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上先有难容之人，而后方有难容之事

    文人无行，从古到今，似乎成了确论。击鼓骂曹的祢衡、以醉酒为平生快事的刘伶，都是“无行”的代表。弥勒佛前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我想，事在人为，什么样的事都是人做出来的。所以，世上先有难容之人，而后方有难容之事。若把人扒堆儿，最难容的人大概就是文人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文人中的君子，通常也会做出过激的举动，秉持己见，抨击是非，原是好事，但只讲原则不讲变通，常常让人下不来台，所以当政者也不大喜欢这种君子。至于文人中的小人，则是无耻加心计，有时虽然能邀宠，但到头来总是被钉在耻辱柱上。

    纵观历朝历代，能容忍文人胡闹的，大概只有唐宋两朝，这两个皇朝的开国之君，大都崇尚文学，故知道“文人无行，实无大碍”的道理。到了明朝，文人的日子就不大好过了。

    朱元璋起于草莽，因为穷困，不要说进县学、府学，就是私塾也没有念过几天。尽管后人附会，赞他“天生龙种”，可二十岁前他委实困顿，一年中难得吃几回饱饭。后来他发达了，入农民起义军，从当大兵开始，一步步攀升为三军统帅，最终黄袍加身。长期的斗争实践，磨炼出他的满腹经纶，但终其一生，他也没有满腹文章。这位皇帝的好处是，不懂绝不装懂，向大臣们发布“最高指示”，也绝不咬文嚼字。我见过他的几道谕旨，同当今的乡下老农说话无异。以至洪武年间的文风，特别是官员的奏章，大都明白如话。我曾戏言，中国第一个推广白话文的不是胡适，而是早他五百多年的朱元璋。

    二、朱元璋要将孟子逐出孔庙

    但是，朱元璋毕竟是一言九鼎的皇帝，他知识学养的先天不足，导致了他对文人的鄙薄，以及对文化采取实用主义态度。立国之初，他决定在全国各府州县兴建孔庙，以祭祀这位“大成至圣先师”。他喜欢孔子，是因为孔子的“三纲五常”可以帮助他稳定政权，建立尊卑不易的社会秩序。历来孔庙中，都有陪祀的大学者。首先有资格进入孔庙的，当是“亚圣”孟子。但朱元璋对前朝的陪祀人物，并不一味照搬。他吩咐礼部官员给他讲孟子。当官员读到孟子说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时，朱元璋跳了起来，吼道：“这个孟子敢于藐视皇帝，他不是个好人，不能让他进入孔庙陪祀。”这句话引起了轩然大波。须知天下读书人，都将孔孟连在一起。两人被后世的士人称为“道统”的开山祖师，而皇权则是“政统”。在“道统”里，孔孟两人是不可分的。如今，朱元璋要将孟子逐出孔庙，“政统”对“道统”表示了轻蔑。读书人大都以维护“道统”为己任，于是便有一个翰林院的小官站出来，给朱元璋上了一道奏章，指出：“圣上指斥亚圣有误。”语意虽婉转，但毕竟表达的是反对意见。朱元璋龙颜大怒，当即下令将这个官员廷杖三十。所谓廷杖，就是打屁股。朱元璋之所以采用这刑罚，就是要羞辱反对他的官员。他以为施行严惩，就可以把这件事压下来，谁知引来了更大的反对浪潮。第二天，他一向信任的礼部尚书穿着大裤衩子上殿来表示抗议。这位倔老头儿说：“皇上，孟子亚圣的地位，千秋已有公认，您不能以一己之好恶，不让孟子入祀。皇上您今天不收回成命，臣就死在这儿了。”老夫子说的可不是玩笑话。他之所以穿大裤衩来，就是准备来接受廷杖。打屁股前先要脱去官袍，老夫子怕麻烦，先在家里把官袍脱了。大约是老夫子的勇敢让朱元璋赏识，他竟一反常态地赞扬老夫子“忠忱可嘉”，当场答应把孟子请回孔庙。但又说了一个条件，就是要将孟子的著作出一个删节本，凡是他不喜欢的话，都得去掉。秀才们虽然要维护“道统”，但也不敢做得太过分，于是同意朱元璋的建议。这样，既保住了孟子亚圣的光荣称号，又不惜阉割他的思想。

