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殿传：一次偷袭日军战绩纪实

    1943年，我在山东保安第一旅任政治部上尉指导员。该年春，第三团政治部主任刘巽之、副团长栾恕亭要我到第三团工作。同年秋天，我带领队附姜敦居等30余人，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配合三渡河战斗，偷袭了日钢铁工厂，并俘日军杉山菊义一名，缴获枪70余支、机枪三挺、战刀二柄、子弹二箱，胜利完成任务。兹将当时情况略述如下：

    1945年秋天，据探悉，日军青岛炼钢厂由秦皇岛运进一部分军火武器。经过策划部署，准备于旧历八月初八的前晚进行偷袭，由崂山西麓旺町村越过青烟公路和胶济铁路到达娄山区石家海滨村。该村有两个线索人员，是父子二人，父石迁爽，子石文管，性慷慨，有爱国热情，曾协助我部筹船板七只。

    如由陆路进袭日军钢厂无法可施，只有夜间横渡胶州湾，但须高度警惕日军巡逻艇。万一碰上遭遇战，舵手跑掉，后果将不堪设想。在我队行动这晚，即日军调集重兵陆海空军包围我抗日根据地三渡河的一天，原来日军钢厂的日军已经全部倾巢而出。

    这晚我队冒着雨花迎着浪花乘风前进，到达日军钢厂时已深夜。在偷袭一道岗时，日伪向我要口令，答宪兵队查岗的，后面的二、三道岗哨也均以不同回复顺利拿下来。到快进厂办公室时，有两日酋在座。其中一名日军举刀向我砍来，我一枪将其击毙；其中第二名日军颤抖难立，举手磕头，怜其饶命状态，不忍将其杀死，便架到了船上。

    在此紧急情况下，火速破坏日军电话三部，携带机枪三挺、步枪七十余支、战刀二柄、子弹二箱，乘上小船向东北方向速驶，令舵手向海滨靠近，如日军舰追上，我可泅水到岸。

    迎面见青烟公路汽车灯光不下百余辆，向北急速行驶，怀疑是日军追踪包围而来，后知是增援三渡河战役去了。

    及船到北岸，我们跑步沿石家、徐家、赵家、果园村，过铁路到北后楼村、小寨子，过公路至大北曲村。我队到旺町村时天已大亮。在路旁见散兵三人，憔悴万状。见我队身穿日伪军服装，胆怯心惊。问其来历，不敢言情。内有一班长与我相识，我便告其系去青市工作而归。彼始吐露真情：自昨拂晓至夜，日伪军陆、海、空三军包围我三都河驻地激战，敌我伤亡惨重，我营长何永欣已阵亡，我等突围而出。听其言情真实，便令司务长各给火烧三个，令其勿泄露军情，动摇军心。即时召集士兵讲话，坚定抗战必胜信念，并与二团驻崂山之周丕杰部联系，在崂山西麓打游击。此地系惜福镇日伪据点，近日来伪军活动猖狂，我便于第五日晚，在其炮楼下严斥训骂一顿，斥后问其听见否？答：听见了（事前由村民送去一威胁信）。7日后一下午，周带领一人见我，言旅长隋永谞之侄隋盛先有要事相见，携带隋之亲笔信。内云：纪指导员带队速北上，万望勿迟云。翌日，我便由山庙鳌山卫松山前北上，沿途与四、五特务等团合伍。该团等官兵争看日军俘杉山菊义。到莱阳时，见一、二、三团伤亡惨重。路过处街头巷尾，军民争看活日军，胜似玩耍活龙。在此同时，日机数架在上空盘旋。为避免暴露目标，我们将这倭俘送往烈士英灵前枪决了。

    陈牧今：东尾歼日军，日军大佐命亡

    我于1943年8月至1944年1月在福建省平潭县任少校自卫大队长。1944年10月至1945年9月在福建省保安司令部中校附员兼平潭抗日军自卫团副司令任内，协同官兵，先后虏获日舰艇多多良丸、纪宝丸、胜浦丸、大喜丸、兵国丸、荣丸及登陆艇等七艘，生俘日军33人，毙日军78名。

    1945年3月7日，六艘日运输艇在台湾海峡遭美机袭击，逃入平潭东尾澳。得报后，县长林荫和我率领高尚民、韩祯琪、林诚仁、林正干四个中队前往半团村，伺机袭击。城关爱国青年陈书琴、翁绳琦、刘道安、陈学英、林永谦等也闻讯自动参加到韩祯琪中队作战。先由分队长陈孝仁、念克谦、事务长林祖耀、爱国青年陈书琴等伪装成维持会成员，前去慰劳，借机侦察日军兵力、武器配备及马祖庙周围详细地形。侦知上岸日军50多人，配重机枪两挺，驻马祖庙。艇上约有日军三四十名，重机枪三挺。

    9日晨3时，我们即开始攻击，激战至黎明，日艇纷纷升火逃窜，被逃三艘。岸上日军大部被歼，但仍有重机枪一挺，对我威胁很大。我当即率队冲夺，被日机枪击中胸部。后由陈孝仁分队长奋勇炸毁了日机枪，战斗才告结束。是役，日艇大喜丸、兵国丸、荣丸三艘为我虏获，并生俘16人，毙日军40多名。掩埋尸体时，发现内有日酋三川四郎大佐一名。

    我由担架抬回县城，因流血过多，毛线衣、呢军上衣均被血粘牢，无法脱下，只好用剪刀剪开。我当时想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难有生望，而第二天3月10日，又是和未婚妻曾国英原定订婚的日子。为了不延误她的前程和幸福，我含笑对她说：“我对得起国家、民族，对得起平潭，我已报了民族仇，同胞恨！心安理得了。我可能成为残废，为了不给您带来痛苦和拖累，我决定不再成立家庭。我们今后保持兄妹和朋友的关系就好了。”国英一面哭一面说：“你好好养伤，即使你残废了，我也要照顾你一辈子的。”

    1945年4月20日，我转到莆田圣路加医院就医，经该院余文光院长、陈国熙医师开刀两次，直到1946年初，才伤愈出院。

    蔚颖滨：花岗暴动纪实

    人员简介

    △耿谆：河南省襄城县人，原国民党陆军第十五军六十四师一九一团二营五连上尉连长。

    △刘虞卿：河南省襄城县人，原国民党陆军第十五军六十四师辎重营少尉军需。

    △李光荣：河北省人，原河北某县八路军游击队小队长。

    贾毅民：河南省镇平县人，共产党员，原小学教师，入某部队当少尉军需。

    △刘玉林：山西省介休县人，原国民党陆军第十五军六十四师一九二团上尉军械员。

    翟树棠：河北省饶阳人，学生，以通八路军嫌疑，被捕（日军大扫荡）入战俘营。

    △赵书森：河南省新安县人，原国民党军校学生，在某部队当少尉排长。

    李克金：湖北省铁门人，原国民党陆军第十五军六十四师一九一团二营机枪连少尉排长。

    王阴堂（化名张开化）：河北省人，原八路军农村文化干事。

    △张金亭：河南省方城县人，原国民党陆军第十五军六十五师某团中尉排长。

    张照国：河南省方城县人，原国民党陆军第十五军六十五师某团少尉排长。

    △张赞武：山东省烟台人，商贩，以通八路军嫌疑入战俘营。

    △刘钖财：山东省青岛人，码头搬运工人，以通八路军嫌疑入战俘营。

    △孙道敦：山东省人，商贩，以通八路军嫌疑入战俘营。

    △宫耀光：山东省人，以通八路军嫌疑入战俘营。

    △冯辅廷（化名褚万斌）：河北省人，掌鞋匠，以通八路军嫌疑入战俘营。

    刘智渠：河北省沧州人，学生，以通八路军嫌疑入战俘营。

    王占祥：甘肃省人，回民，原国民党第十五军六十四师一九一团二营上士司号。

    资罗（本名遗忘）：河北省人，八路军农村少先队。

    附注：△：有此符号者，系住狱者，住狱本为12人，现仅忆起11人，其中一人忘掉姓名。

    在东京控诉日犯时，本为26人，现仅忆起17人，其余9人忘却姓名。

    王占祥、资罗系随我战俘一同回国，尚不在留东京者之内。

    1945年，正是我国抗日战争的最后决战阶段。在该年6月30日晚上，被日军强制劳动的中国战俘大队长耿谆率众举行花岗暴动，在日本帝国主义大本营后院里燃起了中国战俘反抗的熊熊烈火，不但使500名同胞争得了生存，而且有力地配合了国内、国际的反法西斯斗争。它是一曲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充满爱国主义的悲壮的正气之歌。

    痛别天涯

    1944年农历八月初，日军从中国北京清华园战俘营中挑出300名身强力壮者，用火车押送到青岛海港，驱上海轮运往日本从事苦役。因耿谆原来是上尉连长，军阶最高，日军指定他为大队长。耿谆当时29岁，河南省襄城县人，小时上过四年私塾。他酷爱读经史，读了许多古代爱国英雄传略。年少时立下了杀身成仁的报国之志。18岁加入国民党第十五军六十四师一九一团二营五连，由士兵升至连长。1944年4月，日军进犯河南洛阳，耿谆在此战役中奋力作战，在守卫洛阳西下池阵地时身中弹片，八处负伤，倒在路上被送进医疗站。腿伤还未痊愈，他就又归队参战，在守卫洛阳东关的一座小桥时，腹部又受重伤，晕倒在麦棵里，最后落入日军之手。

