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民 译

    耐心等待别心急。

    ——西班牙谚语

    然后我看到她站在那儿。

    ——列侬/麦卡特尼

    为了最终开始进行计划已久的论点唱机，他在布尔戈斯火车站附近的汽车总站买了张去索里亚的票。发车平台位于一个加顶的内院里；清晨，许多汽车同一时间启程开往马德里、巴塞罗那和毕尔巴鄂方向，车上早就挤满了人；现在，午后，只有开往索里亚的车孤零零地停在那里，里面零零星星坐着乘客，几乎空空如也的行李舱呈半球状敞开着。他将箱子交给站在外面的司机，或者检票员？那人说“索里亚！”同时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这位旅行者还想多了解一下这个地方的情况，他在站台上走来走去，直到发动机启动。那个卖彩票的女人从早上就在拥挤的人群中窜来窜去，在空旷中再也看不到人影了；他想象着她在布尔戈斯市场附近某个地方吃饭，桌上摆着一杯红葡萄酒，还有一捆圣诞节博彩彩票。站台的沥青面上有一大片油迹；想必有一辆此间已经开走的汽车的排气管喷了很长时间，黑色的油迹那样厚，上面有许多不同的鞋跟和行李箱轮子的印迹交错：此刻他也特意踩过这片油迹，就是要把自己的鞋印添加到其他印迹上面，仿佛他这样做可以为自己的打算带来一个好兆头。可奇怪的是，他一方面说服自己，那个所谓的“试论点唱机”是些次要的事情，或者附带的事情，而另一方面，和通常一样，他面对行将动笔的写作感到惴惴不安，不由自主地寻求逃避到好的先兆和预示中——除非他一刻也不相信这些，宁可像现在一样，立刻禁止自己这样做，捧起他在路上正好读到的泰奥弗拉斯托斯[12]《品格论》中关于迷信者的一句话：迷信就是面对神圣的一种胆怯。但不管怎么说，这里多种多样的鞋印，连同不断变化的商标，相互重叠，黑白分明，而在油迹圈外立刻又消失了。这是一幅图像，他可以带着它踏上继续的旅程。

    即便他要在索里亚开始写作“试论点唱机”，那也是早就计划好的。眼下十二月初，去年春天，他在飞越西班牙时偶然看到了一篇有关这个喀斯特高原偏远城市的周刊报道。索里亚，由于它的地形，远离交通要道，将近一千年以来几乎置身于历史之外，据说是整个半岛最安静和最无人问津的地方；那儿有许多浪漫主义风格建筑，也包括留存下来的雕塑，无论在城中心还是城外，孤零零地坐落在荒野里；尽管很小，但索里亚城是个首府——同名省的首府；20世纪初，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13]在索里亚生活过，先是当法文教师，接着是年轻的丈夫，然后很快成了鳏夫，他用自己的诗句描写了许许多多具体的事物，让这个地区为世人所知；索里亚，海拔一千多米，据说在这里非常缓慢流动的杜罗河上游环绕着它的基座，在它的岸边——经过那些马查多称之为“鸣唱着”的白杨树，因为在它们密密麻麻的枝杈里栖息着夜莺，穿过那些一再变成峡谷的悬崖峭壁之间——，根据相应的插图报道，有些漫长的路向外直通到原始不毛之地……

    他打算用“试论点唱机”来说明这个玩意儿在他已经不再年轻的生命的各个阶段的意义。然而，在他过去几个月里——作为一种市场调查游戏——询问过的亲友之中，几乎没有一个人知道这玩意儿会派上什么用场。有些人，其中自然还包括一个教士，只是耸耸肩，摇摇头，这样的东西居然还会有人感兴趣；有些人将点唱机当成了弹球机；又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这个词，只有当你提起“音乐盒”或者“乐柜”时，他们才以为明白了这是什么东西。但正是这种无知和冷漠——在第一次失望之后又来一次，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和他一样有类似的经历——更加吸引他去关注这个玩意儿，或者指责，尤其看来，仿佛点唱机的时代在大多数国家和大多数地方几乎都成为了历史（也许他本人也会慢慢地超越年龄，站在点唱机前，按起键来）。

    当然，他之前也读过关于点唱机的所谓文献，自然带着意图，立刻又将其中的绝大部分忘记；写作时，首先要指望的是自己的眼光。本来相关的文献就很少，不管怎么说，迄今所看到的主要著作也许就是1984年在美国中西部偏远的得梅因出版的《沃利策点唱机指南大全》，著者是里克·博慈茨。读者从点唱机历史中获得的最终可能就是以下内容：在20年代美国禁酒时期，在“非法经营的酒吧”里第一次放置了自动音乐机。不能肯定“点唱机”这个词的出处是“Jute（黄麻）”还是动词“to jook（伴着自动唱机跳舞）”，这个词或许发源于非洲，意思是“跳舞”。无论怎么说，在那个时代，黑人们在南方黄麻地干完活后，聚集在所谓的“Jute points（黄麻地）”或者“Juke points（点唱地）”，在那里听着音乐自动机里播放的尼克·比莉·哈乐黛、杰利·罗尔·莫顿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14]，所有这些音乐都不会在全部由白人把持的无线电台播放。点唱机的黄金时代随着30年代禁酒令的废除开始了，这时到处都开酒馆；甚至在商店里，如烟草店、理发店等，当时都有了自动留声机，由于那儿空间狭小，这些机器还没有收款机大，就挨着收款机放在柜台上。然后随着那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样的繁荣时期暂告结束了，因为点唱机的材料，特别是塑料和钢材限量配给。木材取代了金属，而在战争期间，生产完全转向了军备。于是，那些点唱机龙头厂家，如沃利策和西波尔格，那时候制造起用于飞机的除冰设备和机电零件来。——另一个历史就是音乐盒外形的发展：通过外形变化，这些音乐盒“从并不总是色彩鲜艳的环境中”脱颖而出。因此，公司里最重要的人就是设计师：沃利策音乐盒的基本结构是半圆拱形，而西波尔格通常使用的是上面带穹顶的矩形外壳，这里似乎形成了一条规则，每个新模型都只能是在之前的基础上进行改变，这样就可以清楚地辨认出先前的模型来；这样一来，据说有一次，出现了一个特别新式的点唱机，外形酷似方尖碑，顶上不是一个球状或者火焰状，而是一个装了内置话筒的外罩，从里面传出的音乐直回响在天花板上，最终彻底失败了。因此，外形的变化几乎只有在考虑到盒子发出的灯光变幻和框架部件时才有可能：机器中央的孔雀，不断变换着颜色；塑料表面，至今只是简单色彩，现在是大理石花纹；花边装饰，至今是人造青铜，现在镀上铬了；边弧，外形新采用透明荧光管，大大小小的水泡游来游去，“保罗·富勒绘制”——与此同时，这种外形历史的读者和观察者最终也知道了这些外形主角的名字，并且注意到他当时第一次惊叹过后，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某个昏暗的里屋里，对着这样一个闪烁着彩虹颜色的大家伙，已经下意识地想要知道这个名字。

    从布尔戈斯到索里亚的汽车向东穿过近乎空荡荡的梅塞塔。尽管有很多的空位子，好像车里聚集的人要比外面整个光秃秃的高原随便什么地方的人都要多。天空灰蒙蒙雾茫茫，岩石和黏土间很少有田地闲置着。一个年轻的女孩嗑着瓜子，就像平常在西班牙电影里或者林荫大道上一样，一脸严肃，大大的眼睛若有所思，瓜子壳如雨点般落在地上；一群背着运动包的男孩子不断把他们新的音乐磁带拿到前面交给司机，他是非常乐意的，这样不用听下午的广播节目，每排座位上面的喇叭都在回响着这个节目；车里有一对老年夫妇默默地坐着，一动不动，男的看样子压根儿没有感觉到时而有男孩子从身旁走过时轻轻地碰到他，不是故意为之；即使有个年轻人要说话时站起来，走到过道上，讲述时靠在老人的椅背上，同时在他面前手舞足蹈，他也一动不动地忍受着，甚至都不把他的报纸推到一边，报纸的边角在这个在他头上挥舞的人的气流中翻来翻去。那个下车的女孩独自走在外面光秃秃的圆形山包上，大衣裹得紧紧的，走在一片好像无路可走的草原上，望不见一栋房子；在她空出的座位地上有一堆瓜子壳，比想象的要少。之后，这片高原时而展现出稀稀疏疏的橡树林，这些树小得像灌木，上面完全干枯的叶子灰蒙蒙的，簌簌地抖动着。过了一个几乎察觉不到的山口之后——在西班牙语中，旅行者从他的袖珍词典里了解到，这和“港口”是同一个词——，也就是到了布尔戈斯省和索里亚省的交界，山崖上是育林区，长满大片闪闪发光的罗汉松，也有不少在狂风肆虐之后，从稀薄的土壤层被拔起或劈开。于是，狭窄的路两旁同样立刻又变得开阔，出现一片不毛之地。时而有轨道交错，锈蚀不堪，是两座城市间被废弃的铁路线，往往被涂上焦油，枕木埋没在丛生的杂草之中或者彻底消失了。在途经的一个村庄里，有一栋房子墙上松松垮垮地挂着街头牌子。村子坐落在一个石丘后面，从乡间公路上看不到影子，汽车一直朝着那里拐来拐去，然后掉过头来，车厢变得越来越空了，不得不倒回去；在那个乡村酒吧的窗户后面，唯一能看到的，就是一只只打扑克的手。

    索里亚天气很冷；比布尔戈斯还冷，相比下面靠海边的圣·塞巴斯蒂可谓寒冷刺骨，他来到西班牙的前一天就去过那里。但没有下雪，他曾经期盼雪花为他在这里的行动充当所谓的陪伴，然而此时下起了蒙蒙细雨。在这个穿堂风四起的汽车站里，他马上记下了开往马德里的出发时间，至少到萨拉戈萨。城外的干道上，在小小的危房、高耸的毛坯房和废墟遍布的草原（通常很中他的意）之间，车轮下泥浆四溅，一辆接一辆的长途载重货车呼啸而过，各个都挂着西班牙车牌；他看到其中有一辆挂着英文车牌，然后又看到车棚上那个打眼看去就明白无误、也无需翻译的标语，此时此刻，他简直突然有了回家一样的感觉。他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感觉，他在这样一个陌生的西班牙城市逗留了较长时间，周围没有人会其他语言，也没有任何外国报纸，他有时候就躲在那里一家中餐馆里，尽管他对那里的语言更加陌生，可是却躲开了那清一色、扎成堆的西班牙语，有了安全的感觉。

    暮色降临，各种轮廓变得不清晰了。方向指示牌只有遥远的首府，如巴塞罗那和瓦利亚多利德：他就这么拖着沉重的箱子——他已经出来很久了，并且要在索里亚一直待到新年——沿着马路向下走去；他经常看到，就是那些一抬眼几乎看不见的西班牙城市的中心都坐落在下面什么地方，在没有房子的草原地区，隐藏在那些河流消失的山谷里。这个夜晚，他恐怕无论如何都要留在这里；有一次，他实际上感觉这是一种责任，因为他现在到了这儿，他就需要弄清这个地方，也需要去适应它（此时此刻，走上几步就得换手去拖箱子，一再让开当地人，他们已经开始了自己晚上趾高气扬的直行，他没能如愿以偿），再说吧，只要涉及他的“试论点唱机”，他就有时间，况且实际如此——他现在重复着常常给自己的提示，这次用的是一个希腊语动词，出自泰奥弗拉斯托斯的作品：S-cholazo， s-cholazo（有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想着逃避。为了使他实现自己的计划，这个或那个朋友给他提供了第二住房或者第三住房，因为他已经有好几年颠沛流离，东奔西跑，眼下初冬季节，都空着，周围非常寂静，同时拥有习以为常的文明，特别是童年语言，他的陪伴者（同时也是安慰他的人），就在任何时候步行都可以到达的地平线上。但他逃避的念头排除了任何回归的可能。一个德语环境现在不再适合他了，比如连拉罗谢尔这样的地方也是如此。他自然而然地说着法语，却依然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他几天前就在那里，面对一望无际的大西洋，一座座低矮而明亮的房子，许许多多的电影院，一条条人迹罕至的小巷子，那座老码头上的钟塔。那个钟塔让他想起了乔治·西默农[15]，想起了他在那里成就的作品。甚至连圣塞巴斯提安也不例外，那里有更加温暖的空气，还有一目了然的半圆形海湾，就坐落在如此经常会变得狂怒的比斯开海湾里；就在他的眼前，潮水逆流而上，汹涌澎湃地拍打着巴斯克人的圣河乌鲁梅亚河两岸——相反在中间，波涛朝着大海奔去。而且在一个酒吧里，即使没有照明，也很冷，好像多年不营业了，却立着一个西班牙制造的点唱机，很粗糙，几乎没有样子。他禁止自己这样逃避，走回头路，这也许就是一种强制——也许只有远远地离去，穿过这片大陆——，或许也是一种强迫，在经过一段艰辛的付出后没有了义务和束缚，他便觉得，为了能够开始写作——这样做当然也无可厚非——，终归有必要将自己放逐到一个正好有待去征服的偏僻地区，放逐到一个同样威胁着每天的生存状态的极端境地，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除了写作这件事外，还涉及第二件：一种对每个陌生地方的侦察或者测量，并且不要老师，独自参与到一种语言中，这个语言首先必须尽可能不熟悉。

