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王室衰落，但是诸侯仍旧秉承“夏禹、商汤、周公”三代缔造的社会梦想：无论是君对民，还是霸主对诸侯，都要有信义。这时候，天还是蓝的，水还是清的，骗子是不可以当卿客的，无德无能的君主也是会被干掉的……

    恩惠能换来忠诚吗

    对权力没有任何制约的西周，“王德”是封建统治者最后的底线。这种“王德”对天命的畏惧延续了周王朝近千年的生命，此后，无论春秋五霸如何强盛，都只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再强的诸侯都必须获得王室认可。在历史的长焦镜头中，金钱永远可以代表利益，所谓“民心”不过是给大部分人一个公平赚钱的机会，这才是一个社会最大的“道德”；在绚丽多姿的历史长卷中，金钱又永远不可能成为主角，它只是财富的一个符号，对与错，只在用钱的人。好了，从西周说起吧。

    西周是一个混沌世界，不要说金银，就是青铜产量也不大。没有金银的世界，什么才是钱呢？

    其中的“朋”指代贝壳，与很多国家和民族一样，贝壳是中国的第一代货币，后来，用青铜铸成的贝壳也被用作货币。对统治者来说，贝壳远远担负不起驾驭天下的责任，那么西周王朝要以什么方式统治国家呢？大部分人对西周的了解来自《封神榜》，也就是武王伐纣。实际上，周武王姬发统治的时间很短（既克商，两年，王崩），他根本来不及建立统治国家的框架。姬发死后，其弟姬旦，也就是周公即位（篡位）。这位孔子常常于梦里神交的先贤才是西周制度真正的奠基者，他解决了如何统治天下的问题。

    姬旦选择了当时最有效、最简单的统治方式—封建：为确保对国家的统治，姬旦共封七十一国，其中姬姓五十三国，封国在地方替周王管理属国。

    封建封建，封而建之。周王给下属或者子弟封地，让这些人永远效忠王室。在没钱的时代这也是一种交易，我们姑且将之称为“恩惠换忠诚”。

    在封建制下，无数实力相近的封臣，任何一个都没有动力背叛周王，更无法单独对抗整个部族。这种情形颇类似于经济学中的完全竞争假设：无数同质的生产者（邦国太小，而且很多），在一个信息充分的市场（封建君主都是亲戚，知根知底）上出售同一种产品（简单的军事和经济支持），于是，价格可以在瞬时达到均衡（稳定的统治）。

    这种恩惠能换来封臣对君王的忠诚吗？

    答案是：不能。

    同样可以用现代经济学的观点进行解释，王室对封臣的恩惠存在边际递减效应：王室封赏得越多，封臣对忠于王室会越来越不感兴趣。

    西周王室真正控制封臣的，是其缔造的精神统治，即“王德”—这才是整个西周封建统治的根基。武王伐纣，在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自己的“王德”和商纣的“无德”。

    一有一无，才使得牧野决战中殷商军队倒戈相向。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人不会被统治，一个没有统治者的世界才真的可怕。重要的是，作为统治者的“王”，有着什么样的“德”。

    西周初年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周武王、周公信奉的“王德”敬天、保民。

    在这里，“王”只是一个凡人，“王”之上还有“天”，所有凡人都必须有所敬畏。

    在天命面前统治者必须修明德行，如果失德，即使已有天命，亦会被上天抛弃。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此前、此中、此后，无论多么辉煌的文化、多么骁勇的铁骑，一旦统治者失德，帝国最终都将沦丧。

    贝壳货币

    王之贵，贵在有尊严、责任、勇气和自律，历代周王农耕稼穑必须亲力亲为；战场上一马当先的也不是命运悲惨的奴隶，而是头顶桂冠的王，数代周王都在对异族犬戎的征战中喋血沙场。

    王者必须去竞争，不争何以为王？

    竞争又必须有风度，宁可承担养虎为患的后果也不能失去品行。与后世“斩草要除根”的理念不一致，周武王灭商之后，纣的儿子武庚被封在商朝国都朝歌为王，国号“邶”。即使是商纣王这个亡国之君，明知周文王可能是商朝的最大祸根，照样要依约放虎归山。武王灭商与后来的秦灭六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秦灭六国，杀尽王子王孙；牧野之战，纣王眼见兵败，身着白玉衣，走向了鹿台自焚。在很大程度上，殷商军事、经济实力都还在，纣王自尽，只是以一种体面的方式承认了自己的失败。

    现在，看着满大街广告，不管是什么都敢自吹“帝王奢华、至尊享受”，我真感觉可笑、可悲、可怜。

    这些无知、无良广告所谓的“王”如果单纯指豪宅、香车、美女……那么我只能说：这只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臆想，与真正的“王”毫不沾边，字里行间流露的只有肤浅、粗糙、低劣和恶俗。

    封建王朝的每一个皇帝都可以自我标榜有“王德”，但是，我坚信只有西周统治者才真正相信天命悠悠！因为，在那个刚刚逃离蒙昧的时代，所有人都坚信自己的命运被上天掌握，王朝的命运同样如此。

    对权力没有任何制约的西周，“王德”是封建统治者最后的底线。这种“王德”对天命的畏惧延续了周王朝近千年的生命，此后，无论春秋五霸如何强盛，都只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再强的诸侯都必须获得王室认可。这一点，颇类似于西欧或者日本王位千年一系，绝不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强盗逻辑。