    一个誓死报国的军人被俘虏了。开始，他感到羞愧，而后就寻机逃跑，不久他被关入石家庄战俘营。一天，趁吃早饭，他与难友楚子玉密议逃跑。楚子玉刚跑出大门，就被岗楼上的日军发觉。日军开枪把楚子玉打伤后，又集合全体战俘，当众把他拉出枪决；还把一只活狗扔在战俘营的电网上，狗连叫一声也没有就当即死去。日军妄想以此威吓战俘，绝其逃跑念头。后来，日军把他转移到北京清华园战俘营，但耿谆仍在伺机逃跑。此时，日军又当众把一个逃跑的战俘的头砍去。

    如今，日军把他们驱赶到轮船上，要把他们送到日本去。在轮船上，难友们沉郁地注视着转瞬间离去的灾难深重的祖国大地和茫无边际的大海，想着今生今世难得再回祖国重见亲人，远去异国生死莫测，顿时感到心酸难言。有的失声痛哭，有的垂首饮泣，很多人完全丧失了生活的希望，产生了一死了之的念头。

    押送的日军担心死人太多无法交差，不让战俘在船上活动，一次又一次把他们赶离船舷，又从甲板上赶到船舱内。此时耿谆心情特别沉重，他凭栏沉思，想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在日军的铁蹄践踏下日益破碎，念及人民陷于日军之手后离乡背井、颠沛流离的痛苦生活，真是思绪绵绵，感慨万千。他回头看难友，想到大家如此悲痛，意外的事会随时发生，眼前只有使大家生存下去，将来才有力量和日军斗争。于是，他趁日军不备，把全体难友集中一处佯做体操活动，进行劝导。他语重心长地向难友们讲了四点：（1）必须从悲痛中解脱出来，顽强地生活下去。（2）大家都是骨肉同胞，要同舟共济。（3）要巧与日军周旋，避免无谓的牺牲。（4）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要有中华民族的气节。

    正当这些沦落天涯海角、远离祖国亲人的中国战俘，得不到任何人间温暖的时候，听了这番话，感到特别亲切。他们觉得大队长就是自己的亲人、自己的依靠，是大家的主心骨。从此，难友们有苦向他诉，有话对他说，有事同他商量。大多数人的情绪逐渐安定下来，身体比较强壮的难友，也主动地去照顾老人、小孩和病号。就连原来那些生活绝望的人，在思想上也开始迸发出活下去的火花，重新振作起精神来。只有那四个重病号，因为病饿交加、思乡心切，还未到日本就含着悲愤长辞人世了。而当他们刚一停止呼吸，日军就用毯子裹住他们，用麻绳捆住双脚，在腰间系一块铁板，把他们抛入了大海。难友们目睹此种景况，重新又陷入心灰意冷之中……

    沦作奴隶

    经过四昼夜的海上颠簸，轮船驶抵日本下关。日军又把他们用火车载往秋田县花冈町中山寮战俘营。他们从火车上看到沿路垃圾成堆，荒草丛生，田园荒芜，偶尔见到几个女人干活，也是少气无力。由此可以看到，这场战争同样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耿谆这批人是由中国押往日本的第22批中国战俘。当时在日本国内从事苦役的还有美国战俘、朝鲜劳工。到10月间，日军又从中国送到中山寮战俘700人，与300人合并一处编为一个大队，仍由耿谆任队长。这批战俘中有共产党员，有共产党嫌疑者，有北方抗日游击队员，有爱国的国民党官兵，还有工人、农民和小商贩，小的有十二三岁，老的有五六十岁。为了便于生活上管理，他把全体战俘分为三个中队、九个小队，另外一个老头班和一个小孩班。

    花岗是一座100多米高的山岗，西北低东南高，山上长满了松杉。在花岗的半山腰里开了一个铜矿，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火工业重要原料基地之一。因为从铜矿流出来的水有毒，既不能饮用，又不能浇田，必须修一条很长的暗沟排出去。驱赶这批战俘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在花岗脚下挖一条长450米、宽4米、深2米用水泥封圈的排水沟。

    在日军监视下，战俘们每天早晨天不亮就吃饭上工，中午在工地吃饭，晚上漫天星星才收工，一天得干十四五个钟头的活。开始时虽然吃不饱，工作重，但还能勉强支持。两个月后，粮食突然减少，每人每天定量四合米，只能吃个半饱。再往后，伙食更坏了，每天只能吃一顿大米，其余两顿全是橡子面。这种面不会发酵，蒸的馍色黑如土，硬若石块，吃后消化不了，患拉肚痢疾的越来越多。穿的则更差，开始日军给战俘每人发一身草绿色单衣，冬天来了仅增加一个杂色毛背心和一个蓑衣。他们晴天不能休息，阴雨大雪天也不能停工。严冬到了，一到工地，他们得先架起一堆火让那些日本监工们取暖。而战俘们身上穿的却是烂得一缕一片用麻绳打满结的破烂不堪的衣服。他们冻得实在难忍，就把水泥袋纸脚上一块、腿上一条地绑着御寒，加上满脸污垢，蓬头散发的，看上去根本不像个人。日本人还不把他们看成人，经常开口就骂，抬手就打。

    1944年冬天，正当隆冬严寒之际，一夜之中，下雪竟厚达三尺有余。这时理应停工休息，可是日军硬是逼着战俘们先用铁锨打开一条道路，在冰天雪地中照样干活。战俘们个个皮包骨头身瘦如柴。他们把一袋袋的水泥背进沟里，又一筐筐把挖出的土石抬出沟来，每向前挪动一步都是万分艰难的。有时支撑不住就跌倒在冰天雪地里。

    由于饥寒交迫，我难胞天天有病倒者、饿死者。耿谆让难友刘玉林、刘志渠负责看护病友。许多人在奄奄一息中连声呼唤队长，耿谆一到病室，他们就拉住他的双手不放，字字血、声声泪地说：“队长呀，我的病好不了啦，我饿得太狠，你无论如何再给弄点饭吃吧！”还悲痛欲绝地说：“我不能跟你一块返回祖国了，日后你能回去时，千万千万把我的骨灰带回祖国去。”耿谆一到病室，这个叫了那个叫，常常半天不能离开。

    他们向耿谆要吃的，耿谆哪里有，他又能从哪里弄来食物呢？粮食是日军管着，每天每人按定量发给。这个人若是多吃一口，那个人就得少吃一口。虽是一口之分，也实在为难，弄不到呀。耿谆常常难受得心肝欲碎，捶胸顿足。他苦于挽救无术，每顿饭就将他分得的那一份自己吃一半，余下的一半，谁碰到就给谁吃。

    严冬之夜，每人只盖一条破毯子难以御寒，难友们因寒冷难以入睡，常常以数人背靠背挤在一起坐着，瞌睡时就倒成一团，相枕藉而睡。特别是那些躺倒时的重病者，他们冻得缩成一团，用微弱的声音哀号着：“冷啊，冷啊！”为了让病号们盖得厚一点，耿谆吩咐在宿舍通道里架火取暖，让身体强壮者烤火或睡在火堆旁，把腾出的毯子盖在病号身上。耿谆向翻译于杰臣多次要求，日军才答应给每人发一条布裤。吃的却始终得不到改善，除了偶尔一次给拉来一车马骨头和干萝卜缨儿熬成汤外，粮食无丝毫增加。耿谆虽再三要求，得到的总是：“粮食的没有，你的大大的不好。”耿谆气愤之下，怒形于色，退出之后愤愤而去，连于杰臣也深感不安。

    起初，战俘死了，日军还用死者生前盖过的毯子裹身，抬到半山坡上，架起木柴泼上煤油将尸体一个一个地烧掉。后来，死的人多了，日军为节约木柴和煤油就干脆积四五人、六七人，架起一堆柴将尸体扔到上边一次性焚化。因此，拾骨时分不清张三李四，常有张冠李戴之误。仅半年时间，我战俘同胞就死去200多人，其中有的死后竟还双目圆睁，真可谓死不瞑目。自此，耿谆每天早晨肃立山坡向死难同胞低首默哀，昂首遥望祖国以寄怀念，每晚趋入骨灰盒放置室，面对死难同胞焚香一炷，以寄哀思。难友们常常发现他在燃香之时，热泪纵横，哭成泪人。

    此种惨景日甚一日，眼见死去难友已多达300余人。每个暂时幸存者都感到了严重的威胁，在耿谆肩上好像压着一副万斤重担。他正十分焦急地考虑着此种事态不能再继续下去的时候，暴动的念头在难友中也开始产生。首先有共产党员贾毅民，共产党游击队长李光荣，共产党嫌疑学生崔树荣，搬运工人刘锡财、张赞武，国民党官兵刘虞卿、刘玉林、赵书森、李克金、张照国等人提出了开展流血斗争的建议，并秘密谋划暴动的具体方案。共产党嫌疑孙道敦和宫耀光、共产党的农村文化干事王阴堂、掌鞋工冯辅廷、学生刘智渠、国民党排长张金亭等也积极参加活动。他们说的理由有千条万条，但集中起来只有一条：坐以待毙不如拼他一场，死里求生。话是好说的，但要决定这样一次大的行动，其中之难可想而知。问题提到耿谆的面前，耿谆身为队长，他不能不考虑很多很多：如当前国内的形势如何，世界的形势怎样，暴动若不成功，几百名同胞的生死如何，暴动的计划怎么制定，暴动成功以后的出路何在？他反复掂量着问题的分量，最后考虑到：我们暴动之后，虽无生路，一拼之后亦会迫使日军对其他战俘营难友的生活有所改善，我们这几人即使死了还是有价值的。

