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将之路：苏定方西征

    永徽二年（公元651年）春天，登基不久的高宗李治正踌躇满志地打理着太宗皇帝留下的这个广土众民的帝国，就在这个时候，西域传来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

    消息是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刺史骆弘义派快马递到京师的。他在奏章中称，原西突厥降将，时任左骁卫大将军兼瑶池（今新疆阜康市）都督的阿史那贺鲁，一直在暗中召集旧部，势力日渐膨胀，很可能是想利用太宗驾崩、新君刚刚即位的时机发动叛乱，袭取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市东）和庭州。

    这个消息立刻引起了高宗的高度警觉，他马上派遣通事舍人桥宝明前往瑶池，对阿史那贺鲁进行慰抚，实际上就是对他发出警告。

    天子特使的到来令阿史那贺鲁大为惊愕，他没想到自己的行动这么快就被朝廷察觉了。

    特使桥宝明还带来了天子旨意，命阿史那贺鲁的长子阿史那咥运入朝充当人质。由于叛乱的准备还不充分，阿史那贺鲁只好硬着头皮服从了朝廷的安排。

    在此，年轻的高宗显然走了一步好棋。因为如此一来，投鼠忌器的阿史那贺鲁自然不敢轻举妄动。如果高宗长期把阿史那咥运扣为人质，那么阿史那贺鲁绝不可能跟唐朝反目，也不可能在后来的几年里闹出那么大动静。

    可惜，也许是因为高宗还年轻，缺乏政治经验，所以没过多久就把阿史那咥运放回去了。他或许以为这样小小地震慑一下，就足以让阿史那贺鲁放弃叛乱的念头。可他错了，阿史那贺鲁的野心要比他想象的大得多。

    阿史那咥运返回瑶池之后，阿史那贺鲁立刻率领部队向西而去，叛离了唐朝。

    阿史那贺鲁这一走，有如猛虎归山，唐朝的西域边陲立刻罩上了一层浓密的战争阴云。

    此时，西突厥的在位可汗是乙毗射匮，此人才能平庸，西突厥各部早已不服其统辖，所以当阿史那贺鲁的兵锋突然直逼他的王庭时，乙毗射匮马上乱了阵脚。他仓促集结部众抵御阿史那贺鲁，结果一战即溃，其部众全被阿史那贺鲁吞并。

    阿史那贺鲁一战平定了西突厥可汗，其野心大为膨胀，随即在双河与千泉（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一带建立了王庭，自立为沙钵罗可汗。原乙毗射匮可汗辖下的十个直属部落一齐归附，数月之间，阿史那贺鲁摇身一变就成了西突厥的头号人物，麾下拥有精兵数十万众。稍后，处月（今新疆新源县境）、处密（今新疆塔城市境）两大部落以及西域诸国，又相继投靠了阿史那贺鲁。

    唐朝在西北边境的一大劲敌就这样悍然崛起了。

    永徽二年七月，志得意满的阿史那贺鲁亲自率部入侵庭州，很快就攻陷了庭州境内的战略要地金岭城（今新疆鄯善县西北）和蒲类县（今新疆奇台县东南），杀死并俘虏了数千唐军。

    高宗李治勃然大怒，同时也为自己当初的掉以轻心追悔不已。此后的几年里，高宗先后派遣梁建方、程知节等人进行了两次西征，虽然占据了一些土地，也歼灭了西突厥的一些有生力量，却始终没有达成最主要的战略目的——平定阿史那贺鲁。

    对此，高宗李治自然是极不甘心。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闰正月，也就是二次西征刚刚结束的两个月后，高宗就宣布对西突厥发动第三次远征。

    此次远征军的主帅，就是曾在第二次西征立下战功的苏定方。

    苏定方，冀州人，出道很早，但是命途多蹇，一生的道路颇为曲折。大业末年，天下板荡，盗贼蜂起，苏定方的父亲苏邕率领本郡的数千乡勇征讨盗贼，当时年仅十余岁的苏定方就随父从军，每战必冲锋在前，“骁悍多力，胆气绝伦”（《旧唐书·苏定方传》）。后来苏邕战死，郡守便让苏定方接管其父的军队，负责讨伐郡南的盗贼张金称。苏定方不负众望，大破贼众，并且手刃了匪首张金称。不久，郡西又有杨公卿聚众起事，苏定方又迅速将其击溃，杀获甚众，一时间享誉郡县，深受当地人的尊敬和拥戴。

    此后，群雄逐鹿的烽火渐成燎原之势，苏定方知道隋朝天下已经名存实亡，随即投奔窦建德。窦建德的部将高雅贤对他极为赏识，便收他为养子。可惜没过多久，窦建德就兵败身死，苏定方只好跟高雅贤一起追随刘黑闼，其后又在刘黑闼麾下屡立战功，没想到刘黑闼最终还是成不了气候，很快又被唐军平定，苏定方只好解甲归田，隐居乡里。

    绕了一大圈，苏定方又变成了默默无闻的一介布衣。直到贞观初年，已过不惑之年的苏定方才再次从戎，重新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在李靖平定东突厥的战役中，苏定方担任前锋，于碛口突袭颉利可汗，成功击破颉利的牙帐，收降了颉利的大量部众，为唐军的最终胜利铺平了道路，再次崭露了他的过人胆识。

    尽管立过这样的战功，可在灿若星辰的初唐名将中，贞观时期的苏定方还是显得很不起眼。参加二次西征的那一年，苏定方已经年过六旬，年龄与程知节相仿，可他的职务还只是区区的中郎将，基本上还是个小人物。

    可是，没有人会想到，就是这个垂垂老矣、默默无闻的苏定方，很快就将威震西域、名动朝野。

    或许连苏定方自己都不会料到，就是在西域的这片大漠黄沙中，一条大器晚成的名将之路已经在他的脚下悄然开启。

    为了确保第三次远征的胜利，唐军兵分两路，征讨与安抚并重：一路由苏定方（此时已被擢升为右屯卫将军）担任总管，以燕然都护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为副总管，征调回纥骑兵，从北线直接进攻西突厥；另一路由西突厥降将——右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左屯卫大将军阿史那步真为安抚大使，从南线西进，负责招抚他们在西突厥的旧部。

    这一年春天，唐朝的两路大军浩浩荡荡向西北方向挺进。苏定方率领主力沿着金山（今新疆阿尔泰山）山脉，直逼驻扎在北麓的处木昆部落。这个部落在去年的咽城大战中曾遭唐军重创，此时元气远未恢复，唐军一发起进攻，处木昆基本上没有还手之力，其部落酋长懒独禄不得不率麾下一万余帐向唐军投降。苏定方尽力安抚，随即挑选了处木昆的一千多名精锐骑兵，编入唐军作为前锋。

    紧接着，唐军继续西进，目标是突骑施部落。

    这个部落和处木昆一样，也是在去年遭到了唐军的重创，此时他们眼见处木昆已经投降，情知自己无力抵抗，慌忙向阿史那贺鲁求援。

    阿史那贺鲁意识到，如果不挡住唐军的攻势，西突厥的十姓部落势必会被唐军各个击破。他旋即发出命令，集结了十姓部落（包括处木昆的残部）的十万大军，准备在曳咥河（今中亚额尔齐斯河）西岸列阵，凭借天堑阻击唐军。

    苏定方察觉了阿史那贺鲁的战略意图，于是亲率唐军精锐及回纥骑兵共计一万多人，迅速抢渡曳咥河，在西岸摆开了阵势。

    阿史那贺鲁的意图彻底落空，不禁大为恼怒。可当他率领十万大军逼近曳咥河时，心中的恼怒就全部转化成了窃喜。

    因为唐军的兵力不但只有突厥军的十分之一，而且还背靠大河，想逃跑都没有退路。

    阿史那贺鲁顿时信心倍增，他相信这一仗一定可以全歼唐军主力。

    面对十倍于己的敌军，苏定方镇定自若，毫无惧色。他命令步兵在南部平原上密集排列，长矛的枪尖全部向外，自己则亲率精锐骑兵在步兵阵后方的北部平原上列阵。

    西突厥军队依仗人数上的绝对优势，对唐军的步兵阵连续发起了三次冲锋，可是在如林的长枪面前，突厥人付出了极大的伤亡，却始终无法撕开唐军的防线。

    此时，苏定方正策马立于北部的高坡上静观战场的变化。他知道，突厥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却是由十个部落构成，其中的左厢五部还一度背叛过阿史那贺鲁，右厢五部中的泥孰部落也向来与阿史那贺鲁不睦。所以，突厥人表面强大，实则内部矛盾重重。

    这就是突厥军队的致命弱点。

    当突厥军队的第三波攻击又被唐军击退后，苏定方知道其战斗力已经衰竭，立刻下令全体骑兵跟随他一起冲锋。

    随着苏定方一声令下，唐军骑兵随即像两把尖锐的钢刀，从步兵阵的两翼伸出，然后直直插入敌阵之中。

    决战时刻，西突厥十个部落貌合神离的弱点暴露无遗。在唐军的猛烈进攻下，突厥人各自为战，互不相援，人多的优势丝毫发挥不出来。而且只要一个部落的阵脚被打乱，其他部落马上争相溃退。到最后，尽管阿史那贺鲁的帅旗拼命挥舞，也仍然阻止不了十万大军的全线溃败。

