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所知道的朱家骅
1910年，我和朱家骅以浙江同乡关系，在南京开始结识。此时他在上海同济医院读书，我在南京陆军中学肄业，虽不经常碰头，却也通信联系。后来他去德国留学，也有信件来往。当国民党统治时期，他在浙江任民政厅长及省主席时，我曾两度充当他的僚属。因此，有关他的平生事迹，虽已事隔有年，还能追忆，兹以他在浙江的政治活动为重点，叙述如次。
家世和青年时代
朱家骅字骝先，1893年生，浙江吴兴人，出身于商人兼地主家庭。父母早亡，依靠胞兄朱祥生扶养，祥生时在张静江创设的“两浙盐务公司”当账房。以此因缘，朱在青年时期就认识了张静江。
朱家骅在同济医院读书时，正值辛亥起义。这时他才十八岁，就率领上海革命敢死团，会同上海商团、义军攻打制造局。当时张静江、戴季陶和陈英士等都在上海奔走革命，朱由此得到戴季陶的赏识。张静江为了准备南京政府北伐，想组织一支“青年军”，朱则替张奔波，收拢了青年学生及年轻军官计一百余人。后因南北媾和，训练青年军的计划，未成事实。
朱在同济毕业后，即自费赴德留学，研究地质，张静江曾予资助。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尚能安心讲课，后再度赴德深造，获得“地质学博士”[1]学位。回国后仍任教北大，兼系主任。
登上政治舞台
当朱在北大执教时，年纪尚轻，思想也有进步倾向，曾参加李大钊领导下的学生运动，还表现得相当积极；又于此时参加了国民党的“翠花胡同派”。这一派是代表左倾思想的。因此，当北京学生运动高潮时，如大闹天安门向执政府请愿等等，他都参加，颇起积极作用。后因闹执政府、被卫队打死了不少学生的三一八惨案发生，他就成为北京政府的通缉对象，在京不能立足。当时我正在陆大读书，他就与我密计脱险办法，决定秘密潜逃出京，暂回原籍隐匿。
朱回浙留居数月，此时，张静江、戴季陶均在广东参与北伐工作[2]，正需人手，得此信息，即叫朱去广东任事，我也正在此时由京返浙。朱久静思动，急欲前往广州，并约我同行。我因武汉方面已先有成约，未能偕行，以此，他去广东，我则西上。
朱到广东后，先找到张静江为靠山，又通过张的关系，与戴季陶更加接近。这时蒋介石以戴为主要幕僚，视同心腹，而戴正需求政治上的助手，认为朱年轻有为，于是积极拉拢。以此关系，朱得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校务委员，不久又升为副校长。
嗣因北伐节节胜利，张、戴均前往南京，由李济深坐镇广东，朱列为留守“官员”之一。张、戴离粤时向李济深推荐朱，因而朱又获得李的照顾。以此因缘，在广东省政府成立时，朱得被任为省府委员兼民政厅长。这是他走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步。
朱掌职广东民政，势单力薄，加以当时广东政情复杂，政治措施颇多掣肘，感到内心苦闷，乃活动调任。不久，又经张静江向当时的浙江省主席何应钦推荐，于1927年冬调任浙江民政厅长。
在浙江民政厅任内的政治措施
朱接任浙江民政厅长时，适值何应钦远在南京，由军事厅厅长蒋伯诚代行主席职务，因此民政大权得以全归朱掌握，这是朱进行政治活动的有利因素之一。其次，张静江非常重视浙江的地盘，在朱到任之初，即得张的允许，由张在中央方面全力支持朱，叫朱在浙江政治上展开大刀阔斧的作风，要将自民初至军阀混战时期所留下来的政治人物逐步清除，调用新人，自县长以迄县政干部，特别是作为统治工具的警察官员，都要培育新人，以便掌握，这是朱开展政治活动的有利因素之二。这时，我正在南京担任军械局局长，朱叠次电邀我回浙工作，我因一时不能离职，未便应允。后来他亲自来京面洽，并告诉我以上内幕，又拟将全省的警政交给我佐理，当时深感再难推却，于是辞职返浙，充当他的僚属。
朱家骅为了实现他的政治抱负，接任浙省民政之初，就着手下列措施：
（一）罗致幕宾。朱向以“学者”自居，平时待人接物，态度柔和，对较有声望的名流，尤其是虚怀相处；又标榜用人唯才，拒绝人情推荐，其政治作风与民元后历来的政客有所不同。因此，当时舆论界对他的印象颇好。
朱对政治上的人物部署，可分为两个方面：1.储备实力：在自己的朋友及同学中，物色政治助手。除我之外，又罗致许潜夫、阎幼甫、黄人望、程镇西、张修柟、陈万里、余森文、杨子毅、马巽等为幕僚，看人授事，铺开政局。2.树立声望：推崇在省的头面人士，聘请当时在浙江较有学术地位或社会声望的如邵裴子、刘大白等，为民厅的高级名誉职，以示尊重。
（二）办理县长考试。朱家骅在民厅内部安排就绪后，第一件“要政”就是举办县长考试，在他任内曾经先后办理过三次，除朱亲自掌握外，并由顾问许潜夫经理其事。临考前夕，又临时组成一个“典试委员会”，聘请邵裴子、雷震、张乃燕等为委员，以邵为典试委员长，与雷、张等共同负责评卷，以示公正。
朱对此项考试的选择标准，规定得颇为严格，除了“才学”之外，尤重“仪表”和“辩答”。因此，笔试之外，还须口试。笔试科目有总理遗教、浙江水利、浙江实业、浙江财政等，笔试不及格，就不得参加口试。最后决定录取与否，则在口试这一关。口试时，朱亲与其事，以察对方之“容貌”和“口才”，有似封建统治时代的“大挑知县”以“貌”取才的情况。
对投考者的资历限制甚宽，只要有相当学历或有一定的行政经验略具证件者，即可报考。朱的用意是多中取材。每届投考的都有千余人，而录取的只有二三十人。考生中有二十岁的小青年，也有白发皓皓的老头子，年岁相差甚远，其中有父子兄弟同考的，被录取的是以三十岁左右的青年居多。
第一次考试，时在1928年春初，被录取的是冯世范、冯世模、陈宝麟、吴椿（吴山民）等三十二人。第二次招考在1929年5月，被录取的是黄正铭、金鸣盛、唐匹楠等十余人。这两批人员录取后，即给以“新政指导员”的名义，由民厅派往各县观摩实习一年多，又调回民政厅实习后，才以“县长”外放。也有个别留厅供职的，例如陈宝麟，朱对他加意提携，曾委予民政厅第三科科长之要职，继又外放为鄞县县长，由吴椿接替该科科长。
至1930年，又举办第三届县长考试，录取的是林泽等十余人。但这次没有派到各县去实习，就先后遴派为“县长”，其中有几个是朱离职之后，由继任厅长委派的。
第三次县长考试，合计约录取了六十余名，至朱家骅离任前夕，浙江七十余县的县长，已大半调由这批“新人”担任，县政权力高度集中在民政厅了。
（三）设立自治专修学校。朱家骅在“用新人办新政”的政治标榜下，于第二届县长考试后，还组织了一个“新政考察团”，前往豫、晋两省考察县政设施。指派民厅秘书主任杨子毅、科长吴椿、厉家桢、陈万里等为团员，由杨子毅兼团长，先到河南，后转山西。据说在考察过程中，山西对他们并不十分重视。省主席阎锡山仅派代表和该团接洽，他们也只是走马看花地浏览一番，参观了一些表面现象，对具体内容不甚了解。河南省主席韩复榘则热烈招待他们，但也没有什么新颖的“政迹”可看。
“考察团”回浙后，曾写成详细的考察报告，分期在《浙江民政月刊》登载，同时又写成《待村制》与《积谷备荒》等小册子。朱则以此作为浙江实施地方自治的蓝本，在全省推行“村里制”。凡是市、镇所在地曰“里”，一般农户聚居之处曰“村”。里设正副里长，村设正副村长，悉归县长遴选充任。关于“积谷备荒”，也曾拟具方案，通令各县实施，但未见成效。
其次，朱为了要整理田赋，在各县开办土地陈报，清丈全省地亩，绘图订册，汇集民厅。这一工作，在全省范围内，动员了成千上万的公务员，花了很大的人力，因为承办的多系旧胥吏人员，惯于作弊，故效果不好。
朱又认为浙江地小人多，花了好大一笔钱，动员并遣送了一批居民移殖东北，但过了不久，因不惯于当地的气候和生活环境，移民均陆续逃回浙江，以后就未曾贯彻下去。