    此时，日军虐待战俘变本加厉，对战俘如对死囚一样任意摧残，难胞们急得心里直冒火。整个战俘营像是干柴堆上又泼了汽油，哪怕有一个小小的火种，也是会点燃起冲天的大火来。

    率众暴动

    随着形势的转变，耿谆更加关心周围的事变，他仿佛要从蛛丝马迹中去洞察一切。他们有一个工地与朝鲜劳工工地相接。耿谆有一次来到工地，一名朝鲜人借吸烟趁火之机靠近他，急忙掏出纸笔写“中国”“朝鲜”字样，又用笔一圈，表示两国是一家，又写“日本”二字，握紧拳头以目示意“要痛打”。又一次，中队长张金亭对耿谆说：“有一个朝鲜青年也是以借火抽烟趋到我跟前，先拍我的胸脯，再注目相视说‘我们是统统的’，示意咱们是一家人啊！”

    翻译于杰臣是山东人，平时与耿谆接触甚多，一次他在无意中透露，此时苏联已出兵关东进驻北海道，日本很多人也担心他们会战败。凭着敏感，耿谆一下子好像触到了日本侵略者色厉内荏的本质，摸到了整个世界斗争形势的脉搏，他仿佛从云雾中看到了一线胜利的曙光。于是，他从纷乱的万千思绪中理出一个头绪来，果断地下了暴动的决心。在考虑行动计划时，他首先想到一个在日军身边服务的小战俘“资罗”。这个小孩年纪十二三岁，机警勇敢，是我国北方抗日游击队员，日军常常叫他“小八路”。我战俘到花岗以后，日军让挑选三个小孩子做仆役。这个小孩是其中之一，日本人给他取名“资罗”（意思是二郎）。一天耿谆把他叫到跟前，启发他说：“你想不想回祖国？回不去怎么办？咱们一起逃出这里好不好？”这一番问话，使资罗的眼泪扑答扑答地滴下来。一听说“逃出”二字，他马上不哭了，瞪着两只眼迫不及待地说：“队长，只要是打鬼子，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耿谆看到资罗这样坚决，就对他说：“我若给你一把刀子，你敢不敢杀鬼子？”资罗坚决地回答说：“敢！”以后资罗留心摸清了每个日本人的寝卧位置。耿谆又从于杰臣那里拾来一张火车路线图，得知北海道的方向和位置。

    1945年5月27日晚上，一件爆炸性的事件发生了。战俘们傍晚下工，在回归的路上，难友薛同道饿得实在忍受不住，悄悄溜到人群后边到附近居民家里偷吃了半碗剩饭。日军发觉后，即时把他捆起来带回战俘营，拘留在一个小屋里，不准给饭吃。晚饭后，日军就把我全部战俘集合起来，把薛同道拉到屋当中，气势汹汹的日本打手们手持棍棒站在周围。这边打了推过来，那边打了又拥过去。经过一阵毒打，薛同道血肉模糊了。最后，凶恶残暴的日本人小烟咆哮着跳到薛同道面前，手执用公牛生殖器做成的皮鞭对薛同道又是一阵毒打，薛同道即时丧命。战俘们惊呆了，落泪了。而日本监工伊势还说：“死了死了的好。”难友们想着祖国山河破碎失去主权以后，堂堂正正的炎黄子孙竟受人如此侮辱欺凌，是可忍孰不可忍，归宿后不禁失声痛哭，全体战俘的义愤终于激发起来了，暴动起义一触即发。

    按原定起义计划，我战俘先布置好外围和内应，一举歼杀中山寮的敌人后，造饭饱餐一顿，带足干粮，每人带圆锹一把做武器，小队长以上干部每人随身必须携带自杀之利器一件。整队出发后，向北海道方向迈进。途中保持联络，不得掉队。沿途不得惊害日本老人和小孩。遇日军追击时，不得停止前进，万不得已时，才能集结一处，与日军拼一死战。

    一切安排就绪，不意暴动开始之时，大个子刘锡财首先入日军室内，一锹把电话机从墙上打落，在熟睡中的日本人闻声而起。这时战俘们便抢步破门而入，举锹乱打，除四名日军被当场击毙外，其余越窗而逃。我外围人员对逃出去的日军紧追不舍，又毙死一人，伤其二人。顷刻之间，矿山各处警报狂鸣，日军倾巢而出。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我战俘不得不仓皇整队出发，舍大道取小路入山。由于战俘身体羸弱，又经一夜奔波，早已疲惫不堪。到次日拂晓，日军宪兵警察层层围击，耿谆集结队伍时，仅余二三十人，其他都失掉了联络。耿谆等人仍一直向山顶攀登，到了山顶只剩六七个人了。此时，耿谆伸手去取自杀的匕首，发现匕首不知何时丢失，然后就立即解下绑腿要投缳自杀。大队副李克金坚决拦阻。耿谆极严肃地说：“我们是中国人，又是军人，不能死在日军屠刀之下。”说罢即将绑腿解下挽一大环，一端拴在树根上，一端系在一只脚上，脖子套入环内，用力猛蹬，口鼻冒血，立即气绝。

    报国雪耻

    耿谆原以为结绳投缳就能与日本鬼子不共戴天，但当他如梦初醒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是在花岗警察的监狱里，日军把他五花大绑紧紧地捆了起来，又一道道一道道地把他与一把椅子死死捆在一起，即使稍稍动一下也是不可能的。耿谆睁眼看到屋角放着一个炭火盆，内插匕首一把，上带血迹，他又产生自杀念头。不一会儿，一个哨兵来到屋里，随手把匕首拿走，耿谆自杀不成，实在痛苦极了。第二天，日本宪兵军事法庭即开始审讯。耿谆认为同胞惨遭日军虐待，死去300多人，暴动之举，天经地义，身为队长，纵有天大的事情，自己一人承当。

    在审讯中，他慷慨陈词，大义凛然，一连七天驳得日军无言以对。第八天，日军宪兵上校（所谓宪兵司令）亲来审讯，并带来翻译一人。翻译首先向耿谆自我介绍说：“队长，我是中国人，名叫王岗，家住东北，来日本留学，今天我来当翻译，你有话只管说，我一定做好翻译。”

    审讯开始了，日本宪兵司令问：你在中国是什么阶级？

    耿：上尉连长。

    敌宪兵：在什么地方被俘？

    耿：洛阳战役。

    敌宪兵：你怎么被俘？

    耿：腹部受伤。

    敌宪兵：你为什么暴动？

    耿：因为吃不饱，300多人被饿死。

    敌宪兵：你为什么不要求增加吃的？

    耿：我曾同翻译于杰臣去要求过两次。

    敌宪兵：增加多少？

    耿：一点也没有增加。

    敌宪兵：你向何人要求？

    耿：河野正敏。

    敌宪兵：我查明你是中国将官军阶！

    耿：我是尉官，被俘时尚佩有军衔。

    敌宪兵：中国政府授给你什么任务？

    耿：我的军衔很低，根本够不上接受政府什么任务。

    敌宪兵：是不是中国政府授给你颠覆日本的任务？

    耿：不是，我完全是为拯救我们同胞的生命。

    敌宪兵：你们出去以后往哪里去？什么地方接济你们？

    耿：为了不能在中山寮战俘营等着饿死，出去寻个生路，哪里也没有接济。

    敌宪兵：你要暴动，计划了多少天？

    耿：没有计划过。

    敌宪兵：没有计划，怎么能把人带出去？

    耿：活活把人打死，又用公牛生殖器打人，侮辱我们太甚，逼着我们暴动，是我向全体战俘下的命令，我亲自领着大家逃出中山寮。

    敌宪兵：你下达命令，他们都听吗？

    耿：战俘都是军人，军人养成了服从，天职就是战斗。

    敌宪兵：打死日本人，你都指定了谁去干的？

    耿：命令是我向全体下的，并没有指定一个人。

    敌宪兵：你知道都是谁下手打死了日本人？

    耿：不知道，那时很乱。

    敌宪兵：按照法律杀死人是要抵命的。

    耿：我们在中山寮受虐待致死的就有300多人，由何人抵命？！

    敌宪兵：这与直接杀人不同，直接杀人得抵命。

    耿：我杀人我抵命，我愿自己剖腹。

    敌宪兵：这，这，这得考虑……

    最后敌宪兵拍案而起，脱口说出“伟大”二字。王岗立即翻译说：“队长，他说你伟大。”

    经过12天审讯之后，日本宪兵把耿谆等12人用汽车押送秋田县监狱。入狱后他们都被关入单人牢房，每餐仅能吃一个“五”号米团（五号饭为最小，仅有碗底大小），另外一碗米汤。一天，几个便衣鬼子突然对耿谆审讯，他们用棍棒猛击他的头部，他几次昏倒在地，他的生命几乎丧在这些人的手里。此后不久，法庭领事长来狱记录口供。而后，正式开庭审判，法警把耿谆等由狱中提出砸上手铐送到法庭。法庭宣布开庭，领事长用两天诵读口供。第三天，法官进行宣判：耿谆为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其余11人为无期徒刑和15年、5年等徒刑。

