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最擅长吃的民族，“吃文化”或宴席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红楼梦》是中国文化的大百科全书，红楼记事不忘吃饭，红楼饮食将读者引入美和艺术的圣殿。
有人预言，早晚有一天，《红楼梦》出售的时候不但配录像，还有荣国府蔬食膳果软包装高保鲜罐头。这也许不是什么浪漫想象。
1991年我们在扬州参加国际红学会，赴红楼宴，就是会议的重要内容。
餐厅门口，两列古装少女恭立两旁，她们的打扮干脆是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中的晴雯和袭人，个个是江南美人胚子，秀色可餐。有点别扭的是，一眼看去就知她们的发型是在原来的头发外边又套个假发。金发碧眼的英国学者玛格丽特.巴丽用生硬的汉语说：“你好！”惹得姑娘们掩口胡卢而笑。
进人餐厅，顿觉耳目一新。大厅的桌椅都是红木的，古色古香，一色的龙椅围绕着八仙方桌。大厅里有八九张方桌，错落有致地摆开，众星捧月似地面对着主宾席。那主宾席放在一个比这间大餐厅高出约两个台阶的单间里边。正面是双龙戏珠门楼，下摆红雕漆嵌玉屏风，两面镂空。小房间的顶篷有荷花彩灯垂空落下。四周花格窗中是红楼梦人物雕刻。被请进单间的是扬州市长、外事办公室主任、宾馆经理和几位国内外老红学家。
所有桌上都是仿古陶瓷，服务员则仍是在门外迎客的古装少女。人们刚刚人座，就有音乐声起，然后是电视剧中林黛玉一段对话，这对景不对景？几位同桌辩论起来。赞同的说，这就是“钟鸣鼎食”，反对的说，这是哪儿和哪儿？怎么能用林妹妹助兴？
方桌正中，用三个大圆盘拼成个“品”字，懂行的人说，这里边放的是“大观一品”。哦，这么精致的一只大孔雀！听人告诉，这孔雀只供观赏，不可动嘴。几个桌子各不相同。我们的桌上，是个明黄色孔雀，下边雕些精致的奶油花儿，谓之“凤戏牡丹”。邻桌是只美丽的蝴蝶，翅膀下边也是人工雕成的花朵，谓之“蝴蝶恋花”。再前边的一桌雕个小盆景，谓之“荷塘清趣”。……
闪光灯照个不停，老外的劲头儿来了，先不人座，拿了照相机照个不停。这张桌上照完照那张。在他们拍照时，桌上又摆上所谓红楼四干菜，原来就是栗子、花生之类，管他这是不是只许看不许吃的，我们几个拿起栗子就吃，居然不曾发现和街上买的有何不同。真是《红楼梦》里说的磨牙而已。
古装少女过来很有礼貌地请问：“您喝什么酒？”
“有什么酒？”我发现她手中的酒具皆是仿古样式，真是美食美器。
原来有当地的几种好酒。我们之中自称是高阳酒徒者说，酒的确不坏。不过我相信没有《红楼梦》里写的那些酒：惠泉酒、御酒、合欢花浸的烧酒、蜜水儿似的米酒、屠苏酒、西洋葡萄酒等等。这也难怪，《红楼梦》里一瓶御酒，足够一餐国宴的开销！至于贾母常吃的野猫、熊掌、鹿舌、酬鱼、燕窝，就更不要指望了。贾母当年要把天下好吃的写成水牌轮换吃个遍，这位老奶奶福大口福好，我等能多少吃上点已三生有幸。
冷盘上来了，是：美味鲜虾、翡翠豆苗、水晶肘花、银杏冬菇、菊花菜卷、糟香鹅掌、牡丹酥哲、双黄鸭蛋。除了肘花是我不可以吃的外，其他皆一样尝了一点。我觉得那银杏冬菇和翡翠豆苗非常好，而更妙的是双黄鸭蛋，个个冒油且不太咸。主人介绍，此地高邮专产这种双黄鸭蛋。无怪乎冯其庸教授要说红楼菜就是扬州菜了。这儿制作红楼宴的条件得天独厚：晨下河的鱼虾，湖荡区的麻鸭、野鸭、荷藕，沿江地区的酬鱼，丘陵山区的鹤鹑、野鸡，黄迁的大肥鹅……
古装少女端上了一大盘菜，下边是雪白的半凝固物体，上边是些十分细的肉丝，周围围些香菜，少女说：“白雪红梅！”
“我怎么不记得在哪一回里有这个菜？”我问身边的朋友。话一出口，忽然无师自通，说：“这是取薛宝琴雪中讨红梅的经历了？”再问一下少女，下边的白色物体乃蛋清所制，上边的肉丝是稀嫩的牛肉。忙夹一大筷子，细细一吃，竟不曾觉出有什么好吃，“稍淡了点”，刚刚如此评论，马上被讥之为“老外”，并自认和刘姥姥拢翠庵吃茶异曲同工。
跟雪里红梅同时上场的酒酿蒸鸭的确好吃，不过另一种面筋篙杆儿更加不错，一根一根篙杆儿切成约一寸长段子，颜色碧绿碧绿，面筋濡软清香。这种篙杆儿，即是我们常吃的所谓芦篙，春天时一吃一大堆，稍稍撒一点儿盐，放一点儿香油，又省事又省钱。这玩意儿是贾府太太小姐少爷吃腻了大鱼大肉时吃的东西。事后我得知，这小小的篙杆儿，是厨师一点一点剥了皮做的，看似十分简单，实际要花费很多劳动，真是不吃不知道，一吃吓一跳。
真正热闹起来，是“姥姥鸽蛋”上场时，这一个菜，是用煮熟了的鸽蛋放在高汤中，里边还有些大小如鸽蛋、绿莹莹的大蚕豆，一白一绿，在乳白色汤中煞是好看。鸽蛋一上场，全场气氛顿时大为变样，只听见各桌上此起彼伏地都在学刘姥姥说话：“我且得一个儿！”我听了暗乐，其实这是中了程甲本的“毒”了，人家刘姥姥原本说的是句粗话：“我且禽攘一个。”
吃过红楼宴的学者待姥姥鸽蛋一上场就提醒大家：这鸽蛋必须用筷子夹起来吃才做数，用勺子吃的都不行！于是有人聪明地使起筷子来：把筷子像拿小铲一般地拿在手中，用它去撮那鸽蛋，马上给人瞅出毛病说：这是撮的，不是夹的，不能做数！被抓住的人只好老老实实地去夹那鸽蛋，用筷子大海捞针一般地在盆里捞了许久，才好不容易捞得一个，小心翼翼夹到盆边，一不留神，鸽蛋味溜一下，又复滑下去，众人大笑。
我笑道：“我现在明白了曹雪芹为什么写刘姥姥吃鸽蛋时要伸着脖子，原来是为了及时地把那鸽蛋接住！”此时，一位聪明的女士发现，在夹鸽蛋时必须要瞅得准，夹得狠，她马上实践，果然成功地把那鸽蛋夹了起来。在众人的笑声中，我也轮到了吃鸽蛋的美差，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夹起了半个鸽蛋。
很快又到了吃螃蟹的盛典，端上的螃蟹，个头儿一般大，红红的，鲜鲜的，壳硬肉嫩，鲜美异常，蟹爪有一只角毛茸茸的。有人说，“这就是薛宝钗用来讽刺贾宝玉的螃蟹诗了，‘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又有人说：“我这个是满壳的黄，也就是平儿抹了王熙凤一脸的那种。”我笑道：“只管趁空儿快吱吧，还管它是不是大观园里吃过的？这可真成了华君武画的那画儿了：贾母用过的彩电，藕香榭螃蟹的后代！”
吃过螃蟹后，上来一种专门制作的洗手水。这当然就是王熙凤说的用绿豆面子和菊花叶子制的水了。
在大吃鸡鸭鱼肉的同时，已经上来了一种又一种的红楼细点：萝卜酥饼、鹅油卷、山药糕、天香蜜藕、桂花芋头、长寿面、碧梗香粥。
“你们发现了没有？这宴会缺了什么？”我问。朋友纷纷说，缺了鹿肉和牛乳蒸羊羔，缺了风腌果子狸、油炸焦骨头，缺了贾宝玉挨打后喝的那小荷叶小莲蓬汤，哦，对了，缺了茄鳖！
茄鳖，应当是最能代表贾府吃饭水平的了。所以刘姥姥说茄子吃出这个味来，我们就不种庄稼光种茄子了。可是扬州西园饭店的红楼宴偏偏就没有这茄鳌。之所以没有又很发人深省。扬州市外办主任介绍说：我们的红楼宴制作十分艰苦，为了做一种红楼糕点，大师傅有时一夜不睡，做“东府的豆腐皮儿包子”就反复试验，先用豆腐皮做皮，后来有专家说，应当是用豆腐皮做馅，我们现在就有两种豆腐皮儿包子。那茄鳖，我们更是做了好多次，按照王熙凤说的方法一一照办，最后什么都没有了！经过几次失败，我们体会到，可能并不存在什么茄鳖，而是王熙凤向刘姥姥故弄玄虚，叫乡下人知道他们城里大户人家吃饭是多么讲究。所以冯其庸教授给我们讲：不要局限在书本上，而要扬州菜有什么就开发什么，当然要菜菜有来历，更要怎么好吃怎么做！
红楼梦学会会长冯其庸教授在红楼宴走向世界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帮助西园宾馆设计，帮他们推敲，带他们参加新加坡的红楼梦艺术展，就连红楼宴所在的这个大餐厅的牌子，都是他写的，那个大牌子是出土金丝楠木。其实冯其庸先生不仅是红学家，还是美食家，他自己就做得一手好淮扬菜！
那么冯其庸（注：冯其庸：著名红学家，曾任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红楼梦学刊》主编。）说红楼菜即扬州菜到底有没有道理？
扬州外事办向大会提供一篇论文认真地探讨了这个问题：红楼菜孕育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国清代美食的一个缩影，是强力、健美、长寿的食品。红楼菜和扬州菜都是以南味为主，兼及北味，所谓南味，即指江浙风味、江南风味。“扬州菜”并非单指扬州一个地方。上古时期的扬州，按《尚书.禹贡》的说法，为古九州之一，“淮海惟扬州”，“江南日扬州”，包括江淮、东海一带。所以说，红楼菜就是扬州菜一点不错。
至于曹雪芹和扬州菜有何相干？据考证，曹雪芹的祖父就是美食家，曾自称“餐餐侯”。曹雪芹更会做菜，他的朋友敦敏亲口尝过曹雪芹做的“老蚌怀珠”，“芹圃多才，素所闻矣；尚不知精于烹调也”。西园宾馆的大厨师们为了重现曹雪芹的老蚌怀珠，试制十几次，用过撅鱼、黄鱼，鳝鱼，结果不是味道不对，就是不成形。怎么样才能既观其形又得其味？他们最后琢磨出来：用马蹄鳖！
你不能不承认中华民族是擅长吃的民族，不能不承认，“吃文化”或宴席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红楼梦》给看成是中国文化的大百科全书，它有关烹饪的内容也堪称百科全书。台湾学者萨孟武写有《＜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其中有一章题为“《红楼梦》记事不忘吃饭”。北京旅游学院教授杨乃济给大会提供了篇论文《＜红楼梦＞和饮食文化》，里边风趣地说，俄国的托尔斯泰、法国的巴尔扎克，都是著作等身的大文豪，但是他们关于饮食的描写全部加在一起也没有曹雪芹一本书多。有谁听说过“安娜.卡列尼娜宴”、“邦斯舅舅宴”？而中国各地都在大摆红楼宴。中国人公开宣称吃是人生之至乐，要吃得高雅，吃得郑重，要使饮食进人美和艺术的圣殿。而在曹雪芹笔下，有一半儿以上的大场面是在餐桌上完成的。
这的确不错。有谁不知道“史太君两宴大观园”？不知道“薛宝钗讽和螃蟹咏”？不喜欢林黛玉吃了螃蟹后写的菊花诗？不欣赏史湘云吠了鹿肉后的高谈阔论？当然还有怡红群芳开夜宴，还有种种人的种种生日宴！
我们这次有幸品尝的红楼宴，主人认真地声明：红楼宴和红楼菜不完全是一回事。所谓红楼菜，是某几个菜，红楼宴却是一个系统，它的主体是大观一品、贾府冷碟、宁荣大菜、怡红细点、美酒名菜，与主体相配套的是红楼餐厅、红楼桌椅、红楼餐具、红楼音响、红楼服装，这一切形成一个红楼环境，给人以身临大观园之感。邓云乡教授为之题诗：
老畔含珠味足夸，红楼绮宴竞豪奢。
胭脂鹅脯寻真味，白雪芹丝赏嫩芽。
艳说维扬三套鸭，再尝陶令六安茶。
金陵多少繁华梦，半在曹侯织造家。
邓云乡是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民俗顾问。会议期间，我和朱淡文曾和他一块逛新华书店，看到他写的《红楼梦导读》，要他买来相赠。结果那书已给翻破了，我不肯要这“破书”，让他回上海买了寄来。会后果然题词寄来，老头儿自豪地说：我的书不存在卖不出的问题。邓云乡的书是高雅畅销书。
和这次红楼宴珠联璧合的是红楼早点。红楼早点却不是这样大张旗鼓地进行，而是由会议的组织者储消地、一天一天地个别通知去享用。我去后才发现，这早点一次只能安排三桌，而其程序之烦琐实不亚于红楼宴。
客人人座后，先上茶。在一个精致的红泥盘中放了四个小茶壶，里边放了碧螺春、龙井、铁观音、茉莉花茶。那茶水果然不同寻常，我们几个人都喝了好几杯，又都自我表彰为“是刘姥姥的喝法，谓之饮骡”。然后上的是宁荣小碟：玫瑰大须菜、香千芹菜、五味干丝之类，还用十分小巧的小罐上了三种汤：百合汤、银杏羹、人参构祀汤。三种汤都很香甜，不过我基本上没喝，因为如果我把它们喝进去，就什么点心也不必吃了。
真正给充饥的是所谓怡红细点：有名气很大的“东府的豆腐皮儿包子”，有鸡油卷，有葱油锅饼，有桂花糖糕和八宝粥，据说最好吃的而我恰好不能吃的是野鸭菜包和蟹黄汤包，里边分别是野鸭和蟹黄所做，但都有猪肉。
坐在我身边的玛格丽特刚刚吃了一点儿，就宣布再也吃不下去了。当她在吃那些稀奇古怪的红楼早点时，要有人给她翻译讲解。英国学者费力地对付不服使的筷子，样子实在好看。可惜的是她不曾看到大家怎么吃那个蟹黄包子！我因为不能吃，所以格外认真地观察了一番，只见那包子软得似乎一捅即破，皮儿透亮，看得清里边蟹黄和精肉的混合体。我们桌上的江苏红学会会长说，吃蟹黄包子应有所联想，什么联想？那就是前一天看的扬州评弹武松打虎，讲到老虎如何吃人：老虎抓到人以后，先把他的脑袋咬开，“稀里呼噜”地吸一阵子脑浆和人血，然后才把那人一劈两半儿，“咯吱咯吱”吃下去。吃这蟹黄包儿，决不可以把里边的汤汁流出，那样吃，非给叫作“乡下人”不可，必须既吸得干干净净，又一点儿不出声才行。于是全桌人都来实践“老虎吸人脑”，结果，几乎都把包子弄破了，只有一位获得成功，好不得意。
大家早已吃完，却都不马上动身，好像要把这地方好好地观察一番，留进记忆中。我笑道：“不要恋恋不舍了，其实我们这餐红楼早点根本不对景儿。”
众人忙问：为什么？
“《红楼梦》里边的贾宝玉和林黛玉，是这么个餐警劲儿吗？吃这么多！？成了大肚子弥勒佛。这么吃的只能是贾府里另外一个人物。”
“谁？”
“焦大！”
给外国留学生讲《红楼梦》
留学生为什么认为《红楼梦》是门世界性学问，同时又认为曹雪芹预告人物命运的写法不可取？留学生如何看待他们读不懂的宝黛爱情？有的留学生为何想娶个“王熙凤”做夫人？有的留学生为什么偏偏喜欢一般中国读者不喜欢的袭人？有的留学生为什么认为红楼人物对话很哆唆？
茅盾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庆祝活动中说过：与海外打交道．以《红楼梦》为最好。这话不假。《红楼梦》最适宜外国青年阅读，它与半文半白的《三国演义》、充满口语的《水浒传》、典雅文言的《聊斋志异》相比，语言上有优越性，近于普通话，而且表现手法新颖，与欧美十八、十九世纪的小说不谋而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多次给外国留学生讲《红楼梦》。在外国青年眼中，《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风俗画；是中华民族心理和习惯的代表，像希腊奥林匹克、西班牙斗牛、埃及金字塔一般，是中华民族鲜明特征之一。