    然而，他现在不只是想要逃离开这座城市，而且也要逃离开他的主题。他越是接近索里亚这个为写作预先安排的地点，他就越发觉得“点唱机”这个物品微不足道。1989年正好临近岁末的时候，在欧洲，日复一日，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那么多的东西好像都变得格格不入，而且那样神奇地祥和，所以他想象着，有人好久听不到那些世界新闻，比方说自愿置身于一项研究工作里，或者发生意外，数月之久没有意识，那么他在看到第一份报纸时恐怕会认为是号外，其中虚构的是，这个大陆上那些被奴役、被分裂的民族的一个个梦想终于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现实。这一年，甚至对他来说是历史之年，尽管他来自无历史与童年和青年的世界，几乎无法为一个个历史事件（及其伸长脖子的欢呼庆祝）而兴奋，充其量是受到妨碍：这是曾经发生过的，好像这个历史除了它的所有其他形式外，也可能是一个自我叙述的童话，一个最真实、最有影响、既是天堂又是尘世的童话。几个星期前，在德国有一个熟人，在启程前往行将轰然倒塌的城墙时非常激动，无论如何要成为“历史的见证者”，他催促他一起去，为了让这些事件得到“一个专长于图像和语言的人亲眼见证”。那么他呢？——把自己的“工作，实地考察、必要的准备”都提前了，立刻，本能，简直就是畏惧，不假思索（就在第二天一早，在那家承载着国家使命的相关报纸上，便会刊登出那些诗意的历史见证人提供的首批诗篇，当然连同照片一起，并且体面地夹着边框，而在之后的早上，又以同样的方式，会为之刊登第一批颂词）。而现在，当这个历史作为世界和人类的伟大童话，看样子日复一日地继续演进，继续自我叙述，继续变戏法（或者这不过是那些古老的幽灵故事的变种？）时，他要在这里，在这个遥远的地方，在这个被荒原和群山环抱的、对历史充耳不闻的城市里——面对那些电视机，虽然到处回响，却在后来仅有一次的，在地方新闻中播放建筑支架砸死人的消息时，出现了共同的沉默——，试图琢磨起一个像点唱机这样举世陌生的玩意儿来，正如他此刻告诉自己的，一个“世界逃离者”的玩意儿；一个简单的玩具，根据文献记载也许是那次战后“美国人最喜爱的”，但只有那个“周六狂热之夜”短暂的时刻。那么在当下这个时代，由于每个新的一天都是一个历史的日期，还有没有比他更可笑更固执的人呢？

    这些想法他并没有完全当真。而折磨他的则是完全另外的东西，他那小小的打算好像与发生在他夜间最深沉的梦境里的东西发生矛盾，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强烈，越来越紧迫。在梦境深处，他的规则显现为图像，一幅接着一幅；他在梦乡里强烈地感受着，醒来后又继续思考着。那些梦叙述着，它们叙述着，即使只是以宏大无比的、常常过渡到那习以为常的梦之荒唐的断片，对他却迫切地叙述着一部波及世界的史诗：战争与和平，天与地，东方与西方，血腥谋杀与镇压，压迫，反抗与和解，城堡与贫民窟，原始森林与体育场，失踪与回乡，完全陌生的人与神圣的婚姻之爱之间胜利的统一，还有无数勾画鲜明的人物：可信赖的陌生人，那些数十年来不断变换的邻居，那些远房兄弟姐妹，电影明星和政客，圣徒和玩偶，那些在梦里摇身一变（就像他们实际上曾经活着那样）而继续活着的祖先，以及一再出现的那些孩子，这些孩子中那个作为主要角色之一的孩子。他自己通常在这个时候根本不一同出现，只是一个观众和听众。和那些图像一样，同样具有规则力量的是这个人此刻所拥有的感觉；其中有些感觉，他在清醒时从来都没有感受过，比如对一张赤裸裸的面孔的敬畏，或者对一座山峦那梦幻般蓝色的陶醉，甚或只是对“我在”的信仰（它也是一种感觉）；别的感觉他虽然也感同身受，但是在他看来，只有当史诗般的梦想的感官性使这位睡眠者激情满怀时，它们才可以变得纯洁和如画：如同他感受到这种感激取代了感激一样，同样还有这种怜惜，这种天真，这种仇恨，这种惊奇，这种友谊，这种悲伤，这种孤寂，这种死亡恐惧。醒来后，就像得到了这样的梦幻酣畅淋漓的滋润，来了个脱胎换骨的变化，他感到远远在自身之外那个节奏在大幅振动，他似乎要用写作来追随它。而且这不是第一次了，于是他又把这事推后，为了一件次要的事？（正是那些梦，它们促使他去思考，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会主宰他。）而且他认为，像他这样居无定所，也就只能小打小闹而已——说到底，比如西默农的短篇小说，大多都是在一些外国旅馆的房间里写就的，它们似乎也没有一丝史诗的痕迹——，难道这不又是梦的延留音，是他在其间已经过期利用的借口之一吗？为什么他就是不定居呢，不管在哪儿？难道他就没有发现，他不断奔波常常无非就是四处瞎忙吗？——那时候，当“试论点唱机”仅仅还是个初步想法时，毕加索的一句名言犹如一个可能的座右铭浮现在他的眼前：作画就像王子同牧羊女一起造孩子一样。你永远都临摹不了万神庙，你永远都画不了路易十五的安乐椅，而你画的则是不大不小的茅舍、一小包烟叶、一把旧椅子。然而，这种实现越临近，你就越觉得画家这句名言难以转换到写作对象上。那些史诗般的梦幻一开始就太强大，独一无二，也太有感染力（拥有将它们转换成相应语言的渴望），也就是说，他从青年时代以来就了如指掌，让他始终惊叹不已，现在临近冬至，一夜又一夜，独一无二，绝无例外；伴随着第一个半睡半醒的图像，叙述的大门就已经敞开，这种叙述整夜地向他吟唱。而且除此之外：诸如点唱机、雕像、彩色玻璃杯和铬片究竟和一把椅子或者一个田间小屋有什么相干呢？——一点没有。——或者还是有点相干？

    他不知道有哪个画家在其作品中画过点唱机，哪怕作为财产。甚至连那些通俗艺术艺术家，他们那放大的眼光盯着所有系列化的东西，所有非原创的东西，所有第二手东西，好像都觉得这玩意儿就不值得回头看一眼。在爱德华·霍普[16]的几幅画前，上面画着城市真空地带的夜间酒吧里零零星星几个人物，他对此几乎产生了幻觉：好像那些不值一提的玩意儿出现了，可似乎又被抹掉了，有一块空着的、亮闪闪的污渍。他想起来唯有一个歌手，就是范·莫里森[17]，他曾经“一直钟情于点唱机的鸣响”，可这“早就不存在了”，也就是民间常说的“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此外：为什么他把这个对象似乎可以叙说的东西想象成一本书呢，哪怕是一本小得可怜的书？在他的想象中，书这玩意儿毕竟是用来反射自然光的，首先是太阳光，一句一句地，当然不是用来描写由一个电子装置的旋转圆柱灯闪烁进昏暗之中的人造光。（因此，它无论如何符合他那对书习以为常的、无法摆脱的图像。）照此看来，从古到今，这样一小段文字与其说适用于一家什么报纸，倒不如说更适用于那本周末杂志吗？登在那些感伤怀旧的页面上，连同那些点唱机模型的彩色照片一起。

    他苦思冥想到了这个地步，便准备好干脆放弃他过去几个月里所怀念过的一切（“凡是你喜爱的，就保持沉默；凡是让你发怒和向你提出挑战的，就将它写下来！”），下定决心，一如既往，无所事事，在这片大陆上四处看看，愉快地享受时间。这时，他突然感觉到一种奇特的愉悦，他的打算可能毫无意义——自由！——同时还有几乎白白消耗的能量，即使绝对可能在别的什么地方，而不是在这座被世界遗忘的城市索里亚。

    为了这一个夜晚，他在一家以西班牙中世纪一位国王的名字命名的饭店里找到了一间房子。在他不停奔波之中，几乎每个陌生的地方，打眼看去他都觉得一文不值，与世隔绝，然后他到处走来走去时，便觉得这个地方神秘地延伸开来，展现为世界的一部分；“一个多么伟大的城市啊！”他总是一再感到惊奇，甚至：“一个多么伟大的村庄啊！”可是索里亚，他在下雨的夜晚漫步在一条条巷子里，走出城穿过昏暗摸索着上了那个当年的要塞小山，它却没有变得开阔；没有灯光闪烁的酒店；这个地方无非就是条条巷子拐角处几面连在一起的光秃秃的围墙。在这个夜晚，还有后来他从一个酒吧窜到另一个酒吧时，几乎到处都早早地空空如也，此刻只有那些赌博机不断重复的诱惑旋律维持着它的生机，给予他一个熟悉得让人厌恶的中欧小城市的印象。在那柔弱的图像里，更多蒙上了黑暗——斗牛竞技场上那冬天遗忘的椭圆形——，周围都被黑暗包围着。没有什么，他如此偏执地认为，可以在这里更多地被发现和被创造。不过起初不带行李走一走倒很惬意。在书店橱窗第一排只摆放着哈罗德·罗宾斯的书——为什么不呢？在旁边广场上，那些湿漉漉的、锯齿状的悬铃木树叶在午夜时分闪烁着，晃动着。两家分别叫雷克斯和艾梵尼达的电影院的售票小屋开着老虎窗，几乎看不见，好像只在西班牙才有，靠近宽阔的入口正面，正好冲着大街，在里面，似乎分别显现出了同一个老妇人的脸，半是被窗框阻隔了。而且葡萄酒也没有小城的品味。索里亚城人行道瓷砖的图样都是正方形，相互拼合在一起，棱边磨得圆圆的，而布尔戈斯城相应的铺石路面则是锯齿形的？西班牙语表示“镇静”的词叫ecuanimidad。他喋喋不休地念叨着这个词，交替变换着与希腊语“有时间”这个词。

    梦中出现了成百的人。一位将军，同时又是莎士比亚作品改编者，因为对世界状况感到忧伤开枪自杀。一只兔子穿过田野，一只鸭子顺流而下。一个孩子在众目睽睽之下失踪了。村民们一刻接一刻相继地死去，这是道听途说来的，牧师就只能忙着安葬（在梦中道听途说的角色好奇特——那既不是人说的，也不是听来的，简直是无声无息地穿过空气而来的。）祖父的鼻血闻起来像湿漉漉的狗皮。又一个孩子起了“精灵（Geist）”这个大名。有人宣布，此刻声音很大，在当今时代听的重要性。

    第二天——天依然下着雨，报上说索里亚又要成为西班牙最冷的省份——他穿过城市走上告别之路。他无意间突然站在了圣多明各教堂正面，从规模和那些亮闪闪的、常常被吹成圆形的砂石块立刻就可以感受到它的古老。这些罗马式建筑猛地一下十分亲切地感染了他，他随之立刻在心灵深处，在肩头上，在腰间，在脚底感受到它们的比例，如同他那本原的、被掩盖的身体。是的，身体性，那是感觉，带着这样的感觉，他尽可能缓慢地，绕着圈子，朝着这个形式像谷仓似的教堂走去。就在第一瞬间，面对那平面以及嵌镶在里面的圆拱和雕像的精美布局，博尔赫斯的名言“美的兄弟情谊”已经感染了他，但与此同时，恨不得立地要把这一切并吞的恐惧也攫取了他。于是，他决定，无论去哪儿，都要把出发推迟到晚上，而且之前只要阳光还会交替照耀在那些雕塑上的话，他还要再来一次。他先只是研究了一下很快就变得亲切熟悉的群像中的变体。这些就近在眼前（他不需要找很长时间），每次看到罗马式雕像时都一样，在他看来，它们又是这个地方神秘的标志。只要目光所及，它们甚至出现在索里亚这儿：圣父慈爱地弯着腰，他这样要把刚刚创造出来的亚当扶起来；在一个地方几乎光滑的——在其他造型上完全是波浪形的——顶部，下面睡着三圣王；装饰花纹叶片，贝壳形状，像一棵树大小，矗立在那复活者空空如也的墓地后面；在大门上方的半圆里（杏仁轮廓，圣父微笑着，膝盖上坐着那个同样微笑着的儿子，掂着那本厚厚的石头书），福音传教士那些动物象征都没有蹲在地上，而是在天使的怀抱里，不仅仅有那个好像刚刚才出生的狮子和小公牛，甚至还有那强壮的山雕……他迅速地离去时，回头向远方四处张望，于是看到了那座精雕细刻的房子——那个没有雕琢的空间越发清晰——，用卡尔·瓦伦丁[18]的话来说就是站“在露天里”：这座建筑又宽又矮（周围所有的住宅区都要高于它），上面是天穹，尽管不断有载重汽车呼啸而过，它却赋予你那理想的想象；这座建筑与周围那些呆板的立面迥然不同，看上去像是一个百音钟的传动发声装置，正好在它的默默无声中工作着——它在演奏着。他心想着，那时，八百年前，无论如何是在欧洲，一个形式时代之久，人类历史，个体的和普遍的，曾经神奇地清晰可见。或者这只是那个渗透着一切的形式（不是单纯的风格）的表象？可是怎么会出现了这样一个既威严又单纯的形式，这样一个默契的形式呢？