    暗夜的尽头是黎明。宣判后半个月左右，一天夜里，他正要入睡，飞机的轰炸声骤然而至，投弹之多，轰炸之猛，超过战场。轰炸之后，很快就有人把盖在窗户上的灯上的防空罩撤掉。三年前，日本反战派大学生“小长光”，对日本首相东条行刺未遂，被捕入狱判12年徒刑。此时已服刑三年，在狱中服杂役。在轰炸之后，有一天他突然把耿谆的狱门打开，拿出纸笔写“日本败战”四字相示，匆匆而去。停了不久，他又来写“世界和平”相示。而后，我国留日学生王胜之等也到狱中探视访问。他告诉耿谆说：“花岗事件使日本朝野大为震惊。”

    我们终于胜利了，全部难友已由中国驻代团护送回国。耿谆等26人留日准备控诉虐待我战俘的日本犯罪分子。1946年5月，中国驻日代表团把耿谆等人接到东京中野区。遂由国际法庭中国科向横滨国际B级法庭提起控诉，驻东京国际记者曾来访问，并摄影登载报刊。这时，耿谆头疼严重发作，医治无效，经批准回国还乡休养。1947年9月由留下的25人出庭作证，国际B级法庭开庭对日犯进行审判，处决了虐待战俘的首恶日犯河野正敏、伊势、福田等。

    （耿谆 回忆 蔚颖滨 整理）

    胡绥坤：伏击日军军车的胜利情景

    我在1945年被编入国民党晋察绥边区挺进军第五纵队特务第一支队，并担任支队长。群众也不知道我们的番号，只称我们胡团。抗战时期，我们活动在日伪战区萨拉齐县一带的青山麓下，有时化整为零，有时集聚在一起。我们昼伏夜出，神出鬼没，有利则干，不利则避，搞得日伪手忙脚乱，难于应付。

    1945年4月11日，接到我队侦察员贾虎豹的一份紧急情报。内容是：4月13日有一列日本军车由呼和浩特市开往包头，运送枪支弹药。我们经过详细研究和实地勘查，确定在陶思浩车站至麦达台车站中间一个比较隐蔽的地带，伏击日军军车，并与友军别动队联系派一个中队支援我们这次战斗。

    4月13日拂晓前，我们在铁路上埋好炸药，把部队埋伏在铁路北侧。上午11时多，由东向西开来一列火车，人们个个心情激动，准备进入紧张的战斗。突然轰隆一声巨响，车头被炸坏，列车停了下来，我们发出了进攻信号后，预先选好的30名突击队员立即冲向列车，其余就地掩护。战斗了一个多小时，突击队占领了三个车厢。后来由于日军由包头派来一支装甲车向我们开了炮，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确保自己的实力，才退出战斗。日伪的增援部队到来时，我们已转入山里。这次战斗我部牺牲、负伤七人，打死打伤日军50多名，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手枪70余支，弹药十余箱。人们在悼念英勇牺牲的战友和为伤员包扎伤口的同时，也兴高采烈地欢庆这次伏击的胜利。这些胜利品为我们增加了实力，可以在下次的战斗中用日军的武器弹药消灭更多的日军，争取抗日战争的早日胜利。

    曾力鸣：长沙受降

    抗战进入第八个年头的1945年春，日本军国主义这只纸老虎，犹作了一次困兽斗的垂死挣扎，发动了湘西会战，妄想拿到我芷江机场，使重庆及西南各地落在他空中威胁的手掌之下。没有料想他们被我王耀武第四方面军的七十四军和一〇〇军两个军挡住了去路，把他们都埋葬在雪峰山里了。这便是他们发动侵华的最后一个战役。

    是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便宣布了无条件投降。9月3日，我们把这一接受降书的大礼仪式，安排在芷江进行。

    日军遵照我们的备忘录，于当日上午10时，责令他们献降代表（冈村宁次大将的参谋长今井武夫）的专机插白旗，低飞经过湘西重镇常德市。那天，他们时间不差分毫，按照规定准时准点地飞过常德上空。常德市民事先听到了广播，万人空巷，欢欣鼓舞，争看这架白旗专机缓缓飞过，真是欢喜若狂！

    湖南长（沙）衡（阳）地区受降的长官是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10日，其率总部离开战时驻地辰溪田湾，浩浩荡荡开往长沙。

    当天车宿衡阳，被日军蹂躏的衡阳，街市四处破碎房屋，一片瓦砾，十分荒凉，使人触目惊心。但一想到我们的受降光辉任务，却又感到自豪。这可是我们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才换回来的，多么来之不易呀。

    第二天，车发到湘潭板塘铺渡口，我们的交通部门还未完成接受任务，仍由日军一个排留在渡口服务，照顾我们的汽车过渡。日军一个排长带队，见到我们恭敬而有礼貌、服务周到，一车车、一船船都秩序井然。每见到我们丢失遗物，他们都捡起交给我们。我见到他们对我们照料了半天，也没见他们吃东西，士兵还个个勤勤恳恳，毫无怒色，从这里也看出了他们的服从和纪律性是很强的。

    到长沙后，见到这个百劫多难的长沙城真是满目疮痍。一些被毁坏的高大商店楼房前，都只盖一片临时营业的门面，百姓胜利还乡喜形于色，生意兴隆而且又价廉物美。但在偏僻的街尾隙地到处都是撇弃拆毁的机器零件，像肢解的尸体。一辆汽车头都会被拆掉很多零件，四处分散，只有真正的行家才有可能拾掇成车，还有一些双轮小斗车流入了民间。这些都足以证明日军的不甘心死亡和不愿意把他们的物资变成我们的战利品。

    王耀武的总部驻在文艺路的文艺中学，附近有一些战壕沟堑，在桐荫里有个日军医院，每天要拉出一些日军死尸，丢弃战壕内，有的尚未断气就被抛弃了。我们每天上班路过那里，看到死尸在一天天增加，不到一个月，这些沟堑便被填满了。这些当时我们的战壕，没有我军的战死者，却塞满了日本军人的“大和魂”，他们都做了黩武主义者的冤鬼。

    长沙的日军都已集结在集中营待遣，长沙街头再也看不到日军的行迹。至于少数因事外出佩有外出证的日军低级干部，每经过我们司令部门前，必须停步肃立，向营门做一个90度的鞠躬，再行离去。日军宪兵或特务人员过去穷凶极恶、残害人民者，这时都龟缩起来不敢露面，如被我人民见了，要仇报仇冤报冤，时常发生我人民毒打这些人员事件，都被我宪警劝解制止。日本军人已放下武器，再不作恶了，我们对日本军人的人身还是要加以保护的。

    长沙受降毕，我们路经武汉。这时汉口的日租界还未收回，但已至穷途末路，日侨正在等待遣回。我们初进武汉的人员，必先逛逛日租界，等于进入了“银座”，满街花色的和服和木屐声就像生活在日本。这时大商店已收束，只有一些饮食服务业还在经营，满街都有拍卖家具、旧衣服者，人心惶惶，皆有日暮投林之思。一些日侨少女，在街头设摊卖些自制的豆沙、枣泥、糕点，五颜六色。而我们则带着几分胜利者的自豪感傲视着他们，互相间都有说不出的滋味。

    一些沦陷很久的城市，如东北、华北等地，日侨很多，遣侨工作便分批进行。但一些日侨少女不愿归国，大都与我接收部队的下级军官或士兵结了婚。在济南时，我的一个勤务兵便娶了一个日本女人，两人离开部队经营了一片小馆子，生活得很好。我有一个同事在医院看了几次病，与一个日本护士小姐一见钟情，这个小姐叫藤井浈美子，竟连夜私奔，一起生活去了。

    王卫苍：蚌埠受降记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欢庆胜利，爆竹之声遍及全国。当时，我第十战区辖苏皖两省的津浦铁路南段驻有日本侵略军第六军的两个师团，在蚌埠的是七十师团，另一个师团驻在徐州。按照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的规定，全国划为十五个受降区。我第十战区就有两个，即蚌埠和徐州。其时，第十战区长官司令部驻在安徽六安金寨，当即派出一个前进指挥所进驻蚌埠。

    任命第二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张淦中将为主任，于8月底率领部分人员和少数卫队到达蚌埠市。日军第七十师团长内田中将及其高级官员们，都在淮河江边列队迎接。这是甲午战争后，50年来，中国人民首次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人民面前。每一个中国人无不喜笑颜开、奔走相告：日本人投降啦，祖国的山河光复了！

    我原是第十战区长官部参谋处少将副处长，奉派在前进指挥所主办对日受降工作，和日本第六军军部参谋上野少佐商讨日军七十师团缴械程序。在徐州的另一个日本师团则由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牟中珩中将主持的徐州指挥所负责办理。我在蚌埠与日本上野少佐反复研讨日军缴械手续、补给粮食和遣送回国等事项，拟订21条接收条款，并商订于9月10日在蚌埠前进指挥所举行受降仪式。我所拟的21条就是针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在1915年无理向我政府袁世凯提出21条最后通牒的一个回答。