中华民族特有的习俗和心理
外国留学生特别注意《红楼梦》深沉抒情、哲理性情节，由此人手，理解中华民族独有的心理习俗。
第三十六回“绣鸳鸯梦兆绛云轩，识分定情悟梨香院”，王夫人突然向王熙凤查问：为什么姨娘们的丫誉月钱短了一吊钱？凤姐回答：他们外头商议的，姨娘们每位的丫头分例减半，一人各五百钱，两位丫头，所以短了一吊钱。
王熙凤用“他们外头”做挡箭牌，实际是她扣了姨娘丫鬓的月钱。
留学生奇怪地问：王熙凤怎么能公然这样做？她不怕王夫人进一步查吗？
我解释说：王熙凤说“他们外头”指林之孝等管家。中国封建世家有“三尺男童不得人于内宅”的规定，王夫人不可能找男管家来查问，这就使王熙凤有机可乘。把自己克扣月钱栽到“他们外头”身上，这是描写王熙凤钻封建礼教空子的神来之笔。
第二十六回“蜂腰桥设言传蜜意，潇湘馆春困发幽情”，宝玉进潇湘馆，从窗外听到黛玉说“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待宝玉进屋，黛玉因自己失言，红了脸，以袖遮面，并用“人家睡觉，你来作什么”来掩饰。宝玉偏刨根问底；“你才说什么？”留学生以为，宝玉问的是“人家睡觉，你来作什么”，因为这才是黛玉刚刚说的话嘛！留学生之所以只从临近的上下文来找宝玉问话内容，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封建礼法束缚下，深闺少女绝不允许阅读《西厢记》那类“淫词”，贵族少女林黛玉不小心说了违规的话，当然要极力遮掩。至于宝玉为什么要追问？因为他内心希望自己是令黛玉“情思睡昏昏”的人物。一个要瞒哄，一个要挑明，这段摇曳多姿的文字把贵族青年男女的恋爱心理刻画得人木三分。
有时，外国留学生对红楼人物对话膛目不知所对。例如，李撞嫂奉宝玉之命去请贾芸，路遇红玉，有这样一段对话：“（红玉）刚至沁芳亭畔，只见宝玉的奶娘李塘塘从那边走来。红玉立住笑道：‘李奶奶，你老人家那去了？怎打这里来？’李塘塘站住，将手一拍道：‘你说说，好好的又看上了那个种树的什么云哥儿雨哥儿的，这会子逼着我叫了他来。明儿叫上房里听见，可又是不好。’红玉笑道：‘你老人家当真的就依着他去叫了？’李塘塘道：‘可怎么样呢？’红玉笑道：‘那一个要是知道好歹，就回不进来才是。’李塘塘道：‘他又不痴，为什么不进来？’红玉道：‘既是来了，你老人家该同他一齐来，回来叫他一个人乱碰，可是不好呢。’李塘坡道：‘我有那样工夫和他走？不过告诉了他，回来打发个小丫头子或是老婆子，带进他来就完了。’”
外国留学生说：老师您看，这两人对话真是“又哆唆又不明白”！我解释说：这段对话恰好是《红楼梦》写人物对话的成功典范。这段对话，把受“男女之大防”、“主奴有序”压制、而又对贾芸钟情的红玉，写得栩栩如生。红玉正在思念贾芸，听李塘塘埋怨宝玉，说什么“云哥儿雨哥儿”，正中下怀，急欲从李幢塘嘴里套出贾芸什么时间来大观园，以便假装与他不期而遇，但她不能直接问，只能旁敲侧击，她探问贾芸行踪的意图，化成了一句对宝玉不以为然的问话：“你老人家（指李脸姥）当真就依着他（宝玉）去叫了？”用这句话表示对李娘娘的同情，李塘塘一定会就坡下驴，表示自己请来贾芸是多么辛苦。这句话肯定可以套出来：到底贾芸来不来怡红院？没想到事情不像红玉想得那么简单，对谈者是个糊涂老太太，回了句没任丫可意思的话，“可怎么样呢？”按李脸脸的心理，既然宝玉这样任性，我只得听从他，替他将芸哥儿叫进来。但红玉拿不准李的心理，只好进一步诱使李坡塘讲出来。于是，她又换了个角度，从贾芸那边来直接问，“那一个（贾芸）要知道好歹，就回不进来才是”。这句话说得很严密，只给对谈者留下了两个选择：是进来，还是不进来？红玉果然如愿以偿，从李塘塘嘴里得知贾芸确实要来。那么怎样才可以与他不期而遇？这又需要探问贾芸怎样“进来”。她再次向糊涂老太太迁回包抄：“你老人家应该同他一齐来，回来叫他一个人乱碰，可是不好呢。”那老太太果然说出来：派个小丫头儿领他进来。经过这样一番貌似哆里哆唆、实则心机妙用的问话，红玉终于问清贾芸的行踪，就没事人一般在那儿“守株待兔”，果然见到了贾芸。
“原来如此！这段对话多么细致、精彩，耐人寻味！”弄明白了这段对话的内涵后，日本留学生小岛英夫感触很深地说，西洋文化是“钥匙文化”，神州文化是“无钥匙文化”，极难得其门而人。
其实，神州文化也是钥匙文化，这钥匙，就是中华民族的心理特点。别林斯基曾经论述：只有遵循不同的道路，人类才能够达到共同目标，只有过各自独特的生活，每一个民族才能够对共同的宝库提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每一个民族的这种特性，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那些特殊的，只属于它所有的思想方式和对事物的看法．在于宗教、语言，尤其是习俗。
《红楼梦》正是以中华民族独具的习俗，把中华民族的理念描写出来，因而对于外国留学生来说，《红楼梦》具有封建社会百科全书的价值。
异邦读者的特别看法
外国留学生对红楼人物的看法也极有意思。
“老师，贾宝玉算不算同性恋者？不是？您说他同蒋玉菌、柳湘莲的关系，表现了他对被压迫者的同情。那么，他和秦钟呢？照贵国的观点，他俩属于同一阶级吧？这算不算同性恋？”1980年瑞典学生傅瑞东在课堂上这样提问。
贾宝玉搞同性恋？在“文革”刚结束，人们仍用阶级观点分析人物形象时，这观点新老红学家都不能接受。我这样回答：“你是否同意，人生的感情经过三个阶段：母子之爱，同性之谊、异性之爱。比如说：我那个十岁儿子，就不大理睬女孩子。宝玉与秦钟接触时，大概十岁左右，是同龄男孩间的友谊，怎么可以叫同性恋？小说也没有他们同哇恋行为具体描写。”
其实傅瑞东的看法并非全无道理，只是我自己囿于贾宝玉是“正面人物”的观念，不肯用违反常规的观点分析他。
讲到王熙凤时，我把有的评论家的论断“蛇蝎美人”四个字往黑板上一写，傅瑞东便摇头咋舌：“唔呀可怕呀！”他说：贵国学者、教师为什么都骂王熙凤？我倒喜欢她。她非常有能力，善于理家又风趣横生。我希望我将来娶的妻子像王熙凤。我说：你说得有一定道理，有位著名红学家早就说：骂凤姐、恨凤姐，不见凤姐想凤姐。
瑞典青年喜欢王熙凤，日本小伙子小岛英夫却夸赞袭人。讲到宝玉冒雨回怡红院，因开门晚踢了袭人一脚时，我给小岛分析袭人的话，“但只是别说打了我，明儿顺手也打起别人来”；“刚是我淘气，不叫开门的”。我说：“你瞧，袭人真是奴性十足！她无故挨了一脚，不埋怨踢人的宝玉，反而规劝他；不要打顺了手，再打别人，再得罪别人。既表白她对挨打不介意，又为宝二爷着想。她还要自认不是，说是她不让开门才惹火了二爷。袭人这两句话不是把她忍辱负重、曲意奉承的奴性写透了吗？”
不料小岛说：袭人真温柔和顺，将来我娶妻子，就娶袭人这样的！
为何外国留学生和中国读者有如此天差地别的看法？其实曹雪芹塑造人物原本没有什么“正面”、“反面”框框，倒是我们许多评论家把红楼人物片面化、绝对化、理想化了。外国留学生没有人为的条条框框，冷眼看去，反而发现的是曹氏本来面目。留学生这些标新立异之说提醒了我：不能用固定的模式、不变的定义去分析艺术形象。用简单的“好”、“坏”去套人物，固然很便当，但常失之于偏颇。这还说明：曹雪芹这位写出了“千古未见之奇”的艺术大师，在以生活本来面目构筑艺术大厦上，创造了多么可贵的经验。
日本留学生小岛英夫学《红楼梦》，是由他自己细读原文后，再向我提疑问。这位日本学生真成了《红楼梦》迷，读得认真，问得广泛，逐句逐回推敲。他常提出感到费解的词字询问。如：贾母清虚观打酿，贾珍彩爹咐林之孝说：“你使的人，你带了往你的那院里去，使不着的，打发到那院里去。”两个“那院”令小岛困惑，问：是否同一地方？如果不是同一地方，为何用完全相同的字？这实际不难理解，第一个“那院”指林之孝分管的院子，第二个“那院”指别人主管的。因为有“你的”修饰第一个“那院”，两个院子已分得很清。而两个“那院”的连用又很利于刻画贾珍既颐指气使又手忙脚乱、语无伦次的情态。再如，贾母对邢夫人说，不许贾赦打鸳鸯的主意，“留下他服侍我几年，好比他日夜服侍我尽了孝一般”。小岛以为两个“他”都指鸳鸯。实际上后一个“他”指的是贾赦，也就是留下鸳鸯服侍，等于贾赦日夜服侍了老母亲。
《红楼梦》的生动口语，常成为外国学生的拦路虎。这些口语很难按常规来理解，如，小红冒认贾芸的手帕为己有，对佳蕙说；“可不是我那块！”这个“可不是”恰好为“就是”。贾府小厮向平儿告假，说“这会子好早晚了”，“早晚”两字只有“晚”的意义。平儿被凤姐打了后，“硬咽难抬”，“抬”字更加费解。……当弄清了这些生动口语在刻画人物、叙述事件中起的以一当十作用时，小岛便感叹：“这些字眼，多么生动，又何等富于生活气息。”
有时，小岛还提出一些情节来仔细琢磨。
第三十九回“村姥姥是信口开河，情哥哥偏寻根究底”，平儿对袭人说，王熙凤每年放高利贷可取得上千两利钱，这些利钱以什么为资本取得？我据此段向他解释：“这个月的月钱，我们奶奶早已支了，放给人使呢。”“他这几年拿着这一项银子，翻出有几百来了。他的公费月例又使不着，十两八两零碎攒了放出去，只他这梯己利钱，一年不到，上千的银子呢。”我说：这“上千银子”，是王熙凤将自己的月钱和众人的月钱加在一起放高利贷、反复放债的积数。小岛表示怀疑，说，按您的说法，就需要把标点重新点一下，“十两八两零碎攒了放出去”后边的逗号变成句号。我觉得，小岛讲得不无道理。
还是这一回，刘姥姥为贾府算螃蟹账：“这样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钱，五五二两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的了。”这二十多两银子怎么得出来的？小岛算不明，我只好拿起笔给他加减乘除。……这样看《红楼梦》，真像钻牛角尖。曹雪芹在写王熙凤的利钱、大观园的螃蟹账时，大概早拿笔细算过吧？如果没有十年披阅、五次增删、捻断数茎须的艰辛劳动，怎经得起异域他邦学人的反复推敲，细细查考？
小岛英夫读《红楼梦》，是三种文字同时读：中文，读人民文学社的新校本，英文本，日文本。他的日文译本又是两种对照，一种是松枝茂夫的第一次译本，一种是伊藤漱平的二次译本。当他读汉语发生困难时，便从日文本去弄清文意。不料，有时愈对照愈糊涂。
例如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家飞燕泣残红”，探春给宝玉做了双鞋。宝玉提醒她：赵姨娘为此很生气。探春说：“他（赵姨娘）只管这么想，我只管认老爷、太太两个人，别人我一概不管。”小岛对两个“只管”的关系弄不清。我向他解释，两个“只管”是并列的，不是主从关系，这是贾探春“我行适我素”的声明。意即：随她赵姨娘有什么鄙贱想法（认为探春是她生的，是贾环的同父同母姐姐，应当与赵姨娘、贾环好），探春心中却只有老爷、太太两个人。这样讲后，小岛更不明白，查日文译文，发现日文译本把两个“只管”译成了先后、主从关系，成了赵姨娘“只管”想的，是探春心中只有老爷，太太二人。这样对照阅读的结果，一方面加深了小岛对《红楼梦》的理解，一方面意外地发现了日译本的不足。因而，我建议小岛英夫把日译本的疑点清理出来，撰写成学术论文。小岛到底写没写这论文，不得而知。如果写了，自然是于日本读者有益。
红学是门世界性学问
1980年我第一次给外国留学生讲《红楼梦》，说到第五回就用诗词框定人物命运。英国留学生说：小说不能这样写，我们英国小说从来不会开头就把人物命运告诉读者，那读者还会往下看吗？后来我想起留学生的话总乐，欧洲小说家不会这样写，中国小说家兰陵笑笑生开始这样写，而曹雪芹写到极致，要不全世界就出一本《红楼梦》？
当时我还说《红楼梦》第五回对全书有提纲掣领作用。英国青年贺安雷忙说“可是，毛主席不是这样讲的，毛主席说，《红楼梦》第四回是总纲。”
我回答道：《红楼梦》总纲是哪几回，有许多说法。毛主席算一家之言。
留学生说，毛主席的话不算“最高指示”了？中国学术界真“百家争鸣”了。
“那么，曹雪芹为什么要采取这种预示人物命运的方法呢？”贺安雷问。
还没等我回答，另一位英国青年韩克图忙说，“那是怕中国的红学家失业吧！他们从这里做出了多少文章啊！”英国学生为自己的趣话十分得意。
我开始给留学生上《红楼梦》时，一句带过了红学状况，他们却不乐意了，要求讲讲旧红学、新红学、红学现状。我按他们的要求做了，但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外国留学生读好《红楼梦》本身便可以了，至于进一步了解红学，那是中国学生才需要的。”课后，跟留学生同住的本科学生来“告密”，说留学生对这样的说法不满。瑞典的傅瑞东说：这是瞧不起留学生，马老师应当像要求中国本科生一样要求留学生。日本的伊藤说，红学已成为一门世界性学问，我们留学生为什么不该了解红学的过去和现状？
“红学已经成为一门世界性学问”，这话讲得好。只有半部遗稿的曹雪芹引起世界文学界瞩目，可以与著作等身的莎士比亚媲美。
“好玩”的巅峰之作：《红楼梦》（注：这是我2007年12月24日在解放报业集团“文化大讲堂”的演讲，此文据现场录音整理而成。）
胡适说《红楼梦》没有主题却好玩，“好玩”是胡适对《红楼梦》最精彩的论断。《红楼梦》具备好小说的最重要因素：一等一的有趣，一等一的好玩。有的学者说：中国可以没有长城，不可以没有《红楼梦》。他为什么这样说？这种说法有没有点儿道理？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好玩’的巅峰之作：《红楼梦》”。可能有的朋友觉得，你讲《红楼梦》本身就很好玩，你不是在“百家讲坛”说《聊斋》吗？其实我在学校里四大名著都讲。