    很遗憾，“王德”对人的约束不能用经济学理论解释，这一点颇类似于今天的行为经济学—明明知道捐赠对自己不利，还是有人心系天下。“王德”为一个社会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如果每一个人都从心底信服“王德”，那么，就不会有人想去打破这个规则，每一个人的生存也就有了最后的底线。

    凡是试图打破这条底线的举动，都是全社会所不允许的。

    周公之后，西周终于到达了“成康之治”的巅峰，四十余年没有案件审理，人们生活在一片和睦之中（刑错四十余年不用，民和睦，颂声兴）。

    谁毁掉了西周

    周厉王推行“专利”，就是任用荣夷公从封王手里收缴山川林泽，或者让占用山川林泽的封王定期向王室纳税。“专利”不过是周厉王为挽救日渐衰亡的王室而从诸侯的碗中分一杯羹，如果王室真的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王权，最后被赶出京畿的就不是周厉王了。

    西周王朝灭亡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人们不断思索：若诚如孔子所言，西周是一个政治清明、道德高尚、制度合理的王朝，为何这样的王朝也会在历史长河中湮灭？答：如果没有外敌，那么西周王室很有可能成为千年一系的中华帝王家族，中华的历史可能会被完全改写。遗憾的是，历史不容假设，周王朝的西部有一个强大的异族—犬戎，这个民族的存在使得西周依靠“王德”维持统治的愿望注定要落空。

    西周与犬戎的边界在今天“常武—彬县”一线，距离西周王畿镐京只有一百二十公里，而西周王室军事主力东八师（成周八师）却驻扎在东都洛邑，用来防止商人反叛。更可怕的是，犬戎一次能派出数百辆战车与周人作战，文明水平、经济实力与西周根本不相上下。

    了解西周灭亡的原因又绝非易事，西周的大部分原始史料来自出土青铜器的铭文，青铜器的作用是祭祀祖先，让古人在祭祀的时候刻上自己的糗事，可能性是很小的。至于《史记》，甚至更晚的一些二手资料，只要稍加分析就知道太不靠谱了。

    《史记》首先将西周灭亡归咎于周厉王。在《史记》的描述中，周厉王是一个贪婪的人，他骄奢淫逸，还不准别人说他坏话。人们在路上都不敢说话，只能互相对视以表达自己对周厉王的不满（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真的是这样吗？

    成康之治后，依次有昭、穆、共、懿、孝、夷、厉七代周王，西周衰败自昭王始。

    成康之治时，周朝面对犬戎还处于攻势，但到周昭王时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周昭王本人死于征伐犬戎的路途上，王畿镐京的主力军队西六师也丧失殆尽。周穆王时期，犬戎已经从被动防守转为主动进攻。

    一旦西周对犬戎从攻势变为守势，王室也就难以维持在诸侯中的权威。

    为防止犬戎西犯，周穆王开始不断违背原则加强对西部诸侯的封赏。“恩惠换忠诚”本来就没有确定标准，赐予西部诸侯的土地又只能从王室渭河流域的土地中分割，赏赐的土地越多，后续赏赐的可能性就越小，王室自身经济基础也就越弱。从青铜铭文来看，周穆王为取悦西部诸侯所采取的行为已经超乎西周初年的想象：册封之礼，祭祀所用牛羊大约是西周初年的十至十五倍；西部诸侯的王妃也远远超出了应有的数量。

    我们同样无法通过青铜铭文估计王室这种行为到底造成了多少恶果，不过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比较。周公或成康时代，王室的赏赐都是成片的土地，这时赏赐被称为“土”；到了周穆王时期，青铜铭文中只记载王室赏赐小片土地，被称为“田”。现存出土文物中有一件“大克鼎”，大克鼎记载了厉王前期的一次赏赐，赏赐给诸侯七块“田”，而且都在边缘地带。

    可能是，周穆王时代王室已经一蹶不振，王室已经拿不出像样的封土了，周穆王只能提高对西部诸侯的特殊礼遇。在重礼的西周，这既是对其他封臣的不公平，也是王室自己在败坏“王德”。

    于是《诗经》记录下另一个恶果：既然王室带头打破规矩，其他人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君臣无义、父子不亲、夫妻无情、兄弟无序、朋友无信……

    父子、夫妻、兄弟、朋友，都是人最应该珍视的关系，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兄弟、朋友，甚至父母、伴侣都不放在眼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每个人都如此，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里人们只信金钱，如何能指望君王、诸侯甚至普通人可以“明德”、可以“保民”？

    司马迁之所以大骂周厉王，原因还在于周厉王推行了“专利”制度。其实，西周铭文甚至后世典籍始终都没说清楚究竟周厉王的“专利”是个什么东西，只是说他。周厉王很可能把诸侯的山林川泽收归国有（自己所有），凡是在山上砍柴的、打猎的都要向王室纳税。看起来，周厉王敛财是确定无疑的，所以，司马迁认为此人是一个暴君。

    不是周厉王贪婪，而是王室实在太穷了。

    周厉王前期，封臣的势力已经超越了王室，多次有封臣击溃犬戎的记录，而王室军事主力成周八师却在战场上屡屡溃败。现存西周文物中着名的“多友鼎”，反复提到一位叫“武公”的诸侯力挽狂澜，派出自己的战车解救被围困的王师。周厉王的命令只能下达给武公，武公再指挥部将作战；胜利后，周厉王的赏赐也只能给武公。也就是说，周厉王自己不可能指挥军队击溃犬戎。