    索里亚坐落在两座山丘之间，一座森林覆盖，一座光秃秃的，在一片洼地上通往杜罗河，白天这会儿看上去分外清楚，一座森林覆盖，一座光秃秃的；这条河从最后那些零零散散的房子旁流过；对岸是片开阔伸展的岩石地。那儿有一座石桥跨越过去，马路通往萨拉戈萨。同时伴随着那些拱桥墩，这个新来乍到的人记下了它的数字。一阵轻风，云彩飘飘。下面那些没有叶子的岸边杨树之间，有一只被激怒的狗在追逐着那片一会儿飞到这里、一会儿又卷到那里的叶子。芦苇被压到了黑汪汪的水里，只有一些芦苇穗露出来。这个陌生人——陌生？得到这个地方准许——朝着相反的方向，走上了那条诗人马查多熟悉的林荫道，逆流而上，行走在一条杉木根交错的土路上。宁静；风阵阵吹过太阳穴（他曾经有一次这样想象着，应该要有一家专门的公司，给脸部的这块地方提供了一种特别的润肤乳，好让那个地方的皮肤连那一丝一毫拂面而过的气息都感受得到，作为完美的化身，你该怎么称谓它呢？当下的）。

    从旷野里回来后，他坐在一家名叫“里欧”的河边酒吧里喝了杯咖啡，一个年轻的吉普赛人站在吧台后面。一些退休老人，西班牙语词典里叫“jubilados”，都是完全令人惊奇、激动兴奋的上午电视节目的观看者。外面川流不息的长途运输车辆让所有人手中的各种杯子都在颤抖。在角落里竖着一个差不多齐膝高、圆筒状、上端变细的铁炉，上面垂直刻着槽纹，中间的装饰像地地道道的扇贝壳，从下面的出口火焰在熊熊燃烧。从瓷砖地面上飘起来上午刚刚撒落的锯屑味。

    外面马路上，他上山坡时经过一棵接骨木，树干像巨衫一般粗壮，那鲜亮的短枝条形成了无数条相互交织、相互攀爬的弧线。没有迷信，也没有那种图像或者符号：他也许要待在索里亚，而且按照计划，在这里开始他的“试论”。这期间，他要尽可能多地去感受这座如此一目了然的小城那一个个早晚。“不，这个事情完不了，我就不离开这里！”他恐怕要在索里亚眼看着悬铃木最后的树叶怎样纷纷扬扬地飘落。此时此刻，在这片土地上也笼罩着那种昏暗而明亮的、好像从地下弥散出来的光线，一直让他铭刻在心，立刻走到一边去，写吧，写吧，再写吧——没有一个对象，或者我所指的点唱机那样的东西。从那里出去走到远方，可你在这里立刻又身在其中，因为你几乎还没有出城——在哪些大都市里会是这种的情形呢？——，他似乎每天坐下来之前都要走路，为了使自己的脑袋在衰老时得到越来越必要的寂静，以这样的宁静为基础，那些句子便会协调一致地构成；可是随后他也许会听任这座城市那闹哄哄的醒动，也包括安静些的角落；没有通道，没有墓地，没有酒吧，没有运动场可以在它们各自的特性中不会被感受。

    但事实证明，眼下有一些西班牙节日相互重合了——旅游时节——，所以在索里亚到下周初才有房间。那么这对他也不错，他可以依照自己的风格，再次推迟开始；再说，他或许在出发和返回时还要获得一幅索里亚的地形图像，这样独自一人在这片高原上，还要从别的方向，不仅只从布尔戈斯西边方向，因为他为了暂时的躲避，被迫来到另一个城市里——他想象着这对即将面临的事情很有用。他之后有两天空闲，决定第一天在北部，第二天在东部度过，两次都在卡斯蒂利亚之外，先是葡萄种植地区奥哈的洛格罗尼奥，然后是阿拉贡地区的萨拉戈萨：这首先是从汽车时刻表得出来的。但他开始坐进了一家西班牙后院餐馆，他在那里感觉受到了保护，因为你可以独自待在那里，却又能够透过木板一样薄的墙和常常敞开的推拉门，同时获得外面酒吧的一切。在酒吧里，包括电视和自动游戏机，几乎到处熙熙攘攘。

    下午时分，只有一个修女和他一起坐在开往洛格罗尼奥的车上。天下着雨，在这两个地区之间的隘口路段上，车子好像穿行在主要降雨云带里：玻璃窗外除了黑压压的云团什么也看不见。随后，车载收音机里传来滚石乐队的《满足》，一首和那个“点唱机的咆哮”几乎没有什么不同的歌，而且是那些为数不多的、在全世界的点唱机里很少能坚持几十年播放的（没有被替换过）的歌曲之一，“一个长盛不衰的经典”，这一个乘客心想着——而另一个，她穿着黑色的修道院女装，冲着比尔·怀曼[19]的吉他那充斥整个空间的、似乎令你肃然起敬的响亮度，和司机聊着一个小时之前在一条小巷近旁所发生的建筑工地悲剧，两个死者躺在铁棍和刚混合的混凝土下面。当时，他正在自己的后院里无忧无虑地吃着饭呢。收音机里接着传来杰克斯·布瑞尔[20]的《别离开我》，那是唱给情人的歌，祈求不要离开他，又是几首似乎构成了点唱机经典歌曲之一，至少他在法语国家所了解的情况如此，通常就摆在右边那个好像不可触摸的区域的台架上（在这个地方，比如说在奥地利的音乐盒里，大多都排列着所谓的民间音乐，而在意大利的音乐盒里，有时是歌剧咏叹调和歌剧合唱，特别是《阿依达》和《纳布科》里的犯人合唱）。但现在非常少见的是，这位旅行者继续思考着，这时那个比利时歌手唱的圣歌，从深处冒出来，几乎不成腔调，毫无保留，随心所欲——“我说这些，而且只对你！”——好像这样压根儿就不适合放置在公共场所的、投掷硬币操作的自动唱机——可是现在却来到这里，回响在这辆几乎空空如也的汽车里。汽车将要蜿蜒穿过一个海拔达到两千米的隘口，穿行在一片细雨蒙蒙的灰色无人地带。

    洛格罗尼奥人行道上的瓷砖花样呈葡萄束和葡萄叶状。这座城市有一个专职的编年史作者，他在《里奥哈报》上每天也有一页专版。这里流淌的不是杜罗河，在它的上游是伊布罗河，并且不是绕着城外流去，而是穿城而过，像其他地方一样，对岸是新城。高高的雪檐团团围着这条大河，再看去时却是工业泡沫在浮上浮下。在河岸两边一座座高楼立面，蒙蒙细雨中，那些晾晒床单的绳子拍打着。尽管他也在索里亚看到过类似的情形，尽管洛格罗尼奥位于下面那个气候显然温和的葡萄种植平原上，在节日的灯光下显现为一座广阔而高雅的城市，也包括艾梵尼达和阿卡丹，然而，在想象着那片笼罩在冬日气氛中的居住区时，他突然感受到在那后面的麦西达高原上，有某种东西，犹如思乡的心情要攫取他似的。他在那里几乎还没有度过一夜和半天的时间。

    第二天到了萨拉戈萨，位于东南部，离宽阔的伊布罗河河谷下面还很远，这里的人行道装饰呈现为突起的蛇形曲线，它们表现的是这条河的蜿蜒曲折，他这样心想着。在寻找市中心途中，经历了初次在西班牙已经习以为常的迷途之后，他的确觉得这是一座皇家之城，那个足球俱乐部[21]的名称也名副其实。在这里，他似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外国报纸，犹如在任何一座国际都市里一样，每天都可以看到所有刚刚上映的电影，有些也许还是原声，到了周末，只要这一个皇家球队与另外那个来自马德里的皇家球队[22]对阵时，也可以去看球赛——他行李里有只小望远镜——那个真正的埃米利奥·布特拉格诺（身着即使在烂泥里也还保持干净的运动服），人们曾经可能以为他在回答一个记者问他踢足球是不是一门艺术时这样说道：“是的，一个个瞬间。”在城市剧院里上演的是贝克特，看演出的观众就像在电影院售票处一样买票。在艺术博物馆里，他或许会驻足于戈雅的绘画前，可以同样获得那些开放的行动意识，如同在索里亚外围的寂静中一样，添加上这位画家感染给你的惬意的傲慢。戈雅在萨拉戈萨度过了他的学习时代。然而，唯独另外那个地方成为考虑的对象，那里羊群在新建筑旁的瓦砾坡上踩出了它们攀爬的图案；那里也有麻雀，尽管很高，可在风中垂直上下飞来飞去——他也许会怀念着它们。（有人曾经观察过，每天观看电视里的世界新闻时，不管是在东京还是在约翰内斯堡目睹的，人们可以信赖的东西是什么呢，也许就是麻雀吧：前面是那些政治家群像，或者烟雾缭绕的瓦砾，而背景就是麻雀的叫声。）

    他在这两个城市里为之所采取的行动就是追寻，顺便追寻一台点唱机；想必至少在洛格罗尼奥和萨拉戈萨各有一台昔日的点唱机遗留下来了，现在无疑也还可以用（添置一台新的是不可能的，在西班牙的酒吧里，仅有微不足道的空间才属于那些相互堆放起来的赌博机）。他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了一种寻找可能尚存的点唱机地点的嗅觉。仅存的希望不在城中心，也不在改造过的城区和文物古迹、教堂、公园、林荫大道的附近（更不用说别墅区了）。他几乎从来没有在疗养地或者滑雪胜地看见过音乐盒（但也许很可能就在那些更没有名气、偏僻的邻邦，如圣莫里茨旁边的萨梅丹），在游艇港口或者海滨浴场几乎也不例外（但也许在捕鱼的港口，更常见的是在渡轮码头：多佛港、奥斯坦德港、勒佐艾米利亚港、皮雷埃尔斯港、洛哈尔什教区凯尔以及轮渡到对岸的内海布里地群岛，青森港，在日本主要岛屿本州岛的最北端，曾经被征用做到对岸北海道岛的轮渡），在陆地和腹地的饭馆里不常有，而常出现在岛屿上或者边界附近。

    根据他的经验特别引人关注的是：穿越公路两旁的居民点，对于村庄来说铺得太开，然而却没有市中心，远离任何游客景点，位于周围没有湖的一马平川上（即使有河，也是离得好远，每年大部分时间是干涸的），挤满了太多的外地人、外籍工人和/或士兵（驻防地），就是在那个地方，点唱机既不会在中心——即使这里除了一大摊雨水而没有任何标志——也不会在边缘上寻觅得到（那里，或者外面更远处，在国道边上，最多的是那家迪厅），而是在那些中间地带，最有可能在兵营里，在火车站，在加油站的酒吧，或者一家孤零零地位于运河边上的饭馆里（当然是在一个声名狼藉的地方，比如在“货运轨道后面”，在那些面目全非的密集的门脸后面）。一个这样的点唱机典型之地，且不考虑它的诞生之地，他曾经在弗留利低地上的卡扎尔萨碰到了，这个地方因为周边盛产各种各样的葡萄而赋予自己“美味飘香”的称号。在一个夏日的晚上，他从那个幽雅、富裕、清除了点唱机的首府乌迪内来到了这里，也就是“塔格利亚门图之后”，其动机仅仅是因为帕索里尼[23]的一句由六个词组成的诗句，他在这个小城里度过了青年时代的一部分，后来谩骂罗马的点唱机与自动弹球机结成联盟就是美国采用别的手段继续进行那场战争：“卡扎尔萨挣扎在空虚之中。（in der verzweifelten Leere von Casarsa.）”在一次试图走出边缘地带的环游之后，由于所有的出行道路交通繁忙很快就中断了，他转过身，随意走过那一家家为数不少的酒吧，几乎每一家里都有一台点唱机迎着还走在街头的他闪烁（其中有一家比较讲究，里面放着一台视频盒，屏幕高高在上，那里也发出声音来）。所有这些多种多样的音乐盒，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都在运转，演奏，不是一般常见的背景音乐，更多的是很急迫，声音很大；轰鸣着。那是周日晚上，在饭馆里——他越是接近火车站，人就越多——一边是告别，一边是新兵们要在那里度过午夜必须归队之前的几小时，他们中大部分看上去刚刚休完短假坐火车过来。这时，时间越来越晚了，他们中大多数不再编队，而是三三两两地出现。他们围着这样一个沃利策点唱机，一个经典的、彩虹色类型的复制品，闪现着让穹顶不断变换的小气泡，那么密集，那点唱机的灯光表演有时候从他们的身体之间穿过，他们向唱片抓斗弯去的脸和脖子交替沐浴在蓝色、红色和黄色的光芒中。火车站对面那条马路在他们身后划出了一条宽宽的弧线，很快又消失在黑暗中。连火车站吧台里也已经收拾完毕了。但有几个穿着灰色和褐色制服的小伙子依然站在点唱机旁，其中有人已经扛起了背包——，在这里，与霓虹灯相映的，是一个较新的、简洁的、浅色金属的式样——，每个人各自站着，同时在这个已经空空如也的空间里，伴随着推到墙边的桌子以及四散的椅子，面对着这个更加强烈地回响在潮湿的地砖上的玩意儿，犹如变成梯队一样。当其中一位士兵在拖把拖到跟前的时候迈向一边去，他的眼睛仍然睁得很大，眨都不眨一下，坚定不移地朝着一个方向转过去；另一个扭过头去，同样坚持站在过道门槛上。正是满月，在玻璃门后，一列黑乎乎的货运火车摇晃着，震动着，跳动着，持续好久，它遮挡住了后面的玉米地；吧台前那个年轻女子长着一副匀称而高贵的脸庞，露出牙齿脱落的空隙。——然而，现在在这些西班牙城市里，他的嗅觉每次都让他失望。即使在那些贫民窟的酒吧里，瓦砾堆的后面，一条死胡同的尽头，那些糟糕的照明指示让他时而从远处就加快了步子，而他所寻找的对象，压根儿连早已过期的痕迹都找不到，哪怕是一面熏黑的墙上比较显眼的轮廓。这里所演奏的音乐来自——隔着墙，他有时候会从外面使自己形成错觉——收音机、磁带，或者在那些更为特别的壁龛里，来自一个留声机。这些西班牙街头酒吧，好像每个城市里都有很多，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地方是可以与之比拟的。对这样一个几乎已经变成老古董的东西来说，它们要么太新了（并且因此在相应的方位全都缺少与这个东西相得益彰的东西，也就是后屋），要么就太老了，首先也肯定对于这些十分严肃地坐在那里打牌的老人如此——点唱机和赌博场所，不过只是出现在不太严肃的地方！——或者脑袋撑在两手之间，独自一人：而且他在想象着，那个玩具在其鼎盛时期被这里的独裁禁止了，之后就再也无人问津了。当然在这样徒劳的寻找过程中，他感受也不少，随后也对那几乎确定无疑的一无所获，对那些显然如此相似的城市各个特殊的角落，各个变体感到些许愉悦。