    唐军随即转入全面反攻，苏定方亲率骑兵深入追击了三十里，斩杀及俘虏的敌军达数万之众。

    此战，唐军大获全胜。苏定方临危不惧，指挥若定，又一次创造了以寡击众的经典战例，从此威震西域，在一代名将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在曳咥河会战的前夕，朝中的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曾向高宗献上了一条离间突厥人的计策，他说：“泥孰部落的酋长向来不服从阿史那贺鲁，后来被阿史那贺鲁击败，妻子儿女均被掳为人质。今后，西征军一旦击破阿史那贺鲁的部众，只要擒获泥孰的妻子儿女，应当将其全部送还，并给予赏赐。如此一来，泥孰必定会背叛阿史那贺鲁，并且誓死效忠大唐。”

    高宗采纳了薛仁贵的计策，随即向苏定方发出了一道密诏。

    而在此次会战所俘虏的西突厥人中，果然有泥孰酋长的妻子儿女，苏定方当天就派人秘密将其送还。泥孰酋长顿时感激涕零，当即表示愿意归降唐朝。

    曳咥河会战的次日，苏定方继续勒兵追击，阿史那贺鲁自恃兵力仍然占优，于是回头再战。可他绝没有想到，这一天他将败得更惨，并且将成为他短暂的可汗生涯中由盛而衰的一大转捩点。

    当唐军与突厥军接战之后，刚开始胜负难分，可就在双方激战正酣的时候，泥孰部落忽然临阵倒戈，西突厥军队措手不及，顿时军心大乱。在泥孰部落倒戈的效应下，其他四个右厢部落也全部向唐军投降。

    一见右厢五部在片刻之间全都放下了武器，左厢五部再也无心恋战，于是各自落荒而逃。最后只剩下处木昆的大首领屈律啜率领数百亲兵，簇拥着阿史那贺鲁仓皇向西逃窜。

    紧继苏定方大破阿史那贺鲁之后，由阿史那步真率领的南线唐军也迅速逼近西突厥左厢五部的驻地。

    左厢五部逃回驻地后，终日惶惶不安，一直在担心他们今后的命运。惊魂未定之时，又得知南线唐军已经到了他们家门口，而且接到了阿史那步真派人送来的招降信。五大酋长料定阿史那贺鲁大势已去，再跟着他混就是死路一条。于是就在同一天，五大酋长作出了归降唐朝的决定，随后一同前往唐军大营，向阿史那步真投降。

    稍后，另一路南线唐军的指挥官阿史那弥射也利用他在西突厥原有的影响力，成功收降了处月、处密两部落。

    至此，阿史那贺鲁已经众叛亲离，彻底变成了孤家寡人。

    显庆二年冬天，苏定方命萧嗣业、回纥酋长婆闰担任先头部队，他本人和任雅相率主力殿后，冒着冬季的严寒继续向西挺进，兵锋直指阿史那贺鲁的王庭。

    其时正逢天降大雪，朔风怒吼，地上的积雪足足有两尺之厚，远征军的行进极为困难。于是部将们纷纷向苏定方建议：原地休整，等待天晴再行军。

    然而，他们的提议马上遭到了苏定方的否决。他告诉将士们：“阿史那贺鲁一定以为，现在天寒地冻、大雪封山，我军难以前进，所以他肯定会有恃无恐、放松警惕。这正是我军追上他的大好时机，倘若行动迟缓，他们必定远遁，到时候想追就追不上了。所以，建立不世之功，就在此时！”

    大唐帝国三次西征阿史那贺鲁，前两次都功败垂成，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统帅的意志、勇气和决断力不够。较之前两次西征，苏定方这一次遭遇的自然条件其实是最恶劣的，但是他身上却拥有别人没有的东西，那就是——必胜的信念和无坚不摧的意志。

    大军继续西行，在茫茫的雪原中昼夜兼程地向西突厥的王庭挺进。

    经过异常艰苦的长途跋涉，苏定方率领的北路军终于进抵双河。而南线的阿史那弥射与阿史那步真也同时抵达，两路唐军胜利会师，力量更加强大。

    双河距离阿史那贺鲁的王庭仅有两百里。此时，阿史那贺鲁仍然毫无防备，正优哉游哉地在金牙山附近打猎。

    不出苏定方所料，阿史那贺鲁认定唐军不可能在这风雪交加的恶劣天气中长途奔袭，所以他依旧信心满满地认为——自己绝对有机会东山再起。

    可阿史那贺鲁已经没有机会了。

    当唐军恍如从天而降的雄鹰一样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时，阿史那贺鲁才如梦初醒。

    然而一切为时已晚。

    仓促集合起来的部队根本抵挡不住唐军的强大攻势，转眼间阿史那贺鲁的王庭就被攻破了，数万颗突厥人的首级被唐军将士斩落马下，而象征着可汗权威的大鼓和巨纛也被唐军缴获，万般无奈的阿史那贺鲁只好带着儿子咥运、女婿阎啜等少数几人突围而去，逃奔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市）。

    阿史那贺鲁的战败和流亡，意味着大唐帝国的第三次远征取得了全面胜利。

    苏定方知道，阿史那贺鲁已成丧家之犬，终究逃不出自己的手掌心，所以并没有忙着追击，而是着手安抚西突厥的各个部落，处理战争遗留下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

    苏定方深知，与平息叛乱同等重要的就是安定人心。只有在战乱过后迅速恢复西突厥的和平与稳定，大唐帝国的军队才真正称得上吊民伐罪的王者之师。史称阿史那贺鲁败逃之后，“定方于是息兵，诸部各归所居，通道路，置邮驿，掩骸骨，问疾苦，画疆场，复生业，凡为沙钵罗（阿史那贺鲁）所掠者，悉括还之，十姓安堵如故”（《资治通鉴》卷二百）。

    苏定方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全面恢复了西突厥汗国的社会秩序，从而获得了西突厥各个部落及其民众的拥戴和支持。

    做完这一切后，苏定方把追缉阿史那贺鲁的任务交给了副手萧嗣业，然后光荣凯旋。

    阿史那贺鲁一口气逃到石国西北部的苏咄城外，人困马乏、饥渴难耐，但他不敢进城，只命手下人拿着珠宝去城里换购马匹和食物。苏咄城主得知阿史那贺鲁到来的消息，随即命人准备了丰盛的美酒佳肴，然后毕恭毕敬地出城迎接。

    走投无路的阿史那贺鲁看见苏咄城主如此盛情，不禁大为庆幸，马上消除了戒备，随同苏咄城主一起入城。

    可阿史那贺鲁断然没有想到，就在他跨入苏咄城的一瞬间，背后的城门便訇然关上，紧接着从四周冲出了一大群全副武装的士兵，把他们一行人团团围住。而刚才还一脸热情的苏咄城主，此刻正远远地站着，用一种得意而轻蔑的笑容注视着他。

    那一刻，阿史那贺鲁彻底绝望。

    从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到显庆二年（公元657年），这六年的可汗生涯对此刻的阿史那贺鲁而言，就像是南柯一梦。

    这场梦有多么辉煌，他此刻的痛苦就有多么强烈。

    这六年中拥有的权力有多大，他此刻感到的沮丧就有多深。

    阿史那贺鲁最后重重地把头垂了下去。

    同时垂下的，还有他手中的剑。

    他曾经用这把剑掌控了整个西突厥汗国的命运，可现在，他却连一己的命运都掌控不了。

    苏咄城主擒获阿史那贺鲁后，立刻把他交给了石国国君，石国国君随后又把他交给了唐军将领萧嗣业。

    显庆三年（公元658年），阿史那贺鲁被押送到京师长安，高宗李治特意举行了一场献俘仪式。苏定方一身戎装，亲自押解阿史那贺鲁入宫献俘。随后，苏定方因平定西突厥之功，被擢升为左骁卫大将军，封邢国公。

    战后，大唐帝国在西突厥的土地上设置了昆陵都护府和濛池都护府，以阿史那弥射为昆陵都护，封为兴昔亡可汗，统领西突厥的左厢五部（五咄陆）；以阿史那步真为濛池都护，封为继往绝可汗，统领西突厥的右厢五部（五弩失毕）。两个都护府均归属安西都护府管辖。此外，对于西突厥的各个部落首领，唐朝廷也依据其部落大小和位望高下，分别授予刺史以下的官职。

    曾经强盛一时的西突厥汗国宣告瓦解。

    由于西突厥汗国已经不复存在，原本臣服于西突厥的中亚各国，纷纷回过头来归附大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唐朝廷又在中亚的石国、米国、史国、大安国、小安国、曹国、拔汗那、悒怛、疏勒、朱驹半等国[26]设置了州、县、府共一百二十七个。

    龙朔元年（公元661年），中亚的吐火罗、嚈哒、罽宾、波斯等十六个国家又相继归附大唐帝国。唐朝先后在这十六个国家建立了八个都督府，七十六个州，一百一十个县，一百二十六个军府，并将其全部划入安西都护府的管辖范围。

