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以大局为重
全局和局部密不可分，局部是全局的有机组成部分。古人云：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商场历来都是竞争的战场，虽然没有硝烟，却也是计谋迭出。有经验的商家不会一味地猛打猛冲，而是统观全局，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李嘉诚深知商海无常，变化莫测，要想使自己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以大局为重。
1.充满信心，志存高远
善于经营的商界人士在取得一定成就后，仍不忘发展，继续在商业中驰骋前进。他们的动力就在于不断地为自己确立一个远大的目标，然后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不达目的誓不休。的确如此，远大的目标必然会催人奋发向上，一路攻克难关，最终将胜利的大旗插上事业的顶峰。
企业的成功在于要有明确的发展目标，只有这样才能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地去奋斗。1971年1月，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乒乓外交使中美关系得到了好转。中美关系的演化表明，中美两国的敌对状态很有可能得到消除，中国国门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外开放。照此看来，香港的转口贸易地位无疑会逐步增强。
国际环境和中国国内环境的变化给香港经济的飞跃带来了比较宽松的发展空间。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香港经济转入多元化。香港经济前途一片光明，人们对香港的前途充满信心。
李嘉诚没有浪费这个大好势头，1971年6月，他成立了长江地产有限公司，并决定集中一切力量发展公司的房地产。
在第一次公司高层会议上，李嘉诚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一下公司取得的成就，然后直奔主题，道出了以后的发展目标：以“置地公司”为奋斗目标，不仅要学习“置地”的成功经验，还要赶超“置地”。
李嘉诚的决心让大家感到一脸迷茫，因为“置地”的实力是绝对不能忽视的。置地全称为香港置地有限公司，于1889年成立，由英国商人保罗·遮打与怡和洋行的杰姆·凯瑟克以500万港元注册成立，此公司在当时是全港最大的公司。它的发展比较迅速，经半个多世纪，置地有限公司在香港处于绝对霸主地位，在世界上的地位亦不可小觑，它已经成为全球三大地产公司之一。
现在的置地公司已经是一个涉足广泛的公司，它集地产、酒店餐饮、食品销售为一体；其业务范围亦相当广泛，虽立足香港，但其业务面已经覆盖亚太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撼山易，撼置地难”是业界早有的说法，到现在仍被业界人士认同。要想赶超实力超群的置地，其难度可想而知。况且，长江地产公司刚刚成立，在置地眼中，不过是个刚学会走路的小孩。李嘉诚的口气如此之大，难免让手下的各部门领导人顿生猜疑。
有人立即起身质问老总李嘉诚：“置地的实力那么雄厚，长江现在最多可算得上小型公司，我们能赶超置地吗？”
“能，”李嘉诚充满自信而又斩钉截铁地说，“再大的公司也是从小做起的，世界上任何一家大型公司都是通过不断发展，实力才不断强大起来的。名人都是出自众人之中，当年，置地的创办者之一遮打爵士仅是一个贫寒之士，他从英国远道而来，没有人认识他，没人把他放在眼中。然而，他凭着自己的恒心、毅力、精明的头脑以及机遇，终于成为香港巨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就：创九仓(九龙仓)、建置地、办港灯(香港电灯公司)。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都应该有雄心壮志，远大的目标在给我们带来压力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动力。
“就长江目前的实力而言，不可否认，它与置地有着天壤之别。但是，我们可以先学习他们的成功之道。置地能够在香港甚至全球稳步发展，最重要的原因是它以收租物业为主、发展物业为辅。置地目光远大，它不求近利，而是长期投资。我们长江地产也应该像置地这样，以收租物业为主，必会有大前途。”
“另外，置地的基地在港中地区，而中区的物业已经发展到极致，地价甚是昂贵，不再是寸土寸金，寸土尺金都不为过，发展空间狭小。以长江公司现有的资金储备，是没有实力在中区拓展地产的，但我们可以去目前稍微冷淡、地价较低的边缘地带和新兴市镇发展，待实力雄厚，再与置地一决高低。”
“先父曾与我谈到过久盛必衰的道理，我常以此话验证世间发生的事，且屡次都有效。置地已久居香港霸主地位，近几年中，其发展趋势还是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势头远不及地产界的后起之秀太古洋行。”
“长江在创业之初，加上借来的资金才有5万港元，物业也是后来才开始经营的。如果集中发展房地产，我们公司的发展势头定会很旺。因此，超越置地是完全有可能的。”
李嘉诚的分析有理有据，他把赶超置地作为自己的目标，不无道理。
但是，李嘉诚的话并不能够使在座高层信服，只有事实最可信。
李嘉诚开始大力发展地产业，他在现有的地盘上广建楼宇，由于当时的发展势头良好，用户在楼宇筹建过程中便上门求租。李嘉诚一刻也未放松，他把收到的租金继续投入到楼宇的兴建中。
李嘉诚就是这样一个敢说敢做的人，一旦定下目标，便紧锣密鼓地开始努力发展。商业人士就该有这种大志和气魄，只有这样，才能够使自己的事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李嘉诚经商箴言：
不必再有丝毫犹豫，竞争即搏命，更是斗智斗勇。倘若连这点勇气都没有，谈何在商场立脚，超越置地？
2.顾全大局，深入人心
顾客被商人视为上帝，这些上帝就在众人中。如果自己的产品能够打动人心，被人们称赞，自然会得到顾客的青睐。在关键时候，得人心者得天下。挣钱是经商的目的，在商人的眼中，钱是越多越好。策略的好坏决定着一个商人挣钱的速度和数量。得人心后再挣钱，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自从1971年成立以来，长江地产公司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五六年间，该公司的年经常性利润达到近6000万港元，拥有物业地产600多万平房英尺，资产净增至5亿多港元。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和当时香港的大公司相比，长江实业只能算是一家中型公司。不过，李嘉诚在当时的地产界已小有名气。在一次拍卖会上，一个实习记者指着李嘉诚问身旁的一个记者：“那个高额头、头发稀少、连连举手的人是谁？”
这位记者告诉他，这个人是李嘉诚，现在是长江实业有限公司的总裁，靠塑胶花发迹，当年被人们称作“塑胶花大王”。近几年投资地产业，他的公司发展相当迅速，到现在已经拥有多座工业大厦，并在赛西湖兴建了高级住宅楼。
当时，长江实业是无法与当时的地产大户抗衡的，他的鲜为人知也是合乎情理的。可时隔一年，李嘉诚在地铁工程竞标中一炮打响，李嘉诚的名字变得异常响亮，昨日的小记者不免会自叹有眼不识泰山。长实集团这个响亮的名字顿时传遍香港的大街小巷。
李嘉诚没有沉浸在眼前的成就中，他的目标远远不限于眼前的成功，他需要继续发展。
1977年6月，李嘉诚购进了大坑虎豹别墅的近15万平方英尺的地皮，准备在这块地皮上大兴土木，兴建工业大厦。
虎豹别墅在当时比较有名，它是胡氏家族的祖业。胡氏家族大名鼎鼎，曾是名满全球的“斧标祛风油”的创始者。
虎豹别墅的本质是一座私人花园式住宅，但从外观上来看，却貌似一个规模宏大，别有风味的公园。这里环境优美，白塔巍然屹立，一座座阁楼亭台错落有致，相映成趣，红墙碧瓦的搭配，更让人感受到古朴的气息；姿态各异的假山、山洞、展览馆更是妙趣横生；别墅内部，随处可见传说中的各种人物栩栩如生的泥塑，让人感觉身临其境。
李嘉诚兴建的大厦明显与别墅花园的风格大相径庭，因此很快引起了人们的非议，纷纷指责它的出现与别墅的不和谐大大影响了别墅原有的景致。
李嘉诚得知此事后，没有以利益为重，而是把众人的利益摆在第一位，立即停止了大厦的兴建，以便保持虎豹别墅以往的风格。
李嘉诚的做法很符合一个精明商人的独到。因为此时的长实已经名气大增，能够吸引更多群众，人们也有兴趣去了解这个一步步做大的公司。可以说，这也是一个树立公司形象的机会，如果能够把握得好，对公司的进一步发展是很有帮助的，而李嘉诚正是牢牢地抓住了这个机会，赢得了汇丰银行这个颇具实力的集团的信任，为与其以后的合作做好了准备。
李嘉诚经商箴言：
做人最要紧的，是让人由衷地喜欢你，敬佩你本人，而不是你的财力，也不是表面上让人听你的。
3.处变不惊，逆流而上
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练就处变不惊的气魄是必不可少的。当大形势发生变化时，处变不惊可以让人在此时以冷静的头脑对大势进行全面分析，然后找到商机，从而逆流而上，以低成本做成在将来有大利润的生意。
20世纪年代中期，低迷的香港房地产业开始有了转机，逐渐恢复了以往的生机，地价楼价开始回升。银行经过长时间的“休养生息”，也渐渐恢复了元气，已有足够的能力重新资助地产业。地产商们又开始蠢蠢欲动，准备大干一场。
196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第一次较大的移民潮开始了。这使得刚刚出现一线曙光的香港地产业，再次转入愁雾笼罩之中。
这次移民以有钱人居多，他们纷纷贱价抛售物业。新落成的楼宇无人问津，整个房地产市场卖多买少，有价无市。地产商、建筑商们无不焦头烂额，一筹莫展。
拥有数个地盘、物业的李嘉诚也是忧心忡忡，坐立不安。他时刻注意听广播、看报纸，密切关注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但是，李嘉诚从宏观上坚信，世事纷争，乱极则治，否极泰来。基于这样的分析，李嘉诚毅然做出了“人弃我取，趁低吸纳”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正确决策，并且将此看作千载难逢的拓展良机。