    从萨拉戈萨回到索里亚，从其东边那个省，在马路旁的铁路线上，他夜里几乎一无所获，他现在需要为他的试论寻找一个合适的空间；就在第二天，他终于想要开始了。在两座小山之一上面，或者在下面城里？上面，都已经在城外了，他恐怕又一次觉得太超脱，在房屋和街道之间又太狭小；朝向内院的房间会让他感到太压抑；冲着外面广场的房间又会让他太分心；朝北的房间或许在写作时太缺阳光；而在一间朝南的房间里，只要一有太阳，纸张就会晃眼；在光秃秃的山上风会吹进来，在森林覆盖的山上，散步者的狗会整天叫个不停；在公寓里——他打听了所有的——会离邻居太近；在旅馆里，即使他绕着他们走，可现在冬天坐在那儿写作，会太孤单。这天夜晚，他是第一次在光秃秃的小山上的旅馆过的。马路向上，尽头是一座石屋，坐落在一个黏土场上；步行进城的路——他立刻试着走了一回——越过一片青苔和飞廉草地，随之经过圣多明各的立面[24]——打眼望去，它以自己纯粹的存在同样在昭示着什么——，立刻就到了那些小广场上，山里的悬铃木也依它们的比例，剩下的叶子看上去还在舞来动去，最上面的树梢尖少见地齐整，如同灿烂的星光闪烁在夜晚一片漆黑的天空上。上面的房间也合他的意：不太挤也不太大——恰恰在空间太大的地方，他通常在那儿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座城市，不太近，不太远，下面也不太深，它透过这个玻璃块不太大但也不太小的窗户映现进来，他继续尝试着，立刻把桌子从镜子前移开，推到窗跟前：虽然很小，但面积足够摆放一张纸、铅笔和橡皮。他在这里感觉好舒心；这里是他往后要待的地方。第二天早晨到来时，他试着在恰当的时间，在应急灯的照耀下，在随后开始试论时也可能出现的温度里坐下来：这个空间此刻对他来说太吵了（然而，他本该知道，恰恰在这些所谓的“安静”环境里，在这些“沉默的小客栈”里，你要集中精力，那嘈杂声要远比外面那样一条呼啸的马路更可怕，因为它们毫无规律可言，突如其来，诸如收音机，大笑，回响声，推椅子，爆裂声，唧唧声，还有从附近和房子里、走廊里、隔壁房间、天花板上传来的声音——一旦这种注意力被破坏了，图像就离写作者而去，没有图像就没有语言）。可奇怪的是，另一个房间里，要是坐久了，他会觉得太寒冷（难道他不知道，只有豪华酒店才白天也供暖，此外他在良好的写作状态时不由自主地总是要这样来呼吸，免得冻着他吗？）。而且突然也太寂静，好像这样待在里面的空间里则意味着被隔绝，畅快只存在于外面的大自然中，怎么会让这种寂静在12月这个时节透过窗户进来呢？第三个房间有两张床——对他来说多余一张。第四个房间只有一个隔门——他觉得起码少了一个……他就这样学会了西班牙语“太”这个词，demasiado，一个非常长的词。那个“对现存心怀不满的人”不就是泰奥弗拉斯托斯所说的“品格”或者典型之一吗？他被女友亲吻后说，他问自己，她是否也打心眼里爱他呢；他对宙斯发怒，并不是因为他让下雨了，而是太晚了，而且在路上找到了一个钱包时说：“我可从来连一个珠宝都没发现过！”而且他也想起了一首儿童诗，说的是有个人在哪儿都感觉格格不入，他为自己对此稍许做了改动：“从前有个男人，他在世时无处可以落下脚。/在家他觉得太冷了，他就走进森林里。/森林对他而言太潮湿，他就躺在草地上。/草对他而言太绿了，他就开车去柏林。/柏林对他而言太大了，他就给自己买了个城堡。/城堡对他而言太小了，他就又回家。/在家……”这现在不就是认识：他在哪儿都觉得格格不入？不，总是有过让他称心如意的地方——比如？——他为写作找到的地方——或者那个曾经摆放点唱机的地方（不仅仅在私人住宅里！）。也就是说，只有那个地方才是他所寻找的立脚之地，可是，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那个地方久而久之毕竟也不是安身之地啊？

    他最终要了这个给他的房间，而且房间挺好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挑战——他都会去应对的。“谁将会胜利呢——噪音或是我们？”他朝窗户外削尖那一根根铅笔，它们是在各个国家旅行时买的，可又常常是德国的商标：那一根已经变得多小啊，从1月在爱丁堡以来——已经过去了这么长时间吗？那些铅笔木屑彩环随风一起飘扬，和飞舞在空中的木柴火焰的烟灰片混合在一起。这时，在下面房子前，厨房门旁——从那里一出去立刻就进入飞廉、瓦砾和青苔草地——，一个学徒拿着一把长臂刀在清理一堆体形更长的鱼，那些亮闪闪的鱼鳞从它们身上颤动着，闪烁着，飞向空中。“好征兆，不是吗？”——只是在这一切之后，今天还要开始试论为时太晚。习惯了延迟他的游戏，简直又一次如释重负，并且利用这样的推迟出去到草地上转一转，也就是说，在那里探一探几条可能要走的路，看看它们的土质——既不太硬，也不太软——还有气候状况：别太遭受强大西风的侵害，但也不能太风平浪静。

    这期间，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情。当时，他突发奇想，真真切切，同时也显而易见，要写“试论点唱机”。他曾经想象这种想法就是发生在舞台上的对话：这个玩意儿，它可能对这一个人意味着什么，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则是那样古怪的东西，从而有一个人似乎作为观众的代表，硬要进入那个创造者的角色中，而第二个人，作为这个领域的“精通者”，则与那些柏拉图对话相反。在那些对话里，比起那个至少在开始被偏见-知识冲昏了头脑的答案宣布者来说，提问的苏格拉底私下里对问题知道的要多：最可能也许是这样，连这个“精通者”也是通过另一个提出的问题才弄明白了，那个道具分别在他的人生游戏中的“重要价值”所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打消了这种舞台对话的念头，这个“试论”作为许多不同的写作形式一种没有关联的相互并存浮现在他的眼前，在他看来就是这样，符合那些如此，他该怎么说呢？不一样的？无节奏的？他在其中感受到了点唱机方式，回想了它们：瞬间的图像会与追溯久远的、然后突然中断的叙事进程交替转换；随着几句单纯的提示，出现的便是一篇关于某个点唱机连同某个确定的地方的完整报道；从一本速记恐怕会跳跃到一本引言，没有过渡，而这本引言又没有过渡，没有和谐的连接，也许专门会给连篇累牍地记录一个特别的发现对象那一个个标题和歌唱者的名字留下位置——在这期间，作为或许会赋予整体一种关联的基本形式，他在继续想象着那个提问-回答-游戏，在其中，自然零零碎碎的，一会儿参与，一会儿躲避，一会儿又与相似的电影场景片断融合，而这些电影场景的中心分别出现另一台点唱机，以这台点唱机为出发点，要么是多姿多彩的事件，要么是静物画，以越来越大的范围围绕着它——哪怕结果是直到另一个国度里，或者只是来到某个站台尽头的黄杨树前。他期望能够让他的“试论”逐渐过渡为一首“点唱机的歌谣”，一个可以吟唱的、可谓“完美的”歌颂这个玩意儿的歌词，当然只有当这个歌词在经历了所有那些图像跳跃之后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时才能如此。在这期间，他曾经觉得，写作中这样一个过程不仅要适应于那个特殊的客体，而且也要与时代相呼应。那么以往各个时代那些史诗形式——它们的统一性，它们召唤和强占（陌生命运）的姿态，它们既无所不知又一无所知的绝对要求——此间不是作为地地道道的装腔作势还依然运用在今天的书本里，对他产生影响吗？多方面大大小小的接近，也就是说，以穿透的形式替代了通常的俘获形式，在他看来，正是它们才会是现在对待书本的态度，这恰恰是因为他最完整、最深切、能够创造统一地经历了种种对象：保持距离；围绕着；勾画着；绕过去——从边缘出发，伴随着对你的事物加以保护。——那么现在，在热带稀树草原上，他毫无目的地走在探索的道路上，在他的心里，突然开始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节奏，不是交替变换的，跳跃式的，而是唯一的，匀称的，首先是一种节奏，它不再绕着圈子和绕过去，而是直截了当、一丝不苟、持续不断地走向in medias res[25]：叙事的节奏。首先，他只是经历了所有那些他途中先后遇到的事物，它们是叙事的组成部分；凡是他一再接受的东西，同时在他的内心里得到叙述；那些当下的瞬间以过去的形式发生，也就是说，和在梦里不一样，不拐弯抹角，都是地地道道的主句，和每个瞬间一样短小而朴素：“在铁丝网篱笆里飞廉在飘动。一个手拿塑料袋的老男人弯腰去捡草地上的蘑菇。一只狗拖着三条腿从旁边蹦过去，让人想起狍子；它的毛皮是黄色的，脸是白色的；灰蓝色的烟雾从一座石头小屋里冒出来。在那棵孤零零地竖立在那儿的树上，长角果刷刷的响声听起来好像划火柴盒的声音。鱼儿从杜罗河跃起，风浪逆流而上掀起层层浪花。水在对岸拍打在岩石下面。萨拉戈萨开来的火车已经亮起了灯，乘客稀稀落落坐在里面……”然而，这种对当下事物静静的叙事随之也感染到了他所面临的、想象为多种多样游戏似的“试论”：第一个句子还未落下笔，它就变成了叙事，如此有说服力，如此强大，所有其他形式立刻变得微不足道。这在他看来一点都不可怕，而是无与伦比的精彩；因为在这种叙事的节奏中，说话的是那个把一切都变得温暖的想象力，他一如既往地相信这样的想象力，哪怕它极少有机会触及他的内心深处，也是出于与之一起的宁静，甚至在熙熙攘攘的喧嚣中也是如此：大自然的宁静，无论在外面多么遥远的远方，也不会与之发生什么对抗。这种想象力的突出标志是，在它的图像中，地方和地形会共同出现，他或许就会在那儿写就这个叙述。虽然他以往有时候也被迫去为之，那么比如说，他不过是将科隆的桦树当作意大利柏树移植到印第安纳波利斯，或者把萨尔茨堡的羊肠小道搬到了南斯拉夫，或者把写作的整个地区当作次要的东西置于背景中：可是这一次，索里亚就是要作为索里亚出现（或许连同布尔戈斯一起，还有维多利亚，一个的当地老人抢先和他打招呼），同时像那个点唱机一样成为叙事的对象。——直到深夜，那种对叙事形式的感知一直持续在他的内心里：这自然早就困扰着他——事实上，任何微不足道的事情（行人嘴里叼着根牙签，墓碑上面刻着“贝妮塔·索里亚·维达”的名字，为纪念安东尼奥·马查多用石头和水泥塞满的诗歌-榆树，碑文缺少的刻字是HOTEL[26]）都自然而然地挤进来，想要得到叙述。此时此刻，这不再是有说服力的、给他带来温暖的图像力量，而是一种冷酷的强迫，一再毫无意义地撞向早已关闭的大门，清晰可见，从心里直涌上大脑。他问自己，难道那种首先让他觉得神圣的叙事是一种假象吗——一种对所有零零散散的、没有关联的东西的表现？一种托词？一种胆怯的畸形产物？——然而一个男人嘴上叼着牙签，大冬天里，在卡斯蒂利亚的梅塞塔，打招呼时点点头，这样走去时真的微不足道吗？——不管怎样：他不想事先知道明天开始的第一个句子；在他所有那些之前确定的第一批句子之后，他要叙事的第二个句子立刻就卡壳了。——但另一方面：排除一切所谓的规律性！——然后……

