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权分立”以获权力平衡

    有唐一朝的政治制度虽大多源于隋朝，但真正有效的施行、改进和创新，无疑是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手中完成的。换言之，贞观时代可以说是唐朝近三百年历史的一个奠基时代和建制时代。而其中某些重要制度，如科举制，则更是被后来的历朝历代所继承和沿袭，从而深刻影响了此后一千两百多年的中国历史。

    在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其实就是宰相制度。要考察一个朝代的制度创设、执政得失和政治开明程度，其中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就是它的宰相制度。因为宰相是百官之长、群僚之首，是整个帝国官僚集团的领袖和代表。所以，考察相权本身的范围和运作方式，并且考察相权与君权之间的关系，就能深入了解一个朝代的政治制度。

    纵观中国历代政治沿革，其宰相制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性的演变：秦汉的三公制，隋唐的三省制，明、清的内阁制。虽然制度在不断演变，但基本上遵循一个共同的趋势，那就是——时代愈前，相权愈重；时代愈后，相权愈轻。

    相权的衰落自然意味着君权的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中国的政治制度史就是一部相权不断削弱而君权不断强化的历史，整个演变的趋势就是政治上不断趋向于皇权专制与个人独裁。至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后，不管是明代的内阁还是清代的军机处，其实不过是皇帝的一个秘书班子。明、清的内阁大学士和军机大臣所拥有的权力和地位，相对于汉唐时期的宰相已不可同日而语，偶有张居正这样的强势首辅出现，也仅属特例，并非常态。

    单从君臣礼仪的变化，我们就可以形象地看出这种君尊臣卑的制度是如何一步步被强化的：从秦汉到隋唐，皇帝与宰相一同议政的时候，宰相是可以坐下来的，并有赐茶的礼遇，也就是所谓的“古有三公坐论之礼”，君臣之间可以“坐”而论道；到了宋代，宰相的座位就被撤掉了，只能站着跟皇帝说话；从元以后，迄于明清，宰辅们在皇帝面前连站的资格都被剥夺了，除非皇帝让你平身，否则就只能跪着奏事。

    中国式君主专制的深化过程，于此可见一斑。

    但是反过来看，在宋代之前，尤其是汉、唐时期，相权所受到的制约无疑是最小的。

    唐朝的宰相制度与汉朝相比有一个重大区别：汉代采用的是“领袖制”，即由宰相一人独掌全国行政大权；唐代则是采用“委员制”，就是把宰相的权力分散到几个相互制约的部门，由许多人共同负责。天子各种诏敕，国家一切最高政令，必须经由几个部门反复磋商，共同研讨，最后才能颁布施行，所以也可以说，唐代实行的是一种“集体相权”。

    李世民知道，一个人即使贵为天子，即使英明盖世，他的能力终归是有限的，难免会犯错误。而各种小错误日积月累，就可能酿成致命的错误。在这一点上，李世民就曾对前朝的隋文帝杨坚做出这样的批评：“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形苦神，未能尽合于理。”

    隋文帝可以算是一个勤政的皇帝，可他的问题恰恰就出在他过于勤政了，总是大权独揽，事必躬亲，其结果未必就是好的。

    正是因为具有这样的政治智慧，李世民才能在隋朝和武德政制的基础上，创立一个更为完备、更具行政效能的新的宰相制度。

    有一种观点认为，唐代之所以实行三省制和集体相权，目的是为了分散宰相的权力，使“权重”向皇帝一方倾斜。换言之，就是皇帝要把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上。

    这种观点乍一看有些道理，实际上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在中国历史上，君权几乎从来没有明确的限制，而难能可贵的是——贞观时期的政事堂恰恰对君权的范围有明确的划定。按照唐初的宰相制度，皇帝发布的任何敕令都必须经由政事堂会议集体研究通过，然后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方可送交尚书省执行。如果是皇帝直接发出诏命，没有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在当时便被视为违法，各个下级机关可以不予承认。

