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因崇拜哪位古人才起名“东坡居士”的？

    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苏轼任祠部员外郎，因作诗来讥讽王安石的新法，被以“谤讪朝廷”的罪名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虽然说这个官职仅仅是个摆设，但所幸没有丢了“老头皮”。就是在这里，年近半百的苏轼为自己取号“东坡居士”。苏轼为什么给自己取了这样一个名号呢？

    初到东坡当农民

    苏轼被贬黄州期间，没有住房也断了收入来源，他的好友黄州通判马正卿为其申请到黄州城东门外荒废的营房废地，“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一说五十亩。见《苏长公外记》，“东坡在黄，即坡之下，种稻为田五十亩。”）。苏轼带领家人开垦这数十亩荒废已久已经成为一片荆棘杂生瓦砾遍地的荒蛮之地，自力更生自食其力来解决生计问题。苏轼给这块地取名“东坡”，并自称东坡居士，这是苏轼四十四岁那年的事。

    苏轼做起农夫开荒耕种，取号“东坡居士”之后，作《东坡八首》，他在小序中说：“余至黄二年，日以困匿，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郡中情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来而叹，乃作是诗，自憨其勤。庶几来岁之入，忽忘其劳焉。”这段话是说：我到了黄州已经两年了，由于没有经济来源，日子过得日益拮据。我的老朋友马正卿叹息我生活困难，因此为我申请了一块荒废已久的驻军营地，给了我在这片地耕作的土地。但这片土地由于荒废已久，堆满过去驻军的废弃建筑瓦砾，已经成为瓦砾等垃圾的场所。再加上这一年天大旱，开垦这片土地的累的筋疲力尽。干活回来叹息不已，于是作了这首诗，来聊以自慰。等到这片地有收成的时候，不要忘了曾经付出的艰辛劳苦。

    在苏轼的《东坡八首》有诗：

    废垒无人顾，颓垣满蓬蒿。

    谁能捐筋力，岁晚不偿劳。

    独有孤旅人，天穷无所逃。

    端来拾瓦砾，岁旱土不膏。

    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

    喟然释耒叹，我廪何时高？

    苏轼在诗中进一步描写了这片蛮荒之地无人光顾，到处是废弃的残桓断壁长满杂草。对这样的蛮荒之地，谁肯在这付出劳动呢？只有他这个背井离乡孤旅之人为生活所迫才来拣瓦砾。苏轼在这首诗里道出了他一边垦荒，一边感叹，描写了垦荒之苦。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长出粮食装满他的粮仓？

    苏轼过去曾离开朝廷出任地方的长官，都是不缺吃穿的。如今这次被贬出朝堂是捡了“老头皮”，与过去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这次是成了真正的农夫，要“躬耕”。这块地开垦出来后，苏轼和友人孔平仲的一首诗：

    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

    今年对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

    他说去年把东坡这块地开垦出来了，种上了三百尺黄桑。今年为了解决住所盖了雪堂，由于风吹日晒自己的面孔如墨一样黝黑了。

    苏轼垦荒后，在这里还盖了茅屋居住，取名“东坡雪堂”还亲自书写了匾额。“我在东坡的一侧得到了一块废弃之地，在这里修墙盖屋，盖了五间房子。由于房子是在大雪中落成的，所以在在四壁上画满了雪景。我题写了‘东坡雪堂’的匾额。”

    苏轼把他的“东坡雪堂”比喻成陶渊明的斜川，他在《江城子》序中写道，“……我躬耕在东坡，盖了雪堂居住，雪堂南面是四望亭的后丘，西面是北山的微泉。慨然叹道：我仿佛到了晋时陶渊明的斜川游历一番啊。于是写了这首词，词牌名《江城子》。”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景，吾老矣，寄余龄。

    东坡在这首词里一扫阴霾，满是欣喜的把陶渊明比喻成自己的前生。自己半生出仕，到头来却是要当个农民种地。雪堂这里都是斜川当时的景色，我老了，就在这里度过余生吧。

    苏轼觉得他劳而有获，他写道：“我现在在东坡种稻，虽然说是很劳苦的，但这其中也有乐趣。我现在有房屋五间，水果蔬菜数十畦，桑树百余棵。我亲自参与耕种，妻子养蚕纺织，这样可以生活了。”

    倾慕白居易而号“东坡居士”

    历代统治者对待朝廷命官如老猫摆弄自己抓住的老鼠一样，任意升浮贬谪。在苏轼之前公元820年，白乐天也在唐宪宗朝被贬为忠州刺史。被贬官的白居易曾在忠州城东坡上栽花、种树享“闲适之乐”。白乐天在忠州的诗作中多有“东坡”之咏，《东坡种花》，“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东坡春向暮，树木今何如？”《步东坡》，“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种植当岁初，滋荣及春暮。信意取次栽，无行亦无数。绿阴斜景转，芳气微风度。新叶鸟下来，萎花蝶飞去。闲携斑竹杖，徐曳黄麻屦。欲识往来频，青芜成白路。”白居易与东坡有一种浓厚的情结在里面。

    苏轼之所以起了“东坡居士”这个名字，是他回望自己的宦海生涯，认为自己的一生与白居易有着许多相似的经历，尤其认为自己谪居黄州的这一段经历缘由“与乐天大略相似”，对苏轼来说正是“于我心有戚戚焉”。因此，出于自己对白居易的敬仰爱戴，爱屋及乌，将白居易享“闲适之乐”之处的“东坡”，取“东坡居士”这个名字作为自己的号，这是他倾慕白居易的直接表露。

    笔者的这种说法，多种典籍中都有佐证。

    《宋史·东坡先生本传》云：“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这里说苏轼和农民交往在野外溪水山间，还在东坡盖房子，因此取了这个名字。

    宋人洪迈《容斋随笔》里说：“苏轼号东坡，详考其意，盖专慕白乐天而然。”这里说，苏东坡是因为仰慕他的偶像白居易而取了这个名字。《容斋随笔》还记载，“苏公在黄，正与白公忠州相似。”说的是，东坡在黄州时的境遇，和白乐天在忠州十分相似。

    宋人周必大在《二老堂诗话》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周必大说：苏文忠公（苏轼）是不轻易赞许他人的，唯独敬爱唐朝的白乐天，多次模仿白乐天所采用的形式作诗。因此苏轼的文章都是表述明白畅达，他为人又忠厚好施为善，刚正不阿有话直说，对每个人都真诚对待，对每个物体都没有伤害，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苏轼谪居黄州，开始称东坡，这里的缘由一定是因为白乐天在忠州的诗作。

    苏轼还在自己的诗句中屡有表露对白乐天崇拜之情的句子。

    在《去杭州》这首诗的序言中，苏轼说：“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诗句中明确表明“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

    在《入侍迩英》跋中有句：“乐天自江州司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诰，遂拜中书舍人。某虽不敢自比，然谪居黄州，起知文登，召为仪曹，遂忝侍从。出处老少，大略相似，庶几复享晚节闲适之乐。”诗句中也毫不隐晦：“定如香山老居士，世缘虽浅道根深。”在《赠写真李道士》：“他时要指集贤人，知是香山老居士。”

    苏轼不仅在文章上表示出自己对白乐天的崇拜，还时常将自己比成现世的白乐天。他在《赠善相程杰》云：“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送程懿叔》云：“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