    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

    所以，周厉王要推行“专利”。在大骂周厉王之前让我们先看看“专利”究竟盘剥了谁，究竟是谁在山林川泽里砍柴、打猎。

    据《礼制·王制》记载，西周山川林泽本来是公共土地，任何人都可以在其中砍柴、打猎，后来，随着封王势力增强，他们封死了普通人进山的道路，把山川林泽视为自己的禁脔。周厉王推行“专利”，就是任用荣夷公从封王手里收缴山川林泽，或者让占用山川林泽的封王定期向王室纳税。“专利”不过是周厉王为挽救日渐衰亡的王室而从诸侯的碗中分一杯羹，如果王室真的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王权，最后被赶出京畿的就不是周厉王了。

    在异族入侵压力的威逼下，西周王室被迫培育了强势诸侯，一旦诸侯之间力量失去平衡，“王德”便失去了自身的魅力。

    西周王室失去了财富、失去了王德，也很快会失去江山。

    司马迁提到的第二个西周亡国之君是周幽王，附带给周幽王编派了一个“烽火戏诸侯”的罪名。

    《史记》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周幽王经常无故点燃烽火，诸侯闻讯而来的时候，却没有发现王朝面临军事威胁。原来，周幽王有一个妃子叫褒姒，每当褒姒见到城下疲于奔命的诸侯，就会笑得很开心。后来，犬戎真的对周朝发动进攻，周幽王点燃烽火的时候，再也没有诸侯赶来勤王。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大概由于破绽太多，以至于今天的正史研究将这个故事直接列为传说）。

    《史记》之前的《国语》和《吕氏春秋》对褒姒的故事都有记载，最初的原型则是《诗经》里几句无关紧要的诗词。

    《国语》的版本最不可信：褒姒是邪神转世，与商纣王的妲己一样，她来到世间就是为了惩罚西周王朝失德，她在人间的帮手叫作“虢石父”，两人狼狈为奸，败坏西周政务。至于《吕氏春秋》，情节与《国语》类似，只是故事更为简单，而且提到一句：周幽王为了取悦褒姒，经常亲自为她击鼓。

    太史公司马迁真牛，愣是把《吕氏春秋》里的“击鼓”改为“烽火”。

    这样做，不是太史公粗心，而是古代史学家们必须为西周找到一个灭亡的理由。

    否则，西周又怎么可能成为顶礼膜拜的典范？

    只有展示出“妖女祸国”这样一个古老的传说，西周王朝在历史上的声望与其耻辱的结局才能调和，史学家才能继续把西周供奉在神坛之上。周幽王不是灭亡西周的终极杀手，一个绵延数百年的王朝，不会因为某一个人振兴，更不可能因为某一个人衰败。指责“妖女误国”，不过是历代史家标榜自己学说的一种障眼法。

    《竹书纪年》《国语》和西周末年的青铜铭文确实提到了很多女人，一群漂亮的女人，她们或依附于权贵，或围绕在诸侯周围，也许其中有一个人就叫褒姒。对世界来说，年轻漂亮的女人也是一种稀缺资源，如果这种稀缺资源围绕在封建统治者周围，那么，对一个社会来说就绝非幸事。她们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漂亮女人以年轻貌美作为资本跻身统治阶层，而身居高位者从她们那里获得了愉悦。这是怎样的一种愉悦？

    放弃了祖先，放弃了“王德”，甚至放弃了天下，一旦这种风气成为时尚，乱世之相必生。

    现在，我为大家还原这段历史。

    周幽王的王后叫“申后”，来自西部另一个强势诸侯—申国。按西周宗法制度，申后的儿子—宜臼是嫡长子，也是法定的王位继承人。《竹书纪年》还记载了周幽王的一个王妃，也许就是传说中的褒姒，她的儿子叫“伯服”，按宗法制度，伯服没有可能成为周王。

    我的判断是，一旦宜臼成为周王，周王室就可能完全落入西部诸侯的控制。周幽王不糊涂，他知道这件事的后果。

    周幽王时代的铭文还记载了一位权倾天下的诸侯，这个人在周宣王时代就被册封为“皇父”，周幽王时代被加封为“太师尹氏”，当权四十多年，能号令诸侯。周幽王五年（公元前777年），犬戎再度入侵西周王畿镐京，正是这位皇父率领诸侯击溃了犬戎。

    此时，周幽王却已经穷得叮当响，再没有可能用“恩惠”来换皇父的“忠诚”。

    既然赏无可赏，干脆就罚吧。

    公元前777年，皇父被周幽王赶出王畿镐京。之后，周幽王获得了暂时的胜利，废黜了来自西部诸侯国的王后，并立褒姒之子伯服为王位继承人。

    这是一个短暂的胜利，却是西周灭亡的开始。

    周幽王之所以能驱逐皇父，不是因为实力，而是因为周王的位置，这个位置代表着道德制高点。一旦整个社会不再信奉道德，那么道德制高点的号召力便降为零，剩余的就要靠实力说话。

    失去“王德”的社会，人们只会臣服于强人，只有利益才是真正的信仰。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西周几乎是一种丛林社会，只有赤裸裸的暴力才能制约这些诸侯了。对诸侯来说，周幽王不过就是一个名号，没一起喝过酒、没一起拼过命，凭什么要听你的命令？

    无疑，周幽王也看到了这一点。

    将皇父赶出镐京的同年，周幽王在太室山与东部诸侯结盟，希望依靠东部诸侯对抗西部诸侯。东部诸侯以殷商移民为主，曾经是西周王室防范的主要敌人。此时，周王室很可能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周幽王只好放下周王的架子，把自己与东部诸侯摆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实力做主的时代，皇父、申后也不会忍受失败，次年，申后的父亲与皇父同时起兵讨伐周幽王，要求立宜臼为王位继承人，更可恨的是，这两位诸侯请来了宿敌—犬戎作为帮衬，进攻周京畿。

