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阿道夫经常享受我父母家的款待一样，我也时常去看望他的母亲，并且临走的时候，希特勒夫人总是不断地叮嘱我下次再来。我把自己当成了他们家的一员——平时几乎没人去拜访他们。
每当店里提前收工的时候，我就会迅速地洗漱整理，直奔洪堡大街。31号是一栋还算凑合的三层式公寓，希特勒一家就住在第三楼。我会直接冲上楼，按响门铃，希特勒夫人会为我打开门，然后热情地欢迎我。这份贴心的友好似乎抹去了一丝苦难的阴霾，她脸上掠过的每一次微笑都能带给我愉悦。
我依然能记得那幢简陋的公寓。狭小的厨房里配备着一个绿漆家具，窗户只有一扇，向外望去就是院子。起居室里有两张床，一张是他母亲的，一张是小保拉的，从这里的窗户可以俯视整条街道。边墙上悬挂着一副他父亲的画像，那张典型的公务员脸颇显庄重且让人印象深刻，他的胡须照着弗朗兹·约瑟夫皇帝的样式做过精心梳理，使他严肃的表情得以缓和。阿道夫则在卧室外面的壁橱里睡觉和学习。
在我头一回拜访他们家的时候，阿道夫的妹妹，保拉，只有9岁。她是个相当可爱的小姑娘，安静且不苟言笑，但长得既不像她母亲也不像阿道夫。我从没见过她开怀大笑。我们之间相处得十分融洽，但阿道夫跟她并不是特别的亲近。这大概是因为年龄的差异而造成的——他总是亲切地将保拉说成是“小孩儿”。保拉一直没有结过婚，现在居住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国王湖。
我在希特勒家认识的另一个人是一位大约二十出头，容貌出众的年轻女子，她叫安吉拉，虽然和保拉一样，她管克拉拉·希特勒叫“母亲”，但起初，她在这个家庭的身份一直让我感到困惑，后来我才解开了这个谜团。安吉拉生于1883年7月28日，也就是说比阿道夫早出生6年，是他父亲跟前妻生的孩子。她的母亲，弗兰西斯卡·马佐尔斯伯格在她出生的第二年就去世了。5个月后她的父亲和克拉拉·波尔兹尔结婚。安吉拉自然对她的生母没有什么记忆，于是她把克拉拉看作是她的母亲。1903年9月，在我与阿道夫相识的一年前，安吉拉嫁给了一个叫拉包尔的税务局官员。她和丈夫居住在她继母的附近，并且时常来看望她，但从不带她的丈夫来，至少我从来没见到过拉包尔。安吉拉的性格一点儿也不像希特勒夫人，她是个快活的人，一个热爱生活并且喜欢笑的人，她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一些活力。她的面容俊秀，一头漂亮的乌发扎成了一条辫子。
通过阿道夫的描述以及他母亲的一些暗示，我了解到拉包尔是个酒鬼。阿道夫对他痛恨之极。他将拉包尔视作一个混账的化身，因为阿道夫鄙视的一切都在他身上得以体现。他把时间统统耗费在了酒吧里，他喝酒，抽烟，还去赌博，把钱输得精光。除了这些之外，最重要的一点，他还是个公务员。好像这还不够，拉包尔认为他有责任去扞卫他岳父的观点，即说服阿道夫，让他去当一名公务员。单凭这一点，就完全足以跟阿道夫结下梁子。每当阿道夫谈及拉包尔的时候，他的脸上便呈现出着实吓人的表情。也许是阿道夫对他姐夫的明显憎恨，使得拉包尔远离了洪堡大街。与安吉拉结婚没几年，拉包尔就去世了，与此同时，他与阿道夫之间的恩怨也算是抵消了。后来，安吉拉又和一个德累斯顿的建筑师再婚。她于1949年在慕尼黑去世。
