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是一支可怕的军队！

    隋唐之际，朝鲜半岛上共有三个国家：高丽、新罗、百济。

    高丽为高句丽之简称，是中国古代东北少数民族扶余人于西汉末期建立的一个政权，其疆域东西跨度三千一百里，南北跨度两千里，大抵包括今辽宁东部、吉林南部和朝鲜半岛的北部与中部。

    朝鲜半岛的另外两个国家——新罗和百济，分别位于半岛南部的东面和西面，国土面积比高丽小，实力稍弱。三个国家长期处于三足鼎立的状态，相互之间矛盾重重，经常爆发战争。

    尽管它们自古以来同是中国的藩属国，自两汉以迄魏晋南北朝，一直都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接受册封，可自从隋文帝时代起，高丽就开始屡屡挑战隋朝宗主国的地位，不但“驱逼靺鞨，固禁契丹”，出兵入寇辽西，而且南征新罗和百济，大有强力扩张之势。

    蕞尔小国竟然也敢蔑视天朝权威，企图称霸一方？

    这当然令人无法容忍！

    于是隋朝便先后对高丽发动了四次规模浩大的远征。其中隋文帝曾发兵三十万讨伐，但因瘟疫流行、粮草不继和自然灾害等原因被迫撤兵，结果未及与高丽交战便损失了十之八九的士兵。到了隋炀帝时代，好大喜功的杨广更是连续三次亲征高丽，仅第一次出动的军队就多达一百一十三万余人，后两次据称也都在百万人以上，然而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隋炀帝的三次远征全部铩羽而归！

    最后一次尽管取得了表面上的胜利，可付出的代价却极为惨重。

    而更让世人料想不到的是，三征高丽竟然成了隋帝国由盛而衰的致命拐点。短短几年后，一度繁荣强大的隋王朝就因国力耗尽、民变四起而轰然崩塌。

    对于杨广来说，桀骜不驯的小国高丽就是他生命中的滑铁卢；而对于代隋而兴的唐王朝而言，该死的高丽照旧不让人省心。

    武德年间，高丽与唐帝国之间有过一个短暂的蜜月期。双方曾经交换战俘，高丽还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遣使上表，奉唐正朔，在国内颁行唐朝历法。唐高祖李渊也分别对高丽、新罗和百济进行了册封。

    然而好景不长，从武德末年开始，高丽便又故态复萌了。它不但频频阻挠新罗和百济从陆路对唐的朝贡，而且不时出兵侵扰新罗和百济。即位之初的唐太宗李世民不愿轻启战端，于是积极施展外交手段，遣使对三国进行调解。高丽表面上做出谢罪与和解的姿态，暗地里却一直秣马厉兵、积极备战，并于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在边境线上修筑了一条一千余里的长城，东北起于扶余城（今吉林四平市），西南直达渤海的入海口。

    在贞观初期和中期，由于唐帝国对内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对外积极经略漠北和西域，因而暂时无暇顾及辽东，但是李世民却一直密切关注着高丽的一举一动。他曾经对朝臣说：“高丽本是汉朝四郡之地，只是后来国家不武，以致沦为异域。倘若我们发精兵数万进攻辽东，高丽必以倾国之兵相救，到时候再派一支海军从东莱直趋平壤，海陆夹击，要攻取高丽并非难事。只是如今中原地区仍然凋敝，我不忍心发动战争，让百姓受苦。”

    由此可见，一旦时机成熟，李世民必定要征服高丽，完成隋朝两代帝王未竟的事功！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十一月，机会终于出现了。

    高丽国内爆发政变，其东部总督渊盖苏文杀了国王高建武，拥立高建武的侄子高藏继位，然后一手把持军政大权，成了高丽王国的实际统治者。

    这个渊盖苏文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

    他不仅是个工于心计的权臣，还是个异常凶悍的武士。史书说他“状貌雄伟，意气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视”（《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一个人居然随身佩带五把刀，实在是有够威猛。暂且不说他的功夫如何，光是这份气势就让人畏惧三分。

    这位猛人平常还有个习惯，凡是他上下马的时候，左右的大臣和武将必须趴在地上当他的下马石。甭管你官阶多高，在渊大人面前你们通通是脚蹬和脚垫！

    每逢出门的时候，渊大人就更是威风八面、派头十足。仪仗队的前导大老远就开始驱赶行人，如果是在大街上，路人还可以往两边躲，可要是碰上狭窄的山路，那行人就惨了，不管两边是悬崖峭壁还是万丈深渊，你都得闭着眼睛往下跳！

    碰上这么一个猛人掌权，高丽的臣民们真是苦不堪言。

    渊盖苏文的弑君篡权和擅作威福无疑为唐帝国出兵高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借口。

    但是，就在李世民刚刚把目光锁定在高丽时，国内的一连串政治危机就相继爆发了。李世民一下子陷入了焦头烂额的困境之中。直到贞观十七年夏末，当所有内部问题彻底解决后，李世民才重新想起了高丽。

    他对长孙无忌说：“如今渊盖苏文弑君篡权，令人难以容忍。以我们现在的军事力量，要击败他易如反掌，但是我不想劳民远征，所以考虑征调契丹和靺鞨的兵力进攻高丽，你认为如何？”

    长孙无忌答道：“渊盖苏文自知罪无可赦，一直担心我们讨伐，现在必然严加防备，陛下可暂且隐忍。只要渊盖苏文自以为安全，必定更加骄横凶暴，到时我们再出兵讨伐也为时不晚。”

    李世民听从了他的意见，随即下诏，册封高藏为辽东郡王、高丽王，表示对新政权的认可，同时也是想借此麻痹渊盖苏文。

    李世民和长孙无忌之所以不在此刻用兵，真正的原因其实有两个：一、储君危机刚刚平息，朝廷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稳定政局；二、唐朝刚刚对漠北的薛延陀悔婚，双边关系趋于紧张，所以必须作好与薛延陀开战的准备。在此情况下，高丽问题只能继续搁置，否则就有可能陷入内外交困和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

    然而，仅仅几个月后，朝鲜半岛上风云突变，迫使李世民再次把高丽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九月，新罗遣使向唐朝告急，说百济悍然出兵攻占了新罗的四十余座城池，并与高丽结盟，新罗危在旦夕，请求唐朝火速发兵救援。

    李世民立刻派遣使者相里玄奖携带诏书前往高丽。他在诏书中对高丽发出了严厉警告：“新罗是中国的藩国，一直朝贡不断，你们与百济应该马上收兵，如果再侵犯新罗，明年必将发兵攻打你们。”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正月，相里玄奖抵达高丽都城平壤，对渊盖苏文转达了唐太宗的旨意，并重申唐帝国对此事件的严正立场。

    渊盖苏文冷冷地瞥了一眼唐朝使者，不以为然地说：“当初隋朝进犯我国，新罗乘机在背后插了一刀，侵占我国五百里的土地，在没有夺回这些土地之前，战争恐怕不会结束。”

    相里玄奖针锋相对地说：“那都是陈年老账了，何苦锱铢必较？如果一定要计较，那辽东之地当年也是中国的郡县，如今中国尚且不计较，高丽又何必一定要追回旧地呢？”

    然而，渊盖苏文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仍旧坚持强硬态度。

    二月，相里玄奖黯然回国，唐朝的外交斡旋宣告失败。

    李世民勃然大怒：“渊盖苏文弑君篡权、逆天虐民，今又违我诏命、侵暴邻国，不可不讨伐！”

    随后，太宗李世民作出了一个让满朝文武大为惊愕的决定——

    他要御驾亲征，讨平高丽！

    禇遂良第一个站出来劝谏，他说：“高丽罪大，诚当致讨，但命二三猛将率四五万众，仗陛下威名，取之易如反掌，实在没必要亲自出马。何况太子新立，年纪尚幼，天子更不宜御驾亲征。”

    与此同时，群臣也纷纷劝谏。

    但是，李世民决心已定，谁劝都没有用。

    他即刻下令进行战争准备：一边命将作大匠阎立德在南方督造四百艘战船，用于装载军粮；一边又命营州（今辽宁朝阳市）都督张俭率本部兵马，征调契丹、靺鞨等部落兵力突入辽东，对高丽进行试探性进攻；同时又命太常卿韦挺等人负责将河北、河南诸州的粮草调往前线。

    贞观十八年十一月，李世民任命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战船五百艘、海军四万三千人，从莱州（今山东莱州市）军港起航，横渡渤海，直趋辽东半岛；任命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李道宗为副大总管，率领步兵、骑兵共计六万人，从陆路进击辽东。

    李世民满怀必胜的信心，临行前专门下诏告谕天下，无比豪迈地宣告了唐帝国必将赢得这场战争的五大理由——以大击小，以顺讨逆，以治乘乱，以逸敌劳，以悦当怨！

    他坚信，隋帝国倾尽国力、四度远征而未竟的事功必将在他的手中完成！（《资治通鉴》卷一九七：“上谓侍臣曰：‘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

    君临天下十八年来，这是李世民第一次穿上戎装，走向战场。

    奔驰在壮阔而苍凉的冬日原野上，青年时代那一腔跃马横刀、叱咤疆场的豪情再度激荡在他的胸中。

    此刻的唐太宗李世民跟当年的隋炀帝杨广一样，丝毫不把蕞尔小国高丽放在眼里。

    这是与杨广如出一辙的自信。

    没有人知道这份自信会换来怎样的结果。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春，李世民命房玄龄留守长安，命萧瑀留守洛阳，命太子李治监国，坐镇定州（今河北定州市），同时命高士廉、刘洎、马周等人驻定州辅佐太子。