    周幽王根本没有真正的实力，重建的成周八师在皇父、犬戎联军面前一触即溃，只稍作抵抗镐京便沦陷，东部诸侯并未出兵相救。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在镐京附近的骊宫被杀，西周亡。

    管仲的刀

    管仲告诉我们，强国、弱国最大的区别是强国的钱都在黎民百姓手里，弱国的钱却在国王的钱箱子里。这一点，颇类似于穷国和富国的区别，穷国只想抢老百姓的钱，富国却在想着如何让老百姓赚钱。

    周幽王死后，周平王为了躲避犬戎，东迁至东都洛邑，中国开始了春秋时代。

    但无论春秋诸侯多么强盛，都要举起周王室大旗，所以，春秋在中国历史上也被称为“东周”。

    真正的强国，震慑敌国的不只是万乘之师，还有无法超越的经济实力。强国经济之强，必然源自国内公平的经济环境，能为国民提供一个自由创造的空间。即使弱国拒绝承认强国的地位，甚至试图与强国平起平坐，也永远无法拒绝强国对本土的经济渗透。

    真正的强国，其货币体系同样无法被超越。

    无论弱国多么不情愿，强国货币都一定会流进他的地盘。在古代，一种曾经广泛流通的货币必然有大量文物存世，春秋货币则主要包括布币、刀币和蚁鼻钱三个体系。

    在中国史籍中经常提到“春秋五霸”，不过“春秋五霸”有很多种版本。顺着本书的逻辑，我们可以断定，真正的春秋强国是齐国（刀币）、晋国（布币）和越国（蚁鼻钱），分别对应着齐桓公、晋文公和越王勾践。

    从时间顺序来讲，齐桓公是第一代春秋霸主。不过，从齐桓公的所作所为，我实在看不出这是一位中兴之主，说他是一个花花公子倒是更可信。齐桓公这辈子就做对了一件事，任命管仲为相：管仲出身贫寒，史籍给出的记载是。关于管仲年轻时的事迹，我只知道他做过小买卖、当过兵，还做过几次小吏。管仲似乎又是真正的“狗盗”，做生意的时候是黑心商贩、从军的时候当逃兵、当小吏的时候被罢免……这个“狗盗”又与别的“狗盗”不同，当小贩的时候，他认识了鲍叔牙、隰朋等一批志向高远的朋友（实际上也是小商贩），也深刻领会到一个普通百姓谋生的艰难。

    管仲得到的第一个机会是辅佐公子纠—一位被质押在鲁国的齐国公子；而他的朋友鲍叔牙则辅佐另一位齐国公子小白，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齐襄公死后，公子小白在齐国境内，是主场；公子纠却居住于鲁国，是客场。于是，公子小白变为齐国国君。

    公子纠当然气不过，就向鲁国借兵跟公子小白打了一仗。鲁国看到公子小白已经即位，就杀了公子纠，并把管仲交给了齐国。此后，便是那些着名的故事：鲍叔牙举荐管仲替代自己为相，齐桓公与管仲君臣相伴，缔造了第一代春秋霸主。真实的世界，远比故事残酷。没有国君知臣子的佳话，只有一个超级强势的宰相和一个白痴国君。

    齐桓公在与管仲第一次对话时，就尽显二百五本色。齐桓公：要怎样做，才能保住我现在滋润的小日子呢？管仲：纷纷乱世，必须成为诸侯霸主才能保住自己。

    齐桓公：我没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只求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面对这样的回答，管仲的反应很强烈，居然以死相逼：我没有为公子纠殉节，是为了辅佐一代英主成就霸业，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宁愿赴死。

    说完，管仲就甩手而去，快走到门口的时候才获得了齐桓公的挽留。不过，齐桓公的答复依旧很勉强：你不要这样，先干着看看。

    接下来的对话，才是齐桓公最关心的内容。

    齐桓公：我有三个坏毛病，还能执掌国政吗？

    第一个坏毛病，狩猎成瘾，无论白天黑夜，想去的时候就去，只要去了就一定要得到很多猎物才肯回来。结果：耽误公务（为了娱乐，不顾身体，也不顾国事）。

    第二个坏毛病，酗酒，不分白天黑夜地喝酒、连续喝，而且，一定要喝醉。结果：耽误公务（别说国君，就是一个乡镇干部天天烂醉如泥，也一定不称职）。

    第三个坏毛病，喜欢美女，只要这个女人漂亮，不分长辈、晚辈，远近亲疏，我都要拿来娱乐。结果：耽误公务（他还真有脸说）。

    齐桓公很诚实，后来他的所作所为也证明了这一切的真实性。仅女人一项，就弄了七百多名，天天在后宫娱乐。

    管仲的回答很有自信：只要你今天任命了我，你自管取乐，我来替你治理天下！

    管仲拜相，面对的却不是一个清平世界。

    齐桓公在高、国两姓贵族的支持下登上国君之位，这两姓是齐国的世袭贵族，也是周王室的上卿。两姓贵族对国政的掣肘可想而知。不过，管仲最后还是统一了政令，一步步将齐桓公送上春秋霸主的位置。