于是，李嘉诚在整个大势中逆流而行，在整个地产行市都在抛售的时候，他不动声色地大量吃进。
此时，许多移居海外的业主，急于把未脱手的住宅、商店、酒店、厂房贱价卖出去。李嘉诚认为这是拓展的最好时机，于是他把塑胶盈利和物业收入积攒下来，通过各种途径捕捉售房卖地信息。
李嘉诚将买下的旧房翻新出租；又利用地产低潮时期建筑费低廉的良机，在地盘上兴建物业。
李嘉诚的行为确实需要非凡的胆识和气魄。不少朋友为他的“冒险”捏着一把汗；同业的地产商，也在等着看他的笑话。但李嘉诚依然不改初衷，继续逆潮流而行。
这场战后最大的地产危机，一直延续到1969年。历史又一次证明了李嘉诚的判断是正确的。
1970年，香港百业复兴，地产市场转旺。这时，李嘉诚已经聚积了大量的收租物业。从最初的12万平方英尺，发展到35万平方英尺，每年可获得的租金收入即达390万港元。
李嘉诚成为这场地产大灾难的大赢家，他利用过人的胆识，把别人臆想的灾难变成了自己的机遇，这也为他日后成为地产巨头奠定了基石。
有人将李嘉诚喻为赌场豪客，孤注一掷，侥幸取胜。或许只有李嘉诚自己心里清楚，他的惊人之举，含有多少赌博成分。
应该说，在这场夹杂着政治背景和人为因素的房地产大灾难中，无论是谁，都难以对前景做出准确的预测。因而，说李嘉诚的决策有十足的把握是不现实的。
客观地说，李嘉诚的行为是带着冒险性的，说是赌博也未尝不可。但是，李嘉诚的赌博是建立在对形势的密切关注和精确的分析之上的，绝非盲目冒险。那么，他的判断依据是什么呢？
李嘉诚认为，任何一个产业，都有它自己的高潮与低谷。在低谷的时候，相当大的一部分企业都会选择放弃，有的是由于目光短浅而放弃，还有的是由于资金不足等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不得不放弃。这个时候就应该静下心来认真分析一下，是不是这个产业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是不是还会有高潮来临的那一天。
如果这个产业仍处在向前发展的阶段，只是由于其他一些原因才暂时处于低潮，就应选择在这个“别人放弃的时候出手”了。这个时候出手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从而以比较低的成本获得较高的收益。
俗话说：无风险不成生意。因此，做任何生意都不可能十拿九稳，多少有一点冒险成分。风险有多大？利益有多大？这就需要根据各种情况进行分析。一些胆子大的商人，只要有五成胜算就敢冒险；胆子小的，没有八成以上胜算便不敢采取行动。一般来说，风险与利益成正比。前者敢于冒险，很容易倒大霉，也很容易暴发；后者比较稳妥，却难求快速成长。
但有一种情况例外：当别人算到不足五成胜算，而自己却算到有六七成甚至更高把握时，便意味着发大财的机会来了。李嘉诚正是善于抓住这种机会快速发展。当然，这还取决于自己高超的分析判断能力。
李嘉诚经商箴言：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痛苦无可避免，但必须支持港府应变的策略，发展有能力、有基础的事业。
4.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挽大局
一个成功的商人也是一个高素质的商业领袖，这种人物领袖只有在关键时刻才能体现出来。当香港的塑胶花生产如火如荼时，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出现了塑胶花原材料危机。为了解决危机，李嘉诚挺身而出挂帅救业，甚至不惜牺牲自身的经济利益来维护整个塑胶行业的利益，表现出了大将风范。
李嘉诚成为“塑胶花大王”、担任胶塑行业协会会长期间，潮籍塑胶商在香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陈荆淮先生在《香港潮商经济发展述略》谈到：
“20世纪50年代初塑胶热潮来到的时候，潮商在这个行业中处于明显地落后地位。20世纪50年代后期这种状况开始改变，从事塑胶业的潮商越来越多，据估计，潮商塑胶厂已占该行业总厂数的40%左右……1959年正是香港经济完成历史转变，全面起飞的时候。1969年，全港塑胶出口金额14.4257亿港元，比1959年1.6214亿港元上升9倍多，而这个出口额中潮商约占55%。”
在潮商的塑胶热衷，李嘉诚起了很好的榜样作用，这激励着潮商积极地加入这一行业。李嘉诚在倾心发展自己事业的同时，也给予了潮商同行业一定的帮助。
李嘉诚一直认为，他比较热衷、也比较擅长经商，而对担任政府和社团公职却不感兴趣。这应该是事实，不过，他在任潮联塑胶制造业商会主席期间，仍不虚此任，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1973年，因中东战争引发的石油危机席卷全球，全球经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香港的经济同样受到了严重冲击。
香港的塑胶原料全部依赖进口，伴随着石油危机的爆发，原料价格由年初的每磅6角5分到秋后竟暴涨到每磅4~5元。塑胶制造业一片恐慌，如临末日。不少厂家因未储备原料，被迫停产，濒临倒闭。
香港的塑胶原料，全部为进口商垄断。其实，价格暴涨的根本原因，还不是石油危机，因为国外塑胶原料的出口离岸价只是略有上涨。主要是香港的进口商利用商业界因石油危机产生的恐慌心理，垄断价格，一致提价。又由于炒家的介入，把价格炒到厂家难以接受的高价。
在这场关系到香港塑胶业生死存亡的危机中，身为潮联塑胶制造业商会主席的李嘉诚，挺身而出，挂帅救业。此时，李嘉诚的经营重点已转移到地产，收益颇丰，塑胶原料危机，对长江整个事业，影响并不大。李嘉诚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公心和义务。
在李嘉诚的倡导和牵头下，数百家塑胶厂家，入股组建了联合塑胶原料公司，其中还有非潮籍塑胶商。原先单个塑胶厂家无法直接由国外进口塑胶原料，是因为购货量太小，对方不予理睬。现在由联合塑胶原料公司出面，很快达成交易，所购进的原料，按实价分配给股东厂家。在这种形势下，其他原料进口商不得不降价。
笼罩全港塑胶业两年之久的原料危机，从此烟消云散。
李嘉诚在救业大行动中，还有惊人之举。他从长江公司的库存原料中，匀出12.43万磅，以低于市价一半的价格救援停工待料的会员厂家。直接购入国外出口商的原料后，他又把长江本身的配额——20万磅硬胶原胶，以原价转让给需量大的厂家。
在危难之中，受李嘉诚帮助的厂家达几百家之多。李嘉诚的雪中送炭为他赢来了很好的声誉，他被人们称为香港塑胶业的救世主，其声名远播。
但是，这次救业行动与20世纪80年代的“百亿救市”相比，却只能算小事一桩，因为在“百亿救市”的过程中，李嘉诚所冒的风险更大，所付的热情与心血更多。
20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股市持续兴旺，恒生指数一路攀升。到1987年10月1日，一举飚升至创历史最高记录的3950点，真可谓牛气冲天。
1987年9月14日，李嘉诚宣布长实旗下公司——长实、和黄、港灯，合计集资103亿港元，这是香港证券史上最大的一次集资行动。至于这笔巨资的用途，李嘉诚并没有明言，只是表示将在3个月内公布。
10月19日，美国华尔街股市突然狂跌508点，引起香港股市恒指暴跌420多点。绝大多数人，特别是李嘉诚的包销商，更是欲哭无泪，因为他们将承担包销的风险。
10月20日早上，联交所主席李福兆宣布停市4天。
10月26日重新开市当日，香港恒指又暴挫1121点，全面崩溃。
大盘崩溃之后，约占香港总市值15%的长实系上市股票均下跌三成。依常规，这正是向公众股东廉价收购本系股票的大好时机。
10月23日，李嘉诚向香港证监会提出一个“稳定股市”的方案，即拟动用15亿～20亿港元，吸纳长实系四公司的市面散股，以便“协助本港股市的稳定”。
李嘉诚强调“此举目的是希望看到本港股市和经济不要有太多波动，希望能稳定下来”，“绝非为个人利益，完全是为本港大局着想”。
这就是被有关传媒所广为传颂的“百亿救市”行动。
李嘉诚在股灾中，虽然让包销商大受其害，但却因之而挽救了香港的整个股市，扮演了白衣骑士的角色。
但是，尽管李嘉诚早已声明了自己的立场和做法，仍然有人认为他“有为私之嫌”。舆论纷纷，各种说法一时甚嚣尘上。
当时，李氏家族控有长实的35%以上的股权，控有和黄的股权也近35%，按照收购及合并条例，已超过35%股权的股东如要再增购股权，就必须提出全面收购。
李嘉诚没有能力全面收购，只好要求当局放宽限制。证监会碍于条例不予批准，李嘉诚多次去港府力争，希望从“救市大局”出发。
结果港府决定接纳李嘉诚的“救市建议”，同意暂时取消有关人士购入属下公司股份超过35%就必须全面收购的条例。然而却规定所购入最高限额之股份，必须在一年内以配售方式出售，同时必须每日公布购入股份的详情。
李嘉诚虽然对放宽限制表示欢迎，但认为既然放宽了收购点限制，又限期售出，这是自相矛盾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时就表示对所附带的条件感到非常失望。因为这意味着，如一年限期内，股价继续下跌，那么他收购的股票则必亏无疑。
当时许多同行业内人士和各媒体都认为李嘉诚这次是在劫难逃，只能痛饮自酿的苦酒。因为依以往香港及海外的股市经验，大股灾之后，仍有2～3年的低谷期，李嘉诚这次自然是亏定了。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股市竟恢复得如此之快，到年底股市就开始回扬上涨(欧美的股市也是如此)。到了1988年的4月14日，恒指收市报2684点，已接近1987年初的水平。李嘉诚在一年的期限内，以配股方式将增购的股票出售，不但没有亏损，反而还有几千万港元的盈利。
幸运之神再一次光顾了李嘉诚。
令人瞩目的是，李嘉诚这次百亿集资行动(9月14日)与香港股市暴跌(10月19日)的时间相差只有35天，这是否意味着李嘉诚已预感到香港股市将会出现大灾难？
另一方面，李嘉诚的救市行动承受着巨大的经济风险，而股市竟在一般人看来不可能很快好转的情况下出现了转机，使他避过了危机，难道他预先算到了股市好转的时间？
不过更重要也更无疑的却是，李嘉诚在股灾中扮演了一个敢冒风险的白衣骑士的角色。这种高尚的品德，使他不仅成为商场英雄，而且成为人人钦佩的商界领袖和为人楷模。从此，李嘉诚的人生舞台更高更大，只要登高一呼，就会应者云集了。