    安排好这一切后，李世民随即亲率六军北上，浩浩荡荡地开赴辽东战场。随行的大臣有长孙无忌、岑文本、杨师道等人。

    三月，李世勣的前锋大军从边境重镇柳城（营州治所，今辽宁朝阳市）出击，拉开了辽东之战的序幕。

    为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李世勣采用了疑兵之计，派出部分兵力直趋辽河东岸的怀远镇（今辽宁辽中县），并且虚张声势，给高丽守军造成唐军主力要从这里突破的假象。就在高丽军队纷纷向此集结，在这一线严阵以待的时候，李世勣主力却悄悄掉头北上，于四月初突然从通定镇（今辽宁新民市东）渡过辽河，兵锋直指玄菟（今辽宁沈阳市）。

    高丽的防御重点在正西，此刻唐军主力突然从正北方向杀出，真是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

    高丽举国震骇，辽东境内的所有城池全部闭门自守。

    四月十五日，李世勣与李道宗开始对盖牟城（今辽宁抚顺市）发起进攻，只用了十天时间就将其攻克，俘虏士兵两万余人，缴获粮食十余万石。

    帝国远征军首战告捷！

    盖牟城是高丽在辽东的军事重镇之一，此战的胜利令唐军士气空前高涨。

    在南线，担任助攻任务的营州都督张俭也率领契丹、靺鞨等少数民族军队渡过辽河，攻击建安城（今辽宁盖州市），歼灭高丽军队数千人。

    与此同时，张亮的舰队也已渡过渤海，在辽东半岛南端成功登陆。右骁卫将军程名振立刻率部进抵卑沙城（今辽宁大连市）。

    卑沙城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坚固城堡，四面都是悬崖峭壁，唯有西门可以攀登。程名振仔细观察地形之后，决定利用夜色的掩护，从西门对卑沙城发起强攻。

    是日深夜，唐军将领王大度率领敢死队从西门攀登。等到高丽守军觉察时，敢死队已经攀上了城门，双方随即展开短兵相接的肉搏。一番血战之后，王大度终于占领西门，程名振立刻率大军杀进城中，与高丽守军进行了激烈的巷战。至五月初二，唐军全部肃清了守城之敌，并俘虏八千余人。

    第一阶段的战役，唐军连战连捷、势如破竹，而高丽在辽东的军事据点则接连失守。接下来，双方争夺的焦点就是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市）。高丽军队在这里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并且屯驻了重兵。

    就在程名振攻克卑沙城的当天，李世勣率部火速南下，将辽东城团团围困。

    同日，李世民车驾抵达辽泽（今辽宁辽阳市西）。这是一片方圆两百余里的沼泽地，人马无法通行。李世民立刻命阎立德用干土铺出了一条道路，于是大军顺利通过，于五月初三抵达辽河西岸。

    唐军来势汹汹，大有一口吞掉辽东城的架势。

    渊盖苏文不无惊恐地意识到，辽东城一旦失守，整个辽东的门户就彻底洞开了！

    所以，他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这座重镇。

    五月初八，高丽一支四万人的步骑混合兵团越过鸭绿江，紧急驰援辽东城。唐军统帅部马上作出反应，命李道宗率领四千骑兵阻击这支高丽援军。

    四千对四万，兵力对比如此悬殊，这仗该怎么打？

    尽管唐军的战斗力是首屈一指的，可高丽人也不是软蛋，当年杨广的百万大军在辽东折戟沉沙就是明证。所以部将们纷纷向李道宗建议，应该采取守势，以深沟高垒来抵挡高丽援军，等皇帝大军一到，再与敌人决战。

    李道宗瞪了他们一眼：“我们是前锋，本来就是清道夫的角色，为皇上扫清障碍是我们的职责，怎么能当缩头乌龟，把敌人留给皇上？”

    话音刚落，果毅都尉马文举就挺身而出，慨然道：“不遇劲敌，何以显壮士！”

    大家面面相觑，无话可说。李道宗随即率部出发。战斗打响后，马文举身先士卒，奋勇砍杀，所过之处，敌人纷纷扑倒。

    有这样的勇士打头阵，总算稳住了唐军将士的军心。

    但是，有勇士必定有懦夫。

    此刻，李道宗手下一个叫张君乂的部将就是贪生怕死的懦夫。他从一开始就认定此战必败无疑，于是趁着混战之际，偷偷率部下脱离了战场。

    唐军在人数上本来就居于劣势，张君乂这一跑，形势更加险恶。唐军逐渐不支，开始往后溃退。李道宗临危不惧，一边撤退一边重新集结溃散的士兵。稍后，李道宗登上一座山丘观察敌情，发现高丽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是阵形混乱，于是当机立断，亲自率领数十名精锐骑兵杀入敌阵，左冲右突，往来驰骋，暂时遏住了高丽军的攻势。

    但是高丽军队仗着人多势众，很快又围了上来。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李世勣率领援军赶到，马上对敌人发起反攻。高丽军队抵挡不住，迅速溃败，被唐军斩杀一千余人，余众被迫后撤。

    五月初十，李世民亲率六军渡过辽河，随后下令拆除河上的桥梁，以示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此举大大坚定了将士们的战斗意志。

    李世民大军于马首山（今辽宁辽阳市西）扎营。在听取了前方的战报后，李世民下令犒赏李道宗，并将果毅都尉马文举提拔为中郎将，同时将临阵脱逃的张君乂斩首示众。随后，李世民亲自带着数百名骑兵抵达辽东城下。

    此刻围城战役正在激烈进行，士兵们正扛着一个个装满沙土的大麻袋在填充城墙四周的壕沟。李世民见状，立刻翻身下马，命士兵把袋子放到马背上，然后一手拉着缰绳，一手扶着麻袋，亲自把沙土运到了壕沟边。

    皇帝居然亲自加入了填充壕沟的行列！这个令人难以置信又令人无比振奋的消息迅速在士兵中传播开来。

    将士们无不受到极大的感动和鼓舞，一袋又一袋的沙土被迅速扔进了壕沟中。很快，辽东城下的一大段壕沟被填成了平地。李世勣立刻指挥军队，将抛石机、撞车等大型攻城器械运过壕沟，对辽东城发起了更为猛烈的进攻。

    但是，高丽守军的英勇和顽强也大大出乎李世民的意料。

    唐军昼夜不停地猛攻了十二天，将这座城池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箭矢巨石如雨而下，战鼓声、喊杀声惊天动地，可辽东城却依旧固若金汤。

    在唐军的攻城武器中，大型抛石车是高丽人最害怕的东西。这种武器可以抛出重达三百斤的巨石，射程为一里。为了抵御抛石车，高丽守军在城墙上修筑了一排排战楼，而且在城墙外缘还建有塔楼，作为第一道防线。

    李世勣发现分散的抛石车难以充分发挥威力，于是下令将所有的抛石车密集排列，然后在同一时间发射巨石。

    这一招果然奏效。随着无数的巨石像雨点一样密密麻麻地从天而降，辽东城上的战楼被纷纷砸塌。李世勣抓住战机，迅速出动撞车，将城墙边缘的塔楼又一一撞倒，高丽守军只好退入城中，放弃了第一道防线。

    为了加强攻城力量，李世民又亲率一万多名铁甲骑兵加入了攻城行列之中。

    五月十七日，也就是唐军围攻辽东城的第十五天，老天爷终于站在了唐军这边。

    这一天忽然刮起了猛烈的南风。李世民敏锐地抓住战机，派出敢死队登上冲竿（一种比较坚固的攻城梯）的顶端，纵火焚烧辽东城的西南城楼。在强风之下，火势迅速向城内蔓延。高丽守军大为惊恐，赶紧手忙脚乱地扑火，城中顿时乱成一团。

    就在这一刻，李世民迅速下达了总攻的命令。唐军将士纷纷攀上云梯，冲上城墙。尽管高丽守军拼死抵抗，可还是挡不住唐军的强大攻势。

    激战一天后，辽东城终于被唐军攻克。高丽守军一万多人战死，另有一万多名士兵和四万多平民被俘。李世民随即将辽东城置为辽州。

    辽东城的陷落，对辽东境内其他高丽守军的士气绝对是一大打击！

    五月二十八日，唐军稍事休整之后，又乘胜进攻辽东城东北面的白岩城（今辽宁灯塔市西）。白岩城守将孙代音自忖不是唐军的对手，便派人向唐太宗请降。然而，白岩城的大多数将领却坚决反对投降。面对众人的抵制，孙代音被迫改变了主意。当李世民率领唐军兵临城下，准备受降时，看到的却是严阵以待的高丽军队。

    李世民大怒，立刻下了一道命令：“攻下白岩城后，将城中男女以及所有财物全部赏赐给攻城将士。”

    二十九日，右卫大将军阿史那思摩率先进攻白岩城，不料身中流矢。李世民闻讯，立刻到军营中看望，并且亲自为他吸吮淤血。

    此举再度令将士们感动不已。

    无论是运沙土还是吸淤血，作为一个九五之尊的皇帝，李世民这些表现确实深深赢得了所有将士的心。有人肯定会说这是在作秀，可是，能把秀作到这份儿上，不也足以体现出李世民的过人之处吗？