我从阿道夫那里了解到，他父亲在他的第二段婚姻里还生下一个儿子，名叫阿洛伊斯，他的童年是在希特勒家度过的，但当他们搬到兰巴赫居住的时候，他就已经离开了这个家庭。这个希特勒同父异母的兄弟于1882年11月13号在布劳瑙出生，比阿道夫年长7岁。他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他还去过几次莱翁丁，但据我了解，他从未在洪堡大街出现过。他从未在阿道夫的生活中扮演过任何重要的角色，他对希特勒的政治生涯也没有任何兴趣。他曾出现在巴黎，然后是维也纳，再后来到柏林，到今天，年过70的他居住在汉堡。他的第一段婚姻是和一个荷兰女人，并且育有一子，叫作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威廉在1939年出版过一个小册子，名为《我的叔叔阿道夫》。阿洛伊斯和他第二任妻子生的儿子叫海因茨·希特勒，作为二战时期的一个军官，在东面战线阵亡。
希特勒夫人不喜欢谈论她自己以及她的担忧，然而向我诉说她对阿道夫的疑虑却能使她感到宽慰。显然，她对阿道夫那么含糊，且对她来说毫无意义的言论——今后要成为一名艺术家——并不是很满意。她对这个独子今后人生幸福的操心让她日渐忧郁。经常，我同希特勒夫人坐在一起，而阿道夫自己则闷在小厨房里，“你可怜的父亲若泉下有知，岂能瞑目”，她常对阿道夫这样说，“因为你完全违背了他的意愿。顺从，才是一个好儿子的表现，但你并不了解这个词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学校表现得这么差劲，并且至今也没能够到任何地方去的原因。”
我渐渐学会了理解这个女人所承受的痛苦。她从来都不抱怨，但她对我讲述了她年轻时候吃过的苦。
所以，一部分根据我的经验，一部分根据我所听到的故事，我便对希特勒家族的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我偶尔会听到他们提起住在瓦尔德维尔特尔的一些亲戚。但我很难搞懂这到底是他父亲那边的亲戚，还是他母亲那边的亲戚。总之，希特勒一家只在瓦尔德维尔特尔有亲戚，这点与其他公务员不同，其他公务员的亲戚可能遍布全国。只是到后来我才了解，希特勒父亲和他母亲方面的血统已经融合到了第二代，以致从他的祖父到阿道夫都同出一系祖先。我记得阿道夫确实曾拜访过一些他在瓦尔德维尔特尔的亲戚。他曾经在魏特拉给我寄过一张彩色明信片——魏特拉隶属瓦尔德维尔特尔，毗邻波西米亚。我不知道他去那儿做什么。他从不情愿提及他在那些地方的亲戚，但他比较喜欢描述那里的风景，贫瘠的乡村，与多瑙河畔富庶的瓦豪村庄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原始而艰苦的农村是他先辈们的家乡。
克拉拉·希特勒夫人原姓波尔兹尔，她于1860年8月12日出生在希皮塔尔，瓦尔德维尔特尔的一个贫穷乡村。她的父亲约翰·巴普迪斯特·波尔兹尔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她母亲婚前的名字叫作约翰娜·勋特勒。希特勒这个名字在各种文件中的拼写不同。有的写作希德勒，也有的写作勋特勒，然而希特勒这个名字是被阿道夫的父亲首先使用的。
据相关文件记载，阿道夫的外祖母约翰娜·勋特勒，是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的一个女儿。如此一来，克拉拉·波尔兹尔就和勋特勒（希德勒）家族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是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的兄弟。而格奥尔格又作为阿道夫父亲的父亲出现在多勒斯海姆的洗礼名册上。所以克拉拉·波尔兹尔就是她丈夫的第二代堂兄妹。阿洛伊斯·希特勒在他们结婚之前总是提到克拉拉，但仅仅是把她当作自己的侄女。