    9月10日，蚌埠全市，悬灯结彩，庆祝举行对日受降仪式。前进指挥所被布置得庄严肃穆，大厅上正中悬挂着中国国旗，大厅中间摆着一条长桌，长桌的正中设一个座位，两旁各摆放了五六张椅子。司令长官李品仙将军身穿陆军制服，胸挂勋章，坐在当中首位。在旁边坐着我方高级将领，有前进指挥所主任张淦中将、第七军军长钟纪中将、日俘接管处长李盛宗少将、高级参谋吕英少将、参谋处副处长王卫苍少将等五人。

    上午10点，日本第六军军长石川中将、第七十师团长内田中将、参谋长长谷川少将、一四〇旅团长加藤少将等，按时来到指挥所门前，由副官处苏处长引导进入大厅，在右旁就座。首先由李长官发言：“日本天皇，鉴于战局危急，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与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在南京签订了受降仪式。本战区也于今天在蚌埠举行受降仪式，从明天起，开始缴械，从而结束本战区的战争状态，使中日双方永远和平。”接着日本石川中将发言说：“我们日军服从天皇命令，缴械投降。这次投降交接事宜，由于承办人员办理得细致周到，使交接工作顺利进行，我表示感谢。”

    讲话之后，先由李长官签字，交日本石川中将签字后，互换文本，仪式即告完成。这时，摄影记者争相拍摄这个有历史意义的镜头，咔嚓声不绝于耳。仪式完毕，日方军官相率起立，自动解下佩刀放置桌上，作为缴械表示，退出会场后，出门即登车而去。

    仪式完毕后，我站在会场里，想到甲午以来的屈辱历史，由于全国军民在国共两党合作、共同对日的方针下，八年浴血抗战，才赢得今天这一伟大胜利。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息，尤其自己能参加这受降仪式是无上光荣的，也是我平生最有意义的大事件。

    刘永庆：庆祝抗战胜利大游行

    1945年8月15日早上四五点钟，天还未亮，坐落在昆明市翠湖公园近畔的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的学生们，被连续不断的鞭炮声惊醒了。尽管还未吹起床号，学生们还是一跃而起，趴在窗口上向外张望。只见翠湖公园里挤满了人，表情失常，又闹又跳，有的燃放鞭炮，有的仰面流泪高呼“日本投降了”！一时间，军校学生们像通了电一样，顾不得衣冠不整，立刻雀跃起来。不知是谁起了个头，全体一致用最高嗓音唱起了：“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挥舞着顺手抓来的东西——枕头、扫把、鞋子之类，互相自找对象作为“假设日军”，向他头上砍去，砍痛了也不在乎。

    在狂欢的日子里，一切出操、上课常规都打乱了，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准备9月3日庆祝胜利的大游行上，我被推荐参加了制作大型彩灯的设计组。我们日夜精心设计了一个高5公尺的大灯，中间是一个大地球仪，放在一个“V”形（英语Victory胜利之意）架上，周围有中、美、英、苏四面国旗，地球仪上站着一个手执橄榄树枝叶的白衣天使，象征和平之神，灯内装有大电瓶给彩灯供电。游行那天，彩灯由八个人抬着走在队伍的最前头。

    昆明市万人空巷、盛况空前，最高潮要数队伍行至正义路三牌坊至近日楼的一段，人流堵塞，水泄不通，人们一齐高呼，相互祝贺，分不清谁是游行的谁是观众。这一段几百公尺的路，我们竟挤了两个钟头才得以通过。

    队伍中有两个北方籍的学生，一直唱着他们连日来千百遍重复着的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他们把“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改为“今年本月我就要回到我……”可见他们对胜利寄托了多么大的期望。这期军官学校学生是在日本侵略军前面侵占贵州都匀、独山，后面攻陷云南的腾冲，保山沦陷的抗战最坚苦的时候投笔从戎，考入军官学校的，大部分学生的主要愿望是抗日救国。

    现在，日本投降了，很多人还指望在和平的环境里求学上进呢。谁知，不久就被提前两个月（原定三年）毕业，我和一些同学分配到六十军到越南去接受日军投降，接着就由美国军舰运送到东北参加内战。

    刘志读：狂欢之夜

    1945年8月6日、9日，美国在日本长崎、广岛投下两颗原子弹，10日苏联向我国东北出兵。12日晚8时许，从修文县城里青年远征军二〇五师司令部传出可靠消息：日本天皇下诏无条件向盟军投降。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反抗侵略、浴血抗战八年之久，争取最后胜利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在贵州省修文县城南16里地的一个小山村——马关，驻有二〇五师山炮兵营的300多名官兵，士兵是来自湘黔两省中、高等学校的爱国青年，当时我担任该营的政治督导员。

    消息到后，我和营长商定：立即集合全营官兵，向他们宣布这一大好消息。官兵到齐后，我只说了一句话：“全营官兵同志们，师司令部传来可靠消息，日本天皇已下令向我们投降了！”集合场上立即沸腾起来。大家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必胜！”“伟大的中华民族万岁！”……高声歌唱《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等歌曲。官兵欢喜若狂，纵情欢呼胜利，响声震天动地。

    士兵们兴奋地把营长、连长、连训导员和我用双手高高举起，在集合场上跑来跑去，胜利的喜悦使官兵彼此间变得那么亲切，那么热烈。各连的司务长从督导室办的杂货铺里弄来茅台酒，官兵在月光下互相敬酒祝贺，畅饮胜利酒。歌声、笑声、欢呼声、猜拳声交织在一起，个个都沉浸在胜利的幸福欢乐之中。

    狂欢持续了两三个小时，各连官兵三五成群地走回各自宿营地。我回到政治督导室，脱下了军装，换上了便衣，如释重负，心情是那么轻松、舒畅。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十几年来淤积在心头的怒火，顿时熄灭了。如今怎能不令人高兴呢？

    时间已是子夜，我带着八分醉意，依距离近远，走向三连、二连、一连去看望士兵。各连营房里都只有几个醉倒的士兵在昏睡，其余则三三两两地散坐在营房附近小山头上的大树下聊天，有的追忆往事，有的憧憬未来。三连的士兵——湖南省第一高中参军的徐××说：“因为参军，未婚妻与我解除了婚约。父母坚决反对、未婚妻的绝情都没有动摇我抗日的决心……”二连的士兵——湖南大学的四五届毕业生黎尚芝在向战友叙述他退伍后振兴实业、以图国家富强的计划；一连的士兵——湖南大学物理系二年级参军的王××，在津津有味地讨论他发明创造的设想——根据穿山甲的生理结构及活动方式而制一种开凿隧道的机器……我每到一处，他们都问：“督导员，日本投降了，你准备干什么？”“回兰州西北师院复学，完成学业后继续当教师。”我都是这样回答的。我们这些为抗日牺牲一切、走进部队的青年，日军一投降都准备返回各自原来的岗位了。

    1945年8月13日，从零点一直到天明，我走过营房附近的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与同时投笔从戎的青年朋友共享胜利的喜悦，互谈人生和理想。

    熊泰宇：我听到日本投降的时候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洗雪近百年来民族耻辱的特大喜讯，我有幸在报社号外发出的前几小时就听到了。过去了数年，但当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抗日战争末期，国民党在昆明成立了陆军总司令部，由何应钦任总司令、萧毅肃任参谋长、冷欣任副参谋长，指挥驻扎在西南几个省由美国军械装备的几十个“美械师”。总司令部办公室是在昆明城西的昆华师范校址内，该处是一栋砖石结构的两层楼房，何总司令的办公室是在楼上东头的一间。担任总部警卫任务的是国民党宪兵第十三团第一连，除日夜在大门口派有两名哨兵外，何的办公室也派有哨兵一名。当时我在该连任第一排中尉排长。

    何、萧、冷的公馆均在外面，每天上班时他们乘车而来，下班时又乘车而去。

    1945年8月15日下午快下班时，何总司令乘车出去了，但不久又回到总部，接着美国顾问团团长随后到来，还有一些其他的中国将领和美军也陆续分乘吉普车来到总司令部。他们下车后都直接进入何的办公室，一时间院内停满了轿车和吉普车。看到这不寻常的情况，我们都在猜想——今天可能有重要的会议召开……但从何的办公室传出的都是接连不断的笑声，这更使我们感到诧异。

    不久，站在何的办公室门前的哨兵换班下来了，他十分高兴地对我和连长说：“我听到总司令他们说，日本已经投降了！”当时我和连长的心禁不住激动起来，顿时明白了何的办公室传出笑声的原因了。

    为了知道更详细的内容，我准备借去查哨的机会到何的办公室外去听听。当我穿过大院，走完走廊正要上楼的时候，迎面下来了一位参谋——我的军校同学。他一见我就很激动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特大的消息，日军无条件投降了！”我说：“是真的吗？”他说：“千真万确，中央日报社就要出号外了！”

    当时我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连忙跑回连部将这个喜讯告诉了全连官兵。他们听到后，也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连长马上让军需上士去买鞭炮，大家都沉浸在一片欢乐声中。

    黄昏时，中央日报的号外出来了，顿时整个昆明沸腾起来，鞭炮声、锣鼓声、欢呼声响彻云霄。我们先买的鞭炮放完后，再去买时却买不到了，整个昆明鞭炮店的鞭炮已销售一空，我们只好用步枪、手枪、机枪对着天空“砰、砰”鸣放。