朱又推行“村里自治”。这是他推行新政的重点。朱又认为街村制在推行后有缺陷，又在“县”与“村里”之间增设了“区”的一级。为培养区级干部，而设立自治专修学校，朱自兼校长，派马巽为教务长，实际负责。该校初设杭市马坡巷，后为便于学生从事农村实习，迁杭县留下荆山新建的草棚校舍。
该校学生，一部分由各县保送，但仍须经过入学考试录取后，方得入学；另一部分是在杭招考的。考生须为中学毕业，或曾任县政府科长、科员一级的干部及小学教员。每期招收人数，约在二百至三百名之间。课程有三民主义、政治经济、农业、自治法规及军训等。学习期间约为一年半，分为三步进行。第一步是学习各项课程六个月；第二步是分发到各县去实习六个月，成绩差的实习期间须延长至一年；第三步是回校复课，也是六个月。最后进行结业考试，合格的正式分发各县，以“区长”或“自治指导员”任用。
自治专修学校先后共办过三期，毕业学生有五六百名之谱。有了这一批区级干部之后，朱家骅的政治势力，就由省到县经区而深入村、里，一竿子到底了。
（四）开办警官学校。朱家骅既谋掌握县、区各级的政治势力，又考虑到警察系重要的统治工具之一，为了整顿和掌握全省的警察实力，因而决定创办“浙江警官学校”。该校于1929年夏天开始筹设，朱自兼校长，派杜伟为教育长兼筹备主任，负实际职责，以周至柔为总队长，以范扬为警法教官，余森文为政训教官，均协同参加筹备工作。校址设在杭市上仓桥。
该校分正科和速成科两部分。正科招收高中毕业学生，肄业二年。课程为译自德、日两国的警政法规，结合中国的警察制度编成的教材，和陆军典范令，与严格的军事训练。除一般教官外，并聘有奥国顾问。毕业后的出路是：1.保送出国留学；2.以县警察局长或分局长任用。速成科招收一批编遣下来的旧军官或一般原来的警佐人员，肄业一年，课程以本国警政法规为主，也实习一般军事训练。毕业后视成绩优劣，以分局长及各级警佐任用。
该校筹办之初，就引起各方面的注目，因为这是各省所没有的新型学校。我们这些筹办人员也是积极筹备，花了四个多月，才初具规模。并办了一期附设的军官训练班，期限三个月，队员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共有五十余人，以周至柔为队长，主持其事。卒业后，一部分留校充当分队长，一部分到自治专修学校当军训教官，以此为军事厅厅长蒋伯诚所疑忌，认为朱家骅目中无人。适值南京调我回去工作，我就离开，由朱另派陈鼎亨接替教育长；陈也在职不久，又由施承志继任。
该校第一期毕业生中，成绩较好的有俞叔平等十余人，保送去奥国留学；李知章等二十余人保送去日本深造；其余均以县警察局长、分局长等职务分配下县。第二期毕业生均予分派工作，未曾保送出国。至第三期招生时，朱家骅已离职。后该校由蓝衣社首脑戴笠接办，以特务分子赵龙文为教育长，对学生实施特务训练，成为制造特务分子的机构。此是后话，这里从略了。
CC离间，张、朱翻脸
朱家骅在浙热烈推行“新政”的时候，南京政府发表张静江为浙江省主席。张是朱的“老靠山”，二人理应处得很好，但因张顶着“革命元老”的招牌，凡事专断，朱对张因此产生了疑虑。
张对朱原极信赖，朱也尽情迎合，但朱在浙时间较久，各县分布的政治势力已相当巩固，民政厅长的声望几驾主席之上，渐为张所忌；张的左右亲信，又有乘间挑拨者，并经发现朱有专擅措施；加以CC在浙大肆活动，从中挑唆，张、朱终于形成了隔阂。
因CC分子看准张静江是个骄傲自大、面子观念特别浓厚、只许吹捧、不许拂逆的人，就故意抬高朱家骅在党内的地位以激怒张。此时朱是省党部执行委员，原与CC派暗斗甚烈。但CC分子则以“捧朱抑张”为离间手法，依然抬朱，对张的“功绩”一字不提。1930年春浙江省党部选举出席国民党中央会议的代表时，CC分子乘机活动，怂恿朱及其亲信积极参加竞选，并替朱吹嘘、拉票，因此参加选举的各地代表，极大多数拥朱，反而将这位“革命元老”冷落在一边。张不能再忍，竟老羞成怒。事后唤朱至私邸，大发雷霆，责朱“得意忘形”。彼此之间发生裂痕，势难继续合作。朱即向戴季陶诉苦，求为成全之计。张亦函戴，说朱如何“忘恩负义”等等。
这时戴任考试院院长，仍兼广东中山大学校长。为了调和二人的矛盾，以中山大学校长兼职让给朱家骅，朱借此下台，忍痛离开他悉力经营的浙江，再度赴粤。这是1930年的事。
由粤到宁，依戴投蒋
朱在中山大学任事不久，即调往南京中央大学。由是得和戴季陶进一步结合。戴系蒋介石的政治灵魂，在外则依靠朱家骅为政治耳目。这样一来，朱就通过戴和蒋介石串连一线，戴、朱一派的势力，曾经一度与CC并驾齐驱，成为蒋的左右手。以此因缘，朱的政治地位日益提高，得由中央大学校长而提升为教育部长、交通部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后被任为浙江省主席，他对浙江方面的政治欲望，终如愿以偿。
主政浙江，束手乏术
约在1936年冬，朱家骅再次返浙，坐上了省主席的交椅，他第一步招回了从前在浙江的老班底，以充实实力。将最亲信的留德同学湖南人阎幼甫为省府秘书长，视之为心腹。以民政厅长一席，是树立政治势力的关键，不愿交与别人，自己来兼任；后来因为实在应付不过来，才叫阎幼甫去顶职。
当朱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调兵遣将”，刚刚将“衙门架子”搭好，想“大有可为”的时候，不料事与愿违，卢沟桥的炮声震动了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了。朱对军事是外行，又缺乏军事幕僚，于是又要我回浙佐理其事。当时我在庐山训练团担任总务处长，朱没有得到我同意之前就径向教育长陈诚接洽，要我担任嘉兴行政督察专员。陈和我商量决定后，我就返浙帮同朱部署军事工作。
淞沪战起，陈诚在大场指挥，曾在苏州召开临时军事会议，朱派我为浙江方面代表出席。会议日程两天，到会的除陈外，有顾祝同及军需署的负责人和地方耆绅张一麐、李根源等。会议主要内容是解决军需供应及如何做好交通运输等应变措施。会后朱叫我依照会议精神，通令各县执行。
淞沪抗战三个月，我军退入浙西，主要的是刘建绪部和张发奎部。我和刘、张有同学关系，为工作便利，我兼任了刘的高等顾问和张的高级参谋，军政关系搞得还协调。
淞沪失守前后，敌机常来杭、嘉、湖一带轰炸，朱对此甚为惶恐，每日由杭驱车至富阳躲避空袭，傍晚始回。省政府的日常工作，由秘书长应付。前方军事方面，要我每日早晚两次以电话联系，并叫我做好应变准备。我照他指示，每天都把前方军情向他报告，曾建议请他到战地附近去视察一下，以鼓舞士气，但他却怕见战争场面，始终没有去，只是以公文指示应变措施，叫我负责督促执行：1.凡是前线军队退入浙境的，当地必须做好招待，对零星队伍，相机收编；2.如县政府所在地沦陷后，应在未沦陷的“区”内开展政治活动；3.各县可组织自卫队，招致爱国青年组织游击队、警察队等地方武装，展开分区游击，以牵制敌人。
1937年11月，中国守军撤离上海，日军进占嘉兴时，朱家骅更加惶惑无策，毫无“主持省政，守土有责”的观念，也不与军事部门密切联系，配合行动（当时刘建绪的第十集团军总部仍在虎跑），竟自下令控制了运输工具，作带头逃命之计，准备迁省府于金华。其时省会警察局长、军统特务头子赵龙文，亦怕前线部队退入杭城，警察局的枪械可能会被溃兵缴去，主张全市撤岗，朱家骅竟予同意。杭市人民看到政府大员如此慌张，抢先逃命，也就纷纷携眷出走。省、市所属各机关亦无形放弃职守，对国家资财和人民安全，置之不顾，各自致力于保全身家之计，市容顿呈混乱状态。有些奸猾分子就与上海的汉奸互通声气，进行投敌活动，这一来，严重影响市民的抗敌情绪，对保卫省城的军事部署，大大不利。
这时，蒋介石为适应抗战需要，接近战区省主席多起用军人，因此将朱免职，调湖北主席黄绍竑来浙接替。
朱在杭办了移交后，即带同原任丽水专员余森文前往武汉。
西入重庆，追随蒋帮