四个月之前，我刚刚在上海参加了复旦大学举办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我在会上就提出了一个似乎很另类的观点：中国古代小说是有芳魂的。这个芳魂或者说香魂在崇祯十三年（1640），先是荡悠悠来到山东淄川，附着在蒲松龄身上，矗起了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艺术高峰《聊斋志异》。然后在康熙五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715年，蒲松龄在聊斋依窗危坐而卒。中国古代小说这一芳魂就飘人太空，又荡悠悠来到江宁织造府，附着在曹雪芹身上，矗起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艺术高峰《红楼梦》。从此《聊斋》《红楼》，一文一白，一短一长，千古流传，万世流芳。
山东最有名的老人孔夫子说过：“有教无类”。我在红学界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叫作“研红无类”。研究《红楼梦》没有准人标准，没有学科界限，只要你喜欢，谁都可以研究《红楼梦》。国际红学会第一次会议的发起者周策纵教授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合湾著名的《红楼梦》版本专家刘广定教授、大陆著名的《红楼梦》版本专家杜春耕教授，两个人不约而同都是化学家。我今年在《文史知识》上发表了一堆文章，都是论《红楼梦》对《聊斋》的继承，但这个观点不是我发明的，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家赵岗教授。赵岗教授还是曾经站在这儿演讲的于丹教授的亲表舅。（全场笑）
红学这个“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你会经常听到一些非常有趣的奇谈怪论。比如说，曹雪芹是十八世纪中国的“007”，他和他的邦德女郎共同刺杀了雍正皇帝。（全场笑）大家不要奇怪，这种类似的怪论一百年前就有，一百年后还会有。但是你在红学界有时候就可以在无意之间听到非常精彩、非常到位的言论。比如说，1986年我在哈尔滨参加中国的第一次国际红学会，纽约来的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说，胡适先生曾经说《红楼梦》不是好小说，没有主题。唐德刚问他，《红楼梦》没有主题你为什么要研究他？他说了两个字：好玩。胡适是我们“新红学”的鼻祖，但是我觉得在他所有高堂讲章般的专著中，最精彩、最到位、最传神的就是这两个字：好玩。为什么好玩？有趣就好玩，《红楼梦》这样一部小说充满了情趣，充满了谐趣，充满了一般小说所没有的那种雅趣。
《红楼梦》确实是一部小说，但是它又不仅仅是小说，它把中国古代文学的各种样式：诗、词、歌、赋都吸纳进来了，它把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建筑、美食、园林、绘画等等，都利用起来，给小说家写人物、讲故事服务。归根到底，《红楼梦》是最好的小说，是怎么看怎么好玩的小说。所以毛主席要叱咤风云的大将许世友看看《红楼梦》；梁思成规定，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学生必读的书是《红楼梦》；我们校长也找过我：“你能不能在学校大礼堂开一门选修课《红楼梦》？”山东大学几百个专业，几万名本科生大都愿意去上《红楼梦》这门课。
人不分工、农、商、学、兵都看《红楼梦》，为什么？因为《红楼梦》有趣，《红楼梦》是一等一的好看，《红楼梦》是登峰造极的“好玩”。
我们很多人都在学校里讲《红楼梦》，有时候讲《红楼梦》能讲出很多特别好玩的事。
记得1990年，我到北京大学去看望吴组了先生，吴先生刚刚带完一个捷克的留学生。吴先生何许人也？中国红楼梦学会第一任会长，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小说家。就这样一位老先生，一对一地给捷克留学生讲了一年《红楼梦》。他告诉我，这个学生学成要回国了来跟他告别，他说：“吴先生，《红楼梦》所有的问题我都弄明白了，我现在只有一个问题没弄明白。”昊先生说：“什么问题？”这个学生说：“大观园里有那么多的珍宝，贾宝玉和林黛玉为什么不卷包而逃呢？”（全场大笑）吴先生摇头叹气说：“马瑞芳啊，我听了这个问题就知道我这一年的《红楼梦》全都白上了。”我就安慰老爷子：“吴先生您别生气，留学生提什么问题的没有？我讲《红楼梦》，您知道留学生给我提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我跟吴先生一样，一对一地给一个日本学生讲《红楼梦》，就是他去读，我来给他答疑。我讲到“意绵绵静日玉生香”，他就大惑不解地提了一个问题：“老师，您总是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是没有结果的，您说它是个大悲剧，它有什么悲剧可言呢？您看看这一段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们两个不是已经上床了吗？”（全场笑）我当时想，这可是两百年以来《红楼梦》研究的伟大发现，贾宝玉和林黛玉都已经上了床了。（全场笑）我就在这儿琢磨，为什么留学生能有如此离奇古怪的问题。归根到底，他们没有看懂宝黛爱情是怎么回事，看不懂的关键是他们不知道贾宝玉和林黛玉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贾宝玉是什么样的人？按照《红楼梦》的艺术描写，他是一个不肖之子，他爹不是把他揍了一顿嘛。他爹说了，你有什么不足，让你这样唉声叹气。《红楼梦》一开始就有一首《西江月》，说贾宝玉是“无故寻愁觅恨”。“无故”这两个字太妙了。你没有缘故去寻愁觅恨啊，你住的是雕梁画栋，你穿的是绞罗绸缎，你吃的是山珍海味，你在大观园里是美女环绕，你出去是宝马香车。但贾宝玉就要去“寻”，他“寻”的是封建叛逆者之“愁”，“觅”的是和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着干的“恨”。
比如说，封建社会最讲究男尊女卑。但是我们的宝哥哥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就觉得清爽，见了男人就觉得浊臭逼人。封建社会最讲究的是读书做官，你要做天子门生，你要光宗耀祖。但谁去劝贾宝玉为官作宰，他就骂这个家伙是国贼禄鬼。封建社会最讲究文官要死在给皇帝进谏上，武官要死在给皇帝开拓疆域上，所谓“文死谏，武死战”。贾宝玉却把这贬得一分钱不值。所以贾府的人都骂他无能，薛宝钗说他“无事忙”、“富贵闲人”。但林黛玉就理解他，就欣赏他，所以贾宝玉和林黛玉这两个人的爱情不是传统小说里面两个青年男女因为长得漂亮而一见钟情，他们两个是因为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人格追求，才建立起来的知己之恋。
所以我看《红楼梦》，就觉得他们俩像是一对金凤凰在蓝天上飞翔，贾宝玉是凤凰，至于林姑娘更是真正的凤凰，也就是我们古代传说的凤凰神鸟，非梧桐不栖，非醋泉不饮，非竹实不餐。林姑娘就住在“有凤来仪”的潇湘馆，在那里写《葬花吟》，写《秋窗风雨夕》，写《题帕诗》，连潇湘馆的鹦鹉都会念诗。林姑娘体现的是一种清洁的精神，一种高贵的灵魂。咱们中国古代那么多有名有姓、确实存在的女诗人，有几个人诗歌的影响能超过林黛玉？我看除了李清照，恐怕就很难找了。
林黛玉是从来不讲假话的。贾母那么疼她，她说过一句巴结贾母的话吗？没有。皇帝把一串念珠赏赐给北静王，北静王赠给贾宝玉，贾宝玉再献给林黛玉。她说什么？“什么臭男人拿过的，不要。”什么臭男人？皇帝。所以我们看的是小说，我们看的是一个整天在那儿哭的林黛玉，这个哭不是一般的哭，这是绛珠仙子到人间来还泪之哭，哭出了她的高贵。
从林黛玉一个人物的身上就能看到古代很多传统的美德都集中在她身上：谢道锡的“咏絮之才”、李清照的“人比黄花瘦”，杜丽娘的“一生儿爱好是天然”。这样一个林妹妹，就是徐玉兰唱的、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这样一个林妹妹，怎么可能叫上一个小白脸，卷着大观园的珠宝逃走呢？（全场笑）
但有时候我教《红楼梦》，留学生提的怪问题对我也非常有启发。我记得1980年我教了五个国家的留学生，跟他们讲到王熙凤，我拿起笔就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字：蛇蝎美人。下面马上有一个瑞典留学生说：“老师，我不同意您的观点，我如果娶妻子就娶王熙凤这样的。”后来他有没有娶到一个现代王熙凤我就不知道了，但我知道这个学生后来的发展踪迹，他离开山东大学没几年就做了瑞典王国驻香港总领事，又过了三四年做了帕尔梅首相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样一个有才能的欧洲青年喜欢王熙凤，为千十么？那就像咱们的小品说的“王熙凤，你太有才了！”（全场笑）
王熙凤也是一只金凤凰，那是曹雪芹构思的站在冰山上的一只雌凤凰。王熙凤多么有才能啊！秦可卿死了，宁国府乱成一锅粥，王熙凤用两天的功夫就治理得井井有条。曹雪芹写了两句诗：“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意思是你们这些高官管不了国家，这个女强人管得了。所以王熙凤是贾府里面真正的思想家，真正的实干家。
最妙的是王熙凤不识字，但我觉得王熙凤身上的文化含量最高。王熙凤一出来，你看她的为人处世，那才叫嬉笑怒骂皆是妙文章，举手投足全是大智慧。大观园里很多人都非常有才能，但王熙凤只要一出来就毫不逊色。王熙凤跟这帮人一块儿周旋那才叫长袖善舞，左右逢源，游刃有余。林黛玉刚进贾府，王熙凤一看就说：“天下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况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竟是个嫡亲的孙女。”这夸谁呢？表面是夸林黛玉，实际是恭维贾母，几句话老太太就眉开眼笑。打牌的时候她故意输几个小钱给老太太，输得是那么自然，那么诙谐。
我给留学生讲到这段，日本学生就跟我说：“老师，这种事很正常。在日本我们做下属跟上司打牌的时候都得学王熙凤，得故意输钱给他。”（全场笑）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外交部办一个大使夫人学习班，浦东办一个公关经理学习班，建议开一门“王熙凤研究”，就学一学王熙凤的外交才能、语言艺术，就学一学王熙凤是怎么玩着、闹着、笑着，就把非常棘手的难题都摆平了。（全场笑）
我这些年经常接触《红楼梦》的外文译者，他们讲起我们的《红楼梦》就像我们的美女主持，说得是如数家珍。我在五年前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我把《红楼梦》的罗马尼亚文译者杨玲请到宾馆。她名叫杨玲，却是金发碧眼，典型的东欧人。我问她，你为什么要翻译我们的《红楼梦》？她的回答差点让我掉眼泪，她说：因为《红楼梦》是我们欧洲文化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高峰。讲得太好了！欧洲文化的高峰是莎士比亚，莎士比亚三十多部戏剧创造了四百多个人物，曹雪芹一部没有写完的《红楼梦》，也创造了四百多个人物，其中有几十个人是活灵活现，好像可以从纸面上走下来站在我们面前。
当时我家人给我打电话，说罗马尼亚这个小国家你一待十多天，你干吗呢？我说：“特来吃饭。”罗马尼亚人非常热情，我们每天两顿饭要吃六到八个小时。特来吃饭吃什么？文化部长请客，两菜一汤。我就想了，你们这些外国朋友到中国，我们请你吃什么？红楼宴。红木餐桌前边一坐，王立平悠扬的乐曲一放，打扮成大观园美丽丫矍的服务员上菜了。上来一道菜是最小巧的鸡下的最小巧的蛋，一两银子一个，必须要用筷子夹，小心翼翼地夹起来“味溜”掉地上了，这叫“刘姥姥夹鸽蛋”。（全场笑）再上来一道大上海的大闸蟹，我告诉老外，这就是大观园藕香榭螃蟹的后代。（全场笑）打开你看，蟹黄是满满的，当年平儿拿它抹了王熙凤一脸。再上来一道雪白雪白的鸡蛋清，周围是鲜红鲜嫩的牛肉片，这就是“雪中红梅”，贾宝玉找妙玉要的。我发现那帮外国朋友进了我们的红楼餐厅，都眼花缭乱找不着北了。
别说红楼正餐，红楼早点也把他们吃得一愣一愣的。我曾经和一个英国女学者一块儿吃红楼早点。这个女学者长的是魔鬼身材，样子像撒切尔夫人，名字叫玛格丽特。（全场笑）先上来一道红楼稀饭，八种，有燕窝粥、野鸭粥……再上来一道八种红楼糕点，有枣泥馅儿的山药糕等。再上来一道，八个果碟，再上来八种茶，这位英国苗条女士吃了两三种就吃不下了。这么多的红楼早点，《红楼梦》里面哪个人物吃得下？林黛玉吃不下，贾宝玉也吃不下，我估计贾府里面只有一个人吃得下，就是焦大。（全场笑）大家不要小看焦大，曹雪芹几百个字就把他写活了，写绝了。鲁迅先生加了一个评价，说焦大是贾府的屈原。
我有时候也研究外国的小说，福斯特的小说理论中说，人生无非是写几件大事，其中就包括饮食。我就发现俄罗斯最有名的三大长篇小说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把他们三个人所有的饮食描写全加到一块儿，也没有咱们《红楼梦》的多，也没有《红楼梦》的好。我们老马家的祖宗马克思说得好（全场大笑）：存在决定意识。煎牛排、罗宋汤怎么能比得了我们中国的满汉全席呢？
我们以前说《毛主席语录》是红宝书，我看《红楼梦》也是红宝书。毛主席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那叫艰苦卓绝。咱们小崔（注：“小崔”即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崔永元，当时他在解放日报讲堂现场听演讲并洲舌。）也作艰苦朴素状地来了一个模仿秀。（全场大笑）毛主席当年把除了军事以外的书全精简了，只保留了一本《红楼梦》。毛主席也是了不起的红学家。如果不是毛主席，红学能成为显学吗？当然也有人跟我说，红楼梦是“闲学”，是吃饱了撑的研究的学问，我发现确实有点道理。比如一些很大的专家，像沈从文，解放以后没写几篇文学文章，却写了一篇讨论妙玉请林黛玉喝茶的茶具是什么。他研究的结果说是中国古代的葫芦器。大文豪郭沫若也写了一篇小文章，研究贾宝玉和王熙凤被马道婆使了魔法，得了什么病，郭沫若说是斑疹伤寒。（全场笑）《红楼梦》的有趣就在于大专家专写小文章。