    这时我内心充满了民族自豪感，我再也忍不住了，我要到街上去和人们一道去欢呼、去跳跃。我三步并作两步先走到正义路北端中央日报社发行部外，想买一份号外留作纪念。但那里已是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我的钱包也被挤掉了。号外运来一批又一批，但都被争购一空，有的一个人买了几十份。我从别人手中得到一份，一直珍藏多年。

    这时全城大街小巷灯火通明，男女老幼一齐涌上街头，个个热泪盈眶，大家高呼：“抗战胜利了！日军投降了！”我也情不自禁和他们一起高呼，连喉咙都喊嘶哑了。民族自豪感在每个人的面上都充分显示出来了。

    我在正义路上，夹在滚滚的人流中，从北往南缓缓前进，思绪万千。我想：八年前，我投笔从戎——投考军校的目的就是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且在这八年中日日夜夜都在盼望这一天的到来。整整八年，全国人民英勇奋斗、浴血抗战，终于迎来了这个喜讯。

    中华民族得到了解放！鞭炮声、锣鼓声、吹呼声通宵达旦，人们彻夜不眠。这个情景，使我终身不忘。

    白方席：最感兴奋的时候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向盟国（中、苏、英、美等国）请降的消息一传出，当时设在恩施的各报社收到中央社的快电后，立即赶印红色的《号外》，当晚迅速发出，于是在深更半夜的大街小巷、在公路上……每个角落到处都有报贩在喊：“号外，号外，买号外，日本鬼子投降了，好消息……”一时灯光四起，鞭炮喧天，人声鼎沸，整个恩施山城热闹非凡！

    我没抢购到《号外》，但见所有的人都兴奋极了，有的还生怕别人不知道好消息的内容，故意站在醒目的地方，大声朗读着：“日本政府已正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向盟国无条件投降，盟军总部已下令向日军停止进攻……”这个非常振奋人心的消息一传出，所有在恩施的军民、男女老少，与全国各地一样，无不笑逐颜开地互相欢庆胜利。

    有的说：这次战争的胜利，是世界形势的大转变，也是轴心国家自掘坟墓的下场！

    有的说：我们沦陷区人民又可以回家乡，建设家园了。

    有的说：今后国家无战争，人民负担减轻……

    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充满激情又如此热闹的场面，实在无法形容。其实，不用说别人，连我自己都是心花怒放、乐滋滋的。心想：人家说武汉、上海……是如何的繁华、热闹，这回我可有机会去了。我们回到营房（此时我们团已缩编为六战区直属运输五大队，我已由下、中、上士晋级为该大队准尉司书职，主管人事）后，大家兴高采烈地庆祝着、讨论着“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队领导项福贤对大家说：“今天我们所取得的伟大胜利，经历八年，是用无数将士的鲜血和其他各种各样的代价换来的，这是非常不易的一件‘翻天覆地’的大胜利。”同时还说：“日军虽然表示投降，但未签字；必须签了字，缴了械，才算真降。”

    他的这几句话竟把大家由欢喜引入了沉思。他停了一下接着又说：“我们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打仗；日军如不签字、缴械，我们还是要打，直接不打，间接也要做好有利于打仗的后勤工作。”我们大家听后，只得再继续期待着日本投降正式签字的最后消息到来。

    夏禄敏：携起手来，为了实现祖国统一

    记得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就爆发了八一三淞沪抗战，我曾亲身参加并负过伤。当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十分激烈，不愿做亡国奴的呼声响遍祖国大地，许多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都视死如归和日军拼搏。日本侵略军司令长谷川大将的旗舰“出云”号就是被我英勇的空军大队长刘粹刚率部肉弹（即飞行员和飞机一齐冲进日军舰）炸毁的，这种可歌可泣的壮举，震破了日军胆。爱国将领谢晋元率领800壮士坚守四行仓库、血战到底的大无畏精神，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

    1938年，国民党中央组织了以杨杰为团长的赴苏军事考察团，航空委员会所属防空学校派我为考察团成员之一，随团前往苏联学习防空武器的运用，并运回苏联援助的一批防空武器。同年秋，我陪同苏联自愿来华助战的空军大队回国。苏联空军很能吃苦，他们食宿都在飞机旁边，随时可以起飞作战。不久，这个大队就参加了著名的保卫大武汉的空军大会战。我目睹了这场激烈的空战，敌我双方都有重大损伤，苏联空军大队长库里申科英勇歼日军、壮烈牺牲，狠狠地打击了日本空军的嚣张气焰，增长了我军士气。

    战争初期，日军凭其暂时的装备优势，虽曾猖狂一时，侵占了我半壁河山，在南京及其他占领的地方，惨无人道地烧杀抢掠，实行“三光”政策，对我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我英勇的各族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而是更坚定了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信念和决心。在国共两党的合作下，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不断地配合打击日军，使战争形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在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配合下，最后迫使日本天皇不得不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正式接受无条件投降。9月3日，日本侵略军正式签字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在此期间，我在昆明由何应钦将军领导下的中国陆军总司令供职，担任总务处负责人，曾奉令赶赴南京协同工兵总指挥马崇六筹备受降事宜。9月9日上午9时，在南京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举行庄严的受降典礼。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代表中国战区和东南亚盟军受降，中国的陆海空军高级将领及三位美军将军等参加了受降。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由参谋长小林、副参谋长今井陪同前来投降。当冈村宁次立正以四十五度鞠躬礼双手向何应钦将军呈递投降书时，何将军起身接过冈村宁次的投降书。我和所有在场的人员一样，激动兴奋得热泪盈眶。大家都深深感到我们进行了艰苦的八年抗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才赢得这样伟大光荣的胜利，是多么的来之不易。中国人也算有了今天，一种中华民族的自豪感油然而生。第二天，9月10日，日军首席联络官池田大佐送来四样东西——原重300斤的东北大虎标本一具、已断成两截的西周古戈矛一支（以上两件均附有说明书）、军用马鞍一座、战刀一把，以表示日军投降的诚意。至此，在南京的受降仪式才正式完成，载入史册。

    傅震：引爆日军油库

    我被戴笠调到张阿六部专业爆破组后，两个多月完成任务。戴笠来电犒赏储券十万元，却并不将我另行调派。我于1944年10月2日爆破日本海军舟山基地司令部的汽油物资仓库，事态错综复杂，现在回忆如下：

    自从我们爆破上海大场机场日机九架以后，日军惊慌失措，却不公布机场爆炸情况。当时上海传言，机场遭到美国的无声飞机轰炸。当时我认识的张熙明（女）系在张阿六部任职，何若梅（女）与张熙明住在一起，真相不明。俞康祺任职大羊山，拥有四十来人接替张阿六部，并且为一中队长。他又向日伪和平军定海伪保安总队王继新部接任二大队一中队长，而朱敏是青浦人，与上海市伪保安总队三团团长刘铁城有厚交。

    一天上午，按照惯例与张阿六碰头，我问张说：“老板，阿拉（我们）上海是不是好做些工作？”“好呀！”我一寻思，请示一下再说，张阿六没有结论回答我。相隔不到几周，张熙明与我聊天，话题转到她想组织的一个上海市行动组，叫我担任组长，上面由她直接联系，并且要求我以后举凡完成任何工作，给她一份书面的说明。但是她没有对我说明上面是谁，只是要我将此事瞒住张阿六。

    朱敏是青浦朱家的佣人，于张阿六部徐贵法大队担任账务，他知我底牌，竭诚与我交友。一天下午，他邀我到上海白相开的爱文义路爱文旅社，吃用花费包括叫向导女都由他请客，并提领我去刘铁城家，介绍与刘铁城相识，相机策反刘部。因为我来上海受到张阿六的限制，无此机会，所以我与朱敏两人有议而无行动，作罢。

    此事我告诉了张熙明，她说：“你若能取得与刘铁城的联系，以后我可另派人同刘接头。”此时朱敏正赴浙江海门出差，于是我冒朱敏手启介绍信，一天上午直趋上海法界旧金神父路花园坊九号刘铁城家后门，有一年轻妇女，我将信给她，她领我到二楼坐下，端茶后自返楼下。未几，一位姿色妍丽的女人由楼下直上三楼，她烫发，个子不高，身穿淡蓝色阴丹士林布半膝旗袍。我递上朱信内容：

    吾兄有爱国热忱，令人敬佩，兹介俞君前来领教，请以肺腑相谈，弟近日赴浙买货事毕，返沪造府，忽此敬颂。

    大安

    弟 朱敏

    约有十分钟，从三楼下来一位戴金丝边眼镜、穿淡灰花呢西装的青年向我微笑表示欢迎，我起身立候，不等我开口，他先向我开腔说：“俞先生：近来事情忙得很，等下星期一再谈，好吗？”于是我告辞下楼，他仅在楼上牵手握别，并不送下楼来。事后即同张熙明联系，告以经过。

    初次与刘碰面是在与上星期四相隔四天的星期一约会，我如期赴约，正巧刘送客下楼，他见到我，用右手朝楼上一指，示意我上楼。等到他上楼坐定，提了一支旭光牌香烟给我，我说不会抽烟，他劈头说：“请俞先生谈谈。”当时，我以为这种事情当然是心照不宣，何必转弯抹角，则开门见山对他说：“我想在你的地方安插一批人员，掩护搞工作，但是工作的对象征求你同意，不会乱来一泡子，请你尽可放心，你看可否？”他除了用两只明亮眼珠透过眼镜白片盯住我一举一动之外，默默不作一声，最后见到他闭着眼睛，稍许时间就站起来：“好！俞先生，下星期一给你答复。”他以坚毅的口腔说了一后，表示有分手之意，我处此情况，亦没有进一步向他讲话之意，告辞握手仍如第一次，除告诉张熙明经过以外，我对以下几点却是迷惑不解：

