汉宫,正式接受女王的任命。中午,他们一家人和撒切尔夫人的两个随从来到保守党总部,等待着女王召见的电话。
其他人都已疲惫不堪,丹尼斯已经打起盹来,只有撒切尔夫人仍毫无倦意。当电话铃响时,她先推醒了丹尼斯,才去接电话。据她自己回忆说,尽管有许多朋友和她一起等来了大选获胜的消息,但当她去接王室的电话时,却有一种奇怪的孤独之感。每个在场的人都希望听到这具有历史意义的通话,不料她却伸脚一钩门,把门关上了。或许,她要独享这历史性的一刻吧。
接完电话,丹尼斯陪夫人去白金汉宫。她们坐在汽车上,忽然,丹尼斯想起汽车的油不多了,就对夫人说:“汽车或许会抛锚。”撒切尔夫人不假思索、斩钉截铁地回答:“那我就走着去。”
从这一天起,撒切尔夫人开始了连续11年的首相生涯。英国进入了“撒切尔时代”。
卸任后的撒切尔夫人一开始感到很不习惯,一度曾沉沦于消极、抑郁的情绪之中。她感到委屈,觉得党内的同事们背叛了她;又感到极大的失落和空虚,从决定最重要的国家大事到回到家里无所事事,实在是很难适应。
但是没过多久,撒切尔夫人就从这种消极的状态中自拔出来。她要行动,要继续影响这个世界。尽管她已不是首相了,但政治就是她的生命,除此之外,她几乎没有别的爱好。虽然失去了权力,但她的影响却未消失,她仍然可以有一番作为。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她又重新振作起来。她开始撰写回忆录《唐宁街岁月》,应邀到世界各地进行演讲。她的回忆录发表后极为畅销,她的演讲报酬是全世界名人中最高的。
更主要的是,她仍然积极参与政治。她仍然发表政见,评议时政,像以往一样直言不讳、一针见血。她的见解仍然很受重视,甚至对当时的首相梅杰有很大的约束力。尽管遭到某些人的非议,但她并不在乎,她就是要扞卫自己的信念和主张。
她甚至想用演讲挣来的钱成立一个“撒切尔夫人基金会”,并通过这一组织充当国际问题顾问的角色,以便能更多地影响国际政治。她继续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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