    至此，我们可以说，苏轼的思想意识中白乐天的影子无处不在，可真称得上是白乐天的“超级粉丝”。

    还有哪些重量级人物倾慕白乐天

    其实，宋朝不止苏轼一人崇拜白乐天，诸如欧阳修、司马光这样的顶级大家重量级人物，也都取了与白乐天有关系的名字，表达了他们对白乐天的倾慕之情。龚颐正《芥隐笔记》有句“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

    醉翁是欧阳修的号，“醉翁”源于白居易的《别柳枝》：“两枝杨柳小楼中，袅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

    迂叟是司马迁的号，“迂叟”源于白居易的《迂叟》：“一辞魏阙就商宾，散地闲居八九春。初时被目为迂叟，近日蒙呼作隐人。冷暖俗情谙世路，是非闲论任交亲。应须绳墨机关外，安置疏愚钝滞身。”

    东坡便是苏轼，诗句多如浮云。

    自从起了东坡居士这个名号之后，苏轼的一些作品结集也开始以此号为名，如《东坡乐府》、《东坡题跋》、《东坡志林》、《东坡七集》等等。正是自“东坡”一出“一洗万古凡马空”。此后的一千余年“东坡”与他的诗词文赋名扬天下。

    “东坡居士”这个红的发紫红的发烫的名字，从他诞生那一刻起已与日月齐光辉，天地同寿。

    苏东坡差点当了和尚

    东坡居士在历史上绝对可称家喻户晓大名鼎鼎明星级的人物，这位居士一生与佛家结缘，为后世留下了诸多与佛家有关别开生面的故事，让后人读来津津乐道。既然这位大师与佛家有着不解之缘，那他是否曾想过落发当和尚？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聊聊东坡居士与佛家的一些故事。

    与佛家多故事

    苏东坡与佛印禅师，留下了一段段俗家佛家充满禅机的对话流传了千古。历史上确有佛印禅师其人，明代作家魏学洢撰写的文章《核舟记》，文中有“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之句，所说的佛印就是这位僧人。他与苏东坡同一个时代，是一位佛学、文学都有很高造诣的高僧，宋神宗皇帝曾颁赐他一个“高丽磨纳金钵”，以表扬他在弘扬佛法所作出的成就。世人知道这位高僧，却是因他的名字和苏东坡紧紧地连在一起。

    苏东坡在黄州时，做了一首赞佛的诗：

    稽首天中天，

    毫光照大千。

    八风吹不动，

    端坐紫金莲。

    东坡的这首诗明在赞佛，实际在说自己也能和佛一般端坐紫金莲的，暗含着作者超然大气的境界，尤其是“八风吹不动”一句（八风：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喻示他已达到了心能转物而不为物转的地步，能像佛陀一样坚如磐石。东坡叫人把这首诗送给佛印禅师看。佛印看到苏东坡的这首诗，写上“放屁”两字，叫来人带回。苏东坡十分恼怒，亲自去找佛印禅师理论，一直奔到禅师的方丈室，忽然发现门上贴着一张字条，写着：“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苏东坡立时幡然醒悟，感到惭愧和肤浅。

    还有一桩事，佛印禅师正要讲经时，苏东坡穿着整齐的官服走来。

    佛印对苏东坡说：“苏居士，你来的不是时候，这里没有你的坐位了。”

    苏东坡知道这句话含着禅机，也就话里有话答道：“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借四大当坐位，让我一坐呢？”

    佛印禅师说：“也好。但我有个问题问你，你若答得出，我就借你；若回答不出，你身上的那条玉带，就要留在这里做纪念。”佛印禅师问道：“居士要借四大来做坐位，居士是懂得佛法的，佛经上说，‘四大（地、水、火、风）皆空，五蕴（色、受、想、行、识）无我。’请问居士朝哪儿去坐呢？”

    苏东坡一时语塞，只好解下神宗皇帝赏赐的玉带送给佛印。那条玉带，长约二尺，宽约二寸，带上缀着米色的玉石，精美绝伦，现保存在金山寺中，供人观赏。

    流传甚广的还有牵扯到苏小妹的那件，东坡将佛印比喻成“牛粪”，而佛印却说东坡是“佛”的故事，也让东坡很没面子。以上一些故事，大多无可考证，则绝对不可信，因为东坡没有小妹。金山寺的故事有玉带为物证，证明这个故事还考点谱。

    与佛家多往来

    苏东坡一生漂泊无定，足迹所到之处，只要有寺庙，他都会前往游览广交僧侣禅师。因此，东坡居士不仅仅有佛印一个佛家朋友，他与很多位高僧都有来往。

    元丰三年（1080年），苏东坡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期间，住在定惠院，与参寥禅师经常谈论佛法，作《记游定惠院》，“黄州定惠院东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岁盛开，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复与参寥师及二三子访焉……”东坡说在定惠院东小山有一株海棠树，当这棵树每年鲜花盛开时，他都会带领朋友们来这里赏花饮酒，他已经五次醉倒在这里了。今年又与参寥法师及两三个朋友来到这里游览。

    东坡与参寥一起游览寿星寺时还说道：“我前世是山中的僧人，曾经就在这所寺院中。”此后，苏东坡便经常到这所寺院小憩。

    东坡再次遭贬谪经过庐山时，去东林寺拜访了常总禅师，跟他谈论佛法，东坡作偈一首：

    溪声便是广长舌，

    山色岂非清净身。

    夜来八万四千偈，

    他日如何举似人？

    “广长舌”是佛陀善于说法的象征，“清静身”指佛体。

    在东坡病重生命弥留之际，径山寺住持维琳不远千里来看望他，为他诵经祈祷。苏轼作《答径山琳长老》一诗赠维琳长老。

    与君皆丙子，

    各已三万日。

    一日一千偈，

    电往那容诘。

    大患缘有身，

    无身则无疾。

    平生笑罗什，

    神咒真浪出。

    长老不解末两句典故，东坡说：“天竺高僧鸠摩罗什病危时，作得三道神咒嘱咐弟子们诵读解痛，没有任何效果。”东坡认为此举滑稽可笑，明确表明他自己不相信这些不切实际的迷信与虚妄。

    东坡内心向佛

    佛家把人生比喻作“如梦、如幻、如影、如露、如电”的“六如”。东坡追求的却是“生谓之宅，死谓之墟。”参透生死，人我两忘的“真吾”境界。他在《六观堂老人草书》中说：“物生有象象乃滋，梦幻无根成斯须。方其梦时了非无，泡影一失幻影殊。清露未晞电已阻，此灭此尽乃真吾。”东坡自言拈花破颜，无师自通。“若要了心，无心可了。无了之心，才是真了。”

    佛印对东坡苦心劝化点悟，一直不离不弃。苏东坡移居惠州，佛印禅师写信给他，说：“人生世间，如白驹过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贵，转眼成空，何不一笔勾断，寻取自家本来面目？万劫常住，永无堕落。”这几句话，是劝苏东坡放下万缘脱离红尘修行佛法。然而，东坡终未能像后世的李叔同那样来个华丽决绝的转身。

    东坡五十九岁时再贬至惠州安置。南迁路上，他拜谒了曹溪南华寺，写下《南华寺》：

    云何见祖师，要识本来面。

    亭亭塔中人，问我何所见？

    可怜明上座，万法了一电。

    饮水既自知，指月无复眩。

    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

    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

    抠衣礼真相，感动泪雨霰。

    借师锡端泉，洗我绮语砚。

    东坡说，我为什么要来参拜祖师？是要知道“本来面目”。我本是佛门中人，前生三世修行，可惜一念之差落入尘世，招来一生忧患。现在，我在祖师面前顶礼膜拜，痛哭流涕，要用曹溪祖庭的清泉，洗尽心中对尘世的依恋。