    白岩城被围后，位于辽东腹地、鸭绿江以西的乌骨城（今辽宁凤城市）即刻派出一万余人北上支援白岩城。

    李世勣随即命右骁卫将军契苾何力率八百名精锐骑兵进行阻击。

    八百对一万多。

    又是一场敌众我寡、凶多吉少的恶战！

    尽管契苾何力骁勇无匹，尽管唐军将士个个都有以一当十之勇，可高丽军队也不是吃素的。就在此次增援白岩城的部队中，一个叫高突勃的高丽将领就同样勇猛。当契苾何力不顾一切冲进高丽军队的战阵中时，高突勃就挺枪拦住了他。双方拼杀许久，高突勃瞅准机会，狠狠一枪刺入了契苾何力的腰部。

    契苾何力当即重重摔下马背。就在这生死关头，薛万备（薛万钧、薛万彻的弟弟）单枪匹马杀到高突勃面前，硬是在千军万马中救了契苾何力一命。

    从来没有被人刺落马下的契苾何力顿时怒发冲冠。他仰面向天，发出一声令人震悚的长啸，然后用力撕下一角战袍，裹住鲜血直流的伤口，翻身上马再战。左右将士受其激励，无不奋勇厮杀，终于将高丽援军击溃。

    最后，这支几百人的骑兵不仅把一万多人的高丽军队追出了数十里地，而且生擒了高突勃，一路砍下了一千余颗首级。

    直到暮色笼罩大地，这群杀红了眼的大唐勇士才心有不甘地勒住了缰绳。

    如血的残阳下，一股冲天的斗志和怒火依然在他们的眼中灼烧。

    这真是一支可怕的军队！

    李世勣率领大军从白岩城的西南面连续三天发动猛烈攻击，李世民则坐镇西北亲自指挥。眼看唐军的攻势如此强大，而乌骨城来的援军又已被唐军击退，孙代音彻底丧失了抵抗的意志。

    六月初一，孙代音再次密遣心腹，出城向唐太宗请降，并且表示了他的难处——部将们不肯投降。李世民命人拿出唐军旗帜，告诉密使：如果孙代音真心要投降，就把唐军的旗帜插在城头之上。

    孙代音依计而行。城中守军一看，以为唐军已经攻上了城墙，顿时斗志全无，只好乖乖缴械投降。

    就在李世民准备进城受降时，脸色阴沉的李世勣突然带着几十名官兵拦在了他的马前。

    李世民一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当初孙代音反悔，李世民一气之下作出洗劫白岩城的承诺，可现在白岩城一旦投降，官兵们期望中的战利品便会全盘落空。所以，此刻李世勣是代表将士们讨赏来了。

    换句话说，他们是来“胁迫”天子兑现承诺的。

    果不其然，李世勣一开口就说：“皇上，将士们之所以冒着矢石、不顾生死地战斗，就是希望破城后分得自己的一份战利品。眼下城破在即，却要接受他们的投降，实在是让将士们为之心寒！”

    阵前讨赏这种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万一处理不当，就有可能激发兵变。

    不过这种事情对李世民来讲只能算是小菜一碟。

    李世勣话音刚落，李世民立刻翻身下马，首先向将士们表示道歉，然后说：“将军所言甚是！然而，纵兵杀人，掠虏人家妻儿，朕实在于心不忍。请你们放心，凡是将军麾下的有功之人，朕一定用府库中的钱物来赏赐，以此向将军赎回这座城。”

    天子都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李世勣等人当然就无话可说了。

    唐军受降后，白岩城的一万多居民都得到了妥善安置，李世民甚至下令对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赏赐布帛。而对于其他各城派驻白岩城协防的高丽士兵，李世民则发给他们干粮，要去要留，任他们自便。

    随后，李世民将白岩城置为岩州，任命孙代音为岩州刺史。

    六月初三，李世民又将最早攻下的盖牟城置为盖州。

    早在唐军攻破盖牟城之前，渊盖苏文曾经从加尸城（今朝鲜平壤西南）派出一支七百人的特遣兵团进驻该城。城破之时，这些人都愿意加入唐军，为唐帝国效力。可是李世民却没有同意，他说：“你们的家都在加尸，如果为我而战，渊盖苏文肯定会杀死你们的家人。得一人之力而灭一家，我不忍心这么做。”随即发给路费和干粮，将他们全部放归。

    从这些战后处理来看，李世民不愧是一代明君。

    因为上述表现确实充满了人道主义色彩。

    当然了，这些做法也可以说是出于一种政治宣传的需要，比如——彰显大唐军队王者之师的风范，以吊民伐罪的姿态收揽人心，从而瓦解其他城市高丽军民的抵抗斗志，等等。然而，无论李世民的动机中掺杂了多少政治意图，只要这些做法能够避免生灵涂炭，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挽救无辜平民的生命，那么不管到什么时候，这些行为都值得我们敬佩和感动。

    不过，尽管李世民放过了绝大多数平民和战俘，但是有一个人他却不想放过。

    这个人就是高突勃。

    李世民把高突勃五花大绑地送到契苾何力面前，要让他亲手结果高突勃，以报那一枪之仇。不料契苾何力却对李世民说：“他为了自己的主公，在战场上冒着刀枪箭矢与臣搏杀，虽然刺伤了臣，但却是忠勇之士。臣与他本来就素不相识，更谈不上什么怨仇，只不过各为其主罢了，请皇上赦免他吧。”

    契苾何力可以称得上一个真正的英雄。因为他身上不仅有一种舍生忘死的勇猛，更有一种超越常人的宽宏气度和磊落胸襟。

    这就叫大将风度，也叫作武士精神！

    只有具备这种风度和精神的人，才配得上英雄两个字。

    在李世民的亲自指挥下，大唐远征军以所向披靡之势横扫辽东。

    唐军铁骑纵横驰骋在白山黑水之间。

    坚实而广袤的辽东大地发出了阵阵战栗。

    踌躇满志的李世民将目光转向辽东的最后一座军事重镇——安市城（今辽宁海城市）。只要拿下它，大唐远征军就可扫平辽东半岛，继而跨过鸭绿江，一举夺取平壤！

    在李世民看来，这场战争已经赢了大半。

    征服高丽只是时间问题了。

    驻跸山大捷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六月中旬，李世民率领远征军迅速南下，于六月二十日包围了安市城。

    在辽东境内的所有高丽据点中，这座安市城的情况最为特殊。

    严格来讲，它现在处于半独立状态。

    当初，渊盖苏文发动政变、大权独揽后，高丽各地方的守将和城主都慑于他的淫威，不得不向他屈服，唯独安市城主拒不承认渊盖苏文的新政权。渊盖苏文勃然大怒，数度发兵攻打。但安市城城防坚固，加上安市城主英勇善战、指挥有方，所以屡屡将政府军击退。渊盖苏文没辙，最后只好放弃，任凭安市城变成一个没有归属的独立王国。

    但是此时此刻，渊盖苏文却不能再对安市城置之不理了。

    因为辽东的其他重镇均已陷落，只剩下这座安市城可以阻遏唐军的兵锋。虽说它的南部还有建安、后黄、银城、乌骨等城池，可这些地方的防御都相当薄弱，根本经不起唐军一击。安市一旦失陷，唐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跨过鸭绿江，直捣平壤。

    所以，渊盖苏文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安市城——保住这辽东的最后一道屏障！

    就在唐军进围安市城的次日，渊盖苏文就命令北部总督高延寿、高惠真，统领高丽、靺鞨兵共计十五万人，大举救援安市城。

    十五万人是什么概念？是倾国之师，是高丽王国目前可以动用的所有机动兵力和后备部队！

    毫无疑问，唐帝国的远征军与倾国而来的高丽军队必将在安市城展开一场大决战。

    安市城的存亡将对这场战争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李世民很清楚——安市城是一颗硬钉子，要拔下它并不容易。

    所以一开始，李世民曾打算绕过安市城，先把南部的建安城打下来。可李世勣却不同意皇帝的战略，他的理由是：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唐军的补给中转站在辽东城，如果绕过安市进攻建安，那么后方的运输线很容易被安市守军切断；反之，如果先攻下安市城，则建安城唾手可得。

    李世民尊重李世勣的意见，遂决意攻打安市城。

    当高延寿的救援大军火速向安市城推进的时候，李世民对当前的形势作出了三种判断。

    他说：“现在高延寿有三种战略选择：第一，率领大军前进，与安市城的守军互为掎角，占据险要地形，派出靺鞨骑兵抄掠我们的牛马，一旦我们进攻受挫，要撤退又受阻于沼泽，就会陷入困境，这是上策；第二，救出安市城的军民，然后撤退，这是中策；第三，自不量力，与我们在战场上一决胜负，这是下策。诸位等着瞧，高延寿必出下策，要生擒他易如反掌。”

    与此同时，高丽军中的一个谋士也正在向高延寿献策：“李世民对内扫除群雄，对外制伏戎狄，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如今倾国而来，我们不是他的对手。而今之计，只有坚壁清野，避其锋芒，作好打持久战的准备，然后派出奇兵切断唐军的补给线。一旦唐军的粮食告罄，求战不得，欲归无路，我军便可大获全胜。”

    很显然，这个谋士的策略正是李世民所说的上策。

    可惜的是，刚愎自用的高延寿根本听不进去。他断然拒绝了谋士的建议，毅然挥师西进，决意与李世民一决雌雄。

    一切都被李世民掐准了，而高延寿的败局也就此注定。

    高丽援军马不停蹄地向安市城奔来。

    当他们距离安市城四十里地的时候，李世民担心他们不敢前进，于是命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率一千名突厥骑兵作为诱饵，去诱使高丽军队继续深入。

