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宣宗是明朝第五位皇帝，他的父亲仁宗皇帝朱高炽，是明成祖朱棣的大儿子。仁宗长得太胖，臃肿的身材使他在骑马击剑中屡屡败北。一向以骁勇好战著称的朱棣，经常召聚皇室子弟们比武，仁宗苦不堪言，因此朱棣不怎么喜欢他。但朱棣对皇太孙也就是后来的宣宗却一直宠爱有加，认为这个宣宗无论是聪明才智，还是性情品格，都比他的父亲强。

    朱棣从侄儿建文帝手上夺取政权之后，便面临储君的选拔问题，按他的父亲朱元璋的规矩，应传位给大儿子朱高炽。但他有心传给二儿子朱高煦，其因是这个朱高煦性格很像他。在三年的“靖难”之役中朱高煦一直紧跟着他，鞍前马后，立下赫赫战功。但是，他的这个想法遭到了许多大臣的反对。尽管朱高煦的拥趸也不少，但废长立次毕竟不占理。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朱棣还是将朱高炽立为太子。但是，立储之后，朱棣又有些后悔，觉得这样对不起二儿子。在举棋不定的时候，他找来了一向倚重的太常寺卿袁珙，这个袁珙是姚广孝推荐给朱棣的一个江湖术士，看相言人祸福，无不奇中。朱棣让袁珙给仁宗看相，袁珙看过后，对朱棣说了四个字：“后代皇帝”。意思很明确，接班人就是他了，不能换。朱棣不死心，又让他看宣宗的相，袁珙又说了四个字：“万年天子”。这个判语下得更好，既然仁宗有这么个好儿子，朱棣一脉的皇祚就可保之久远，他也就彻底打消了换掉仁宗接班人的念头。

    从之后的历史发展来看，袁珙这是做了一件好事。仁宗朱高炽虽然懦弱，但心地善良。

    且说朱棣夺位之后，一直在北方征战，留下当时还是太子的仁宗监国。仁宗多半时间住在南京，一次应召前往北京，途经山东邹县，看到路边上有不少男女老幼提着篮子拔野菜，便停下马来问缘由。被问者跪下回答：“岁荒无以为食，只好以此充饥。”仁宗听后恻然，下马走进一家民舍，看到屋内百姓皆锅灶冷清，衣不遮体，不由感叹说：“百姓如此疾苦，朝廷竟不闻乎？”于是找来山东布政使石执中，责问道：“你的治下老百姓这么贫穷，你怎么隐瞒不报？”石执中回答：“凡是受灾之处，臣已奏请停收今年秋税。”仁宗说：“老百姓都快饿死了，仅停收秋税是远水难救近火，要立即放赈。”石执中奏答：“臣遵旨，每户放赈三斗。”仁宗答：“三斗不够，每户六斗。”石执中感到为难，因为仁宗虽然监国，但皇上毕竟是成祖朱棣。这个朱棣连年征战，朝廷财政入不敷出。各地方官为了征收粮赋以满足朱棣强大的军费开支，常常不择手段。监国的仁宗深知此中原因，也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些调整。当成祖去世仁宗继位后，他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行动由攻转守，让老百姓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他对户部的官员说：“田土民所恃以衣食者……抑年饥衣食不给，或加以疫疠而死亡欤？自今一切科徭务撙节。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于民者，条具以闻。被灾之处早奏赈恤，有稽敢违者，守令处重罪。”

    仁宗享祚时间不长，不到一年，但他的亲民思想影响了宣宗。登基不久，宣宗亲自处理的一件事就极得民心。当时，河南省新安县知县陶镕眼见本县农民因受灾而无法度过春荒，决定打开函关驿的粮仓放赈。开仓之后，陶镕才上奏朝廷，并说明秋后如数补上。陶镕这么做可谓犯了大忌，因函关驿的粮仓虽然在新安县境内，但县衙只有管辖权，而没有使用权。陶镕知道这一点，所以才先斩后奏。从常理上讲，陶镕这是亲民的举措，但触犯了朝廷法纪，有司准备对他按律治罪。宣宗知道后，立即找来有关大臣当面下谕：“近年有司不体人情，苟有饥荒，必须申报，辗转勘实，赈济失时。知县急于济人，先给后闻，是能称任使，卿勿拘文法责其专擅。”由于宣宗的强力干预，陶镕不但没受到惩罚，反而升了官。

    大凡一个王朝的政治走向，都有大致的脉络可循。明代的第一个皇帝朱元璋，一生致力于政权的稳定与制度的建设。第三个皇帝朱棣，登基后最关注的事情，一是处理北方九边的军务，二是将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迁都之举，也是为了控制北方边疆的局势。这两个皇帝所做的功业，有其连续性，其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让朱明政权有一个生存的环境。应该说，经过两位皇帝五十余年的努力，这一点已基本做到。轮到仁宗登位，套用旧小说里的话，可谓“河清海晏，四海升平”，内忧外患，大致平息。