    苏轼研读佛教经典，深悟佛学要意，自号东坡居士，自称“洗心归佛祖”，他曾经常到佛寺焚香打坐，体味物我两忘，身心皆空的境界。他的禅话被收入禅门语录，他本人也被看作是临济宗黄龙派东林常总的继承人。

    在屡次遭受贬谪中他用“万物皆化”来为自己解脱，既然万物皆幻，欢喜忧愁升降沉浮都无所谓。东坡也不是没有想过出家当和尚，也曾想过要“归诚佛僧”。东坡在《黄州安国寺记》中就表露出这样的想法。

    “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日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脩然，无所附丽。”

    这段话是东坡被贬官黄州之后，闭门思过，东坡感到自己“不合时宜的毛病”改不过来，改了一，还有其二；就是现在改了，恐怕今后还会再犯。还不如来个彻底的，“归诚佛僧”。表露出自己干脆归诚佛僧出家当和尚，来个彻底洗涤改头换面，换一个活法，换一种人生，解脱那些萦绕一生无法解脱的痛苦。

    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说：“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谓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从这段文字可见苏轼思想的转变过程，他先是学习儒家思想，重实用之学，不学无用的空言。后对庄子的道家感兴趣，觉得与他的心境共鸣。而接触佛家经典之后，感到佛家思想超越儒、道，能够博辩无所不能，茫茫不见边际。可见佛家思想对东坡的巨大影响。

    东坡实不信佛

    苏东坡大半生处在党争中，满肚皮的不合时宜，屡受打击无法施展自己的理想抱负，仕途上郁闷不得志。因此，在东坡浪迹江湖的羁旅中，谈禅说偈无疑是他自我解脱的一剂良方。他与和尚来往频繁，与和尚吟诗交流，谈论佛道，在佛家精神家园里寻找一种解脱，用“万物皆幻”的思想麻醉自己借此消愁。仅是以佛家的处世态度处世哲学，作为解脱自己烦恼的工具。虽然在他人生轨迹中表露出佛家影响，但他内心深处思想主旨仍然是传统正统的儒家思想，“一切都可说，都可说个明白”。

    反之，东坡认为和尚的“不可知”、“不可说”、“不可捕捉”都是故弄玄虚是不可当真的，都是一些“荒唐之言”。因此他对这样的和尚是大不恭敬的，“辄反复折困之”“面颈发赤”，就是说反复折磨这些和尚，给他们出难题让他们难堪，这位东坡居士这样说也这样做：“吾之于僧，慢辱不信如此。”他对佛教的那套清规戒律也不认可，他曾说佛教的那些清规戒律都是给那些“愚夫未达者设”的，他自己是绝对不相信的。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飞鸿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东坡又是一个矛盾十分突出的结合体。他在上面这首《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诗中又表示，不仅具体的生活行无定踪，整个人生也充满了不可知，就像鸿雁在飞行过程中，偶一驻足雪上，留下印迹，而鸿飞雪化，一切又都不复存在。这才是真正的人生归宿。

    东坡真实的想法

    东坡一直怀有一颗济世安民的心，他的内心深处还有封建士大夫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东坡一直期盼自己能够为北宋王朝的强盛奉献自己的才智。

    东坡以天下和黎民为念，他的一生一直不能完全超脱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之外，也无法摆脱那种“处江湖之远，则思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士大夫思想的左右，因而不是追求那种个人两耳不闻窗外事独善其身的生存方式。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是东坡先生人生奋斗的终极目标。

    不相信佛家所说的那些虚无幻想；只从内心感激佛家对他的帮助解脱。“东坡向佛，心中无佛”这就是东坡居士对佛家真实矛盾的态度。

    这样说来，苏东坡怎么可能落发出家去当和尚呢？

    苏小妹怎能难新郎

    一直喜欢苏小妹和苏东坡掐架的趣事。

    苏东坡拿苏小妹的长相开玩笑，形容她额头探凸，眼窝凹陷：

    未出堂前三五步，

    额头先到画堂前。

    几回拭泪深难到，

    留得汪汪两道泉。

    小妹看到大哥不修边幅乱蓬蓬的络腮胡须，当即回击：

    一丛哀草出唇间，

    须发连鬓耳杏然。

    口角儿回无觅处，

    忽闻毛里有声传。

    女孩子伤自尊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还你一拳，扯平。那不解气，不占便宜不行。看东坡，额头扁平，老马脸长，两眼间距离如太阳和地球遥遥相望，整个就是五官搭配失调。又踹了他一脚。反唇相讥：

    天平地阔路三千，

    遥望双眉云汉间。

    去年一滴相思泪，

    至今流不到腮边。

    看到了吧，这女孩子可不是好惹的，惹她们大都是引火烧身，自取其辱。这样兄妹有才有义的趣事，令多少人羡慕。

    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在《醒世恒言》第十一回《苏小妹三难新郎》中，描写苏小妹的故事脍炙人口，让人津津乐道。里边讲了苏小妹和秦观新婚的佳话。洞房花烛时，苏小妹将新婚的秦观关在洞房门外，出了三个题目：第一题，新郎做一首绝句，要附合了出题之意。第二题，四句诗中藏着四个古人，猜出是谁。第三题，要做个七字对儿。三试都答对，才能得饮美酒进香房。佳人才子，文人对垒，千古佳话，让人流连。

    可是，后来知道了这件事是假的，苏小妹是杜撰的，查无此人。什么《苏小妹三难新郎》、《苏小妹三难佛印》、《兄妹戏对》，都子虚乌有。

    明朝进士单宇的《菊坡从话》载，“人言无苏妹”。断言无苏小妹其人。

    《苏轼评传》说，苏洵共三女三男六个子女。苏洵十九岁娶程氏。苏洵二十岁，长女夭折。二十六岁，长子景先出生。二十七岁，幼女八娘出生。二十八岁，苏轼生。三十岁，长子景先死亡。三十一岁，苏辙生。苏洵的长子和大的两个女儿早卒，最小的女儿叫八娘，长东坡一岁。

    从上面苏洵的年谱中可以看到，东坡没有小妹，只有三个姐姐。两个早亡，唯一健在的八娘长他一岁。据苏洵《自尤》诗句，他描述幼女八娘，“读书未省事华饰，下笔门门能属文。”又说，“幻而好学，慷慨有过人之节，为文亦往往有可喜。”看来，八娘的确是一位才女。她嫁给了自己的表兄，舅舅程浚的儿子程正辅。再者，苏轼与他弟弟苏辙，留存后世的书信有上百封，这些书信中从没有提到他们俩有一个妹妹，苏轼也从有提到过秦观和他们苏家有什么亲戚关系。

    程家是豪门贵族，有钱有势，却是鲜寡廉耻。这位“苏小妹”婚后第一次回娘家就对父母说，“舅姑叔妹不道德”“人多我寡势不胜”。一年后，她生有一子，后染病。而程家不予医治，被接回娘家调养。程家却又以其“不归觐”为由，从她的怀中抱走婴儿，致其病情加重而亡。为此，苏洵在《自尤》诗中详细描述了这个悲剧婚姻，痛斥程家父子，也进行了悲怆痛苦的自责，“嗟哉此事余有罪，当使天下重结婚。”苏程两家从此断了往来。

