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的朋友主要还是在为自己考虑。因为他对只身前往维也纳抱有一丝恐惧。然而他的第三次维也纳之行却与前两次大不相同。毕竟以前，他的母亲尚在人世，因此尽管他身处异乡，但那个家，仍然存在。当初他也并不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一段前途未卜的征程，因为他知道，无论到了什么时候，无论遇上何种情况，他的母亲都会张开双臂迎接他的归来，为他毫无保障的生活提供一个坚实而可靠的物质基础。如果将他的生活比作一场风暴，那么他的家就是风暴中心的宁静之地。而如今，他已无家可归。前往维也纳将是他的最终决定，他毫无回旋余地地走上了一条难见天日的道路。去年秋天在维也纳度过的几个月里，他没交到任何朋友，也许是他自己不愿意吧。他母亲的家族里，有几个亲戚住在维也纳，以前阿道夫和他们也曾有过一些联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初次造访维也纳期间，阿道夫就曾在他亲戚那里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再没同这些亲戚有过来往，甚至也从不提起他们。我完全能理解他为什么回避这些亲戚，因为阿道夫担心他们会问起他的工作和生活。那时他们肯定就会发现艺术学院已经拒绝了他，而他会忍饥挨饿，饱受苦难，便不再仅仅是需要帮助那么简单了。所以，捎上我同他一块去维也纳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我不仅是他的朋友，而且还是唯一一个分享了他恋情秘密的人。自从他母亲去世以后，阿道夫这句“跟我走，库斯特尔！”听上去就变得更像是一个友好的请求。
1908年元旦过后，我和阿道夫一起去祭奠了他的父母。那是寒冬里一个晴朗的好日子。这一天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白雪覆盖了所有常见的地标。阿道夫对每一条路线都了如指掌，因为这曾是他数年求学的必经之路。
他非常的镇静，这种转变让我感到惊讶，因为我知道他母亲的去世一度让他情绪失控，甚至在生理上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损耗，致使他接近崩溃。在圣诞节期间，我母亲曾邀请他到我们家来吃饭，以便能让他恢复体力，同时也能让他暂时避开那所空荡而冷清的房子，因为里面的每样东西都会让他回忆起他的母亲。他确实也来了，但只是严肃而安静地坐在桌前。这可不是个谈论他未来打算的好时候。
如今，当他面无表情地走在我旁边的时候，他看上去比我更显老成，也比我更成熟，更有男人味。他一如往常地沉浸在自己的事情中。然而令我惊讶的是，在谈及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表现得如此的超然，就好像是在讨论另外一个人一样。安吉拉告诉他保拉可以跟他们一起生活。她丈夫对此已经表示同意，但拒不接受阿道夫上他们家去，因为阿道夫的失礼行为曾得罪了他。这样一来，阿道夫便解除了一个最大的担忧，因为他们家的保拉最终有了一个安定的家庭。而他自己从未想过要寻求拉包尔的救济。他向安吉拉表达了感激，并且通知她，将父母的所有家具留给保拉。葬礼的费用靠她母亲的遗产支付。顺便提一下，在这之前安吉拉产下一名女婴，也取名叫安吉拉。阿道夫补充道，他的监护人，莱翁丁镇长，已经答应为他处理遗产的事情，而且还要帮助他申请一笔孤儿抚恤金。
所有这些听上去都显得十分通情达理。而后他开始谈到斯蒂芬妮。阿道夫说他已经决定要终止现在这种局面。等到下个时机一出现，他就会向斯蒂芬妮和她母亲进行自我引见，因为在圣诞节期间，这种可能性显得十分渺茫。他说，是时候将这事儿挑明了。
我们走过被白雪覆盖的村庄。那儿有一座小平房，61号，这里曾经属于阿道夫的父亲；曾让他父亲引以为豪的一个大蜂箱仍旧摆放在那里，但现在它已属于别人。它的旁边是一块墓地。他父亲的坟墓就靠着东墙，如今他的母亲也安葬于此，那块小小的新冢上盖满了雪。阿道夫神情肃穆地站在坟前；他看上去显得十分沉痛，而眼中却不含一滴眼泪。他深爱的母亲活在了他的心中。我站在他身旁，默默祈祷。
在我们回来的路上，阿道夫跟我讲，他可能会在林茨待到1月底，直到房子和遗产得到最终的妥善处理。阿道夫说，他预见到了他和监护人的激烈争吵。他的监护人当然是想为阿道夫做最好的打算，可如果这种“最好的打算”就是让他去莱翁丁给一个面包师当学徒，那对于阿道夫来说，又有何用？