朱到武汉后，暂在陈诚下面屈就中训团委员会委员。不久即随同该团西入重庆，再次与戴季陶接线，又得成为蒋介石的帮手，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内打开局面，继陈立夫而为中央组织部长，并兼任“调查统计局长”。但因副局长徐恩曾是二陈的心腹，诸事作梗，不受指挥，朱就自己另立门户，布置了一批亲信人员，如以王启江为该部主任秘书、甘家馨为秘书、陆翰芹为党务处长等等。势力范围几乎与CC相埒，因而外边有称朱之系统为“新CC”者，颇得蒋介石之器重。同时也引起CC派之妒忌，彼此勾心斗角，矛盾甚深。但他已成为蒋介石的入幕之宾，虽在二陈面前也不懦怯，“组织部长”竟延续了数年之久，这是朱家骅政治地位最稳固的阶段。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CC准备布置“国大代表”选举总统。中央组织部长是组织“国大”的重要关键，以此关系，朱才不得不将这宝座让与CC，仍回任教育部长，并任了中央研究院院长。
1949年，蒋政权垮台前夕，朱卸去教育部分，调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会委员闲职[3]；到大陆解放时，朱随蒋去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并为国民党的“总统府资政”。
（杜伟）
二、朱家骅的发迹及其他
朱家骅是国民党右翼死硬派重要头目之一，在蒋的政治集团中是一个兼备党棍政客、学阀身份的核心分子。他一贯披着学者外衣，工于奔走钻营，趋附权贵，终于跻登国民党显要，声势赫奕，堪与政学系张群、CC系陈立夫相埒。他初期依傍周觉、张静江、蔡元培、戴季陶，继则投靠陈果夫、陈立夫、宋子文。继北大教授开始，夤缘际会，职任广东中山大学委员以至副校长、校长，广东和浙江民政厅厅长，南京中央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交通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并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而至中常委委员及中常委秘书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两度担任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国大”代表，“戡乱委员会”委员等职，权倾一时。中间并因走通宋美龄内线，和蒋介石直接挂上了钩，羽翼丰满，野心益炽，企图成为新CC系头子，取二陈而代之。笔者曾在广东中山大学读书，后又在朱家骅为浙江省民政厅厅长、浙江省政府主席及国民政府交通部长时任过科员等职，并和朱早期竭力攀附的周觉、张静江、俞俊民等有世交往还，对于朱的经历事迹见闻较多，为此写成此稿。因时隔较久，回忆舛误之处在所难免，敬希阅者指正。
奉兄命赴德留学，靠姨丈走上仕途
朱家骅，字骝先，浙江吴兴县人，是商贾市侩家庭出身。父早故，由兄朱祥生养大。朱祥生是两浙盐商豪绅张静江、周湘舲下面的一个账房，一向羡慕张、周的豪华财势，自己虽也刮到一些钱财，可是没有一官半职，不免抑郁寡欢，遂把希望寄托在兄弟朱家骅身上。朱家骅早年在上海同济附设的中等技术学校预科修习，并曾在辛亥革命时参加过上海敢死队攻打上海制造局一役。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市场出现银贵金贱的情况，中国是银本位制国家，汇率很有利。朱祥生望弟发迹，将庞莱臣、张静江等捐官往事告知其弟，认为现在出国留学只消花几千，就可身价倍增，比之庞、张各以巨万家财捐官，大为合算，同样可以达到高官厚禄、夸耀乡里之目的。朱家骅深以为然，满口答允，只因已和程亦容成婚，希望夫妇同行。朱祥生一想，反正花费不多，也就同意承担学费。到了德国，程亦容究因程度太差，考不上正式学校，仅从私人处学了些德语会话和音乐。
朱家骅第一次赴德，学的是采矿，回国后在北大教德文。不久再度赴瑞士学地质，回国后仍到北大当教授。朱原也想猎取名利权位，但在北洋军阀统治下，苦无进身门路，虽曾以资产阶级学者身份参加过当时的五四运动，仍不能和胡适、傅斯年等人同样露头角，感到失意。而朱祥生更觉得事与愿违，自认做了亏本生意。那时北方教育经费常为军阀挪用，北大欠薪往往达几个月或累年，朱祥生再也不愿接济，使朱家骅生活一度陷入窘境。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故。蒋介石乘机攫取两广实权，原先同蒋一起在上海交易所的投机伙伴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先后到粤，朱家骅的姨丈周觉因和张静江是同乡和亲戚，也到粤当了中政会秘书长。朱家骅本热衷于官场名利，觉得良机已到，就到广东看姨丈周觉，希望充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事经周觉请由张静江在中政会上提出后，因以朱既无著作，又无声望，结果通不过。后经周觉向那时的粤大校长湖州同乡褚民谊推荐，为朱安插了一个教授位置，才在广东留下来。
朱家骅的政治野心是很大的，因缺乏真才实学，难以在文化学术界崭露头角，但仍力求钻进官场。看到姨丈周觉不过是中政会秘书长，不如直接投靠张静江，还可攀上蒋介石。好在张和其兄原有宾主之谊，又是吴兴同乡，于是时常出入张氏之门，向张大献殷勤。朱素有暗疾，生育无望，没有儿女，看到张静江女儿独多，为了和张发生进一步关系，遂向张夫妇要求领养张的幼女。通过内眷往来，张终于同意。朱又把一个侄儿朱国璋当做儿子，从此总算有儿有女了。
代理中大校长，清党趁机猎官
1925年夏，广东大学改组为中山大学，采取委员制，戴季陶任委员长，顾孟余任副委员长，朱家骅经周觉向戴引荐，充当了校务委员。朱家骅充任中大委员以后，对戴季陶百依百顺，唯命是从，不久就被提为副委员长（后来改称校长、副校长）。1926年7月，北伐开始，戴季陶奉蒋介石命赴日，企图通过头山满等关系，勾结日本朝野给蒋以支持。这时朱家骅便代理中大委员长职权，逐步走上政治舞台。
当时广东省财政极度支绌，发放给各机关学校经费须凑搭金库券。1月份的库券，须至2月份兑现，市场公开买卖，当月金库券市价自七折至八折不等。朱利用职权，与大学学务处长沈鹏飞串通，以大学行政经费收买教授搭配的金库券，名义上由总务处经手代劳，实则为朱从中牟利，教授们为了免得向市场出售，也多交大学总务处兑现。
北伐开始，两广实权转移到李济深手上（李当时以总司令部参谋长代行总司令职权名义留守广州，并兼任广州军事分会政治分会主席）。李蒋之间本有派系矛盾，北伐期间由于广大人民的援助，北伐军节节胜利，北洋军阀纷纷败退，蒋介石乘机推进，不断攫取新地盘，扩张实力，表面上蒋李矛盾有所缓和。朱家骅为了向李献策，把从周觉、张静江处探悉的前方若干机要密告于李，逐渐取得李的信任，而为以后在粤进身之伏线。
1927年4月，蒋介石到南京后，勾结帝国主义和买办豪绅阶级，悍然背叛革命，大肆搜捕共产党人，进行反共反人民的血腥镇压和清党大屠杀。朱家骅为了要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谋求高官厚禄，同右翼头子戴季陶一起，积极进行反共活动。中山大学组织党务整理委员会，朱任主席实行清党，搜捕共产党人，排挤和打击亲共进步人士。
不久，广东民政厅长出缺，由于北伐期间已经取得李济深的信任，又通过戴季陶的推荐，朱家骅便当上了广东民政厅长。接任之后，就配合清党采取两项措施——举行县长考试和整理土地。所谓县长考试，实质在于搜罗一批能为国民党进行反共反人民活动和巩固其基层政权的工具；整理土地也是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保障地主的封建剥削和土地所有权，以对抗共产党在农村中展开的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同时，利用县长考试还可任用私人，布置亲信爪牙；利用整理土地也可乘机敛财。朱家骅在报上宣传时，却美其名曰“奉行总理遗教，推行新政，实行考试制度，平均地权，使耕者有其田”。