李嘉诚经商箴言：
人要去求生意就比较难，生意跑来找你，你就容易做，那如何才能让生意来找你？那就要靠朋友。如何结交朋友？那就要善待他人，充分考虑到对方的利益。
5.知己知彼，一鸣惊人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是成大事者的风范。然而成就一番大事业必须对大局有详细准确的了解，然后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扬长避短，精心准备。只有这样，才能在关键的时刻取得一鸣惊人的成功，才能打开成就大事的局面。
进入地产界的李嘉诚有时会一改以往温文尔雅的作风，而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最能体现李嘉诚这种风格的一件事，是1977年的地铁工程竞标。
地铁工程是当时香港开埠以来最浩大的公共工程之一。整个工程计划8年完成，需耗资约205亿港元。首期工程由九龙观塘，穿过海底隧道到达港岛中环，全长15.6公里，共15个站，耗资约56.5亿港元。资金来源主要是由港府提供担保获得银团的各类长期贷款；地铁公司通过证券市场售股集资；地铁公司与地产公司联合发展车站上盖物业的利润充股。
地铁中每个站点的建造都成了地产商的抢手货，尤其是中环站和金钟站，这两站客流量最大，是地铁最重要的车站。中环站是地铁首段的终点，位于全港最繁华的银行区；金钟站是穿过海底隧道的首站，又是港岛东支线的中转站，附近有香港政府合署、最高法院、海军总部、警察总部、红十字总会、文物馆等著名建筑，与中环银行区近在咫尺。
显然，中环、金钟两站，就像两块肥肉。尤其是两站上盖将建成地铁全线盈利最丰厚的物业。为此，地产商莫不“垂涎欲滴”。
李嘉诚何尝不为之心动，他看重的不仅仅是上盖发展的利润，更主要的是长实的声誉。在人们眼里，长实只是一个在偏僻的市区和荒凉的乡村山地买地盖房的地产公司。在寸土寸金、摩天大厦林立的中区，长实无半砖片瓦、立锥之地。
屈指算来，李嘉诚涉足地产已有20年左右，也盖了不少建筑，积累了不少经验，他觉得是到了改变形象的时候——进军港岛中区。
早在一年前，香港地铁公司将招标车站上盖发展商的消息，被新闻界炒得沸沸扬扬。
1977年初，消息进一步明朗，地铁公司将于1月14日开始招标，地段是邮政总局原址。原址拆除后，兴建车站上盖物业。
夜静入寂，寒意袭人，李嘉诚在深水湾住宅的花园散步。他无心观赏月下的花木，陷入沉思之中。地铁车站上盖投标之事，已弄得他连日来寝食不安。
李嘉诚以往的工作习惯是，极少把工作带回家做。他总是在办公室里把工作处理完，哪怕弄得很晚。李嘉诚一旦下班回家，除了学英语，翻翻报章杂志外，就是陪太太和儿子。他尽可能放松自己，很少思考工作上的事情，保证睡得安稳，以便第二天有充沛的精力去应付工作。如果发现他把工作带回家，那一定是遇到非处理不可的大事。
如今的地铁车站上盖投标，就是他认定的非干不可的大事。
对于中环金钟两站的招标，一定不乏实力雄厚的大地产商、建筑商竞标。群雄逐鹿，鹿死谁手，必有一番你死我活的较量。
长实竞投的把握有多大？若渺茫无望，不如不投。过去，曾有多次政府拍卖中区官地的机遇。中区的地价高，日涨日升，每平方英尺已突破1万港元，是当时世界地价最贵的地方之一。一幅地动则要数亿至10多亿，非长实的财力所敢觊觎。
不敢参与，并非不敢期望，李嘉诚梦寐以求打入中区。
李嘉诚信步走到深水湾的山坡，眼前是海湾的朦胧轮廓。潮声在他胸中激荡，他眼前仿佛看到两座商业大厦，从地铁车站拔地而起。李嘉诚一贯渴望挑战，也乐于应战。
不必再有丝毫犹豫，竞争既是搏命，更是斗智斗勇。倘若连这点勇气都没有，谈何在商场立脚，超越置地？
李嘉诚大步回到家中，坐进书房，翻阅研究带回家的有关地铁的材料。正所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李嘉诚估计，参加竞投的将会有置地、太古、金门等英资大地产商、建筑商，华资地产建筑公司实力稍逊。置地的夺标呼声最高，长实参与竞投，就必须把置地作为竞争对手，与这个庞然大物对撼。
港岛中区是置地的“老巢”。当年置地创始人保罗参与中区填海，获得港府成片优惠地皮，置地在中区，拥有10多座摩天大厦。置地广场和康乐广场(又名怡和大厦)，位于未来的中环地铁车站两翼。中环车站又恰好落在遮打道上，遮打道的南侧，则是遮打花园广场。就凭这些物业和街道的名称及主人，就可知置地在中区的地位。难怪当时的公众和传媒，把中环站称为遮打站。
金钟站离遮打花园广场仅100多米，简直就处在置地的眼皮子底下。攫取中环金钟车站的兴建权，就相当于打入中区的心脏，到置地这只座山虎的食槽里夺食。
睡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置地并未公开声称参与竞投，就有报纸高唱置地“志在必得”的高调，谁与置地竞争，无疑“以卵击石”。
李嘉诚想，“志在必得”的置地会不会“大意失荆州”呢？置地属怡和系，怡和大班又兼置地大班。现任大班是纽璧坚，纽璧坚20岁起就参加怡和洋行的工作，一步步爬上董事局主席高位。纽璧坚没有任何背景，靠的是自己的勤勉努力。
置地的另一个创始人是凯瑟克家族的杰姆·凯瑟克。凯瑟克家族又是怡和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因此，纽璧坚身为两局大班，又得受股东老板的制约。凯瑟克家族力主把发展重点放到海外。这样，势必分散纽璧坚坐镇香港抉择的精力。
这正是一般不易洞察的置地薄弱之处，人们往往会被置地的“貌似强大”的表象蒙住双眼。
置地一贯坐大，也习惯于坐大。过于自负的置地，未必就会冷静地研究合作方，并“屈尊”去迎合合作方。
那么，地铁公司招标的真正意向是什么？
香港地铁公司是一间直属港府的公办公司。香港的公办公司，并不像过去内地国有企业，一切都由政府包揽包办。地铁公司除少许政府特许的专利和优惠外，它的资金筹集、设计施工、营运经营，都得按商场的通常法则进行。
李嘉诚通过各种渠道获悉，港府工务局对中区邮政总局原址地皮估计，约2.443亿港元，原址用做中环、金钟两地铁车站上盖。另加上九龙湾车厂地皮估价，两者合计约6亿港元。港府将以估价的原价批予地铁公司，由地铁公司发展地产，弥补地铁兴建经费的不足。
地铁公司为购得中区邮政总局原址地皮，曾与港府多次商谈。地铁公司的意向是：用部分现金、部分地铁股票支付购地款。港府坚持要全部用现金支付。
李嘉诚首先明确这一点，竞投车站上盖发展权，必须以现金支付为条件。
地铁公司与港府在购地支付问题上产生分歧，说明地铁公司现金严重匮乏。地铁公司以高息贷款支付地皮，现在急需现金回流以偿还贷款，并指望获得更大的盈利。
李嘉诚在投标书上，提出将两个地盘设计成一流商业综合大厦的发展计划，但是这仍不足挫败其他竞投对手。任何竞投者都会想到并有能力兴建高级商厦物业。李嘉诚的“克敌”法是：首先，满足地铁公司急需现金的需求，由长江实业公司一方提供现金做建筑费；其次，商厦建成后全部出售，利益由地铁公司与长江实业分享，并打破对半开的惯例，地铁公司占51%，长江实业占49%。
这对长江来说，是一笔沉重的现金负担。李嘉诚决定破釜沉舟，在准备充分的前提下，做一次冒险。
早在1976年冬，长实通过发行新股，集资1.1亿港元，大通银行应允长实随时取得2亿港元的贷款，再加上年盈利储备，李嘉诚可调动的现金约4亿港元。
1977年1月14日，香港地铁公司正式宣布：公开接受邮政总局原址发展权招标竞投。
各竞投公司频频与地铁公司接触，刺探地铁公司意图，准备投标书及附件，在限期内呈交上去。
公开招标为各公司提供了一个平等机会，投标书内容则属机密。投标中标法则若过多考虑自己一方的利益，则中标希望小；若条件过于优惠对方，自己则毫无利益可图。各家都对投标内容秘而不宣，任记者发挥想象力去揣测。
参加竞投的财团、公司共30家，超过了以往九龙段招标竞投的一倍多。据报界披露，包括是置地公司、长江实业、太古地产、金门建筑、日澳财团、辉百美公司、嘉年集团、霍英东集团、桓隆地产等大公司。
舆论界凭其惯性，一致看好置地，置地优势昭然，中标呼声最高。英文《南华早报》的澳籍记者，采访置地大班纽璧坚，纽璧坚拒绝透露投标内容，亦不对“鹿死谁手”作评价，但他用自信的口气说：“投标结果，就是最好的答案。”
1977年4月4日，地铁公司董事局主席唐信，与长江实业李嘉诚首先签订中环站上盖发展物业协议，金钟站上盖协议则由日后签订。
当晚，唐信召开新闻发布会，对与会记者说：
“这座建筑物会逐层售予公众，利益由地铁公司与长江分享，地铁公司则占大份。
“若干间公司均对与本公司合作甚感兴趣，因而竞争激烈，所有建议均经详细研究，结果为长江获得，因其建议对本公司最具吸引力。”
4月5日，香港各报章均围绕“长实击败置地”报道中标结果。其中《工商日报》称：
“时值约2.4亿港元，为30个大财团争相竞投的中区地王——旧邮政总局地皮，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投得。
“这幅平均地价为每平方英尺约1万港元的‘地王’，早为大财团觊觎，为长江投得。据地下铁路公司透露，主要原因是长江所提交的建议书内列举之条件，异常优厚而吸引，终能脱颖而出，夺得与地铁公司经营该地的发展权。”
“地下铁路公司董事局昨日已经批准协议条款，规限长江实业公司在地铁未来中环站上盖，占地2270平方英尺，建造37层高的商厦与办公室混合的单塔形建筑物一座。”
“长江实业有限公司已同意，在签订协议时，付给地铁公司一笔现金，并继续交付现金若干次，保证地铁公司无论如何都可以获利。”
舆论界称长实中标，是“长江实业发展史上里程碑”，地产新秀李嘉诚“一鸣惊人，一飞冲天”。
李嘉诚在投资决策上就是这样，一方面以稳健著称，有时甚至令人疑心其过于保守，而另一方面又绝不缺乏胆略和气魄。
世上绝不缺乏稳健的投资者，因为只要谨慎些、保守些就可以了；也绝不缺乏果敢的投资者，因为只要胆子大，不计后果就行了。难就难在二者兼备，并且能够保持二者之间的平衡。在这一点上，李嘉诚的投资风格值得人们深入研究。
李嘉诚经商箴言：
一个企业的开始意味着一个良好信誉的开始，有了信誉，自然就会有财路，这是经商中必须具备的商业道德。就像做人一样，忠诚、有义气。对于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做出的每一个承诺，一定要牢牢记在心里，并且一定要能够做到。当你建立了良好的信誉后，成功、利润便会随之而来。
6.权衡利弊，斗智不斗力