    至此，大唐帝国的疆域已经由西域延伸到了中亚，又从中亚进一步拓展到了西亚的伊朗高原。高宗朝君臣继承了贞观时代的雄厚国力和开拓进取的尚武精神，终于使得大唐帝国的疆域、国力和声威在公元七世纪中叶臻于极盛！

    百济：一场得而复失的战争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春天，也就是在大唐帝国刚刚平定西突厥之后，高宗李治接到了来自新罗的一道奏表。

    准确地说，这是一封求救信——是新罗国王金春秋发出的一封十万火急的求救信。

    他在信中说，百济再度勾结高丽屡屡入侵，已经占领了新罗的大片土地，唐朝要是再不出兵，新罗就彻底完蛋了！

    看完信后，一股按捺已久的怒火终于在高宗李治的心中升腾起来。

    当年太宗皇帝亲征高丽失败，不久后便赍志而殁，这件事一直是李治心头的一个阴影。登基之后，李治暗下决心，总有一天要出兵踏平桀骜不驯的高丽和百济，完成隋唐三代帝王（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未了的心愿，以慰父皇李世民在天之灵！

    但自高宗即位以来，帝国高层的权力斗争就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他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一系列的政治斗争上。同时，为了征讨西突厥的阿史那贺鲁，帝国在西线共发动了三次远征，前后历时六年，付出了相当高的战争成本，所以高宗一直无法腾出手来处理朝鲜半岛的事务。

    这些年来唐帝国虽然没有对朝鲜半岛发动大规模战争，但也始终没有停止过对高丽的打击和袭扰。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亲征高丽铩羽而归之后，太宗就开始大规模扩建海军，大规模地制造战船。很快，唐帝国就拥有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与此同时，太宗还制定了“有限战争”的战略，不以歼灭敌军、攻城略地为目的，而是频繁出兵，重点袭击并破坏高丽的农耕区，以此打击高丽的经济，为最终平灭高丽铺平道路。

    从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到显庆五年（公元660年）的十几年间，唐帝国在上述战略的指引下，从海陆两线屡屡出兵，持续不断地对高丽发动袭扰战。帝国名将如李勣、薛万彻、程名振、苏定方、契苾何力、薛仁贵等人，都曾先后开赴高丽作战，对高丽实施了沉重的打击。

    然而，高丽却始终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就在永徽六年（公元655年），高丽还曾联合百济和靺鞨部落，再次悍然入侵新罗，那次入侵一共占领了新罗三十三座城池。

    高丽的态度明摆着——你打我，我就打你小弟！既然连你们英明神武的太宗皇帝都灭不了我，你这个大权旁落、软弱无能的李治又能奈我何？

    当时唐帝国正在对西突厥用兵，为了避免两线作战，高宗李治只好暂时隐忍，只派遣程名振和苏定方从陆路对高丽发动了一次小规模的进攻，在取得小胜之后就撤回国内，目的显然不是要与高丽全面开战，而仅是实施一次必要的战略威慑。

    也许高丽把唐高宗的隐忍当成了懦弱，所以此次才会再度与百济联手攻击新罗，以此跟唐帝国叫板。

    上帝要让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此刻在高宗李治眼中，高丽和百济无疑就是这种自取灭亡的疯子。

    显庆五年三月初十，高宗任命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以左骁卫将军刘伯英为其副手，共率领水陆十万大军，由海路出发，东征百济；同时，任命新罗国王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负责统率新罗军队，配合苏定方的远征军夹击百济。

    高宗的战略是——先把百济这个狐假虎威的爪牙灭了，再集中全力收拾高丽。

    苏定方的东征大军自山东半岛的成山港出发，横跨黄海，于同年八月进抵朝鲜半岛南端的熊津江口。

    百济军队已经在此严阵以待。

    唐军在熊津江口抢滩登陆，海军从正面对百济守军发动进攻，陆军则在强行登陆之后迅速迂回到百济防线的后侧进行攻击。在唐军的前后夹击之下，百济军队的防线迅速崩溃，被唐军斩杀数千人，余部被迫后撤。

    占领熊津江口后，唐军水陆并进，直逼百济都城。百济军队倾国而出，在都城外二十里处摆开阵势，准备与唐军决一死战。

    百济军队和高丽军队一样，长于守城，短于野战，此时竟然倾尽主力与唐军展开决战，无疑是自己把脖子伸到了苏定方的刀下。

    这一战毫无悬念，唐军轻而易举地击溃了百济军队，斩杀了一万多人，旋即兵临城下，把百济都城团团围困。

    百济国王扶余义慈自知此城难保，在唐军围城之前，便带着太子扶余隆等人夺路而逃，一直逃到了百济的北部边境，只留下次子扶余泰守都城。

    扶余泰看见老爸和大哥自顾自逃命去了，把这个烂摊子扔给了他，心里头老大不爽。他料定都城迟早会落入唐军手中，最后索性自立为百济国王。

    在扶余泰看来，既然横竖是个死，那就过把瘾再死！更何况，国王比亲王的号召力大得多，以国王的身份率众固守，或许将士因此奋勇，百济还有一线生机。

    扶余泰自立为王，有一个人立刻绝望了。

    他就是太子扶余隆的儿子扶余文思。他想，爷爷和老爸这一王一太子都还没死，叔叔就拥兵自立了，就算到时候能把唐军击退，可爷爷和老爸还回得来吗？就算能回来，八成也会被叔叔干掉。

    扶余文思越想越怕，最后干脆带着部众翻墙而下，投降了唐军。

    扶余文思的出降就像推倒了一块多米诺骨牌，城中百姓纷纷步其后尘，争先恐后地出城投降。扶余泰勃然大怒，可他无论用什么办法也阻挡不了投降的人潮。

    趁百济人心大乱之际，苏定方又命士兵悄悄攀上城墙，把唐军旗帜赫然插在了百济都城的城头上。

    看着高高飘扬的唐军旗帜，扶余泰傻眼了。

    他知道，人心已失，大势已去，再负隅顽抗也没有用了。随后，刚过了几天国王瘾的扶余泰就万念俱灰地打开了城门，向苏定方投降。

    就这样，唐军不费一兵一卒便拿下了百济的都城。

    百济都城的失陷再次引发了多米诺效应，群龙无首的各城城主纷纷举城归降。稍后，走投无路的老国王义慈和太子隆也乖乖回来投降了唐军。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百济的五部、三十七郡、两百座城池和七十六万户人口就全部归降。

    至此，立国达六百七十八年的百济宣告灭亡。

    老将苏定方轻而易举地平定了百济，为自己的军事生涯又增添了辉煌的一页。

    唐高宗李治大喜过望，随即下诏，在百济设置了熊津等五个都督府，以百济的原有官员担任各地的都督和刺史。

    百济的灭亡太迅速了，迅速得让人有些不可思议。

    一个立国六百多年，拥有人口将近四百万的国家，会这么容易屈服吗？

    答案是否定的。

    面对轻松到手的巨大胜利，唐军将士不免都有些飘飘然，于是纵兵劫掠的行为时有发生，此举顿时激起了百济军民的反抗情绪。正当唐军上上下下都还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时候，百济军民就已经悄然打响了一场复国战争。

    率先揭起反旗的人，就是百济勇将黑齿常之。

    黑齿常之是百济西部人，史称其“长七尺余，骁勇有谋略”。他在百济的官职是达率，相当于中国的刺史。当百济举国降唐时，黑齿常之也归降了唐军。但是不久之后，黑齿常之就发现唐军有纵兵劫掠的行为，许多试图反抗的百济青壮年均遭唐兵屠戮。黑齿常之又惊又怒，随即带着十几个心腹逃回本部，并且召集流亡部众，占据任存山，很快就修筑了一座易守难攻的坚固堡垒，作为反抗唐军的基地。

    黑齿常之揭起反旗之后，顿时应者云集，短短十天之间就有三万多人投奔到他的麾下。苏定方得知叛乱的消息后，迅速率军前往镇压，黑齿常之亲自带着敢死队迎击，数次挫败唐军的进攻。

    反抗军获胜之后，士气大振，黑齿常之遂率领军队发起反攻。由于百济各地的郡守和士兵都是原百济军队的官兵，因此黑齿常之所到之处无不望风披靡。在短短的时间内，黑齿常之就以破竹之势一连收复了将近两百座城池。

    面对来势汹涌的百济复国浪潮，苏定方一筹莫展。他多次出兵试图消灭黑齿常之，无奈却被其一一击败。最后苏定方只好放弃，留下中郎将刘仁愿镇守熊津都督府（原百济都城），然后押着百济老国王扶余义慈和一干高级官员班师回国。

    苏定方率唐军主力回国之后，百济的叛乱顿时越演越烈。

    除了猛将黑齿常之外，百济僧人道琛、将军福信等人也在周留城聚众起事。道琛自称领军将军，福信自称霜岑将军，四处召集徒众，势力迅速壮大。与此同时，他们又从日本接回了百济王子扶余丰，拥立他为百济的新国王。