克拉拉·波尔兹尔有着一个悲惨的童年，这段时期的她在一个子女众多的穷苦家庭中度过。我时常听她谈起自己的妹妹约翰娜，这个姨妈在阿道夫成为孤儿后还经常照料他。后来我还听说了她的另一个妹妹阿米莉亚。1875年，在克拉拉15岁的时候，她的亲戚，布劳瑙的海关官员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贝请她到他家去帮他照顾妻子。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贝当时已经和安娜·格拉斯尔-霍勒结婚，而也就在第二年，他继承了希德勒这个姓氏（后来被他改为希特勒）。
阿洛伊斯·希特勒的第一段婚姻——跟一个比他大14岁的女人结婚——没有留下子嗣，并最终分离。当他的妻子在1883年去世以后，阿洛伊斯·希特勒娶了比他小二十四岁的弗兰西斯卡·马佐尔斯伯格。在这段婚姻中，他们生下两个孩子，一个是阿道夫同父异母的哥哥小阿洛伊斯，另一个是阿道夫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吉拉。在他和第一任妻子分居期间，克拉拉还一直住在他家里，而当他的第二段婚姻又开始的时候，克拉拉就去了维也纳。他的第二任妻子弗兰西斯卡在生完第二胎的时候便患上了重病，于是阿洛伊斯·希特勒将他的侄女召回了布劳瑙。1884年8月10日，仅仅在他们结婚两年之后，弗兰西斯卡便去世。（在这段婚姻中出生的第一个孩子，小阿洛伊斯，是在未婚先孕的情况下出世的，并由他的父亲抚养。）1885年1月7日，就在他的第二任妻子去世六个月之后，阿洛伊斯·希特勒便迎娶了他的侄女克拉拉，而当时克拉拉已经怀上了他的第一个孩子古斯塔夫。古斯塔夫于1885年5月17日，也就是在他们结婚5个月后出生，而1887年的11月9日就夭折了。
因为克拉拉·波尔兹尔是阿洛伊斯的侄女，所以这对夫妇的婚姻仍须得到一份教会的豁免。而那封申请书——由一位奥匈帝国公务员用干净工整的字体手书而成——现在仍然保存在林茨主教区的档案馆里，编号6.911/Ⅱ/21884。这份申请如下：
阿洛伊斯·希特勒与其未婚妻克拉拉·波尔兹尔的结婚申请
敬爱的主教：
怀着最谦恭的礼敬在下面签署姓名的两位，已决定结为夫妻。依照附上的家谱，他们受到了教会规定的限制，因为他们是第三代与第二代旁系亲属的结合（近亲结婚），所以他们谦恭的请求尊敬的主教基于以下理由，仁慈地豁免并成全他们的婚姻：根据附上的死亡证明，新郎从今年8月10日起就成了单身，并且还是两个未成年小孩的父亲，一个两岁半的男孩（小阿洛伊斯）和一个一岁零两个月的女孩（安吉拉），他需要一位女性助手帮助他来照料两个孩子。作为一名海关官员，他在白天总是远离自己的家庭，甚至经常是到了晚上也不能回家，所以几乎无法担负起孩子们的教育和培养义务。自从孩子的母亲去世之后，新娘就一直在照顾他们，并且孩子们也非常地喜欢她，所以我们可以正当的假设：也许这对孩子们的培养会是有益的并且这段婚姻也将是幸福的。此外，新娘也别无他法，她可能再也不会有另外的机会去获得一段美好的婚姻了。
基于以上理由，签字人重申他们谦恭的请求，请求教会对他们亲密关系构成的阻碍进行仁慈的豁免。
1884年10月27日于布劳瑙
新郎：阿洛伊斯·希特勒——新娘：克拉拉·波尔兹尔
申请中附上的家谱如下：
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
阿洛伊斯·希特勒 约翰娜·希德勒（嫁给波尔兹尔）
克拉拉·波尔兹尔
林茨教会声称自己无权发放豁免并将其转发给了罗马，因而这封申请是经由罗马教廷裁定并予以的批准。
阿洛伊斯·希特勒同克拉拉的结合被所有与之相识的人描述成是一段非常幸福的婚姻，这大概是基于妻子顺从且随和的本性。有一次她这样对我讲道：“我年轻时的憧憬和梦想并没有在我的婚姻中得到实现”，接着又逆来顺受地补充道，“但是这种事情当真存在吗？”