    第二天一早。酒店房间窗前的桌子。瓦砾地上空塑料袋飞扬，这里或那里挂在飞廉中。地平线上有一座岩石山，像一个跳台，助跑道上空笼罩着一片蘑菇云团。闭上眼睛。把纸条塞进窗缝里，免得风十分猛烈地透过窗缝吹进来。再次闭上眼睛。抽出桌子抽屉，开始出现写意时抽屉把手啪嗒作响。第三次闭上眼睛。痛苦的号叫。打开窗：一只小黑狗正在下面，被拴在房子墙柱上，全身淋透了：凄惨的叫声，其间短暂的沉寂，可以看见喷向外面草地的呼吸气团。Aullar是西班牙语中的“狗狂叫”。第四次闭上眼睛。

    从洛格罗尼奥到萨拉戈萨的路上，他在伊布罗河河谷那些冬日里空荡荡的葡萄园里看到了葡萄农小屋的石头块。在他的家乡，穿过庄稼地路旁，也有这样的小屋，当然是木头搭建起来的，大小像一个木板棚屋。那些房子从里面看上去也像这样的木板棚屋，光线只能从板条缝隙和节孔透进去，地上是草捆，角落里是荨麻，在那些靠在那里的收割工具之间杂草丛生。然而，在祖父那些租地上，他曾经把每个小茅屋都当作自己的领域经历过。接骨木灌丛通常就长在旁边，它的树冠为那个被丢弃在旷野里的东西遮阴，它的枝条也从旁边伸进小屋里。那里还有地方放一张小桌子和一个板凳，板凳也可以放在外面的灌木旁。果汁罐子和下午点心被包在布里，保鲜和防虫。在这些棚屋区域里，他感觉比在任何建得舒适的房子都要亲切。（在这些棚屋里，他至多受到过那种无处不在的战栗的侵袭，因为有时候，一看到一个没有窗户的储藏室，或者身临内外交界线上，你虽然在里面感到安全，可是外面的雨雪也容易吹到你的身上。）然而，他把这些田间小屋与其说看作避难所，倒不如说是停歇和休息的场所。后来在他的家乡，哪怕是在路过时偶然发现远在一片荒芜的田野上有一个风吹雨淋成浅灰色的、歪歪斜斜的风雨棚，这也会让他心满意足，而且他心底里感觉自己的心简直都跳到那里去了，片刻间在这小屋里有了家的感觉，也包括夏天的苍蝇、秋天的马蜂和冬天冰冷、生锈的链条。

    家乡的田间小屋早就不复存在了；只有那些更加庞大的、仅仅用于存储干草的仓房。但就在那个时候，很早以前，对他来说，这些房子或者位置的魅力已经转移到了点唱机上。还是个半大小子时，和父母一起，他不去饭店，不喝汽水，而是去找“沃利策”（“沃利策就是点唱机”，这就是广告语），去听唱片。凡是关于他来到——哪怕只是路过而已——那些田间小屋地区并且受到关照的感觉，他所讲述的一切，字字句句都适用于音乐盒。当然，各个点唱机的外形，甚至作为首选项都比不上那从中发出的特别音响。这个音响跟在家里放在神圣角落里的收音机不一样，声音不是从上面，而是从下面发出来的，而且或许在同样大的音量时，也不是从那个通常的声盒子，而是从一个让空间全都振动的深处传出来的。看样子，仿佛这就不是自动点唱机似的，倒更像是个附加乐器，借助它，音乐——当然，他事后才有了这样的认识，只有一个明确的——才能获得它的基本声调，几乎可以与火车的咔嗒声不相上下，当火车开过铁路桥时，它又突然变成了天然的雷声。许久以后，有一次，一个孩子站在这样一个点唱机旁（里面正好播放着麦当娜演唱的《像一个祈祷者》，是孩子自己选的），他还那样小，以至于喇叭的整个冲击力在他的身体下面震颤着。这个孩子洗耳恭听，一心一意，一本正经，如痴如醉，而他的父母已经站在饭店门口要走了，一再催促他，其间也为他们的孩子向周围其他客人道歉，对他报以微笑，直等到那首歌唱到头，而这个孩子，依然一脸严肃和陶醉，从母亲和父亲身边走过，迈步走到街上。（照这么说，那个方尖碑点唱机模式不成功的原因与其说在于它那不同寻常的外形，倒不如说也许在于那音乐向上，冲向天花板的回响音效？）

    可是与感受田间小屋不同，关注留声机，让他满足的不仅仅是它的存在：它们一定要能够运行，轻轻地嗡嗡响——最好别让陌生的手使之动起来——，尽可能强烈地闪现出光芒来，犹如从它们的最深处出来的；没有什么比这个深色的、冷冰冰的、破旧的金属盒子更让人绝望了，不过也有可能用一块阿尔卑斯山的针织罩子遮盖着，羞羞答答地避开了人们的目光。这当然不完全符合事实，因为他此刻突然想起了日本寺庙圣地日光市[27]里一个坏了的点唱机。那是这个国家的第一台点唱机，在南北之间经历了漫长的旅游辗转，被封盖在报纸堆里，投币孔立刻就被他发现了，用一条胶带封着——但无论如何，最终还是被发现了。为了庆祝这个发现，他多喝了一杯日本米酒，而在外面冬天的昏暗里，眼睁睁地看着开往东京的火车离去了。之前他去了一个被遗弃的寺院，远在高处的森林里，从一堆渐渐熄灭的、还在冒烟的篝火旁走过，旁边是一把枝条扫帚和一堆雪，在山里更远的地方，小溪里凸出一块石头，溪水从上面飞溅过去时发出响亮的声音，如同从另外某个山涧岩石旁流过一样——仿佛你竖起耳朵聆听着一个半是歌唱半是敲鼓的演讲的实况转播，那是讲给一个遥远宇宙深处的星球上的全体大会的。随后在东京的夜晚，人们从那些横七竖八躺在火车站台阶上的人身上跨上去，再晚些，又是在一个寺庙地区，一个醉醺醺的人停留在祭祀香火前，做完祈祷后继续踉踉跄跄消失在黑暗里。

    不仅是鲍赫克朗[28]让人青睐：而且他那时从家乡的点唱机里所听到的那些所谓的“美国流行歌曲”也和家里收音机里放出的迥然不同。只要在相应的节目中播放的是保罗·安卡的《戴安娜》、迪翁的《甜心小女人》以及瑞奇·尼尔森的《吉普赛女郎》，他就希望立刻把收音机开大些，可是同时也感到良心不安，他感觉自己居然为这样的非音乐所吸引（他后来上大学时终于在房间里有了个留声机，连同收音机里的放大器，这个在最初几年里只能用于公认的值得称之为音乐的东西）。然而他自觉地让点唱机发出震颤的歌唱，哀号，咆哮，格格声和轰鸣，这使他——不仅开心，而且还蒙上了狂喜、温暖和群体感觉的战栗。在那回响的“阿帕奇”钢吉他哒哒声中，那个坐落在从“1920年全民公决的城市”到“1938年大众起义的城市”主干道旁的、冷森森的、乌七八糟的“咖啡小屋”连接着一个与众不同的电气装置，借助它，你可以在那齐腰高闪亮的刻度盘上选择“孟菲斯市，田纳西州”的号码，甚至可以在自身感觉到那个神秘而“帅气的陌生男人”成长起来，听到外面一辆辆载重汽车的轰隆声和刺耳的刹车声变成了一列迁徙队伍行进在“66号公路”上，发出了整齐划一的响声，于是就心想着：无所谓到何处——出发吧！

    尽管在他的家乡音乐盒也是周六夜晚舞会的聚会点——通常都是绕着它们围成一个大半圆——，可是他后来似乎从来没有想起过这样的情形。他无疑也喜欢观看那些舞动的人，因为在酒馆的昏暗中，他们面对那好像从地里面轰响而出的光束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剪影——只是对于他来说，点唱机就像过去的田间小屋，是一个宁静的玩意儿，或者某种使人变得宁静、让人静坐的东西，相当无动于衷，几乎连续不断，只是被那从容不迫、简直就是庄重的“去按按钮”所打断。他也从未在聆听点唱机时失去自制，不像平时听那让他觉得十分亲切的音乐一样——甚至包括严格的古典主义音乐，以及之前各个时期特别精彩的——，或者狂热，或者心醉神迷。有人曾经告诉他，听音乐的危险在于它迷惑你把才要做的事情当成已经做过的：相反那个开始阶段的点唱机-音响使他完全可以集中心思，在他的心里独一无二地唤起它可能的图像，或者使之震荡，并且使之在其中更加强大。

    那些能够让你静心思考的、没有任何别的地方可以比拟的地方，后来在大学岁月里有时候变成了避难所，可以和电影院相比；如果说他自己更多是偷偷地进入这些场所的话，那么他迈进各种不同的点唱机咖啡馆时每次都更加无忧无虑，并且自我宽慰说，这些久经考验可以集中心思的地方也是学习的理想场所。这显然是一种错觉，因为当他试图默默地温习那些在这样的公众场合接受过的材料时，比如临睡觉前，则通常所剩无几。诚然，他要感谢寒窗苦读时那样一间斗室或者栖身之地给予他的一次次经历，当他现在要把它们记下来时，只能用“奇妙”这个词来表述。在一个冬末的夜晚，他坐在这样一家饱经沧桑的点唱机咖啡馆里，他越是在笔记里使劲地勾来勾去，他就越记不住东西。这个咖啡馆所处的位置在这个地方算不上典型，在城市公园旁，而且面包柜和大理石小桌子也不适合他这玩意儿。点唱机在演奏着，但他一如既往在等待被他自己按下的号码；然后真的轮到了。突然，在换唱片的间歇之后，它，连同它的响动——咔嚓声，寻找的嗡嗡声，在点唱机的腹部里穿来穿去，猛地咔嚓响，搭接声，第一个节拍之前的沙沙声——，仿佛都属于点唱机的本质。这时，从那里深处回响起一种音乐，一听到它，他人生第一次，后来只有在爱情发生的时刻有过，感受到了那种专业语言中称为“漂浮感”的东西，那么他自己四分之一多世纪后又会把它称为什么呢：“升天”？“超界”？“成为世界”？或者这样：“这个——这首歌，这种声音——现在就是我；我伴随着这样的声音，这样的和声，一生中还从未成为那个就是我的人；像这种歌唱一样，我就是这样，不折不扣！”（像通常一样，对此有一个谚语来表述，但是也像通常一样，它不完全名副其实：“他在音乐中升华。”）不想先搞清楚，合唱团都有谁，一把把吉他在为他们的声音伴奏，同样零零散散，相互交织，终于汹涌齐唱——他听点唱机时，至今喜欢独唱歌手——，他简直惊叹。就在接下来几个星期里，他每天都去这个酒吧待好几个小时，要坐在这个宏大的、同时又那样漫不经心的回声中，他受到其他客人的感染，沉浸在一种让人无法用好奇来言状的惊叹中。（音乐盒意外地成为“公园小屋”的中心，那里通常更多是报夹架子发出咔嚓声，唱片源源不断，只有一些没有名气的合唱组合。）可是后来，当他已经很少听广播时，有一次无意间获悉，那个放荡不羁的人称天使舌头的合唱团，他们无所顾忌地高声唱出了《我想抓住你的手》，《爱我吧》，《摇翻贝多芬》，使他忘却了这个世界的一切影响，这就成为他买来的第一批所谓的“不严肃”的唱片（他后来接二连三地几乎只买这样的唱片），后来在那个圆柱式咖啡馆里，正是他，一如既往地按下《我看见她站在那里》（也是在点唱机旁）和《我们今天说的事》[29]不断聆听着（这段时间已经信手拈来，对歌曲序号的数字和字母记得比法律文本还准），直到有一天那些拙劣而虚伪的声音像祸水一样涌来：老牌子依旧保留着，兜售的却是“当下的热门歌曲”，而且是德语的……今天他还在想，披头士最初的歌声依然回响在耳际，从那个被公园树木所环绕的沃利策里发出的：什么时候那样优美的旋律又会来到这个世界上呢？