    阿史那社尔与高丽军刚一交锋，就佯装败北。高丽士兵大喜，互相喊着说：“唐军太容易对付了！”于是争先恐后地追击，直抵安市城南八里，然后紧靠山麓扎营列阵。

    李世民笑了。

    高延寿果然有勇无谋。

    他随即带着长孙无忌等人和数百名骑兵登高远望，观察敌情，只见高丽军队旌旗飘飘，阵营绵延达四十里。同时，李世民又仔细观察了高丽军营附近的山川地形，寻找适合伏击和冲锋的地点。

    一番侦察之后，李世民心里已经有了八成的胜算。

    就在这时候，江夏王李道宗向李世民提出了一个直捣腹心的战略。他说：“高丽以倾国之兵来战，都城平壤的防御必然薄弱，臣请率精兵五千，直捣腹心，拔其根本！只要攻下平壤，高丽的数十万众便可不战而降。”

    这是一个出奇制胜的战略。

    假如李世民采用了这个战略，那么这场高丽战争的结局很可能就会全然不同。可令人困惑的是，李世民听完后却一句话也没有说。

    没有说话并不代表默许，而是表示拒绝。

    李世民为什么会拒绝李道宗的提议呢？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太自信了。眼下他已经成竹在胸，完全有把握一举吃掉高延寿的这支援军。而安市守军一旦没有了外援，就算他们想负隅顽抗，其下场也必定和辽东城一样！

    这很可能就是李世民当时的想法。

    李世民用沉默拒绝了李道宗之后，随即遣使给高延寿送了个口信，说：“渊盖苏文强臣弑主，所以我前来问罪，至于交战，本来就不是我的意愿。我大军深入你们国境，粮食供应不上，所以先夺你们几座城池，等你们政府恢复藩臣的礼节，自然会将城池交还给你们。”

    很显然，这是李世民有意释放的烟幕弹。他知道高延寿有勇无谋，所以吃定他了。

    高延寿果然中计，随后便放松了警惕，军营的防备也异常松懈。

    而李世民则连夜召开了军事会议，抓住战机进行决战部署。他命李世勣率领步骑混成部队一万五千人，抢占西面的山头；又命长孙无忌率精锐部队一万一千人，从山北狭谷秘密行军，迂回到高丽大军的后方；而他本人则亲率四千人坐镇北山，将总指挥部设置于此，从这里俯瞰整个战场，以战鼓、号角及各种旗帜作为指挥作战的信号。

    这场歼灭战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就在于长孙无忌这支奇兵能否顺利迂回到敌军后方，扰乱其军心，并且切断其后路。

    李世民在北山的制高点上，迫切等待着长孙无忌发出的信号。

    六月二十二日清晨，李世勣率部悄悄占领了西岭。当薄雾逐渐散去，高丽军队才赫然发现唐军早已在他们身边摆出了一个攻击阵形。

    高延寿大惊失色，立即下令军队准备作战。

    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此刻，长孙无忌的奇兵已经穿过狭谷，进入了预定战场，并且掀起漫天尘埃，向指挥部发出了信号。

    李世民一见，即刻命鼓手和旗手发出进攻的指令。

    刹那间，唐军各部以排山倒海之势从各个方向对高丽军营同时发起了攻击。高延寿根本弄不清唐军到底有多少兵力，更不知道唐军的作战意图。他试图分兵抵御，可是军营长达四十里，战前又毫无准备，所以他根本来不及对十五万士兵发出不同的作战指令。

    在这一刻，高延寿生平第一次发现——原来带着十几万人打仗是一件如此痛苦的事情！

    唐军各部就像几把尖刀从各个方向猛然插入高丽军营。高延寿的部下们得不到主帅的指令，只能硬着头皮各自为战。

    十五万人顷刻间变成了十五万只无头苍蝇。

    就在此时，原本晴朗的天空忽然雷鸣电闪、风雨大作，使得这个数十万兵马奔腾厮杀的战场变得更加惨烈、诡异而壮观。

    李世民在北山上俯瞰着这一幕，心头不禁掠过一阵阵难以名状的悸动。

    忽然间，在千军万马中，有一袭鲜艳的白袍赫然映入了他的眼帘。

    那是一个年轻的战士。所有人都身披铠甲，只有他是一袭白袍。

    只见他手持长戟，腰挂箭袋，在战场上纵横驰骋，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

    李世民大为惊异，连忙问左右此人是谁。

    可是，没有一个人认识这个白袍勇士。

    此时战场上的形势已经逐渐明朗，高丽军队全线崩溃，在战场上扔下了两万多具尸体。高延寿、高惠真带着残部仓皇逃进了山区。

    此战唐军完胜。

    战斗结束后，李世民第一时间就命人把白袍勇士带到了他的面前。

    这个人，就是享誉后世的大唐传奇名将薛仁贵。

    然而此时，他还只是一个刚入伍不久的普通一兵，这是他第一次走上战场大显身手。

    薛仁贵自恃骁勇，为了创建奇功，故意不穿铠甲而披白袍，希望以此引起高级将领们的注意。可他绝对没有想到，第一个注意到他的人，居然就是大唐皇帝李世民！

    李世民略为询问他的身世之后，对他大为赞赏，随即赐给他两匹战马、四十匹绢，并擢升他为游击将军。

    高丽战争结束后，李世民在撤军途中曾经颇为感慨地对薛仁贵说：“朕诸将皆老，思得新进骁勇者将之，无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薛仁贵就这么一战成名，从此走上一代名将的辉煌征程。

    经此一役，高丽的十五万大军被杀两万多人，余众作鸟兽散，只剩下不足四万人跟着高延寿逃进了深山，依险固守。长孙无忌按照原定计划，毁坏了后方河流的所有桥梁，彻底切断了高延寿的退路。

    随后，李世民命令各军守住各个山口，把这支残敌团团围困。

    高延寿已成瓮中之鳖。

    六月二十四日，高丽军队残存的军粮告罄。高延寿、高惠真意识到大势已去，只好带着余众三万六千八百人向唐军投降。

    高延寿、高惠真被押到了唐军大营，从辕门开始屈膝跪行，一直来到唐军的受降台前，听候唐朝皇帝发落。李世民一身戎装、威风凛凛地坐在高台上，冷笑着说：“你们这些东夷少年，在海边跳梁还行，要想打硬仗一决胜负，恐怕还不是我的对手。怎么样，从今往后，还敢与天子交战吗？”

    高延寿等一干降将全都匍匐在地，浑身战栗，一声也不敢吭。

    都已经是人家砧板上的肉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一战，可以说是李世民东征以来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唐军不但将这支十五万人的大军一举击溃，而且缴获了战马五万匹、牛五万头、铁甲一万件以及大量其他武器。

    对于三万多名战俘的处理，李世民采取了三种不同的办法。

    首先是三千五百名各级军官，李世民分别授予他们官职，然后悉数遣回中国，随宜任用；其次是三万多名高丽士兵，李世民二话不说，全部将他们放归平壤。

    在古代战争中，如此慷慨地纵俘还是比较少见的。李世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对于深入辽东腹地的唐军来说，此时最缺的不是兵力，而是粮食和补给。眼下这三万多人就是三万多张吃饭的嘴，李世民断然不能留下他们。此外，出于政治考虑和人道主义立场，李世民也不想杀降，所以只有放归一途。

    高丽降卒们顿时感激涕零，欢呼之声响彻数十里地。

    最后是三千三百名靺鞨士兵。

    对于他们，李世民的命令只有两个字——坑杀。

    在辽东战争初期，靺鞨人本来是站在唐朝一边、老实听从天可汗调遣的，可后来不知为何受了渊盖苏文的蛊惑，居然反戈一击，与唐朝为敌。对于这种背信弃义、不知好歹的蛮夷，李世民当然不会饶恕。

    那一天，三千三百名靺鞨士兵被毫不留情地全部坑杀。李世民希望以此警示其他戎狄——这就是背叛天可汗的下场！

    取得这场近乎决定性的胜利后，李世民的自信和豪迈之情溢于言表。

    他把自己御帐所在的这座山命名为驻跸山，同时还派快马向留驻定州的太子报捷，并且给高士廉等人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喜不自胜地说：“朕为将如此，何如？”

    这句话很大程度上是说给那些反对天子亲征的大臣们听的，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我老人家打仗还是这么牛，大伙都瞧见了没？

    是啊，李世民是有理由感到自豪。把高丽倾国来战的十几万人一下就给灭了，诚可谓老当益壮，雄风不减当年！

    李世民的高度自信为他换来了一场又一场的胜利，而这些胜利又助长了他的高度自信。

    这真的是与当年的隋炀帝杨广如出一辙的自信！

    可是李世民万万没有想到，他很快就将在这座安市城遭遇与杨广如出一辙的命运。

    只有真正的英雄，才懂得欣赏自己的对手

    高延寿全军覆没，令高丽举国震惊。

    位于安市城后方的后黄城、银城等地（均在今辽宁岫岩县北）的高丽军民有如惊弓之鸟，纷纷弃城而逃，一口气跑过了鸭绿江。

    安市后方的方圆几百里顿时荒无人烟。安市彻底成了一座孤城。

    然而，就是这座几乎是指日可下的孤城，却成了李世民军事生涯中的滑铁卢。

    安市城的防御超乎寻常地坚固，而安市军民的抵抗也出人意料地顽强。

    唐军围攻了一个多月，安市城依旧岿然不动。

    每当李世民的御驾经过安市城下的时候，城上守军就擂鼓喊叫，肆意取笑大唐天子，气焰极为嚣张。

    看着皇帝一阵青一阵白的脸色，李世勣愤然提议——“克城之日，男子皆坑之！”（《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这个可怕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安市城。城中军民越发同仇敌忾、全民皆兵，人人抱定与城池共存亡的决心，对唐军的抵抗也更加顽强。