老约瑟夫·迈尔霍费尔是希特勒的监护人，现今年事已高的他仍住在莱翁丁。当然，他曾经常被问起与青年希特勒相处的经历，以及对他的印象。他总是用一种简洁而漠不关心的方式来回答所有的问题——起初是敌人，然后是朋友，而后又成了监护他的敌人——不管提问者有何看法，他的回答总是相同。
约瑟夫会说，1908年1月的某一天，希特勒已经长得老高了，深棕色的上嘴唇，声音低沉，俨然已是个成年人了，他来见他，讨论遗产的问题。可希特勒劈头一句就是：“我又要去维也纳了。”所有劝诫他的尝试都失败了——一个倔强的小伙子，就像他父亲，老希特勒。
约瑟夫·迈尔霍费尔保留着一些重要的相关文件。阿道夫在监护人的要求下，为自己和他妹妹写的孤儿抚恤金申请书如下：
尊敬的帝国皇家财政部。以下签署姓名的两位在此恭敬地恳请对他们发放孤儿慈善抚恤金。如今，在他们的母亲，帝国皇家海关官员的遗孀，于1907年12月21日去世以后，两个申请人便失去了双亲，而且均系未成年人，他们自己无法独立生存。两个申请人分别是：阿道夫·希特勒，生于1889年4月20日，布劳瑙客栈；保拉·希特勒，生于1898年1月21日，菲什瀚，邻近上奥地利州兰巴赫，两名申请人的监护人是约瑟夫·迈尔霍费尔先生，住在莱翁丁，靠近林茨。两个申请人都定居在林茨。
阿道夫·希特勒——保拉·希特勒
顺便说一下，很明显，阿道夫帮他妹妹保拉签署了申请，因为署名处的“希特勒”字样都向下倾斜，这是他后来典型的签名方式。除此之外，他还把他妹妹的生日给搞错了；保拉不是生于1898年，而是生于1896年。
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凡无收入来源的24周岁以下的孤儿，将有资格索要孤儿抚恤金，其金额相当于其母亲获得的遗孀抚恤金的一半，而这条法规只针对国家公务员的子女有效。自从克拉拉夫人的丈夫死后，她每月可获得100克朗的抚恤金；因此，阿道夫和保拉一共争取到的抚恤金为每月50克朗，那么摊下来阿道夫每月就能得到25克朗。当然，这笔钱是不够他过日子的——他每月都要支付查克雷斯夫人10克朗的房租。
申请得到了批准，第一笔支付款于1908年2月12日发放，那时候阿道夫已经到了维也纳。顺便提一下，三年后，他为了妹妹保拉，放弃了自己那部分抚恤金，尽管他本可以继续领取抚恤金，直到他年满24岁，也就是领到1913年的4月。这份自动弃权声明日期为1911年5月4日，至今仍保存在他的监护人约瑟夫·迈尔霍费尔手中。
阿道夫去维也纳之前，他还在监护人面前签署了一份关于财产继承的文件，文件中也提到了他父亲留下的共计约700克朗的遗产，以及他应得的部分。很可能他在前两次的维也纳之行中已经花掉了他的一部分遗产，但由于他节俭的生活方式——他预算中唯一的大项目就是书籍——他剩下的钱，至少能帮他在维也纳渡过开头的难关。一想到我们两个即将前往维也纳，我就觉得阿道夫比我幸运，不仅是因为他已有了一些资金和一份固定的月收入，尽管是个小数目——这样的小数目我仍旧必须和我父母商量——还因为，在战胜了他的监护人之后，他能够随心所欲地自作决定，不像我，什么事情都得征求我父母的同意。再者，移居维也纳对我而言意味着我必须放下我的生意，不像阿道夫，或多或少还能够继续过他以前的生活。所有这些情况让我越来越难以下定决心；阿道夫曾一度无法理解这些原因，但在困难的开头，他还是奋勇当先地挑起了大梁。早在我们的友谊刚开始的时候，当我还只敢想象自己的未来属于灰尘满天的家具装潢作坊之时，比我将近小一岁的阿道夫，就已经让我清晰地意识到，我应该成为一名音乐家。自打将这份信念植入我脑中以后，他就从未放弃过说服我的努力。在我心灰意冷的时候，他安慰我；在我自信将尽的时候，他支撑着我，他赞扬过我，也批评过我，他不时对我蛮横无理，对我大发雷霆，对我粗暴批评，但他从未放弃他给我规定的目标；如果有时候我们发生激烈争吵，以至于接近不可挽回的时候，我们会怀着热忱到剧院观赏一出表演，以此重叙旧谊。
上帝呀，在这个世界上没人任何人，甚至连我的母亲都不如这般的爱我，了解我，没有人能够像我朋友这样让我心中的秘密愿望变得公开，并得以实现，尽管他从未接受过任何系统的音乐培训。
1907年的冬天，这时候我们店里的生意比较萧条，于是我就腾出了更多的时间。我跟一个林茨剧院的作曲家学习和声学课程。我的学习进展得非常顺利，我对此也抱有很高的热情。不幸的是，在林茨，我学不到关于乐理的其他专业课程，比如旋律配合法，管弦乐作曲法，还有音乐历史。这儿连一所教授指挥和作曲的学校的都没有，更谈不上有什么自由创作的灵感了。只有维也纳音乐学院才开设有这种课程；此外，在维也纳，我还有机会欣赏到一流的表演和音乐会。
