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恶搞，他出生时祥和的光芒照耀产房，大群的老鼠出现，吐出了大片大片五颜六色的气体，多得就像厚厚的云层（祥光照室，群鼠吐五色气成云）。
我无限地崇敬神宗他妈，未来神勇无敌的高太后，她当时没被呛死，更对宋朝的史官膜拜N次，谁都知道这是瞎话，他居然能想到用这个，真不是一般的人物。
接下来的就是说赵顼是名好学生的各种例子，比如理解力强，能举一反三，尊师重道，上课前给老师行礼，或者是注重仪表，酷暑时节依然穿戴整齐，等等等等，实在让人很烦。
历代的史学家们应该钻研得更深一些，才能挖掘出这人的与众不同之处。要知道，一个人之所以会有自己的人生，看着好像每件事都有偶然的成分，可背后都隐藏着必然。每个人都是如此，在中国历史中留下了深刻印迹的宋神宗陛下更是这样。
他即位时的年龄和赵匡胤当年离家出走时是一样的，都在20—21岁，这注定了他初期时超强的信心，我命由我不由天，想做什么都必胜！
至于他的性格，与前五位皇帝比较一下就会知道，他为什么会那样的强硬不屈。赵匡胤抛开不谈，他天纵其才，无法估算。赵光义之所以会创造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是因为在成长期间他哥哥外出游荡，在家里他是老大，没束没管地养成了独立精神。
赵恒挺惨，强硬的父亲总会有乖宝宝型的儿子，他的温和宽厚一方面是天性，另一方面也是从小养成的家教。
赵祯更惨，他妈妈刘娥纯粹就是暴力型的，赵光义怎么说都是父亲，管外不管内，刘娥可好，每天恨不得28小时监视他，各种调教终于成就了一代仁宗……
英宗陛下更不用说了，30年里战战兢兢患得患失，心智早就失常了。这样的人对自己用心太多，身外的事，包括对儿子都会放得宽些。
神宗的成长就是这样，一方面环境宽松，另一方面教育更平民化。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培养一个皇帝和培养一个贵族子弟，用的不是同一本教材，尤其是他生长在开封城区，比赵恒、赵祯都更接近民间。
他知道好在哪里，坏在哪里。至于怎么改……那是另一回事。
最初时，摆在赵顼面前的是一本账本。
以刚刚过去的治平二年（1065年）为例，年总收入是116138400两，非常好，要知道后来明朝一年的总收入只有几百万两而已，但是支出却是……123043100两，已经入不敷出有赤字了。这还不算完，还有零星的支出，术语叫“非常出”的115021200两，几乎是全年收入总和！
也就是说，一年的支出是当年收入的两倍。
这就是当时宋朝的真相。
当朝名臣依次进言，却提不出任何解决方案，包括司马光。他写的第一封奏章简明扼要，只说了三点：
第一，官人；第二，信赏；第三，必罚。
他郑重地说，历经仁、英、神三朝，每个时代他都用这六个字报效国家。字数虽少，却是他平生所学的全部。
皇帝私下里找到司马光，你来点实在的行不？
行，司马光才说出了心里真正的话。他指出国家不是没钱，按年度总收入来算，已经是华夏民族有史以来最高峰的时候了，之所以会出现赤字，问题在于乱花。司马光提议，要全面核查国家的各项支出，定出来需要节省的具体部门和具体数字。
神宗的眼睛亮了，这和他的想法是一样的，司马光准确地找到了帝国衰败的焦点。接下来的事更让人兴奋，司马光立即投入了工作，他和滕元发配合，把现在的财政与仁宗时庆历二年的相对比，迅速找出了这些年奢靡浪费的地方。
接下来做什么呢，20岁的皇帝摩拳擦掌：“司马爱卿，明天朕就下令成立设置裁减局，由你任长官，为朕把国家的局面扭转过来吧！”却不料如火的热情迎头就被浇了一盆冷水。
司马光安静地说：“陛下，我没空。”
臣有本书要写，先帝曾经看过的，名叫《通志》。它详细记录了从古至今所有朝代的兴亡之事，用来指导皇帝怎样治理天下。它是这样的神圣，又是那样的伟大，无论如何我都要完成它……所以，您还是另找别人吧。