    这就是贞观时期相权对君权的制约。

    虽然相权对君权的这种制约到后来逐渐废弛，未能有效延续，可即便到了武则天当政专权的时代，这种传统却仍然深植人心。

    当时发生的一起“刘祎之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垂拱三年（公元687年），时任宰相的刘祎之因不满武则天“临朝称制”，曾私下跟凤阁[14]舍人贾大隐抱怨，说武氏应该还政于李唐，“以安天下之心”。贾大隐随即向武则天告密。武则天大为不悦，从此怀恨于心。不久后，武则天罗织了一些罪名，颁下一道敕令，要将刘祎之治罪。敕使向刘祎之宣读敕令后，刘祎之接过敕书一看，当即不屑一顾地说：“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旧唐书·刘祎之传》）

    武则天大怒，随后便以“拒捍制使”为名将刘祎之赐死。

    这是中国政治史上一个有名的故事。刘祎之对敕使的那一句严厉质问，不仅代表着臣对君的反抗，更能充分说明贞观传统对后世所具有的深远影响。所以当相权遭到君权的侵犯后，刘祎之才能如此理直气壮地进行对抗。

    尽管这种对抗是微弱而渺小的，丝毫不能改善刘祎之的处境，更不能使他免遭杀身之祸，但足以在泛黄的史册中留下一道值得后人崇仰的光芒。

    而这道光芒的源头，就是以李世民为首的贞观君臣所共同缔造的那个制度典范。

    如果说李世民实行三省制和集体相权的目的是削弱相权，强化君权，那么在唐初的宰相制度中，为何还有皇帝敕令须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才能生效的规定？为何到了武则天当政专权的时代，宰相刘祎之仍然可以凭借这种贞观传统，公然与代表君权的武则天对抗？

    可见，所谓唐代皇帝是为了强化君权才分散相权的说法根本是站不住脚的。

    事实上，贞观政治制度的出发点和本质精神并不在于将哪一方的权力削弱，而是在于对各方的权力进行制衡。这种制衡不仅仅存在于政事堂的宰相们之间，还存在于相权与君权之间。换言之，贞观制度最有价值、最弥足珍贵的地方，就是相权对君权的监督和制衡。

    综观秦汉以降的两千年中国政治制度，我们不难发现：唐初的宰相制度无论比起前后的哪一个历史时期，都具有显著的优越性。也就是说，在君主专制制度的既定框架之内，在古代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下，贞观政治的开明程度可以说是最高的，也是最接近理想状态的。即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作为贞观时代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之一，唐初的宰相制度仍然不失其震古烁今的价值。

    公平公正公开的科举制度

    唐代的科举考试在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工商从业者除外），任何人只要自认为有应举的能力，就可以“怀牒自投”，向所在地的州县报考，既不需要像两汉那样经过地方官察举，也不需要像魏晋以来那样等待九品中正评定。

    虽然唐代的入仕之门向全社会开放，但是其考试过程非常严格。考生必须先通过县考、州考，然后才报送朝廷，参加礼部的大考。考试及第者并不是马上就能当官，而是仅仅取得入仕的资格而已，必须再通过吏部举行的考试，及格者才能正式授官。

    吏部考试有四个条件：“身、言、书、判。”“身”是指容貌仪表，讲究的是“体貌丰伟”；“言”是指口才谈吐，讲究的是“词论辩证”；“书”是指书法，讲究的是“楷法遒美”；“判”是一种公文判例，讲究的是“文理优长”，往往取一些州县和大理寺过去的疑难案件，“课其断决，而观其能否”，要求考生必须通晓事理，谙熟法律，如此才能明辨是非，秉公而断。也就是说，要在唐朝政府做官，除了要通过县府、州府、礼部的层层考试之外，还必须通过吏部近乎苛刻的遴选：既要长得五官端正、一表人才，又要口齿伶俐、雄辩滔滔，还要写得一手龙飞凤舞的好字，最后还得精通人情世故和法律，能够对疑难案件进行准确的研判，而且判文必须写得文辞优美、对仗工整、言约旨远。