    至此，苏定方在百济取得的辉煌战果基本上都打了水漂，整个百济名义上是唐朝的五都督府，实则只有一座熊津城掌握在唐军手中。

    道琛、福信随后又率大军猛攻熊津，势单力薄的刘仁愿只能拼尽全力困守孤城。

    熊津城危在旦夕。

    危急时刻，高宗李治紧急起用了一位将领，命他即刻率领留在百济的另一部唐军火速援救熊津。

    这个人就是刘仁轨。

    被命运之手一把推上风口浪尖的这一年，刘仁轨跟苏定方一样，也已经是六十多岁高龄了。但有一点刘仁轨跟苏定方却大不一样，那就是——苏定方十几岁就开始驰骋沙场，可刘仁轨却一辈子都没有上过战场，更不用说带兵打仗！

    高宗起用这么一个人，能够挽回万分危急的百济形势吗？

    连身经百战的名将苏定方都不得不知难而退了，这个从没打过仗的刘仁轨，又怎么可能扭转乾坤呢？

    人们对此充满了疑虑。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个从没打过仗的六旬老人刘仁轨，最终不但彻底扭转了百济的危局，而且一不留神就成了一代名将。

    谁也不会料到，苏定方在百济战场上的得而复失和功亏一篑，到头来居然阴差阳错地成就了刘仁轨的传奇人生。

    在高宗时期的战争史上，有一个现象特别突出，那就是老将特别多。这些人中有的是年轻时代便建功立业的元勋宿将，如李世勣和程知节等人；有的是戎马一生，老来才有机会崭露头角、扬名立万，如苏定方；有的是遭到政治迫害，被流放边疆却因祸得福地成长为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如裴行俭；再有就是刘仁轨这种人，一辈子都与战场无缘，到老却一不留神变成了一代名将。

    那么，在敌众我寡、形势异常严峻的百济战场上，刘仁轨究竟是如何力挽狂澜，成为一代名将的呢？

    独臂擎天：刘仁轨传奇（上）

    刘仁轨原本在朝廷担任给事中，因参与审理大理丞毕正义自缢一案，在审理过程中秉公执法，差点挖出了幕后主使李义府，因而得罪了李义府，旋即遭到报复，被贬为青州（今山东青州市）刺史。几年后，高宗下诏征讨百济，刘仁轨承担了东征军的后勤保障工作，负责海上的粮食运输。就在刘仁轨准备督船出海的时候，突遇海上气候变化，他便推迟了出海日期。

    可是，一直想把刘仁轨置于死地的李义府在得知情况后，却严令刘仁轨按时出行，不得耽搁。刘仁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出海，结果遭遇暴风，船只沉没，大多数水手葬身海底。

    李义府立刻抓住把柄，命令监察御史袁异式前去调查刘仁轨失职一案，并且特意叮嘱袁异式说：“君能办事，勿忧无官。”

    李义府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袁异式利用这个案子整死刘仁轨。袁异式抵达青州后，对刘仁轨说：“您在朝中得罪了什么人，心里应该很清楚。依我看，您最好早作打算。”

    袁异式其实是在暗示刘仁轨——既然你已经犯在了李义府手里，那迟早也是个死；与其被朝廷明正典刑，弄得个身首异处、家破人亡，还不如趁早自我了断，留一个全尸，保一家平安。

    可是袁异式的“忠告”却遭到了刘仁轨的断然拒绝。他说：“我为官失职，理当接受国法的制裁，你如果依照法律将我处死，我绝不逃避。可是，如果要我自杀而让仇人称心快意，我绝不甘心！”

    袁异式奈何不了刘仁轨，只好把他绑了，押回京师复命。案件上报朝廷后，李义府马上对高宗说：“不斩刘仁轨，无以谢百姓。”旁边的一个朝臣源直心听了，当即替刘仁轨打抱不平，说：“海上突起风暴，非人力所能及。”认为刘仁轨失职情有可原，罪不当死。

    高宗随后作出裁决，将刘仁轨罢官，让他以布衣身份随军东征。

    就这样，刘仁轨来到了战火纷飞的百济。可他已经无官无职，连普通士兵都算不上，充其量就是一个推车挑担的伙夫。

    在官场上混了大半辈子，到头来居然落到了这般田地，刘仁轨内心的痛苦和失落可想而知。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消沉。

    即便只是当一个随军出征的伙夫，刘仁轨胸中的报国热情也丝毫没有减退。

    当然，如果不是因为百济形势风云突变、急转直下，刘仁轨这一生恐怕就再也没有出头的机会了。

    当高宗李治任命刘仁轨为检校（代理）带方州刺史时，刘仁轨哈哈大笑地说：“天将富贵此翁矣！”其乐观和自信的心态溢于言表。

    高宗给刘仁轨下达的任务是：会同新罗军队，火速率部驰援熊津。

    出发之前，刘仁轨特意向州司请领《唐历》及唐朝历代皇帝的庙讳名册。然后，这个两鬓斑白的老人满腔豪情地说了一句话：

    “吾欲扫平东夷，颁大唐正朔于海表！”（《资治通鉴》卷二〇一）

    在中国历史上，唐朝区别于其他朝代的一个显著特点，就在于它涌现的人才特别多，而最令人瞩目、最值得后人称道的就是——其中大多是才兼文武、出将入相的复合型人才。尤其是在初唐时期，帝国的政治舞台上就活跃着一大批这样的人。他们上马便可杀贼，下马即能治国，在朝堂和沙场之间纵横捭阖、游刃有余，展现出了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卓越的军事才华。

    而刘仁轨正是其中的一员。

    他虽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官，可带领军队却是一把好手。史称他“御军严整”、指挥有方，因而极大地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龙朔元年（公元661年）三月，刘仁轨率部驰援熊津，一路上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百济复国军在熊津江口修筑了坚固的防线，并派重兵布防，企图阻止他的攻势，结果一战而溃，被杀和溺死了一万多人。正在围困熊津城的道琛听到前方惨败的消息，不敢与刘仁轨交锋，仓促解围而去，退守任存城。

    刘仁轨一出手就解了熊津之围，顿时让留守百济的唐军士气大振。刘仁轨随即与刘仁愿合兵一处，共守熊津城。

    稍后，百济的军事高层出现了内讧。福信刺杀了道琛，兼并了他的部众，夺取了百济复国军的最高指挥权，随后又大力招集各地的流亡部众，势力顿时更加强大。

    正当二刘在百济苦撑危局的时候，高宗又策划了一场崭新的军事行动。

    那是埋藏在他心中多年的夙愿——征讨高丽。

    高宗为何会在这个时候急着出兵高丽呢？

    首要的原因，当然是他已经等待了太久，所以不耐烦了。这一点其实不难看出来，因为他在宣布征讨高丽的同时，竟出人意料地表示要御驾亲征，让武后和满朝文武都吓了一大跳，后来是武后上表力谏，他才悻悻作罢。此举充分说明，高宗征服高丽的愿望确实已经压抑得太久，所以急于想了却夙愿。

    另一个原因，估计是想通过对高丽用兵来威慑百济。因为高丽一直是百济的坚强后盾，如果能一举消灭高丽，百济复国军的斗志必然会受到严重打击，甚至很可能因此瓦解。如此一来，熊津的危险便能解除，百济也可不战而下，用兵高丽就收到了一石二鸟之效。

    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战略设想，所以在龙朔元年四月，高宗正式下诏，命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率萧嗣业及诸胡兵力共三十五军，从海陆两道分兵合击高丽。

    这一年七月，苏定方率领海军直趋江，在此大破高丽守军，随后屡战皆捷，迅速进围平壤。与此同时，陆军也快速越过辽东，兵锋直指鸭绿江。高丽权臣渊盖苏文派遣其长子渊男生率数万精兵扼守，唐军前锋受到阻击，无法渡江。

    九月，契苾何力率主力进抵鸭绿江。其时正逢江水结冰，契苾何力立刻下令全军踏冰冲锋。高丽守军本来在兵力上就处于劣势，如今失去了天险，顿时斗志全无，防线瞬间崩溃。唐军一直追击了数十里，斩首三万余级，余众皆降，渊男生仅以身免。

    此次出征，唐帝国的海陆两军都大获全胜，而且苏定方部已经开始围攻平壤，如果契苾何力能够乘胜而进，与苏定方会师，完全有可能一举攻克平壤，进而平定高丽。

    然而，就在这关键的时刻，高宗李治却忽然下诏，命令契苾何力班师回国。

    高宗突然撤兵的原因史书无载，但是从隋唐两朝多次东征高丽的失败教训中，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次被迫撤兵的原因都是因为陆路的运输出现了重大问题。此次契苾何力的陆上远征军直接绕过辽东的多座坚城，长驱直入高丽境内，其漫长的运输补给线随时有可能被辽东的高丽军队切断。而且契苾何力攻过鸭绿江的时候，时节已经进入冬季，唐军需要大量的冬衣和粮草，无奈后勤补给又得不到保障，在这种形势下，高宗只能要求契苾何力撤军，以免遭受不必要的伤亡和损失。