那时，蒋介石蓄意进行内战，大肆聘请德国军事顾问来华，朱家骅为了取信于蒋，也大聘德国顾问、教授到粤，分别安插在民政厅和中山大学。朱本人住在中大医学院，便叫德国顾问和教授也住到中大医学院，并叫妻子程亦容担任翻译。
当时两广地方派系复杂，朱的县长考试和整理土地办法并不能顺利进行，加以大聘德顾问教授，支应浩繁（德顾问教授薪金均以金马克折算，每人月薪达三四千毫洋，超过本国教授薪金十倍），省库不胜负担，引起统治集团内部不满，李济深对朱渐冷淡。更因朱妻与德顾问勾搭丑事外泄，在粤不能立足，朱遂于1928年春通过张静江、戴季陶关系，调任浙江省民政厅长。仍遥兼广东中山大学副校长。
当时张、戴各有自己的打算，张静江在南京国民党中枢逐渐和蒋不和，有再次回任浙省主席之意，正好朱希望调浙，先将朱安插在浙，有利于今后接收，因而全力玉成；而戴季陶以孙中山门人自居，虽已调往南京担任考试院长，仍图继续把持中山大学校长一职，对朱离粤原不同意，只因有张静江为之撑腰，遂勉强答应，但仍叫朱遥兼中大副校长，以免中大实权落于他人之手。
在浙民政厅长任上
朱家骅到浙江省任民政厅长，接任伊始，就建立亲信班底，以同学张修柟为总劳务科长。张是宜兴人，是朱在同济预科的同学，辛亥攻打上海制造局时共同参加敢死队，朱对张极为信任。又留用老秘书冯学壹总核稿件，并由许炳堃核县政，张静江表弟桂宝森核警政，朱更向广东中山大学调来杨子毅充当秘书主任。朱去广东时名章交杨代拆代行，后因杨委任了一个外县警察分所长，朱由粤回浙即将名章收回，交张修柟代行，直至朱离杭为止。
朱家骅第一次到浙江省任民政厅长，正当国民党政府对人民革命进行疯狂镇压时期，省主席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何常住南京，而由何之参谋长蒋伯诚以省府委员兼军事厅长、保安处处长的身份，代行省主席职权。朱为见好何、蒋，表示卖力起见，在内部人事安排停当之后，立即采取一系列的反共措施。
他首先改组民众团体，以杭市下城机坊把头出身的孟禄久充当杭市总工会主席，王碧华充当妇女会主席，国民党CC头子陈果夫、陈立夫之父陈勤士充当浙江省商会联合会主席，连文化宗教等团体也一律加以改组，使成为劫持民运之工具。同时又严禁人民群众行使集会、结社等民主权利。
当时，浙江已设有反省院，是一个专事迫害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的机构，初由省府军事厅管辖，后由省府秘书处第四科主管（科长何秉达，浙江新昌县人）。朱任民政厅长后，为扩大事权起见，以民厅职掌县政、警政及民运为理由，提出反省院应由民政厅管辖，案经省府会议通过，并以浙江反共最早的西山会议派分子沈尔乔充当反省院院长（沈在抗战时期参加汪精卫汉奸组织，充当汪伪浙江省民政厅长兼代省主席），对移送到院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滥施酷刑逼供，罚做苦役，并任意加以杀害。
朱家骅在广东没有实现所谓县长教育，到了浙江即表示志在必行。经过筹备，浙江省第一届县长教育于1928年春举行，聘请浙江大学校长邵裴子任县长考试典试委员会委员长，大学教授马寅初等为典试委员（马当时任浙江省府委员），以资号召。我当时在浙江省民政厅土地科当事务员，亦被派到试场（省府大礼堂）充任监场员（担任分发、收集考卷及场务照料等工作）。县长考试科目，以国民党党义列在首位，亦即经过戴季陶篡改了的所谓孙文主义，通过口试和政治测验以观测应试者的思想立场，也考试刑法和公文程式等。
浙江省第一届县长考试结果，以民厅秘书冯学壹之侄冯世范为榜首，不久冯即分发余杭当县长，仍然是“朝中无人莫做官”的情况。考试县长录取之后，在分发以前，还得在朱主持之下宣誓，并留厅实习。考试录取之权，完全掌于朱自己手中，考试委员会仅是虚名而已。考取县长在厅实习期限并无规定，亦有历久不得分发的，其中有个陈宝麟在实习期间对朱以师生相称，竭尽恭顺奉迎，不久也分发为鄞县（宁波）县长，后并由朱保举为省会计处长及财政厅长。只要是朱所信任而能为国民党统治效力的，不经考试也可充当县长，如当时浙江著名的肥缺县分“三兴”——绍兴县长汤日新、嘉兴县长阎幼甫、吴兴县长王人望等都不是考试县长。阎幼甫在朱任浙主席时，还被任为民政厅长。
朱家骅看到阎锡山能在山西长期把持不倒，大可借鉴，更因揣测蒋正多方想结好于阎，朱投其所好，遂于1928年秋以民政厅秘书主任杨子毅为首组成考察团，前往山西向阎锡山取法。当时备具公文交杨亲手带交阎锡山，对阎在山西实施的所谓“地方自治”及阎的“政绩”恭维备至。考察团回浙之后曾以第三科为新政科，打算仿照山西的街村制在浙试行，不久，以冯、阎反蒋，此事只能搁置。但朱在创办浙江省警官学校的同时，又创办浙江省地方自治专修学校，这个“地方自治”名称的由来可能是袭用阎锡山的一套。
呈报土地及训练警官
朱家骅在浙江的整理土地，完全是从保障封建地主土地所有权，以对抗中共当时在农村中展开的农民运动为出发点的，同时也夹杂了借端敛财的用意。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放弃清丈，改用土地呈报办法，结果造成浙江土地越整越乱，大地主乘机掠夺兼并农民土地，使无数中小农户丧失土地，更加陷于水深火热的惨境。
原来浙江省民政厅设有土地科，整理土地系由土地科主管。科长俞俊民与朱原系姻亲，俞曾留日学采矿和测丈，在北伐以前，当过广东省土地局局长。他主张整理土地从清丈开始，逐步进行。而朱家骅却采用了土地科科员丁琮、技士王承志（均从旧陆军测量局调来）的建议。如采用土地呈报办法简而易行，呈报单一张，收工本费一角，实际成本不到一分，全省以发售两千万份计算，一二百万银洋可以立敛。如照俞俊民清丈办法，须经分段分期实地测丈，不但进度太慢，且只能在购买测量仪器时分沾少许回扣，至多不过十万左右。两相比较，朱决定采用土地呈报办法。即土地亩分、坐落地点、业主姓名等等，均由土地所有人自行填单呈报，由民政厅根据旧户册核对，或径行估计，抓住大数，不及细小，就此初步核定土地所有权，在一定期限内无人申请异议，即确定产权。此项办法，名为节省测丈经费，迅速确定土地所有权，实则完全便利了大地主。因为大地主土地原来集中成片，呈报方便，纳费亦轻；而广大农民小额零星土地，种类繁多，地段分散，手续苛细，纳费亦重，因而无力呈报，坐视仅有的少量土地丧失所有权，听任大地主乘机冒名顶替，掠夺兼并，成为浙江当时的虐政之一。土地科长俞俊民因主张清丈测量，一时成为挂名科长，实权完全落于科员丁琮、技士王承志之手。适张静江回浙，俞与张有亲戚关系，遂脱离民政厅，由张委为省土地局长，先就杭市、杭县进行清丈，与民政厅土地呈报重叠，此举而民益苦矣！
至于发售土地呈报单，系由朱亲信陆翰芹（民声报社社长）以印刷商名义发售，民政厅经手分发，各县领用先款后货，县长必须按数垫付，果然短时间内敛得了巨款。当时省主席张静江从俞俊民口中获悉此中情弊，深为不满，而朱恐日后生出枝节，索性在发售土地呈报单收取工本费之外，另收土地呈报费每亩两角，不满一亩者以一亩计算，呈报费全部由朱径解财长宋子文。这样一来，可说已经通向南京，不虑张与之为难，而张知之益愤，成为张、朱以后闹翻主因之一。
朱在土地呈报方面敛得巨额钱财之后，又经丁、王等想出进一步榨取办法，即按照地目、田亩逐项呈报，分别稻田、桑地、坟地、宅地，按亩计算，不满一亩以一亩收费，名为“分门别类，力求清楚”，实则推销呈报单，多收呈报费。