    回顾管仲的治国策略，可以将之缩略为三步。

    第一步，向国内贵族妥协，取得至高无上的权威，独秉乾坤。

    如同当年的周王室，齐桓公主要靠贵族供奉，包括供养王室生活、军需等。尽管地位很高，高、国两姓也有自己的痛苦，要参与朝政就得为王室掏钱，很心痛。

    管仲上台后的第一个策略就是免除了高、国两家对王室的供奉，王室支出源自全体国民。

    从古至今，很多史籍、很多人把高、国两姓贵族作为反动势力代表加以抨击，认为管仲的改革不彻底，没有打倒旧贵族，是这位伟人事业的一大败笔。

    反动势力之所以被称为反动势力，不是因为反动，而是因为有势力。既然有势力，又怎么可能被你革掉？打倒旧势力，想兵不血刃，那是不可能的。改革的真谛就在于对立双方的妥协，妥协不是投降，而是在损失最小的情况下寻找前进的路径。

    只有支付给旧势力一部分利益，双方才有可能互相让步。在管仲倡导的改革中，

    一方面，高、国两姓确实得到了实惠，另一方面，也失去了公室支撑者的政治地位。多年的底层生活，管仲在庙堂之高亦知江湖之苦，他要做的是。因为，这句话，可以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解释：劳动力才是价值的最终创造者！

    所以，管仲告诉我们，强国、弱国最大的区别是强国的钱都在黎民百姓手里，弱国的钱却在国王的钱箱子里。

    “富民”其实很简单，只要不滥用权力，创造一个轻徭薄役的环境，让人民自己去创造财富就足够了。

    齐国自耕农的主要负担是徭役，征发劳力耕种公室农田。管仲免除了自耕农的徭役，并将公田分给自耕农，这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均田”的性质。其他废除的还有关税、商品税、人头税等。十年后，齐国“冠带衣履天下”。

    管仲断了贵族供奉，又轻徭薄役，还要维持齐桓公奢华的生活、称霸诸侯，哪里来的钱？答案见第二步。

    第二步，铸币，垄断，调度天下财富。

    齐国的铸币叫作“齐刀”，原型是齐国的捕鱼工具，齐桓公之前就有刀币流通。

    管仲所造的刀币叫作“造邦刀”，比当时民间刀币重五分之一，故民间刀币也称“小刀”。造邦刀刀缘圆润、文字整齐，是中国乃至世界货币史上的第一个标杆，它向世人昭示：官方货币代表着国家信誉，精美的足值货币不仅是国家蒸蒸日上的象征，也是人民生活的基本保障，故曰“造邦”。

    造邦刀替代市场上流通的小刀，颇有调控市场的意思。为保证齐国农民不至于流向其他诸侯辖地，管仲在春荒、夏荒的时候向农民低价出售粮食，并规定可以用旧的小刀购买；至于造邦刀发放，则是在每年秋收的时候以高价购买农民手中的粮食。

    管仲铸币还是没捞到什么油水，齐桓公就财源之事询问管仲。

    齐桓公：是否可以提高房地产税？

    管仲：如此，等于拆人家房子。

    之后，齐桓公又列举了山林税、牲畜税、人头税等，管仲的回答都是“不行”。

    只要是增加税收就一定会带来副作用，而且解决收入的办法根本就不能是增加税收。

    齐桓公：那么，我靠什么发财呢？

    管仲：官山海。

    “官山海”就是管仲捞钱的办法，也是“盐铁专卖”的雏形，说白了，就是由王室垄断盐铁之利。

    管仲选择了利润最大的山（铁矿）和海（食盐）。当时，普通人要生存下去，除粮食外，盐、铁都是必不可少的物品，齐国靠海多山，盐铁自然是主要产业。经管仲测算，如果垄断食盐销售，每斤食盐价格增加一钱，就相当于人头税提高一倍。

    这事以前周厉王也干过，他不过让个把上山砍树的贵族缴税就搞得鸡飞狗跳，最后连自己也被赶出王畿镐京。

    能行吗？

    行不行，看谁来办，也要看怎么办。

    管仲手腕很高明，做法也比较温和，没有和民众直接对抗。官府只是垄断食盐和铁器销售，生产环节仍旧留给原有的盐商和铁商，没有彻底断掉这些人的财路。这种“官办民营”的方式并未过多侵蚀私商利益，官府获得的收入也远高于税收。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封建统治者给予人们利益的时候，一定要显示出来；夺取人民利益的时候，千万不能暴露，所谓“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

    第三步，管仲亮出了锋利的齐刀。

    管仲的刀，砍向了诸侯国的粮食生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三十六计中的“衡山之谋”。所谓“衡山之谋”，是指春秋时期齐国征服衡山国的货币战争。

    衡山国盛产兵器，衡山利剑，天下无双。管仲早就在谋划征服衡山国，不过，要想以武力攻打衡山国，肯定要费一番工夫。

    替代性做法是，管仲在起兵前一年就派人到衡山国高价收购兵器；十个月后，燕、代、秦等国都跟着到衡山国收购兵器，可谓天下争购。看到这种情况，衡山国国君告诉宰相：“天下各国都争购我国兵器，可使价钱提高二十倍以上。”于是衡山国百姓纷纷放弃农业转而打铁。

    一年后，齐国派人到赵国购运粮食，赵国粮价每石十五钱，齐国却按每石五十钱收购。包括衡山国在内的诸国都运粮卖给齐国，就在各国为发财欢呼的时候，齐国突然封闭关卡、停止收购粮食和衡山国兵器。