谁都知道楚汉争霸中的刘邦、项羽各自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刘邦斗智不斗力，项羽勇而少智，结果刘邦得天下，项羽失天下。可能项羽至死也不明白，自己失败的原因就是有勇而无谋。商战中最基本的策略就是认真分析敌我的具体形势，反复思考得失、权衡利弊，避免两败俱伤的情况出现。
李嘉诚是个儒商，他懂得“斗力”的结果很可能是两败俱伤，即使勉强获取胜利，也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只有坚持“斗智不斗力”，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在激烈的商场竞争中游刃有余。
李嘉诚是个智能型之人，在其平生经历的所有的商战中，始终坚持着“斗智不斗力”的原则，在与众华商合战置地的过程中也同样如此。
1988年，怡策与其所控的文华东方发布联合声明，由文华东方按每股4.15港元的价格，发行10%新股予怡策，使怡策所持文华东方股权，由略低于35%增至41%。
对华商众豪来说，这简直是当头一棒。精明的李嘉诚马上意识到事态的严峻性——怡策与文华东方的股权变化，虽与置地没有直接关系，却是怡和抛出的反扑信号，其后，怡和将会随机抛出一系列的反收购措施。
5月份，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以及香港中信集团的荣智健等华商，频频晤面，商讨对策。他们决定，为防止置地效仿文华东方，必须趁其另一反收购举措尚未出笼，向怡和摊牌。
这一切似乎早在凯瑟克的预料之中，他很沉得住气，结果使得素有耐心的李嘉诚不得不先出一招。
3天后的一个晚上，股市收市，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荣智健等，赴怡和大厦与西门·凯瑟克、包伟士谈判。
虽然是短兵相接，双方依然是彬彬有礼。李嘉诚开门见山，说明了收购置地的诚意，提出以每股12港元的价格，收购怡和所持的25.3%置地股权。凯瑟克也毫不客气地表明了否定意见：“不成，必须每股17港元，这是去年大股灾前你郑重其事开出的价格。李先生素以信用为重，不可出尔反尔。置地只是市值下降，实际资产并未损失半点，如何就从17港元降到12港元呢？”
李嘉诚平静地说：“凯瑟克先生，如果你未得健忘症的话，一定还记得，这17港元并不是双方敲定的成交价，我们都表示愿意继续谈判重新议价。你我都在商场呆过这么多年，我想你一定不会不明白‘市价是一切价格的依据’这一商场规则吧。现在置地的市价才8港元多一点，我们以高出市价近四成的价格收购，怎么能说收购价下跌了呢？”
双方说话都绵里藏针，气氛中包含着浓烈的火药味。
素有“沙胆彤”之称的郑裕彤，又以咄咄逼人的口气挑起新一轮较量：
“既然谈不拢，只好市场上见，我们四大集团将宣布以每股12港元的价格全面收购。按证券交易惯例，收购方的出价高出市价两成以上，便可在市场生效，置地的公众股东会站在我们一边！”
包伟士针锋相对，说：“我们将奉陪到底——只要你们不怕摊薄手中股权的话。置地不是九龙仓，更不是港灯，置地就是置地！是怡和手中的置地！”
包伟士无疑是抛出了杀手锏。
关键时刻到了，是继续收购还是鸣金收兵，必须及时做出决策，而这种决策不仅直接关系到收购的成败，而且涉及巨大的资金代价。
最终，在权衡利弊之后，华英双方最后达成妥协——1988年5月6日，怡和控股、怡和策略及置地三家公司宣布停牌。同日，怡策宣布以每股8.95港元，购入长江实业、新世界发展、恒基兆业及香港中信所持的置地股份，总计占置地发行总股价的8.2%，所涉资金共18.34亿港元。
这样，怡和所持的置地股权，由约25%增至33%，控股权已相当牢固。而且，协议中还增加了一个附带条款，即长江实业等华资财团在7年之内，除象征性的股份外，不得再购入怡和系任何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份。
喧闹数年之久的置地收购战，就以这种结局而偃旗息鼓，这令原本看好这场收购大战的媒体大为失望。一些华文报刊称这是“一场不成功的收购”，有些英文报刊则称这次战役是“华商以李嘉诚为首的华资财团，这次为何不决一死战，刚一交兵就这样悄然收兵呢？”其实，这是华商财团在权衡利弊得失后，做出的明智决策，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一些理由：
包伟士所抛出的杀手锏，就是置地将步文华东方后尘，如法实施。此前，文华东方按每股4.15港元的价格，发行新股予怡策，以增加怡策的股权。
怡策收购文华东方新股后，所持股权必定会超过35%的全面收购触发点，怡策将按收购及合并条例向文华东方提出全面收购。由于收购价(4.15港元)低于该公司资产值(估计6港元)，文华东方多数股东对收购计划反应冷淡，这正中怡策下怀。
这种做法既不必动用大量资金，又可使所持文华东方股权超过收购触发点(现有股东可按其权益认购，也可放弃)。这样，怡策所持的股权由35%增至41%，收购方不可能通过全面收购使其控股数超过50%的绝对数——因为被收购方可反收购，能轻而易举再增购9%的股权，以达到过半数的绝对控股量。
这就是说，如果置地效仿文华东方，将会使华资财团陷于极其被动的局面。
置地从华资财团手中以每股8.95港元的价格赎回8.2%股权，共耗18.34亿港元资金。这意味着置地总估价约为223亿港元，以8.5港元左右的市值计，总市值也近200亿港元。华资财团若想全面收购达到50%以上的绝对控股权，就需耗资100亿港元以上。
事实上，怡和并不完全是在坐以待毙。在收购和反收购的价格战中，股价必会不断地提高，华资财团欲获全胜，所需的资金会远远超过这个数。华资财团在发起全面收购的短暂期限内，不一定能筹措到这么多现金。
而且，怡策控股数近26%，比华资财团的控股数加起来还高得多，已优势在手；何况售出港灯和香港电话的股权后，怡策已从最困难的谷底走出，业务渐入顺境。怡和系尽管大量出售了香港和海外的一些企业，但仍是香港最大的综合性集团，除银行外，其市值仅次于长实系。凯瑟克家族在海外还拥有不少非怡和资产，有人估计，其控有的资产不在李嘉诚之下。
因此，即使华资财团能控得置地，也要经过一番血战，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这不是李嘉诚所希望的。
李嘉诚是个商战高手，并非是个斗士，虽然他的收购行为在客观上起到了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但是他必须权衡商业利益，而不会不顾一切地决一死战。更何况，对方虽是垂暮的老狮子，但余威犹存，反击起来也非同小可，没有必要跟它硬拼。
但是，华资财团既已退出收购，为什么还要签订带妥协性的7年不得收购怡和系股权的协议呢？应该说，怡和赎回8.2%股权的价码并不高，不足以成为换取“怡和7年太平”的条件，其原因何在，至今仍不得而知。
不过，即使没有这一附加条款，华资财团也不大可能再动置地的脑筋。首先，经过这次交锋，怡和全系控股权已相当稳固，给外强留下的可乘之机已很少。另外，已经迁册百慕大的怡和系，从1995年起取消了其在香港的上市地位，其股票不在香港股市挂牌买卖，这样一来，就为外强收购增加了更大的难度。
也许正是考虑到以上因素，以李嘉诚为首的华资财团才决定彻底放弃收购，顺便卖一个人情给置地。
李嘉诚确实是个商战高手，他凡事并不一定非要争胜不可，而是以商业利益为准绳，能赚就赚，不能赚就退出，毫不拖泥带水。
事实上，华资财团在这场战役中，虽然收购不成功，但售股的税后利润，估计也在1亿港元左右，仍然有小赚。
更重要的是，避免了恶意收购可能需要付出的高昂代价，更何况胜负难定。倘若经过一番拼杀后，华资财团不幸落败，则会遭受惨重的损失。这显然不符合李嘉诚的作风和性格。
李嘉诚的做法启示我们，商场同战场一样，没有常胜将军，也不必非当常胜将军不可。在不利条件下坚持“斗智不斗力”的原则尤有必要。
李嘉诚经商箴言：
我喜欢友善交易，这是我的哲学，我曾告诫两子，不要占任何人便宜。
7.牺牲小利，赢取大利
商人在经商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如果不能静下心来，分析利弊，很有可能导致交易功亏一篑。因此，在遇到这样的情况时，必须考虑全局，虽然不能够挣到计划中的那么多钱，但毕竟还是能够挣上一些的。因此，要想办法达成交易。
王府井是国内有名的商业区，它历史悠久，地处繁华地段，与位于其西的长安街仅相距1公里。1992年6月，北京市政府表示，外商可以参与王府井旧城区的改造工程。
如果能包揽到这一工程，无疑如得到了一个聚宝盆。凭着在内地的投资与捐赠，郭鹤年和李嘉诚在内地有着较高的声誉。他们力挫竞争对手，于6月26日与北京政府签订了意向书。
1993年，因投资太过迅猛，内地出现了通货膨胀。政府对内地的经济发展采取了宏观调控，基本建设规模的压缩也在其中。
政府的宏观调控无疑将使得该项目难以收入囊中，郭鹤年知难而退，李嘉诚孤身掌舵。他凭着自己的经商头脑和多年积累的经验，最终如愿以偿。
不过，规划的地盘由意向书中的14万平方米减少至10万平方米。
而就因为这10万平方米的土地，一位小女子顿时红遍了北京内外，她就是周凯旋。
1992年，周凯旋看中了长安街上的儿童电影院，于是她想把这幢6层高的小楼整饰一番，开店经营。经过询问，周凯旋得到这样一个结果：鉴于东长安街和王府井为统一规划区，如果想开发儿童电影院，必需将其周围1万平方米的地盘一并开发。
周凯旋没有放过这个机会，并且通过吞并，迅速地把这1万平方米的地盘扩展到10万平方米。此项开发项目被称作“东方广场”，李嘉诚要开发的10万平方米的地盘便是周凯旋买下的这10万平方米。
拆迁完成得很顺利，空旷的王府井地盘盖起楼了。按照计划，建成后的东方广场会高达70余米。站在大楼上，不仅可以俯视昔日皇宫里的一砖一瓦，稍远处的中南海全景亦可尽收眼底。
在香港，李嘉诚建惯了高楼，高度没有达到100米的楼就称不上摩天大厦，70米的高楼自然不在他话下。然而，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它是中国的心脏。要建如此高的大楼，无疑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其实，早在王府井旧城区的改造计划出台初，北京市民已经就此计划讨论得沸沸扬扬了，他们担心如此庞大的建筑群会破坏北京的人文景观。
当然，人们的担忧是有根据的。因为国家规划委员会早已作出过要求，北京市的规划要以故宫为中心，其他建筑必须得配合故宫的外观。按规定，从故宫中心点向外望去，360度的视野范围内，不应看到任何其他的建筑物。故宫的城墙高有3丈，也就是说，站在故宫内朝外望去，只能望到城墙和天空。离城墙的距离越远，建筑物方可逐渐加高。