尽管我已打定主意要去维也纳，但不像我的朋友，我缺少执行这个计划的必要决心和一种义无反顾的精神。可阿道夫已经打好了底子。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他已经成功地说服了我的母亲让我开始我的音乐生涯；毕竟，有哪个母亲不喜欢听到自己的儿子能成为一个杰出的指挥家这种预言，尤其当她也是个酷爱音乐之人的时候？如此一来，她很快便成了我们的同盟。另外她对我健康状况的担忧也是无可非议的，因为我的肺已经再也经受不住作坊里的漫天灰尘了。我母亲对阿道夫的喜爱犹如克拉拉夫人对我的喜爱一样，所以，她被争取了过来，现在，剩下的一切就要看我父亲的表态了。倒不是因为他曾公开的反对过我的愿望。我的父亲与阿道夫的父亲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这点我是根据阿道夫对他父亲的描述来判定的。我父亲向来是沉默寡言，不问世事。他成天就只知道钻营他的生意，他以前白手起家，成功地熬过了大萧条，如今他建立起一家口碑颇好且生意兴隆的小企业。他评价我的音乐品味叫“毫无用处的浅薄涉猎”，因为他不相信靠这些无用的吹拉弹奏就能换来一个有保障的生活。最后一点，他无法理解，既然我了解贫穷困苦的定义，可为什么甘愿为了一个茫然的未来而放弃安定和保障。我经常听到他说，“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或者苦叹道，“我这般含辛茹苦是为了啥”。
我开始加倍努力的工作，因为我不想被看作是为了学音乐而懈怠了生意。我父亲把我的辛勤工作看成是我想要留下，并且准备在某一天接管他生意的迹象。我母亲深知我父亲为事业付出的血汗，因此她保持沉默，以免让我父亲生气。所以在那个时期，当我的音乐人生完全需要仰仗进入维也纳音乐学院学习而展开的时候，我们家的势态便陷入了僵局：我在店里疯狂地工作，一句话都不多说。我母亲也没什么话可说，而我的父亲以为我最终还是放弃了计划，照旧工作。
在此关头，阿道夫来到了我们家。他一眼便瞧出了其中的玄机，随后马上介入了进来。从一开始，他就把我带回了“状态”。之前在维也纳，他对音乐进修做了详细的咨询，现在他将这些信息准确无误地传达给我，他用那种引人入胜的方式告诉我，去歌剧院和音乐会有多么享受。我母亲的想象都被这些生动的描述给激发了出来，所以这样的决定，就显得更有必要。然而，阿道夫还必须说服我的父亲。
这是一项艰难工作！要是这个老家具商无视一切与艺术有关的事物，那他口才再好，又有何用？我父亲非常喜欢阿道夫，但毕竟他眼前看到的，只是一个辍学的年轻人，自视清高，又不务正业。
我父亲曾容忍了我们之间的友谊，但实际上他更希望我找到一个更可靠的伙伴。因此阿道夫就注定处在了一个不怎么讨喜的位置。不料尽管如此，他还是设法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去争取我父亲的同意。如果他们双方在观点上发生激烈争执，我表示完全理解；若当真那样，阿道夫简直就如鱼得水了，他会使出浑身解数，打出手中所有的王牌。但事实上并不是那样的。我根本不记得当时发生过任何的，哪怕是最普通的争论。阿道夫对待整件事情的表现就好像是无足轻重，无关紧要一样，他还特别暗示，这个决定完全取决于我父亲。他接受了我父亲模棱两可的事实，并给出了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法：由于音乐学院的新学年已于去年秋天开始，因此我应该先到维也纳四处逛逛，等待选拔。如果培训机构如期举办培训，那到时候再做最后决定也不迟，但要是没考上，我可以回家，继续帮父亲做生意。阿道夫，他这样一个痛恨折中办法的人，这样一个总是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心态的人，竟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得如此亲和，如此周到，实在出乎我意料。我以前从来没有感受过这样的欢欣喜悦，因为现在我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标，而且并没有让我父亲生气，我母亲也为我感到高兴。