    在夏收前，齐国向衡山国出兵。

    此时，衡山国已经无粮可用，兵器也差不多卖光了，又不能在别国买到粮食，在经济和军事两个战场上败得精光，只得奉国降齐。

    “衡山之谋”说穿了其实很简单，以高价诱使敌方放弃本业，追求某种产业的畸形利润，最终造成敌人经济瘫痪。

    在任何时代，一种商品价格暴涨都会带来巨额利润。这种利润高得让人炫目，除非这种利润来自垄断性技术，否则是一定会出事的。高利润会吸引相当一批人冲进去，这批人往往还是能率先看到商机的精英。等到一个国家几乎全民干一件事情的时候，暴利就要终结了。

    道理很简单，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赚钱。

    借着锋利的齐刀，管仲最终击溃了所有的对手。五年中，管仲先后用这种方法收拾了鲁、代、吕等诸侯，屡试不爽。不是诸侯太愚蠢，而是在利润驱使下，国家的每一个人都已经疯狂，国君就算看清楚了齐国的阴谋，又怎么对抗得了？

    齐桓公十五年（公元前671年），齐、鲁、宋、陈、郑“同盟于幽”，周惠王“赐齐侯命”，齐国春秋霸主地位正式确立。

    然而，管仲的悲剧从上任第一天起就已经注定。

    管仲是一个有远见、有能力的政治家，他主宰下的齐国是典型的强人政治。强人政治，需要强人有政局操控能力、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敏锐的洞察力，能以一人之力协调邦国运转。强人确实可以改变一个邦国的命运，但缺点也很明显：一旦失去这个强人，国家立刻就会陷入窘境。

    强人一般会为自己寻找一个合适的继承人，问题是，管仲不是国君。

    管仲为齐国鞠躬尽瘁的时候，齐桓公在享受他的爱好。除了七百多个女人，顺便还宠幸了一个着名的厨师—易牙。易牙是一个优秀的厨师，鲁菜的创始人，据说味觉系统相当发达，能品尝出淄水和渑水的区别。

    这位优秀的厨师还有着很高尚的理想，他想取代管仲成为相国。中国古代并不缺乏厨师、宦官、轿夫把持朝政的事例，一般来说，这些人都是奸臣的代表，比如易牙、魏忠贤、和珅。不是这些职业的问题，而是这些人不该选择政治。他们接近最高权力核心，也看到了权力的巨大利益，却丝毫不懂权力的危害。毕竟，危害是对百姓的，利益却是自己的。这位厨师易牙最着名的事迹就是：为了让齐桓公品尝人肉滋味，把自己的儿子杀掉做了下酒菜。

    病榻之上，齐桓公询问管仲谁能继承相位。管仲却没有推荐任何人，只是答道：知臣莫若君。

    管仲死后三年，易牙伙派修筑围墙将齐桓公困死（饿死）于宫阙。此后，齐桓公的六个儿子互相攻击，先后都成为齐国国君，又被后来者击溃。

    在日复一日的争斗中，齐国最终一蹶不振，再没能复霸。

    三千越钱可吞吴

    范蠡借助大量的蚁鼻钱搞活了对外贸易，生意范围那是相当广，业务项目更是几乎囊括了一切赚钱的生意。唯独对吴国，只做一种生意—以蚁鼻钱高价收购粮食。

    齐国之后的霸主是晋国，唯一有实力挑战晋国的是楚国。晋、楚经历了近百年的争霸，两国也各自发生了很多内乱。公元前579年，晋、楚约定彼此不再兵戎相见，而是要“……”。这就是春秋史上着名的“弭兵之约”，此后四十多年，晋、楚间再无战争。

    尽管如此，晋国却没有停止小动作，暗中大力扶持楚的属国吴国，送给吴国兵器和战车，最重要的是唆使吴国背叛楚国。公元前514年，吴国公子光派刺客刺杀了吴王僚，成为吴国封君，这位公子光还有一个名字—吴王阖闾。

    据史书记载，阖闾是东周“王道”的光辉代表，他吃饭从不超过两个菜，车马没有任何修饰，宫殿看起来颇像贫苦人家的茅厕……真的是这样吗？

    阖闾生平有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主题是讨论晋国六卿究竟谁能取代晋国宗族。

    《封神演义》里确实有一句，不过，这是后世作者不自觉流露出的龌龊想法，与真实的东周毫无关系。当时，诸卿客取代宗族是一件根本不可能为世人所接受的事情，也是极端有悖“王德”的事情。

    阖闾确实非常节俭，他的目标却不是体恤万民，而是要万民经历比这更残酷的人生。在《三国演义》里经常有“发倾国之兵”之说，意思就是动员全国所有的兵力、物力去打一场战争（赢不赢不知道）。阖闾发动的却是“全国之民”，吴国之内，只要是个男人，十四岁以上、五十岁以下者要全部从军，更狠的是，作战不力要罪及家属。

    一个小小的吴国，国人不过数十万，居然有数万军队，动辄、……相信大家都知道，阖闾有一位着名的大将叫孙武，他有一个着名的治军理念叫“赏善始战”，从字面来看是说给前方勇士重赏。实际上，这只是后世兵家的阐释，阖闾和孙武从来都没这么想，他们跟金庸《侠客行》里的“赏善罚恶使”一样，向来只有“罚恶”，从来没有“赏善”。