    战事陷入了胶着状态，一转眼时节已近深秋。

    辽东早寒，如果再这么拖下去，等到草木干枯、河水结冰的时候，唐军的后勤补给势必更加困难，到时候大量的士兵和战马很可能不是战死在沙场上，而是冻死在雪地里！

    怎么办？

    关键时刻，高丽降将高延寿、高惠真站出来献计了。他们向李世民提议：“如今，安市人全民皆兵、人自为战，此城绝对不易攻拔。在下率高丽十余万众，却望风披靡，一朝崩溃，国人皆为之丧胆。而今之计，不如绕过安市，直取乌骨城。乌骨城主年已老迈，大军定可朝至夕克，进军途中的其他小城也会望风而逃，只要收取这些城池里的粮食辎重，大军的供给就不会匮乏，而后乘胜前进，平壤指日可下！”

    这个计划得到了绝大多数将领的支持。他们说：“我军在南部还有张亮的四万海军，可命他即刻向乌骨城进军，与主力会师，攻占乌骨城，然后渡过鸭绿江，定可直取平壤。”

    如果说此前李道宗的绕道建议根本不能让李世民动心的话，那么此刻李世民的想法就不得不发生转变了。其一，这么多人支持这个计划，说明它的可行性很高；其二，李世民亲眼目睹了安市军民的顽强斗志，这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他的自信心。

    所以，李世民略为沉吟后，很快同意了绕道计划。

    可就在这个时候，长孙无忌发言了。

    他说：“天子亲征，跟诸位将军不同，不能抱着侥幸之心去冒险。如今安市、建安的守军还有十余万众，如果绕过它们攻打乌骨，万一两城军队倾巢而出，袭击我们的后背怎么办？所以，臣以为应该先破安市后取建安，然后长驱而进，这才是万全之策。”

    在此，是否要绕道已经成为整个高丽战争中决定性的一步棋。

    如果不采用绕道计划，一意要拔下安市城这颗硬钉子，就得面临辽东早寒的威胁。假如进入冬天还拿不下安市城，那么李世民就只能选择撤兵，此次远征就会功亏一篑。

    而如果绕过安市直取平壤，看上去是一个出奇制胜的妙招，但是唐军的运输补给线势必更加漫长。万一平壤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防御薄弱，而是跟安市城一样又臭又硬，那么到时候的情况就会更加险恶——不但天气严寒、缺乏给养，而且会腹背受敌，后果将不堪设想。当年杨广第一次亲征不就是因为绕道深入、粮草不继而遭遇惨败的吗？

    所以，无论哪一种战略都是有利有弊的，绝没有所谓的万全之策。

    到底该怎么办？

    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最后，李世民内心的天平倾向了长孙无忌。

    他决定放弃绕道计划，在冬季来临之前拿下安市——不克安市，誓不罢休！

    天子既然下定了决心，将士们当然只能豁出命来打了。

    在随后的日子里，唐军对安市城展开了空前猛烈的进攻。士兵们每天都发起六七轮冲锋，各种攻城武器也都拉上去了，无奈安市城城高墙厚，抛石机抛出的巨石只能砸塌城墙上的雉堞[19]，根本轰不倒城墙。就连被砸塌的雉堞，安市守军也能马上在缺口处修筑木栅，令唐军无机可乘。

    眼看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胜利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李道宗情急之下想出了一个办法——筑一座土山。

    筑一座比安市城墙还高的土山，然后居高临下发动攻击！

    随后，唐军花了整整六十天的时间，动用了五十万人次的劳力，终于筑起了一座比安市城墙还高出数丈的土山。

    安市城彻底暴露在唐军的眼皮底下。

    最重要的是：安市城的楼房街道彻底暴露在了抛石机的射程之内！

    可想而知，如果不出现什么意外的话，安市城必定会像当年西域的高昌城一样，被唐军的重型抛石机彻底砸烂，而安市军民无论怎么顽强，最后也肯定要乖乖地开门投降。

    可是，这个世界总是充满了意外，而历史也总是充满了偶然。

    就在这个大型工程即将竣工的那一天，安市城外突然发出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土山崩了。

    唐军将士彻底傻眼。

    同一刻，安市军民也差一点哭出声来。

    因为安市城的一段城墙竟然被土山压塌了！

    这场僵持了三个月的围城战役顿时出现了万分惊险而又极具戏剧性的一幕。

    此时只要唐军抓住战机，从倒塌的城墙处杀进去，安市城基本上就是唐军的囊中之物了。

    可我们说过，历史充满了偶然。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负责守卫土山的唐军将领傅伏爱却不知上哪儿溜达去了，根本不在军营，只剩下一群士兵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手足无措。许久才有人反应过来，赶紧撒丫子跑去大本营报告情况。

    趁着唐军愣神的间隙，高丽军队迅速作出了反应。守城将领马上组织了一支数百人的敢死队，从倒塌的缺口处冲出来，向守卫土山的唐军发起了攻击。唐军的这支守卫部队本来人数就不多，加上将领又开了小差，部队无人指挥，顿时乱成一团。于是被杀的被杀，逃跑的逃跑，只不过片刻工夫，就把这座耗费了两个月时间修筑的土山拱手让给了高丽人。

    高丽军队占领土山后，立刻挖掘战壕，修筑防御工事，并派出重兵把守。

    等到唐军最高统帅部得到消息，土山早已变成了高丽人手中的一座坚固堡垒。

    李世民的肺都快气炸了，马上把玩忽职守的将领傅伏爱拖出去砍了脑袋，然后对所有将领下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土山！

    接下来的三个昼夜里，一拨接一拨的唐军士兵对这块弹丸之地发起了不间断的攻击，而高丽军队也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

    谁都知道这座土山的重要性：唐军只要将其夺回，安市城立马玩完；而高丽人只要拼死守住，安市城就能高枕无忧。

    所以，双方都倾尽全力、志在必得！

    这三个昼夜简直成了一场噩梦。双方在小小的土山上扔下了无数具尸体，鲜血染红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然而，整整三天过去了，土山依然牢牢控制在高丽人的手中。

    此时已经接近九月下旬，从唐军围攻安市城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三个月。漫山遍野的草木都已枯黄，刺骨的北风在耳旁呼啸，而唐军将士们仍然穿着单薄的夏装，粮草也已逐渐告罄。

    看来，这场战是无论如何也打不下去了。

    除了这些因素以外，漠北的局势也在此时骤然紧张起来。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已于九月初七病殁，他儿子自立为多弥可汗后，开始蠢蠢欲动，不断派出小股部队骚扰河套地区。

    所有情况都表明：唐帝国与薛延陀之间的全面战争已经无法避免。

    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李世民都只能立刻从高丽撤兵，别无选择！

    贞观十九年九月十八日，李世民神色黯然地下达了班师的命令。

    整个撤军行动是有条不紊的。李世民先是下令将辽州、盖州、岩州的所有居民迁往国内，然后在安市城下摆出了一个盛大的军容，让各军结成整齐雄壮的方阵缓缓而退。

    要来，唐军就来得雄赳赳、气昂昂。

    要走，唐军也要走得从从容容、体体面面！

    安市城主站在千疮百孔的城墙上，望着唐军渐行渐远的旌旗和队伍，用一种肃然起敬的心情遥拜送别。

    而李世民对安市城主坚韧不拔、顽强不屈的精神也极为嘉许，在临走前特意赐给了他一百匹绸缎，勉励他这种忠君卫国的行为。

    这是令人感动的一幕。

    在战场上，他们是你死我亡的对手；可一旦战争结束，他们却都能够以一种罕见的真诚，向对方表达出一种发自内心的崇高敬意。这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在西方，这或许就叫骑士风度；而在东方，这就叫英雄惜英雄！

    只有真正的英雄，才懂得欣赏自己的对手。

    李世民绝对不会料到，此次亲征高丽，竟然会以势如破竹的胜利开场，而以万般无奈的撤兵告终。

    在这片辽东的土地上，此刻的李世民与三十三年前的杨广一样，播下的是信心和希望的种子，收获的却是沮丧和失败的果实。

    两代帝王踌躇满志地亲征高丽，却遭遇了如出一辙的历史命运。

    李世民顿有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之感。就在班师途中，他忍不住仰天长叹：“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虽然此次亲征，李世民和杨广一样，未能达到讨平高丽的战略目的，但是从战争的结果来看，李世民与杨广的所得所失却大不相同，甚至可以说有着天壤之别。

    首先，二者付出的代价不同。

    杨广第一次亲征高丽就出动了一百多万大军，耗费了无数人力、物力，几乎一下子就拖垮了国家财政。而且，隋军在交战中也付出了大量的伤亡和损失，前面的多次战斗暂且不论，仅宇文述最后一次长途奔袭率领的三十万五千人，在撤至萨水时一次就损失了三十万两千三百人，几近全军覆没，同时损失的武器、装备、辎重更是数以亿计。