可是，李嘉诚负责的此项工程位置离故宫不到3公里，如果盖上70米高的建筑物，定会不符合要求。
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明确规定：长安街、前门大街西侧和二环路内侧及部分干道的沿街地段，允许建部分高层建筑，建筑高度一般控制在30米以下，个别地区控制在45米以下。
然而，东方广场大厦在“30米以下”的建筑高度区内，却拟建70余米，显然不符合要求。
另外，东方广场的土地面积比率超出城市规划要求的7倍，这幢大厦不仅过高，而且过大。
为此，专家们大声疾呼，联名上书中央，要求依法调整东方广场工程方案。
1994年底，中央召开了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决定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抑制通货膨胀。会议也对北京的基本建设规模作了要求，即缩小以赢利为目的的高档建筑项目，凡不符合国家规定的项目一律要停下来。
东方广场投资额超过了12亿港元(还未记地价)，按国家规定，过亿美元的合资项目，须以市政府的名义向国家计委申请立项，提出可行性研究报告，正式动工前必须办理报建手续。
可是，原北京市政府尚未提出立项，东方广场已经开始动工兴建了，更不用说提交什么可行性报告与申请建筑施工手续这些文件了。另外，中央接受了专家的建议。于是，东方广场方案被认为严重违反了城市规划的有关规定，1995年年初，东方广场被强令停工。
李嘉诚明白，在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上，政府是不会作出半点让步的。但他也明白，在不违背大原则的前提下，还是可以变通的。于是，长实集团主动与有关部门进行协商，修改工程方案。
不久，长实集团便发表声明，表示完全服从中央路线，声明指出：由于东方广场地段所在地为北京旧城危房改造区，根据北京城市规划法例规定，有关地段必须按规划发展，该地段之内的土地使用者必须服从有关城市规划。长实认为北京市有关城市规划法例极为合理，同时，类似城市规划法例亦在西方国家及香港被普遍采用。任何到中国投资的外商均须遵守中国的法律，任何希望通过国际舆论压力，而使其身处中国法律之外的做法均是不当的。
3月11日，李嘉诚向外界宣布，长实与北京市政府的合作非常愉快，只是方案需要修改而已。他强调，在任何地方建任何工程都要经商讨后才能最后确定。
1996年6月，形势有了转机，东方广场项目通过国家计委得到国务院的批准。
同年，东方广场开始了正式动工，3年的光景过去了，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东方广场宣告全部竣工。
李嘉诚就是一个善于牺牲小利保存大利的精明商人，他没有因为项目不按照协议方向发展而放弃该项目。尽管王府井旧城区改造工程在进行过程中遇到了不少波折，他始终没有放弃，而是力求揽下工程。最后，自然赚了不少。
李嘉诚经商箴言：
做生意一定要同打球一样，若第一杆打得不好的话，在打第二杆时，心更要保持镇定及有计划，这并不是表示这次会输。就好比是做生意一样，有高有低，身处逆境时，你先要镇定考虑如何应付。
8.枝叶繁茂，不忘根本
商人以利益为重，无可厚非。也正是他们以利益为重，加快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在以利益为重的同时，又能够不忘本，需要非凡的气概。毕竟，在有些时候，利益会与这种不忘本的精神发生冲突。这时候，如何抉择成为了关键点。
李嘉诚在经商的同时，不忘祖国，他时时关注着大陆的发展。作为一个商人，他选择了一种特殊的方式帮助大陆发展经济。这种方式就是帮助大陆同胞发展业务。
1979年10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香港设立了分公司，该公司董事长荣毅仁与李嘉诚相互仰慕已久。于是，荣毅仁借此机会诚邀李嘉诚加盟中信公司，出任该公司董事长一职，李嘉诚欣然同意。
1986年，中信董事长荣毅仁的儿子荣智健进入香港中信集团，不久便出任香港中信董事总经理。李嘉诚开始辅佐他发展事业。
初生牛犊不怕虎，在李嘉诚眼中，荣智健正是这样一个人物。他不安现状，渴望竞争与拼搏，欲在商界一展自己的才华。
荣智健在1978年便移居香港，先后经商办公司，有一些成就，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他看好借壳上市，李嘉诚对他的眼光很是赞同，然后帮助他找到泰富这个“壳”，顺利上市。从此，中信泰富代替了泰富，荣智健成为了中信泰富的董事长。
另外，李嘉诚身为香港商人，他对香港也有着深厚的感情，始终保持着对香港的信心，尽自己的努力使香港经济不断发展。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与我国中央领导人进行会谈，会谈围绕着香港问题进行。会谈的结果让我国政府和人民感到不满。
政治与经济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直接关系着一个地方的发展进度及方向。如果政治局势紧张，必然会使商业在发展空间上受到一定的限制，势必影响商家的利益。
当会谈结果传出后，香港经济界顿时发生了巨大变化，股市不断下滑，到当年年底，恒生指数已经跌至676点，香港股市一片昏暗。港内富商对香港不再抱有信心，一股移民浪潮在香港兴起。他们纷纷迁册海外，将大批资本带到海外以求发展。
怡和大班西门·凯瑟克引领了这股移民热潮。1984年3月，怡和董事局对外宣布，由于考虑到怡和的前途，怡和决定迁册百慕大，集团发行的股票将会在海外几个地方同时上市。
怡和的举动无疑给香港带来了更大的不利，因为它的实力和地位在当时的香港仍然非常重要。香港商业界再次发生了大动荡，危机不断蔓延开来。
香港各大公司无不举棋不定，纷纷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和黄行政总裁李察信迫于压力，急忙赶往李嘉诚的办公室。他与他的众多英国朋友有着相同的观点，即香港被中国接管后，中国政府很有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香港人士的私有财产。
李嘉诚知道李察信为什么而担心，他向李察信表明了自己的观点：“长实集团不打算迁册。如果论起我们的利益在公司中所占的比例，我比你的利益更大，所以我对长实的担心也比你大。我是经过充分考虑之后才决定不迁册海外的，因为中国政府目前是欢迎海外企业家到中国国内投资的，他们不可能约束香港人的私有资产。”
为了说服李察信，李嘉诚把自己赴内地的感观以及他所了解的关于海内外对此事的评论讲给他听。然而，李嘉诚的努力没有取得实效。由于两人意见几乎到了相悖的程度，所以在工作中很难相互协调。1984年8月，李察信辞去了在和黄的行政总裁职位。
香港的政治局势时好时坏，导致迁册不断兴起。1984年年末，中英两国在北京签署《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局势缓和，投资环境日益好转，迁册风也因此得到了缓解。可是，在后来的谈判中，对香港问题的处理无法定论，香港人对香港的信心又一次受到了打击，迁册风再次在香港刮起。
危难之间，众多港商都锁定了长实，各种企盼的眼光注视着李嘉诚。毕竟，长实和李嘉诚的声誉在港有着很强的影响力。
1989年11月20日，李嘉诚从大局出发，发表了自己的言论，他向媒体表示了对香港的信心，相信1997年后的香港定会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城市，处处充满商机。
1990年，香港的迁册风暴还在继续，汇丰银行变相迁册到伦敦。此时的李嘉诚在汇丰出任董事局非执行副主席。他非常不赞同汇丰的迁册，但是董事局没有采取他的建议，最后李嘉诚辞职。到此为止，香港四大财团中，惟有长实和太古洋行没有迁册。
尽管局势不断变化，李嘉诚始终没有打算迁册。另外，他还说服集团内有迁册念头的高层，希望他们对香港抱有信心。
李嘉诚的行动给相当一部分港商做了很好的范例，他们学习李嘉诚，不再打算迁册。这种局面的形成，无疑为香港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李嘉诚功不可没。
都说“商人重利轻别离”，这句话意在说明商人的无情和对利益的追求，但在李嘉诚的身上，却没有表现出这一点。其他商家为保全自己，纷纷迁册海外，而他为了香港的繁荣兴旺，为了使祖国的河山更加壮丽，他一马当先，于危难之际拯救香港经济，他的这种行为更加得到了香港人的肯定，无形之中也提升了李嘉诚的个人魅力，使长实的信誉更加响亮。
李嘉诚经商箴言：
一个有使命感的企业家，应该努力坚持走一条正途，这样我相信大家一定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成就。
灵活应对，绝不盲目出手
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没有硝烟的商场上每天都上演着惊心动魄的争夺战，商战谋略令人眼花缭乱。要想应对复杂多变的商场局势和同行的排挤倾轧，应对策略必须灵活多变。
1.审时度势，随机应变
经商是残酷的竞争，要想把握稍纵即逝的商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联系客观实际，甚至迎合消费者的实际需求，考虑他们的实际承受能力，然后审时度势，迅速果断地行动。商场中决胜的因素不是幸运，而是切合实际的经商策略。
香港名人鸿硕曾专门探讨过李嘉诚的“幸运”，颇令人折服。他在《巨富与世家》一书中提到：
“1979年10月29日的《时代周刊》说李氏是‘天之骄子’，这含有说李氏有今天的成就多蒙幸运之神眷顾的意思。英国人也有句话：‘一盎司的幸运胜过一磅的智慧。’从李氏的体验，究竟幸运(或机会)与智慧(及眼光)对一个人的成就孰轻孰重呢？”
1981年，李嘉诚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
“在20岁前，事业上的成果百分之百靠双手勤劳换来，20~30岁之间，事业已有些小基础，那10年的成功，10%靠运气好，90%仍是由勤劳得来；之后，机会的比例渐渐提高；到现在，运气已差不多要占三至四成了。”
鸿硕先生分析道：