真正能解决帝国问题的人远在江南，近在眼前。说江南，此人是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十一月十二日辰时。父亲名叫王益，是宋朝中下层官员，终生辗转南北，没有做到京官。这样就决定了这个人早年的生活：
第一，飘忽不定；第二，学业自成。
因飘忽不定，他可以大开眼界，从小就看尽了北宋王朝的利弊兴衰。因其幼年游走天下，父亲早亡，他必须自己研读诗书，这决定了他一生的学术根基和处世性格。
他的心灵从来没有羁绊，貌似孔夫子的儒家学说对他没有神圣感的那种约束，甚至于他赴京赶考的目的都不那么“崇高”。他后来明白地告诉世人，是家里太穷了，得有功名，有工资，才能养活妈妈和众多的弟弟妹妹。
他就是北宋史上最有名，也最有争议的一代名相王安石。
王安石在庆历二年考中了进士，之后的官场之路走得极其独特，终北宋一朝堪称绝无仅有。如果要有参照物的话，比如司马光，这两人的仕途截然相反，正是各自人生命运的真实写照。
司马光中正博大，中进士、尽孝道、被举荐做京官，历经仁宗、英宗两朝最敏感的大事，如立皇太子、濮议等，处处站在道义的角度，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与宰相争，与皇帝争，树立起自己的模范形象，从此被视为君子的代表、正义的化身。
王安石正相反，他谢绝了所有的进京机会，视功名如粪土，在举国争名夺利的世道中孤傲不群，宁可在乡下偏远的小地方当官。这期间他放弃了馆阁笔试，这是地方官做过一任之后的正常权利，只要进京考试，就有可能成为天子近臣。
以他“唐宋八大家”的文笔功力，相信唾手可得，不费吹灰之力。可他就是不。
他还放弃了举荐。请大家回忆前文，从苏洵的求职之路可以看出，要得到名臣的举荐有多难。而文彦博、欧阳修这样举国一二人的举荐，居然被他白白浪费了。
这是为什么呢？先不忙，继续看他的人生之路。嘉祐三年时，他终于进入京城，成为三司省的度支判官，之后进入馆阁，做到两制官中的知制诰。嘉祐八年时因母亲去世，离开了京城。
这六年期间，他留下了一封奏章，一件杀人案件的审理分歧，除此以外默默无闻。从那时起直到英宗去世，神宗登基，他都在江南悠游地闲逛。
再说近在眼前。
这就非常奇妙了，里面包含着王安石的本性到底如何的大问题。他是个百分之百纯洁无瑕、不使奸诈甚至不懂奸诈的伟人吗？
这是历代赞扬王安石的人的立论根基。
或者是个大奸似直、大恶似善、一肚子歪门邪道的伪君子吗？这是历代打压王安石的人的最终目的。这两个截然相反的评价，都要从他平生一点一滴的作为上分析。
先从他是怎么引起神宗注意的这件事上说起。
神宗早就知道王安石，是他当皇子时的亲信，这是前面说过的韩维的功劳。韩维此人严正立身，是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人，至少经常让神宗肃然。
比如神宗和他聊功名，韩维闭口不谈，从一开始就掐断了谈话——圣人不谈功名，只说做事。事情成了功名自在，抱着功名心去做事，迟早成奸邪。
神宗直冒冷汗。
某天，年轻的皇子穿了一双式样新颖的鞋，没办法，开封就是当年最时尚的地区，人不时尚枉少年，奈神宗何？
韩维看见了，冷冷地说了一句：“王安用舞靴？”
神宗立即脱掉扔了。
还有赵曙和曹太后较劲期间，韩维提醒神宗危机到了，奶奶要生气，赶紧去解释。神宗立即照办，替父亲去赔罪。这里稍加一句，神宗与赵曙截然不同，终神宗一世，对曹太后一直非常礼貌。
总而言之，韩维对神宗的影响很大，属于严师益友那种。尤其难得的是，他经常对国事发表一些独特见解，每次都让神宗目瞪口呆，豁然开朗，这时韩维总会说：“这不是我说的，是我朋友王安石的看法。”