    契苾何力部撤退后，苏定方部依旧猛攻平壤。他的后勤没有问题，因为他率领的是海军，海上运输不会遭到高丽军队阻截。

    于是，从这一年七月兵围平壤，到次年（公元662年）二月，苏定方部对平壤整整围攻了八个月，但是这座坚城却依然固若金汤。

    为了早日攻克平壤，高宗再次派出了一支海军，由左骁卫将军庞孝泰率领，自海路进入高丽的蛇水（今朝鲜合井江），准备增援苏定方。

    然而，庞孝泰部却在此遭到了高丽军队的顽强阻击。庞孝泰率部殊死奋战，最后还是输掉了这场战斗，庞孝泰本人，连同跟随他出征的十三个儿子，全部壮烈殉国。

    蛇水之败是唐军此次东征以来遭到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平壤城下的苏定方部得知援军覆没的消息，士气顿时大挫。此时虽然已经进入春季，但是平壤城的上空忽然又下起了鹅毛大雪，唐军将士的战斗力更是受到了极大的削弱。高宗朝廷眼见攻克平壤的希望日益渺茫，不得不命令苏定方撤兵回国。

    在讨伐高丽的漫漫征途上，唐帝国又一次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百济战争几乎前功尽弃，高丽战争再度无功而返，朝鲜半岛逐步恶化的形势顿时让高宗李治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忧虑。

    要不要放弃这场东征？

    李治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艰难抉择。

    独臂擎天：刘仁轨传奇（下）

    东征高丽的失败，意味着百济战场上的刘仁愿和刘仁轨已经彻底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

    此时，这支孤军已经在熊津坚守了整整一年。高宗担心他们无法长期坚持，最后不得不下了一道敕书——命他们放弃熊津，撤往新罗。他在敕书中特地强调：如果新罗国王需要他们留下来，那就留驻新罗；如果不需要，就即刻渡海回国。

    高宗的这道敕令显然是出于对将士们的关心和体恤，但是作出这个决定却是痛苦而无奈的。因为最后这支部队一旦撤出百济，就意味着唐帝国这两年来在朝鲜半岛上付出的所有努力将全部付诸东流！

    刘仁轨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可是，在接到天子敕令的时候，熊津城中的将士们却都庆幸不已。

    因为他们太想念故国，太想念亲人了！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三月出征到现在，他们离开故土已经整整两年，而且长期困守在熊津孤城里，更让他们觉得憋屈和窝囊。在他们看来，与其在这里毫无希望地苦撑苦熬，还不如尽早放弃。

    所以，此刻的唐军将士们都巴不得两位将领马上作出决定——撤军回国。

    就在这个时候，刘仁轨站出来了。

    他告诉众人，他的决定是——继续坚守。

    将士们一片哗然。

    刘仁轨环视着这些面容枯槁、神情疲惫的唐军将士，开始陈述他反对撤军的四大理由。

    其一，“《春秋》大义，大夫出疆，若能安社稷、利国家，独断专行亦无不可。诸君都是帝国的臣民，就要以国家的利益为上，除了抱定必死的决心，我等别无选择！岂能各怀私心、苟且偷安？”

    其二，“皇上欲征服高丽，故先讨伐百济。如今我等就是一把尖刀，插在了敌国的心脏。敌军虽然看上去人数众多、守备森严，但是只要我们秣马厉兵，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没有打不赢的道理。一旦取得初步胜利，军心自然安定，然后分兵据险，扩大战果，并且及时向皇上奏捷，要求增兵。朝廷知道我们有成功的把握，必然遣将出师。到时候里应外合，百济反抗军一定会被歼灭。这不仅能保住既得的胜利，而且可以永保海外的风平浪静。”

    其三，“现在围攻平壤的大军已经撤退，如果再放弃熊津，那么百济的残敌必将死灰复燃，而高丽的平定就更是遥遥无期。况且，如今我们以一城之地居敌中央，假如弃城而走，很可能身陷重围，被敌人俘虏。就算安全撤往新罗，也终归是寄人篱下，万一出现意外，必然悔之不及。”

    其四，“敌军首领福信凶悖残暴，与他拥立的国王扶余丰貌合神离、相互猜忌，随时可能爆发内讧，自相残杀。在此情况下，我等更应坚守到底，静观其变，伺机发动反攻，决不可轻言放弃！”

    唐军将士们看着年已老迈却依然壮志在胸的刘仁轨，一股已然冷却的热血逐渐在他们心头重新沸腾起来。

    并不仅仅是刘仁轨对战况的冷静分析说服了大家，更主要的是——这个老人无比坚定的勇气、意志和信念最终感染了他们，打动了他们。

    “在我们的人生中，必然会遇到各种挫折和磨难。这时，只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并奋力拼搏，就能战胜磨难。在困境中，如果你觉得自己真的失败了，那你就会消沉下去；如果你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那么你就会走过坎坷，最终获得成功。只要信念不被厄运打垮，希望之光就终会驱散绝望之云！”（阿尔伯特·哈伯德《送给加西亚的信》）

    刘仁轨正是这样一个屡遭陷害、历经磨难的人，即便后来被高宗起用，也是受命于危难之际，置身于强敌之中。如果不是依靠一种强大的信念，如果不是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刘仁轨就绝不可能把这场东征从失败的边缘拯救回来。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老当益壮的刘仁轨在这种危难时刻所发出的“希望之光”，终于驱散了笼罩在将士们心头的“绝望之云”。在刘仁轨的影响下，无论是刚刚升任熊津都督的刘仁愿，还是每一个普通士兵，无不抱定必胜的信念，誓与熊津共存亡。

    与此同时，百济国王扶余丰和军队首领福信却以为唐军必定会撤出熊津，所以派人送来了一封信，在信中讥笑说：“诸位使节何时西还？我方当派人为你们送行。”

    看到这封信时，刘仁轨笑了。

    因为他知道机会来了。

    百济军队自以为唐军在高丽遭到了严重挫折，困守熊津的这支部队势必很快就会撤离，所以他们长期绷紧的神经已经放松了下来。

    这无疑是唐军扭转战局、反败为胜的良机！

    刘仁轨与刘仁愿商议之后，决定发动反攻。

    龙朔二年七月，熊津城中的唐军忽然出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百济复国军发起了一场闪击战，一连攻克了支罗城、尹城、大山、沙井（均在朝鲜半岛西南部）等多座堡垒，歼灭了大量敌军，并迅速分兵据守。

    就在百济军队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刘仁轨又密约新罗出兵，兵锋直指熊津城东面的一座战略要地——真岘城。

    真岘城是一座修筑在峭壁上的城池，易守难攻。福信深知其重要性，很早就加派了军队，严加防范。然而，正因为此城险要，加上有重兵布防，所以百济军队反而放松了警惕。刘仁轨率部进抵真岘城下后，马上利用夜色的掩护，顺着峭壁上繁盛的草木攀爬而上，悄悄干掉了所有哨兵，到天亮时分就已占据该城，百济守军一觉醒来，都乖乖地做了唐军的俘虏。

    拿下真岘城是百济战争的一大转折点。

    因为此城位于百济与新罗的交通要道上，占据此城就等于打通了熊津与新罗的运输通道，从此唐军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从新罗获得必要的粮食和给养。百济要想拔掉插在他们心脏上的这颗钉子，已经是难如登天了。

    随后，刘仁愿迅速上表向朝廷报捷，并要求增兵。

    眼见百济这盘死棋忽然之间就走活了，高宗大喜过望，随即任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即刻率领七千名士兵渡海增援。

    就在唐军发动反攻的同时，百济内部再次爆发了内讧。

    不出刘仁轨所料，福信和扶余丰这对君臣始终貌合神离，一直处在相互猜忌的状态。自从福信刺杀道琛、大权独揽之后，扶余丰更是感到了严重的威胁，于是便暗中在福信身边安插了几个眼线。

    七月的某一天，福信忽然称病闭门不出。满腹狐疑的扶余丰马上让他的眼线刺探实情，结果不出他的预料，福信果然是想趁他前去探病之机，将他刺杀，然后自立。扶余丰勃然大怒，索性将计就计，带着自己的一干亲信，以探病为由把福信杀了，并且清除了他的党羽。

    福信一死，扶余丰算是铲除了一大心腹之患，可同时也失去了一条强有力的臂膀。扶余丰深知自己不是唐军的对手，于是慌忙派遣使节，前往高丽和日本乞援，请求共同出兵对付唐军。

    孙仁师率援兵进入百济后，与刘仁愿、刘仁轨合兵一处，唐军声势大振。

    龙朔三年（公元663年）秋天，经过长时间休整的唐军决定对百济发起全面反攻。诸将纷纷建议先取加林城，因为此城地处水陆要冲，是一个战略要地。然而刘仁轨却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加林城异常险要，如果我们采取强攻，必定伤亡惨重；倘若采取围困战术，又会陷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依我之见，不如直捣敌军老巢周留城，这是百济反抗军的总部，所谓除恶务本、擒贼擒王，只要攻克周留城，其他城池必将闻风而下。”

    众人经过商议，都对刘仁轨的意见表示赞同。随后，唐军兵分两路：孙仁师、刘仁愿会同新罗军队从陆路进攻；刘仁轨则与副将杜爽、百济降将扶余隆率海军出熊津江，在白江口与陆军会师，一同夹击周留城。