“李先生认为早期的勤奋，正是他储蓄人生资本的阶段，这也就是西方人士称为‘第一桶金’的观念。不过，在香港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每星期工作7天的人大概也有10万人，为什么他们勤奋地工作了数十年还没有出人头地呢？由此可见，李先生认为勤奋是成功的基础仍是自谦之词，幸运也只是一般人的错觉。从李氏成功的过程看，他有眼光判别机会，然后持之以恒，而他看到机会就是一般人认为的‘幸运’。许多人只有平淡的一生，可能就是不能判别机会，或得到机会而退缩不前，或当机会来临时缺少了挖掘‘第一桶金’的勇气。也有人在机会来临时，因为斤斤计较目前少许得失，坐失良机，须知机会是稍纵即逝的。”
鸿硕先生的分析已经是十分透彻了。勤奋和幸运都非常重要。在创业之初，资本积累阶段，勤奋尤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判断机会的眼光和把握机会的能力。
香港经济评论家评论李嘉诚的成功与成名时说：
“一方面是努力令长江实业成为出人头地的公司，这个过程包括克己奉公，全心全意，以及在合适的时间，以个人的财力去资助公司的发展。在香港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和急功近利的社会中，股东们使用公司资金不是新闻，能够将盈利点滴归公，以及由主席以优惠的方式贷款给公司发展，才是大新闻。一些观察敏锐的股评作者和财经记者最先观察到这一点，并撰文加以推崇。个人品德的高尚，再加上事业的成功，令李嘉诚逐渐成为大众心目中的成功人物。香港人提到李嘉诚，多少带有尊崇的意味，和提及其他知名度不低的富豪时颇有不同。李嘉诚可说是长江实业一项难以估量的无形资产。”
由此可见，不贪图一己私利，而全力去发展公司，是李嘉诚成功的原因之一。
其实，公司发展了，作为大老板当然也会盈利丰富。但贪图小利，是短期行为。所谓“捡了芝麻丢掉了西瓜”，李嘉诚的做法却正好相反，他是“丢掉芝麻抱起了西瓜”。
难怪说，长江实业最珍贵的财产就是李嘉诚。这就无怪乎，香港人提到李嘉诚会带有尊崇的意味。
李嘉诚的超人天才一在地产，二在股市。
李嘉诚在回答记者请教其房地产的经营心得时说：
“不能说是心得。或者我告诉你们我的做法。我不会因为今日楼市好景，立刻购下很多地皮，从购买之间牟取利润。我会看全局，例如供楼的情况，市民的收入和支出，以至世界经济前景，因为香港经济会受到世界各地的影响，也受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所以在决定一件大事之前，我很谨慎，会和一切相关的人士商量，但到我决定一个方针之后，就不再改变。我会贯彻一个决定，我在差不多99.9%的工程上做到这一点。譬如以过去数以百计的地盘而论，更改的情况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我不会今日想建写字楼，明日想建酒店，后天又想改为住宅发展。因为我在考虑的期间，已经着手仔细研究过。一旦决定了，就按计划发展，除非有很特别的情况发生。我知道在香港有的人把几万尺的一个地盘，可以把计划更改几次，十几年后才完成，有些人喜欢这样做，但我负担不起。”
除此之外，李嘉诚还就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应该如何实施政策作了一番讲话。
李嘉诚说：“作为一个庞大企业集团的领导人，你一定要在企业内部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未攻之前一定先要守，每一个政策的实施之前都必须做到这一点。当我着手进攻的时候，我要确信，有超过100%的能力。换句话说，即使本来有100%的力量足以成事，但我要储足200%的力量才去攻，而不是随便去赌一赌。这个道理就像游泳一样简单，我的泳术很普通，扒艇也很普通。如果我要到达对岸，我要确信我的能力不是仅可扒到对岸，而要肯定有能力扒回来。等于我游泳去对面沙滩，我不会想着游到对面沙滩休息，我要预备自己游到对面沙滩，立即再游回来也有余力，我才开始游过去。在事先，我会常常训练自己，例如，记录钟点和里数，充分了解自己才去做。中国古老的生意人有句话：‘未购先想卖’，这就是我的想法。当我购入一件东西，会作最坏的打算，这是我在99%的交易前的事情，只有1%的时间，是想会赚多少钱。因为这时候来说，多大的实力也是假的。作个比喻，你的风帆高扬，而风帆处于正常比例时，即使那艘船不算太小，当风向不定的时候，随时可以覆舟。所以我凡事必有充分的准备然后才去做。一向以来，做生意处理事情都是如此。例如天文台说天气很好，但我常常会问自己，如5分钟后宣布有台风，我会怎样，在香港做生意，亦要保持这种心理准备。”
“生于忧患”是李嘉诚观念的诠释和印证。
从评论界的评论和李嘉诚谈论的经验，可以看出：一个成功者，绝不仅仅是凭超人的智慧、勤奋、吃苦耐劳，或者凭良好的机遇等，因为光凭其中的任何一个元素都不能造就一个成功者，成功需要依靠的是它们的总和。靠的是总体的实力与用人的巧妙、做人的高尚。
李嘉诚经商箴言：
能够将书本知识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那才是最好的。
2.不急于介入，要伺机而动
精明的商人看到商机并不是盲目从众蜂拥而上，而是等待最佳的时机。李嘉诚收购时绝不做超出自己能力以外的事或者冒巨大风险的事，他总是在复杂的情况下保持冷静理智的头脑，经过反复分析比较，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时机，获得巨大的商业利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收购不像买古董，不是非买不可。
香港电灯有限公司简称“港灯”，是香港十大英资上市公司之一，于1890年注册成立，距今已有100多年历史，一直是独立的公众持股公司，股东是各英资洋行。
同时，香港电灯有限公司又是香港第二大电力集团。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港灯一直坐大；二战后，九龙新界人口猛增，工厂林立，中电后来者居上，赚得盘满钵满，还筹划向广东供电。
港灯收入一直稳定，加之港府正准备出台“鼓励用电的收费制”(用电量愈多愈便宜)，港灯的供电量将会有大的增长，盈利自会递增。用电就像人要吃饭一样，经济的盛衰，都不会对电业构成太大的影响。
毋庸置疑，港灯是一块大肥肉，惹人垂涎。1981年、1982年市场传言，怡和、长江、佳宁等集团都在打港灯的主意。
不仅如此，恰在此时，在海外投资效果不甚理想的怡和系置地又卷土重来，在港大肆扩张，大掷银弹购入电话公司、港灯公司的公众股份，并以47.5亿港元，投得中环地王，用以开发“交易广场”的浩大工程，这一价码，打破了香港开埠以来最高的地价。
以退为进，避免正面交锋，是李嘉诚一贯的扩张战术。李嘉诚按兵不动，静观形势。
1982年4月，置地公司打算收购港灯的消息已然传开。并以高出市价31%的条件，顺利地完成对港灯的收购。长江与佳宁欲竞购的传闻子虚乌有。
置地在香港的几笔收购战也不是好事，由于急速扩张，耗尽其现金资源，不得不向银行大笔贷款，负债额竟高达160亿港元。
李嘉诚信心百倍，静待其变。
其时，香港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潮，移民连资金一道卷走，汇率大跌，港人纷纷抛港币套取外币。
由于欧美、日本经济衰退，这无疑等于是雪上加霜，香港工商界蒙上一层凄云寒雾，地产市场滑落，兴建的楼宇由俏转滞，楼宇奇货可居变成有价无市，欠银行的贷款不仅无法偿还，光一年利息就等于赔掉一座楼宇。
香港地产业在1983年全面崩溃，置地联合会也因此陷入空前危机。仅这一年的财政就出现了13亿港元的亏损。置地联合会的财政危机也把母公司怡和拖下泥潭，怡和在同期财政年度盈利额暴跌80%。
怡和董事局主席纽璧坚回天乏术，只好黯然下台——1983年9月29日晚，纽璧坚在董事局宣布辞去这两家公司主席职务。
1984年1月1日，纽璧坚又辞去董事职务，离开他服务30年之久的怡和洋行。
离开怡和和置地后，曾经显赫无比、最具权势的纽璧坚，用无比伤感的口气说：“我只是一名打工者。”纽璧坚在接受驻港的英国路透社记者的采访时这样说：“人们总是揪住九龙仓不放，而不睁眼看看对手是婴儿还是老虎。如果一个人的胳膊被老虎咬往，不管这只手是在颤抖，还是在挣扎，都会被咬断或咬伤。聪明的人，是不必再计较已经失掉的手，而是考虑如何保全另一只手。”
纽璧坚的离任，无疑是英国洋行在香港一个时代的结束。面对维多利亚港，纽璧坚站在怡和广场大厦顶楼，深有感触地喃喃说道：“我热爱香港，我永远热爱香港。”
传媒对纽璧坚的话进行揣测，认为他对凯瑟克家族心怀不满。九龙仓和置地被称为怡和的双翼，在纽璧坚主政时失去一翼。现在，另一翼能否保全呢？现在西门·凯瑟克接任怡和置地大班，他是否又比纽璧坚高明？
纽璧坚无疑是大股东与管理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纽璧坚在离港之前，反复强调他“热爱香港”。有人估计，纽璧坚说的是实话，怡和系大举进军海外，是凯瑟克家族一贯的主张，作为主政者的纽璧坚，只是秉其旨意执行罢了。怡和集团在港实力锐减，是海外投资不顺的结果。
在以上过程中，李嘉诚只是密切关注整个事态的发展，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行动，确实精明。原因有二：
第一，面对置地似乎是失去理智的收购，如果李嘉诚迎其锋与之硬碰硬，一来未必能胜，二来即使能胜，也会元气大伤，还很可能赔了夫人又折兵，做的是折本生意。李嘉诚说过：“收购不像买古董，不是非买不可。”足见李嘉诚十分冷静和理智。
第二，李嘉诚认为置地不惜重金，四处出击，很容易造成“消化不良”，或者碰到外界一些因素影响，置地就可能不攻自乱。到那时，再从置地手中夺过港灯，易如反掌，或者正是置地求之不得，变成帮助置地的事。这种“隔岸观火”的做法，不失为坐收渔利的一个妙招。
李嘉诚经商箴言：
有人买就是市场，市民购买力就是市价。
3.洞察先机，以退为进
在商业活动中，经商策略变幻无穷，而以退为进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它能够避免因激烈竞争导致的两败俱伤，同时还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置地大班纽璧坚辞职后，西门·凯瑟克坐上了怡和、置地的第一把交椅。众所周知，这把交椅并不好坐，接手掌管怡和、置地的大权，也意味着要承担起纽璧坚留下来的巨额债务。