我听到的有关《红楼梦》的最好玩的一句话是蒋和森说的：“中国可以没有万里长城，但是不可以没有《红楼梦》。”太夸张了吧？但是想想有几分道理。咱们现在有多少人离开了中国到全世界各地，想家了怎么办？我说，很好办，背上《红楼梦》走天涯。不管走到哪儿背着小说打开就看。《红楼梦》不管从哪里打开，你都能够兴致勃勃地看下去，因为它太有趣了，它太好玩了。所以一本《红楼梦》在手，五千年文明的伟大祖国就装到心里了。（全场鼓掌）
对话电视剧《红楼梦》导演 王扶林、李少红（注：本文发表于《解放日报》2010年7月9日。）
《红楼梦》在中国很像足球在巴西，导演《红楼梦》，全国人民都关注，这是弘扬传统文化、功德无量的事，是幸事也是难事。王扶林导演的八七版如何成了“经典”？李少红导演的新版有哪些优点和弱，奴：新版“额妆”和音乐是不是其软肋？
新版《红楼梦》浮出水面，山东卫视“新杏坛”要我把八七版导演王扶林请来做对话节目，王导演在电话里说：现在该是宣传新版《红楼梦》时间，我出来做什么？我已谢绝了好几家电视台的邀请，如果我到山东台做节目，怎么对其他合解释？我说：有甚么不好解释？你就说是被马瑞芳硬拉去的狈。
山东卫视“新杏坛”的编导做规划：2010年6月23日王导演到达济南，24日在山东卫视录制。没想到规划没有变化快，山东影视频道编导突然给我电话：22日李少红导演带新版《红楼梦》主要演员到济南，23日想录制“李少红对话马瑞芳”。更没想到，中国红学会老会长冯其庸教授也在济南！因跟两位《红楼梦》电视剧导演、一位红学大师打交道，世界杯“五星巴西”比赛我都误了看！
其实，《红楼梦》在中国，很像足球在巴西，每当巴西队参加国际比赛，从总统到卖可乐的都成了巴西队教练；在中国，每当有人想拍《红楼梦》，数以千万计的“红迷”都成了导演的“义务指导”。不管王扶林还是李少红，先后都面临“众口难调”，不得不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七嘴八舌，甚至横打嗅子竖挑眼。
我跟二位导演对话之前先提醒自己：导演《红楼梦》是大事、幸事，也是难事，更是弘扬传统文化、功德无量的事。跟我辈在书房舞文弄墨、在课堂和电视讲堂鼓唇弄舌的所谓红学家相比，他们才是向亿万民众普及《红楼梦》的功臣，对他们应有足够理解和尊重。
忠于原著——意蕴、话语、氛围
为跟李少红导演对话，我提前在家突击看新版《红楼梦》光盘。看了头两集，如释重负。新版人物对话几乎从《红楼梦》小说照搬；“旁白”像读小说重要章节；贾府富贵高雅的气派，贵族生活的器具、场景、园林，两小无猜的少年宝黛……都有较好表现。我最担心的乱改经典没发生，新版《红楼梦》忠于原著的程度不亚于八七版，这是两版最大亮点也是最主要“雷同”。
我兴奋地发条短信告诉王扶林导演。其实王导演支持重拍《红楼梦》，他真诚地说，世界名著都经过多次重拍，《红楼》和《三国》不该由我一锤定音。八七版《红楼梦》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作品，我们提供个普及版本，在那个基础上，希望后来者能超过它。
有一次参加电视颁奖，王扶林和李少红同时接奖，主持人说二位《红楼梦》导演是不是交流一下？两位导演聊了半个多钟头。王扶林对李少红说，我当年拍《红楼梦》时议论纷纷，比你现在的压力大得多。说这个说那个，指手画脚，有的说得对，有的说得不对，千奇百怪的话都有，你要经得住，没事！你一往直前地做，肯定有你的独到之处。
跟李少红对话的清晨，我先跑到宾馆看望冯其庸先生。冯老是新版《红楼梦》首席顾问，我问：冯先生看拍好的《红楼梦》没有？冯先生说没有。我说：“您可以放心了。我已经看了十集，新版《红楼梦》忠于原著。”
新版《红楼梦》忠于原著，冯先生自然高兴，因为捍卫《红楼梦》的纯粹性和经典性，对这位年近米寿的红学大家来说，像保护自己的眼珠子一样。冯先生为人宠辱无惊、从不张扬，但遇到拿《红楼梦》胡说八道的事，却忍不住拍案而起，公开写文章批评。我从冯先生和老一代红学家身上学到的最重要一点就是：对《红楼梦》这部中国古代最了不起的小说，要有敬畏之心。
是否忠于原著是我评价改编是否成功的底线。
李少红导演对我说：新版《红楼梦》语言、旁白、片头片尾字幕全来自曹雪芹的小说，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曹雪芹的文字很美，我们编不过他。曹雪芹的伟大在于他能把大事放在家长里短的环境说，小中见大。《红楼梦》的对话是那时的白话，跟现在距离并不遥远，而且国家要求任何电视剧都要打字幕，在字袭环口旁白帮助下，很容易懂。
对新版《红楼梦》旁白，人们褒贬不一。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认为旁白是新版较成功之处，不仅能凝练概括剧情，交代前因后果，还能像电影蒙太奇，联系起这件事情和那件事情。是不是用得有些过头？可以讨论。
令我特别高兴的是，《石头记》的来历、甄府小荣枯、贾宝玉梦游太虚境，总之前五回精华，终于用电视手段介绍给广大观众了！小说《红楼梦》的意蕴或者说主题揭示，《红楼梦》异于其他小说的空灵和哲理，都集中在前五回，用电视表现难度却极大，即使表现出来也面临挑战观众视觉习惯的误区。敢于这样做很不容易！
新版《红楼梦》第一集太虚幻境、石头来历、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可以算是对八七版的补充，其实这些内容八七版拍过。王扶林导演对我说：我们拍《红楼梦》时，梦游太虚境还被说成是“迷信”，不能拍，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我们决定拍，花很大力气，跑到四川青城山找了个非常别致、有野味、有书生气的亭子，拍了好几天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我们也拍了一僧一道和甄府小荣枯，但最后观众都没看到，为什么？有故事。1987年春节晚会后凌晨，中央电视台台长叫我们先把《红楼梦》试播五集。结果播完序集跟第一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还没出现，净是贾雨村、甄士隐、一僧一道，观众不爱看，写了很多信，说中央电视台的《红楼梦》不怎么样！到以后正式播出，我们就把前面这些内容压缩成半集，当观众感觉枯燥想换合时，黛玉进府，观众一下子被吸引住了。
李少红导演对我说：太虚幻境对我们是很大挑战，到底太虚幻境的天上人间什么样子，灵感来自于清代画家孙温的画。怎么能把它拍得写意化？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希望一定把神话开篇和太虚幻境拍好，现在科技发展已经能够表现这一部分内容了。第一次让这部分亮相一定要让它非常惊艳。我们定的标准还有第一集一定要黛玉进府，内容太多，把我们难为坏了。我们动用电影手法、穿越时空方法，有实拍部分，有虚拟部分，有三维部分，最后才完成第一集。该交代的交代清楚，该出场的人物必须出场，做起来确实很难。
新版《红楼梦》第一集，对研究《红楼梦》的人来说，好看，耐看，不可不看。但广大观众喜不喜欢，有待时间鉴定。我对李少红导演说：你要有思想准备，你的前两集可能收视率不高。石头、太虚幻境、一僧一道，观众可能兴趣不大。不过没关系。原著有些东西观众不懂，你用电视硬塞给他，观众不满意，多看几次就行了，社会文化水平要靠精英提升，你把《红楼梦》较深的内容硬塞给观众，他渐渐会接受。
我相信，有曹雪芹原著如日中天的名气，有成了经典的八七版对比，有一定创新和突破的新版《红楼梦》必定会引起观众盎然兴趣。
八七版经典是这样炼成的
在饭桌上，王扶林导演说了段很有哲理的话：八七版刚问世时毁誉参半；电影《红楼梦》出来，八七版不挨骂了；剧组二十年重聚首，评价上了个新台阶；新版将出，八七版给说成“经典”了！
王扶林导演本人从不以“经典”自居，一再说八七版是尝试，是基础。真应了那句俗话：越有成就的人越虚怀若谷。
王扶林导演堪称中国电视剧第一人。他是第一位把长篇电视剧搬上中国屏幕的导演，第一位把中国古典名著搬上屏幕的导演，在我心目中他还有个“第一”，是第一位把我的长篇小说改编成长篇电视剧的导演，也是唯一的导演。王导演的耿介为人，对艺术执著追求、精益求精，在他导演《蓝眼睛黑眼睛》时我有深入了解，十分敬佩。
我很欣赏王导演一再说的话：“八七版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什么时代？简言之，计划经济、长官意志、思想禁锢、习惯势力，……都会对拍剧起作用，弄不好得挨批甚至下马。
电视剧《红楼梦》顶着极大压力一步步艰难前行。
改革开放初期，中央电视台要改变面貌，给电视观众提供新剧目，要大家出主意，王扶林是央视戏剧节目导演，他说：国外知名广播公司把世界名著搬上屏幕，效果很好，我们该拍《红楼梦》啊，四大古典名著首屈一指。没想到被中央电视台领导采纳了。不久，国务院主管电影电视的领导找中央电视台领导开会，要求中央电视台不要拍《红楼梦》，因为中国许多电影老导演毕生愿望就是拍《红楼梦》，是不是让他们拍？言外之意是你们电视台条件不具备。中央电视台不听，继续筹备。这位领导又说，你们坚持拍，能不能跟电影界合作？显然，跟电影界“合作”就大鱼吃掉小鱼了。论起拍古典名著，中央电视台任什么资历、经验都没有，跟电影大导演、大摄影师合作，电视台的人也就拉拉电线、做做场记、跟跟班、做做助手，等于给吃掉。央视还是不理。结果《红楼梦》电影赶紧上马，一场对台戏在所难免。有人劝决定拍《红楼梦》的副台长：“你一辈子都非常光荣，非常革命。晚年可别栽在《红楼梦》上。”如果没这位有头脑的央视头脑“对抗领导”，八七版电视《红楼梦》早就胎死腹中了。
王扶林拍《红楼梦》靠什么动力？真应了《红楼梦》那句话“可怜见的”：“我是下了决心了，既然领导给我这个任务，当时责任心驱使我们就是做驯服工具，领导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叫你拍《红楼梦》，就拍《红楼梦》；叫你拍《三国演义》，就拍《三国演义》。”
王扶林挑演员二十年前就是街谈巷议话题：林黛玉是毛遂自荐来的；贾宝玉是王导演到峨眉山选石头“捡来”的；王熙凤是王导演“一意孤行”定的……现在跟王导演谈到当年这批演员，他的喜爱之情仍溢于言表：陈晓旭，十七八岁，不到八十斤，会写诗，进了演员学习班，发现她生活里就是林黛玉，人聪明，说话损，净说刁话，给别人起绰号，取笑别人。有一次把史湘云出个大洋相，气哭了。邓婕：本来已有几个漂亮高大的备选“王熙凤”，但邓婕太上镜头了，天庭饱满，大眼睛，丹凤眼，鸭蛋脸。她还喜欢看书，肯钻研，不浮躁。只是个儿矮，怎么办？采用电视手段造点假！王熙凤跟大观园群钗在一起的镜头一般拍上半身，因为邓婕踩着小凳子呢。欧阳奋强：第一期演员学习班办完了，还没有贾宝玉，王导演爬峨眉山找电视剧开头那块大石头差点儿累死，刚回宾馆，一个小伙子来了，头发剃得光光，老头衫、短裤、拖鞋，王导一看，娃娃脸，一问，二十岁，有门儿！“你去趟北京吧！”怎么去？坐飞机。欧阳奋强后来告诉人说，他不是冲《红楼梦》去的，而因为他从没坐过飞机，算公费旅游吧。……八七版《红楼梦》这些演员，林黛玉是学员，薛宝钗是跳舞的，王熙凤是演川剧的，袭人和史湘云是演黄梅戏的，迎春是农村接线员，赵姨娘是端盘子的，她们哪上过舞合啊？一开始拍戏，全部得由王扶林导演来示范，一举手一投足一个身段，怎么拿东西，全部把着手教，简直要把总导演累死！后来剧组有了专门教青年人表演的老师，两位老演员本来是来做表演老师的，也被导演就地取材成了剧中的贾母和贾赦。多么可爱的贾母啊！
我问王导演：你过去不熟悉《红楼梦》，敢拍《红楼梦》是不是吃豹子胆了？王导演回答：我们有强大的顾问团。王昆仑、周扬、曹禺、吴世昌、周汝昌，他们当顾问，关键时候点睛。我们去找蒋和森，问《红楼梦》的服装怎么办？化妆怎么办？明明是清朝啊，贾宝玉得背辫子，可是剃了半拉头的贾宝玉还能看吗？蒋和森说，你们看看第一回，曹雪芹讲得很清楚，无朝代年纪可考，无地域邦国所限，只是取其事体情理。蒋和森说，《红楼梦》侍女的服装，你就集中中国古代美女最漂亮的服装设计！曹禺也说《红楼梦》既非元，也非宋，也非清，也非明。这是画龙点睛的要害。我们的服装当时是很靓的，特别是王熙凤那套服装，戴那个皮帽子，没花几个钱，但相当漂亮。我们在正定县搭景，秦可卿出殡、元妃省亲那条街，搭完景，第二天拍摄前请专家来看，顾问说，错了，不是“荣宁街”，应该是“宁荣街”。宁国公是兄，荣国公是弟。幸亏及时发现，要是等拍完就没法改了，只能将错就错。可见这些顾问他是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八七版《红楼梦》经费哪儿来？一级一级打报告申请，批给一百五十万。哪儿够呢？关键时刻，山东因素起作用，山东企业家赞助二百五十万，总共用了六百八十万。这部投资不到七百万的电视剧，三年前就播出七百多次，给电视台创造了数以亿计的收人。
王扶林导演什么收入？说给谁都没人信。他既没稿费也没片酬，只由剧组管饭。后来因为得了飞天奖，央视奖了一万元，分四百元奖励总导演王扶林四年多的劳动。
春兰秋菊各有佳妙
新版《红楼梦》拍摄期间我曾在博客上批评“额妆”，说李少红导演的《红楼梦》被叶锦添变成苏三起解了。跟李少红导演对话时，我仍直言不讳，认为额妆限制表现力，影响人物形象塑造。李少红导演聪明地回答：贵族生活的仪态和生活方式应和世俗生活拉开距离，我们创造额妆就是从这个地方考虑，让它有一种仪态感，这个仪态感是庄重的、有形式感的。点鹅黄什么的都是为了表示一种身份，拉开一个距离。美女导演如此善辩，惹得我直想笑。我还是不依不饶地提出一个细节刁难导演：林黛玉在大观园诗会上发髻松了，有一络头发散了下来，薛宝钗替她用手抿上去了。这是“金兰契”的表现，这个镜头，你用了“额妆”后如何表现？
我曾跟李少红导演讨论，认为新版画面非常美，特别是人物活动在厅堂园林中时，还有电影手段乃至动画手段的采用。我没来得及说，新版《红楼梦》画面色调似乎偏暗，跟《橘子红了》太接近。毕竟贾府是钟鸣鼎食贵族之家，不是昏暗破败的中等人家。