    回头来看李世民的亲征，唐军出动的总兵力不过十几万人，仅是隋军的十分之一，而且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军在这场战争中的阵亡人数总共才区区两千人。虽然这个数字非常值得怀疑，可即便给它后面加上一个零，算它两万人，跟隋军比起来也不过是九牛一毛。

    其次，二者取得的战果不同。

    杨广一征高丽时，仅在辽东城下就被拖了整整三个月，始终不能前进半步。后来虽说宇文述绕过辽东直趋平壤，却是中了高丽人的诱敌深入之计，最后全军覆没，根本不足为训。此外，来护儿的水军虽也曾一度攻入平壤，但结果也是损兵折将、一无所获。

    相反，唐军在这场战争中却几乎横扫了整个辽东地区，先后攻克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等十座城池，后来虽因撤军而放弃，但将辽州、盖州、岩州的七万居民迁入中国，使得高丽在辽东经营已久的几大军事重镇一朝空虚，变成了荒城和死城。此外，唐军前后共斩获四万余颗首级，仅驻跸山一战就将高延寿的十五万大军彻底击溃，极大地歼灭了高丽军队的有生力量。后来虽然释放了大量战俘，但将其中训练有素的三千五百名军官悉数遣回中国任职，获得了一笔无形的军事财富。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李世民和杨广从失败中汲取的经验教训截然不同。

    虽然二者从高丽撤军后，沮丧的心情是一样的，二征高丽的决心也是一样的，但是杨广却并未从失败中获得什么有价值的经验教训。第二次东征时，他照例拉出了一百万人的大军，也照例命宇文述绕过辽东奔袭平壤，自己又照例在辽东城下埋头攻打了两个月，一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模样。后来虽说想出了一招堆筑“布袋大道”的主意（与唐军“修筑土山”可谓异曲同工），可毕竟只是小小的战术改变，对于整场战争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杨玄感叛乱一爆发，杨广就不得不匆匆撤军，使得二征高丽无果而终，属于典型的在一块石头上绊倒两次的搞笑之举。

    反观李世民，亲征高丽的失败对他产生了极大的触动，也让他终于找出了失败的症结，那就是——忽视了海军在运输补给和迂回机动方面应该发挥的巨大作用。

    此次东征，李世民虽然也派出了一支由张亮率领的四万人的海军，且其在海陆总兵力中的比例并不算低，但是综观这支海军在整场战争中的表现，实在有点不尽如人意。除了在前期攻下一座卑沙城，在后期与陆军遥相呼应、协攻安市南部的建安城之外，海军唯一让人感到眼前一亮的军事行动就是——曾派出一支偏师，由丘孝忠率领直接开到了鸭绿江口。可他们到底去干什么史书却语焉不详，据说只是去“耀兵”了一下，所以我们只能把它理解为去执行了一次侦察任务，刺探高丽军队在鸭绿江至平壤一线的布防情况。

    由上可知，张亮的这支海军在此次东征中实在没发挥什么重要作用。这其中除了张亮本人的能力确实有限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是李世民的战略思想有问题——

    他压根就没想让海军担任什么重要任务，顶多就是让他们在辽东半岛给陆军敲敲边鼓、唱唱配角而已！

    虽然李世民在战前也曾派人将河南诸州的粮草运往莱州军港，也让海军承担了一部分运输任务，但是在数量上远远不够，仍然只是陆地运输线的补充而已，大部分的粮食补给还是由河北诸州运到辽东边境的怀远镇。

    在这里，李世民犯了一个和杨广一模一样的错误——过于倚重陆上的运输线！

    所以，当战争中好几次出现是否绕道的争议时，李世民最大的顾虑就是陆地补给线被后方的高丽军队切断，就像当年的宇文述绕道奔袭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后方粮草供应不上一样！

    从这个意义上说，高丽战争的成败与否，关键并不在于是否要绕过辽东。

    对于这次东征高丽，后世论者大多认为如果采用李道宗等人的建议，跨过鸭绿江直取平壤，唐军就有可能出奇制胜。

    然而，这实在是忘记历史教训的迂阔之谈。当年的杨广不就派大军绕过去了吗，可结果还不是全军覆没？

    所以，现在的李世民之所以失败，其原因也根本不是没有采用绕道计划。

    假如李世民真的绕过去了，说不定结局会更惨，或许连保存有生力量、体体面面地退兵都不可能。

    无论是当年杨广的三征三败，还是如今李世民的功亏一篑，其共同的原因只有一个——忽视海军！

    正是因为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从高丽班师后，李世民的目光就锁定了海军。

    他决定建设一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力量！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九月，李世民下诏，命“宋州刺史王波利等，发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数百艘，欲以征高丽”（《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六月，“上（李世民）以高丽困弊，议以明年发三十万众，一举灭之。或以为大军东征，须备经岁之粮，非畜乘所能载，宜具舟舰为水运……七月，于剑南道伐木造舟舰，大者或长百尺，其广半之。别遣使行水道，自巫峡抵江、扬，趣莱州。”（《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大军东征，后方必须储备一年以上的粮草。而这么大的运输量很难由陆路的“畜乘”单独承担，所以，应该开辟一条海上运输线，以“舟舰”来承担主要的后勤补给工作。

    这就是李世民东征高丽失败后取得的最主要的经验教训。

    对于杨广来说，失败只会让他疯狂，让他加速走向灭亡；而对于李世民来说，失败却拓宽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战争经验，提升了他的军事智慧。

    虽然天不假年，上苍没有给李世民更多的时间去亲手征服高丽，但是在第一次东征失败后，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无论是李世民晚年对高丽发动的一系列骚扰战，还是在后来唐高宗征服朝鲜半岛的一系列战争中，由李世民晚年所建立的强大海军，在运输补给、迂回机动、与陆军协同作战等方面，都发挥了单兵种作战无法比拟的巨大作用。

    正是李世民深刻汲取了高丽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才使得唐帝国能够在高宗之世平定高丽和百济，并进而控制整个朝鲜半岛的局势。

    从这个意义上说，高丽最终虽亡于高宗之世，可又何尝不是亡于太宗之手呢？

    贞观的黄昏

    唐太宗李世民君临天下二十三年，以其雄才大略缔造了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黄金时代——贞观之治。在他的统治下，大唐帝国的形势蒸蒸日上，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无论是文治还是武功，李世民所缔造的历史功绩都足以彪炳千秋、震烁古今！

    然而，贞观之治并不是一块无瑕的白璧。

    在这二十三年里，前期的李世民励精图治、虚怀纳谏，其政风刚健质朴、高效清明，但是到了中后期，随着天下大治的实现和帝王功业的鼎盛，李世民身上的人性弱点终于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大约从贞观十年起，贞观政治就已出现“渐不克终”的景象。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针对太宗李世民身上渐露端倪的拒谏和骄逸之风，魏徵上疏：

    自王道休明，十有余载，威加海外，万国来庭，仓廪日积，土地日广，然而道德未益厚，仁义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尽于诚信，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故也。昔贞观之始，乃闻善惊叹，暨八九年间，犹悦以从谏。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贞观政要》卷五）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针对李世民营缮宫室的劳民之举，马周上疏：

    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给役者兄去弟还，道路相继。陛下虽加恩诏，使之裁损，然营缮不休，民安得息？……贞观之初，天下饥歉，斗米直匹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今比年丰穰，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由于太宗李世民“崇饰宫宇、游赏池台”，百姓的劳役日渐沉重，有一些朝臣进行了劝谏，李世民居然回答说：“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魏徵闻言，大为不安，随即呈上了一道著名的《十渐疏》。他说：“陛下志业，比贞观之初，渐不克终者凡十条。”然后在奏疏中依次列举了太宗在十个方面日渐暴露出来的缺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针对李世民上面那句“谬论”而发的。他说：“顷年以来，轻用民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败、劳而安者也，此恐非兴邦之至言。”（《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李世民奢纵和拒谏的习气越发严重。有一次，时任左右仆射的房玄龄和高士廉，在路上遇到专门负责宫室营造的少府少监窦德素，就随口问了一句：“北门（玄武门）近来在营造什么？”李世民听说后，竟然暴跳如雷，立刻命人把房玄龄和高士廉叫来训话，怒气冲冲地说：“你们只要管好你们南衙（唐朝中央政府机构所在地）的事情就够了，北门一点小工程，关你们什么事？”

    房玄龄和高士廉当即吓得面无人色，不住地叩头谢罪。魏徵在旁边一看，忍不住发话了：“臣不知陛下为何责备房玄龄他们，也不知道房玄龄等人何以谢罪。臣只知道，房玄龄他们是陛下的股肱耳目，于朝野上下的事情岂有不应该知道的？如果北门的工程应该兴建，他们当辅佐陛下完成；如果不应该建，就请陛下马上停工。他们向主管部门询问，理所当然，不知陛下何罪而责，更不知他们何罪而谢！”

    面对魏徵的铁齿铜牙，李世民顿时没了脾气，只好面露愧色，一言不发。

    从这件小事情，就足以见出贞观后期的李世民实在是大不如前，而贞观的政风也已是今非昔比了。

    到了东征高丽之后的贞观二十二年，由于“军旅亟动，宫室互兴，百姓颇有劳弊”，嫔妃徐惠也忍不住上疏规谏：

    窃见顷年以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且召募役戍，去留怀死生之痛，因风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年无数十之获；一船致损，则倾覆数百之粮。是犹运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虽除凶伐暴，有国常规，然黩武玩兵，先哲所戒……是知地广非常安之术，人劳乃易乱之源。