那时朱又创办浙江省警官学校和浙江地方自治专修学校，亲手造就警察和区乡保甲人员，两校均由朱自任校长。警校初则以杜伟为教育长兼总队长，继换周至柔和施承志，后又以戴笠为教育长，自治专修学校以马巽为教务主任。
警校专门训练特务警察骨干分子，毕业后分发各县充当局长、所长，朱并就毕业生中选拔一批派往奥国留学，吸取德奥法西斯警政制度和设施。日军投降后曾任上海市警察局长之俞叔平，即系朱任内第一届警校毕业生派往奥国留学者之一。
自治专修学校则训练县以下区长和保甲督导员，袭用杨永泰、熊式辉在江西的反共伎俩，配合清乡，实行联保联坐具结，禁止人民集会结社，组织区乡基干队。同时仿照发售土地呈报单办法，发售户口呈报单，编制门牌，照收工本费敛财，上下勾串朋分，成为变相的人头税。
那时，杭州还没有自来水，朱家骅在省府会议上提出筹备杭市自来水案，经省府会议通过，并由朱充任筹备会主席。当时浙省建设厅长程振钧、杭州市长周家贤认为，杭市自来水筹备工作应属建设厅和杭市府职权范围，和民政厅可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心有不甘。而朱则着眼于购置机器、水管及工程方面，又可乘机大捞一笔，虽然越权，也要力争，遂以亲信陆翰芹为杭市自来水筹备委员会秘书，主办筹备工作，继即提出发行杭市自来水公债三百万元，省府会议决议：“交财建两厅核议。”建设厅长程振钧串通财政厅长陈其采（陈果夫、立夫之胞叔）对朱越权不满，均主张搁置，一时成为悬案。朱家骅急于求功，要在公债未发行前先征收杭市全部房租三个月，房主负担，而由房客垫付。当时代表商人及房主房客利益的杭市商会会长王竹斋首先反对，主张拒不缴纳。朱家骅认为有损自己威信，遂以“违抗命令”罪名，下一手令给杭市公安局长李子栽将王拘捕，后由建设厅长程振钧、财政厅长陈其采联名将王保释。朱对李子栽未经请示径行释放，更为愤恨。但因保人是两个厅长，尤其陈其采有二陈关系，只得忍耐下去。后来杭州市长周家贤时常出入于朱家中，对朱表示好感，朱觉得周同宋子文、宋美龄接近，应留后步，筹备杭市自来水一事，遂由周接办。
利用职权竞选
1929年3月中旬，国民党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朱为了当选国民党中委，利用民政厅长职权，唆使各县县长、警察局长为朱拉拢各地国民党出席省代大会代表为他捧场。朱在杭市头等旅馆布置房间，以汽车接送，请客吃饭，备极周到。那时还责成亲信陆翰芹专为朱书写和各地代表往来信件，规定必须当天复信，不得延误。各地代表以能得朱信带回家中为荣，夸耀乡里。朱并以官职为诱饵。和我在浙江财政厅同事的周友端（财厅第二科科长）是临海县国民党代表，金华营业税局局长郑鹤峰是天台县代表，均因在那次选举中为朱捧场卖力，被朱引荐做了官。朱在那次选举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当选为浙江省出席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哪料南京圈选结果，只当上了一名候补中委。当时朱还对二陈操纵党务极为气愤，但是敢怒不敢言，相反，只有更加向陈奉承，后来才递补为中委。
朱因要在官场争逐，感到自我宣传之重要，于是以亲信陆翰芹、徐柏园主办杭州《民声报》，作为民政厅机关报，并创办《浙江民政》月刊自吹自擂。又拉拢上海新闻记者金雄白，办小报的章正范，安插在民政厅和省府秘书处任科员，专为朱撰拟新闻稿件分送沪杭各报，为朱捧场。金、章在抗战时期均参加汪伪汉奸组织，成为汪记中央要员，而陆翰芹、徐柏园亦由朱提任处长、局长等要职。
阎锡山、冯玉祥、桂系、改组派等先后反蒋期间，朱在省府总理纪念周大会上，每次都要卖劲拥蒋，声嘶力竭。而陆翰芹在《民声报》相与呼应，这个做法，大为戴季陶、陈果夫所称许。
在浙江省民政厅长任内，朱家骅曾经大吹大擂“为渔民请命”的鱼盐变色事件，实际上却使奸商蒙利。原来当时国民党征收盐税极为苛重，食盐每百斤课税达八九元，而鱼盐每百斤只课二角，但鱼盐须加拌黄泥，以免与食盐混淆。朱家骅对盐务情弊是熟知的，和盐商亦素有往还。鱼盐黄泥如能取消，鱼盐食盐混淆难分，盐商更可从中取巧，而腌鱼成本亦可大大减轻，原为盐商封建把头切盼而未得解决之悬案。朱家骅认为此事可以名利双收，于是自告奋勇，以“为渔民谋幸福，为渔民请命”等堂皇名目，主张鱼盐变色，仅仅于宁杭之间。盐商和渔区盐区封建把头以切身利益所在，亦多窃用渔民盐民代表名义与朱文电往还，拥护朱的主张。朱又强调鱼盐加拌黄泥有碍卫生，影响人民健康。当时两浙盐运使署两浙盐务稽核所发言人在报上对朱反驳。结果，由于朱家骅与宋子文已有相当关系，国民党财政部反复考虑，终于采纳朱的办法。浙江的盐商和渔盐区的封建把头都喜形于色，而真正的渔民盐民则仍受残酷的剥削如故。鱼盐黄色白色，有泥无泥，根本与渔民利益无关。事成之后，向朱叩门称谢明赠暗贿的，却大有人在。
措置乖僻，怪事迭出
1928年农历新年，朱初到浙接任民政厅长，通令各县禁赌。这年除夕，萧山、海宁等三个县份发生警察抓赌开枪丧命事件。次年朱事先通令各县在农历新年开禁三日，结果有延至元宵仍公开聚赌不予查禁者。
1929年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国民党政府定为植树节，杭市各机构、学校、团体都到万松岭植树。那天朱家骅也率领民厅僚属前往植树，因些小事和浙大农学院教授数人言语冲突，朱竟大发官威，命令在旁参加植树的一队警察将农学院教授抓去，警察未予执行。朱回厅后迁怒警察，下令将当天参加万松岭植树的二十四名警士全部拘禁示儆。
朱家骅到了浙江，终日忙于筹划各种反动措施，又要于沪宁之间钻营奔波，正如他自己经常对人说的“忙得寝食无暇”。可是朱妻程亦容那时不甘青春寂寞，要朱陪她游湖看戏，纵情取乐，得不到满足，时常和朱争吵。朱无奈，竟将陪伴妻子的事情委托浙大农学院院长李熙谋（留美学生）代劳，造成以后李程通奸丑事。还有杭州市长周家贤（亦是留美学生，给宋美龄挟皮包出名的），杭州市工务局长朱有卿（亦是留美学生）等凑合一起，经常和李熙谋陪同程亦容坐汽车游玩，上菜馆戏馆，杭州人看不惯，无不怒目相对。
朱家骅在浙日久，到处抓权，渐与省主席张静江发生利害冲突。张已老朽无能，朱有取张自代之意。在人事布置上，朱通过县长考试、创办警官学校、自治专修学校等措施，已有一定的基础；在南京方面，戴季陶是老上司，陈果夫、宋子文那时也已攀上，羽毛渐丰，故有时俨然以实际省主席自居。张左右如建设厅长程振钧对朱素不契合，省府秘书长刘石心、保安处长朱世明、土地局长俞俊民等对朱更为不满，时常在张面前飞短流长。张曾对朱气愤不平地说：“你的人都是好的，我的人都是不好的。全省县长、警察局长都是你的人，我连一个也不能安插。甚至秘书处、财政厅、建设厅、市政府的人也要归你决定，还想干预保安处。”当时省府秘书长刘石心是由秘书提升的，财政厅长钱永铭挂名不到，而由秘书蒋元新掌权，建设厅长程振钧，朱认为是个庸人，保安处长朱世明不过是个少将，均不在朱眼中。他时常在各厅安插人事，如安插办小报的章正范到秘书处，其兄朱祥生充当嘉兴统捐局长（属财厅），竟选中捧场出力的周友端为财厅第二科长，邓鹤峰为金华营业税局长，李熙谋为电话局长，戴恩基为水利局长（均属建设厅而由朱举荐者）。
正在此时，朱家骅为了充实警校武力，向德国购买步枪三千支，子弹数万发运到杭州，存放警校。张静江闻知以为是对付他的，大怒之下，立即密派保安处长朱世明率队包围警校，没收了德国军火，解除了警校全部武装，并声言：“朱家骅想造反，我要逮捕他解送南京。”朱见情势不好，当即悄悄潜往南京。张静江见朱潜逃之后，索性将朱免职，所遗民政厅长派建设厅长程振钧兼代，还说：“他到南京，是去告诉戴季陶和陈果夫的，他想叫我让他，我要他先滚蛋！”