时间长了，王安石的名字深深地在神宗心里扎了根。半年后，王安石被召进京城，当上了翰林学士。与他一起进翰林院的，是他前半生的好朋友、后半生的死敌司马光。要说起来，这两个人实在太有缘，也太重要了，他们俩再加上另一位现在还没有起步、要在两年后才考中进士的人，就是北宋中后期最有影响的三个人。
就是他们让宋朝兴旺、混乱、糜烂、亡国的。
暂且放下那个人，先说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人都以执拗、倔强、不妥协著称。不过，一旦比较起来就会发现，司马光差多了。
有三件事可以参照。
第一，在长官面前。
王安石第一次进京当官时，曾经和司马光同在包拯手下工作。某一天，京城内牡丹花盛开，包拯一时高兴，请全衙的员工喝酒。
席间，两位未来的大佬都声称生平从不喝酒。包拯正在兴头上，哪肯放过，亲自过来劝酒。几番坚持之后，司马光投降了，他举起了杯子。而王安石不管领导怎么说，不喝就是不喝。
第二，在官司面前。
司马光的表现在濮议中已经很清楚，此人绝不会硬挺到底。而王安石不一样，是个死硬派。第一次进京时，他当知制诰兼责京城刑狱，当时发生了这样一个案子。两个少年是好朋友，一个养了只非常好的鹌鹑，另一个想要。
人家不给。想要的这个仗着两人是好朋友，居然抱起就跑。结果事大了，他朋友一时情急，追上去一刀就把他剁了。出人命了，开封府判凶手死刑，王安石不同意。他说：“按照宋朝法律，注意，是有明文规定的，公然抢夺和偷盗都是贼，凶手的鹌鹑被抢了才去追，才杀人，明显是捕盗，是合法行为，怎么能判刑呢？更何况是死刑？”
理由非常充分，是吧？可开封府不服。这件事上报到审刑院和大理寺，最后的结论是……王安石是错的。按规定他得道歉，但王安石给出的只是三个字：“我无罪。”不管对方是什么大佬什么势力，我不想低头，谁也别想勉强！
第三，在皇帝面前。
这点最重要，在皇帝面前怎样，才能真正体现出一个大臣的风骨。同样一件事，看王安石和司马光有什么不同。刚刚说过司马光当上了翰林学士，这个过程非常闹。
神宗让他当，他就是不。问为什么，司马光说：“臣写不出‘四六’文。”所谓四六文，指的是魏晋以来流行的赋体，对仗工整，内容空洞。神宗一听就乐了：“爱卿说梦话吗？你不懂四六文，当年的进士是怎么考中的？”
司马光不回答，反正就是不当。神宗只好放他走。在出皇宫之前，有个太监追了上来，把任命诏书强塞在司马光的怀里，他也就当了。
还是那句老话，司马光为人凡事必坚持，只是不超过80%的力度。再看王安石。王安石第一次进京时曾被授予修起居注，给皇帝写日记的美差。别人求之不得，他推得汗流浃背。为了不升职，他一连写了14道奏章，可任命的诏书还是送过来了。
王安石一概不收，直到把送诏书的小吏难为得跪下磕头：“求求您，收了吧，不然没法交差……”王安石仍然无动于衷，他转身躲进厕所，连求饶的机会都不给了。
小吏急了，放下诏书就跑，你不要也得要。这时王安石反应神速，从厕所里狂奔而出，追上小吏，把诏书又塞了回去。
两相对照，可以看出司马光的硬度系数差得不是一点半点，可也不能就此肯定两人的高下怎样。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
比如王安石之刚强，硬则硬矣，小心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夕，一味刚强，没法持久。而司马光余下20%的妥协中含有一种难得的柔韧，让他比王安石更加坚韧。
他注定了比王安石能等，等到他翻身做主的那一天。
神宗和王安石进行了多次单独对话。
比如两人初见面时，神宗问：“怎样治理天下？”
王安石答了四个字：“择术为先。”
“唐太宗如何？”
“陛下当法尧、舜，李世民算什么？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只是后来学者没学会，才以为高不可及。”
“卿对朕的期望太高了，我们共同努力，达到这个愿望。”