而新版的音乐我认为是软肋。我看了十几集，第一句歌词是什么，仍没听清。这样的歌能受群众欢迎吗？能帮助新版流行吗？
八七版音乐，是王扶林导演赌博式选择。王立平是流行歌曲《太阳岛上》的作者，他得知《红楼梦》上马，找到剧组，愿意用最好的创作年月为《红楼梦》服务。演员没到，作曲先到，跟剧组学习，埋头写作，一年工夫，写出《枉凝眉》。王立平说，《枉凝眉》我不是手写出来的，也不是脑子想出来的，是用我的心、是流着血写出来的。一放《枉凝眉》，顾问团红学家一致叫好。演员学习班一开始就先放这曲子，让大家进人《红楼梦》时代，进人到王立平提供的遥远、空灵、古老的大观园环境。当时还有人给台长写信说，真怀疑王扶林导演懂不懂《红楼梦》，怎么竟把搞流行音乐的作曲找来写古典音乐呢？事实证明八七版音乐特别出彩，已变成街头巷尾流行歌曲。
《红楼梦》是百科全书式小说，曹雪芹诗词歌赋无一不精，戏剧在小说中起相当重要作用。我对李少红导演说，根据脂砚斋提供的线索，曹雪芹特别喜欢《牡丹亭》、《西厢记》，打算也写部类似的传奇，而脂砚斋劝他写小说。我们感谢脂砚斋，使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小说诞生了。但曹雪芹还是放不下戏剧情怀，在太虚幻境自创北曲表达金陵十二钗等人命运。更重要的是，小说不断出现戏剧场面，用戏剧暗示人物命运，这很重要，而新版《红楼梦》运用戏剧相当出彩。
李少红导演说，曹雪芹用戏曲作剧情、人物命运的截语特别多。我们做了个功课，请昆曲家、研究人员把书中二十七处和剧情有关的昆曲复排了，确实让十二个小信来演，其中有些是社会上已不演了的。复排很费工夫，元春归省四出戏，《鲁智深大闹五合山》，直到最后黛玉生日的《嫦娥》，都排出来基本上对应着小说演到我们的剧里了。我们没有故意渲染，但那些词和曲、音调都蔓延在电视剧里。
李少红导演还说：我个人对付巨匠曹雪芹完全不够，我们想办法吸纳各种各样精英，专家的智慧帮助了我们的剧，新版《红楼梦》不只凝聚了我和整个团队的心血，还凝聚了社会上很多专家的心血。
八七版最后六集采用探佚成果完成大悲剧。新版《红楼梦》采用程伟元、高鹦的后四十回。长期以来在民众中流传的是完整的一百二十回《红楼梦》，把这个《红楼梦》呈现出来也是可以的。虽然红学界百分之九十五的红学家不同意后四十回，我也最不喜欢后四十回，但作为一种不能不承认的长久存在，拍个有别于八七版的尾声，未尝不可。
八七版《红楼梦》中那些经典镜头已深人人心，晴雯撕扇、黛玉葬花、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史太君宴大观园……像小说《红楼梦》一样，脍炙人口，为亿万观众喜爱。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电视。时间过去二十多年，新版《红楼梦》科技手段进步，投资上亿，希望李少红版和王扶林版《红楼梦》，春兰秋菊，各有佳妙，共同为广大观众提供古典美和现代美相结合的精神大餐。
刘心武“秦学”争议始末（注：学术需要规范，学术界欢迎争鸣。此文乃是对当年那场红学界甚或学术界发生的不啻地震级学术争论的综述性报道，材料翔实，脉络清晰，旗帜鲜明，反思深刻。因写与2007年初夏，故不涉及2007年后相关话题。希望广大读者能从这件事中获得一些思考。——编者）
为什么刘心武“凑学”引起红学家强烈反对？红学家“群殴”刘心武到底是怎么回事？蔡义江如何发现“凑学”根基“太子对联”是唐人诗句？冯其庸为何说刘心武的讲座是“红外乱谈”？李希凡为何强调一定得把《红楼梦》看成是小说？刘心武“秦学”的立论和周汝昌先生有什么联系？刘心武是替周汝昌先生负弩前驱冲击红学主流吗？学术研究变成网友口水战，是红学悲哀还是学术悲哀？
学术需要规范，学术界欢迎争鸣。此文乃是对当年那场红学界甚或学术界发生的不窗地震级学术论争的综述性报道，材料翔实，脉络清晰，旗帜鲜明，反思深刻。因写于2007年初夏，故不涉及2007年后相关话题。希望广大读者能从这件事中获得一些思考。——编者
刘心武用“秦学”讲《红楼梦》，引起广大观众看“百家讲坛”的兴趣，引起读者看《红楼梦》的兴趣，也引起红学界广泛不满。媒体大做文章的所谓“红学家群殴刘心武”热闹事儿，从2005年末到2007年初夏，从没停止过。
红学从不缺少争论，争论往往是双向性的，你商榷，我回应，有来有往。这次“红学家群殴刘心武”，既是一边倒，又是单向性。所谓一边倒，是红学界除周汝昌先生外，对刘心武的态度基本一致，有理有据地给予批评；所谓单向性，是刘心武仅有“表态式回应”，如“不要以专家身份压人”、“决不放弃上央视的权利”等，无实质性回应，对红学家的具体批评概不回应。
为什么刘心武所谓“秦学”引起如此广泛反对？
“红学家群殴刘心武”的前因后果是怎么回事？
蔡义江揭出谬误
刘心武随机应变
刘心武“秦学”发韧之作，发表在1992年《红楼梦学刊》第二辑，题目是《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他提出：秦可卿出身可能跟北静王差不多。他的观点，在当时并没引起红学界多大注意。因为秦可卿本是《红楼梦》的次要人物，开篇不久就死了，对她的原型臆测能有多大价值？除了《红楼梦学刊》编委邓庆佑教授写过一篇文章，鲜有商榷者。
此后，王蒙半开玩笑地把刘心武论秦可卿叫“秦学”。刘心武大概做梦都想不到他居然可以成就某个“学说”，对王蒙的调侃如获至宝，正式树起“秦学”旗帜，连续写好几篇大谈“秦学”的文章。1994年，华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秦可卿之死》。
那个阶段刘心武写“秦学”文章，语气多半是试探性的，不像后来在中央电视台说“秦可卿是解开《红楼梦》的总钥匙”那样武断。
刘心武《秦可卿之死》一出版，上海红学家陈诏立即发表批评文章。多数红学家仍没在意刘心武。在红学家看来，作家写点儿红学文章是好事：作家想象力丰富，有点儿出格理论，看着很新鲜；至于他们对《红楼梦》的胡猜乱道，不理就是。
刘心武把他的三个中篇小说《秦可卿之死》、《贾元春之死》、《妙玉之死》，跟关于秦可卿的“阅红随笔”一起，结集为《画梁春尽落香尘——解读＜红楼梦＞》，于2003年出版，印了万把册，到2005年初还没卖完。
在刘心武上中央电视台之前，红学家李希凡、蔡义江早就跟我聊过刘心武搞“秦学”这事。大意是：作家就是作家。想在红学研究上标新立异站不住，还是回头写小说算了。不过，你们这些当代作家，应该写属于自己时代的小说，最好不要对曹雪芹越坦代鹿、画蛇添足。不是有这样的话？“重要的不是作家叙事哪个时代，而是作家在哪个时代叙事”。曹雪芹如果像刘心武这样处理秦可卿、贾元春、妙玉，他还成其为曹雪芹吗？
对两位大红学家的话，我颇以为然。
蔡义江教授是“一代词宗”夏承燕先生的高足，研究唐宋诗词和《红楼梦》都很有名气。他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在北京出版社印了百万册，后来增订为《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中华书局几乎年年重印。蔡义江重校点评《红楼梦》更是很有价值的版本。
2005年刘心武移师“百家讲坛”，以“秦学”讲红学。
用样板戏的说法：刘心武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
刘心武热播，在一般观众和读者眼里，他几乎成了“红学代表”。此时，红学家仍然认为刘心武不过“野台子戏”，随他唱去吧。
那么，刘心武讲《红楼梦》“野”的症结在什么地方？其理论“无根性”在哪里？是蔡义江教授首先发现并指出的。
刘心武用“秦学”讲《红楼梦》，用简单的话概括其主要论点，就是：康熙废了又立、立了再废的所谓“两废太子”了扔将一女婴偷送到江宁织造曹家，曹雪芹父曹顺冒险将女婴藏家中作为政治投资。作为双保险，把曹雪芹姐姐送人东宫，曹氏得太子撤扔及“太孙”弘哲宠爱。雍正篡位，撒扔身亡，曹家被整，幸好雍正暴亡，乾隆即位，又将曹雪芹姐姐纳为王妃，曹家也因此中兴。藏在曹家的公主暗通其兄弘哲谋反，曹妃为向上爬，向乾隆告密，公主悬梁自尽，其兄起事欲刺杀乾隆未成，却也让曹妃付出了生命代价……曹雪芹就是以这样的皇室纠葛为原型，写出《石头记》即《红楼梦》。
刘心武认为，在《红楼梦》中，“月”指太子，秦可卿原型就是康熙废太子看扔的女儿。后来贾元春为贾府利益告发秦可卿，秦可卿父母兄长派张太医与秦可卿用暗语联络，导致秦可卿之死。北静王、蒋玉菌甚至刘姥姥进大观园时，贾母等人的“双悬日月照乾坤”、“御园却被鸟衔出”等词句，都是《红楼梦》对宫廷政治斗争的暗写……整个《红楼梦》是个大谜，《红楼梦》｝司世三百年后，刘心武解开了这个谜，而秦可卿是解开《红楼梦》之谜的总钥匙。
刘心武的理论支柱，或者说所谓“秦学”的第一张牌，实际是：
“废太子”对联“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荣禧堂对联“座上珠矶昭日月，堂前椭莆发焕烟霞”。
等号前边是刘心武认为“废太子看扔”所作；等号后边是《红楼梦》中林黛玉眼中所见。
红学家多半不关心刘心武讲了些什么，却也有偶然关注还留了一份心的，那就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吕启祥。
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的《新解＜红楼梦＞——在文学馆听讲座》一书，里边收了吕启祥和蔡义江等人的文章，也收了刘心武的讲座。吕启祥仔细看了这本书的所有文章。刘心武在“百家讲坛”讲座，她有时也听。
2005年6月14日，客游北京的红学家梅节要返回香港，香山曹雪芹纪念馆李明新组织红学家在香山为梅节送行。席间，吕启祥递张条子给蔡义江，上边写：“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注：太子撒扔留下一联，见王士祯《居易录》。”
蔡先生问吕启祥：“什么意思？”
吕启祥说：“这两句诗，蔡老师见过吗？”
蔡先生说：“似曾相识。可是，不记得是在《居易录》见过。”
吕启祥告诉蔡先生：刘心武在央视讲《红楼梦》，他认为秦可卿的原型是废太子撤扔的私生女。林黛玉进荣国府看到的对联“座上珠现昭日月，堂前椭献焕烟霞”，就是从撤扔所留下的这一联来的。
蔡先生说：“这两句诗恐怕不是废太子的吧？我没见过废太子撤扔的诗，可这两句诗很眼熟，我怀疑是唐朝人的诗。等我查出来告诉你吧。”
蔡先生回家一查，果然发现“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是中唐诗人刘禹锡（梦得）的名诗《送薪州李郎中赴任》中的两联，全诗是：
楚关薪水路非赊，东望云山日夕佳。
建叶照人呈夏草，松花满碗试新茶。
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
北地交亲长引领，早将玄鬓到京华。
蔡义江查的结果马上在红学界传开，红学家惊愕不已！刘心武振振有词说的“废太子诗句”，原来是中唐诗人刘禹锡的！而“废太子诗句”是“秦学”主要支柱！如此看来，用“秦学”解“红学”岂不成开国际玩笑了？
“秦学”立足之本“废太子对联”由吕启祥发现疑问，向蔡义江质疑，进而由蔡先生发现谬误。红学界对刘心武“纠偏”开始了。
吕启祥是新时期相当有影响的著名女红学家。她研究《红楼梦》是在细读文本基础上做深入细致的思想艺术分析，在我眼里，吕启祥论王熙凤，是迄今为止最妙的凤姐论。吕启祥也曾是“百家讲坛”主讲人，跟蔡义江等在“百家讲坛”做过“红学六人谈”讲座。吕启祥和蔡义江研究《红楼梦》最主要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把曹雪芹当成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来看待，把《红楼梦》当成中国最伟大的小说来研究。他们对红学研究史上形形色色的索隐、林林总总的1隆论，洞若观火。由他们关心并揭开所谓“废太子对联”的谬误，不是偶然的。
蔡先生的发现一传出，新闻记者立即采访蔡义江……刘心武“乱点鸳鸯谱”马上沸沸扬扬。
刘心武得知蔡义江的发现后，立即行动起来，两个月后《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出版时，电视讲座内容已重新修改，刘心武说：“经查，这确实是刘禹锡老早写下的诗句，那么，王士祯所谓‘太子名对’的记载，该怎么看待呢？王士祯行文比较简约，我想，他所说的情况，可能是当年太子还小，他的老师说了刘禹锡诗里的前半句，作为上联，让他对个下联，他当时并没有读过刘禹锡的这首诗，却敏捷地对出了下联，与刘禹锡的诗句不谋而合。”
刘心武的辩解再次受到红学家嘲笑和调侃。纪健生在《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一辑发表《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说，从刘心武说所谓废太子对联“可能”跟刘禹锡“不谋而合”，他联想到过去一件“不谋而合”的模事，“有个什么人”（实际指刘心武）曾“梦中得到‘江湖夜雨十年灯’诗句”，认为是自己的创作，岂不知是宋代大诗人黄庭坚流传九百多年的名句“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此事被揭穿，据说也是以“从未读过黄诗”和“不谋而合”来解释的。纪健生说：“这种与古人争著作权的做法，实在不高明。”
蔡义江发现疑点，指出谬误，刘心武随机应变，亡羊补牢。纪健生这样分析：“刘先生为什么紧紧抓住这两句诗不放，甚至在有力的反证面前也仍要咬牙坚持呢？盖因为这两句诗是关系到‘月喻太子’能否成立的根本也是唯一的证据。而‘月喻太子’的成立，又是‘双悬日月’、曹家参与康、雍、乾皇室斗争并属于‘太子党’的重要依据，更是关系到‘秦学’成败的关键：秦可卿的原型就是被宁府藏匿的看扔之女的推论是否有着落。”
