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公司那边，走得了吗？”我问。
“公司……没什么事了！”他说。
他这话怪怪的。“马上要被裁的人，还有什么事可干？”
我大吃一惊。怪不得他这次马上说要回来。
“当然兄弟们亲戚们也可以认为我所以会回来，只是因为闲着。”他又说。
“不会不会！”我说。要在平时，我应该会这么想。但现在他落难了，我就不能这么想了。何况他毕竟说回来就回来了，而我们这边，连去不去接回父亲还不能统一意见。
“会的！”他说，“换成我也会这么想！”
他说得很冷酷。“都是兄弟……”我说。
“三哥说我的我都听到了！”
我就猜他听到了。
“他说得对，我不是耶稣，不是耶稣西来，我本来就是东来的中国人嘛！”小弟说，“一辈子都是，二代三代能否改变？不知道。反正我这代是变不了了。当初出国，也就是想改变，至少下一代不按这轨道走下去。我承认，我逃出国去，也在逃离我们这个家，逃离爸。我从小见爸就总想掉头逃走。但是最后还是逃不了。我是爸的种，妈说过这话。这是遗传！基因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自从知道肯定被裁员，一下子闲下来，我才有时间，失败让我想很多。或者说是黑洞。据说每个人内心里都有或深或浅的黑洞。所有物理定律遇到它都会失效。黑洞是个无底的深渊，大人的黑洞对小孩有着很强的吞噬力。”
这我不懂。
“你还记得父亲那个外号吗？狮子。”
“记得，前几天我还记起爸当初喝酒说狮子的样子，他说拿破仑说中国是一只狮子。”
“其实拿破仑根本没有说中国是狮子。这是中国人自己编造的，中国人自己想成为狮子。多少年来，中国人做着‘狮子梦’。穷时做‘狮子梦’，现在有钱了，在国际上就露出了狮子的牙齿，所以被人家忌讳，被人家讨厌，被人家排挤。我公司裁员，第一个就找我谈。也难怪，我抢过别人的客户。但不抢我的业绩就上不去，我是移民，而且我是中国移民，我不能失败！不要说别的，我要失败了，我是个穷光蛋，爸会认我吗？当然我也没拿什么钱给爸用。”
小弟还算坦诚。这让我信赖他。
“我也很羡慕人家‘老外’。在外面，看到人家好，就会想，为什么我们做不到这样？可就是做不到。因为我们就不是生在那样的娘胎里，我们的父亲就不是那样。你看我们的父亲是什么样？人家老人安安静静，不，是……静穆，”他斟酌词句，“对，静穆！有一种庄严的力量。有时候我也想把爸接出去，但是……据说上帝的原型是人类的父亲，所以上帝身上有着父亲几乎所有的正面品质，可我们的父亲呢？”
我承认父亲拿不出手。有朋友来我家玩，我都会希望他到外面去。他要在家，我就尽量不让他跟客人说话。
“我在伯克利时，”小弟说，“曾跟一个搞中国文化的教授谈，他说中国人没有信仰是个最大问题，很多问题都可以追究到缺乏信仰。其实中国人哪里没有信仰？比如信佛，我们家没少供。‘文革’时不让供，妈就偷偷供。供品爸也吃，他也觉得吃了可以避邪，他那还是党员呢！即使没有信仰，还有人伦嘛，还有亲情，这也是一种宗教心。不需要供拜，以宗教心养育孩子，以宗教心赡养父母。但为什么也不能做到？就是太功利。都说父母把子女当作工具，传宗接代，老有所养。子女对父母不也是采取实用策略？你老了，没有利用价值了，就必然生出遗弃之心。你已经被用过了，即使赡养你，也只是尽尽义务。但你死了，又不一样了，你的地位又高了，你成了能够保佑子孙的神了，但也是供供你，利用利用而已。这样的供拜，就是有宗教形式，又能怎样？吃斋念佛却不事善行，捐赠寺院却不赡养父母，建立功德却无视公德。还有，父亲那代为革命事业牺牲家庭，我这代，提倡振兴中华，却无视个人权益。其实不过是野心在作怪，无视基本伦理的革命者或是宗教者，不过是野心家，拿冠冕堂皇的东西掩盖自己。我告诉你，就在上周，知道父亲失踪了，我还跑去教堂。我知道我在躲避，我躲在国外，不敢正视现实。我谴责自己，我要去忏悔。但到了教堂立刻逃了出来，因为我发现自己不过是企图获取‘义’。基督教认为是没有义人的，人所有的‘义’就像污秽的衣服……”
我一惊，好像被他的刀尖剐到。
“之前我打电话给大伯，我其实就是想取得长辈的认可，让他们觉得我有孝心，我有‘义’。放下电话，我就谴责自己了。我不知怎么办，所以我跑教堂去。我不是基督徒。其实我不过是临时抱佛脚，不过是想穿上‘义’这件衣服，给自己看。但是在教堂那个气氛里，我看到了自己不过是法利赛人，觉得自己已经把金钱奉献给神了。”