对于西门，李嘉诚不敢轻敌，他对这位将决定怡和、置地命运的掌门人多少了解一些。
西门于1942年出生于英国的曼彻斯特市。他先是在英国著名的伊顿公学念书，然后在世界名校剑桥三一学院继续求学。可是在这所名校里，他仅仅待了一年，便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与这所世界名校告别。他躺在棺材里面，同学们把他抬出校门。西门的父亲异常恼怒，认为儿子没有大的前途。
西门告别剑桥三一学院时，他的叔叔和哥哥已经担任怡和大班多年。所以，20岁的西门早已打定主意，投靠叔叔和哥哥，开始自己的事业。他先是在怡和海外的分公司任职，后来被总公司调回香港，不久便做了常务董事。然后，为了成为怡和大班，他一一游说其他董事，不断为难当时坐在怡和宝座上的纽璧坚。纽璧坚于无奈中辞去了在怡和的职位，西门成了怡和和置地的董事局主席。
对西门与怡和的情况充分掌握后，李嘉诚采用了以退为进的策略。他不再表示自己有收购港灯的意向，而是静观事态发展。
西门上台后，为了扭转怡和债务累累的境况，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计划。这些计划的核心内容是出售怡和在海外的部分资产和港内的一些非核心业务。
由于置地对怡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总揽了怡和的所有地产业务。所以，尽管置地债台高筑，怡和也会力保对它的控制。但面对汇丰银行的逼债，怡和又没有办法。万般无奈之下，西门不得不决定将来之不易的港灯出售。
此时的李嘉诚实力已经非常雄厚。再加上李嘉诚向纽璧坚表示想收购港灯时，西门也在场。不可否认，西门把李嘉诚作为最佳买家。但让西门弄不明白的是，对港灯抱有兴趣的李嘉诚为何突然收手，变得一声不吭。迫于内外压力，西门终于按捺不住，他找到李嘉诚，希望李嘉诚尽快收购港灯。
李嘉诚、马世民和西门所派代表就港灯问题进行洽谈，经过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商谈后，双方顺利达成协议。和黄以29亿港元收购置地34.6%的港灯控股权，以现金支付。
在这里须指出，此时的和黄早已是长实旗下的子公司。1984年，马世民进入长实，李嘉诚委以重任，他随即成为和黄董事行政总裁。所以在收购港灯的谈判中，出现了马世民和他引导的和黄。
长实对和黄的收购在当时引起了轰动。首先，这次收购事件是中英会谈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收购，并且是高达29亿港元的现金交易。其次，如此大规模的交易，仅在两次会议之后便顺利完成，同样引起了香港商界的关注。再次，置地不惜血本，以高出市价31%的价格收购港灯，现在却以低于当时市价1港元的价格出售给长实，长实在这一项收购活动中，为和黄节省了约4.5亿港元。最后，双方的信誉在协议达成后，也得到充分体现。按照和黄和置地定下的协议，和黄必须在1985年2月23日前完成现金支付。然而，和黄却提前半个多月将29亿的港元现金交给置地。此时的置地也做了表示，提出了扣还利息一事。按照当时的标准计算，置地要偿还利息近1200万港元。和黄却仅收了置地三分之一的利息，不得不让人佩服和黄以及长实的大方。
对和记黄埔、会德丰以及怡和旗下的九龙仓、港灯的收购，对香港经济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通过这四次收购，正式确立了港商在香港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彻底打破了外资对香港经济的控制，从而扭转了香港经济的局势。
李嘉诚在对港灯的收购过程中，采用了以退为进的策略，不愧为高招。他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使用此招前的仔细观察和思索。他纵观怡和和置地当时的处境，推测到他们对港灯的持有不会长久，为保全大家，必会舍弃港灯这个小家。于是，李嘉诚静观其变，事情正是按照李嘉诚的推断发展，从而演绎出了李嘉诚在对港灯收购时的胸有成竹。
李嘉诚经商箴言：
我觉得，顾及对方的利益是最重要的，不能把目光仅仅局限在自己的利上，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自己舍得让利，让对方得利，最终还是会给自己带来较大的利益。占小便宜的人不会有朋友，这是我小的时候我母亲就告诉给我的道理，经商也是这样。
4.收缩战线，该退必退
有句话叫：胳膊扭不过大腿。面对不利于自己的客观形势或实力远远超过自己的对手，死打硬拼只会白白消耗自己有限的实力，即使做出了巨大的牺牲，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也不利于自己的发展。该忍耐的时候一定要忍耐，不能意气用事，意气用事的最终结果只会使自己吃亏。
曾几何时，以地产为中坚的华资财团，打败了老牌英资。华资大显神威，华人扬眉吐气。
然而，还是这些地产骄子，炒地炒楼，使香港的楼价以火箭速度不断上升，并且云雾山中，居高不下。
据说：一篇报道以“一将功成万骨灰”为喻，来讽刺地产商的辉煌业绩是由置业租房赚取市民的血汗钱积累而成，击碎了民众对地产骄子的偶像崇拜。连信誉极佳的长江实业也难逃抨击。
当然，不要忘记，人之熙熙皆为利来，人之攘攘皆为利往。这就是说，商人皆为利，自然也包括李嘉诚。
20世纪90年代，民众对地产商炒地炒楼的愤怒情绪达到高潮。
香港一位知名地产记者，在其系列地产楼市的文章中涉及李嘉诚，他写道：
“爱美高于1992年8月时，通过内部认购形式，向长实购入第二期(嘉湖山庄)赏湖居第四座单层数的半幢单位，估计达152个，而内部认购较公开发售价，一般便宜约5%(注：代理商看好的更是日后楼价上攀)。”
“除爱美高外，嘉湖山庄第二期赏湖居第三座，是另一幢以内部认购方式转手的单位。”
“上周初，该批为数2%个单位的现货单位全幢(公开)推销，20层楼以上的18层单位(注：全楼高38层，住户图靓景喜欢择高楼)，买家一次认购3~4个单位才有(可)交易(注：只有炒家才会一次买几个单位)。”
“嘉湖山庄内部认购猖獗，复式单位加80万~100万，普通单位加几十万，一个单位未到家，已有几个人经过手，赚过几次钱，其中第一二手‘特权阶级’，自然赚得最厉害……‘特权阶级’炒完嘉湖山庄，又去炒海怡半岛。”
“但怎料，上周四，李超人一声令下，吩咐立即‘叫停’，说嘉湖内部认购做得太扬，过分了一点。海怡和下一个楼盘都要收敛(注：市场有关打击楼市投机、遏制内部认购的风声很紧)。长实嫡系人马可以内部认购，但只能转让给直系亲属。”
“(海怡花园)示范单位挤得水泄不通，门口亦有地产代理商兜客，加10万、加15万出售内部认购单位。照人计算卖楼反应不会差。难怪好多人一向说李嘉诚最照顾炒家，近期多个楼盘中，炒家在此赚钱。”
尽管这样，香港新闻界人士认为，“与那些与公众对着干的地产商比，李嘉诚则算有分寸、有节制。”
从盈利的商业角度来看，炒地炒楼可以更多地搜取利益。只是苦了买楼用户。从长远的角度看，拂逆顾客的做法最终都会招致恶果。
整个地产界大势如此，李嘉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也不好多作评论。
1991年11月6日，新上任的财政司(主管财政的最高行政长官)麦高乐，宣布增加楼宇转让印花税和限制内部认购比例，以杀楼市炒风，平息民怨。
据说李嘉诚虽知悉此事，因筹备多时，耗费相当财力精力，改期不利。于是，天水围嘉湖山庄第一期仍按期开盘。
是日，炒家买家十分踊跃，排队的长龙浩浩荡荡，3天内竟有3万人登记，相当于发售的1752个单位的20多倍。
据传媒报道：“麦高乐对此深表不满，觉得李嘉诚明知他在当天宣布打击炒楼措施，却偏偏不避风头在同日推出大楼盘，与政府‘对着干’。麦高乐于是使出厉害的招数，11月13日由银行监理处致函各银行，将新旧住宅楼宇按揭贷款，由原来的八九成，降至七成。”
李嘉诚一贯谨慎从事，最忌树大招风，这次却不慎撞到枪口上。
地产同仁都为李嘉诚捏一把汗，原以为咄咄逼人的麦高乐会枪打出头鸟，却不料麦高乐一竹篙打翻一船人——地产商均挨50大板。
银行按揭的比例，直接关系到买家与炒家首期现金的承担，进而影响到楼市的兴衰，楼价下滑，地产商与代理商要双双栽进去。
李嘉诚毫不示弱，11月21日，李嘉诚在希尔顿酒店设宴招待来访的加拿大总督。李兆基、郑裕彤、郭炳湘、郭鹤年、何鸿、罗嘉瑞等地产巨头应邀作陪。
有人认为，这是在向港府“示威”，如果逼人太甚，他们将把投资重点移向加拿大等美欧澳国家。
记者询问他们对政府降低按揭成数的反应。一贯在公众场合甚少开腔的李兆基率先表态，声称会通过自己旗下的财务公司，提供较高的按揭成数，防止楼市下跌。
其他地产巨头异口同声附和，口气异常坚决。
李嘉诚在记者的穷追之下，最后也表态说，希望能与政府协调好关系，如果地产同仁都这样，他也会跟随潮流。
麦高乐等一批官员，对地产商的“对台戏”异常恼火。
第二天，麦高乐与汇丰银行大班、恒生银行主席紧急磋商，由两位金融寡头出面还击。香港银行公会主席措辞极为激烈，严厉警告地产商，如果一意孤行，日后其他发展计划将得不到银行的支持。
香港首席财主汇丰大班发了话，地产商马上妥协，在第一时间召开记者招待会，声明接受七成按揭规定，并无意与银行过招，但日后的事实证明，李嘉诚等地产巨头，只是作策略上的退让。
按照李嘉诚的一贯性格，是不会自己撞在枪口上的。但是，他撞上了。
李嘉诚敢于与港府“对着干”，显示了华资尤其是地产华商日益强大的实力。此外，李嘉诚也不是故意作对，日期凑巧相同，而改期不利。
对付港府的打击措施，众地产群豪团结一致，联合作战，在共同利益下，结成统一阵线。
然而，胳膊毕竟扭不过大腿。与政府作对，终究是要吃亏的。在麦高乐请出汇丰大班强硬相对时，众群豪亦适时识趣地作出战略撤退，因为众群豪与港府分庭抗礼，已经达到了显示实力警告港府的目的。
地产商炒地炒楼，令市民怨声载道。港府措施严厉，然而却打击不力。原因在于地产商握住了港府的痛处。
香港人多地少，港府奉行高地价政策，造成地价居高不下。长期以来，地产收入一直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头，20世纪80年代更是如此。
以1993年为例，政府卖官地和更改用途补地价收益达422亿港元，加上地产方面的各类税收，差不多占政府总收入的70%。
在地产收益上，港府与地产商同样不厌其多。那么，各界为何只谴责地产商，而纵容政府呢？这是因为政府的财政收入，用于浩大的公费开支，英国政府未向香港抽缴财政收入，香港政府靠卖地的收入维持其低税制。