    就在唐军准备发动全面反攻之前，日本在百济国王扶余丰的请求下，已经决定介入朝鲜半岛的战争，随即出动了一支庞大的海军支援百济。

    这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当刘仁轨率领海军进抵白江口时，日本海军已经在此严阵以待。

    中日海军在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会战——白江口战役，就此拉开序幕。

    日本海军的兵力将近四万人，拥有一千艘战船；而大唐海军的兵力大约是一万三千人，战舰一百七十艘。

    很显然，日本海军在舰船数量和兵力上占尽了优势。但是，在舰船体积、性能和武器装备方面，日军却远远不如唐军。在两军各有所长的情况下，究竟哪一方能取得胜利，谁也没有把握。

    作为中日两国海军的首次交锋，双方都不了解彼此的实力，所以在这一天的战斗中都表现得比较谨慎。两军只是彼此发动了几次试探性进攻，试图摸清对方的战术和打法，随后便各自收兵。第一天的战斗，以日军损失几艘战舰而告终，唐军小胜。

    当天夜晚，双方的高级将领都连夜举行军事会议，讨论破敌的战术。日军将领一致认为，应该发扬武士道精神，主动进攻，“我等争先，彼应自退”；同时利用自身的数量优势，以穿插战术将唐军舰船分割包围、各个击破。

    与此同时，刘仁轨也在紧张思考着对付敌人的办法。唐军的舰船数量虽然少，但是都配备了投射机、强弩等尖端武器，可以远距离打击日军。此外，唐军舰船的体积庞大，在与日舰的近距离对抗中也具有居高临下的优势。有鉴于此，刘仁轨决定在第二天的战斗中采用火攻的战术。

    八月二十七日，中日海军在白江口的决战正式打响。

    白江口碧波万顷的海面上，战船密布，千帆相连，日本海军采用既定的战术，凭借数量上的绝对优势，率先对唐军发动进攻。当一千艘日军战舰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唐军冲来时，唐军的战舰上万箭齐发，瞬间便有大量日军士兵中箭身亡。

    两军接战之后，日军迅速以穿梭战术插入唐军舰队之中，凭借六比一的优势将唐军各舰团团包围。就在此刻，唐军舰船上的投射机突然抛出无数火球，全部砸向日舰。顷刻之间，日本的数百艘军舰同时燃起熊熊大火，滚滚浓烟冲天而起，海面上到处是一片鬼哭狼嚎，日军士兵纷纷跳入海中逃生，但是一个个都成了唐军弓箭手的活靶子，就算不被烧死溺死，最后也都被箭射死。

    困兽犹斗的日本海军不甘失败，连续四次重整队形，前后对唐军发动了四次冲锋，但是每一次都有大量舰船被毁，众多士兵伤亡。这一天，“烟炎灼天，海水尽赤”，唐军“四战皆捷，焚其舟四百艘”（《资治通鉴》卷二〇一）。日军残部仓皇撤离白江口海面，张起船帆拼命逃回了日本。随后，唐军水陆两路并进，迅速攻克了百济反抗军的总部周留城。

    发生在公元七世纪的这场中日大海战，以中国海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同时，白江口海战也是百济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此战的胜利宣告了百济复国运动的彻底失败。日军势力撤出朝鲜半岛后，百济国王扶余丰万念俱灰，只好流亡高丽，他的两个儿子忠胜、忠志率百济残部向唐军投降。稍后，百济猛将黑齿常之、沙吒相如等人也相继率部归降。

    至此，百济再次被唐军征服，只剩下一个叫迟受信的将领仍然据守任存城。

    刘仁轨深知黑齿常之和沙吒相如都是难得的将才，为了表示对他们的信任和让他们彻底效忠大唐，刘仁轨断然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命二人统领旧部，负责进攻任存城，由唐军提供所需的全部粮草和装备。

    此举立刻遭到了众人的强烈反对。孙仁师说：“这些人都是人面兽心，怎么可能讲信用？”

    刘仁轨说：“不然。据我观察，此二人都是忠勇有谋、敦信重义之人，只是未遇明主。若我等以诚相待，他们必将心怀感激、力图报效，诸君大可不必怀疑。”

    事实证明，刘仁轨的判断是正确的。

    黑齿常之和沙吒相如果然毫无二心，在得到粮草和给养之后，随即率部猛攻任存城。迟受信抵挡不住，只好扔下部众城池、抛弃妻儿老小，只身逃奔高丽。

    到此，百济全境终于重新回到唐军手中。

    自从苏定方在百济战场上功亏一篑、黯然撤兵之后，刘仁轨就临危受命，主动承担起了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没有人会想到，就是这个毫无军事经验的六旬老人刘仁轨，不仅让孤城熊津在强敌环伺之中顽强屹立，而且又在所有人都决定放弃的时刻，以一己的信念和勇气点亮了希望之光，并最终带领大唐将士赢得了百济战争的辉煌胜利。

    这是一个力挽狂澜、独臂擎天的英雄传奇。

    无论多少年岁月过去，刘仁轨的传奇故事都将在泛黄的史册中绽放出不朽的光芒！

    战争结束之后，高宗特意留下刘仁轨镇守百济，命刘仁愿、孙仁师班师回国。刘仁轨脱下戎装，开始致力于百济的战后重建工作。史称：“百济兵火之余，比屋凋残，僵尸满野。仁轨始命瘗骸骨，籍户口，理村聚，署官长，通道涂，立桥梁，补堤堰，复陂塘，课耕桑，赈贫乏，养孤老，立唐社稷，颁正朔及庙讳。百济大悦，阖境各安其业。然后修屯田，储糗粮，训士卒，以图高丽。”（《资治通鉴》卷二〇一）

    刘仁轨终于实现了他临危受命时许下的诺言——“吾欲扫平东夷，颁大唐正朔于海表！”

    百济的灭亡，让北方的高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唇亡齿寒的忧惧感。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从泰山封禅归来的唐高宗李治得到了一个令他喜出望外的消息——高丽权臣渊盖苏文死了。

    李治的嘴角悄然泛起一抹笑容。

    渊盖苏文死了，高丽的末日还会远吗？

    平定高丽：李勣老而弥坚（上）

    渊盖苏文死后，他的长子渊男生接任莫离支，亦即高丽首辅之职，继续执掌高丽王国的权柄。

    初执朝柄的渊男生为了取得各级官吏和百姓的支持和拥戴，决定前往全国各地巡察。临走之前，他把留守之权交给了两个弟弟：渊男建和渊男产。

    对于刚刚取得权力的渊男生来说，满朝文武当然都是不值得信任的。在他看来，只有把朝廷大权暂时交给两个弟弟保管，他才能放心出巡。

    可是，渊男生错了。

    面对权力的诱惑，亲兄弟很可能比其他人更容易反目成仇。

    他前脚刚刚离开平壤，马上就有一些居心叵测的投机政客对他两个弟弟说：“你们大哥想独揽大权，迟早会把你们除掉，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先下手为强。”与此同时，也有人对渊男生发出了警告：“你那两个弟弟打算把首辅大权据为己有，估计不会让你回京了。”渊男生大惊失色，赶紧派心腹潜回京城，侦察两个弟弟的动静。

    不料两个弟弟早已野心膨胀，渊男生的心腹刚刚回到平壤，就被他们逮了个正着。随后他们便以国王的名义下诏，命渊男生即刻回京。

    渊男生一下子慌了手脚。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最信任的两个亲弟弟居然真的在背后捅他的刀子。

    得知两个弟弟已经向他张开了血盆大口，渊男生当然是不敢回平壤了，只好仓皇逃往辽东。渊男生一跑，二弟渊男建正中下怀，随即便以拒不奉诏为名撤了他的职务，然后自立为莫离支，并且马上派遣军队追杀渊男生。

    渊男生躲在辽东的一座城池里面，越想越不甘心——明明自己才是高丽王国的莫离支，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流亡者了呢？

    可不甘心也没有用，因为一切都已经发生了。眼下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一座强大的政治靠山，然后兴兵报仇，夺回大权。

    去哪里找政治靠山呢？

    当然是去大唐。

    渊男生随后就派遣儿子泉盖献诚前往长安，请求唐高宗发兵救援。

    渊盖苏文死后，高宗李治就密切关注高丽的局势，如今他的三个儿子又爆发内讧，这无疑是征服高丽的天赐良机。

    乾封元年六月，高宗任命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率左金吾卫将军庞同善、营州都督高侃等部，进讨高丽，驰援渊男生。同时授予泉盖献诚右武卫将军之职，让他当唐军的向导。

    九月，庞同善部率先进抵辽东，大破前来追杀渊男生的高丽军队，随后与渊男生合兵一处。高宗当即下诏，封渊男生为辽东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抚大使，从而扶植起了一支反对高丽现政府的政治力量。

    这一年年底，高宗李治意识到，全面进攻高丽的时机已经成熟。可是，要让谁担任此次东征的最高统帅呢？鉴于隋唐两朝多次对高丽用兵均遭失败，所以对于这一次的统帅人选，高宗不得不慎之又慎。