蔡义江则说：“我们退一步说，假设‘楼中饮兴’不出自刘梦得而真是撒扔所拟，那么，它有没有可能是小说中荣禧堂对联的原型呢？也绝无可能。”他随后详细分析，所谓“废太子对联”和“林黛玉所见对联”毫无联系：“误归太子一联说的是江上楼头风景极佳，能助酒兴，添诗情；小说中的一联说的是来荣国府者尽是达官贵人，其佩饰袍服珠光炫耀，五色映辉。前者‘明月’‘晚霞’是实景，后者‘日月’‘烟霞’是虚喻。两联风马牛不相涉，怎么能是‘原型’呢？”
蔡先生客气地不称“刘心武”名字而称“小说家”，他说“小说家说：‘请注意他的平仄’而‘楼中饮兴’（平平仄仄）和‘座上珠现’（仄仄平平）恰好平仄不同，‘恰恰可以说明小说家并不懂律句的平仄’”。
对“小说家”如何回应“废太子对联”，蔡义江教授在《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一辑发表的《无秘可揭 无谜可猜》一文后边加了段“附记”：“我于2005年6月14日晚查出所谓了扔一联，乃出自刘禹锡诗，当即电话告知多方，消息传得很快。小说家已风闻，但没有勇气认错，仍设词强辩，说两者是‘不谋而合’。”
蔡先生始终不点“小说家”刘心武的名字，大概是文人雅量吧。
中国红学会副会长蔡义江为何花费这么大力气反复证明两副对联的联系根本不存在？主要是说明：研究《红楼梦》不要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索隐派老路是走不通的。
十年前因为欧阳健说脂砚斋是红学家虚构的，蔡义江写了火气十足的批评文章，有这样的话：“你不是伽利略，我也不是教皇。”我在莱阳全国红学会大会发言时，给蔡先生送个外号曰“蔡教皇”。转眼十年，“蔡教皇”对“异端邪说”的忍功见长，他批“秦学”的文章写得较平静，只在文章最后略露锋芒地对“小说家”说：“还是发发慈悲，饶了曹雪芹吧！”
从旁观角度分析，刘心武必须“咬牙坚持”说废太子对联跟刘禹锡诗句“不谋而合”，绝对不能承认废太子背刘禹锡的诗句。因为废太子如果没有这两句诗的发明权，至少是跟刘禹锡“不谋而合”的准发明权，“秦学大厦”就建到沙滩上了。而废太子如何能和唐代诗人“不谋而合”？刘心武用的词是：太子小小年纪就“可能”和唐代大诗人“不谋而合”。
“可能”是刘心武讲《红楼梦》最常用的词，有时候这“可能”用得莫名其妙，比如2005年东方出版社《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中有这样的话：“现在我们虽然还没找到任何关于太子的女儿被偷运出来，被曹家藏匿的史料，但我们可以不必再问：那是可能的吗？”没有任何史料依据，就断定曹家藏匿公主，而公主即秦可卿原型，读者却不能追问“那是可能的吗”！真是天才的逻辑混乱！如果质疑与秦可卿相联的弘哲“刺杀乾隆，乾隆赐死曹妃”有没有史料依据，刘心武的回答是，档案由乾隆皇帝“销毁”了。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刘心武怎么知道十八世纪乾隆皇帝“亲手销毁”档案？刘心武说是“据清史专家考证”。到底哪位清史专家考证出来？发表在哪年哪月哪家哪期刊物上？不知道。“可能”吧！
刘心武如果写小说，悉听尊便，可他偏偏声明是红学研究且成了红学分支，这只靠“可能”下结论的“学术研究”，这种天方夜谭式的“学术研究”，借央视这个平台向广大读者灌输，不能不令搞多年学术研究的红学家大惑不解，以致不得不为维护红学尊严挺身纠谬，以正视听。
杜春耕胡文彬张书才等提出质疑
挺刘者打出“刘心武我们支持你”红幅
尤令很多红学家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刘心武对待正常学术批评的非正常态度。除了对蔡义江指出谬误不认账之外，他究竟为什么，是有意还是无意，挑起了所谓“草根红学”和“正统红学”的对垒？
蔡义江教授揭出刘心武“秦学”的硬伤后，刘心武多次对记者声明：他搞的是“草根”红学；研究红学不要以专家身份压人；他坚持上央视的权利。
更出格的是，有些小报报道刘心武要“打倒红学界”。这究竟是小报无中生有？还是确有其事？红学家们希望刘心武出来声明小报在造谣，但没有动静。
看来，刘心武要用“草根红学”跟主流红学较量一番了。
“草根红学”这个词的发明权，并不属于刘心武，而属于邓遂夫。邓遂夫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研究叫“草根红学”？说来话长，此且不提。邓遂夫创造的“草根红学”这个词因为刘心武借用红火起来。
其实，红学从来没有“庙堂红学”或“牡丹红学”和“草根红学”之分。中国红楼梦学会也不像中国作家协会那样是正部级国家单位，而是红学同仁的松散组织。红学向来是个极其松散的圈子，任何人随时可人，随时可出，没有任何“准人标准”，比如学历、职业、职称。只要你写文章提出的观点受到大家关注，大家就默认你也研究起红学来了。假如原来非古典文学专业者研究红学叫“草根红学”，不是专门研究《红楼梦》的人研究《红楼梦》叫“草根红学家”，那么，刘心武恐怕得算第N百、N千名“草根红学家”了。现居美国的大名鼎鼎红学家周策纵、唐德刚、赵岗教授的本业都不是古代文学研究；国内红学圈内著名版本学家杜春耕是光学专家，台湾红学版本专家刘广定的本业是化学研究。他们原来的专业跟刘心武原来的作家专业相比，离《红楼梦》更远，更“草根”。但是因为对《红楼梦》的共同爱好和共同君子态度，杜春耕这些所谓“外四路”出身的红学家和蔡义江这些所谓“正门学派”的红学家，经常在一起平心静气地讨论红学问题。可以当面争得面红耳赤，可以发文章毫不客气地互相商榷，一般都是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谁也没觉得因为观点不同受到质疑而压抑。
一位可以算典型“草根”的红学家——光学家杜春耕利用清宫档案就刘心武一事发了言。2005年10月7日，杜春耕在香山曹雪芹纪念馆作学术报告谈红学索隐派，在谈到刘心武时，根据清宫档案专家张书才先生提供的资料，谈到：第一，根据清宫档案记载，康熙皇帝在废了太子撒扔之后，对太子的子女非常关爱，亲自收养在身边，废太子的儿子还封了亲王，根本不存在废太子把女儿偷送出去的必要。第二，刘心武整个讲座的核心是义忠亲王老千岁，讲到秦可卿用的棺材就是给义忠亲王老千岁准备的。这事也根本不可能，如果这件事有“原型”的话，可能是纳尔苏亲王制作棺木事。根据清宫档案记载，雍正皇帝对纳尔苏违禁运木头的事，下诏骂了个狗血喷头。因此，这样用“违禁”棺木的事，也是不可能的。第三，皇室子女给弄到曹家绝对没有可能。
杜春耕实际上把刘心武讲座错误的要害都非常明确地指出来了。但是因为杜春耕在香山曹雪芹纪念馆做报告时没有记者参加，这事未在新闻界引起震动。
引起轩然大波的，是中国红学会副会长胡文彬。2005年10月15日，胡文彬教授在大观园作了一个学术报告：“《红楼梦》的诱惑和红学的困惑——关于当代红学的几点思考”，主持人是吕启祥。
大观园每个月都搞学术讲座，讲大家感兴趣的问题。胡文彬跟刘心武是认识的。但胡文彬觉得，不管两个人认识不认识，是不是朋友，都得讲学术良心。对不正确的学术观点，该说就得说。胡文彬在讲座最后郑重说到刘心武的讲座，他说，研究《红楼梦》猜谜是不行的，《红楼梦》是伟大的小说，不是谜语书。你到图书馆查书，你也得到小说类找，不能到谜语书里找。还有，所谓“打倒红学界”，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即便哪位红学家的意见全部错了，你也不能讲这样的话。胡文彬还讲到刘心武的讲座中其他一些不科学的地方。
因为胡文彬讲座时有记者参加，他批评刘心武的事立即就“捅”到报纸上了。接着，广州《南方都市报》、湖南《潇湘晨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天南地北，一家一家报纸采访胡文彬。胡文彬是个血气方刚的红脸东北汉子，有话直说，而且往往一针见血。他说：现在社会上浮躁的东西太多，浸润着大学校园，也浸润着整个社会方方面面，这个社会得神经病了！还不是一般的神经病！不符合学术规范还不让人说，这不是正常的现象！希望刘心武自重一点儿，不要动不动就打倒这个打倒那个。你说要打倒红学权威部门，这合适吗？即便你有意见，即便哪位红学家不好，你也不能打倒红学会！中国作协不是有犯错误被开除的，你怎么不去打倒中国作协？因为《红楼梦学刊》过去发过、现在不肯再发你的文章，因为红学家批评你，就犯了弥天大罪了？
胡文彬一次一次接受采访，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也引起挺刘者的不满，刘心武在签售他的《刘心武解读＜红楼梦＞》时，有人打出了“刘心武我们支持你”的大幅红布标语。
胡文彬处于风口浪尖，相比于最早指出刘，自武张冠李戴的蔡义江教授，他更多地受到挺刘者嘲骂。有个阶段，胡文彬的家人甚至担心他的安全。人们有理由要问：究竟是谁受到“群殴”了？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红学家们还是坚持跟刘心武摆事实、讲道理，于是，清宫档案专家张书才、红学会秘书长孙玉明，纷纷做讲座、发文章、接受采访，表达了对刘心武讲座的既旗帜鲜明又有理有据的批评意见。
冯其庸：刘心武的讲座是“红外乱谈”
李希凡：《红楼梦》它就是一部小说
张庆善：刘心武的“秦学”是新索隐
刘心武在《百家讲坛》讲《红楼梦》，自称“一家之言”，但这“一家之言”附着于强势媒体，影响就非比寻常了。《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一个月重印六次，足见受关注程度。
当刘心武的讲座热播时，也有读者觉得讲座固然有趣，但缺扎实依据，刘心武讲得对不对？如果对，贡献在什么地方？如果不对，谬误在什么地方？当胡文彬受到“挺刘者”“围殴”时，很多读者给红楼梦研究所打电话，要求中国唯一的红楼梦研究机构的专家出来说话。于是，2005年末，冯其庸、李希凡、张庆善以接受《红楼梦学刊》记者访谈的形式发表了对刘心武讲座的意见，《冯其庸李希凡张庆善访谈录》发表在《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六辑。
冯其庸先生釜底抽薪，说，刘心武对《红楼梦》的讲解跟《红楼梦》没关系，充其量只能是“红外乱谈”，所谓“秦学”根本不能成立。
冯先生原话是这样说的：“有人问我：秦学能不能成立？我反问他假定有人研究贾宝玉，能说就是‘贾学’吗？研究林黛玉，能说就是‘林学’吗？那么，一部《红楼梦》得产生不知多少学问了。一门学问总要有一门学问的根基，研究秦可卿就叫做‘秦学’，‘学’在哪里？随便编造就变成了学问，那做学问也未免太容易了，天下做学问的人也就太多了。所以不客气地讲，刘心武的所谓的《红楼梦》的讲解，不是‘红学’，也算不上‘红外学’。‘红外’当然是‘红外’，因为它与《红楼梦》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学’在哪里呢？信口乱说就能算‘学’吗？我认为他自称的所谓‘秦学’，或者别人说的‘红外学’，充其量只能说是‘红外乱谈’。”
冯先生说：“学问要有学问的品格，学问要有学问的规范，信口乱说怎么能称为学问呢？”
李希凡先生坚持他一向的观点：《红楼梦》是小说，不能把它作为事实考证的对象、曹家家世考证的对象。“曹家人只是内务府的官员，地位不高，虽然跟皇家很亲近，而且得到康熙的信任，但终究只是个江宁织造，跟小说中开国元勋式的荣宁二公没法做类比，更不能以曹家家世的考证来评价小说中的艺术形象。”
那么，李先生如何看待秦可卿这个艺术形象？他认为：“小说中的秦可卿是个很完美的贤德的孙子媳妇。”“一家上下老小，包括老祖宗都说是十全十美的。就连她的死也从‘淫丧天香楼’变成了病死，而且她得病的过程也都写得很细致。我个人感觉这是曹雪芹《红楼梦》艺术上的一大失败，他不应该听别人的意见，把秦可卿改成现在这样。”“我主张艺术形象的研究还是应该回到文学研究的道路上来，不要搞艺术形象外的索隐。”
李希凡先生说：“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这样重要的舆论导向的阵地，应该把学术研究，把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遗产的研究引向正确方向，不能什么说法都引人。学术讲坛不是娱乐台，不能像现在电视上某些改编名著的作品那样，那纯粹是败坏古典名著……”
中国红学会会长张庆善贝Ii说：刘心武的所谓“秦学”根本不是什么学术研究，而是新索隐。“可以说他是把索隐和自传说结合起来并发展到极端”。红学史上有早就被证明是错误的索隐方法，而刘心武的索隐又跟历史上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不同，蔡式索隐的东西历史上确有其事其人，只不过和《红楼梦》没关系。刘心武的索隐，比如秦可卿的原型是废太子的女儿，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是刘心武分析和猜想出来的，所谓“秦学”不是红学，是搞创作，是编故事。只是这些故事编得不如刘心武自己以前的小说故事编得好。
张庆善说：“退一万步讲，废太子真的有这样一个女儿，也不可能送给曹家这样的家庭去做媳妇。因为曹家虽然在清代是很有名的家庭，但是他们出身包衣，是皇帝的奴仆。清代满清贵族中规矩是非常严格的，公主与包衣他们之间的身份差距太大了，这种事情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张庆善还对刘心武“杜撰出贾元春的生活原型”，“是曹家一个女子”，“应该是”先后跟废太子、太孙生活过，又得乾隆宠幸成了王妃，实在“荒唐可笑”，“完全经不住推敲”。
冯其庸先生是中国红学会老会长，李希凡是当年研究《红楼梦》受到毛主席重视的“小人物”，张庆善是中国红学会现任会长。这样三个人同时接受访谈，标志着红学界对刘心武解读《红楼梦》的郑重批判态度。