    在后来的岁月里，点唱机对他失去了吸引力——多少也许不是因为他现在更愿意在房子里听音乐，肯定也不是因为他年龄大了，而是——他自己开始忙于“试论”时，他相信自己没有看错——因为他此间生活在外国。不言而喻，只要他出现在某个殷切咕哝着和玩着色光谱的老朋友面前时，比如在杜塞尔多夫、阿姆斯特丹、卡克福斯特斯[30]、圣特雷莎加卢拉[31]等，他都会一如既往地投进硬币去。但这更多是一种习惯或者传统，这时的倾听大多只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相反对它们的意识立刻又回到他那一次次片断的经历中，那里本应当就是他理想的立身之地。在那里，他们在家乡的第一条道路把一些人引向“公墓”，“海边”或者“常去的酒馆”，而他，常常少不了径直从汽车站奔着音乐盒而去，彻底被它的隆隆声所震撼，但愿如此，少些陌生，不灵活地踏上他其余的路程。

    说到这里，该谈谈外国的点唱机了，它们不只是放放唱片，而且也在更大的事件中心起作用。这样的情形同时每次都超越了纯粹的外国，发生在某个边界上；一种十分亲切的世界的尽头。如果说美国是所谓“点唱机的故乡”的话，可是在那里却没有一个地方以这种方式给他留下了如此印象——除非在阿拉斯加，那里依然如故。但是：对他来说，阿拉斯加属于“美利坚合众国”吗？——在一个圣诞前夜，他来到了安克雷奇，做完圣诞夜祷之后，在那个小木教堂门口，在所有那些不熟悉的人中，也包括他，好像笼罩着一种少见的快乐，然后又去了酒吧。在昏暗和酒鬼的乱七八糟之中，他看到在那闪烁的点唱机旁站着一个印第安女人，她是这里唯一安静的人。她朝他转过身来，一张高傲而带着嘲笑的大脸，这是唯一的一次，他在一个点唱机的节奏中和一个人跳舞。这时，就连那些平日喜欢惹是生非的人都为他们让道，仿佛这个女人，看样子与其说年轻，倒不如说样子还不老，简直就是其中最年长的。后来，他们一起穿过后门，她的越野车停在一个结冰的院落里，边窗上画着阿拉斯加松树的轮廓，挺立在一个空荡荡的内陆湖边；天上飘着雪花。他们保持距离，除了在跳舞时轻轻地拉起手外，相互就没有过身体接触，她要求他和她一起走，她和父母在库克湾对面的村子里经营着一家渔场。刹那间他明白了，在他的一生中，终于有一个不是由他独自，而是由另外一个人提出的决定成为可能：他立刻也可以想象，跟着这个陌生的女人穿过那雪地里的边界，完全当真，永远，不回头，也要放弃他的名字，他工作的方式，他的每个习惯；这儿这双眼睛，亲切的彼岸那个地方，不时地浮现在眼前——这正是帕齐伐尔[32]面对那个拯救的问题的时刻，而他呢？面对这相应的时刻，一点不错。和帕齐伐尔一样，不是因为他没有把握——他有那幅图像——，而是仿佛这一切和他融为一体，自然而然，他犹豫了，接着就是那幅图像，那个女人，彻底消失在雪夜里了。接下来的夜晚，他总是来到这家酒馆，在点唱机旁等着她，后来甚至询问和探究她的下落，但尽管很多人想起她来，却没有人能告诉他，她家到底在哪儿。过了十多年以后，这次经历成了契机，他在从日本乘坐飞机返回之前，特意用了一个上午申请了美国签证，然后真的又在笼罩在冬季昏暗的安克雷奇下了飞机，漫无目的地在这座白雪覆盖的城里来来去去好几天，他的心就贴在那干净的空气和宽阔的地平线上。甚至这期间连新的烹饪艺术也渗透到了阿拉斯加。那个“酒吧”变成了“小酒馆”，还有相关的菜牌，看上去蒸蒸日上，这自然就容不下在那变得明亮轻巧的家具旁放一个笨重而陈旧的点唱机，不仅仅在安克雷奇是这样。然而，这样一个点唱机的标志就是那些不是从又窄又长的棚屋里就是从最后面的角落里踉踉跄跄冲到人行道上的人——各种各样的种族——或者一个在外面冰块之间四处打来打去的人，因为他被警察巡逻队包围着——通常都是白人——，然后他被制伏了，趴在地上，肩膀和弯到大腿后面的胫骨被紧紧地捆住，两手被铐在背上，像雪橇似的蜷曲在冰雪上，被拖到后面敞开着的运输车里：这时，在棚屋里面，有一台历史悠久地占据着这个又窄又长的空间的点唱机，亲切地召唤着一个人，播放着那些相应粗狂的歌曲。这点唱机就放在前面柜台旁，柜台上趴着又是流口水又是呕吐的醉汉（有男人，也有女人，主要是爱斯基摩人）的脑袋——你似乎可以指望找到克里登斯清水复兴合唱团[33]全部的单曲唱片，马上透过那烟雾缭绕，听到约翰·弗格蒂[34]那迫切而阴沉的悲叹，让人心如刀割，还有他在自己作为歌手的迷途上“不知什么地方”失去了“关联”，“我要是每唱一首歌至少得到一美元该多好啊！”而从冬天只有货运列车通行的火车站下面，可以看到一辆机车的信号，它带着对北极地区来说很特别的标志“南太平洋火车”，让它那轰鸣着穿过城市、拉得长长的、独一无二的管风琴声响彻大地；一只被勒住的乌鸦在通往只有夏天才开放的游船码头小桥的铁丝网旁挣扎着。

    这样看来，难道说音乐盒就是无所事事的人，这些城市游手好闲的人，这些当今更摩登的世界一隅游手好闲的人的玩物吗？不。他无论如何在寻找着它们，不是在无所事事的、而是在有事可做的时间里，或者在有计划的时间里，尤其是从所有的外国回到他出生的地方之后更甚。如果说在写作几个小时之前走一走是要求得安静的话，那么之后走一走就是寻找点唱机，几乎同样有规律。——为了让自己散散心？——不。一旦他开始追寻什么东西的话，他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分心的。他的房子随着时间的推移的确没有了音乐，没有了唱片机和类似的东西；每当听完收音机里的新闻之后，只要一开始播放音乐，不管是什么，他都立刻关掉；即使他寂寞难熬，在空虚和意识变得麻木的时刻，只要他想象着他现在并不是孤独一人，而是坐在电视机前，这就足够了。他更喜欢自己当下的状态。甚至连电影院，昔日曾经是工作之余的一种避难场所，他都越来越不想去了：这期间，偏偏就在电影院里，一种被世界抛弃的感觉常常侵袭他，他害怕再也无法从这种感觉中走出来，找到自己的东西，于是他电影看到一半就走出去，这无非就是要逃脱开这样一些下午的噩梦。——那么他要去寻找那些点唱机，是为了像开始时一样让自己集中心思吗？——也不再是这样的情形了。在索里亚逗留的那几星期里，他已经想方设法要仔仔细细地读一读圣女大特蕾莎的著作[35]；每每伏案写作之后，他就“径直坐到”那些不值一提的玩意儿跟前，或许会用一个有点放肆的对比来解释这样的行为：这位圣女曾经受到她那个时代之前一次信仰之争的影响。这次信仰之争16世纪初发生在两个派别之间，关系到接近上帝的方式：一派认为应当为此“集中心思”——那些所谓的recogidos[36]——通过绷紧肌肉及类似的方式，而另一派，也就是dejados[37]，被称之为“顺其自然者”或者“宿命者”，他们无为而治，任凭上帝在他们的心灵—alma—世界里任意主宰，而这位修女看来更接近听任者而不是集中心思者，这是因为，如果有人一味将自己更多地交给上帝的话，那他同时就可能被魔鬼所征服——可以说，他也就是这样坐在他的点唱机跟前，不是为了集中精力继续做下去，而是相反听之任之。他什么别的事情都不做，只是洗耳恭听那些别有洞天的点唱机里的和弦——“特别”也是因为，在一个公共场所里，他并没有遭受这些和弦的折磨，而是选择了它们，仿佛在亲自“演奏”它们——，于是在他那听之任之的内心里得以延续：当他坐在那音乐盒跟前（西班牙语：junto，心心相印）听着鲍勃·马利[38]的“救赎歌”，一个个早就没有生气的图像变得生气勃勃，浮现在眼前，只需要这样写下来就是了；伴随着日复一日不断重复的爱丽丝的“特别之夜”，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女性人物进入他正在从事的叙述里，而且一再有条不紊地拓展开来；与喝了太多酒时迥然不同，他这样倾听时记下的东西，第二天依然萦绕在耳际。也就是说，在那样的思考时刻（从来都不会发现它们带有什么意图，无论在家里，还是在桌旁——一种随意的思考，他无非看作是对比和区别），他之所以走出去，不单是为了走得越远越好，而且也走向那些点唱机酒馆。后来，他每每坐在那家点唱机曾经被手枪子弹击中过的皮条客酒吧里，或者坐在失业者咖啡屋里，那里面有为从附近精神病医院里随便跑出来的病人准备的桌子——一张张不声不响、一动不动的苍白面孔，唯独用啤酒送服药片时才会动一下——时，就没有人愿意相信他，他之所以来这里，并不是因为环境的缘故，而更多是为了反复聆听《嘿，乔》和《我和鲍比·麦吉》[39]。——难道这就不意味着，他之所以去寻找那些点唱机，就像人们所说的，是要偷偷地从当下脱身吗？——也许吧。然则，事情通常截然相反：除了他这玩意儿之外，凡是还存在于周围的东西，都获得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当下性。只要有可能，他就会在那些酒馆里选择自己合适的位子，从那里既可以一览整个空间，又能够看得到外面的剪影。于是，与点唱机为伍，连同那联翩的浮想，没有那令他厌恶的观察，常常出现了一种自我升华，或者恰恰成了当下，也包括其他那些景象。而体现在它们身上的当下性，与其说是那些引人注目或者令人大受刺激的东西，倒不如说是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哪怕只是习惯的形式或颜色。而他觉得这样升华的当下是些很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什么东西比它更珍贵，更值得传承下去；这样一种当下，平时也只有在阅读一本可以唤起你思考的书里才会出现的。简单地说，一个人走来走去，一丛灌木动来动去，一辆无轨电车是黄色的，并且拐向火车站，道路交叉口形成一个三角，女招待站在门边，粉笔在台球桌边沿上，天下雨了，如此不胜枚举，那么这一一都会告诉你什么。是的，事情就是这样，当下拥有了四肢！这样一来，甚至连“我们这些玩点唱机的人”那些微不足道的习惯和那些为数不多的变化都值得引起注意了。他自己按键时常常一只手叉在腰间，并且微微倾着身子，几乎要挨上这玩意儿，而另一个人则用双手去选择，他叉开两腿，保持距离，伸展双臂，像个技术员一样，接着第三个人让自己的手指在按键上飞舞，犹如一个钢琴家，之后立刻离去，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或者待在那儿，好像在等待着一个试验结果，直到声音开始响起来（然后也许没有听下去就出门消失在街上了），或者他干脆就从桌旁呼喊着那些记得滚瓜烂熟的编号，让其他人帮他启动所点唱的全部曲目——这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在点唱机里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如同一个生灵，一种宠物：“从昨天起，它就不乐意那么顺顺当当了”，“我不知道，它今天会怎么样，它是故意为之。”——难道他真的觉得这样一个机器和另一个一样吗？——不。它们之间存在决定性的差异，就在于鲜明的厌恶和地地道道的温柔或者显而易见的恭敬之间。——面对的是一个系列产品？——面对的是上面留下的人的踪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不在乎这个机器的形式本身。在他看来，作为战争产物，点唱机也可以是木制的，或者不叫“沃利策”，而叫“音乐箱子”、“交响曲”或者“军乐”，并且拥有那样一个德国经济奇迹产物的小盒子造型，甚至彻底没有光亮，由深色和不透明的玻璃构成的，没有声响，表面上看死气沉沉的，可是你一投入硬币，那多重选择的字体就会闪烁；你一按下键去，伴随着外面黑色玻璃正面的搜索光标，从里面就开始发出嗡嗡声。在这期间，对他来说，如此举足轻重的不再是那种特别的点唱机声响，而是那不同凡响的叫唤声，因为它是如同从许多无声的深层里面发出来的，你常常只有洗耳恭听才可以听得到，他曾经这样想到，与威廉·福克纳在其小说中描写的那条“大河”一样，在那片被淹得一望无际的土地上，让人在那无声而平静的河流深处可以听到它的声音，如同“密西西比河的哗哗声”：必要时，他可以满足于挂在墙上的盒子，因为声音从那里发出来要比从袖珍收音机里更平淡，或者更细弱。而万不得已时，在酒馆的嘈杂声中，声音变得听不见了，甚至出现了某种有节奏的空气振动，他要从中听出那个——唯一的前提——他所选择的乐曲的副歌或者仅仅是节拍，由此在他的耳朵里，从振动到振动，整个歌曲在演奏着。相反他面对那样的点唱机时很反感，因为那里所播放的歌曲不是独一无二的，也不是依照“风格”分类排列起来的，而本身是一个系列的部分，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贯穿整个国家，千篇一律，没有变化，由一个无名的中心规定甚或强加给各个酒馆。这样的中心，他只能想象为一种黑手党，点唱机黑手党。这样——在所有国家里，此间几乎只有这样的东西——一些系列组合没有演奏形式，只有在适应当下的前提下才有选择的可能性，人们对此已经洞察秋毫，即使它们被镶嵌进这历史悠久的沃利策模式里，显现在不再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而是预先印制好的节目单上，除了那一个个写着歌手名字和歌曲名的小牌子外，预先做好了全面而周到的准备。然而奇怪的是，他也回避那些点唱机，因为它们的节目单如同一些餐馆的菜单，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显示出唯一的个人手迹，尽管通常恰恰在这里，每个独立的唱片就像是专门为他所确定的：对他来说，一个点唱机的节目不应该体现任何意图——更何况如此高贵的——，任何专长，任何知情，任何和谐——它只需要向他表现出一片混乱不堪，连同它那令人陌生（随着岁月的逝去会越来越多）的部分，以及许许多多让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曲目，其间当然愈加珍贵的是，要确切地寻找出那些此刻适合他的方式（从那漫无头绪的范围里能够找出来几个就足够了）来。而且这样的音乐盒，你可以从它们的选择面板上看得出来；机打和手写的大杂烩，特别是那些经常从曲名牌到曲名牌不断变换的手迹多种多样，一个是用墨水写的大写印刷体，下一个则是随随便便、几乎像是用女秘书的速记手法写上去的，但绝大部分不管衔接还是字母方向多么千差万别，可看样子却显得特别认真仔细一丝不苟，有些如同小孩子的字体，涂涂画画的样子，在所有那些错误百出的字迹当中却往往是拼写完全正确的（包括重音符号和连字符），而对那个相关的女招待来说，这些歌曲名无疑带有异域色彩，那纸张不是这儿就是那儿已经变黄褪色，字迹变得暗淡，难以看懂，或许也被刚写上另一个曲目的纸片盖住了，不过，透过光线，尽管已经无法辨认，却也给人一种强烈的预感。久而久之，如果仅有一个点唱机的话，那么他的第一目光越来越看重的是其选择范围，而非“它”那些用这样的笔迹所标记的唱片。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他偏偏就倾听起这个点唱机，哪怕他对它之前很陌生或者完全不熟悉。就这样，有一次，在巴黎一个郊区的北非人酒吧里，站在点唱机前（从它那地地道道的法国式统一编码牌立刻就可以看得出是黑手党提供的），他在边上发现了一个标签，手写的，字母又大又不规则，各个都像惊叹号；他选择了那首走私进来的阿拉伯歌曲，然后不断重复，并且此刻在这里还有那个悠远回荡的西迪曼苏尔[40]陪伴，那个从他沉默中清醒一会儿的酒吧侍者这么说，这是一个“特别的、不同凡响的地方”的名字，那个从他的沉默中清醒片刻的酒吧侍者这样说道。（“人们可不那么容易就能去那儿的！”）