朱家骅到了南京，果然先看望戴季陶，戴已收到张免朱职的电文，一见朱，就将张电告朱。那时正当阎、冯反蒋，内政部常次赵丕廉是阎派，朱一面向戴表示，愿取而代之，一面又向陈果夫请求玉成，结果蒋不同意，戴季陶情愿让出广东中山大学校长兼职，由朱继任。
朱家骅回到杭州就着手交卸，放了一个不小的起身炮，他的很多部属都当了县长，其中有民政厅第二科长厉家桢、土地科科员丁琮、技士王承志等。
朱家骅于1930年底离浙回粤充当中山大学校长，本来就出于无奈。当时广东是陈济棠掌权，朱与之素少交往，更觉凑合不上，因此时刻不忘北调。是年冬，南京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为经费问题和教育部长蒋梦麟争吵，终至互相殴打，结果张、蒋同时去职。朱家骅赶往南京，向戴季陶、陈果夫等要求调任南京中央大学，结果如愿以偿。
夤缘际会，位居高官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数月间东北悉被日军占领，激起全国人民公愤。蒋为缓和国内外舆论，表示辞去行政院长兼职，希望与汪精卫妥协，实现所谓“宁粤合作”。在“宁粤合作”尚未谈妥之前，曾由孙科、陈铭枢临时改组行政院过渡。当时拼凑行政院部会人事，朱家骅曾列为教育部长。及至汪、蒋妥协告成，汪初拟的行政院部会名单，教育部是经亨颐，名单拟定，电蒋征求同意，蒋复电教长人选请汪另选，汪又改提褚民谊，蒋无复电。正当此时，朱家骅以中央大学校长身份和国民党中央执委资格时常出席各种会议，对汪极表亲近。汪就以朱任教长试征蒋意，蒋复电同意，于是在汪、蒋妥协局面下，朱当上了教育部长。
朱到部之后，就大事调动人事，以联襟伍叔傥为参事，调中央大学英文系主任楼光来为高等教育司司长，楼不到任，由科长谢某专权。又以张修柟当总务司司长。同时，在施政方面增设政治课，包括戴季陶的理论在内，调派CC分子和国民党中央党务政治学校（简称中政校）毕业生充当各大学训育主任和训育员，严密监督学生言论行为，操纵学生自治会，禁止阅读进步书刊，并在高中以上学校实施军训等一系列措施。当时财政部长宋子文兼任行政院副院长，汪、蒋关系貌合神离，宋在此局面中地位相当重要。朱家骅经常侍候于宋之左右，不惜屈当宋之随员，为宋挟皮包，开车门，递香烟，擦火柴，卑躬屈膝，不一而足。当时报上时常有这样的新闻出现：“宋副院长到沪，随行者教长朱家骅。”当时交通部长系由黄绍竑兼任，黄是内长又兼蒙藏宣慰使，朱认为交通部长一席，黄大可让出，就向宋吐露，果然宋即同意，朱就兼长了交通部，当上双料部长。半年后始专任交通部长。
朱家骅接掌交通部，首先着眼于招商局，宋子文也早有意直接掌握招商局，于是假朱手将招商局接收下来。朱将招商局在上海市中心的一大块地皮转移于宋子文、宋子良的名下，宋犹恐发生枝节，授意朱家骅对于接收招商局及附属地产，均由朱在沪以交通部长名义用手令处理，不用部令，以免辗转费时。朱家骅接收招商局原来带交通部航政司长高延璋随行，有意以高继任局长，而宋却属意刘鸿生，正好宋有意将储金汇兑业务从邮政局划出，另设独立的邮政储金汇业局，朱遂向宋要求，以亲信徐柏园充任邮汇局局长，结果如愿以偿。原来邮政局每年有十万元贿赂交通部，名为部员年终奖金，实为部长所独占。储金汇业局独立后，邮政总局和汇业局各出五万元年终贿赂，还有邮政总局年终亦纳两万元，朱家骅兼交通部三年，收到是项年终贿赂三十六万元，却被交通部政务次长俞飞鹏分了二十余万元，名义是出国赴欧美考察经费。不久，宋子文和蒋不和，出国时曾将亲译密电码交朱，其间勾结程度可知。
家丑一二
朱家骅到南京任教育部长，其妻程亦容并未同行，仍住杭州大方伯寓邸，与姘夫李熙谋时常幽会。时日稍久，朱渐有所闻，因未亲眼目睹，总是疑信参半。有一天下午，朱突乘部长汽车，由南京径开杭州捉奸。朱用这般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当然出乎程、李意料之外，虽有守门老女倪连声高喊“老爷回来了”，程、李仍措手不及，慌作一团。朱叩门甚急，李硬着头皮急忙起床开门。朱进门一看，气得浑身发抖，说了一声：“你们太说不过去了！”语毕，转身而出，跳上汽车，在湖滨西湖饭店宿夜，次晨原车返宁。程、李当夜大为扫兴，只好同去找朱，但找了一夜没有找到。
朱回到南京，精神有些失常，决定去北京协和医院养病。教部总务司长张修柟是朱亲信，张女留德学医回国后在汉口开业，此时适在南京，张嘱女暂充随从医师，陪朱同住协和照料。到了北京，新闻记者误以张女为朱妻，发出新闻：“教长朱家骅到平养病，同来者朱夫人。”程亦容看到了报纸，认为可作向朱反攻的大好材料，立即赶到北京协和找朱，出手就给张女一个耳光说：“不要脸！”又将朱一把拉住说：“李熙谋是你的朋友，难道不能来我家走动，你才真正做了好事！”说罢把报纸掷过去说：“你自己看！”朱家骅一看，只得低声下气连连对程解释：“不要误会，这是新闻记者弄错的，声张出来，惹人耻笑。”又因程声言要朱回南京见宋美龄评理，朱益发胆寒，连声说：“好讲的。”结果，程提出朱全部财产归程所有，还要朱派李熙谋赴欧考察。后来，1935年朱立遗嘱将全部财产归程亦容，不及继子朱国璋。至于张修柟之女与朱关系亦有可疑之处，当1937至1938年间蒋政权逃往汉口时，朱家骅住德明饭店请客，张女代做女主人（时程亦容在香港住浅水饭店甚久）。
朱的姨丈周觉，字柏年，吴兴南浔镇人，那时也在南京当国民党监察院监察委员。周名为朱家骅姨丈，实为朱之岳丈，原来朱妻程亦容是周和朱岳母通奸所生的私生女。周患三期肺病，有一次咯血卧床，朱往周处探病，时在下午5点多钟，周留朱吃便饭谈谈，朱推说没有空，周再三挽留，朱起身连说改日再来而去，周大为不快。周家原有一批科员之流的食客，常往闲谈，当时笔者在交通部航政司任科员，那天亦在周处。周在盛怒之下，把朱如何留学，回国后靠他进入官场逐步发迹，朱妻是他的私生女以及朱往杭州捉奸种种丑事和盘托出，还气愤地说：“你们看，他连我这个老丈人也不认了。”
二次到浙任职
朱家骅1932年11月间接收交通部，仍兼教育部长约半年之久。交通部政务次长俞飞鹏系蒋介石亲信，久有继任交通部长之意，1934年曾以出国考察名义，朋分朱从邮电各局贿送所积二十余万元，朱已深为不满。俞归国不久（1935年12月间），即发表继任交通部长明令，朱发牢骚说不再做官，将交通部全部人员移交俞飞鹏，自愿不留者，仅参事楼光来和机要秘书许炳堃而已。但不到三个月，1936年春，朱又充当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
不久，西安事变发生。朱家骅和戴季陶、陈果夫、陈立夫等一起，主张继续掀起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拥护何应钦进攻西安。这时CC系力图攫取江浙地盘。在二陈支持下，朱家骅被任为浙江省主席，二次到浙。
朱家骅到浙江省任主席，把过去曾在民政厅长任内推行的措施继续执行，如整理土地，组织保甲，清查户口，编制门牌，实行联保，联坐具结，组织自卫队基干队，禁止人民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还变本加厉地在各县成立国民兵团、自卫队常备队、义勇警察队，举办壮丁训练、乡镇保甲长训练，并将县以下的区长一律改为保甲巡回督导员，规定在辖区内巡察督导，以加强乡镇保甲组织的统治力量。在全省清查户口时，并由省府就民政厅、保安处及省党部抽调科员、科长等派为“保甲指导员”，到各地实施抽查，稍有出入，当地保甲巡回督导员、警察所长、乡镇保甲长即遭呵斥，弄得民怨沸腾。
同时还增加了苛捐杂税。朱以“时值非常，各项施政支应浩繁”为理由，除饬财政厅长程远帆加紧征收原有各项捐税外（程经常受朱当众呵斥，说他征税不力），并饬杭市及各县立即开办地价税，一面增设“自治户捐”、“保甲长办公费”等，又在保长之外，增设保队附，规定为有给职，月支薪二三十元，而国民兵团、自卫队常备队、义勇警察队、壮丁训练、乡镇保甲长训练等，经费一律由地方自筹，人民实际负担加重。