阿道夫在2月初便返回了维也纳。在走之前他告诉我，他的地址仍然没变，他必须回去继续支付查克雷斯夫人的房租，叫我来维也纳之前及时给他写信。我帮他提着行李，将他送到了火车站，要是我没记错，他一共带了4个箱子，每一个都相当的沉重。我问他里面都装了些什么，他回答道：“我的全部家当。”几乎都是书。
到了火车站，阿道夫再次提起了斯蒂芬妮。他说，很不幸，他没机会跟她说话了，因为他从没见过她一个人出行。有些话他只能对斯蒂芬妮一人说。“也许我应该给她写信。”他概括的补充道。但我认为，这个被首次提出的想法，仅仅是他缓解尴尬的一种表现，或者顶多算是一种拙劣的自我安慰。我的朋友踏上了火车，他站在车窗前向我挥手。当火车启动时，他朝我喊了一句，“尽快过来，库斯特尔！”
我的好妈妈已经开始在帮我打点行装，为我前往伟大而未知的维也纳做着积极准备。到最后，就连我父亲也想为我帮上点忙；他给我做了一支用铁箍加固的大木箱，我把我的音乐碟装在了里面，我母亲用衣服和鞋子填满了剩余的空间。
与此同时，阿道夫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日期为1908年2月18日，上面展示的是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的铠甲收藏；以“亲爱的朋友”开头，这种称呼形式说明，在他母亲去世后，我们之间的友谊产生了质的飞跃。
“亲爱的朋友，我焦急地期盼着你到来的消息。尽快写信给我，以便我能为你做好一切款待的准备。整个维也纳都在等着你，因此你赶快过来。我一定会来迎接你。”在明信片的背面，他写道：“现在这里的气候有所改善，我希望你来的时候也能遇上好天气。是的，正如我之前所言，你先住在我这儿。之后我们再作打算。在所谓的‘拍卖大楼’里，人们只需要花50～60弗罗令就可以买到一架钢琴。好吧就这样，衷心地祝福你和你的父母，来自你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然后是一句附言“再次请求你，赶快过来。”
在卡片上阿道夫像往常一样称我为“古斯塔夫（Gustav）·库比席克”。有时候他写成“古斯塔夫”，或者“古斯塔弗（Gustaph）”，他非常不喜欢我的名字，奥古斯特，所以总是叫我“库斯特尔”，听上去就更像古斯塔夫而不是奥古斯特。也许他更希望看到我正式把名字给改了。在我的圣徒纪念日那天，他甚至称呼我为古斯塔夫（8月28日，圣·奥古斯汀节）。我的名字下面是缩写，“斯塔德（Stud）”。我记得他喜欢将我称作“斯塔德玛斯”。
这张明信片与之前的几张不同，它显得更振奋人心。阿道夫的典型情绪反映在贯穿其中的幽默上。他说“整个维也纳都在等着你”，而且他意欲为我“做好一切款待的准备”。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尽管他现在前途未卜，但在林茨经历了他母亲去世，那段黑暗而压抑的日子后，他在维也纳感受到了轻松和自由。不过，想必他也过得十分孤独。在卡片上，第一句话里的“焦急”无疑是认真的。在重申“赶快过来”的邀请时，他甚至用到了“再次请求你，赶快过来”这样的形式，由此事实可见，他期盼我到来的愿望是多么的强烈。他甚至想用“便宜的钢琴”这样的消息来引诱我，让我赶快过去。也许他曾暗自担心，我那优柔寡断的父亲会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
启程的日子到来。早上我同母亲一起去了教堂；尽管我母亲毅然地坚持着自己的决定，但我感到我的离去让她非常痛苦。我犹记得当我父亲看见我母亲哭泣的时候说过的话，“孩子他妈，我搞不懂你为何如此沮丧，”他说。“又不是我们逼库斯特尔离开家，是他自己要走。”我的母亲带着悲伤，在离别之际，一心要给我物质上的享受，她拿给我一块美味的烤猪肉；还有用来涂在面包上的黄油，被她装在了一个特殊容器里。她给我烤制了一些面包，塞给我一大块奶酪，一瓶果酱，还有一罐咖啡。我的棕色帆布袋里装满了食物。
在家里吃过了告别午餐后，我来到火车站，所有一切都已安排妥当。我父母目送我离去；我父亲握住我的手说，“永远保持一颗正直的心”。我的母亲两眼含泪，亲吻了我，当火车启动时，她在我额头上做了个画十字的动作。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总能感觉到母亲温柔的手指在我额头上画下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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