    能通过这种考试的人完全可以称为出类拔萃，凤毛麟角。

    由于吏部考试的门槛相当高，因此科举及第之后，屡试不中的人比比皆是。譬如以“文起八代之衰”著称的大文豪韩愈，科举及第后，三试吏部不中，十年犹然布衣。而这样的人绝非少数，有唐一代，进士及第后整整二十年都未能通过吏部考试，长期不能入仕为官的大有人在。

    唐代科考之严，于此可见一斑。

    正因为如此严格，它才能为国家选拔出真正的人才。

    从贞观时代起，唐代宰相中科举出身者的比例就不断上升：唐太宗时期为3.4％，唐高宗时期为25％，武则天时期为50％；及至中晚唐，宰相中进士出身者的比例更是达80％以上，如武宗时期80％，宣宗时期87％，懿宗时期81％。（黄留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

    随着唐代科举制的确立、完善和全面实行，寒门庶族迅速崛起，越来越多的平民子弟通过努力跻身于社会上层，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枢，甚至官拜宰相。比如高宗时期的宰相李义府就是一个寒门出身、“家代无名”的人，他在贞观年间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以后，担心家世贫寒，难以跻身高位，因而赋诗表达自己的忧虑，其中一句是：“上林如许树，不借一枝栖？”唐太宗李世民听到后，当即表了一个态，打消了李义府的顾虑。

    李世民说：“吾将全树借汝，岂惟一枝！”（《隋唐嘉话》）

    后来，李义府果然仕途通达，位列宰辅。

    自贞观之后，像李义府这种平民子弟通过科举入仕，最终官居宰相、位极人臣者已经不胜枚举。据两《唐书》列传所载，终唐一代，寒门庶族出身而拜相者共有一百四十二人，其中不入传者尚有多名，实际数字当不止此。而相应时期高门世族出身的拜相者，只有一百二十五人，已经低于前者。

    由此可见，自贞观时代起，终唐之世，唐朝社会已经从根本上打破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门阀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政权向着广大的寒门庶族开放，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各个阶层的优秀人才，从而充分体现了“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

    在隋朝播下种子的科举制之所以能在贞观时期盛开和绽放，自然是与唐太宗李世民求贤若渴、唯才是举的政治理念息息相关。

    打江山的时候，只有得人心者才能得天下。

    而坐江山的时候，只有得人才者才能安天下。

    作为一个兼具创业与守成之长的杰出政治家，李世民深知其中的道理——一个王朝如果能向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平民阶层普遍开放上升之阶，并且最大限度地获得平民阶层和读书人的归属感与政治认同，最终整合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尽可能实现社会公正，那么这个王朝必将因此打下一个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

    贞观中期，李世民有一次目睹新科进士鱼贯而出的盛况，情不自禁地发出这样的感叹：“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

    两百年后的唐文宗开成年间，诗人赵嘏也对贞观时期所确立的科举制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国史补》）

    钱穆先生说：“科举制度显然是在开放政权，这始是科举制度之内在意义与精神生命。汉代的选举，是从封建贵族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的公开竞选，是由门第特殊阶级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开放的范围，较诸汉代更广大、更自由。所以就此点论，我们可以说唐代的政治又进步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科举制作为一种具有显著优越性的选官制度，一经制定便被历朝历代所继承，从而对隋唐以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深远影响。

    一直到公元1905年被废除为止，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的时间长达一千两百多年。

    皇权让位于法权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成文法国家，从春秋末期李悝制定第一部系统法典《法经》六篇起，自秦汉以迄明清，历朝历代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成文法典，其中尤以承前启后的《唐律》对后世的影响最大，最为后人所称道。