    难道这意味着，他为自己心中那些点唱机的消失，这些昔日的物品的消失，也许没有未来的复兴感到遗憾吗？

    不。他只是想要在它从自己的目光中消失之前牢牢地把握住它，承认一个东西对一个人会意味着什么，而且首先是从一个单纯的东西里会散发出什么来。——萨尔茨堡城边一个体育场的客栈。外面。一个明亮的夏夜。那台点唱机立在露天，在敞开的门旁。露台上一张张桌旁坐满形形色色的客人，荷兰人，英国人，西班牙人，他们用各自的语言在聊天，因为这个酒馆也招揽相邻的机场前露营地的客人。那是80年代初，这机场还不叫“萨尔茨堡机场”，最后一个航班在太阳落山时降落。在露台和体育场之间全是白桦和杨树，在暖融融的空气中，树叶在那深黄色的天空前不停地颤动着。在一张桌前坐着当地人，“马克斯格兰工人体育运动俱乐部”的会员和他们的妻子。那个当时尚属于奥地利乙级联赛的球队，下午又输掉了一场比赛，也许会降级了。可是这天晚上，这些同心一意的人谈论着，而酒吧间的小窗旁总是人来人往——从帐篷里来来去去——，也有一次是从树丛里来的。他们同时看着那些树：它们如今长得多么高大，多么挺拔啊。他们，也就是这些协会成员，当年共同亲手把这些小苗苗从那边黑沼地里挖出来，一排排地移栽到这里的棕色黏土上！这天晚上，外面的点唱机反复把那首歌播放到渐渐变得昏暗的大地上，间歇中伴随着树叶的唰唰声和沙沙声，弥漫着各种和谐的声音。这首歌是海伦·施奈德[41]用富有活力的声音演唱的，名叫《盛夏夜》。与此同时，酒馆里面空空如也，白色的窗帘迎风飘进敞开的窗户。然后有个人却坐在一个角落里，一个年轻女子，无声地哭泣着。——多年之后。一家酒店，一家gostilna[42]，坐落在南斯拉夫喀斯特地区一个圆形山包上，远离从斯坦尼基（或者桑丹尼勒德卡索）通往公路的干道。里面。一台巨大的老式点唱机立在柜子旁，就在通往洗手间的道上。透过窗户玻璃，可以看到唱片圈和唱盘。要使之运转起来，不是投硬币，而是筹码，光按键也不行——只有一个键——，而是之前需要转动刻度盘，直到你想要的编号与刻度线相吻合。机械臂随后将唱片优雅地放上去，可以与一个非常彬彬有礼的侍者端上菜肴时肘部弯曲的姿态媲美。这家gostilna很宽敞，有好多空间，在这个早秋的夜晚——外面从北部山区掠过这片高原的Burja或者Bora[43]丝毫没有减弱——坐得满满的，几乎全是年轻人：来自南斯拉夫各个共和国的许多班级的学生举行毕业联欢；在这里他们第一次相聚好几天。喀斯特火车那特有的信号由山岩向上顺风传过来，拖着一个山间渡轮般沉重的鸣响。在那张司空见惯的铁托画像对面的墙上，挂着一个陌生人的画像，同样是彩色的，不过要大得多：这是当年那个店主的画像，他自杀了；他的太太说，他不是本地人（即使是从那个最近的山谷村子来的）。这天夜晚反复回响在大厅里的那首歌被当作一首充满自信的、同时天真烂漫的、甚至在一个民族的想象中可以伴舞的齐唱来歌唱；这些学生一个接一个地按着键钮。作为重唱句，它仅有一个词：“南斯拉夫！”——多年后又一次。又是一个夏日的夜晚，还是在黄昏前，这次是在意大利这边的喀斯特地段，更准确地说，就在很久以前从海里抬升起来的石灰山包到没有岩石的低地平原的边界上，这里的标志就是蒙法尔科火车站的轨道：铁轨那边立刻就是缓缓上升为高原的石头荒漠，这段铁路被一片小松林遮挡着——这边是车站大楼，掩映在截然不同的雪松、棕榈、悬铃木和杜鹃花等各种植物之中，也包括与之相关的水，龙头无忧无虑地大开着，从站台喷泉里喷涌而出。那台点唱机就立在酒吧里，在白天酷热之后敞开的窗户下面；门也大开着，向外看去就是轨道区。除此之外，这家酒馆几乎没有什么家具；寥寥无几的家具已经被推到边上，而且擦拭得干干净净。在那湿漉漉的水磨石地面上映现出点唱机的光亮，一种伴随着地面变干而慢慢消失的光芒。酒吧女招待的脸十分苍白地映现在窗户里，恰恰与那对正在外面等待的旅行者晒成古铜色的面目形成鲜明的反差。在的里雅斯特开往威尼斯的快车发出后，这座楼看上去空空如也；只有两个半大小子在板凳上闹腾着相互扭打在一起，火车站成了他们此刻玩耍的地方。夜蛾已经从那边喀斯特松树之间的昏暗中嗡嗡飞来。一列长长的封闭货车丁零当啷开过去，车厢外面那唯一闪亮的东西就是随着其系绳而飘动的小封铅。伴随着接下来的寂静——这是最后归去的燕子和最早飞出的蝙蝠之间的时刻——，那点唱机的声音开始在这个地方响起。那两个年轻人依然继续扭打了一会儿。有两个官员从他们的办公室走到站台上，不是来听点唱机的，或许更多是巧合吧，从候车室里走来一个清洁女工。突然间，在这个区域到处都出现了直到此刻被忽视的身影。在黄杨树旁的板凳上睡着一个人。在厕所后面的草地上有一大队士兵安营扎寨，看不到任何行李。在开往乌迪内[44]的站台上，有一个强壮的黑人靠在一根柱子上，同样没有行李，只穿着衬衣和裤子，埋头在看一本书。从后面郁郁葱葱的松林间，有一对鸽子在空中盘旋，一只紧跟着另一只。看样子，仿佛它们在这里都不是过客，而是火车站地区的常住居民似的。火车站的中心就是喷泉，饮用水从中哗哗地喷出，在微风中泛起涟漪，并且四处喷溅，在周围的沥青路面上留下了许多湿漉漉的脚印，这个最后喝水的人此刻十分鲜明地把自己的脚印融入其中。稍远一点，沿着轨道，可以走路过去，映入眼帘的就是那条地下喀斯特河，名叫蒂马莫，形成三条支流，而在维吉尔时代，根据《埃涅阿斯纪》记载有九条；它很快就变得宽阔，然后流入地中海。点唱机此刻播放的那首歌吟咏的是一个年轻女子的信，她背井离乡，流落远方，远离所有熟悉和梦寐以求的东西，她此时此刻就是一个无所畏惧的、或许也是悲伤的惊奇，米雪尔·夏克那柔美的唱腔响彻在蒙法尔科内[45]火车站区的夜晚里，这首歌名叫《安克雷奇，阿拉斯加》。