我不知道基督教这些东西，但我能感受到小弟对自己的苛刻。在那件事上，我也在跟小弟抢着“义”。被否定，我那么受不了。我觉得自己无疑是亲情伦理上的“义人”，不可否定。
“其实，关于把父亲接出来，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不想把他接来，什么理由都是借口，文明可以培养，习惯可以改变，就是我自己不愿意。”他又说。他这么说，我没有想到。在我看来，父亲的素质，这硬件确实是个问题。他竟然把刀剖向自己。
“我承认，我甚至还想过父亲为什么要赖着我？我又没有得到你的好处。”
这话他过去说过，但此时此刻听起来，我觉得未尝没有道理。不，很有道理。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我因为认同小弟的忏悔，从而认同了他的观点。但是他自己却不认同。“我怎么能这么想呢？这不也是利用逻辑吗？”
我觉得被他抽了一巴掌。但是我不怪他，因为他是在忏悔。“我告诉你，我甚至还有过很不该的想法……”
“什么？”
“父亲你为什么要生我？我又没要求你生我！你生我之前跟我商量了吗？你在我没有意志前生下了我，养了我，我得到了你的好处，现在要向我讨还债务！我欠了你的债了！我怎么会有这种混蛋的想法，畜生的想法？”
他把自己骂得这么狠，令我吃惊。这个小弟，我从来不知道他有如此自省之心。也许就是进了那次教堂。宗教的力量是神奇的，中国问题就是缺乏宗教，人人都在维护自己，而他，却把自己剖得鲜血淋淋，甚至并没有道理，鞭挞，往死里否定，暴虐，这也是暴力，但是宗教的暴力。至少，区别在于这是自己对自己的暴力。只有这样才能救赎。那么我就真可以得理不饶人吗？我就真有理吗？实际上我未必比大哥三弟好多少，我们都一样。甚至，我比他们还差。我也竭力把自己往低里踩，越是踩，就越有上升的反弹力，越能升华，升华到了宗教境界。人人都会渴望到这种境界，就好像小草渴望阳光。那是一种宣泄，一种畅快的突围。有一种喷薄的感觉，像一轮太阳升起，我能听到它的声音。我简直感动。我听到小弟在继续说：“……是我的问题！但是到我明白过来，已经晚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还没有，爸还在！”我说。我这么说，心里是欣慰的，我确实感觉到父亲在世，哪怕是现在这种状况，多么值得宽慰。我这不是敷衍，不是虚伪，不是矫情，我真是这么感觉的。但是小弟仍然痛心疾首地喊道：
“已经这样了！在有什么用！太迟了！一些事拖拖没关系，但一些事拖了，再没机会了……”
“还来得及，还来得及！”我安慰他。
“所以我一定要回去。我都想不出来了，永远回去！回家，陪在爸身边。当然这也不可能，毕竟我这边也有一个家。”他说。
“我知道，我知道……”
“但我真想把爸接出来！可惜接不出来了！”
“不用接，这里有我们，至少有我。我不跟大哥三弟计较就行了，我不计较！”
晚上，我睡得非常踏实。父亲失踪以来，我从来没有睡得这么踏实。我受了一场洗礼，脱胎换骨了。我的灵魂高高飞扬，这让我忽略了一个知识盲点：美国人并非都是基督教徒或天主教徒。当然可以理解成清教徒思想影响了美国人的价值观，但清教徒讲的恰恰是开拓，致富是上帝对其选民的要求；相反，贫穷是对上帝赋予的荣耀的贬损。西方人有那么长的征服史，征服者多是有信仰者，甚至以上帝的名义征服。
我还忽略了，小弟与我的思维中的一个逻辑破绽——我们畅想上帝，只不过要逃脱我们的父亲。希望逃脱暴君，只能皈依上帝。
我还忽略了一个客观现实——美国老人不需要子女赡养和照料，他们的子女，哪怕是再虔诚的教徒，也不用被压上中国子女那样的义务。
我更忽略了一个实际问题——父亲去养老院的费用还是没有落实。
值得庆幸的是，大哥答应去接父亲了，因为他儿子被拘留了，校园暴力，虐打同学。大哥的儿子得大哥遗传，有暴力倾向。本来这种事在中学生中屡见不鲜，基本是批评教育一下就过去了。但这阵发生了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校园暴力事件，媒体炒得沸沸扬扬，说是按美国法律，可能判终身监禁。国内舆论呼吁对此类事件严加惩处。大哥的儿子撞在枪口上了。