    八娘的婚姻，并不是才子佳人之配，而是一幕悲剧。八娘没有逃过封建社会妇女的悲剧命运，令人扼腕叹息。

    苏洵在《祭亡妻文》中说，“有子六人，今谁在堂？惟轼与辙，仅存未亡。”苏洵说得明白，他的六个子女仅剩下苏轼、苏辙两人。

    再说秦观，他二十九时，才第一次见到苏轼，苏轼当时四十三岁，苏轼一见秦观就喜欢看重了他，他成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可那时候秦观已经结婚，他的夫人叫徐文美。所以说，不管苏家的小妹大姐他都不曾沾得着边。就是他相当的愿意，也搭不上这班车。苏轼称秦观为“山抹微云君”，“苏门四学士中东坡最善少游”，这也注定了秦观的一生和苏轼的人生命运何其相似乃尔，一样的命运多舛，不停的贬谪流放中湮没了这颗颇有才华却又薄命的生命之花。闻秦少游死讯后，苏轼满怀悲怆地向天地间喊出：“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冷斋夜话》。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剜心之痛，这种“高山流水”的知音之悲，怎能不令人痛惜？

    苏小妹是怎么杜撰出来的？经历了近千年的雨打风吹，或以正传谬，或以讹传讹，孰正孰非，已无从考证，也无需考证。或许，这一切都是依附于东坡的旷世奇才而来，这也是东坡人格魅力的另一种表现。后人敬仰东坡先生，名人都有传说，传说越多越佳。大家都以为苏东坡就该有个同样美丽、同样智慧、同样风趣还要这个小妹永远年轻、天真爽趣、才貌双全，来与苏东坡逗趣，与秦观相好，以表现苏东坡的有福和秦观的有情，也附带着愉悦一下自己时有躁动的心。

    所以，有人杜撰，就这样说了，敷衍出这样那个一个精灵般的人物，为东坡先生制作了一个美丽的倒影，来满足人们心底间那份儿女合欢的完满。尽管这是一个虚幻的涟漪，但大家都觉得挺好，你说我说，都说。或许，这就是苏小妹这个形象真实意义所在。

    尽管知道了史上绝无苏小妹其人，但这丝毫影响不了我对这个人物的喜爱。她那清雅伶俐机敏聪慧栩栩如生妙曼身影已然镌刻在脑海中，想一想就会幻化在眼前。

    民间口头文学已赋予苏小妹鲜活不朽的生命，这一美丽的传说，也将永久传颂下去。

    大文豪苏轼最不愿意写的是哪种文体？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天才，多面手。他文采飞扬才华横溢，诗词、歌赋、散文、随笔、游记、政论、史论、杂说、书信等无论哪一种文体在他笔下都能达到行云流水挥洒自如轻灵飘逸的境界，或形成飞沙走石长虹贯日气势磅礴的效果。但这位大师有一种文体最不愿意写，这是哪一种文体呢？苏轼在《祭张文定公文》中说：“轼于天下，未尝志墓。独铭五人，皆盛德故。”苏轼说：在我的一生中，最不愿意为人写墓志铭。只给五人写过墓志铭，这是由于他们确实有大功大德可记。

    苏轼为什么不愿意写墓志？

    苏轼写过的五个人墓铭是：富韩公弼（富弼）、司马温公光（司马光）、赵清献公柞（赵抃）、范蜀公镇（范镇）及张文定公文平（张方平）五人的墓志铭。另外，替张文定分别给赵庸敬、滕元发二人撰写墓志铭各一篇，代韩持国作刘夫人墓志铭。给富韩公弼（富弼）、司马温公光（司马光）、赵清献公柞（赵抃）三人还撰写了神道碑。

    《眉州小集》中有一篇奏文，是苏东坡向宋哲宗推辞再写墓志的指派。苏轼说，“臣一生本来是不愿意为人撰写行状、墓志、墓碑碑文的，这是士大夫们尽人皆知的事。臣奉诏为司马光、富弼等人撰写墓志铭，是不能推辞的。然而，这终究不是臣的心愿。况且，而今臣年老体弱多病，学业荒废，文辞低下浅薄，不能满足作为子孙希望宣扬亲人功德恩泽的夙愿。因此，恳请皇上另外挑选有能力的人去写，以免去臣这个不愿意干的差使。”

    墓志文字主旨都是赞誉亡故者，但多为言不由衷的陈词滥调，而且没有什么文学价值，写此等文字古人每称之为“馅媚死者”。东坡居士对古人“谄媚死者”的墓志铭很反感，认为这会给后世留下错误的印象，让人轻视了自己。因此，苏轼一生不轻意给别人写墓志铭、神道碑等应酬文字，哪怕是王爷求他也不写。

    苏轼景仰的唐朝文学大师韩愈却是深谙写墓志的好处。韩老夫子写的一篇《平淮西碑》，石刻主人韩弘馈赠他五百匹绢。写《王用碑》，王用的儿子馈赠他一匹带鞍的宝马和一条白玉带。当时上至帝王下至权贵，都以得其碑文为荣耀。

    韩夫子生前好友刘禹锡在他去世后写的悼文中这样写道：“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就连他的弟子也讥讽他写的都是阿谀奉承的“谀墓”。韩愈一生究竟作了多少碑志？据其门弟子李汉统计，共有“碑志七十六”，现存七十五篇，占其诗文总数的十分之一。

    苏轼写过多少墓志文字

    苏轼本来看不起韩愈热衷于写墓志以得人馈赠。元祐年间，苏轼应潮州知州王涤之请，作《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时对这位大家进行了一番赞扬。

    “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硉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镼、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

    苏轼在这里借韩愈以抒发感慨，因为他也是“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之于朝廷之上。”

    洪迈《容斋随笔》说：“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颂韩公之文，各极其势。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在所有称颂韩愈的文章中，苏轼的文字一出，则其他文字黯然失色，无可争辉。

    上面说苏轼自己认可一共写过五篇墓志，另外替张文定公撰写两篇。其实准确地说苏轼还为他的三位夫人写过墓志铭。

    这三篇墓志铭不是应酬，不是朝廷交代的任务，而是苏轼发自内心写给三个与他生命息息相关的三个最重要的女人两位夫人、侍妾朝云，乳母任氏、保母杨氏都写过墓志铭。这样算来，苏轼一生共写过十几篇墓志铭和墓志文字，和他一生创作的2700余首诗，300多首词，800多通书信，各种文章数以千计相比仅占了极少的比例。

    苏轼的第一任妻子王弗知礼贤淑，精明平实，是苏轼生活中很出色的助手。苏东坡勤读苦学，她总是陪伴终日，东坡偶有遗忘，都能从旁提醒，东坡问她其他书籍，她也知其所放之处。王弗二十六岁不幸病逝，遗有一子苏迈。苏轼与王弗共同生活了十一年，王弗去世后，东坡一直不能忘怀，苏轼为王弗作《亡妻王氏墓志铭》。在王弗死后的第十个周年，正当苏东坡调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的孤寂失意的日子里，在梦中又依稀见到了久别的妻子，写下了千古悲歌《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第二任妻子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比苏东坡小十一岁。她秉性十分柔和，遇事顺随，容易满足，在丈夫宦海浮沉的生活里，一直与丈夫同甘共苦，陪伴着他走过了人生中特别重要的二十五年，王闰之爱惜后代“三子如一，爱出于天。”苏东坡为其写了祭文，《祭亡妻同安郡君文》。十年后，苏子由把她的遗骸与东坡的尸骨埋到了一个坟墓里，圆了东坡生前在祭文中“惟有同穴”的誓愿。