    一、我两次与这位戴金丝眼镜的青年接见，是不是我要访的上海市伪保安总团熊剑东部三团刘铁城团长？朱敏没有介绍刘的生相，我又没有当面请教姓名于这位青年？

    二、他两次和我碰面，并不拒绝我作为不速之客的用意，在两次谈话中，他完全明了我心照不宣的真实本意。可是他好坏不言半句，只是拖延，实在使我捉摸不定。但是我认为，胜利七分，失败三分。

    三、此次张熙明单独组织上海行动组，她身受张阿六指挥，却瞒住张阿六而另有上面联系由她负责，这是她亲口对我讲的，也使我迷惑不解，她的上面究竟是谁？

    此次会晤，相隔六天，乃是星期六的上午，我按时见张阿六。他将自行车放好，劈头问我：“傅家里，你到上海刘铁城家里去过哦？”我自知无可抵赖，直言不讳地说：“去过。”“你做啥去？”他已板起面孔，加重语气追问。“我去联系工作。”我语气正常地回答他。“啥人叫你去联系工作？为啥勿向我事先报告，你不要以为你是上面派来的，你通日军，我先杀了你，然后报告上面……”张阿六本来就是杀人不见血的海霸狠客，语重气急，大声呵责，时在旁许多人，何若梅坐在椅上，都沉着面孔，鸦雀无声，空气紧张得令人胆寒！

    “老板，我不是前次向你讲过去上海做些工作，老板你自家答应成立上海工作组。我可以先向刘铁城联系，预备在刘团里安插工作人员作为掩护，事情还未搞好，一旦刘答应，那时我当然要向老板报告。况且派人到刘团去，都要老板来决定，要派靠得住的人，我满目都是生人，啥地方去找人？如果事情顺溜，被派的人亦须经过短期训练，方才好用，现在事情究竟能成什么样子，还不晓得！万一刘铁城不答应，这种事情没有把握，羊肉没吃，羊骚溅臭的下面子事体，何必向老板先讲呢？”我没有一点害怕，理直气壮地亦大声地解释给他听。

    这时张阿六怒气转和，微露笑意对我说：“我啥地方都有联络关系，你不要以为我不晓得！？以后你要先报后做。”由紧张变为缓和场面。“哦！”我以服从的姿态回答张阿六。“老板，现在刘铁城家还去不去联系呢？”我又这样问他。“不要去了，啥辰光（时候）去我会通知你！”事情究竟如何落到张阿六手里？大致被刘铁城释泄。事后我心情慌乱，张阿六如果查清这些问题，我是难以自保安逸渡过的。

    一天上午，9点钟光景，传来消息，日军同伪和平军大批全副武装，已抵高家巷，隔壁有人对我喊叫，老板派两部自行车到处寻你。我为避免意外，只带了妻子，家用杂物都不带，两个空身人就此离开浦东，躲避张阿六到上海乘大华轮船直驶舟山转岱山拟渡海到大洋山俞康祺处。

    上舟山码头已是9点多，且有毛毛细雨，徒步到舟山城门，因没有脱帽向日军哨兵岗行礼，被日军狠命用三八步枪枪托连打三记屁股，只好忍受，强装笑脸，脱帽弯腰向日军敬礼，得到日军头向右一侧，算是恩赦叫我走了。我冷眼一看，一家杂货铺三位同胞店员，冷笑阵阵，见此镜头当作冷趣，可恨国人不知亡国恨，竟有如此败类子孙。我俩走进一个小饭店吃中饭，热酒刚进口，恨从胸起，悲从中来，眼眶热泪刷刷淌下，几乎泣不成声，妻子轻轻说：“不要难过，顺顺溜溜到大洋山吧，不要难过，人家看到不好，吃哦！”我听了她的慰劝提醒，顿自振作，接受了她塞给的手帕，抹干流泪，畅然痛饮，又添半斤。

    饭后徒步，雨点歇止，唯迎面春风尚有凉意，至海边渡口，已是下午4时左右，摆渡到岱山南浦是每天上午，气候不好时不开，渡口别无所有，仅两间草舍还算整齐，内驻一老妇，开设此一宿二餐便于渡客过夜宿店，夜餐满桌小菜一点，十一种都是海味，虽是没有油炒锅煮烹调之味，然醉糟蒸干等鱼虾却别具色香味，饭是糯米煮茄干，丝甜软适胃。店主仅有半斤黄汤，难然不够解闷，无处饮酒，心塞眼闭。次晨乘船渡海，一帆风顺到南浦，徒步到岱山镇口，脱帽弯腰向日军占领哨岗行礼。

    既到大洋山，当然首先把俞康祺所部整训三个月，1944年7月初同俞康祺到张阿六处领取爆破炸药及器材，“当时我离开张阿六到达大洋山，不久俞康祺已备文向张阿六告知我的行踪，并要求留用整训队伍，待张批准。”在上海大马路亨达利钟表店买来十只火车牌挂表，以其价低仅每只一元，且走时准确，便于爆破定时。

    在大洋山，俞康祺与我几乎常于深夜把杯，研究策划杀日军爆破岱山东沙角日本海军舟山派遣岱山东沙角司令部，当时拟定的行动方案是：结识司令部里替日军炊事的人员郭某，进行内线布置，再用突击消减日寇。约议再三，总觉不妥，原因是撤离困难、目标显明。最后决定，亲临视察，见机行事。

    于是定在9月9日，从大洋山随带应用器材、十五名强壮弟兄、轻机枪一挺、步枪十支，起锚扬帆向岱山顺风捷进，船到东沙角埠头已是近晚，俞康祺在岱山高亭交广朋友，所以当夜有人备酒请席，时东沙角夜市更闹，既有越剧演出，又设赌台摇缸，暗娼明妓、烟馆酒家应有尽有。渔民瓢海寻来卖命钱，尽在此处被骗光，席后有人向俞康祺咬耳私语，俞笑对其人说：“明朝再讲。”对方约定明晚请客，再三犒订。俞起先讲没空，经我示意方订次日下午4时半准时赴席。上床睡觉之间，我未问俞，日里咬语何事？康祺先向我说：“老傅哥，他要介绍两个人拜我做先生，住舟山城里，做学帮的，你看明夜请客，一定是他们瞎弄弄？”我马上回应说：“再好没有。”要填写其事，找来布置。

    第二天同郭某约谈，探询日军，结论是，事易成，脱险不易。下午3点半，已有三人前来邀请俞康祺，我随同前往一家窗明几净的房间，开始接受烟茶闲聊。俞康祺经我撺掇，答应受礼邱、刘二人跪拜烛前，最后与邱、刘约好，叫他们先去舟山留家等我们。如果十天以后不来舟山，我们就到别地方去了，或者我与你们先后到达舟山城里。

    在岱山侦察三天，多样策划制日军行动未果，转航高亭镇，伪保安中队长徐水相、伪便衣组长胡学华先后分日请客，高亭同样有摇缸赌台、暗娼烟馆。越剧是章飞飞头牌，小丑汪如雅，我之所以对此二位艺人印象深刻，我们在吃酒看戏，这班伪汉奸竟在台上点挂戏牌，俞少白先生点章飞飞《十八相送》，本来替俞康祺拉场捧章飞飞、汪如雅，康祺再三不同意，竟推到我头上，我不肯同意了。但他们就这样疯狂干了。

    高亭镇日军司令部旁边建有木制约二十公尺的高瞭望台，每天上午8点由高亭开往舟山交通小汽艇一只，第二天还是下午开回高亭，不详。俞康祺和我日里被邀打麻将，吃饭。晚上调人换请，表面忙得不可开交，夜深人静共商杀日军行径，决定爆破日军交通汽车艇。先是俞康祺向司令部登记赴舟山，批准以后，康祺随身带手提新皮制小旅行箱一只，下船舱占座位下塞进，再行上岸大便，溜走，“箱里定二小时爆破药箱”，送全船日军到海龙王处报到。

    这个环境，这个行动，要是没有沉着的意志，是担当不来的。将船抛在后山待命，我掩护康祺到司令部登记乘船舱票，正在疾步上前，骤然见到伪高亭区长胡东林及同席过四人，嘻嘻哈哈从日军司令部走出来，目标直趋码头，亦赴舟山。船上已坐有日军十人，后面跟上三个日军，正要下船，我立刻叫说：“俞队长。”康祺正与这批汉老爷嬉哈打招呼，听我声音，回头望我，我大声对他说：“阿拉乘自家船去哦！快回来，他们同人家打架。”当时康祺正好挨到他登记，就放弃登记回来。我对他解释说：“你有下船舱的机会，无上船的工夫，匆忙行事，必致失败，且有生命危险。如果计划尽善尽美能成功，胡东林等初识的汉奸朋友，言行还不至于丧心病狂，混口饭，没有于心责国，虽可海葬日军十多人，然而无故祸及同胞，于心不忍，今晚随时涨潮驾驶舟山，再作道理。”