    武德元年，李渊废除了隋炀帝的《大业律》，命裴寂、刘文静等人依照隋文帝的《开皇律》，修订了一部新律令，并于武德七年正式颁行，是为《武德律》。《武德律》虽然对《开皇律》有所损益，但基本上一仍其旧，没有太大发展。所以李世民即位后，立即着手对《武德律》进行完善。他采纳了魏徵“专尚仁义，慎刑恤典”（《贞观政要》卷五）的建议，依据儒家的仁政思想，进一步加强“德主刑辅”的立法原则，于贞观元年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重新修订法律，积十年之功，成一代之典，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正式颁行了一部严密而完备的法典——《贞观律》。

    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高宗李治命长孙无忌领衔，以《贞观律》为蓝本，修订并颁布了《永徽律》。稍后，鉴于当时中央和地方在审判中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李治又下令对《永徽律》逐条逐句进行统一而详细的解释。这些内容称为“律疏”，附于律文之下，于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颁行天下，律疏与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部法典当时称为《永徽律疏》，后世称之为《唐律疏议》，简称《唐律》。

    《永徽律疏》是唐高宗秉承李世民遗训，在贞观立法原则的指导下，按照《贞观律》的基本精神修订的。直至唐玄宗时，人们仍然认为《贞观律》与《永徽律疏》是“至今并行”的。由此可见，《唐律》实际上是定型于贞观时期，而完善于永徽年间。

    《贞观律》和《永徽律疏》的制定和颁行是中国法律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们确立了中国古代刑法的规范，并且影响遍及朝鲜、日本、越南等亚洲各国，乃至在世界法律体系中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成为独树一帜的一大法系。

    自唐以降，五代、宋、元、明、清各朝莫不奉《唐律疏议》为圭臬，虽代有损益，但终不敢越出其规范之外。元代律学家柳赟说：“所谓十二篇云者，裁正于唐，而长孙无忌等十九人承诏制疏，勒成一代之典，防范甚详，节目甚简，虽总归之唐可也。盖姬周而下，文物仪章，莫备于唐！”（《唐律疏议·序》）

    清代律学家吉同钧也说：“论者谓《唐律疏议》集汉魏六朝之大成，而为宋元明清之矩矱，诚确论也！”（《律学馆大清律例讲义·自序》）

    由此可见，定型于贞观时期、完善于永徽年间的《唐律疏议》，在后世法学家的眼中确实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成文法典。

    在古代中国，法律其实一直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地位。因为它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在它头上还有一个最高权威——皇帝。

    也就是说，在古代中国，皇权绝对高于法权。法律之所以被皇帝制定出来，并不是用来约束皇帝本人的，而是为了更有效地对付臣子和老百姓。正所谓：“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管子·任法》）

    韩非子也说：“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定法》）

    布衣皇帝朱元璋说得更透彻：“法令者，防民之具、辅治之术耳。”（《明太祖实录》）

    总而言之，古代的法律就是皇帝用来统治臣民的一种专制工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说中国历来是一个“专制与人治”的社会，而不是“民主与法治”的社会。

    此言可谓确论。

    所以，在君主专制的社会中，法律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非但约束不了皇帝，反而经常被皇权所凌驾，甚至随时可能被践踏。

    既然如此，那么唐太宗李世民在这方面又做得如何呢？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一部法典——《唐律》——的总设计师，李世民又是怎样看待“皇权与法权”的关系呢？

    对此，李世民说过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贞观政要》卷五）

    单纯从这句话本身来看，李世民的法律观念显然与自古以来的法家思想和其他帝王完全不同。他并不把法律视为皇帝手中的工具，而是能够承认并尊重法律的客观性与独立性。相比于朱元璋把法律当作一种“防民之具”和“辅治之术”，李世民的境界无疑要高出许多。

    不过，即便我们相信这句话确乎是李世民“诚于中而形于外”的肺腑之言，我们也仍然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进一步考察他的实际行动，看其是否真的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从下面这个事件中，我们应该就能得出一个比较公允的结论。