刘心武是知名小说家，得过中国当代小说创作最高奖励茅盾文学奖。他讲中国古代最伟大小说《红楼梦》的结果，居然使得理论家对他的小说家认知能力大加质疑。茅盾文学奖评委李希凡说：“刘心武……的探快、考证、索隐都是在强调《红楼梦》中充满了政治斗争，充满了阴谋、夺权等。……史湘云说了一句酒令‘双悬日月照乾坤’，这本是李白的诗句，刘心武则解释为日月双悬，是宣示在曹家的头顶上，有两个司令部云。……更可笑的是张友士给秦可卿开的药方，诸如人参、白术、云菩、熟地、归身等中药也都是‘进行秘密联络，亮出的一个密语单子’。《红楼梦》那是什么文学作品，简直是一本密电码。在刘心武的解读下，《红楼梦》岂止是政治小说，简直是一部《清宫秘史》。我感到很奇怪的是刘心武本身是一位作家，他完全懂得文学创作。那么他把《红楼梦》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说成是类似‘清宫秘史’一样的东西，你说合适吗？”
李希凡的话跟许多作家“不谋而合”，在刘心武讲《红楼梦》热播期间，不止一位小说家给我打电话对把《红楼梦》讲成政治阴谋密码不以为然，一天一位老作家电话里气愤地对我说：“小说能像刘心武讲的这样来写吗？刘心武自己的小说是那样写的吗？”
继红学家蔡义江、胡文彬之后，三位红学家同时登场，态度鲜明地否定刘心武对《红楼梦》的解读，引起一些读者、观众不满。
实际上，这些观众和读者压根儿就是把刘心武讲座当成好听好玩儿的娱乐活动来接受。哪个吃饱了撑的，大中午头儿不睡午觉，坐在那儿听课？刘心武像侦探破案，一环扣一环，总不把谜底揭出来，挺有意思啊，听听就是了，反正只是一家之言。现在这么多大红学家出来搅局、煞风景，真没劲！此前不是也有红学家在“百家讲坛”讲过《红楼梦》？旁征博引，正襟危坐，讲得相当严谨而多半
无趣。你们就不能跟人家刘心武学着点儿，像平民跟平民，促膝而谈，也把你们的“正确观点”讲得娓娓动听、引人人胜？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遥遭，有本事自已也上“百家讲坛”讲上几次，跟人家刘心武较什么劲！
有人提出：红学本来就有两大功能，学术功能和娱乐功能，索隐派实现的就是娱乐功能，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满足的就是公众对古典名著的娱乐需求。干脆，由刘心武和任选的红学家在中央电视合对垒，来场PK，公众手机投票，岂不更公正？
如果刘心武和红学家搞起“超女比赛”，岂不是成天大笑话！不过这样的“建议”也说明，听众早就不把刘心武解读《红楼梦》当成学术活动了。
非红学领域专家评说：
“秦学”是新小说不是红学
冯其庸等指出“秦学”站不住脚，在观众铺天盖地支持“秦学”的强大话语空间中，红学家的声音微不足道，有点儿像唐.吉诃德醒良风车作战。有意思的是，即便红学家的声音如此微弱，还不能被容忍，有人称：正统红学家要“垄断红学”，是对“草根红学”的“封杀”、“围攻”。这样的群众舆论，跟刘心武宣称自己是“平民红学”、红学家“不能以专家的身份压人”，珠联璧合。
既然有人说“红学家封杀刘心武”，那就请非红学家出来评说一下，刘心武的“秦学”到底符合不符合学术规范？到底应该怎么看待“秦学”？这，就是《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二辑《学术研究与学术规范——刘心武“秦学”论争访谈录》：十四位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有影响的人士谈“秦学”。
这些“红学”之外的学者并非当事人，所谓旁观者清，但他们同样异口同声，认为刘心武“秦学”是违反学术规范的，是捕风捉影、牵强附会，完全站不住脚，应该算“新小说”，而不能算红学研究成果。但围绕着“刘心武现象”，他们也思考了学院式研究如何走向大众？如何为大众服务？刘心武为什么走红？为什么红学家讲红学反而红不了？正因为红学家的研究只注意提高，普及注意不够，红学家及古代文学研究家都应该从此事引起思考。
北京大学教授周先慎是古代小说研究名家，他首先强调“学术规范”。世间万千的行业行当，哪一行没有自己的规矩？连玩游戏都有游戏规贝f］，如果刘心武“明言自己搞的不是学术研究，而只是一种娱乐性的猜谜活动，也就不会有人用学术规范去要求他了。但他既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称作‘秦学’，那就表明他是明确地认定自己搞的是学术研究，那么，理所当然地就应该自觉地遵守学术规范”。“学术规范的起码要求，是立论要有根据，论证要合乎逻辑，不能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而刘心武的“研究”呢？是“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的，他将书中本来写得清清楚楚是出身寒微的秦可卿，硬说成是出身高贵的废太子之女，进而将《红楼梦》内容与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宫廷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加以比附，得出一些与《红楼梦》的实际内容并不相干的结论”。
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傅谨把刘心武解读《红楼梦》看成是“个人创作”和“学术漫画化”：“小说家自己喜欢《红楼梦》，当然可以凭借阅读过程中的文学想象和灵感激发做出自己的解读，但我们需要坦承这只是作家的个人想象，只是作家以经典小说为素材的个人创作，把它说成是研究，而且过分夸大这样的所谓研究的学术价值，就把学术漫画化，同时也把作家自身小丑化了。”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左东岭教授表示对刘心武这样的“文学研究爱好者”而非专业研究人员，该采取宽容理解态度，同时指出刘心武理论水平和学术准备不足。其一，“秦学”不能构成一门学科；其二，真正搞研究不能“客串”，得有学术底蕴、学术积累，遵循学术规范。刘心武搞“原型研究”，他认为的原型研究就是人物原型是谁，这就跟西方提倡的原型批评完全不是一回事，也就不能跟学术界对话。刘心武不能自己随意建立一种文学批评理论体系。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侯会介绍“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高级论坛”上自发的刘心武批判高潮。认为刘心武其实是在向听众说自己也不相信的话。从其讲稿，不难看出内心深处的不自信和娓娓而谈背后挣扎于逻辑泥潭的疲惫心态。刘心武的演讲风格令人联想到旧时以牟利为目的的说书人，东拉西扯、．无限拉长。如果“试着将这些判断从连篇累犊的废话中提炼出来，就会发现那本来就是简单到不值一驳的歪理”。而学术界却需要从刘心武很好地抓住广大基层听众文化需求一事，好好反思，如何将有价值的文化成果变得通俗易懂。
《文学遗产》杂志主编陶文鹏说：刘心武在央视演讲，很多普通观众听得津津有味，说明他的讲法也有可取之处，满足了大众的好奇心。刘心武的讲座对《红楼梦》研究界和整个古代文学界都有启发：我们可以做一些既有学术性又普及的工作，文风可以生动活泼一些。
《文学评论》副主编胡明有点儿像跟刘心武面对面对话：“红学就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你不去做《红楼梦》的学问，只是借《红楼梦》小说中的一个虚构人物秦可卿猜测清宫内闺的政治斗争，实际上这等于是在构架一部小说。”“‘秦学’与其说是一种红学研究的成果，毋宁说更像一部作家杜撰的小说。这种新文体的小说比旧式的索隐探佚更有趣、更曲折、更有情调，作者也需要更多的才情和智力。”胡明一年到头做编辑，而且是各个大学都高看一眼的《文学评论》的编辑，什么样的文章是学术文章，什么样的文章不是学术文章，他应该分辨得清。《清华大学学报》副主编刘石与胡明不谋而合，“何妨将他的这些个揭秘就看成是一部新小说”。
“秦学”不是学问是小说，是几位学术刊物负责人的共识。《文艺研究》主编方宁跟胡明观点相似，他认为“大众是要从被演绎得热闹非凡的故事中获得轻松的娱乐快感。显然，刘心武正是迎合了大众的心理，并按照这个逻辑去编撰另一部红楼故事的。因此，就娱乐的目的来看，他不仅没有错，反而成功地引领了一次时尚化的文学潮流”。而“红学界真应该感谢刘心武，并深刻地反省自己”。
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认为：对刘心武“秦学”的默认，那是学界的一种悲哀。有些人对于红学家正常的维护学术规范的言论反而有这样那样的指责，这是对红学界乃至古代文学研究界的挑战，是对多年以来形成的行之有效的学术规范的挑战。刘心武有演说的权利，学术界也有开展正常批评的权利。同时学术界也需要检讨自己，长期以来只注重研究的提高，不注重研究的普及，结果大众不知道研究到底是什么。今后应该捌昌学者走出圈子，给大众讲古代文学。
这么多人都来谈红学，红学多年没有这么热闹过了。
当然啦，这并不是刘心武，也不是哪位大红学家的魅力，甚至也不是“百家讲坛”的魅力，而是《红楼梦》的魅力。
真是说不完的《红楼梦》，说不尽的《红楼梦》，又永远说不透的《红楼梦》！
周汝昌“提携后进”
刘心武“借山砍柴”
刘心武在百家讲坛讲“秦学”纯属个人发明创造吗？不。
刘心武的讲座里有一位大名鼎鼎老红学家的“心血”。这位红学家就是年近毫奎还笔耕不辍的周汝昌先生。周先生对刘心武，可以说是不遗余力、提携后进。我对周先生如何“提携后进”有过亲身体会。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参加全国红学会，带到会上一篇论文（古今中外一祖母》。会议组织到淀山湖游湖，我走到一个宋代石桥上，恰好看到周汝昌先生在跟画家刘旦宅交谈，一见到我，就对画家说：“这位就是马瑞芳，就是她写的论贾母，我多年没见过这么好的文章了。”
《文学报》记者谢春彦抓拍了周先生指着我向画家介绍的镜头。
像我这样刚写过几篇红学文章的小人物，居然得到我所崇拜的大红学家的夸奖，真有点儿找不到北了。
时任红学会副秘书长的马国权师兄在饭桌上对我说：“小马呀，不要头脑发晕，周先生夸奖怎么样了？周先生就是这样，只要你跟他的观点一致，他绝对不吝最好的夸奖。你的文章肯定前八十回，否定后四十回，和周先生一致，他能不夸奖吗？不信你试试，如果你的文章跟周先生观点不一样，他肯定会说，这是他从来没见过的糟糕文章！”听了这话．众人大乐。
两年后在哈尔滨国际红学会上，周先生亲切地称刘旦宅和我是“老搭档”，一起合影。我还专门请周先生给我谈谈“作家学者化”，这是当时王蒙提出的命题。我想写篇文章，在济南请程千帆先生谈，没想到程先生根本不同意谈这个命题，并说这是个伪命题。周先生却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作家必须学者化”的道理，周先生娇女周伦玲把我们当时谈话的情景照了下来，我至今保存着当时周先生谈话的录音整理稿。
时隔二十年，周先生把他的“奖掖后进”和“作家学者化”淋漓尽致地表现在支持刘心武以“秦学”讲“红学”上了。
周汝昌先生是老红学家，是中国红学会顾问，还是《红楼梦》新校本顾问，他的《红楼梦新证》等著作历来受到尊重。但周先生红学研究的立论相当特别，其立足点是“曹贾互证”，立论主要有两点：其一，《红楼梦》写的是曹家作为“太子党”及“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其二，脂砚斋即史湘云。而刘心武的讲座实际上借助强势媒体对周汝昌先生的学说起了推波助澜、广而告之的作用。
可以说，刘心武讲解《红楼梦》的理论立柱，来自周汝昌先生；
刘心武讲座若干年前，周先生已把讲座“关键词”写出来了。具体地说，周先生《红楼梦新证》、《红楼梦的真故事》、《红楼家世》等书的许多观点，实际是刘心武讲座的源头：
《红楼梦》是曹雪芹及其家庭的“自叙传”；
《红楼梦》用“暗笔隐文”写贾宝玉生于四月中，实际上曹雪芹本人“当生于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六日未时”；
《红楼梦》写的是乾隆前几年曹家的事儿；
《红楼梦》写的“先皇”就是和曹家关系密切的康熙；
《红楼梦》里的北静王就是乾隆皇帝的第六子允禧；
《红楼梦》中，“旧”为雍正，“月”为废太子撒扔；……
刘心武讲座的基本观点，若干年前周先生已有表述，比如：
周先生1983年在《红楼梦学刊》第四辑发表《双悬日月照乾坤》，提出史湘云在大观园宴会上说的“双悬日月照乾坤”的诗句来自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双悬日月”指的就是“两个皇帝”政治事件，史湘云用这个典故暗示“两个皇帝”的政治事件跟贾府生死枚关。周先生还分析大观园宴会上其他诗句，比如“旧边红杏倚云栽”、“御园却被莺衔出”、“双瞻御座引朝仪”、“采仗香桃芍药花”都是暗写北静王和贾府的关系，都是《红楼梦》对政治斗争的描述。
周先生说：《红楼梦》里“坏了事”的“义忠亲王老千岁”，实际就是废太子撒仍，荣禧堂穆好的“手书”对联就是废太子了扔的手迹。
周先生说：雍正“深知曹家是太子的一党”。
周先生说：“到乾隆登位后，）散仍之子名弘哲，联合了皇室中对雍正夺位、残害骨肉怀有‘世仇者’，竟组成了‘影子政府’，并要乘乾隆在塞外秋猎时刺杀之，为乾隆察觉，铁腕制服了这场史家罕及的大政变。而雪芹一家的再次被抄家，彻底沦亡，正是又被弘哲大案株连的惨痛结局。这又是引出‘红楼’的近因。”
周先生说：“元春的死，正是她随侍到中外围场期间，事变碎起，她乱中被敌对势力的人员乘机杀害了。”“六军不行，妃子只好以自己的性命解围了。这就是元春大小姐的悲剧。”……
过去周先生提出这些观点，在多数红学家看来，不过是早被批倒的索隐派试图东山再起，不过是周先生原来的自传说跟索隐派横向联合，更加没根据，所以基本没人跟周先生商榷“废太子”之类的事。或许因为红学家有更重要的事一直在跟周先生商榷，比如，您为什么要造“曹雪芹诗”？曹雪芹原籍是哪里？支持“太极红楼梦”这种明显谬误合适吗？