    在索里亚的几周里，他有时候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所思考：“我干我的事情。它适合我。”此外有一次，我想到了那“我有时间”的日子，没有任何习以为常的别有用心，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想法。喀斯特高原上几乎每天都下雨刮风，他用铅笔将窗帘固定在窗缝里。那喧嚣声越来越折磨着他。下面厨房门口从刮鱼鳞变成了每天肢解动物，用斧头砍，各种各样的动物，外面山坡草地上那条条如此蜿蜒崎岖的道路成为摩托车越野的路段。（他听说，索里亚甚至申请举办欧洲锦标赛。）他在电视里看过这项运动，那些弹跳到空中的英雄犹如录像中的游戏角色，是些值得钦佩的人物。但此刻坐在桌旁，一只大黄蜂冲着他的脑袋嗡嗡叫，他觉得相比之下是一种惬意。他一再从旅途上精神抖擞地——他独有的精神抖擞——回到工作上，立刻又在这嘈杂中丧失殆尽。这喧嚣声不仅仅是片刻破坏了什么，而且是永远。令人忧虑的是，他此间陷入了危险的境地，开始蔑视一种像他感受图像并且相应付诸话语一样的活动，因为它需要那么多的孤独。另一方面，他在寂静中确实时而迷失过，而且他刚刚才从软弱——怀疑，更多是无望——中彻底解脱出来了，变得强大了，无视环境，开始自己的行动。他每天都要绕道从圣多明各教堂正面走过——不，与后面那些新建筑相比，那不是正面。宁静从中弥漫出来，他只需要去接受它。令人惊奇的是那些雕像故事的叙事方式：夏娃被上帝带到亚当面前的同时就已经和她的男人背靠背站着，他在下一个场景里仰望着智慧之树，耶稣复活的消息是由人群中一个女人传给那些排成长队的人中排在头一个的使徒，与此同时继续向后传下去，从他们说话的身体姿势就可以看得出来；唯有最后一个一动不动，好像对此还一无所知。在工作前他小步走路，接着迈起大步，不是出于胜利的感觉，而是因为他头昏目眩。爬山会使他更深地呼吸，更清醒地思考，只是不能坡度太陡，否则他就觉得那些思考变得太激烈。同样他宁可逆流而上，也不愿意顺水而行，这有点迎上前去的架势，而且带着从中而来的能量。如果他要摆脱冥思苦想的话，那么就走在那条废弃的索里亚——布鲁克斯铁道枕木上，或者更远地走到城外，来到黑暗中，那里他每走一步都得非常当心。当他之后从草原的昏暗中回到大街上时，由于刚才摸索行进，他变得如此紧张，以至于他要在圣多明各的人物塑像前放松自己，揉一揉那僵硬的面孔。他重复着自己的路，只是每天增添一点变化而已；与此同时，他觉得好像所有其他的路也在等待着他去走似的。在安东尼奥·马查多林荫道旁，到处是多年堆积的纸巾和避孕套。白天里，这些草原上除了他的身影，几乎只有年老的男人忙来忙去，常常是孤零零一个人，穿着磨坏的鞋子；他们擤鼻涕之前，不厌其烦地将折叠好的纸巾掏出来抖一抖。在工作之前，他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至少要向他们中的一位打招呼，也打算得到回应；要是他经历不到这样微笑的瞬间，他就不想进自己的房间；有时候，他甚至特意停住步子，要让人家超过他，就是为了说声“嗨！”和互相点点头。他之前还要每天坐在索里亚中心酒吧一扇大窗户前，借助词典读报纸。LIavero是“钥匙串”：一个女子举起一串钥匙参加布拉格的游行；dedo pulgar是拇指：美国总统将拇指指向空中，示意巴拿马的血腥之行取得成功；puerta giratoria是旋转门（通过它，塞缪尔·贝克特当年走进了巴黎的“丁香园咖啡馆”）。关于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的消息[46]，他不是带着心满意足的感觉拜读的，而是面对历史怀着一种古老而复苏的恐惧。无论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他都继续在泰奥弗拉斯托斯的《品格论》中寻找答案，而且喜欢上他们之中的许多，至少他们的一些特征——他也许把这些看成自己的——；他觉得他们的弱点和愚蠢是所有孤独人的标志，他们与社会，在这种情况下与希腊城邦格格不入，但为了以某种方式属于其中的一员，他们鼓起绝望的勇气玩起可笑的游戏；如果他们过分热心，格外青春，夸夸其谈，或者十分显而易见，总是充当那些“不合时宜的人们”的话，常常随之而来的不过是，他们在其他人之中，也包括他们的孩子和奴隶，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其间，他抬起头来，通过窗户望着外面一棵悬铃木——依然挂着稀疏的树叶——，旁边是一棵已经光秃秃的山槭，上面卧着一群像蓓蕾似的麻雀，反而几乎可以高枕无忧，除非刮起狂风，那么安静，仿佛那些就在旁边摆动着、飞舞着、晃来晃去的锯齿树叶更像鸟儿似的。到了下面那座跨河的桥跟前，他对这个地方有了极为强烈的感受，与其说是面对那些石拱和那浑浊而缓缓流去的冬天河水，倒不如说是因为桥顶上那块牌子：杜罗河。桥头有一家酒吧叫“Alegria del Puente”，意思是：桥的快乐。他一看到这牌子，马上就绕弯儿四处转转，然后走进去。这里的河岸斜坡不是赤裸裸的岩石，而是从泥土里冲刷出了磨成圆形的冰川石块。远在外面那片荒原上的城墙残垣旁，多少世纪的风吹在那些黄色的沙石上留下了纵横交错的沟纹，形成了错落有致的图案，他看到马约尔广场旁几座古老的宫殿就坐落在自然凝结的卵石基座上，沉降在昔日那些冰川湖底上。路过时能够通过浮光掠影稍微领略一下这片大地，他了解到，在西班牙，地理曾经长期是历史的仆从，那些征服和划定边界的仆从，直到现在才更多地重视“各个地方的信息”。有时候，偏偏在冬天里，色彩才有生机。天空烟雾弥漫时，下面的垦荒地却郁郁葱葱，连穿过废墟地区的小径也呈现出青苔绿。在其他一切都早已黯然无光时，野蔷薇灌木则形成了亮红色的虹。一对喜鹊叽叽喳喳地飞起来，它们的翅膀又一次在空中闪亮，犹如快速旋转的车轮。在这个没有下雨的日子里，扬起的灰尘围绕着这座城市飘扬，他预感到这里的夏天就要来到。云彩的影子掠过光秃秃的高原，好像从它的怀抱里撕裂出来似的——看样子，仿佛云彩的影子虽然到处都是，可喀斯特地区这儿才是它们的故乡。一天清早，一丝风也没有，在明媚的阳光下，第一次清晰地看到在皑皑白雪之中北边和东边的山脉，尽管这两条山脉相距甚远，可他却看到那熠熠发光的山坡被云影罩得斑驳，光影一动不动，一丝风也没有。他的思绪如此沉浸在那皑皑白雪之中，因而在房门前不由自主地拍打起鞋上的雪。有几个夜晚，当他在外面摸索着穿过荒野时，夜空间或也晴朗无云（他特地把自己打发到那里），而且随之让人感到更加惊奇的是，北河二星和北河三星之间保持着兄弟般的距离，金星闪烁着，毕宿五星闪耀着阿拉伯式的色彩，仙后座的W字形远远地伸开双腿，大熊星座折断了它的弯斧，在猎户前逃跑中的天兔径直朝苍穹冲去。银河和它那无数的三角洲分支是宇宙初次闪耀的白茫茫的映像。他12月在索里亚逗留期间，极少拥有这种“时间漫长”的感觉：就在写作的第一天之后，他望着下面的河流思绪万千：“它就在眼前，那条古老的杜罗河！”；他觉得，当他有一个周末错过了那次途经里约酒吧的环游后，后来站在它那小小的铁炉前，他好像“已经好久好久再也没有”拜访过这个灰色的圆柱体了；他心想着，他到达这里还不过一个礼拜，就绕来绕去地走过公共汽车总站：“我当时在这里拖着箱子走进雨中！”在暴风骤雨中，下面的荒草地里有一只蟾蜍笨拙地爬行着。悬铃木的树叶落下前，叶茎先折断了，散开来，像流苏似的旋转着。在那泥泞的园子里，那只公鸡抖动着它的尾羽，因为那里散落着还未成熟的西红柿可以吃，或者那是风的缘故？他的象征动物当然是那些狗；他晚上看到它们拖着三条腿，一瘸一拐地找不到回家的路：他走了一天路后，通常也感到膝盖弯曲，难以支撑。有一次，据报纸说，索里亚不是西班牙最冷的城市，他感到很失落。有人在主街上扛着一盆红艳艳的圣诞花，上面是那绿油油的、还没有掉落的、始终湿漉漉的悬铃木树叶；在那几个星期里，根部低洼的积水没有干涸过。迷雾灰蒙蒙的，使得那许多孕育着食叶蛾虫的白茧从山松里更张狂地钻出来。圣诞节这一天，雨下得特别大，在习以为常地穿越城区时，除了他，街上只出现了一只麻雀。后来，从那座省城监狱里走出一个矮小的女人和她高大的儿子，没有打伞。他们穿过那泥泞的原野，前往一座搭建在那里的临时板房。他想象着，他们或许刚才在那高墙深院里看望了他们的亲属，一个绝食的巴斯克人[47]，然后在这里宿营，直到他被释放。到了晚上，雨帘中突然有一道闪光，重重地击中他的额头和下巴，当他看去时，一辆车顶映出白光的轿车从外地开过来，夜色中天空纷纷扬扬地飘下雪花来：“下雪了！”他心想着，不由自主地用西班牙语说出第一句话。从一家酒吧里传来了响声，不是那司空见惯的吉普赛人的无望之声，快乐，自信，带着使者的表情，一首弗拉明戈歌曲，他心想着：这终于是恰当的方式了——唱的不是“Christmas”，更多的是“Navidad”[48]，也就是“降生”；一个牧人如此叙述着他在那个神圣的夜晚所经历过的一切，他的叙述自然也是歌舞。和世界各地一样，他在这里也看到过路人，只要一开始滴雨，他们就撑开了随时备用的伞，而且时髦也渗透到梅塞塔[49]，年轻的姑娘们踏入酒馆时也把头发吹向额头两边。狂风在杜罗河旁的杨树林里呼啸，犹如飞机起飞时的轰鸣（这样的轰鸣在这座城市上空真的几乎从来都听不到）。一只大母鸡十分体贴地给一只小公鸡清理着鸡冠，小公鸡一条腿站在污秽中。一棵光秃秃的杏树上，个别树枝上已经长出了白色的花蕾。他从自己那熟悉的环境中所看到的种种弊端，也存在于他自身之中，绝大部分都远离这里，如同他又一次放下自己的工作，有了生存的感觉，可是久而久之，一种他在索里亚认识到的生存感觉是不会从不存在的东西中产生的。树根上结了霜，它们将一条纹路分成了阶梯状。有一次，他坐在桌前时，外面什么东西爆炸了，他以为是寺院的钟声。

    最后，他相信自己几乎已经走遍了这座城市的角角落落（他记得这些“角落”，仿佛那都是些单词）。也许他进入过上百家房屋，因为伴随着一丝不苟的漫游可以证实，在这个小小的索里亚有上百家酒吧，坐落在一条条偏僻的小巷里，往往没有酒馆招牌，这样的情形在西班牙各地比比皆是，初来乍到难以看得出来，只有当地人熟悉——仿佛专门为他们保留着。他总是在墙上，也就是在狩猎季节的公告和斗牛士画像旁边发现安东尼奥·马查多的诗歌，也有用作挂历的，又有几首被涂得乱七八糟，甚至有一首被画上一个卍字。然而，在他看来，这并非出于那些众所周知的原因，而是因为它们表现的是大自然，无论如何那些被选作墙饰的是如此。令人惊叹的是，只有小伙子出入的酒吧虽多，但老人专属的酒吧甚至更多，也毫不含糊地禁止其他人进入（角落里有一张专门为那些老妇人准备的桌子）：从表面上看，存在着一种比任何政治派别更强烈的区别。这个省的绝大部分退休人员都在首府这里颐养天年；他们在自己的酒吧里不打牌时，就独自静静地坐在桌旁，或者翻来找去，不停地在这些空间里探寻着什么东西。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也包括他这个异乡人：他们个个都把冬日的双手放在柜台上，同样苍白，而在路灯的照耀下，外面比如说在一面混凝土墙上显现出钢脚手架倒塌时留下的刮痕；他当时来到这里时，有两个路人被砸死了。

    除了他对这些显得如此千篇一律的地方的变化感兴趣外，驱使他的还有，就是要在索里亚找到一台点唱机，首先大概又是出于强迫，可是后来越来越自觉自愿，因为现在似乎正是寻找自己这玩意儿的最佳时刻：工作，冬天，大雨中经过长途跋涉之后的那一个个夜晚。有一次，已经到了外面很远的地方，在通往巴利亚多利德[50]的公路旁，他听到从那儿的街头酒吧里传来一个深沉的声音，这无非来自拥有魔鬼宫站的弹球机；在一个加油站酒吧里，他看到了“沃利策”标牌——贴在一个自动售烟机上；在索里亚的市区一座破败不堪的、周围只有废墟瓦砾的房子里，他在那家贴着安达卢西亚式瓷砖的酒吧里瞥见了一个非常古老的马可尼机器的选择盘，它就是点唱机的前身，纯粹作为墙饰；唯一有一次，他在索里亚看到了自己的目标，是在“君王”电影院上演的一部英语电影里，那是60年代初：它片刻间出现在那儿，在后室里，当时男主人公在去卫生间的通道上从旁边经过。对他来说，那个在西班牙唯一尚在运转的点唱机来自安达卢西亚的利纳雷斯。而且当时正值春天，他急需要有这样一个玩意儿：工作，复活节周的怒号。那个点唱机，他是在出发前不久才偶然碰到的，他早就放弃了寻找，它却在一条小巷的半地下酒吧里给了他一个惊喜。一个仅有储藏室大小的酒吧，没有窗户，只有门。不定期地开门，就是开门，也只是晚上，可是招牌也常常不亮——你要在门口看一看，是否有可能破例在营业。店主是个年迈的男人（只有客人来，才会把主灯打开），大多时候与点唱机相依为命。这个点唱机很特别，所有的选择牌都是空的，就像一座高楼下面的门铃牌，上面一个名字也没有；看样子，整个酒馆好像歇业了；这条空白带的上头只有字母-编号组合。可是取而代之的是，墙上到处横七竖八，直到天花板上，贴满唱片盒，标题是手写的，都是相关的密码，那么当这个自动点唱机根据需要打开以后，那个所期待的唱片——这个好像被清空的玩意儿的腹部原来似乎装得满满的——才能够运转起来。突然间这么多空间，伴随着钢体深处那单调的隆隆声，在这个小小的掩体里，那么多的安静在这个地方弥漫开来，在这种西班牙式的喧嚣中，在这种自我的喧嚣中。这是在利纳雷斯的塞万提斯街上，对面就是那家正在营业的电影院，连同“Estreno”，也就是首映字迹残余部分，遍地都是报纸团，装着栅栏的前室里到处可以看见老鼠。那时，城外的荒原上，那些倔强的草原野菊竞相吐艳，三十多年过去了，在利纳雷斯的竞技场上，被叫作马诺莱特的马努埃尔·罗德里格斯[51]命丧在一头公牛的角下。在那个名叫“El Escudo”，也就是“徽章”酒馆下面几步远的地方，是利纳雷斯的中餐馆，有时候对这个外来者来说，是一个类似的宁静之地，就像点唱机一样。后来在索里亚，令人惊讶的是，他也偶尔发现了一家好像隐藏起来的中餐馆，它看上去没有营业，但门却打开了，当他走进去时，那些大红灯笼都跟着亮起来。这天晚上，他始终是餐馆唯一的客人。他在这座城里从来都没有看见过这个亚洲家庭，他们坐在那长长的角桌旁吃饭，然后消失在厨房里。唯有那个女孩留下来，默默无声地服务着他。墙上到处都挂着长城画，酒馆也由此而得名。好奇怪，仿佛当你把瓷调羹沉入那深色的浓汤碗里时，豆芽就探出一顶顶闪亮的脑袋来，在这片喀斯特高原上，一切都如一部动画电影里的种种形象。而与此同时，在夜里的风暴中，杨树枝条在窗前咔嚓作响。那个年轻姑娘无事可做，便在隔壁桌前在一个本子上写着汉字，密密麻麻的，字迹要比他在这几个星期里写的工整（自从他忙于写作以来，常把笔记本带到室外，不仅仅是风暴和雨水，还有昏暗的光线把字迹弄得如此走样），他一边持续地观望着她，因为在这个地区，在这个西班牙，她肯定比他要陌生得多，一边惊奇地感觉到，他现在才真的从自己所来的地方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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