    妻子王闰之嫁给东坡后，在杭州买了一个只有十二岁非常聪明的丫环，这个丫环就是王朝云。却就此铸就了一个风流千古的美丽传说。苏东坡后把朝云收为朝云侍妾，可以说朝云是东坡的红颜知己，精神上的挚友。苏东坡总是称朝云为“天女维摩”（表示一尘不染之意）。朝云三十四岁得传染病不幸身亡，那年苏东坡六十岁。作侍妾王朝云《朝云墓志铭》。

    其实，苏轼不愿意写墓志这是他做人的一个原则，也是更让后世瞻仰尊敬他的一个因素。从这些仅存的墓志文字中，让后世欣赏到苏轼的另一种文风文字，这对后世来说也是一种幸事。

    苏轼写作的窍门

    苏轼豪放不拘的人格魅力、文学成就使他千百年来拥有无法统计的“东坡粉丝”。人们对苏轼才思如泉涌万分钦佩，莫不渴盼探知一些苏轼成文的奥妙，苏轼在《文说》一文中总结了自己的写作经验，有一段话很精辟：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他在《江行唱和集序》中的另一段话与上述的话相补充。

    “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

    苏轼说，他的文章都是在“不能不为”的情况下写的，性情所至不吐不快，因而文如泉涌，以至“不择地而出”。文学技巧大概可以学习一二，可一千年只出了一个苏东坡，这是能学习的吗？

    苏轼所作《方山子传》欣赏

    在苏轼仅作的几篇碑传中，也有传世脍炙人口的篇章。《方山子传》就是著名的一篇，此篇文章是苏轼贬官黄州时作的。

    方山子，光、黄间隐人也。少时慕朱家、郭解为人，闾里之侠皆宗之。稍壮，折节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晚乃遁于光、黄间，曰岐亭。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人莫识也。见其所著帽，方耸而高，曰：“此岂古方山冠之遗像乎？”因谓之方山子。

    余谪居于黄，过岐亭，适见焉。曰：“呜呼！此吾故人陈慥季常也，何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问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耸然异之。独念方山子少时，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前十有九年，余在歧山，见方山子从两骑，挟二矢，游西山。鹊起于前，使骑逐而射之，不获；方山子怒马独出，一发得之。因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世豪士。今几日耳，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而岂山中之人哉？

    然方山子世有勋阀，当得官，使从事于其间，今已显闻。而其家在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等；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亦足富乐。皆弃不取，独来穷山中，此岂无得而然哉？

    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阳狂垢污。不可得而见；方山子傥见之欤？

    这篇古文的译文：方山子，是光州、黄州一带的隐士。年轻时，仰慕汉代游侠朱家、郭解的为人，乡里的游侠之士都尊奉他。年岁稍长，改变志趣，发奋读书，想以此来驰名当代，但是一直没有交上好运。到了晚年才隐居在光州、黄州一带名叫岐亭的地方。住茅屋，吃素食，不与社会各界来往。放弃坐车骑马，毁坏书生衣帽，徒步来往于山里，没有人认识他。人们见他戴的帽子上面方方的且又很高，说：“这不就是古代乐师戴的方山冠遗留下来的样子吗？”因此就称他为“方山子”。

    我因贬官居住在黄州，有一次经过岐亭时，正巧碰见了他。我说：“啊哟，这是我的老朋友陈慥陈季常呀，怎么会住在这里的呢？”方山子也惊讶地问我到这里来的原因。我把原因告诉了他，他低头不语，继而仰天大笑，请我住到他家去。他的家里四壁萧条，然而他的妻子儿女奴仆都显出怡然自得的样子。我对此感到十分惊异。回想起方山子年轻的时候，酗酒任性，喜欢使剑，挥金如土的游侠之士。十九年前，我在岐下，见到方山子带着两名骑马随从，身藏两箭，在西山游猎。只见前方一鹊飞起，他便叫随从追赶射鹊，未能射中。方山子拉紧缰绳，独自跃马向前，一箭射中飞鹊。他就在马上与我谈论起用兵之道及古今成败之事，自认为是一代豪杰。虽然到现在又过了多少日子了，但那股英气勃勃的神色，依然在他的眉宇间显现，这怎么会是一位蛰居隐居山中的人呢？

    方山子出身于世代功勋之家，理应有官做，假如他能置身官场，到现在已得声名显赫了。他原有家在洛阳，园林宅舍雄伟富丽，可与公侯之家相比。在河北地方还有田地，每年可得上千匹的丝帛收入，这些也足以使生活富裕安乐了。然而他都抛开不去享用，偏偏要来到穷僻的山里，这难道不是因为他独有会心之处才会如此的吗？

    我听说光州、黄州一带有很多奇人逸士，常常假装疯颠、衣衫破旧，但是无法见到他们；方山子或许能遇见他们吧。

    苏轼在文中向世人讲解了方山子这位“隐人”看破红尘，蔑视宦海浮沉的境界；展示了方山子视富贵如浮云的品德。这篇短文仅四百多字，便把方山子（陈季常）这位“异人”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苏东坡的书法和王羲之比差距有多大

    提起苏东坡，人们大都会说他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是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人们大都言他的诗词歌赋，而忽略了他的书法。“天下第一行书”，自是无可比拟无人争锋的《兰亭序》，这是王羲之“曲水流觞”淋漓畅快下，书就的潇洒飘逸惊若游龙传世名篇。颜真卿在极其悲愤的心情下，以胸中剑气挥就血色苍茫的《祭侄稿》，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苏东坡的书法和王羲之、颜真卿这二位书法巨擘相比差距有多大呢？他所作的《黄州寒食诗帖》跌宕起伏心手相畅几近完美境界，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

    东坡书法“天下第三”

    《黄州寒食诗帖》书作于元丰五年（1082），苏东坡因为乌台诗案遭贬至黄州任团练副使，在黄州已经生活了三年，东坡在精神上感到寂寞，心情郁闷郁郁不得志，生活清苦穷愁潦倒，在这一年的清明寒食节作了二首五言诗。

    其一：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其二：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东坡的这两首诗写得苍凉惆怅，第一首诗描写自己到黄州三年三度寒食节，自己心情沮丧到了顶点，病后起来头发都已白了。第二首写的更是凄苦，屋子如行驶在雨中的渔船，厨房炉灶烧的芦苇是湿透的，锅里煮的菜是冰冷的，东坡觉得自己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东坡一生历经艰难，但他始终以从容、潇洒、旷达的心态来面对一切挫折，从来没有被打倒。像这样悲观失望表达自己的情绪，在他的人生中很少见。但正是这方面的存在才正说明是个有血有肉的“凡人”，是一个和每个人都一样的血肉之躯。这也正是东坡给人印象最真实的一面。