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连续生产，这对虚弱的妇女而言，无疑会在心理和生理上造成沉重的负担。1885年儿子古斯塔夫出生；1886年女儿艾达出生，两年后夭折，1887年另一个儿子奥托出生，奥托只活了3天，然后，在1889年4月20号，又生了一个儿子——阿道夫。在这些赤裸裸的真相背后隐藏着多少的苦难啊！阿道夫出生的时候，其他3个孩子都已夭亡。于是那位备受折磨的母亲对她的第四个孩子倾注了大量的关怀。有回她告诉我，阿道夫曾是个体质虚弱的小孩，因此她总是生活在再次丧子的恐惧中。
也许前面三个孩子的夭折是由于他们的父母彼此是近亲的缘故吧。我把这个疑问留给专家来作出最终定论。但关于这件事情，我想要强调一点，就我个人观点而言，此乃重中之重。
我朋友性格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正如我亲身体会的——言行一致。他的本性中包含着一些坚定不移的，不可动摇的，一成不变的甚至是顽固不化的成分。这一切都体现在他极其严肃的生活态度之上，并且构成了他其余性格的基础。阿道夫根本无法改变他的想法或者他的本性。他思想中这片僵化的区域所储存的东西永远都保持不变，对此我深有感触。我尤其记得，1938年，当分别30年后的我们再次聚首之时，他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一点没变，库比席克，只是老了一些”。如果这是真实的我，那么他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他从未改变。
我试图为他性格中这个基本的显着特征找到一种合理解释。环境和教育的影响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但我能想象——尽管我完全是一个遗传学领域的门外汉——近亲结婚的生物效应肯定固定了某些领域，而那些“停滞的观念”就导致了他这种特殊性格的产生。阿道夫·希特勒性格中的顽固，恰恰是给他母亲带去无数悲伤的主要原因。
母亲那颗脆弱的心再次受到命运无情的摧残。1894年的3月24日，即阿道夫出生5年后，她又生下了第五个孩子，是个儿子，名叫埃德蒙。埃德蒙同样也难逃厄运，于1900年6月29日在莱翁丁夭亡。虽说阿道夫对前面3个在布劳瑙出生的孩子没什么记忆，并且也从来不提起他们，但他却清晰地记得他的弟弟埃德蒙，因为他弟弟死去那年他已经11岁了。有回他告诉我，埃德蒙死于白喉。他们家最小的孩子是个女孩儿，名叫保拉。保拉生于1896年1月21号，且一直存活了下来。
因此，像这样的早夭便夺去了克拉拉·希特勒6个孩子中的4个。也许她那颗母亲的心已经被这些磨难给伤透了。如今她只剩下一件事情可做，那就是好好照顾两个活下来的孩子，为此，她不得不在她的丈夫过世后，忍受着孤独与寂寞。令她稍感欣慰的是，保拉是个安静听话的孩子，但她的独子给她带来了无尽的焦虑，这份焦虑一直持续到她生命结束的那一天。
阿道夫真的很爱他的母亲，这点我可以向上帝和所有人保证。我记得在他母亲弥留之际，他曾多次展现出他对母亲的爱，非常深沉又非常感人。他从不谈及自己的母亲，只是流露出深深的感情。他是一个好儿子，但却无法满足他母亲的最大心愿——从事一项稳定的职业，这超出了他的能力。我们在维也纳一起生活的时候，他总是将他母亲的相片随身携带。后来在《我的奋斗》中，他这样概括他对父母的感情：“我尊敬我的父亲，但我爱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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