    妾又闻为政之本，贵在无为。窃见土木之功，不可遂兼。北阙初建，南营翠微；曾未逾时，玉华创制。非惟构架之劳，颇有功力之费……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愿陛下使之以时，则力不竭矣；用而息之，则心斯悦矣。（《贞观政要》卷九）

    徐惠是李世民晚年最喜爱的嫔妃，从小聪颖好学，遍涉经史，素有“贤妃”之称，亦大有长孙皇后当年的风范。她的这道奏疏不但文辞优美，而且切中时弊。李世民看过后“甚善其言”，并且“优赐甚厚”。

    也是在同一年，李世民似乎预感到了自己时日无多，于是“披镜前踪，博览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专门写作了一篇《帝范》，总结了前人的政治智慧和自己一生的执政经验，郑重其事地把它交给了大唐王朝的政治接班人——皇太子李治。

    这是一篇名垂千古的政治遗嘱，也是一册享誉后世的政治教科书。

    李世民在文章的最后，语重心长地说了一段话。这段话既可以视为他对太子李治的谆谆教诲，也可以视为李世民对自己二十三年帝王生涯所作的一次自我批评和自我总结：

    汝当更求古之哲王以为师，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不免为下。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美尽善，固多愧矣！汝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且成迟败速者，国也；失易得难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惜哉！（《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

    诚哉斯言！

    这句话，完全可以作为李世民一生的盖棺论定之语。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李世民在晚年能够如此清醒地看待自己的一生，并且如此真诚地剖析一生的功过，既不刻意隐恶，也不过分溢美，实属难能可贵。

    在贞观的早晨，李世民的青年时代曾经有过一种丽日喷薄的激昂之美。

    在贞观的正午，李世民的壮年时代也曾经有过一种如日中天的壮阔之美。

    而当贞观时代的黄昏来临，当一个伟人与自己生命中的夕阳迎面相遇，有谁能说，在一切绚烂终归于平淡的这一刻，西天的那抹斜阳没有一种凄艳而无言的静美呢？

    李世民的健康状况是从贞观十九年冬天开始恶化的。

    从辽东班师的途中，李世民就患上了痈病。直到次年三月回到长安后，病情才略有好转，但始终未能痊愈。“上疾未全平，欲专保养”，因而下诏，将“军国机务并委皇太子处决”。太子李治在“听政于东宫”的间隙，随时“入侍药膳，不离左右”。

    同年十月，李世民从灵州回来，又患了重感冒，身心疲累，只好静心调养，于十一月又把一般政务交给了太子李治。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二月，也就是在李世民宣布二征高丽的同时，他再次患上风疾，直到十一月才基本病愈，不过只能“三日一视朝”（《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可见当时李世民的健康已是每况愈下，体质已经非常虚弱了。

    从东征高丽回来后的这几年中，李世民就这样被接二连三的疾病所困扰。积极的药物治疗始终未能有效改善他的身体状况，在此情况下，李世民终于把目光转向了某种超自然的力量。

    他开始服食丹药。

    他开始服食江湖方士为他炼制的所谓“长生丹药”。

    曾几何时，唐太宗李世民对诸如此类的迷信是最为嗤之以鼻的。比如贞观二年，李世民就曾经在一次谈话中，对秦皇汉武迷信神仙之术发出了耻笑。他说：“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童女数千人，随其入海求神仙……汉武帝为求神仙，乃将女嫁道术之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贞观政要》卷六）

    贞观十一年二月，李世民又曾经在一道号召“俭葬”的诏书中，提出了自己随顺自然的生死观。他说：“夫生者天地之大德，寿者脩短之常数。生有七尺之形，寿以百龄为限。含灵禀气，莫不同焉，皆得之于自然，不可以分外企也。虽复回天转日之力，尽妙穷神之智，生必有终，皆不能免。”（《唐大诏令集》卷七十六）

    这番话说得何等透彻，这样的生死观又是何等超然和洒脱！

    可令人遗憾的是，当死亡的阴影真的降临他头上的时候，李世民却彻底放弃了他早年的生死观，无可挽回地走上一条与古代帝王一样的迷信方术、希求长生的老路。

    可是，长生丹药非但没有给他带来长生，反而使他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

    李世民以为是国内的方士水平不够，又在大臣的引荐之下，于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把一个印度的婆罗门僧召进了太极宫。此人“自言寿二百岁，云有长生之术”。

    如果在早年，光凭这句话，李世民肯定一下子就能断定——这家伙是个标准的大忽悠。

    可现在不一样了。越是能忽悠的家伙，李世民就越是会以礼相待，把他奉为上宾。

    这个胡僧来到长安后，李世民便对其“深加礼敬”，把他安置在金飚门内的一处高级宾馆，让他专门“造延年之药”。此外又“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发使天下，采诸奇药异石，不可称数”（《旧唐书·天竺传》）。

    很显然，此刻的太宗李世民已经和历史上所有老来昏聩的帝王没啥两样了。

    尽管严格说来，此时的李世民并不算老——他这一年虚岁才五十，刚刚是知天命之年。

    但是，当婆罗门僧花一年时间把“长生不老药”炼成后，刚过知天命之年的李世民就迎来了自己的末日。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春天，李世民在服用了几次胡僧献上的丹药后，病情就突然加剧了。那些名满天下的御医们急得满头大汗，可是人人都对天子的病情束手无策。

    这哪是什么长生不老药啊，这简直就是催命夺魂丹！

    印度来的大忽悠果然比中国方士的水平高。中国方士们折腾了好几年，也只是把皇帝的龙体折腾坏而已，没想到印度大忽悠只来了一年时间，才用了几颗丹药就把一代英主李世民直接送上了西天。

    最后的时刻终于到来。

    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在翠微宫避暑的太宗李世民痢疾转剧，十分痛苦。太子李治昼夜不离左右，一连数日茶饭不进，愁得头发都白了。李世民看着这个从小柔顺仁孝的儿子，泪水夺眶而出，说：“汝能孝爱如此，吾死何恨！”

    五月二十四日，李世民陷入了弥留状态，紧急召见长孙无忌入含风殿。长孙无忌跪在皇帝的病榻前，悲不自胜，涕泪横流。气若游丝的李世民伸出一只手抚着他的脖颈，许久，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最后李世民只好挥挥手让他退了出去。

    五月二十六日，李世民的精神略为好转。趁着这回光返照的片刻，李世民再次把长孙无忌和禇遂良召进寝殿，正式交代政治遗嘱。

    李世民用尽最后的力气说：“朕今悉以后事付公辈。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然后又对太子李治说：“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最后把脸转向禇遂良，说：“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谗人间之。”（《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随即命禇遂良草拟遗诏。

    遗诏拟就，李世民轻轻闭上了眼睛。翠微宫外，有风在终南山的山谷间穿梭呜咽。满山葳蕤葱茏的草木在劲风中簌簌颤抖，宛若十万个绿衣人在同一时刻无声地啜泣。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二十六日，唐太宗李世民与世长辞，终年五十一岁。

    贞观之治就此落下帷幕。

    这一天，太子李治一直抱着长孙无忌的脖子恸哭哀号，几度险些昏迷。等太子哭得差不多了，长孙无忌板着脸说了一句：“殿下现在肩负着皇上托付的宗庙社稷，干吗像个匹夫一样哭个不停？”李治这才止住了哭泣。

    长孙无忌秘不发丧，于二十七日命精锐禁军护送太子返回长安。

    二十八日，太子进入京师。皇帝的灵柩放在御辇内，所有的侍卫和仪仗一如往常。

    二十九日，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大臣们在太极殿正式发丧，同时宣读遗诏：一、命太子即位；二、军国大事不可停顿，所有中央政府机构照常运作；三、诸王在各地担任都督、刺史者可全部回京奔丧，唯独濮王李泰不在此列；四、取消东征高丽的军事计划；五、在建的所有土木工程一律停工。

    随后的几天里，周边少数民族在唐朝担任公职的人员以及正巧抵达长安朝贡的各国使节，听到天可汗驾崩的消息后，无不失声痛哭。前后有数百人依照各自的民族风俗，或剪去头发，或用刀划脸，或割下耳朵，以表对天可汗的沉痛悼念之情。

    贞观二十三年六月初一，太子李治在太极殿即位，是为唐高宗。

    这一年，李治二十二岁。

    无论人们对于唐太宗李世民的英年早逝如何悲痛和惋惜，也无论人们对于美好的贞观时代如何眷念和不舍，总之从这一天开始，大唐帝国的历史就揭开了全新的一页。

    年轻的天子李治站在太极殿上，目光清澈透明，却又略显稚嫩和柔弱。顾命大臣长孙无忌站在他身后，脸上则写满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坚毅与从容。

    没有人知道，在这一老一少的两张面孔背后，帝国的未来将会是一副什么模样。

    一个女人会篡夺李唐天下？

    在李世民生命的最后几年中，曾经有一则政治预言困扰了他很久。预言是这么说的——“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起初李世民并不在意，因为他不相信一个女人会篡夺李唐天下。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李世民感到了恐惧。因为天上出现了“太白昼见”的天象，就跟武德九年六月的那幕一模一样。当年的太史令傅奕得出的结论是——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而现在的太史令李淳风告诉李世民的则是——太白昼见，女主昌。

    很显然，这是天意！

    流言与天意居然如此高度吻合，李世民又岂能不感到恐惧？！

    从此，这个“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预言就像一个黑色的梦魇一样久久缠绕在李世民的心中。

