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史书接着就开始介绍各项具体法令的内容、颁布的时间以及遇到的困难。如果我也这样写下去，根本就没法剖析出这段历史的真相。
试问这样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只在神宗和王安石达成法家治国的理念后，就直接上了马，是不是太儿戏了呢？神宗真的成了毛头小子，王安石真成了不学无术的傻大胆？
开玩笑，这期间有10个月的时间，宋神宗和王安石朝夕相处，从他们后来所做的事业有多大来看，他们的讨论肯定是多面的，涉及国家的每一个角落。
作为后世人，我潜心静思，推算出他们至少有三个重点必须详细考虑：
第一，那是个大秘密，是这次变法的大宗旨。所有的举措如果不建立在这个大前提之下，那么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可惜的是，查遍千年史书，不论是古人的，还是近现代的，对此都一字不提。
或许是他们没看到，或许就是别有用心地删除了。
第二，变法的速度。是急进还是缓变，这是一个大问题，比具体的变法措施更重要。我们清楚，一件事成功与否，不仅与它的立意有关，更与它的做法有关。怎么做更多地决定了它的成功。
聪明博学如王安石，谨慎小心如宋神宗，这个最起码的前提，一定会考虑到。只是出于对第一点，那个大秘密大宗旨的遵从，才不得已选择了实际操作中的急躁。这是无可奈何的，可也是热血沸腾，不得不做的！
第三，变法的涉及层面和具体法令。
环环相扣，每一个条件都为上一个服务，这是一整条互动互补、一荣俱荣、一损百损的利益链条，哪一点出了错，都会让国家承受不可估量的打击。具体到第三条，它得服从前两个前提，国家必须迅速富强，极快地增加国库厚度。
得有钱，才能去做那些事。至于说事后怎样，只要那个大秘密、大宗旨胜利了，一切都好说。
实际操作让王安石全面躲在幕后，首相是富弼，以富弼的威望来镇抚局势，安定人心。王安石组建的变法班底更有讲究。
成立一个全新的部门，名叫“制置三司条例司”。顾名思义，它是以国家的财政总署三司省为根基，研究怎样生财的特殊部门。以现代的名词来叫，可以称作“财政税收设计委员会”或者“发改委”。
这个部门的凭空出现，直接把改革变法的事务都揽了进去，什么东府西府两制内侍，都没你们的份儿，一边儿待着去。为了保险起见，同样让王安石当副手，名义上的负责人是副相陈升之。
具体工作人员中有一个人叫吕惠卿。
吕惠卿，字吉甫，生于1032年，泉州人，出身于官吏世家。《宋史》记载他考中了进士，分配到真州做推官，调进京城后和王安石偶然见了面，两个人谈论经文，非常投机，就此进入了变法集团。
也就是说，王安石饥不择食，哪怕从不认识，只要稍微投缘，就会结成死党。至于吕惠卿进入王安石视线的历史真相，就被宋史选择性地失明了。
只因为那个人是“君子”。
可惜在欧阳修自己的文集里露了馅儿，他有一篇上报给朝廷的奏章，名叫《举惠卿充馆职札子》，把吕惠卿说成是“才识明敏，文艺优通，好古饬躬，可谓端雅之士”，私下里更在很早之前，就给王安石写过私人信件推荐。
吕惠卿之后，王安石最初的几个主要助手分别是苏辙、程颢、章惇、薛向、吕嘉问等人，现在简单介绍一下。
苏辙是苏轼的弟弟，前面说过苏轼在东京城的夜晚迷醉流连，可惜时光非常短暂。没多久，他们的母亲在老家去世了，父子三人只好回乡奔丧。守孝三年之后，举族进京。
这是三苏命运的转折点，从此之后，他们选择了终生为官，浪迹神州的命运。进京后，三苏分别考试，老苏成为一个小小的京官，负责为国家编史。大苏和小苏分别考中了制科的三等、四等，被任命为凤翔府判官、商州推官。
特别说明一下，制科不同于每三年一试的进士科。它不常设，考的内容通常是对策，这需要真才实学，说出自己对国家时政的见解和主张。有宋一代，制科取得三等是最高得分，在苏轼之前，只有一个人得到过，那就是被前宰相张士逊讥笑为失心疯的吴育。