    贞观元年正月，有一个叫戴胄的大臣公然在朝堂上与李世民发生激烈的争执。

    事情本身并不大，但性质却很严重。因为争论的焦点就是——皇帝的敕令与国家的法律，到底哪一个更有威信？哪一个更应该作为断案的依据？

    说白了，这就是皇权与法权之争。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在李唐立国之初的统一战争中，很多将吏战死沙场，为国捐躯，国家为了照顾他们的后人，就出台了恩荫政策，让烈士后代能承袭先人官爵。于是就不断有人弄虚作假，谎称自己是功臣元勋的后代，以此骗取朝廷恩荫。此外，李唐朝廷在任用和提拔官吏的时候，也会优先选用那些曾经在隋朝为官，具有仕途资历和从政经验的人，所以就经常有人伪造资历，企图走一条加官晋爵的捷径。

    上述这些现象就叫作“诈冒资荫”。有关部门难辨真伪，对此大伤脑筋。针对这些现象，李世民专门颁布了一道敕令，严令作假者主动自首，否则一经发现立即处以死罪。

    敕令颁布后，还是有不怕死的人顶风作案。后来有关部门查获了一个叫柳雄的作假者，李世民决定杀一儆百，马上要治他的死罪。

    案件送交大理寺后，负责判决的人就是大理寺少卿戴胄。

    戴胄原本只是兵部的一个郎中，因有“忠清公直”的美誉，不久前刚刚被李世民破格提拔为大理寺少卿，相当于从一个国防部的小司长突然晋升为最高法院副院长。皇恩如此浩荡，按理说戴胄应该知恩图报，事事顺着李世民的脾气才对，可秉公执法的戴胄却在柳雄这件案子上狠狠地触逆了龙鳞。

    根据当时的法律，这种罪最多只能判流放，所以戴胄便对柳雄做出了“据法应流”的判决。这个判决结果虽然是依法做出的，但显然违背了李世民的敕令。

    李世民勃然大怒，对戴胄说：“朕早就颁下敕令，不自首就是死路一条，你现在却要依法改判，这岂不是向天下人表明，朕说话不算数吗？”

    戴胄面不改色地说：“陛下如果直接杀了他，臣无话可说；可陛下一旦把案件交付法司，臣就不能违背法律。”

    李世民悻悻地说：“你为了让自己秉公执法，就不惜让朕失信于天下吗？”

    戴胄说：“陛下的敕令是出于一时之喜怒，而国家的法律却是布大信于天下！陛下若以法律为准绳，就不是失信，而恰恰是‘忍小忿而存大信’！假如不这么做，臣只能替陛下感到遗憾。”

    李世民沉默了。

    他知道，如果他执意要杀柳雄，谁也拦不住，因为他是皇帝，而且早有敕令在先。可问题是，这么做虽然足以体现帝王的权威，但无疑会大大损害法律的权威。而法律的公信力一旦遭到破坏，朝廷的威信和人君的威信也就无从谈起。

    思虑及此，李世民立刻转怒为喜，当着群臣的面对戴胄大加褒扬，说：“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何忧也！”（《贞观政要》卷五）

    这是贞观时期一个比较著名的事件，同时也是中国法制史上富有典型意义的一个案例。因为它凸显了皇权与法权的冲突，并且以皇权的妥协告终，最后使得法律的尊严得到了维护。在这件事情上，李世民体现出了一个古代君主难能可贵的品质，那就是对法律的尊重以及对司法独立的尊重。这在中国几千年的人治社会中实属罕见。

    “柳雄事件”之后，史称：“胄前后犯颜执法，言如泉涌。上皆从之，天下无冤狱。”（《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贞观时代吏治清明、执法公正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可要说“天下无冤狱”，则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但是不管怎么说，当一个王朝拥有像戴胄这种刚直不阿、执法如山的法官，并且拥有像李世民这种善于妥协、尊重法律的皇帝时，我们就完全有理由相信——贞观时期即便不是历史上最少冤狱的时期，起码也是最少冤狱的时期之一。