这是互相谈理想。神宗以李世民为偶像，却不料王安石直接拔高到传说中最了不起的帝王那儿，让年轻的皇帝惊喜交加。
下面一段看似模糊，其实比理想更重要，它涉及实施阶段。
神宗说：“李世民有魏徵，刘备有诸葛亮，才有后来的成就。这两个人，都是不世出的啊。”
王安石摇头：“陛下能像尧、舜，自然有皋、夔、稷、(占内)等贤臣出现，至于魏徵和诸葛亮，在有道之士看来都不值一提。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杰出者所在多有，只看您的真诚到了哪个程度。不然，就算有那些贤臣，也会被小人蒙蔽，离您而去。”
“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神宗不同意这个观点。
“正因为能看出谁是四凶，再杀掉，所以才是尧、舜。要是让四凶随意枉为，皋、夔、稷、禼这样的君子还能正常工作吗？”
这是王安石在要求工作环境，神宗得像尧舜支持皋、夔、稷、(占内)一样支持他，并且除掉所谓的四凶，他才能放手工作，大展才华。
再接下来，发生了那次熙宁变法前最著名的辩论。它起源于一次河朔地区的大水灾，当时曾公亮提议，眼下财政紧张，全力救灾。宰执人员马上就要得到的郊祀典礼的赏赐，就都省了吧。
这道旨意被送到翰林院，请各位学士大人们执笔。
结果，司马学士和王学士各抒己见，完全相反。
司马光赞同：“节俭从官员开始，这很好。”
王安石反对：“这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形象工程。想当年唐朝的宰相常衮节省了工作午餐，被人讥笑，辞饭还不如辞位，根本就不配做宰相。何况现在国用不足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问题并不在这儿。”
司马光摇头：“常衮减少俸禄，总比尸位素餐的废物们好。现在国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物资不足，王安石讲得不对。”
王安石高深莫测的一面露了出来：“知道是怎么造成的国用不足吗？核心问题是没有找到真正善于理财的人。”
这句话在宋朝开天辟地头一次被提出来，就算在中国历史上，也只是有人曾经隐约地做到过，却从来没有上升到这样的理论高度。
神宗的眼睛亮了，可司马光却不信邪，他的确是一位不世出的史学大师，所有的事都别想骗过他。他立即就指出来：“你所说的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按照户口、人头数目竭力搜刮民财而已。百姓穷困，就会沦为盗贼，这不是国家之福。”
王安石非常平静，他下面说的这句话，如果真的做到了，他就是从古至宋，最了不起的国家管理魔术师。
“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我可以不加税率，就让国家的收入增加。
神宗激动了，司马光愤怒了。王安石这句话，简直就是在挑战他的智商、他的学识。有他在场，王安石还敢说出这样的话，是对他最大的侮辱！
司马光说：“天地间的财物有定数，只有那么多，不在官就在民。你所说的不加赋而国用充足，不过是暗地里做手脚抢夺民财，那比加赋更恶劣，加赋至少还有根据和具体数字！何况这招数很早以前就有人用过了，汉朝的桑弘羊就用它迷惑过汉武帝，后果低劣不堪，当谁不知道吗？”
对话到这里达到高潮，可也结束了。史书里，注意，是南宋绍兴四年范冲版的《神宗实录》里，没有王安石的回答。
以王安石当时的状态和事情的重要性，他会选择闭嘴认输吗？绝对不会！但就是没有了……
接下来是神宗的结论。他说：“我的意见和司马光接近，但是关于两府是否减掉赏赐，以王安石的见解为准。”