    俞康祺听了以后，神态默默，且心怀懊丧，跃面可见。康祺花了许多财力心血，此次来岱山工作，竟然一事无成，难怪他精神受到刺激。扬帆转向舟山洋面，船于次日上午在沈家门避潮，上行溜达，墙上海报——越剧四花之一施银花开演《观音得道》。约下午5点，船靠舟山码头，即受日军检查，见是同类，马虎了事。康祺与我即住进城里中央旅社，设备简陋，当夜议定，次日行动。

    舟山伪保安总队队长王继能有一位妻子，三位姨太太，据说三姨太新育男孩行将满月，我俩去王家晋见时，送去花了约500元伪券买的一只长命富贵金项锁、两支人参、两斤桂圆、两斤胡桃。王继能去外地，不在家，由其妻子招待，待开中饭时，一圆桌共坐王妻、三位姨太太，康祺与我碰坐下横头，我左手坐一位穿西装、身材魁伟、湖南口音、五十左右的男人，康祺右手坐一位穿常青华达呢中山装、个子瘦长、三十出头、本地口音的保安总队特务连孙连长，共计四男四女，先是王妻敬客酒一杯，继而三姨太亦把壶敬客酒。自后，都由孙连长代劳。

    下午按址去找岱山康祺新收的徒子，还未到家，留条，随意溜达于江浦山上，蜿蜒小径，中途回望，见离海上码头外二百公尺处，海面停水上泊日军飞机横向排列五架，附首看东江浦机场亦有日机三架。此时康祺问我：“老傅哥，你看好做哦？”我明白他的意图，可是无从着手，我没有回答他，边讲边向顶上爬走，极顶一庙，殿宇开阔，尚清洁，神盒尽有，竟无庙祝。俞康祺拈了神台上三根香，点燃，下跪神前，闭目私念，拿来占卜的诗筒前后摇摆，捡起落地一根，随即我亦如样，默念：弟子傅震同俞康祺来舟山工作，是为国为民，这次能够做得成功，还我上上之签，如若不能做，有意外危险，还我下下之签。拾起落地之签，时号抽诗条，康祺是文盲，我看了诗签以后，顿时信心百倍，康祺一诗签旁注上上，而我注着大吉，两合则是，此次工作极佳，兆头是上上、大吉。康祺亦为满面春风，然而我虽快意满腹，工作从何着手，究竟全无头绪，天啊！

    第三天由孙连长介绍，改开道头定海饭店，定海饭店在码头附近的日军大道派遣队后面，不是等闲人可以开房的，既要介绍又要证明，登记查对合格可以借宿。房金便宜，房间都是红木家具，内有服务女招待十人，脂膏胭红，引人偷眼，且可以金买乐。然后带看你是否符合胃口，始允共枕。不少财主老爷据说不入其眼。房主闻系当地绅商陈尔梅，避居港地不明。

    比我们早一天住进的一个女郎，二十来岁，婀娜姿态，顾盼自若，乌云蓬髻而光洁，谈笑风生目流星，据说是上海交际花，有时亦同日本人讲日语，其态度谦和而严肃。孙连长亦同她碰面闲聊，见她不接不离，孙连长对她讲话非常有礼貌，我们闲逛途遇伪定海县府陈姓秘书与康祺的朋友，边谈边走，康祺说：“老陈，飞机停在海面有人管？”“有！夜里二百公尺内不许船只靠近飞机行驶。”并指着海边江浦码头鳞次栉比的房屋说：“这屋是储藏汽油转运仓库，有的是物资仓库。”正对着话，邱士林向我招手，说：“昨天刚来，还是你们先到，我到别的朋友留住，并叫我们到他家吃中饭。”陈秘书见我等与别人讲话，自告辞行分道，我从陈秘书与康祺闲谈流露出的东江浦码头系汽油仓库一语，深印脑里，决定着手，布置爆破油库。

    在邱家吃饭，我就动员邱、刘二人，晓以为国为民大义，征询二人，能否把炸药箱摆到汽油仓库墙壁，共计五只药箱，每只需在夜深11时前放置完毕，啥时候做，另外通知你们，大概在三天之内，你们可先想好，这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报国立功的机会。他俩闻言，说：“先生叫我做啥就做啥。”且表态，保证做到。于是我先起立，倒了二两酒分敬各人一杯，并说：“二位吃了我这一杯酒，表示你们已下决心。”他们一饮而尽。康祺亦起立，各倒一杯说：“我像老傅哥一样，敬你俩一杯。”

    今晚5时，正是孙连长在定海旅社请客，到席的有三个穿军装的日本人。一个女的是所谓的上海交际花，穿一身牡红色白印长绸里子、拖脚紧身旗袍，紫红色高跟皮鞋，上装一件鹅黄呢大衣，落落大方，说其美到如何程度，却亦难描。当她用染有红丹指甲的手指在脂粉袋摸出几张洋大壳子大小粉色香气扑鼻的交际名片，上面印着三个长仿宋“金耐仙”金字招牌递到每人手上，且叫声“先生”，没有一个不慎重站立起来、双手如奉圣旨唯唯低首，更奇怪的是，三位日本军人不敢正视金交花一眼，而且举止失措，不知何然，由此可见，金交花魔道高深。小菜倒亦丰盛，盛酒的壶却采用日本瓷，我不明就里。但是当席，我暗示康祺请孙连长拉场，约明日下午5时在座光临。

    我们知道伪特务连长孙某系王继能三姨太阿兄，因之当时俞康祺亦送一笔衣料香烟等厚礼给他，大概是小舅子追求金交花？由此请客之举，我们为了工作需要，不惜任何代价，策划歼日军，此次请客活动费用，向邱、刘二人暂时借来二千元储券。早上8点我在康祺房间里，正研究如何将炸药箱运上岸及装配定时的准备工作，冷不防有人手指弹门，叫“俞队长”，听声音是金耐仙，当然引进让座，便说：“我来打声招呼，今夜我想不参加俞队长夜饭。”康祺呆住不答，我便反问她：“金小姐阿是有要紧事？”“事情倒没啥，侬想无故受席，阿难为情哦？”这是她作为主动来会面的开场白。“金小姐，阿拉虽然初交，一回相见两回熟，侬看得起阿拉，不要讲这话，侬看勿起阿拉，请勿动？高攀勿上？”我一连串向她攻。“好啦！勿要讲下去哉，谢谢，侬遵命遵命！好啦。”她败下阵来，下降书。“金小姐从上海来舟山白相？”我相机探询她来舟山原因。“有些小货色朋友写信，介绍孙连长帮帮忙。”她娓娓动听，周身姿态配合两眼流盼，确实有令人迷惑功能！

    “俞队长，俞先生。”与她一挥手臂说声再见，我放肆拉她，她还用两目深盯我们，颇有情义的一眼，微笑离开我们房间。康祺问我，交际花啥事来？我回说：“来交谈交谈，没有关系。”

    临席前，俞康祺向来客作告别说：“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请到各位来吃便饭，我明天要回去了，有机会的话再到舟山拜望各位，请你们到阿拉小地方大洋山来白相（游玩），特别谢谢孙连长介绍三位皇军先生。”三位武士道听后略予起身。

    1944年10月2日上午7时，我把船只五个钟表药箱在水桶底藏好，上面覆盖西红柿，叫四个汪伪和平军分抬上岸，康祺带路，先送进一家代客行楼上放好，然后到定海饭店结账辞行，与送行的人握手分别。我们立在船头，扬帆离开舟山码头，约离舟山城十里之远，我同康祺登岸潜回舟山，命船直驶竹山等候，碰上邱、刘又介绍三人。晚上行动需要望风，我对他们说：“务必在今夜10点左右，最迟11点要摆好，就是你们对得起国家。”回头到代客行，我在楼上装好，定于夜间12点钟整起爆，此时已是下午5点半。

    至竹山门下，船篷顺风北上，船离竹山门有五个小时，涨水搁浅在有山山边，正是11点半，心情逐渐紧张起来。康祺与我不时对表，手电筒照明中，表一秒一分向12点前进。我们的心情也越来越紧张。到了状况边缘，康祺突然把左手抬给我，轻声说：“老傅哥，到了。”我看他表，和我的表对照一下。啊！真的到点了，长短针似乎还未重叠。虽是这样想，心境已经急得讲不出感觉来，忽然海面上正对着，远处火光直冲夜空。我握紧康祺的手：“老弟，成功了，成功了！”火势升天，一百里外可见天红如血，东方将近鱼白，随时起锚拔篷，却见两只小汽艇从斜右方疾驶，向我船开来。

    如果来检查，一定是事后被发觉。他们招了口供，日军来追，别的想不出原因。逃亦逃不了，与其束手待毙，不如布置枪位，待汽艇驶近，准备迎面痛击。几船相距只有二百公尺时，两艘汽艇突然转向，朝左侧洋面驶去，看来汽艇不会再来。断定之下，我们拔锚扬帆，顺风北上，中饭已过，到雨头洞岛靠岸，有两家小康渔民办喜事结婚。人逢喜事心情舒畅，雨头洞一待就是三天半。

    《抗战：刻骨铭心的记忆》丛书全套16册，收录了1000多位普通民众和士兵亲历抗战岁月的回忆文章，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基层兵民奋起抗战及其所涌动的爱国激情。

    所收文章，均源自1985年全国政协相关机构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而举办的一次全国性征文。尘封30年后首次面世。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