熙宁二年，变法开始起步时，老苏已经去世了，二苏再次守孝服丧，回到了京城。这时，苏轼在史馆上班，有自己的变法主张。注意，他是主张变法的，只是怎样变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和王安石截然不同。这时，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它与北宋的历史进程无关，但对中华诗词史有一定的影响。
苏轼的原配夫人王弗故去了，他娶了王弗的妹妹王闰之为妻。王闰之很贤惠，无才之女天性仁厚，对他很好。只是王弗的影子陪伴了苏轼的一生，是他哪怕天天谈笑度日，也没法在夜深时抹去的隐痛。10年之后，终于凝聚成了一首传唱千古、痛入心扉的《江城子》。
小苏是个奇特的人，说实话，他的文采在“唐宋八大家”之中可能要退居末席。更有说“三苏”中只有东坡才名副其实，其余两位都只是因东坡而显。但要是论到政治才能，小苏才是最强的一位。他清宁安静，不浮不躁，具备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尤其心性极其坚忍，平静到能让人忽视他。
这一点让小苏的官场成就远远高于老苏、大苏。熙宁二年，苏辙的官场生涯就从进入制置三司条例司，成为王安石的亲信手下开始。
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说来是吕惠卿的福建同乡，是一个让人提起来就掩卷长叹的人。他太有争议了。
章惇，生于1035年，比苏轼大两岁。熙宁变法之前，是官场中一个默默无闻、缓缓上升的小人物，留下的印迹只有三件事：第一件，他曾和自己的侄子一起赶考，考中了，却宁愿放弃。为什么呢？只因为他的侄子是当年的进士第一名。
身为叔叔，居于侄儿名下，他无法忍受。但要注意的是，他的侄子比他大10岁。
后两件事都与苏轼有关。他们一生纠缠在一起，说来章惇的恶名在很大程度上与苏轼有关，嘿嘿，谁让对方是人见人爱的苏东坡呢，有宋300多年间第一大才子怎么会有错？这都是后话了，在他们初相遇时，都是才气纵横、俊爽一时的青年。
章、苏曾结伴游玩，地点在凤翔府仙游潭。仙游潭下有万仞绝壁，只有一根小横木连接对岸。章惇用手推了推苏轼，请子瞻先行。苏轼摇头，珍爱生命，这事儿算了。却见章惇从容举步，走上横木，踏虚临空，逍遥自在。到对岸之后，他攀山藤上绝壁，在石面上写下了一行大字——章惇、苏轼来游。
回到岸边，面不改色，神采依然。这时苏轼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日后一定会杀人的。”章惇不解：“何以见得？”苏轼说：“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别人的命怎么会放在心上？”
章惇哈哈大笑。
第三件事也发生在山林里。两人游玩，偶然在一座小庙里喝酒，突然间有人说山里来了老虎，就在不远处。两人借着酒劲儿上马就迎了过去。
真遇到虎了，数十步远，马吓得再也不敢往前走。这时苏轼勒马就回，章惇却叫从人拿来一面铜锣往山石上砸，发出声响，最后跑的是老虎。
这两件事出自宋人的笔记。现在看来，我们会欣赏章惇的勇气，攀绝壁退猛虎，意气激越，这是一位胆气豪壮的爷们儿！
可是在古代士大夫阶层，他们认可的是苏轼的“理智”，那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苏子瞻生来的雍容华贵之气，怎能是章惇那样的亡命徒可比的？
章惇先介绍到这里，他的事会随着变法的深入逐渐浮出水面，真假善恶，大家有目共睹。现在只想说一句话，他是个好朋友，一个实干家，什么都好，只是不能惹他。
他是一个情绪激动、好走极端的人，他会是你最好的朋友，面临生死之难时都敢为你出头。可当他愤怒之后，他会赶尽杀绝，无所不用其极，动用一切手段，去干掉他所认定的敌人。
接下来说程颢。这可真是一位太了不得的空前绝后型的大人物，随着时光的流逝，他的神像被越造越高，直到后来变成反对王安石，否定熙宁新法的根基。要说他，得从另一个人，一个理论的奠基者说起。
周敦颐。