    完全可以说，仁宗皇帝完成了由“立国”到“亲民”的转换。而宣宗皇帝，更是大力弘扬仁宗皇帝的亲民政策，并将老百姓的福祉作为自己执政的第一目标。

    专门记述明皇帝语录的《典故纪闻》，关于宣宗的亲民，有如下几条记载：

    宣宗即位，工部言内府供用纻丝纱罗缺，请下苏杭等府织造。宣宗曰：“供用之物虽不可缺，然当念民力，今百姓艰难，可减半造。”

    宣宗尝召户部尚书夏原吉，谕之曰：“朕念自古国家未有不由民之富庶以享太平，亦未有不由民之困穷以致祸乱，是以夙夜祗畏，用图政理，所冀天时协和，年谷丰熟。去年冬多雪，今春益以雨泽，似觉秋来可望。然一岁之计在春，尚虑小民阽于饥寒，困于徭役，不能尽力农亩。其移文戒饬郡邑，省征徭，劝课农桑，贫乏不给者，发仓廪赈贷之。”

    宣德时，内官张善往饶州监造磁器，贪黩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御用器，多以分馈其同列。事闻，宣宗命斩于都市，枭首以徇。

    宣德四年，宣宗谕六部都察院曰：“国以民为本，民安则国安。朕君主天下，孜孜夙夜，以安民为心。顾国家用度有不得已取之民者，朕犹惓惓轸恤民艰。比闻中外奸弊纷然，嗟怨盈路，皆由尔等不体朕心。凡朝廷科买一物，辄差数人促办，所差之人，又各有亡赖十数为之鹰犬，百倍科征。民被棰楚，不胜其毒。百分之一归官，余皆入于私室。人之困苦，罔所诉告。尔等非不知之，盖实纵其所为。风宪耳目，非不闻之，亦略不纠举，此岂仁人君子之心哉？自今当洗心悔过，以革前弊。朝廷有紧切重务，慎选廉公官员催办。不急之事，悉不许差人。假公营私，扰吾良民，违者罪之。”

    内官袁琦、内使阮巨队，初往广东等处公干，以采办为名，虐取军民财物。事觉，宣宗命凌迟琦，斩巨队等十人。

    从以上五则来看，宣宗皇帝是一手抓利民，一手抓廉政。任何一个朝代的任何一个皇帝，若要处理好国家大事，首先要解决的便是官与民这一对矛盾。官的主要问题一在昏庸，一在腐败。民的首要问题是要有安居乐业的条件。而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前提，是当官的要勤政廉洁，心中装着老百姓的利益，而不是自己的贪欲。宣宗从小在祖父与父亲两代皇帝的教导与示范下，于政事的历练，已是驾轻就熟。他的始终如一的亲民思想，绝不是作秀，而是发自内心的冀求。所以，他对扰民害民的官员非常痛恨，惩治起来绝不心慈手软。就说那个被他杀掉的袁琦，是他小时候的“大伴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男保姆。袁琦一直伴随宣宗度过童年、少年和青年。宣宗对袁琦非常信任，甫登基，就任命他为司礼监掌印太监。这个职位称为“内相”，是皇上的大内总管。袁琦自以为深得宣宗宠信，故在广东采办御用物品时大肆敲诈百姓，终被宣宗凌迟处死。通过这件事，所有为官之人都知道宣宗的肃贪是动真格的，于是有所收敛，贿门与幸门一时间堵塞了许多。

    宣宗惩治了官身上的“贪”字，回过头来再治理老百姓身上的“贫”字，阻力就会小得多。

    二

    却说宣德六年（1431）早春的一天早上，京城尚在严寒之中，宣宗将部院大臣召到皇宫左顺门。宣宗在门厅里坐下后，招手让吏部尚书郭琎走上前，从怀中取出一卷纸札说：“朕昨宵不寐，思农民之艰难，能使之得其所，则在贤守令。因作此诗。卿常为朕择贤，毋使农民受弊也。”

    郭琎诚惶诚恐接过御制的《悯农诗》，诗是这样写的：

    农者国所重，八政之本源。

    辛苦事耕作，忧劳亘晨昏。

    丰年仅能给，歉岁安可论？

    既无糠核肥，安得缯絮温？

    恭惟祖宗法，周悉今俱存。

    遐迩同一视，覆育如乾坤。

    尝闻古循吏，卓有父母恩。

    惟当慎所择，庶用安黎元。

    此诗绝无文采可言，但评判此诗的价值，亦绝不能用文艺的标准。宣宗无意当诗人，不肯在雕章琢句上下功夫，偶尔写诗，也全是为政治服务。作为帝王，这不是缺点，而是一种优点。宣宗在这首诗内，一再感叹农民的艰辛，他的这种忧患意识的形成，一是受其父仁宗皇帝的熏陶，二是自己亲政以后的经历所致。这里再讲一个故事。