自相矛盾，还是和稀泥？神宗的心理历代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不一一赘述，留下篇幅说说自己的浅见。首先，司马光的“万物有数，不在官即在民”，乍一看非常有理，甚至在宋朝时是真理。王安石的“不加赋而国用足”简直就是变戏法，十足十地是用异端邪说引诱年轻的神宗去犯罪。
讨论王安石，总是要和现代的经济调控联系起来，抛开“道德”，就以经济论事，司马光的理论可以归纳为两个字，“零和”。即收入和支出相等，不在官即在民。
王安石的理论叫“增值”。以政府做商号，用各种手段，包括政府调控、降低利率等办法来刺激市场，加快周转速度，就会在同样的利率下产生更高的税值。说得复杂些，其实就一句话，就像小商贩，只要货走得快，价钱不变，也照样赚大钱。
由此可以分析出，王安石更加高明，他超出了时代的限制。那么，问题出现了，他都超出时代了，至少不能被时代理解。那么，为什么神宗还会听他的呢？
一方面是被他的“戏法”所引诱，不加赋而国用足耶！多诱人。另一方面，就是下面对话的内幕了。
神宗又问：“那么，让你来治理国家，你首先要做的是什么？”
王安石斩钉截铁一句话：“变风俗，立法度，是当前最大的急务！”
谈话结束，从此之后，神宗对王安石言听计从，成为中国古代历史里最为合契的一对君臣。请问，这是咋搞的？变风俗，立法度，这六个字到底有什么魔力？
魔力超级大，这是中国古代史上刘邦建立汉朝以前最了不起的一种学术暗示。这种学术让春秋战国时一个个国家只要想富强，想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屹立不倒，发展壮大，就必须遵从它，甚至于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都是以它为根本。
那就是光耀后世却只能隐藏在儒家学说阴影里的法家。
翻翻历史书吧，不管谁有什么样的见解，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天下是法家子弟打下的，却被儒家学说摘了桃子。没办法，法家讲究实效，所以能创世。而儒家教人守礼，让既得利益者喜欢。
法家巨大的治世力量，一边让统治者们深深地忌惮，一边又让他们无法舍弃。于是造成了一个现象，很多有作为的君主，都是“外儒内法”的。神宗皇帝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他在治平二年，还是颍王时，手抄了一整本的法家典籍《韩非子》，抄完后拿给幕僚看，检查有没有错处。不巧，被当时的侍读孙永看见了，这位儒家子弟立即翻脸，哪怕对方是皇子，也撇着嘴冷笑一声：“韩非险薄，无足观。”
儒家学说多博大精深，仁义道德啊，可惜除了一条条的人生语录之外，没有半点治国创业的具体办法！
颍王当时不想把事搞大，笑了笑说：“我就是给书架多添本书，并不是喜欢它。”
这时，他在王安石的身上找到了共鸣。王安石是一个很妙的人，根据以往各种史书里的描写，人们总把他当成一个为了自己的信念，不惜一切必须达到，坚定执着到油盐不进的程度，同时纯洁到天真。不对，王安石很会耍花招，他开口闭口都是古代圣贤怎样，尧舜禹怎样，其实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内里所做的都是法家行为。
“变风俗”，儒家学说最大的目的就是让民风淳朴，人民不管自服；“立法度”，儒家从来都是以笼统的仁义道德来“治国”，从来都鄙视“术”。想想王安石后来一条条的具体法令，那是什么呢？
这次谈话让君臣两人心有灵犀，也注定了后来和朝廷里所有朝臣的矛盾，包括那些初期支持他们，后期变成死敌的人。
儒家和法家，是不可调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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