    对死刑慎重，就是对生命尊重

    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法律，最重要的是看它的刑法。

    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刑法，最重要的就是看它对待死刑的态度。

    而贞观法治之所以被后人津津乐道，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宽仁慎刑”的理念以及严格的死刑复核制度。

    早在贞观元年，李世民就依据“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的立法思想，以诏令的形式对“死刑复核”做出了严格规定：“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职也，自今以后，大辟罪（死刑）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如此，庶免冤滥！”（《贞观政要》卷八）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司推事、九卿议刑”的死刑复核制度。在上一章我们说过，李世民曾在贞观元年正月废除了五十多种绞刑条款，而随后继续修订律法时，贞观君臣又在隋朝律法的基础上，把多达九十二种的死刑罪名降格为流刑，又把七十一种流刑降为徒刑。除此之外，“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旧唐书·刑法志》）。在这种“宽仁慎刑”理念的引导之下，到了贞观四年，国家就出现了“断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几致刑措”的良好治安形势。当时唐朝的户数将近三百万，若以平均一户六口人计算，总人口大约一千八百万。以这个人口数量来看，这个死刑人数的比例显然是非常低的。

    “几致刑措”是中国历史上经常用来形容天下太平、社会安定的词汇，其意思是刑法几乎到了搁置不用的地步。如果我们参考一下近代欧洲的相关数字，就更容易明白这种形容词绝非过誉。

    在18世纪的英国，死刑罪名多达222种，不但名目繁多，而且滥用死刑达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只要偷窃一先令，或者是砍了一棵不该砍的树，又或者写了一封恐吓信，甚至仅仅是与吉普赛人来往，都有可能被处以死刑。到19世纪初，还曾经有一个13岁的少年因偷窃一把勺子而被判处绞刑。由于刑法的严苛和泛滥，导致每年被判死刑的高达1000人以上，而当时英国的总人口也不过1000万。

    生命权是最为重要的人权。

    对死刑的慎重意味着对生命和人权的尊重。

    如果单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7世纪的中国唐朝在“人权领域”显然要比18世纪的英国先进得多。

    当然，毋庸讳言，无论贞观时代的法治精神多么具有超越时代的先进性，当时的中国毕竟仍然是君主专制的社会；无论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如何尊重法律、慎用死刑的皇帝，他都难免有独断专行、枉法滥杀的时候。

    贞观五年发生的“张蕴古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

    张蕴古，河内相州（今河南安阳市）人，曾任幽州记室，武德九年十二月因呈上一道“文义甚美，可为规诫”的奏疏《大宝箴》，博得李世民的赏识，被擢升为大理寺丞。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由皇帝一手提拔的人，也难免在皇帝的一时盛怒之下被错杀。

    事情缘于一个叫张好德的人，此人因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妄为妖言”，被有关部门逮捕下狱。张蕴古上奏为他辩护，说他癫痫病的症状十分明显，胡言乱语在所难免，根据法律应该判处无罪。李世民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张蕴古随即前去探监，将皇帝准备赦免的消息透露给了张好德，并且颇为忘形地在狱中陪张好德下棋。以张蕴古的身份，这么做显然已经触犯了法律，而且是执法犯法。侍御史权万纪立刻发出弹劾，声称张好德的哥哥张厚德曾在张蕴古的家乡相州担任刺史，与张蕴古有过交情，所以张蕴古替张好德辩护显然并不是在秉公执法，而是在徇私包庇。

    李世民大怒，未及调查便下令将张蕴古斩于长安东市。

    张蕴古被杀不久，李世民经过一番冷静的反省之后，深感后悔。他对房玄龄等人说：“公等食人之禄，须忧人之忧，事无巨细，咸当留意。今不问则不言，见事都不谏诤，何所辅弼？如蕴古身为法官，与囚博戏，漏泄朕言，此亦罪状甚重。若据常律，未至极刑。朕当时盛怒，即令处置。公等竟无一言，所司又不覆奏，遂即决之，岂是道理？”