    宣德五年（1430）的春上，宣宗奉太后之命，前往万寿山祭扫仁宗陵墓。回来路上，他看到路边远处地垄上有农民耕种，于是驻辇，在二三随从的陪侍下来到田间看望种地的农民。他从耕者手上接过耒耜推了三下，对随从说：“朕三举耒，已不胜劳，况常事此乎？人恒言劳苦莫如农，信矣。”耕者开头并不知道操耒者是当朝皇帝，待知晓后，当即跪下拜呼万岁，然后恭谨回答皇上的提问。从万寿山归来，宣宗感慨万千，于是写了一篇文章，单记此事：

    庚戌春暮，谒二陵归。道昌平之东郊，见道旁耕者俯而耕，不仰以视，不辍以休。召而问焉，曰：“何若是之勤哉？”曰：“勤，我职也。”曰：“亦有时而逸乎？”曰：“农之于田，春则耕，夏则耘，秋而熟则获，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农弗成功，而寒馁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后执力役于县官，亦我之职，不敢怠也。”曰：“民有四焉，若是终岁之劳也，曷不易尔业，为士，为工，为贾，庶几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业农，以及于我，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无业士与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业贾者矣，亦莫或不勤。率常走负贩，不出二三百里，远或一月，近十日而返，其获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尽丧其利者，则阖室失意，戚戚而忧。计其终岁家居之日，十不一二焉。我业是农，苟无水旱之虞，而能勤焉，岁入厚者可以给二岁温饱，薄者一岁可不忧。且旦暮不失父母妻子之聚，我是以不愿易业也。”朕闻其言，嘉赐之食，既又问曰：“若平居所睹，惟知贾之勤乎？抑尚他有知乎？”曰：“我鄙人，不能远知，尝躬力役于县，窃观县之官长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尽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升迁去久矣，盖至于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人率昼出坐厅事，日昃而入，民休戚不一问，竟坐是谪去。后尝一来，民亦视之如涂人。此我所目睹，其他不能知也。”朕闻其言叹息，思此小人，其言质而有理也。盖周公所陈无逸之意也，厚遣之，而遂记其语。

    宣宗皇帝把这两篇文章交给了时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的蹇义。都察院的职责是监督官员的行为，纠弹不法者。其作用类似于今天的中纪委。宣宗皇帝把这篇文章交给蹇义，其意不言自明，就是要他对忧农害农懈于政事的官员加大稽查与打击力度。

    从执政者的角度讲，勤政、廉政已属非常不易，在这个基础上，再提出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针政策，就更为可贵。宣宗把亲民作为基本国策，亲民的重中之重又放在农民问题上，这一点，在他留下的谕旨与谈话中，随处可见。大凡一个好的政策，一经提出，就得始终如一地坚持，如果不抓落实，再好的政策也是画饼充饥。宣宗深知这个道理，为了把悯农的国策落到实处，从登基之日开始，他几乎每年都有新动作。用今天的话讲，皇上有思想力，大臣必须有执行力。若执行力不够，则再好的思想与国策都无法得到有效的贯彻。宣德六年春，宣宗发表了上面引述的《悯农诗》，第二年即宣德七年（1432）春上，他又公布了新写的《织妇词》：

    昔尝历田野，亲睹织妇劳。

    春深蚕作茧，五月丝可缫。

    缫丝准拟织为帛，两手理丝精拣择。

    理之有绪才上机，弄杼抛梭窗下织。

    斯螽动股织未停，鸡声三号先夙兴。

    机梭轧轧不暂息，辛勤累日帛始成。

    呜呼，育蚕作茧，未必如瓮盎。

    累丝由寸积为丈，上供公府次豪家，织者冬寒无挟纩。

    纷纷当时富贵人，绮罗烨烨华其身。

    安知织妇最辛苦，我独沉思一怜汝。

    农人与织妇，都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弱势群体。皇帝以九五至尊之身，亲自写诗表述他们的痛苦，对全国的各级官员，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在这首诗前，宣宗还写了一个短序：

    朕尝历田野，见织妇采桑育蚕缫丝，制帛累寸而后成匹，亦甚劳苦……朕非好为词章，昔真西山有言，农桑衣食之本，为君者当诏儒臣以农夫红女耕蚕劳勤之状，作为歌诗，使人诵于前，又绘为图，揭于宫掖，布之戚里，使皆知民事之艰，衣食之所自。朕所以赋此也。

    宣宗在序中明白告诉世人他“非好为词章”，之所以屡屡作诗作赋作文，乃是为了使用这一简捷便利的方式，一再向大臣们灌输他的悯农思想。他的曾祖父朱元璋在进行明代的制度建设时，亦是鼓励农耕，奖勤罚懒。他就农业所制定的政策，非常细致。比如说每户农民房前屋后应该种多少棵果树、多少棵桑树，都有详细的规定。可以说，在朱元璋的时代，重农的政策大体备矣。但真正抓落实，还是在宣宗皇帝手上。此时，距朱元璋的大明王朝的开创，已有六十多年了。

    所以说，宣宗一朝，税简徭轻，官场的腐败得到遏止，农民真正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这是一段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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