大哥没有任何门路，只能求签拜神。他想起我曾经去找的那个跳神的，让我带着去。跳神的说，是父亲的事没有做好，惩罚到长房长孙了。
大哥相信了，答应把父亲领回来，该怎样就怎样。有大哥这话，三弟就放心了，他说他可以去北京。我也可以放手干了。我马上去公安局办手续。警方拿出我父亲的卷宗，到里间给北京那边打电话。隔着玻璃，我看见他打了一个电话，又打了一个。我听不到他的声音。突然，他转头瞅我，目光愣愣的。
父亲去世了。今天凌晨一点。
我给大哥电话，还没开口，大哥说：“不是都说好了吗？先接回来！”
我给三弟打电话，还没开口，三弟说：“知道啦！我现在就买机票。”
我让三弟给小弟打电话，叫他不要回来了，得赶在小弟动身前。
我打给妻子。妻子说：“爸怎么偏在这时候走了？”
她说“爸”，不说“你爸”了。
我想，父亲不给我们机会。
小弟电话打到我手机，表示他仍然要回来。这是送父亲最后一程。他说要给父亲办最隆重的葬礼，还要做满“七七四十九天”。我很赞成，这也是我的愿望。但我把这计划跟三弟说时，三弟反对，他说还没去把父亲接回来，事情一大堆，你们还有心思畅想这些？我说这是尽最后的孝心。这刻薄鬼说：“什么孝心！过节啊？你们不过是在消费父亲！”
这是什么话！这简直是对我、对小弟的侮辱。算了，凡事跟他都商量不来。我又去找大哥，大哥心不在焉。我想起他的儿子还在里面，父亲突然走了，他没有机会讨回家运。我建议他再去找那个跳神的问问，该怎么补救？在给父亲办丧事上好好弥补。但他不去。再问才知道，他忧虑的是他现在住的那个房子。房子是父亲的名字，父亲去世，必须更换名字。兄弟四人都有份，那么必须分割，他只能拿到四分之一。房子本来只有两间。
我主动说我放弃分割。“我知道你好！”大哥感激说。
“一家人嘛！”我说。我还说小弟应该也不会来争的。大哥将信将疑。我说你们都不了解小弟。
傍晚时分，小弟又打我手机，说他准备去机场。他改签了早上最早的航班。他喘着气，好像在赶路。他说到机场还会给我打电话。他等于一路直接奔丧来了。他说昨晚忘记说了，他本来准备承担父亲医疗和养老院所有费用的。我说，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心意。
手机显示有电话进来，是妻子。我挂掉小弟电话，回拨妻子。妻子说：
“你快回来吧！”
“怎么了？”
“你爸回来了！”
“怎么可能！”
“儿子打电话告诉我的！”
“你还没到家？”
“你先回去看看！”
我往家赶。这怎么可能？难道警方消息有误？我打给警方，警方又打北京，父亲确实已经去世。那怎么可能？父亲回来了。没有人接，他自己回来了。如果这是真的，如果父亲真的回来了……推开家门，没有见父亲。
“在哪里？”我问儿子。
“这不！”
儿子指饭桌。但我没看到父亲。“别瞎说！”我说。
“我没有！爷爷，你自己说！”
我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你再瞎说！”我喝斥。
儿子急得哭了，哭得证据确凿似的。“爷爷，你说话！你别喝地瓜烧了！”
我毛孔竖了起来。
“那你问爷爷去哪里了？”
儿子冲桌子问。我听不到回答。
“爷爷说了：‘出去转转不行？操！’”
我愣。
作者简介：陈希我，男，60年代出生，福建人。曾留学日本，现在国内大学任教。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抓痒》《大势》《移民》，小说集《我们的苟且》《冒犯书》《我疼》，随笔集《真日本》，学术专著《文学中享虐现象》等。曾获“《人民文学》奖”、英国英语笔会奖，五次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多部作品进入排行榜或年度好书榜，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日、意等文字。
原载《花城》2016年第1期
原刊责编 许泽红
本刊责编 黑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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