1937年8月，日军从淞沪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浙省嘉兴驻有张发奎部队，温州驻有刘建绪部队，关于粮饷供应、兵差抽调，各县县长终日以电话向朱报告请示，朱深感烦躁，急招旧部杜伟充当嘉兴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专为朱应付兵差，自己则经常避在杜处休养。
那时，国民党政府发行了五亿元“救国公债”，浙江派额两千五百万元，朱恐不能筹足，竟将派额虚增为五千万元（据朱亲信杭县县长兼民厅秘书主任叶风虎透露），而朱自己和四大家族同样分文不派，也有人说他曾拿出结婚金戒购买救国公债，借以敷衍搪塞。浙江人口两千余万，每人平均二元多，劳苦人民确实无力缴纳。
日军登陆，仓皇逃遁
1937年11月间，日军在苏浙交界的金山登陆，沪杭沿线告警，朱家骅张皇失措，除附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又以省主席身份向报界发表谈话：“浙省人口稠密，为保全人民生命财产，决定自动撤退，省会迁往金华。”一面授意杭州市商会会长谢宪丞组织维持会，准备欢迎日军来杭。朱家骅发表谈话后，随即携眷逃往金华，省属各厅处亦慌忙征集舟车，搬运私人财物，护送家眷逃命，置公家财物于不顾。如杭县县政府有卡车两辆、小车一辆，由于搬运私人财物之故，连一幅土地图照的底图亦未带走。这幅耗资巨万、多年测丈制成的底图，为当时杭县重要文物之一。存留在各地仓库的军米，颗粒不带，全部资敌。据以后徐曙岑（字行恭）说，朱离杭时曾拨积谷仓谷五万石充维持费。而民政厅长阎幼甫又擅自将省会警察于一夜间全部调往金华，次晨全城无一警察，连省府及朱住处孤云草舍亦不留一名守卫。全城老百姓睹此情形，亦相率扶老携幼，负箱背笼逃出城郊，群集江干三廊庙，待渡者达十万人。因渡船及所有船只均被朱部属扣留在钱江南岸西兴一带，只有望江兴叹。在江干的朱部军警还以枪棍驱逐待流难民，并放假空袭警报相威吓，一时哭声震天，惨不忍闻。
朱家骅从杭州逃往金华，犹恐日军跟踪追到，随又弃职遁渝，以“战时必须军人主持省政”为词，坚决摆脱浙省主席职位，情愿暂时挂空，总算如愿以偿，浙江省主席由黄绍竑接充。但朱家骅终究是不愿挂空的，当时国民党虽已迁都重庆，但重要机构和“中央要员”还在汉口，朱觉得在渝不如住汉。
1938年4月间，国民党在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召开临全大会，改组党政机构，推蒋介石和汪精卫为正副总裁，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蒋兼团长，陈诚为书记长，实际负责。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原为叶楚伧，临全大会后由戴季陶推举朱家骅担任。当时办公地点在汉口日租界日本领事馆内。朱初到任，只带新人周友端、甘家馨两人，其余均系旧人。同年八九月间，迁至重庆上清寺办公。
朱家骅在汉口时，又与陈诚、何应钦、陈立夫一同追求王占元（字之春）之妾、夏斗寅离婚之妇王文渊，大家叫她“王大姊”。王占元是北洋军阀湖北督军，其死后，全部财产均在王文渊手中。王文渊旋与夏斗寅姘识，夏所有存款房产均有王户名，迨与分裂，夏向王求住宅亦拒不与。当时朱与陈、何、陈四人一起逐鹿，终于为朱所得。王年龄与朱相仿，当时已年近半百，说者谓朱旨在贪王有财。王也公开宣传说：“朱家骅是穷光蛋，是我养活他的。”（因朱财已为程吞去）抗战后期，王由重庆到沪，又与汪伪宣传部副部长朱朴之姘识，王又自诩说：“我在重庆是朱太太，在上海也是朱太太。”
秘书长大权独揽，抓党务朱陈斗法
朱家骅虽当过国民党中执委多年，但没有干过党务工作，因此人事没有基础。而朱又不像叶楚伧，他喜欢有表现，认为秘书长职权，高于中央各部会长之上，直接对总裁和常委会负责，他一反过去秘书长作风，对各部会主办的一切业务，都要参加意见。他对外拉拢三青团书记长陈诚和组织处处长康泽，对内借重在中央党部工作多年的秘书王启疆。王系河北人，德国留学生，与朱先后同学，王对国民党内部各方面情况非常熟悉。另外又添设党务委员会，扩大编制，安插新人，并增设特别秘书杨公达一人，专管收发电报，出席中央汇报会（党团军政各重要部门每星期在主席官邸举行汇报一次）。
国民党内部中央各部会处工作人员之任用，向由各主管自行处理，至于各省市、特区，以及军队党部负责人员则由组织部决定，备文送中央秘书处转常务委员会，经会议形式通过之，秘书长概不参加意见，已成惯例。朱任秘书长期间，在组织部每次改派某省党委名单送至秘书处时，朱认为不妥，就随意变动，当时组织部长是CC系张厉生，亦无可奈何。在朱任中常会秘书长期间，又发生撤销柳亚子中央监察委员、开除党籍事件，及伪造张玉麟历史、指派书记长事件。
抗战初期，国民党老党员、中央监委柳亚子侨居香港，叶楚伧怀念旧交，电邀柳到渝居住。柳复电由中央党部转。那时叶正在重庆郊区歌乐山中央医院割治阑尾炎，朱的特别秘书杨公达将柳电读阅后，认为可作汇报大好资料，次日就在中央汇报会提出。蒋大为愤怒，立即召集会议撤销柳的中央监察委员并开除其党籍。柳致叶电内容大致是“南京伪组织决不会去，重庆的小朝廷也不想来”，致触蒋怒。
张玉麟是江苏宜兴人，为朱1930年浙江民政厅长任内考取的县长，曾分发到浙江玉环县当县长，那时也到重庆向朱要求工作。张有一女婿在汤恩伯下面当军长，因此朱就派他为河南省党部书记长。发表后，张因尚未取得国民党党籍，一时进退两难，最后由交际科长叶实之设法伪造历史，由两个中委证明补发一个党证，张才走马上任。朱家骅从浙江到重庆，朱妻程亦容则逃往香港，住浅水饭店。当时曾在朱任浙江民政厅长时做过自治专修学校教务长的马巽亦住浅水饭店。当时有人疑马系蒋介石密探，因马在港无职业，何能住此豪华旅店甚久；而朱则疑马与妻有染，马到重庆见朱，朱拒不接见，而在家中大骂，并声言与程断绝关系。后日军占香港，朱又说程与日军通奸，禁止亲友部属与程接触。程到重庆后，朱的部属无敢与程接触者。
1938年4月国民党临全大会之后，经过戴季陶推举，蒋同意由朱家骅继叶楚伧为中央党部秘书长。至1940年，又调朱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以分化二陈CC系把持党务之力量。据传，曾有一次国民党中央选举中，陈立夫操纵选票过多，得票超过蒋介石五票，蒋知悉后大为震怒，组织部为操纵党务的重要机构，部长张厉生是二陈嫡系，因而调朱继任。朱家骅除了戴季陶以外，一向以二陈为靠山，尤其在教育、交通两部交卸之后，中政会秘书长及浙江省主席均依靠二陈关系，朱也甘愿附从二陈门下。可是长期以来，经过宋子文、宋美龄门路，受蒋直接提拔之后，觉得可与二陈相抗衡，便力图摆脱陈氏兄弟羁縻而自立，并把国民党内CC、政学两系撮合为一，由他出任首领。朱接任中央组织部长时，把二陈系重要人员调派其他闲职，重要业务统交新人担任，旧员自动辞职者不少。经过一个时期的人事整顿，由朱陆续插入的新人除主任秘书王启疆，秘书兼战地党务处长甘家馨外，计有普通党务处长陆翰芹，党员训练处长田培林，人事室主任俞叔平、陈绍贤，总务处长汪一鹤，均系朱亲信。至于对各省党部人事，一面拉拢各地方非CC分子制造内部摩擦，借此加以调整，一面以各省政府主席兼任省党部主任委员（省主席大都是政学系和军人），借以分化CC势力，同时安插几个新委员和书记长，做他的新干部。1942年至1943年又在各大学毕业生中选调两批学生归党员训练处负责，在组织部内训练一个月，分发部内外工作，借以排挤二陈势力，从此朱、陈矛盾逐步尖锐化。据跟朱最久的许炳堃说，朱任浙江省民政厅长时，称陈果夫为“果夫部长”，当了教育部长后，称陈为“果夫先生”，到了当上组织部长后则称陈为“果夫兄”。