刘心武“将‘秦学’研究不断推进”时，跟周先生挂上了钩，周先生起了添火加柴、架桥拨火的作用。
比如，“秦学”的支柱“废太子对联”即“荣禧堂对联”，就是由刘心武和周先生共同研讨，隆重推出的，大体过程是：
刘心武“发现”“废太子对联”，以狂喜的心情写信告诉周先生。
周先生回信说：“废太子对联”异常重要，“我有一种新破解”，它跟《红楼梦》荣禧堂的对联“文藻风格”相似，“怎么就和‘老干岁’那么相仿”！
刘心武喜不自禁，又写信：“‘楼上……江上……’一联，确实与《红楼梦》中‘座上……堂前……’一联太相仿了！何况当年撒扔确实以此给人题写过，估计不止是给徐嘉炎一处。”
等到刘心武到“百家讲坛”开讲时，）靓扔“估计不止”写了一处的对联，就千真万确写给曹家并衍化成荣禧堂对联了。
周先生不知道所谓“废太子对联”原来是唐人刘禹锡的诗句，或许可以理解，谁能把古代诗词都背下来？何况一位双目近盲的老者。但有一点令人奇怪：刘心武是当代作家，他不懂得平仄倒也罢了，难道周先生也看不出荣禧堂对联和刘梦得诗句风马牛不相及？还需要“晚辈”蔡义江专门上一堂诗词平仄课？
他们的互相激励的通信，刘心武都收进《红楼望月——从秦可即解读＜红楼梦＞》一书。
周先生零零散散的观点到了刘心武在“百家讲坛”的讲座中，整合成系统，用小说家娓娓动听的语言，细致生动、循循善诱讲给观众听。
如此说来，刘心武是借山砍柴？一定程度上应该算吧。
不过刘心武比《唠山道士》里懒惰的王生要强一些，他砍柴非常勤勉，收获颇丰，对周先生的观点有不少发扬光大。
比如说，周先生创造“乾隆制服政变”故事时写个“史家罕及”，意思是：这事历史学家没怎么记载。刘心武讲座对“史家罕及”有了小说家的创造性发展：乾隆镇压了叛乱之后，亲手销毁了弘哲谋反、曹妃被杀的档案。当然此前先得创造出：曹雪芹“可能”有个姐姐，这姐姐“可能”先后得到废太子、“废太孙”、乾隆皇帝宠幸。
红学及古代文学研究者、清史研究者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分析刘心武讲《红楼梦》比比皆是的硬伤。有意思的是，刘心武硬伤的类型、“伤情”，都跟周先生出过的硬伤如出一辙。
著名文献研究专家王利器先生1980年在《红楼梦研究集刊》第2期发表《＜红楼梦新证＞证误》，指出周汝昌四十几处硬伤，总结为“十大罪状”：不知妄说、不知妄改、不伦不类、以讹传讹、张冠李戴、辗转稗贩、顾此失彼、道听途说、数典忘祖、前知五百年等。
王利器给周汝昌总结的硬伤十特点，几乎都能在刘心武讲座找到例证。这说明刘心武的“研究方法”，实际是对周先生照猫画虎。
陈维昭《红学通史》这样归纳周汝昌：他“痛恨红学主流”，“喜欢跟红学主流为敌”，“他热衷于发动群众战争，他更愿意鼓动文化下层的莽夫去冲击红学主流。这种冲动是那么的执著，以至于他对于莽夫的错误、无知与野蛮熟视无睹”。
这段话当然切中肯繁。但为什么周汝昌会这么干呢？实际上，周汝昌一直以红学正宗主流自居。长期以来，红学界却几乎没有人承认他。于是周先生便吗羞成怒，处处与红学界对着干，连太极红楼梦的观点，他都极力吹捧。现在更找到刘心武这块好材料，他怎么能不倾全力一搏呢？
刘心武实际上担承着替周汝昌负弩前驱、冲击红学主流的“莽夫”角色，只不过这次周汝昌发动用来冲击红学主流的，并不是什么“文化下层”，而是曾担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文化上层”。
那么，刘心武怎么形容他和周先生“君子之交淡如水”呢？他在《贺周汝昌先生从事红学研究五十年》里说：“……他在‘红学’研究中却仍然充满朝气，仍时时发表出惊动学界也引起一般读者注意的独特见解，他那固执己见的劲头，常令与他观点不合者既‘窝火’又不得不费力对付，他还常常挺身而出，为民间一些‘红学’研究者、爱好者‘护航’，表示即使某些研究角度与观点乍听乍看觉得‘荒诞不经’，也还是应该允许其存在，可以批驳却不必呵斥禁绝，这种雅量实在是很难得的，这也是我特别佩服、尊重他的一个因素。”
而周先生是如何看待刘心武的“秦学”呢？他在《铁网山.东安郡王.神武将军——致刘心武》中写道：“你这篇书简写得好，内容十分重要。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通过相互启发切磋和共识，已然逐渐显示清晰，可说是红学史上一大‘突破’。因为，这实质上是第一次把蔡元培和胡适两位大师的‘索隐’和‘考证’之分流，真正地汇合统一起来，归于一个真源，解开了历时一个世纪的纷争，而解读破译了红楼奥秘。”这封信收进刘心武的《红楼望月》。
刘心武站在“百家讲坛”，打着“平民红学”旗号，得到公众热烈追捧，声势非凡。在一般读者、观众看来，是知名作家成了红学代言人，很新奇，很好玩，很有意思。在深谙红学界内幕、向来不同意周先生“搜奇猎异”的红学家看来，是索隐派在强势媒体和群众层面上获得成功。
在大多数红学家看来，新红学原来就是在否定蔡元培等“索隐派”基础上建立的，经过八十年发展，对《红楼梦》小说思想艺术的研究和对曹雪芹家世、生平考证成为红学研究主流，成果蔚然。现在，周先生为一位小说家做后盾，借助“百家讲坛”一方宝地，重新矗起索隐派大旗，以所谓“草根红学”、“平民红学”向红学学术规范挑战。
于是，在红学家对刘心武汹涌的批评声浪中，终于出现了对“个别红学家”即“有的学者”旁敲侧击却尖锐批评的话语：沈治钧在《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一辑《何须漫相弄 几许费精神》一文中说：“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刘书中的一些引申发挥，正是以个别红学家的错误观点为基础的，如曹家有个乾隆帝的妃子，‘义忠亲王老千岁’暗指康熙的废太子撤扔等等。有的学者借考证之名行索隐之实，游谈无根，固执己见。对于走火人魔的奇谈怪论，非但不加劝阻，不予引导，反而无原贝地吹捧愉扬，有意纵容。又经不住蝇头小利的诱惑，为文贪多求快，粗制滥造……甘当‘红学大跃进’的排头兵，成了知识界的笑柄。”
沈治钧指“有意纵容”奇谈怪论的“个别红学家”是哪位？显然就是对“红学”下过特殊定义的周汝昌先生。
什么是“红学”？哪些是红学研究范围？红学家一般认为：作者、版本、探佚、思想、艺术都是红学。
周先生却主张：研究《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比如说人物性格、语言、形象，不能算红学，只能叫“小说学”。他在《红学辨义》里说：“红学作为名词，成立实晚；作为实质，发生最早，早在作品一经传出后立即发生了的。红学的真正主体是什么？是讨寻曹雪芹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用中国文学上传统的说法，就是‘本事’。”
按照这个观点，所谓“红学”其实是不研究《红楼梦》的学问，而是“猜笨谜”的学问。刘心武的“秦学”，就是按周汝昌先生的定义做的吗？
刘心武假手“外援”
红学家戳穿“春秋”
刘心武热，热出国门，热到美国。
据刘心武透露：他之所以接到美国邀请，到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正因为美国“有关方面”看到中国红学家对他的批评。
有趣！这就叫“成也萧何败也何”！
有位曾在美国访学的红学家却说：邀请刘心武的是美国一家“非学术的民间团体‘华美协进社”’，也不是什么讲学，而是受邀参与“周末休闲娱乐活动”，地点是哥伦比亚大学，听众是海外游子。
有趣！现在这个世界已成了“地球村”了，任何人说的任何事，都可能被其他人从其他方面来反证。刘心武讲的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受到夏志清大声叫好的事，也有人认为值得推敲。
内蒙古师大教授李爱冬有位朋友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中心就职，哥大那位女士跟夏志清一起去听了刘心武的报告，她告诉李爱冬说，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们认为，刘心武的讲座是“很不成样子的，很不令人信服的”。
刘心武美国讲学时，托人送书给余英时先生，刘心武回国后，余英时写给他一封信，他把信发表在《文汇报》上。
余英时何许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中国文化思想史著名专家，他的红学专著《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很有影响，他曾调侃性地把不研究《红楼梦》、专研究曹家，起个名儿叫“曹学”，引起周汝昌先生不悦。这“曹学”却被红学界沿用下来，周汝昌先生就被称为“曹学家”。
刘心武公布余英时的信，有这样的话：
两周前收到梅振才先生转寄大作《揭秘》二册，喜出望外。先生近来为“红学”最受欢迎的作家，以周汝昌先生考证为始点，运用文学家的高远想象力，从“红学”“曹学”中开辟新园地，创造了前人所不知的“秦学”。全书思入微茫，处处引人入胜，钦佩之至。所赠两册为先生自用本，改正误字，更为可贵。……
刘心武这样解释余英时的信：“余先生在‘红学’上造诣极高，但与周汝昌先生观点并不相同，没想到他能抽暇读我两册《揭秘＜红楼梦＞》，并来信鼓励。近悉余先生获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克鲁格人文奖’（终身成就奖）。我将此信公开，意在与大家分享从余先生谦虚风范、博大襟怀中获得的精神滋养。”
刘心武还通过解读大洋彼岸红学家余英时的信反击批评他的红学家：“这边有的专家批判我，其实并没有去读我的书，只是远远一望，就觉得我大逆不道，必欲排除而后快。余先生耐下心读了我的书，他的肯定语是‘全书思人微茫，处处引人人胜’，这不是随便夸奖的客气话。据了解余先生的人士告诉我，他是从不随意拿便宜话客气话敷衍人的，这说明他看出我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文本细读’，并且使用了通俗的类似推理小说的文本策略。”
刘心武说余英时的信：“表达出一个学术大师对一个外行爱好者的尝试性研究的尊重、理解与宽容。他未必赞同，却鼓励我‘开辟新园地’，这是多么博大的学术襟怀！”
刘心武发表余英时的信并写文章解读，接受记者采访，引起红学家热切关注。《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二辑发表沈治钧教授的文章（对余英时一封信函的另类解读》，语词之强烈超出前此红学家批评刘心武的所有文章：“读者不妨设想，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文化思想史家，作为一个极力主张‘从文学观点研究《红楼梦》’的红学专家，作为一个历史考据与‘文学考证’的出色行家，作为一个崇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正直君子，作为一个对于擅长政治投资与商业投机的无行文人一贯疾若仇雕的狂猖之士，作为一个大体了解‘揭秘’风波真相的知情人，余英时可能会对《刘心武揭秘＜红楼梦＞》表示赞赏吗？可能会在信中对其作者表示‘鼓励’吗？我是绝对不信的。”这段话，每一句都是对余英时正面肯定，每一句又是对刘心武无情反讽。
沈治钧认为“余函对刘书及其作者非但毫无‘鼓励’之意，反而明确表达了断然否定的态度”。他根据对《抱朴子》的考证，提出：“思入微茫”实际上是“微茫欺诙”典故巧用，又引李白诗句“烟涛微茫信难求”，说明“微茫”即虚无渺茫。他用挖苦的语气说：“余函皮里阳秋，柔中带刚，批评刘书满纸荒唐，讥讽作者不学无术。函中称刘先生为‘作家’或‘文学家’决不及于‘学者’字样。所谓‘最受欢迎的作家’、‘运用文学家的高远想象力’‘思入微茫’、‘引人人胜’等，精选此等具有特殊针对性的语句，竟是在评鹭一部其作者自引为无上荣光的‘学术’之作，褒乎？贬乎？”
沈治钧还说：“函中明指，刘书的‘始点’为周汝昌的成说，而非《红楼梦》小说文本，则其‘新’可知。余英时对于新旧索隐派，对于周氏所固执的‘自传说’，均持旗帜鲜明的反对态度。他的《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一文，讲得再透彻不过了。”
“余英时资源”得到超常运用。刘心武将余英时的信同时发在《北京晚报》、《温州晚报》、《广州日报》等若干家报纸上，还变成新书《刘心武揭秘古本红楼梦》的广告词：“思人微茫，处处引人入胜，开放思维，页页新意迭出。共享红学，缨缨争鸣求友，倒食甘蔗，节节回味无穷。”
余英时从1981年开始，就没有再涉足红学，他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一封“八行书”，几句模棱两可的话，居然得到如此物尽其材、巧夺天工、轰轰烈烈的使用吧？
刘心武借央视“百家讲坛”自重，红学家借《红楼梦学刊》辩诬，小报摇旗呐喊，网络自由互动，所谓“红学家群殴刘心武”，成了长达两年不大不小的文化事件。而据网络调查，百分之八十的网友支持刘心武，不认同批评刘心武的红学家。于是成了：“红学专家围殴刘心武，民众群殴红学专家。”
红学专家“围殴”刘心武，是因为刘违犯了学术规范，民众群殴红学家，是因为什么？有位网友这样剖析民众对红学家的“群殴”：“什么叫‘群殴’，这才叫群殴！一群什么都没有看见的跟着打太平拳，也不知打的是谁，也不知为什么打，反正别人喊打，也跟着喊打，别人围攻，也跟着围攻，可是究竟为什么，是一点也不愿费劲去搞清楚的。反正跟着大伙喊没错。这就是今天如此众多的人跟着高呼挺刘，骂红学家的原因。这也是什么叫围殴的最好注解。”
百家争鸣的学术研究忽然变成网友口水战，啥也弄不清就打太平拳，是刘心武的悲哀？还是红学界的悲哀、学术界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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