    东坡在这种心情下挥就了《黄州寒食诗帖》。这幅书法作品宣泄着东坡起伏的情绪，有感而出，通篇起伏跌宕，迅疾而稳健，痛快淋漓，气势滂沱，一气呵成。苏轼将诗句心境情感的变化，寓于点画线条的变化中，墨色随诗句所表达的环境氛围变化而变化，渗透出诗句中那种苍凉悲凄的境界。转换多变，顺手断联，浑然天成。其结字亦奇亦正，或大或小，或疏或密，有轻有重，有宽有窄，参差错落，恣肆奇崛，变化万千。这些特色使《黄州寒食诗帖》成为千古名作。

    黄庭坚在此帖作跋《黄州寒食诗跋》，“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

    董其昌也作有跋语赞曰：“余生平见东坡先生真迹不下三十馀卷，必以此为甲观。”

    《黄州寒食诗帖》是苏轼书法作品中的上乘，在书法史上产生很大影响，元朝鲜于枢把它称为继《兰亭序》、《祭侄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这一赞誉得到后世的公认。

    明代书法家董其昌评论东坡在黄州书法创作的另一佳作《前赤壁赋卷》说：“此赋，楚骚之一变；此书，兰亭之一变。”

    东坡书法学谁的

    黄庭坚说，东坡的书法“其书姿媚，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明董其昌更是推崇，“全用正锋，是坡公之兰亭也。”赵孟頫钦佩东坡熙宁年间写的《治平帖》，“字画风流韵胜。”后世称东坡的书法之美在于“淳古道劲”、“藏巧于拙”、“体度庄安，气象雍裕”、“气势欹倾而神气横溢”，无不赞誉东坡书法独特之“气韵”。

    “东坡先生少日学兰亭，中岁喜学颜鲁公。”黄庭坚说东坡少时学兰亭，中年学颜真卿，书法根底于此。东坡对颜真卿的人品十分崇敬，认为书法首先要表现是像颜真卿那样的为人刚直精神和凛然之气。他说：“吾观颜公书，未尝不想见其风采，非徒得其为人而已，凛乎若见其诮卢杞而叱希烈。”以至爱屋及乌也极力推崇颜体书法，“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因而东坡的书法作品始终表露出颜体的影响。

    东坡的字看似朴素平实，但有一股无拘无束汪洋浩荡的气势。他长于行书、楷书，笔法丰满劲骨，变化自然，给人以“古槎怪石之形”的艺术美感。苏轼早年学“二王”，中年以后学颜真卿、杨凝式，晚年又学李北海，又广泛研究了晋唐其他书家，形成自家深厚朴拙的风格。他的书法，用笔多取侧势，表现出的特点是字形结体丰肥扁阔，右枯左秀，给人笔墨酣畅、风神潇洒、高雅华丽感情强烈之感。这也是东坡个性最求创新的使然，东坡凡事都喜欢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印迹”。

    宋代出现了很多著名的书法家，范仲淹、蔡襄、米芾、黄庭坚、赵佶、岳飞，这其中以苏东坡最为著名，东坡的书法名列北宋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之首，他的书法被后人称为“苏体”。

    杨万里《诚斋诗话》记载有米芾对东坡书法的评价。

    徽宗尝问米某：“怎样评价苏轼的书法？”米芾回答说：“画。”

    “黄庭坚的书法又如何呢？”米芾回答说：“描。”

    “你的书法有如何呢？”米芾回答说：“刷。”

    东坡在《石苍舒醉墨堂》诗谈及自己书法创作时，写道，“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提倡书法艺术要摆脱传统定式的束缚，药讲究意之所至，自由创造。追求意趣的书法风格是东坡书法的表现形式。苏东坡对自己有别于晋人、唐人的尚意书法表现很是自得，他常在作品后面留白数尺，为后世鉴赏作跋留好位置。曾书“此纸可裁钱祭鬼，东坡试笔，偶书其上，后五百年，当成百金之直。”孤芳自赏的神情流露言表。

    东坡也很欣赏钟繇、王羲之的书法，他认为“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他一直反对唐人讲究法度的条条框框，自己书作与严谨的唐楷大相径庭，不仅字形多欹侧而向左倾斜，且笔法自然不拘、多带行书意，在创作上发挥了最大的自由。《寒食诗帖》被看做是宋人书法与唐人书法泾渭分明的分界线。对于自己的书法创新，他曾颇为自得地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东坡与米芾的交情

    苏东坡与其同时代书法家米芾的故事流传很广。东坡和米芾的友谊是很深的，苏轼被贬黄州时，米芾去拜访求教，东坡劝他学晋。从元丰五年（1082）开始，米芾潜心专研魏晋，揣摩晋人法帖，以晋人书风为方向，连其书斋也取名为“宝晋斋”。

    苏东坡任知扬州时，曾宴会宾客，这其中就有米芾，大家酒宴正酣，突然米芾举杯对着苏东坡大呼暂停：“众人都说我疯癫，请先生给我评个公道。”苏东坡笑答：“我从众”。结果举座大乐，米芾也跟着大笑起来。可见两人之交的随意。

    东坡被贬迁至定州时路过雍丘（今河南祁县）时，时任该县县令的米芾邀其到雍丘，苏东坡欣然赴邀。

    “米元章知雍丘县，子瞻自扬州召还。乃具饭，既至，则对设长案，各以精笔佳墨妙纸三百列其上，而置馔于旁，子瞻见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即申纸共作字，二小史磨墨，几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终，纸亦书尽，更相易携去（《宋人轶事汇编》引《东山谈苑》。”

    东坡到了米芾府上看见屋子里已经摆放好两张大长桌，每张桌子上面一角处摆放着酒菜，其余则摆放着笔墨纸砚。东坡一见，明白了以书法见长的米芾要和他饮酒中一斗书法。于是，东坡放声朗朗大笑，两人彼此落座，一面饮酒，一面尽兴挥毫，他俩都分别有人给研磨，却都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两人一直标着劲写到傍晚，酒喝完了，每人桌上的一摞纸也都写完了，正是“兴来一挥百纸尽”，两人相视一笑，彼此交换了各自所写的字。两人都认为他们的书法技艺在这天发挥的淋漓尽致到了各自的最高境界。遗憾的是，后世没有看到这两位大家这天留下来的墨宝。

    当东坡在真州一次和米芾意外相逢时，兴奋溢于言表，他说：

    “岭海八年，亲友旷绝，亦未尝关念。独念吾元章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以洗我积年瘴毒耶！今真见之，余无足言者。”

    东坡在临终前还给米芾写了几封书信，“某食则胀，不食则赢甚，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饱蚊子耳。不知今夕如何度。”《与米元章》。

    东坡对书法的态度

    东坡的书法观也表现出儒家“书为小道”的看法，他反对“弃百事而以学书为事业”，绝对不去想成什么一技之长的书家。因此，东坡虽然钟爱书法并为之付出一定努力，但书法在他心中始终未能放在与文学同等地位上。

    苏东坡在《东坡题跋》卷四上卷《评草书》上评价自己的书画：

    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于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无足怪者。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东坡认为最好的书法是在无意识下不要苛求的状态下写成的。草书虽然是在练好基本功之后才可以写的，但重要的一点是写草书笔意要快。古人说：匆匆之间写不好草书的。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东坡在《杂记·子由幼达》一文中曾说：“子由之达，盖自幼而然。方先君与吾笃好书画，每有所获，真以为乐。惟子由观之，漠然不甚经意。今日有先见，固宜也。”在《题笔阵图》中，说得更是直接了当：“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偶不至于无而自乐于一时，聊寓其心，忘忧晚岁，则犹贤于博弈也。”这就是说，从书法家的主体心理而言，一旦“有意于学”，就会束手束脚妨碍主体精神意趣的表现。唯有“忘”之才能有自由的表现。只有在“初不经意”、“信手自然”的书法创作活动中，书法家才能够自然而然地创作出好的书法作品。