    三、明朝二百七十多年的官场，以小人居多

    终明一代，文人中的君子与小人都有代表人物。但二百七十多年的官场，却是以小人居多，这是一个悲剧。在历史上，大凡国有昏君，就必然小人得宠。文人无行，若仅仅只是行为放浪，言语不检，倒也罢了，若放弃操守，又作用于政治，便会把政坛搞得乌烟瘴气。

    文人，是士人的一部分，都是读书人出身。在古代，读书的唯一出路就是当官。“学而优则仕”就是这个意思。古代没有专门的哲学家、科学家与文学家，有学问、有出息的人都在官场里头。因此，官场是否清明，与读书人的操守有直接的关系。读书人究竟应该如何入世，前人评价甚多。明隆庆年间的进士冯时可在其《雨航杂录》中也说过一段：

    文章，士人之冠冕也；学问，士人之器具也；节义，士人之门墙也；才术，士人之僮隶也；德行，士人之栋宇也；心地，士人之基址也。

    从以上六个方面来评价一个读书人，应该说从学养到品行各方面都兼顾到了。考诸明代官场的士人，若按君子与小人来区别，则是君子少而小人多；若按官员的品行来观察，则是清流多而循吏少。清流一多，则满官场都是“纪检干部”，缺乏实干精神；小人一多，则官场正气不张，冤案错案就多。

    前面说过，明代昏君很多。昏君的第一个特点是宠幸太监，像武宗皇帝之于刘瑾，熹宗之于魏忠贤。刘瑾与魏忠贤都是臭名昭著的大太监，两人有着共同的特点，一是胸无点墨，二是贪财无度。

    单是两人使坏，朝政也不至于溃败。坏就坏在官场中的小人一味迎合他们，为虎作伥。刘瑾出任司礼监掌印之初，虽然威风八面，但还没到“九千岁”的地步。有一天，他的轿队出来，有一个名叫张彩的大理寺评事，居然当街跪了下来。刘瑾感到好奇，遂下轿盘问，张彩竟然伏地不起。明朝有规矩，内官的级别再高，资历再老，外廷官员也不得向他磕头行跪拜大礼。张彩这么做，明明是违反官场制度。刘瑾感到惊讶，问张彩：“你知道朝廷的规矩吗，怎敢向我磕头？”张彩回答：“我不是以外廷官员的身份对老公公磕头，而是以儿子的身份对老子磕头。如老公公不弃，卑职就认你做干爹。”张彩的无耻博得刘瑾的欢心，他真的就认下这干儿子。两年后，区区六品官的张彩骤升为正二品的吏部尚书，掌握了用人的大权，成为天下文官之首。无独有偶，大约一百年后，到了熹宗一朝，魏忠贤篡掌国柄，进士出身的崔呈秀以同样的方式卖身投靠，最终也当上了吏部尚书。

    随着刘瑾与魏忠贤的倒台，张彩与崔呈秀也都被判了死罪。这两人，可作为明代读书人中小人的代表，至于君子的代表，前面说到的那个穿着大裤衩子上朝的倔老头子算一个，张居正也算一个，杨慎、海瑞、李贽都算。青史留名的，毕竟是君子比小人多，但小人出一个顶十个，而且往往一大群君子斗不过一个小人。