    权衡再三之后，高宗终于敲定了一个人选。

    他，就是李勣。

    这一年，李勣已经七十三岁高龄，是灿若星辰的大唐开国名将中真正硕果仅存的老将。从大业年间开始，李勣历经隋末的群雄混战、大唐的开国战争以及贞观时代的平定东突厥、薛延陀之战，可谓身经百战、军功赫赫。更重要的是，在贞观末年太宗亲征高丽的战争中，李勣作为主将之一，积累了丰富的辽东作战经验。所以，除了李勣，没有谁更适合担任此次东征高丽的统帅。

    乾封元年十二月十八日，高宗任命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以郝处俊、契苾何力、庞同善为副大总管，率高侃、薛仁贵、郭待封等人分海陆两路大举进击高丽。

    乾封二年（公元667年）九月，李勣亲率陆路主力进入辽东，一举攻克高丽在辽东的军事重镇新城（今辽宁抚顺市北），然后挥师东进，以破竹之势连下辽东十六座城池，高丽顿时举国震恐。

    渊男建慌忙派遣军队对驻守新城的唐军发起反攻，但被左武卫将军薛仁贵击退。稍后，高侃部进抵金山（今辽宁康平县东），与高丽大军展开遭遇战。唐军失利，被迫后撤，高丽大军乘胜追击，准备一举吃掉高侃部。就在此时，薛仁贵部突然从高丽军队的侧翼杀出，将其截为两段。高侃部随即掉过头来，与薛仁贵前后夹击，高丽军队猝不及防，随即四散溃逃。

    这一战打得异常惨烈，高丽军队一共被斩首五万余级，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薛仁贵与高侃挟新胜之威，又连克南苏（今辽宁西丰县南）、木底（今辽宁新宾县）、苍岩（今辽宁清原县东）三城，并与渊男生会师。

    就在陆军横扫辽东的同时，郭待封（前安西都护郭孝恪之子）也率领一支海军跨越黄海，直趋平壤。李勣派遣将军冯师本负责为郭待封运输粮食和装备，不料冯师本在运输途中遇到风暴，船只沉没，郭待封军中随之断粮，情况极为艰难。

    郭待封打算写信向李勣求救，可转念一想，万一书信被敌人截获，让高丽军队知道他目前的处境，势必倾巢来攻。可是，要怎么做才能既传达军情，又确保不让敌人破获呢？郭待封思前想后，最后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

    他写了一首离合诗。

    所谓离合诗，就是从诗歌的表面文字上看不出真实内容，必须按一定的方式重新排列组合，才能知悉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含义。

    可是，当这首诗送到李勣手中的时候，老将李勣却破口大骂：“军情紧急，郭待封这小子居然还有心思写诗，老子非宰了他不可！”

    李勣手下的文书元万顷觉得事有蹊跷，便拿过去看了看，很快就把郭待封真正想表达的意思念了出来。李勣大为诧异，经元万顷一番解释后才恍然大悟，连忙派人给郭待封运送粮草和装备。

    郭待封此举，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早的以密码形式发送的情报。

    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春天，高宗李治派遣了侍御史贾言忠前往辽东前线，负责视察战况并慰问官兵。

    贾言忠回朝复命时，高宗问他对高丽局势的看法，贾言忠胸有成竹地回答了四个字——高丽必灭。

    高宗问：“你凭什么这么说？”

    贾言忠侃侃而谈：“隋炀帝之所以东征不克，是因为国内人心怨离；先帝之所以东征不克，是因为高丽内部精诚团结。而现在，高藏（高丽国王）昏庸懦弱，权臣独揽朝纲，渊盖苏文一朝身死，三个儿子旋即内讧。渊男生诚心归顺，为我军之向导，高丽的各种情况，我军洞若观火。以陛下之圣明，国家之富强，加上将士尽力，乘乱取之，高丽之亡翘首可待！”

    毫无疑问，贾言忠所列举的诸多理由，确实都是高丽即将覆灭的征兆。高宗听在耳中，喜在心头。他接着又问：“辽东前线的几大将领，哪个最能干？”

    这个问题就不太好回答了，因为不管贾言忠说谁最能干，都难免得罪其他人。贾言忠略加沉吟，就给了天子一个非常满意的答复。他说：“薛仁贵勇冠三军；庞同善虽不善战，但治军严整；高侃勤俭自处，忠勇有谋；契苾何力沉毅能断，虽不适合充当前锋，却有统御之才；然而，要论到夙夜小心、忘身忧国者，还是非李勣莫属！”

    贾言忠这个回答虽说有些八面玲珑，但确实也道出了实情。

    此次出征的这些将领，实在是无可挑剔的。比如其中的薛仁贵，的确当得起“勇冠三军”这个至高的评价。当年太宗李世民亲征高丽，薛仁贵以普通一兵的身份随军东征，就是凭借其过人的胆识和高超的武艺，故意不穿铠甲而披白袍，在战场上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从而一战成名。太宗对他极为赏识，亲自提拔他为游击将军，并且高兴地说：“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薛仁贵从此名扬天下。龙朔二年（公元662年），薛仁贵率部平定铁勒九姓的叛乱，他亲临阵前，三箭射杀三个铁勒武士，令对手闻风丧胆，进而一战平定了叛乱，缔造了一个“三箭定天山”的千古传奇。此次东征高丽，薛仁贵更将以一系列辉煌的战绩，再次向天下人展现出他勇冠三军的名将风采。

    尽管高宗本人对此次东征的将帅阵容也颇有信心，但是为了确保此战能够彻底平定高丽，他最后还是给李勣又增派了一个副大总管。

    这个人就是刘仁轨。

    其时刘仁轨已经回朝，并且高居右相（中书令）之职。高宗此刻再一次郑重其事地把他派往朝鲜半岛，足见对他的信任和倚重之情。

    二月，李勣挥师继续向高丽纵深挺进。猛将薛仁贵在金山大捷之后，又担任前锋直逼辽东的另一座军事重镇——扶余城（今吉林四平市）。

    薛仁贵出发前，只挑选了三千名士兵。诸将都说兵力太少，让他多带一些人去。薛仁贵却笑着说：“兵不必多，关键是看如何指挥罢了。”

    薛仁贵随后率兵直扑扶余城。高丽守军侦知唐军兵少，遂倾巢而出，在一马平川的扶余平原摆开阵势，主动迎战唐军。

    此举正中薛仁贵下怀。因为高丽军队向来长于守城，短于野战，所以薛仁贵要的就是引蛇出洞，诱使高丽军队出城跟他决战。

    当敌军漫山遍野地冲过来时，薛仁贵一马当先杀入敌阵，唐军将士紧随其后，个个奋勇拼杀。虽然高丽军队在兵力上占据了优势，可是碰到拼命三郎薛仁贵，他们也只有挨砍的份儿。此战薛仁贵再次以少胜多，砍杀并俘虏了一万多人，随后又乘胜而进，一举攻克了扶余城。

    一听说重镇扶余城被薛仁贵一战而下，扶余平原上四十余城的守将顿时胆破，没过多久就全部望风而降。

    薛仁贵以三千骑兵大破高丽军队，不仅斩获一万多人，轻而易举地拿下了扶余城，并且兵不血刃地逼降四十余城，如此辉煌之战果，令人击节称叹！

    平定高丽：李勣老而弥坚（下）

    扶余城及其附近诸城全盘沦陷，令渊男建大为恐慌。他意识到，以唐军这种犁庭扫穴、雷霆万钧的势头，不消多久就可以直逼平壤，攻克高丽全境。所以，渊男建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扶余城，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唐军主力越过鸭绿江。

    高丽随即集结了五万大军，火速向扶余城逼近。李勣料定，这差不多是高丽所能调动的最后一支预备队了。如果把这支部队歼灭，高丽势必再也无力组织有效的反扑。

    唐军的高级将领们经过讨论，一致同意主帅李勣的上述判断。随后，李勣与多位副总管一同率领唐军主力，在薛贺水（流经辽宁凤城市境）严阵以待，准备与这支高丽大军决战。

    总章元年二月底，两军在薛贺水展开大规模会战。

    这场大战的结果同样是毫无悬念的——战斗以高丽军队阵亡三万余人而告终。

    高丽又一次遭到惨败。

    其实，从渊男建决定夺回扶余城的那一刻起，高丽军队的失败就已经注定了。因为在当时的亚洲战场上，唐军无疑是最擅长野战的一支军队，而高丽军队最显著的优势则是守城战。只要渊男建仔细研究过隋唐两朝多次东征的战例，他就应该采取避敌锋芒、坚壁清野的战略，尽量避免与唐军野战，更要避免战略性的决战。他应该像历史上的每一次高丽战争一样，不断地诱敌深入，拉长对方的战线和补给线，最终拖垮对手。

    假如渊盖苏文在世，唐军绝对不可能通过野战一次又一次吃掉高丽的有生力量。可渊男建毕竟是初生牛犊，太缺乏军事经验和战略智慧了。他基本上自始至终都被唐军牵着鼻子走，根本没有自己的通盘战略，只会纠缠于一城一地之得失，并且一再以己之所短去对抗敌之所长。于是，高丽军队每一次与唐军展开野战，都不啻以卵击石！金山会战、扶余川之战、薛贺水会战，莫不如此。