    苏轼酒后作书所追求的是一种天性完足的精神状态。其《试笔》（一题《自笑》）诗云：

    子石如琢玉，远烟真削黛。

    入我病风手，玄云滇凄凄。

    是中有何好，而我喜欲迷。

    既似蜡屐阮，又如锻柳秘。

    醉笔得天全，宛宛天投霓。

    多谢中书君，伴我此幽栖。

    在苏轼看来，书法只不过是一种技能而已。自己对书法的爱好如同阮籍喜蜡屐、稽康好锻炼一样，本身并不是什么大事，而书法活动的真正意义则在于伴我安然处世，全我天然性情。

    这样看来，东坡仅是把书法看成陶冶性情消遣娱乐的业余爱好，“玩玩”罢了。

    苏轼因元祜党人案受牵连，加上他孤芳自爱，招人嫉妒，蔡京主编的《宣和书谱》没有把苏轼列于书法家之列，不仅《宣和书谱》等对他没有记载，而且书法作品也被大量毁去。

    历史是公正的，把苏轼书法列为宋四家之首，东坡在书法史上留下华丽完美的鸿影，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无人能夺其光辉。

    文房四宝，苏东坡最钟爱的是哪一种？

    对笔墨纸砚这文房四宝，苏东坡最钟爱的是哪一种呢？这位大名鼎鼎多才多艺的全才最喜欢的是——砚。东坡对砚台最有研究，也最钟爱。他生前收藏许多名贵的砚，有端砚、澄泥和歙砚，其中以端砚为贵。他还下了不少关于砚的精辟论述及赞美文字。

    少年东坡得天砚

    苏东坡自小就与砚结下了缘分，他十二岁时曾得到一块“天砚”。东坡作《天石砚铭（并序）》记载了这件事。

    轼年十二时，于所居纱縠行宅隙地中，与群儿凿地为戏。得异石，如鱼，肤温莹，作浅碧色。表里皆细银星，扣之铿然。试以为砚，甚发墨，顾无贮水处。先君曰：“是天砚也，有砚之德，而不足于形耳。”因以赐轼，曰：“是文字之祥也。”轼宝而用之，且为铭曰：一受其戒，而不可更。或主于德，或全于形。均是二者，顾予安取？仰唇俯足，世固多有。元丰二年秋七月，予得罪下狱，家属流离，书籍散乱。明年至黄州，求砚不复得，以为失之矣。七年七月，舟行至当涂，发书笥，忽复见之。甚喜，以付迨、过。其匣虽不工，乃先君手刻其受砚处，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易也。

    译文：

    苏轼十二岁的时候，在所住的纱縠寓所窄沟里，和一群少年作掘地的游戏。得到一块奇异的石头，形状像鱼，外表温润晶莹，为浅绿色。外表和里层都点缀着细小的银星，击打它就发出铿锵的声音。试着拿它当砚使，很能发墨，只是缺少贮水的地方。先父说：“这是一方天然砚，具有砚的品质，就是形状不太完整罢了。”于是把他还给我，说：“这是你文章发达的祥瑞之兆。”我十分珍爱地使用它，而且为它写了篇铭文说：一旦接受了上天的造就，就永远不再改变初衷。或以品德为高，或要保全形体。如果两者都有，那我取法什么？仰人鼻息跪人脚下，这样的人世上多有。元丰二年秋七月，我获罪入狱，家属流离失所，书籍也丢失散乱。次年来到黄州，寻找我那方砚台，却怎么也找不到，以为把它丢失了。元丰七年七月，乘船到当涂，打开书箱，忽然又见到了它。非常高兴，于是把它交给儿子苏迨和苏过。装砚的匣子虽然不十分精致，却是先父亲手刻的得到此砚的地方，并命匠人按砚的形状做的，不能更换。

    东坡传于后世的砚台

    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伊秉绶，曾获得一方东坡的砚台，奉为至宝。他在砚底左侧亲笔题刻两行文字：“嘉庆五年，修白鹤峰东坡故居，得此砚于墨沼，汀州伊秉绶记。”白鹤峰是东坡被贬惠州时居住的地方。从砚铭可知，此砚是伊秉绶在惠州上任得到的。伊氏得砚后第二年带着砚进都城，请当时负有盛名的古物鉴识家翁方纲鉴别。翁方纲验证确认此砚确实是东坡遗砚，翁在砚盒上题铭：“东坡先生德有邻堂之研，先生书名在焉。惠州守伊公得之，盖去先生寓此七百有五年。辛酉四月翁方纲铭。”此砚成伊氏传家之宝。这方砚石呈紫色，长21厘米，宽10厘米，厚2厘米。面沾饰纹古朴，削端有一方形小水槽，研磨处微凹。砚底边缘作弧状，四角有略为突起曲形砚脚，中间刻有行草“轼”字和阴文篆书“德有邻堂”的字。砚盒是红木做的，十分精美。

    苏东坡曾经用过的端砚还有一方遗留到今世，这方端砚长22厘米，宽13.5厘米，呈瓦形状，色泽如猪肝，中有冰纹，敲击有铿锵之声，犹如石磬。正上方雕有一独角兽，面如狮，下巴有须，五爪登云，二目观日。正面左侧镌刻东坡亲书的行楷“金声玉质，卉垂于瑖”，左下方落有苏轼两字，并有藏宝篆书小印一方，背后上方为“后朵阁瓦”。时间为元符三年（1100）仲秋，宋微宗赵佶即位之年。

    北宋熙宁年间，太原王颐赠送苏东坡一方“凤咮砚”，这方砚“涵清泉，闼重谷。声如铜，色如铁。性滑坚，善凝墨。”东坡对其爱不释手，作《凤咮砚铭》砚铭说：“残璋断璧泽而黝，治为书砚美无有。至珍惊世初莫售，黑眉黄眼争妍陋。苏子一见名凤味，坐令龙尾羞牛后。”

    元大都遗址中出土的一方紫金砚，呈风字型，背面刻有米芾铭文，“此琅琊紫金石制，在诸石之上，皆以为端，非也”。苏轼得到米芾的这方藏紫金石砚，嘱咐其子将此砚作为他的随葬品入棺，可见东坡对此砚厚爱至极。后来米芾又得到此砚，说“传世之物，岂可与清静圆明、本来妙觉、真常之性同去住哉？”此砚现存故宫博物院。

    东坡撰砚上铭文欣赏

    好砚成癖的苏东坡喜欢在砚上铭文，从而为后世留下了三十多篇砚铭，对端砚、歙砚、洮河砚赞美有加，许多砚铭写的别开生面，让后世欣赏到东坡的另一种轻快文风。

    《王定国砚铭二首》：“石出西山之西，北山之北。戎以发剑，予以试墨。剑止一夫敌，墨以万世则。吾以是知天下之才，皆可以纳诸圣贤之域。”

    译文：“此石出于西山的西边，北山的北边。将士用它来磨剑，我用它来磨墨。利剑只能对付一个人，墨却能写出万代的准则。我因此知道天下的人才，都可以容身于圣贤之林。”

    又“月之从星，时则风雨。汪洋翰墨，将此是似。黑云浮空，漫不见天。风起云移，星月凛然。”