    四、在皇权专制的社会，特别容易产生小人

    如果我们只从典章制度来衡量一个朝代的好坏，则历史上不存在败政，但法律毕竟在皇权之下。人亡政息是悲剧，人庸政劣或者人奸政败，则是“自作孽，不可活”。在皇权专制的社会，特别容易产生小人。这是因为人们往往能通过非正常途径（诸如行贿、邀宠、投其所好等等）从主子那里获取个人利益。国家名器，本为至重，但屡为小人所窃。这些人一旦篡踞高位，则朝纲法制形同虚设。于是，为君子者犯颜直谏，如海瑞、杨涟等人，无一例外终成悲剧；为小人者投机取巧，如张彩、崔呈秀之流，虽最终没有好下场，但过程是风光无限。

    明朝末年，已是土崩鱼烂，大厦将倾。最后一位崇祯皇帝想挽狂澜于既倒，但满朝文武，竟没有几个可用之人。小人、庸人把持各大衙门，虽出了一个袁崇焕，本可支撑危局，可惜群小夹攻，崇祯皇帝辨不了是非，终将其凌迟处死。到此，明朝灭亡的命运已经注定。

    五、小人泛滥导致朋党政治

    却说崇祯当政之初，的确想有所作为。比起他的爷爷神宗皇帝和哥哥熹宗皇帝，他算是认真当皇帝的一个人，但经过半个世纪的小人当政，朝廷已几乎没有治国的英才了。

    《烈皇小识》记录了一则小故事：

    上（崇祯皇帝，笔者注）一日御讲筵，问阁臣曰：“宰相须用读书人，当作何解？”周道登对曰：“容臣等到阁中查明回奏。”上始有愠色，继而微笑嘻甚。上又问阁臣：“近来诸臣奏内，多有‘情面’二字，何谓情面？”周道登对曰：“情面者，面情之谓也。”左右皆匿笑。

    周道登为崇祯朝的内阁首辅，也算是权倾天下的人物。看过这则记载，相信读者即便不知道周道登的生平，也会得出结论，此公乃货真价实的庸流之辈。细细分析这两句问话，便会看出崇祯皇帝用了心计。他问“宰相须用读书人”，是因为他觉得眼前这位宰辅，委实不像一个读书人，既无学养，亦无品行，更无挽救颓政的能力。当是时也，朝廷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探其原因，是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在讲“情面”，其后果是人情大似王法。周道登在崇祯皇帝面前，表面上唯唯诺诺，暗地里大搞朋党政治。所以说，他不是回答不了崇祯的问题，而是故意不回答。

    六、中国的文化——既可培养君子，亦可培养小人

    中国的历朝历代，当宰相的百分之九十都是读书人。但不见得饱读了诗书，就一定能当好宰相。元朝选宰相，须福德才量四全。按此标准，明朝的很多首辅都不合适。所谓宰辅之才，即是能给皇上当好参谋，协理阴阳，消弭各种矛盾，每出一计便成一事。能做到这一点，非常之难。

    所以，中国古代的读书人，都把宰相作为成功的最高典范。但中国的文化既可培养君子，亦可培养小人；既可培养英才，也可培养庸才。如何界定读书人的类别呢？《见闻杂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学通天地，人谓之儒。宋周、程、张、朱先生，始不负于儒之称。孔子教子夏曰：“毋为小人儒。”这小人不是寻常人，只为利名念头割不断些。始皇坑儒，这儒也不是泛泛读书之人。当时有一等，非先王之道，毁朝廷之政，自以为高论以惊世者，故坑之。今秀士、医卜滥戴儒冠，动自称曰“贫儒”“寒儒”，其鄙人曰“腐儒”“迂儒”“俗儒”，此等儒正始皇之所不屑，坑者何以儒为？

    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做如此辩解，也算是一家之言。但所列指的现象，的确又指出了“文人无行”的祸害。孔子教导学生“毋为小人儒”，真是振聋发聩的声音。遗憾的是，终明一朝，小人儒大行其道，而君子之儒，往往受到排斥打击，不能成为社会的主流。套用北岛的诗，这叫“小人是小人的通行证，君子是君子的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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