    李世民之所以责怪大臣们没有及时谏诤，正是因为他认识到：即便张蕴古确有徇私，论罪也不至于死，自己显然是在盛怒之下办了一桩错案。

    为了汲取教训，杜绝此后类似错案冤案的发生，李世民随即下诏，规定今后“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贞观政要》卷八）。具体而言，就是凡判处死刑的案件，即便是下令立即执行的，京畿地区内也必须在两天内五次覆奏，其他州县也至少要三次覆奏，以确保司法公正，避免滥杀无辜。

    此举是对“三司推事、九卿议刑”的死刑复核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随后，这项“五覆奏”的死刑复核规定就被纳入了《永徽律》，成为正式的成文法。后来的《唐律疏议》对这条法律的执行做出了详细解释和严格规定：凡是“不待覆奏”而擅自处决死刑犯的官员，一律处以“二千里”的流刑；即便经过了覆奏，也必须在上级的最后一次批复下达的三天后，才能执行死刑，若未满三日即行刑，有关官员必须处以一年徒刑。

    从这里，我们足以看出唐代的死刑复核制度之严及其对待死刑的态度之慎重。

    贞观五年，李世民在做出“五覆奏”的规定后不久，发现许多司法官员在审判中完全拘泥于法律条文，即使是情有可原的案子也不敢从宽处理。虽然如此执法不失严明，但李世民还是担心这样难以避免冤案，于是他再次颁布诏令，规定：“自今以后，门下省覆，有据法令合死而情可矜者，宜录奏闻。”（《贞观政要》卷八）也就是说，门下省在复核死刑案件的时候，凡是发现有依法应予处死但确属情有可原的，应写明情况直接向皇帝奏报。

    “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的贞观法治精神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如果说，制定一部严明而公正的法律需要执政者具备一种卓越的政治智慧的话，那么在执法过程中既能贯彻“法理”又能兼顾“人情”，就不仅需要执政者具备卓越的智慧，更需要有一种悲悯的情怀。

    在李世民身上，我们显然看见了这种悲悯。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李世民又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更是把这种难能可贵的悲悯之心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纵囚事件”。

    贞观六年的十二月末，年关在即，李世民在视察关押死刑犯的监狱时，想到春节将至，而这些犯人却身陷囹圄，不能和家人团圆，顿时心生怜悯，于是下令把这些已判死刑的囚犯释放回家，但规定他们明年秋天必须自行返回长安就刑。

    相信在当时，肯定有很多官员为此捏了一把汗。

    因为要求死刑犯守信用，时间一到自动回来受死，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而且这批囚犯的人数足足有三百九十个，其中只要有十分之一不回来，各级司法部门就要忙得四脚朝天了。况且，在把他们重新捉拿归案之前，谁也不敢担保他们不会再次犯案，这显然是平白无故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

    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到了贞观七年（公元633年）九月，三百九十个死囚在无人监督、无人押送的情况下，“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李世民欣慰地笑了。

    他当天就下令将这三百九十个死囚全部释放。

    这个“纵囚事件”在当时迅速传为美谈，而且成为有唐一代的政治佳话，著名诗人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中就有“死囚四百来归狱”之句赞叹此事。

    然而，也有许多后人对此颇有微词，他们认为这是李世民为了树立自己的明君形象而表演的一场政治秀。北宋的欧阳修就专门写了一篇《纵囚论》进行抨击，说李世民此举纯粹是沽名钓誉，哗众取宠。他说，这种标新立异的事情只能“偶一为之”，如果一而再再而三，那么“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所以欧阳修认为，真正的“圣人之法”，“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也就是说，真正好的法律必须是合乎人之常情的，没必要以标新立异为高明，也没必要用违背常理的手段来沽名钓誉。