    那么，这个即将窃取李唐天下的“女主武王”究竟是谁？李世民焦灼的目光开始在满朝文武中来回逡巡，最后终于锁定了一个嫌疑人。

    这个人叫李君羡。

    李君羡虽然不姓武，但他的官职是左武卫将军。同时，他的爵位又是武连县公。此外，他又是河北武安人。不仅如此，作为禁军将领，李君羡驻守的地方恰恰又是——玄武门。

    四个武字，李君羡身上居然有四个武字！

    天底下还能找出第二个这样的人吗？

    说起李世民发现李君羡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出于偶然。那是一次宫廷宴会，李世民宴请了在京的一些武官。席间大家用酒令助兴，约定输的人都要报上自己的乳名。轮到李君羡时，行酒令输了，就老实交代他的乳名——五娘。

    一个人高马大、胡子拉碴的大男人居然叫五娘？在场众人顿时爆出哄堂大笑，至少有一半的人把口中的酒全都喷了出来。

    可李世民并不觉得搞笑，而是感到万分惊愕。就在电光石火的一瞬间，李世民的脑中飞快闪过李君羡的官职名、爵位名、出生地和驻守地。

    李世民仿佛忽然间明白了——原来这个“女主武王”并不是女人，而是一个有着女人乳名的男人、一个手握重兵并且驻扎在玄武门的武将！

    玄武门是什么地方？是帝国的宫禁重地，是当年自己发动政变夺取政权的地方！

    这一刻，李世民的心中翻江倒海。但他却笑容可掬地用一种打趣的口吻说：“哪里来的‘女子’，竟如此骁勇健壮？”

    李君羡闻言呵呵地笑了。

    在场的武将们也都笑了。

    没有人知道，那一刻李世民的心中满是杀机。

    几天后李君羡就遭到了贬黜，外放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刺史。又过了没多久，朝中御史突然发出弹劾，指控李君羡“与妖人交通，谋不轨”（《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所谓妖人，只不过是华州的一个老百姓，只因通晓佛法，自称能入定不食，李君羡对他颇为仰慕，所以二人结成好友，过从甚密。仅仅因为这些，李君羡就被栽了一个莫须有的谋反罪名。

    数日后，李君羡被斩首，家产充公，家人籍没为奴。

    尽管一举除掉了李君羡，可李世民心头的梦魇却并未就此消失。

    一种莫名的恐惧还是缠绕着他。

    终于有一天，李世民屏退左右，只留下太史令李淳风，神色凝重地问：“民间的那些传言，会不会应验？”

    李淳风回答：“臣仰观天象，俯察历数，此人已在陛下宫中，而且是陛下的亲近眷属。从现在起，不出三十年，此人必定据有天下，并会将李唐子孙屠戮殆尽，这样的征兆已经形成了！”

    听着李淳风用一种近乎冷酷的语调描述着这个恐怖的未来，李世民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把可疑的人全部杀掉，将会如何？”

    李淳风看见天子说这句话的时候，额头上青筋暴起，目光像刀子一样尖锐而森冷。

    “天意如此，人力不可违抗。”李淳风说，“正所谓王者不死，如果把可疑的人全部杀掉，只不过多杀掉一些无辜的生命而已。再者，从今往后三十年，这个人年岁已老，或许还能有几分慈心，制造的灾难也许会小一点。假如现在把此人杀了，上天也许会再遣一个，到时候正当壮年，一旦施展毒手，恐怕陛下的子孙一个也剩不下了！”

    李世民沉默了。

    既然如此，那就随它去吧。李世民最后无奈地想，也许儿孙自有儿孙福，到时候自然会有人来收拾这个可怕的“女主武王”；也许纯粹是李淳风危言耸听，李唐的未来绝不会像他形容的那么恐怖。

    李世民被这则恐怖的政治预言深深困扰的那一年，是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

    此时此刻，在李世民后宫的三千佳丽之中，有一个方额广颐的美貌女子，正用一种抑郁而迷惘的目光仰望着掖庭宫上那一方青灰色的天空。

    在她的印象中，这片天空好像永远是青灰色的。

    十年了，已经整整十年了！

    从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入宫到现在，生命中最美丽的十年时光已经从她的指缝、眉间、两鬓、发梢悄悄溜走，而她只能永远盯着掖庭宫的天空发呆。

    这个女子在后宫的品秩是才人，位列嫔妃群的第五品。

    从十四岁入宫的那一年起，她就已经是才人了。可时至今日，她依旧是一个不上不下、不咸不淡的才人！

    就在入宫第二年的某个夜晚，一个满庭弥漫着栀子花香的夏日夜晚，大唐天子临幸了她。

    无论年华如何老去，她永远记得那一夜皇帝在她耳旁留下的粗重喘息声。然而一切都发生得如此猝不及防，以至于年轻的武才人根本来不及感受和体验这突如其来的幸福。

    也许她的内心刚刚泛起一阵幸福的涟漪，太宗皇帝的大手就熟练而潦草地滑过她的肌肤，然后用一种简单的，甚至是略显粗暴的方式，把她从一个女孩变成了一个女人。

    对了，皇帝临走时还托着她的下颌端详了许久，最后赐给了她一个名字——媚娘。

    是的，她就是武媚娘。

    至今，武媚娘犹然记得十年前的那个早晨，那个彻底改变她命运的早晨。

    公元638年，唐贞观十二年。

    冬日。长安。

    一个大雪初霁的早晨，天色晦冥。宽阔的朱雀大街上行人稀少，偶尔有一两只落单的白头翁从空中低低掠过，扔下几声孤独而凄婉的鸣叫，随即扑扇着翅膀朝终南山方向飞去。一驾来自皇宫的豪华车辇轧着厚厚的积雪在坊间辘辘而行，最后缓缓停在已故荆州都督、应国公武士彟的宅邸前。

    来自宫中的使者径直走进应国府，高声宣读了皇帝的诏书。武士彟的遗孀、应国夫人杨氏带着家人跪地接旨。当她从使者手中接过诏书的那一瞬间，两行清泪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

    这一刻终于还是来了。

    尽管数日前已经接到宫中告谕，说天子要把她十四岁的次女召进宫中纳为才人，尽管杨氏一再告诉自己，这是皇帝对武氏一门的恩宠，也是女儿命中注定的福分，可是事到临头，一种深切的感伤和不舍还是强烈地撕扯着她的心扉。

    宫门一入深似海。女儿一旦踏上这驾皇家车辇，今生便极有可能不复相见。纵然凡尘俗世与帝王宫阙仅仅隔着一道红墙，但这道薄薄的红墙却形同天堑，足以令她们母女骨肉分离，咫尺天涯。杨氏一想到女儿这一去无异于永诀，便禁不住心如刀绞，泪如雨下。

    然而，天子的诏命是不可违抗的。

    无论女儿这一去是福是祸，杨氏都只能在内心一遍又一遍地祷告上苍，千万不要让女儿遭遇无数白头宫女那样的命运——一生得不到天子宠幸，只能在千芳竞妍的掖庭永巷中独自枯萎，在无人注目的深宫一隅中默默老去。

    杨氏并不敢奢望女儿能够集三千宠爱于一身，更不敢奢望她有朝一日能够母仪天下，她只是祈求上天能让女儿一生平安，让她获得一个女人应有的幸福。

    仅此而已。

    可即便只是这点念想，杨氏依然担心它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奢望。

    空中不知何时又飘起了大雪，天色越发晦暗。

    在使者的一再催促下，杨氏终于还是让她的女儿——那个方额广颐、蛾眉凤目的女孩——走出了她厮守十四年的闺房，走出了应国府的九曲回廊和深深庭院，走出她成人之前的最后一寸光阴，来到这驾镶玉鎏金的皇家车辇旁，来到这驾承载着未知命运的马车旁。

    虽说早已看惯了后宫的三千佳丽，可当几个使者第一眼看到这个女孩时，心里还是不约而同地掠过了一阵惊艳之感。

    让他们感到惊艳的不仅仅是女孩的容貌，还有她那与众不同的气质和神情。

    那是一半妩媚映衬着一半孤傲，还有一半矜持遮掩着一半忧伤。

    杨氏和一干女眷站在府门前的台阶上，目送着女儿步下台阶。杨氏依然泪流不止，左右女眷不住地低声劝慰，但显然阻止不了她的感伤和悲泣。即将迈上车辇的一瞬间，女孩忽然转过身来，向母亲深深施了一礼，说：“见天子庸知非福，何儿女悲乎？”（《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

    见天子何尝不是一种福分，何必像小儿女一样悲泣？

    直到很多年以后，来自宫中的使者依然清晰记得这个与众不同的女孩说过的这句出人意表的话。在许多私下的场合，他们始终声称——早在迎她入宫的那一天，他们就已看出这个女孩绝非凡人，日后必有一番惊天动地的造化！

    女儿说这句话时带着一脸从容自若的神情，杨氏怔怔地看着自己的女儿，蓦然止住了哭泣。

    那一刻，她的目光中满是错愕。

    因为女儿让她感到了一种陌生。

    这驾皇家马车很快就走远了，在白茫茫的天地之间缩成了一个缓缓蠕动的小黑点。

    当沉重的宫门从身后砰然关上，马车内的女孩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被截成两段，一半扔进了帝王之家，一半抛出了宫墙之外。

    雪一直下，自苍旻深处不停落下，层层叠叠地覆盖在应国府到太极宫的这条路上。

    这一场仿佛永远也下不完的雪，多年后依旧在女皇武曌苍老的记忆中久久弥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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