这个人名大家都不会陌生，我们在学生时代读过的一篇清丽高雅的小文章《爱莲说》，就是他写的。俗话说文如其人，想来他也是一位“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君子。
不，他不仅仅是君子，那不足以涵盖他，他是教主，甚至在当时就流传着一些说法，他的名望学识比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加起来都高，高到无以名状，没法形容，神乎其神的地步。
比如说，王安石少年的时候，曾经带着自己的名片到周敦颐的家去拜访。可是拜访三次，被拒绝了三次，连面都不让见。王安石愤怒了，说难道我不能自学成才吗？
于是后来才有了王安石“荒诞不经”的一系列变法，这都是由于当年没受过高人的教育啊！其实哪儿跟哪儿，无论是少年时，还是后来大家都老了，直到周敦颐死去，王安石都没有把他放在眼里，甚至当时的学术界也没把周、程两人当盘菜。
周敦颐，生于1017年，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原名敦实。因为宋英宗曾经叫赵宗实，所以才改名“敦颐”。
他幼年丧父，5岁时随母亲投奔舅舅郑向。郑向是龙图阁直学士，有一定的影响。在舅舅的推荐下，他走上了官场。
这种开端决定了他一生的官职走向，永远都只是小官，甚至被派到广东那种半开化的地区去管犯人。同时也反映出周敦颐本人学识的“高”度。前面所说的王安石三次求见而不得的事，一眼就瞧出真假了，与王安石一样，他也是个自学成才的人，甚至还没有经过科场，自学到彻底……凭什么在王相公面前那样骄傲？
更何况两人只相差四五岁，王安石是少年，他也是少年，求学期间就摆出了大宗师的架子，简直是不知所谓。
那么，他为什么会变得那样了不起呢？这要看人家学的是什么。他所研究的学问从南宋时起，到元、明、清、民国甚至现在，一直都有市场，可以说他奠定了根基，而根基就要从他对道学的不凡理解说起。
理学又叫道学，虽然道可道，非常道，与老子所创的黄老之说不一样，但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周敦颐教主吸取营养时从来不挑食。他的理论根基《太极图》，就源自于宋初时华山著名的睡神道士陈抟的《无极图》。他从那里确立了天人感应、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等理学主张的源头。
话说几十年的钻研之路是枯燥寂寞的，周敦颐的旷世才华并不为人所知。在当时，人们只是知道合州府有一位小官，政事精绝，决断出众，大事小情的不经他之手，其余的官吏们不敢决断。别的嘛，就泯然众人矣。就这样，伟大的生命在一天天地老去，直到一位有心人悄悄地发现了他的秘密。
南安通判程太中。
一位通判，也就是副市长，级别上算是周敦颐的上司，可对他非常客气，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到他面前郑重拜托，请他教育。这就是程颢、程颐两兄弟后来成为仅次于孔子、孟子，变成儒教第三、四位圣人的开端。
其实上面这句话不大精确，别人努力一生是想成为圣人，而程氏兄弟的职业，是教别人怎样成为圣人。这种不可思议的教育事业从他们年轻时，比如弟弟程颐24岁时起就开始了。
兄弟两人先后在京城、嵩阳等地讲学，效果怎样不大好说，因为当时的圣人出产量还是不大的。但是经过他们的不断努力，终于有了一些成果，他们被上层的领导们知道了，比如文彦博。领导的作用是巨大的，他们的住处、资金、环境都大大地改善了。
他们当官了，以程颐为例。当年他曾自豪地说：“自从当了周先生的弟子，每日钻研大道，科场名利之心再也没有了。不过科场还是要下的，不然怎样去教化大臣和皇帝呢？”
每个人都有当圣人的权利，我要帮助他们！
程氏兄弟就此进入官场。
在变法开始时，哥哥程颢还站在风口浪尖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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