    欧阳修的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这种“纵囚”的事情要是经常干，那法律就变成一纸空文了。不过话说回来，李世民也不会这么愚蠢，他断然不至于每年都来搞一次“纵囚”。平心而论，“纵囚事件”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作秀的成分，但是如果认为此举除了作秀再无任何意义，那显然是低估了李世民，也错解了李世民的良苦用心。

    李世民这么做，最起码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要让天下人明白：刑罚只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

    众所周知，“刑罚”只是社会治理的一种辅助手段，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其目的不仅是对“已然之罪”进行惩戒，更重要的是对“未然之罪”进行预防。从理论上说，如果采取道德教化的手段同样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那么刑罚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如果那些死囚都能遵守“君子协定”，在规定时间内全部返回，那起码表明他们确实有改过自新、弃恶从善的决心和行为。既然如此，李世民取消对他们的刑罚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二个目的，是让人们认识到生命的价值与尊严。

    就像李世民一直在强调的那样，“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弥足珍贵的。就算有人犯了罪，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生命的价值与尊严也并不因此就在他身上有所减损。而且整个社会，上至执法者，下至普通百姓，都有责任和义务挽救这些失足的人，提供一切可能的机会让他们重新做人。其实法律真正的本意也正在于此。当然，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是很简单的，而改造人的生命却要困难得多，但是后者绝对比前者更有价值，也更有意义。李世民的“纵囚”举动，实际上就是凸显了上述理念，只不过他采取的是一种最典型、最特殊、最不可复制的方式而已。

    由此可见，“纵囚事件”绝不是李世民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更不是单纯为了沽名钓誉，而是在“宽仁慎刑”的立法思想的基础上，把“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的贞观法治精神发挥到极致之后必然会有的一种结果。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按照贞观一朝的立法思想和法治精神，假如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允许的话，贞观君臣就完全有可能将这种“宽仁慎刑”的法治进行到底，最终合乎逻辑地推演出“废除死刑”的结果。

    其实，我们这个假设并不是没有历史根据。

    ——天宝初年，唐玄宗李隆基就曾秉承贞观的法治精神，一度废除了绞刑和斩刑。他在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发布的一道诏书中强调，这是为了“承大道之训，务好生之德”（《册府元龟·刑法部》）。这项刑法改革后来虽因“安史之乱”而中辍，没能延续下去，但足以表明贞观的法治精神对后世的影响之深。

    几乎与唐玄宗大幅度削减死刑同步，日本平安王朝的圣武天皇也于神龟二年（公元724年）停止了死刑的适用，将所有死罪降为流罪，从而开创了日本刑法史上347年无死刑的奇迹。而日本此举，无疑受到了唐朝的影响。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曾经说过：“奈良至平安时期，吾国王朝时代之法律，无论形式与精神上，皆依据唐律。”

    时至今日，限制死刑、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文明与理性程度的标志。

    自从19世纪以来，随着人类的进步和人权运动的发展，限制并废除死刑逐渐成为一种时代潮流。据有关学者统计，截至2013年，在全世界198个国家和地区中，在法律上废除死刑和事实上停止死刑适用的国家已经达到152个，占总数的77％；保留死刑的国家只有46个，占23％。在欧洲，“废除死刑”甚至成为加入欧盟的条件之一。此外，在美国，联邦法律虽仍保留死刑，但已有19个州废除了死刑。

    在这些保留死刑的国家和地区中，虽然短期内还不可能完全废除死刑，但是在“少杀、慎杀、防止错杀”这一司法原则上无疑具有普遍共识。而我国同样是将“慎用死刑和逐步减少死刑”作为刑法的改革方向。

    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千三百多年，尽管社会环境和时代条件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根本性变化，但是直到今天，“宽仁慎刑”的贞观法治精神仍然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而这种精神的核心，一言以蔽之，就是对生命的尊重。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