1943年11月，朱家骅在组织部长任内又演了一出窥伺意旨、投机献媚的闹剧就是以工矿学校党部代表名义倡议，向蒋介石呈献九鼎以示讨好。把戏原是由普通党务处业务科长袁其炯、学校科长杨西坤发动，而由普通党务处长陆翰芹竭力支持策划的。蒋介石在组织部签呈上批一个“阅”字，表示同意。但事与愿违，因劳民伤财受到各方面责难，蒋遂改变态度。当朱家骅和陆翰芹等率领工矿学校党部代表到中央训练团献鼎时（中央训练团学员毕业典礼后），蒋大骂朱家骅一顿，弄得朱等狼狈不堪。总算由何应钦出来收拾残局，代表蒋把九鼎接受。这个九鼎图样系马衡设计，重庆民生铁厂制造。献鼎词由顾颉刚起草，沈尹默书写。献鼎词裱成两本册时，封面题字是吴稚晖小篆书写，第二页是戴季陶题字，朱家骅在这件事上着实费了一番心计，结果落得一场没趣。
献鼎事件大出洋相后，国民党内外人士对朱议论纷纷，CC派更乘机印制传单，分发各地党部和有关单位，攻击朱家骅。但朱逆来顺受，笑骂由他。1945年朱向中央常务委员会建议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企图挽回颓势，当遭陈果夫在常委会上公开反对，叶楚伧提出缓议了之。不久，执监委员会全体会议，朱再次提出，获得通过。国民党代表大会是陈氏兄弟把持党务的命脉，怎肯让朱去主持，于是采取各种各样手段使朱离开组织部。陈立夫通过陈英士之妻向蒋哀求，因事过境迁，蒋怒气已消，遂决定朱与陈立夫对调，朱任教育部长，陈任组织部长。1945年5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指派代表、圈定中委，悉由二陈主持，除一、二、三、四届中委照旧外，又增加了百余名新中委。朱家骅的新CC预谋没有实现。
再任教长，逃往台湾
1946年蒋政权迁回南京，教育部仍在成贤街原址办公，朱保举中英庚款基金保管委员会总干事杭立武为教育部常务次长（朱为中英庚款保管会主席，杭系朱亲信）。后政务次长朱经农离职，杭调政次，并以河南大学校长田培林继任常次。朱更动一部分大专学校校长和安插几个省的教育厅长，还采取了一系列举动：
1.军官转业训练。国防部把整编下来的军官一律移送教育部转业，而教育部便把军官分区集中，饬各省市教育行政机构负责训练，再由各省市政府分发任用。
2.侨民教育师资训练。朱为了加强对华侨进行法西斯教育，会同侨务委员会招募中小学校师资数百人，集中训练后分发海外各地，充任华侨学校教员。
3.留学生训练。招考留学生一批，在南京训练一个月，以官价外汇出国留学。
4.蒋介石勾结美国，蓄意挑起内战，激起全国人民义愤，学生纷纷投入反饥饿反内战斗争，朱处处采取高压政策横加摧残，对南昌中正大学学生组织不惜下令解散即其一例。
5.1947年初美国兵强奸北大女生沈崇，全国人民坚决主张惩凶和驱逐美军出境。朱却几次探访美大使司徒雷登，表示保证把学生反美爱国运动镇压下去。
6.1947年3月，国民党中常会设外交研究会，朱与刘文岛等在一起策划反苏反共，以取悦美国，并经常在报上发表反苏言论。
7.1947年至1948年，国民党军队大量被歼灭，国民党政权朝不保夕之时，朱唆使继子朱国璋（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联同教育局局长顾毓秀胁迫各大专学校教授联名乞求美援，扩大内战。
8.1946年秋，朱提出中等学校学生实行军训，要服兵役，又对专科以上学校设立训导委员会，强施法西斯教育。
朱任教育部长至1948年离职，专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948年冬、1949年初，国民党政权已濒临全面崩溃，还图求和缓兵，苟延残喘之际，朱又妄想充当和谈代表。经国民党提名之后，中共电台指出他是四十三名战犯之一，朱遂悄悄逃往台湾，临行还迷恋姘妇王文渊，与王同行。
（何祖培）
三、导演“向领袖献九鼎”的丑剧
1943年夏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以下简称中央组织部）设计委员会根据党务工作人员训练班的建议，提出向蒋介石呈献九鼎一案，经出席人多数的同意，决定推该会委员兼秘书长张国焘（不是中共叛徒张国焘）会同中央组织部秘书甘家馨和总务处长贺师俊等拟具初步计划，商请该部部长朱家骅核准施行。
朱家骅自1939年冬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以后，自认为多年来染指国民党组织中枢的愿望既经实现，就是取得了蒋介石的信任。所以事无大小，一定做到先有请示，后有汇报，特别是人事、经济等问题，必须通过签呈核准，并向中央常务委员会提案或报告，无时无地不在表示他对蒋介石的无限忠诚。比之过去陈果夫、陈立夫和张厉生把持中央组织部有时恃宠专断的情况，显然有所不同。朱阿谀逢迎的表现，更为陈、张等望尘莫及。因而，献鼎的建议，立即获得他的同意和支持。
就笔者所知：朱家骅接受设计委员会的建议后，即指定张国焘、杨公达（原任国民党立法院委员，由于深得朱家骅的赏识，调中央组织部任额外秘书，名义是主持该部资料室，并专门研究国际问题）等负责找人设计鼎的图样。经中央大学美术系和美术学院两位教师画出几种图样，最后送由朱家骅审定为圆形三足的一种，并决定用最好的铜合金铸造成坯，然后饰以浮雕，花纹略仿三代彝器的旧图案，力求简单朴素，色调分明。九个鼎的形制大小和花纹完全相同，器高约三十公分，重十几市斤。
九鼎制成后，即呈报蒋介石请指定时间、地点举行呈献典礼。蒋指示在中央训练团的一次结业典礼上举行。
1943年秋冬间，在中央训练团举行的一次结业典礼上，九个铜鼎被先行运进大礼堂，并排放在主席台前的一张长条桌子上，并在开会仪式单“发结业证书”项目之后，列入“向领袖献九鼎”一项。当全体学员整队进入礼堂时，来参加观礼的党政军各机关负责人、中央训练团的全体教职人员也都陆续到了主席台前。多数人都怀着好奇的心理，一边围观，一边议论。有的人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向人打听，答复的人也揣测地说，这恐怕是结业学员给团长（指蒋介石）送的纪念品吧。有的说：“什么礼品不好送，为什么一定要献鼎呢？这种做法未免太封建了！”有的说：“在历史上所谓‘问鼎’，那是一种什么行动？今天这样谄媚领袖，是不是陷君于不义呢？”有的更坦率地说：“把领袖当做了皇帝，这比向袁世凯劝进的‘六君子’的用心还要恶劣，这还配当一个国民党员吗？”
与此同时，“党国元老”吴稚晖、张继、戴季陶、于右任、孙科等，以及部分中央委员如陈果夫、陈布雷等人都在休息室里。当礼堂内议论纷纷的时候，就有人跑到休息室去汇报，陈果夫（也有人说是陈布雷）立即到团长室去见蒋介石，除反映礼堂内的情况外，还建议将献鼎另定时间举行，最好是作罢。事后听说蒋介石当时很生气，说：“我不知道这事情，朱骝先（朱家骅的别号）把我当什么人了？让他把东西拿回去，销毁！”这话还没传出去，开会的时间已到，放鼎的桌不及撤除，仅告诉了司仪，唱开会程序时，取消“向领袖献九鼎”一项。
会议依序进行，但到蒋介石致“训词”之后，他便提出了献鼎的问题。大意是：“组织部朱部长做了九个鼎给我作赠礼，这是什么意思？是要我盗窃神器吗？把我当成什么人？……赶快把这些东西拿回去销毁！……”
散会之后，朱家骅即刻派人把这九个鼎送交中央图书馆暂行代为保管，以后便不知下落了。
（庞镜塘）
注释
[1]一说是哲学博士。
[2]一说戴季陶此时不在广东，而在浙江湖州，广东政府任戴为中山大学校长。戴约朱家骅一同南下广州。
[3]1949年6月，朱家骅还担任了行政院副院长一职，1950年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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