    高丽军队在这样一个最高统帅的指挥下，又岂能不败？

    主动把脖子一次次伸到对手的刀下，高丽又岂能不亡？

    薛贺水大捷后，李勣又乘胜东进，攻克了鸭绿江西岸的军事重镇——大行城（今辽宁丹东市）。拿下该城，意味着广袤的辽东土地已经全部落入唐军手中，平壤的门户已经轰然洞开。

    总章元年夏天，各路唐军会师于大行城，经过数月休整和养精蓄锐之后，唐军于八月对鸭绿江的高丽守军发起强攻。此时，屡战屡败的高丽军队的士气已经落到了低谷，而唐军挟数次大捷之威，士气正空前高涨。高丽军队当然抵挡不住唐军的强大攻势，很快就全线崩溃。

    唐军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半岛，一鼓作气向东追击了两百余里，并顺势攻下了半岛北部的要塞辱夷城（平壤城西北）。

    至此，高丽大势已去。其他各城的守将闻风丧胆，要么弃城而逃，要么举城归降，唐军如入无人之境。勇将契苾何力担任前锋率先杀到平壤城下，紧接着，李勣的主力也进抵平壤，随即将其团团围困。

    平壤作为高丽的都城，经过多代人的苦心经营，其防御体系固若金汤。此前苏定方曾经对它围攻了八个月，最后也不得不黯然收兵，可见平壤的确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坚城。

    然而，世界上最坚固的东西并不是城墙，而是人心。

    隋唐两朝的多位帝王之所以屡屡在高丽这个东夷小国折戟沉沙，并不仅仅是因为高丽的城墙特别坚固，而主要是因为高丽君臣能够团结一致，举国上下同仇敌忾。而今日，平壤虽然依旧拥有坚固的城墙，但是此刻的高丽君臣显然已经失去了拒敌的勇气和抗战到底的决心。所以，这样一座貌似坚固的堡垒，到头来也就避免不了从内部被攻破的命运。

    当唐帝国的东征大军围攻平壤一个月后，有一个人的意志就彻底垮了。

    他就是现任的高丽国王高藏。

    作为一个长期大权旁落的君主，高藏捍卫国土的信念和责任感显然比较匮乏，起码比权臣渊男建匮乏得多，他的意志率先垮掉，说起来也是情理中事。他携渊男建的弟弟渊男产以及高丽朝廷的各级文武官员共九十八人，趁渊男建不备，偷偷缒下城墙，手举白幡归降了唐军。

    国王亲自带着文武百官投降唐军，这对平壤守军的士气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渊男建暴跳如雷，但他仍然闭门坚守，准备顽抗到底。

    随后的日子，困兽犹斗的渊男建屡次出兵反攻唐军，可这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

    高丽军队的反击屡屡被唐军挫败，平壤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

    在此危急的时刻，又有一个人背叛了渊男建，从而敲响了高丽的丧钟。

    这是一个武僧，名叫信诚，是渊男建的心腹，手中握有平壤守军的指挥权。他意识到高丽大势已去，再负隅顽抗也无法挽回败局，于是秘密派人与李勣接洽，表示愿意充当内应，投降唐军。

    总章元年九月十二日，信诚忽然打开城门，唐军随即蜂拥而入。李勣命士兵攀上城墙，插上唐军旗帜，擂鼓呐喊，并且焚烧城墙四周的各个城楼，平壤城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听着惊天动地的喊杀声，看着到处燃烧的熊熊火焰，渊男建彻底绝望了。

    他拔出佩剑，狠狠刺进了自己的胸膛。

    这一天，平壤陷落，立国长达七百零五年的高丽王国宣告灭亡。

    城破的这一刻，渊男建不愧是一个武士，把最后一剑勇敢地刺向了自己。

    可他下手还不够狠，所以没有死，结果还是成了唐军的俘虏。与他同时被俘的，还有流亡高丽的百济国王扶余丰。

    十二月，李勣押着高丽的这些高级战俘班师回国，朝廷为远征军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凯旋仪式，高宗李治在大明宫含元殿接受李勣献俘。同时，上至主帅李勣，下至普通将士，全部依照功劳大小给予相应的封赏。

    对待高丽的这些战俘，唐朝采取了一贯的宽大原则，除了将首恶渊男建流放黔州、将百济国王扶余丰流放岭南之外，其他人全部赦免，并且授予了他们相应官职。高藏被封为司平太常伯，渊男产被封为司宰少卿，信诚被封为银青光禄大夫。此外，最早归附唐朝的渊男生也被封为右卫大将军。

    随后，唐朝将高丽划分为九个都督府、四十二个州、一百个县，同时在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统一管辖。各都督、刺史、县令的职位由一部分有功的高丽旧将出任，另外也配备了一部分中国官员协同治理。薛仁贵由于在此次东征中战功卓著，被擢升为右威卫大将军，并出任安东都护，率两万人马镇守。

    高丽战争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

    隋唐两朝四代帝王都曾经为了征服高丽而倾注了大量心血——隋文帝杨坚于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发动三十万大军征讨高丽，结果未及踏上高丽国土就遭遇天灾和疾病，导致士兵死亡十之八九；隋炀帝杨广更是因为三征高丽而耗尽国力，引发了国内风起云涌的全面叛乱，最终葬送了隋朝江山；天纵神武的唐太宗李世民一生中最大的失败，也是因为在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亲征高丽，此次失败的亲征不但拖垮了他的身体，而且沉重打击了他的精神，使他在短短几年后就抱憾而终、赍志而殁；直到唐高宗李治的时代，即便他继承了贞观时代强大的国力和丰厚的人才资本，可还是在龙朔二年第一次东征高丽时遭遇了失败，并因此几乎放弃对整个朝鲜半岛的经略。如此种种，足以证明高丽人确实具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坚韧与顽强。

    作为朝鲜半岛上的蕞尔小国，高丽屡屡横挑强邻，频频遭到大军征伐，却一次又一次以弱胜强。在当时周边国家无不被唐帝国一一征服的情况下，唯独它始终屹立不倒，诚可谓绝无仅有，亦足以令人刮目相看。

    如果不是渊盖苏文之死以及后来他三个儿子为了争夺权力而爆发内讧，唐帝国征服高丽的时间表，也许还要被大大推迟。

    然而，无论如何，立国长达七百余年的高丽王国还是在大唐帝国的强力打击之下彻底覆灭了。

    平定高丽，标志着唐王朝的军事扩张达到了一个巅峰，大唐的版图也至此臻于极盛。

    然而，月圆则亏、水满则溢，盛极而衰往往是世间万物的常理。

    自从征服高丽之后，唐初的军事制度府兵制就开始逐渐瓦解，国人和士兵的厌战情绪日益滋长蔓延。同时由于元勋名将的相继凋零以及周边各个被征服国家此起彼伏的反叛浪潮和复国运动，大唐的军事力量开始走向衰弱，唐军无敌于天下的神话宣告破灭，王朝初期生机勃勃的扩张史也随之戛然而止。

    高丽覆灭的次年，即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十二月，战功赫赫、威震四夷的一代名将李勣也终于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终年七十六岁。

    临终前，李勣对自己戎马倥偬的一生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我年十二三时为‘亡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惬则杀人。十七八为‘佳贼’，临阵乃杀之。二十为大将，用兵以救人死。”（《资治通鉴》卷二〇一）

    从一个“逢人则杀”的亡命之徒变成“用兵以救人死”的一代名将，李勣在血火与刀剑的洗礼中完成了生命的成长与蜕变，也铸就了他光耀史册、彪炳千古的辉煌人生。

    盖棺论定之时，《资治通鉴》对李勣的名将风范作出了这样的概括：“勣为将，有谋善断，与人议事，从善如流。战胜则归功于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将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而在《旧唐书》中，史臣也把李勣与李靖并列，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近代称为名将者，英、卫二公（英公指李勣，卫公指李靖），诚烟阁之最。英公振彭、黥之迹，自拔草莽，常能以义籓身，与物无忤，遂得功名始终。贤哉，垂命之诫！”（《旧唐书·李勣传》）

    李勣去世后，高宗李治为之举哀，辍朝七日，赠太尉、扬州大都督，谥号贞武，陪葬昭陵，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命皇太子李弘与文武百官送葬。此外，高宗还参照西汉名将卫青、霍去病的故事，为李勣修建了形状像阴山、铁山、乌德鞬山一样的陵墓，以表彰他平定东突厥、薛延陀的不朽功绩。

    作为大唐开国元勋中最后辞世的一位，李勣的去世，意味着一个轰轰烈烈的奠基时代就此落下了帷幕。大唐王朝的历史，开始进入一个承前启后的守成时代。

    而人到中年又病魔缠身的唐高宗李治，能够好好守住高祖和太宗留下的这座锦绣江山吗？在皇后武媚强势干政的情况下，高宗李治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平稳地把帝国的最高权力过渡给太子李弘吗？

    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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