    据说，孙武把后宫三百位佳丽分为两个纵队，由阖闾的两位宠姬领头，娇媚的宫女穿上铠甲，拿起利剑和盾牌。然后，孙武要求两拨宫女以刀剑互殴。

    宫女的主要职责是侍奉国王起居，偶尔搞搞军训确实也能愉悦身心。果然，这些宫女在训练场上嬉笑不止，把这当成了一场游戏—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孙武很生气，要处斩两位宫女头领—阖闾的宠姬。尽管阖闾也想阻止孙武这种无聊的做法，孙武却说“治军的决定权在将军，即使国王的命令也可以不听”，还是把两个妃子处斩了。果然，广大吴国人民在严格的军事训练（恐吓）下，后宫弱女也可以成为“赴水火犹无豫”的战士。

    能把后宫弱女训练成恐怖分子，这是一种怎样的残酷？

    严峻的刑罚对吴国人有着极强的威慑力，一旦没有战功，甚至作战不勇猛都会累及家人。那么，不需要任何奖励，所有人都被绑架到阖闾的战车上，只能前进，不敢后退。

    在充满恐惧与虚伪的吴国，阖闾死后，其子夫差成为国王，在打败了盟国—越国后，夫差提出一条非常离谱的和谈条件：若越国想保持诸侯封位，勾践必须以国王之尊来吴国当奴隶—典型无知而又无耻的暴发户！

    为保家国不灭，越王勾践还就真的来到吴国当奴隶。而且，他身边始终陪伴着一个人—范蠡：白天，范蠡替勾践做较重的活；夜晚，二人共宿石屋，商量如何见机行事。

    在范蠡的开导下，三年来无论夫差如何作践勾践，这位曾经的越王都毫无脾气。最着名的事例，就是范蠡教勾践在夫差生病期间去品尝粪便—夫差的粪便。“勾践品溲”的壮举终于感动了吴王，夫差认为勾践非常忠信。

    于是，勾践、范蠡终于得归故国。

    归国后，范蠡毫无争议地成为越国第一谋臣。吴国的经历让范蠡明白了一个道理：让广大越国人民饿着肚子去跟吴国交战是不可能的，要想富国强民，必须“左道右术，去末取实”。道与术，就是规律，富国强兵只能按规律一步一步来，认识规律、服从规律，绝不可急于求成；所谓实，确实很实在，就是粮食；所谓末，确实很虚无，就是勾践个人的享乐。

    勾践回国后每天早晨起来都质问自己一句：你难道忘记在吴国的耻辱了吗？然后，携夫人及全体贵族下田耕作，所有百姓不吃肉、不穿彩衣，与黎庶同劳动、共甘苦（“百姓”与“群黎”相对，是王室贵族的统称，所以，普通人千万不要误以为自己是“百姓”）。

    关于这段历史，很多人说越王勾践励精图治，最后，三千越甲可吞吴！

    这事儿，不对。

    越王勾践回国之后，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铸钱，后世把这种钱称为“蚁鼻钱”。

    蚁鼻钱呈椭圆形，也被称为“鬼脸钱”，从考古证据来看，蚁鼻钱以晋国布币为基准（当忻布），一枚布币比十枚蚁鼻钱稍微轻一些。

    公元前472年，吴国正好赶上旱灾，最后国人连稻田里的野生大闸蟹都吃光了。这时候，越国仍旧表现出了“信诚守道”的精神—为吴国提供军需粮食。

    勾践对此非常反感，对范蠡说：“我和你一起谋划反击吴国，你总说时机不成熟。现在，又反过来资助吴国粮食，究竟什么时候才可以出兵呢？”

    范蠡答：“天灾与人事必须相配合，我们的粮食并不能维持吴国的战斗力，倒是吴国自身的力量至今仍未消耗干净，他们如果作垂死挣扎，我们未必能胜。”

    上天没有让范蠡久等，就在为吴国提供粮食的当年九月，夫差再次不顾国内饥荒率兵奔赴黄池与楚国决战。当时，吴国军队的粮食供应几乎全靠越国。

    没有粮食、防备空虚，如何能抵抗越国三千兵马？其实，真正进攻吴国的并不是三千越国勇士，而是范蠡前期如流水般花掉的蚁鼻钱。

    这一次，范蠡率兵攻入吴国都城姑苏，并在海上断掉了夫差后路，夫差兵败自刎。

    最后，说一下范蠡的结局。

    人们经常鄙夷“共患难，不可共富贵”。现在，我告诉大家，共患难是因为穷哥们之间根本就没有利益，也就谈不上叛变；不可共富贵，实在是因为没有什么人不会选择背叛，暂时没有背叛是因为筹码还不够大。

    这一点，范蠡和勾践都心知肚明。

    灭吴当年，范蠡向勾践递上了自己的辞呈：臣子只要见到君王受辱就是死罪，能在吴国陪伴您受辱，是想能有机会为您报仇，今大仇已报，恳请勾践杀了自己。

    勾践的回应似乎很够意思：你必须和我一起共坐江山，否则我就杀了你！

    一问一答，其实范蠡只有一个命运：被处死。

    范蠡当然不希望自己被处死，在命令下达之前就从海上跑路了，顺便还总结了一下逃跑的原因：更不幸的是，后世有很多人看不开，这句名言也就无数次得到了验证。

    出逃后的范蠡却有了另一番天地，他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经商，也赚了很多钱。司马迁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这样记述了范后来成为财神的范蠡蠡的结局：他成为家产数以十万计的富翁，最后老死于陶地。范蠡死后，被奉为“治生之祖”，并成为道教里的财神（关羽是山寨版的财神）。

    据说，十六两秤的发明者就是范蠡，称杆上有“福”、“寿”、“禄”三星，缺一两损“福”，缺二两损“禄”，缺三两就损“寿”了。对缺乏商业道德的人来说，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诅咒。