    译文：“月亮伴随着众星，有时就刮风下雨，汪洋恣肆的墨迹好像也是如此。乌云布满了天空，一片昏黑见不到天。狂风刮起吹散云雾，星星和月亮依然皎洁明朗。”

    《故人王颐之端砚》：“其色马肝，其声磬，其文水中月，真宝石也。而其德则正，其形天合。其于人也略是，故可使而不可役也。”

    译文：“它的色泽如同马肝，它的声响如同玉磬，它的纹理如同水中月影，真是块宝贵的石头啊。而它的品质纯正，它的外形方正天生就与砚形相似，它的主人也是如此。所以可以使用而不可奴役。”

    《周炳文瓢砚铭》：“以汝为砚，罂肖而瓢质。以汝为瓢，砚剖而腹实。饮西江之水，吾以汝砺齿。泻悬河之辩，吾以汝借面。不即不离，孰曰非道人之应器耶！（谓炳文有入道之意。）”

    译文：“将你当成砚，你却挺个大肚子像个瓢；将你当成瓢，你却腹中充实掀开是个砚。灌入西江之水，我用你来磨墨。泄出悬河之辩词，我用你来装点门面。既不常用也不离身，谁说你不是道人喜爱的器物呢？（这里是指周炳文有做道士的想法。）”

    《端砚铭》：“与墨为入，玉灵之食。与水为出，阴鉴之液。懿矣兹石，君子之侧。匪以玩物，维以观德。”

    译文：“和墨一同形成自身，如同神龟之食。和水一同得人发掘，身带着神镜般的清液。此石有懿美之德，常常置于君子的身边。并不是把它做为玩赏之物，而是为了领悟它的品德。”

    《端砚石铭（并引）》：“苏坚伯固之子庠，字养直，妙龄而有异材。赠以端砚，且铭之曰：我友三益，取溪之石。寒松为煤，孤竹为笔。蓬麻效纸，仰泉致滴。斩几信钩，以全吾直。”

    译文：“苏坚字伯固的儿子苏庠，字养直，正当青春之际并有超人的才干。我送给他一方端砚，并写了一篇铭文说：我的朋友是具有直率、谅解和多闻三种品行的人，我取端溪中的美石，用岁寒的青松烧制为墨，孤高的翠竹制成笔。蓬麻权做纸张，把涓涓之泉滴入砚凹，纵横几案伸直钩挑，以保全我辈的率直。”

    《米芾石锺山砚铭》：“有盗不御，探奇发瑰。攘于彭蠡，斫锺取追。有米楚狂，惟盗之隐。因山作砚，其词如。”

    译文：“有个盗贼无法防备，他探寻珍奇发掘美物。行盗于鄱阳湖边，砍断了石钟继续追寻。这个楚地狂士米黻，就是隐藏的盗贼。把石钟山雕成了砚台，砚上款识如同微微细雨。”

    《卵砚铭》：“东坡砚，龙尾石。开鹄卵，见苍璧。与居士，同出入。更夷，无燥湿。今何者，独先逸。从参寥，老空寂。”

    译文：“东坡有方砚，名为龙尾石。凿开鹄鸟卵，见到黑玉石。它与东坡居士，一同进身退处。历经惊险安泰，从无忽燥忽湿。如今为什么，单单先失去？跟从参寥子，终生为寂寞。”

    《丹石砚铭（并叙）》：“咸池紫渊，是太阳的沐浴之处。蒸汽化为红色的霓光，光束直抵升起谷。此处出产这奇异的珍宝，既不是玉又不是石。根据它的材质制成都器，苍璧般的水环绕而流，我在其中耕耘，我在其中种粟。只要投下种子就会有收获，不用炊煮自然成熟。”

    《迨砚铭》：“有尽石，无已求。生阴壑，闇重湫。得之艰，岂轻授？旌苦学，畀长头。”

    译文：“有被采尽的石头，没有满足的欲求。它生在幽暗的深谷，锁闭在重重的溪涧之下。得到它真是千辛万苦，怎么能轻易送人？一定要用它来表彰刻苦好学之人，于是就送给贾逵贾长头。”

    《迈砚铭》“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

    译文：“用它来学圣贤之道时常像口中干渴，用它来求取上进时常像是受惊。用它来治理财产时常想着给予他人，用它来书写狱状时常想着放人生路。”

    《陈公密子石砚铭（并引）》“公密躬自采石岩下，获黄卵，剖之，得紫砚。铭曰：孰形无情，石亦卵生，黄胞白络，孕此黝〇。已器不死，可候雨晴。天畀夫子，瑞其家庭。”

    译文：“陈公亲自在山岩之下采集美石，得到了一块黄色的大卵石，把它敲开，制成了一方紫色的砚台。我作铭文说：什么物品没有性情？美石也是卵的化石所生成。黄色的胞胎白色的纹理，孕育了这方石砚黑里透红。已经做成了器具但并没有死去，可以等候雨过天晴。这是上天赠给陈老夫子的，给他的家庭带来祥瑞。”

    《龙尾石月砚铭》：“……它得到了水就像烨烨发光，研上墨就像被遮蔽了的残月。忽然有乌云浮在其上，能看见玉兔在月中洗浴。把这幽然的光亮蘸在笔端，美妙的词句散布在简册上。这文辞流传千古，使这方砚石也不会被埋没。”

    《迈砚铭》：“用它来学圣贤之道时常像口中干渴，用它来求取上进时常像是受惊。用它来治理财产时常想着给予他人，用它来书写狱状时常想着放人生路。”

    《王仲仪砚铭》：“用它的人已经去世而此器仍存，器物虽小而所任重大。”

    东坡是一个“痴砚”

    苏东坡用家传宝剑换张近龙尾子石砚后，表露了他对砚台喜爱的心声。他说：“仆少时好书画笔砚之类，如好声色，壮大渐知自笑，至老无复此病。昨日见张君卵石砚，辄复萌此意，卒以剑易之。既得之，亦复何益？乃知习气难除尽也。”

    苏东坡绝对是个“痴砚”，一生也未改变，正是那句“习气难除尽也”。苏东坡一生访砚、藏砚、刻砚、赏砚，乐之不厌，“东坡得砚”也成了画家驰骋想象的一个题材，任伯年、齐白石、傅抱石、范曾等大家都曾描绘过。

    其实，不只是苏东坡喜欢砚台，历代文人墨客、上层社会中，都有品“评砚、痴砚”的嗜好。文人学士把太多的赏识与歌咏赋予了砚，也留下许多佳话，从而使它在四宝中独放异彩。晋王羲之曾将砚比为城池，将笔墨比为矛戈铠甲。宋朝米芾曾斗胆向皇上讨要砚，得到后抱起来就跑，连墨汁溅到衣服上也顾不得的理会；康熙朝举人黄莘田千金购砚，并让心爱的侍妾抱砚而眠以滋润宝砚。砚调和了笔墨的功效与沉稳厚重的品性，使笔墨纸砚这四宝融汇贯通。

    古人有“武夫宝剑，文人宝砚”之说，认为“文人之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也，一生之中最相亲傍。”这种比喻真是让那些喜爱砚台的文人骚客感觉美滋滋的。

    宋苏易简《文房四谱》有句：“四宝研为首，笔墨兼纸，皆可随时收索，可终身与俱者，唯砚而已”。看到这个说法，就好理解了这些文人骚客为何独爱砚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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