    小结：国家的金融精神

    真正的盛世，必然也是文化极盛的时期。中国传承数千年的“六书”全部出自西周，此后，历朝历代只能在西周的残迹里寻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思索。与后世丰富多彩的金融货币现象相比，西周的金融表现形式确实非常简单，但最适宜诠释金融的本质：诚信。

    问：周王室重要吗？

    答：重要，相当、特别以及极其重要。

    金庸先生在小说中安排了“华山论剑”，统领武林的少林、武当均与这场武林盛会无缘。我猜想，金庸先生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中华”之“华”就是“华山”之“华”。华山之所以能有如此的江湖地位，完全是因为周朝的地理位置：西都在镐京，东都在洛邑，西都、东都之间的中心点就是华山，“华山”之“华”也就成为后世千万中国人的代名词。

    周王室最重要的历史时期是西周，只有二百七十四年，辉煌与荣耀似乎转瞬即逝，这一“瞬间”却始终照耀着整个中华民族。

    天下既为人人所共有，天下之利权亦当为人人所共有。分封诸侯，血亲是一种自然的标准，是人类懵懂时最直接的标准，也是当时最公平的标志。秉承这种最为原始的公平，不但周王室的天下分封给了诸侯，诸侯的天下也分封给了宗族。这是一种维系人性与理性的统治模式，即使在周王室衰微后，任何背叛王室的行为也都被认为人神共愤。

    当然，我必须告诉大家，这种方式有着致命的弱点：王室一旦孱弱，必然会有诸侯挑战王室权威，周史已经明确证明了这一点。

    应该说，秦帝国是周王朝疆域的直接继承者，嬴政也看到了周王室统治方式的弱点。秦帝国似乎汲取了周朝的教训，用封建官僚替代了宗族分封。

    大秦帝国最大的弱点就在于违背了周王朝的“王德”精神：试图追求权力永久的统一，天下变成帝王一人之天下。在秦嬴政缔造的这个刚性权力链条中，一旦源头崩裂，就再无任何人能帮助帝国走出险境，因为，除了利益已没有任何理由让任何人再把自己和封建统治者联系在一起了。

    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嬴政、商鞅等人将帝国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了咸阳，中心被毁灭之后，整个帝国体系便随之坍塌。仅仅十五年，秦帝国就在一场内战中瞬间坍塌，发动这场战争的既非外族也非官僚，而是被统治的对象—农民。

    嬴政统一封建权力的做法失败了，但巨大的利益又激励了后来的封建统治者。此后，历朝历代都试图寻求一种有效的统治方式、一种灵活的折中案：既要形成严格、有效率的封建集权，又要实现封建统治者对子民的道德统治。

    坦率地讲，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要追求封建集权，人性统治就必然是一个谎言。

    当然，有人可以反驳：周王朝只是奴隶社会，一个奴隶制社会怎么可能超越整个中国古代文明？周王朝生产力确实相当低下，但经济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相对指标，以封建王朝的生产力评判几千年前的西周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但凡真正的盛世，必然也是文化极盛的时期。中国传承数千年的“六书”全部出自西周，此后，历朝历代只能在西周的残迹里寻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思索。与后世丰富多彩的金融货币现象相比，西周的金融表现形式确实非常简单，但最适宜诠释金融的本质：诚信。

    虽然王室衰落，但诸侯仍旧秉承“夏禹、商汤、周公”三代缔造的社会梦想：无论是君对民，还是霸主对诸侯，都要有信义。这时候，天还是蓝的，水还是清的，骗子是不可以当卿客的，无德无能的君主也是会被干掉的……

    此后，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覆灭，还是今天西方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都是因为远离了“诚信”。

    毋庸置疑，孔子是整个周文明的集大成者。这位后世的“万世师表”为我们完整释了那个时代的财富精神：获取财富的途径必须是道德，义利并重才是财富的结晶，更是金融乃至任何一个时代经济秩序的根基。我记得看过一本书，其中简要回顾了孔子的一生。

    孔子早年游历齐国，后在自己故乡鲁国成为相国，有感于国君鲁定公好色荒政，公元前497年愤然离开鲁国，开始了周游列国的传奇人生。十四年后，孔子终于结束了艰辛的游说生涯，拖着六十八岁的孱弱之躯回到了桑梓之地。漫长的流窜过程中，孔子有过成为王师的荣耀，也有过饥寒交迫的困顿，甚至有过拘禁受困的耻辱、险些被杀掉的风险。

    我之所以记得这本书，不是因为它记述了孔子生平，而是因为它对孔子大加挞伐，骂孔子鄙视财富，要求人们安贫乐道。这本书的谩骂曾经让我对孔子着实很有意见，按照这本书的逻辑，似乎就是孔子搞得我们穷了好几千年，只要没有孔子，我们在战国时代就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了。

    真的是这样吗？

    孔子曾大声疾呼，所谓是，是对缺德世人的指责。所谓是，是奉劝世人尊重规律，绝不能急功近利。

    今天，除了孔子，我们还可以瞻仰那个时代的商人，子贡、范蠡、弦高……哪一个不是，又有哪一个不是？他们对富、金钱、名利，何尝有暴发户式的浅薄？

    道德价值当然高于物质利益，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道德价值，眼中只剩金钱，那就是一个赤裸裸的丛林社会，所有的掠夺都会没有底线。这个时候，没有人能摆脱利益的诱惑，因为整个社会除了钱，已经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有价值了。孔子临终慨叹：此中真味，今天，我们真的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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