政府也建公房，一类是学校之类的公益建筑，另一类是公建住宅楼宇非盈利建筑，售予或租予超低收入者。好人给政府做了，恶名让地产商承担。
地产商高价买的地建的房，必定会转嫁于用户，用户当然会群起而攻之。打击楼市炒风的措施过严，必然引发楼市下挫。楼市弱淡，政府的地产收益必会锐减。
不少地产商，指责政府对土地囤积居奇，好卖高价。楼价高涨，首先是政府地价高涨。打击炒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重要的是增加土地供应量，适当调低地价，以量多保证政府收入。
李嘉诚以和软的口气表示对打击炒风的看法：立法管制固然起一定作用，但管制太多不利楼市的发展。
这恰恰是港府最害怕的。李嘉诚不愧具有超人智慧。常言道，打蛇要打七寸。李嘉诚言语不多，但一语击中要害。
其实，地产商与港府在收益上已是连理共枝，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无怪乎李嘉诚有恃无恐，敢与港府唱对台戏。
关键在于要敏锐地发现对手的致命弱点，抓住要点，就掌握了主动权，掌握了命运。
李嘉诚率领的地产群豪其实并没有善罢甘休。
1994年7月的《资本家》杂志中有一篇题为《地产商反弹香港》的文章写道：“在香港本财政年度第二次政府土地拍卖会上，出现了罕见的现象，逾10家地产发展商联手竞争投土地，土地虽然卖出，但收入却远逊于当局原先预期，使库房收入大为减少。”
“那次拍卖在5月底举行，共有两幅土地待沽，第一幅地皮由12家公司(长江实业、新世界地产、新鸿基地产、恒基、恒降、太古地产、信和、新加坡发展地产、嘉里、南丰、中国海外及百利保)组成联盟，以20.4亿港元投得；另一幅土地由上述12家发展商，再加上广生行及应士国际，以51亿港元投得。那次成交额约低于现时市价格15%~30%。”
“分析家相信地产商的联合行动，是基于香港政府当局在过去半年来，不断收紧对买卖楼宇的限制，使房地产价格较去年底跌了约15%。由于当局表示还有进一步行动，所以地产商才联手投标土地，向当局提出警告，不要进一步进逼。”过去，各家仅仅是小联合，互相间在拍卖场上较个你死我活，如今大地产商联合变相垄断官地，无疑是李嘉诚的智慧和威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李嘉诚经商箴言：
香港没有什么资源，就是香港人用其努力、毅力和智慧，养活着这600万人口的社会。
5.低进高出，两头赚钱
所谓“人弃我取，低进高出”，是一种以小赚大的手段。始作俑者是战国时期的陶朱公，这是他的经商原则。陶朱公就是辅佐越王勾践复国灭吴的范蠡，他在功成名就之后，毅然辞去官职，与美女西施泛舟五湖，经商致富，成了一位著名的商人。时至今日已经几千年了，陶朱公的经商原理仍在延用。
“人弃我取，低进高出”的主要问题在于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出，也就是如何把握市场脉搏，巧抓商机。
李嘉诚所谓“人弃我取，低进高出”之可贵正在这里，他往往待机而动，因为早一步或迟一步都可能遭受惨重的损失。这样的“人弃我取，低进高出”，必须有极高明的眼力，做到胸有成竹。
市场的脉搏是精明的商人非常注意把握的一个关键点。应该讲，最成功的商战都是紧跟市场而进行的一场智慧之战。李嘉诚的发迹是靠地产和股市，他的事业发展史是一部中小地产商借助股市杠杆急剧扩张的历史。李嘉诚在生意场上体现了豪客的作风。他的生意原则是，赢利并不是无目的赌博，而是把握市场脉搏来一个“人弃我取，低进高出”。
1972年，股市大旺，股民疯狂，成交活跃。李嘉诚借此大好时机，令长江实业骑牛上市。长实股票以每股溢价1港元公开发售，上市不到24个小时，股票就升值1倍多。李嘉诚第一步迈进股市就是典型的“高出”。
接着，1973年大股灾突然爆发，恒生指数于1974年12月10日跌至最低点，1975年3月，股市形势开始缓慢回升，深受股灾之害的投资者仍“谈股色变”，视股票为洪水猛兽。
这时，具备超前眼光的李嘉诚，看到了股市的升值潜力，因此，在当时低迷不起的市价基础上，亲自安排长江实业发行2000万新股，以每股3.4港元的价格售予他本人。
同时，李嘉诚还宣布放弃两年的股息，这既讨得了股东的欢心，又为自己赢得了实利——股市渐旺，升市一直持续到1982年香港信息危机爆发前。长实股升幅惊人，李嘉诚后来赢得的实利远远超过了当年放弃的股息，这就是“低进”。
“人弃我取，低进高出”是李嘉诚搏击股市的基本原则，他在这方面的实战案例不胜枚举。
1985年1月，李嘉诚收购港灯时，就是抓住卖家置地公司急于脱手减债的心理，以比前一天收盘价低1元的折让价，即每股6.4港元，收购了港灯34%的股权。仅此一项，就节省了近4.5亿港元。6个月后，港灯市价已涨到8.2港元1股，李嘉诚又出售港灯一成股权，结果净赚2.8亿港元。这就是低进高出，两头赚钱。
天水围之役，也是一次典型的“人弃我取，低进高出”战术运用实例。当时，由于港府的“惩罚性”决议，使天水围开发计划濒临流产，众股东纷纷萌发了退出之意。
早就看好天水围发展前景的李嘉诚，从其他股东手中折价购入股权。于是，便催生了嘉湖山庄大型屋村的宏伟规划，长实成了两大股东中最大的赢家。1991年9月，李嘉诚斥资近13亿港元，购入一个有中资背景财团的19%股权。稍后，此财团收购了香港历史悠久的大商行“恒昌”。4个月后，这个财团的大股东“中信泰富”向财团的其他股东发起全面收购，李嘉诚见出价尚可，便把手中的股权售出，总价值15亿多港元，李嘉诚净赚2.3亿港元。低进高出，关键在于扣紧市场脉搏，眼光要准，出手时机要适宜。李嘉诚每一次大进大出，几乎都能准确地把握时机，预测股市未来的走势。
这似乎很神奇，其实不然。大凡股市的兴旺与衰微，大都与政治经济大环境有直接关系，大致有一定的规律性。要研究这一规律，就要时刻关注整个国际国内大环境的时势变化。一般股民坐井观天，眼睛只盯着股价变化表，而不探究政治经济大环境的变化。这样，就可能被表象、假象迷惑，时有被套住之虞，即使偶有所获，也不过是侥幸罢了。
李嘉诚经商箴言：
要成为一位成功的领导者，不单要努力，更要听取别人的意见，要有耐心，提出自己意见前，更要考虑别人的见解，最重要的是创出新颖的意念。然而，当你作出决定后，便要一心一意地朝着目标走，常常记着名誉是你的最大资产，今天便要建立起来。
6.巧妙筹划，四两拨千斤
武林高手在与对手过招时，并不死打硬拼，而是见势借势、见招拆招，以巧取胜。做生意同样如此，在自己势单力薄时，一定要学会巧借别人的资源为自己服务。
现代商业经营理论有这样一种观点：评价一位投资者的能力标准不再是他拥有的资金数量，而是他能够调动的资金数量。换句话说，就是能巧妙借助别人的力量和金钱来达到自己的商业目的，最佳结果是实现双赢。
李嘉诚退出九龙仓角逐，将目标瞄准另一家英资洋行——和记黄埔。
和黄集团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和记洋行，二是黄埔船坞。和黄是当时香港第二大洋行，又是香港十大财阀所控制的最大上市公司。
1860年，和记洋行成立，主要从事印度棉花、英产棉毛织品、中国茶叶等进出口贸易和香港零售业。刚刚成立时名气不大，无法与怡和、置地、邓普、太古等洋行相提并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记有下属公司20家，初具规模。
黄埔船坞有限公司历史悠久，可追溯到1843年，林蒙船长在铜锣湾怡和码头造木船。船坞几经迁址，不断充资合并易手，成为一家公众公司。到20世纪初，黄埔船坞与太古船坞、海军船坞并称为香港三大船坞。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几经改组的和记洋行落入祈德尊家族之手。该家族与怡和凯瑟克家族、太古施怀雅家族、会德丰马登家族，并列为香港英资四大家族。20世纪60年代后期，祈德尊雄心勃发，一心想成为怡和第二，他趁1969—1973年股市牛气冲天，展开了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收购，把黄埔船坞、均益仓、屈臣氏等大公司和许多未上市的小公司归于旗下，风头之劲，一时无人与之相比。
祈德尊知道香港人多地少、地产业必然走旺，关闭九龙半岛东侧的码头船坞，将修船业务与太古船坞合并，迁往青衣岛，并将其他仓场码头，统统转移到葵涌去发展，腾出的地皮，用来发展黄埔新村、大同新村、均益大厦等。祈德尊遍地开花大兴土木，地产成为集团的支柱产业。
祈德尊一味地吞并其他企业，所控公司高达360家，其中有84家在海外。疯狂吞并产生了负面影响，用句俗话说就是“贪多嚼不烂”。祈德尊虽有“铁嘴钢牙”，但是“肠胃功能”太差，经常“腹泻不止”。很多公司状况不良，效益负增长，给他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幸得股市大旺，祈德尊大量从事股票投机生意，以其获得弥补财政黑洞。
1973年出现股市大灾，接着是世界性石油危机，接着又是香港地产大滑坡。投资过速、战线过长、包袱过沉的和记集团掉入财政泥潭，接连两个财政年度亏损近2亿港元。1975年8月，汇丰银行注资1.5亿港元解救，条件是和记出让33.65%的股权。汇丰成为和记集团的最大股东，黄埔公司也由此而脱离和记集团。
汇丰控得和记洋行，标志着祈德尊时代的结束，和记成了一家非家族性集团公司。汇丰物色韦理主政。时隔两年，和记再次与黄埔合并，改组为“和记黄埔(集团)有限公司”。韦理有“公司医生”之称，但他一贯是做智囊高参辅政，而从未在一家巨型企业主政。又因为祈德尊主政时，集团亏空太大，“公司医生”韦理上任，未见其妙手回春——和黄的起色不如人们预想的那么好。
乘虚而入，是战场常见并有效的战术。李嘉诚在觊觎九龙仓的同时，也梦想得到和记黄埔。他放弃九龙仓，必然要把矛头对准和黄。
收购沦为公众公司的和记黄埔，至少不会像收购九龙仓那样出现来自家族势力的顽强反抗。身为香港第二大洋行的和黄集团，各公司归顺的历史不长，控股结构一时还未理顺，各股东间利益意见不合，他们正企盼出现“明主”，力挽颓势，使和黄彻底摆脱危机。只要能照顾并为股东带来利益，股东不会反感华人大班入主和黄洋行。避实击虚，去瘦留肥，这便是李嘉诚舍弃九龙仓而收购和黄的出发点。
和黄拥有大批地皮物业，还有收益稳定的连锁零售业，是一家极有潜力的集团公司。香港的华商洋商垂涎这块大肥肉者大有人在，只因为和黄在香港首席财主汇丰的控制下，均暂且按兵不动。
李嘉诚很清楚，汇丰控制和黄不会太久。根据公司法、银行法，银行不能从事非金融性业务。债权银行可接管丧失偿债能力的工商企业，一旦该企业经营步入正常轨道，必将其出售给原产权所有人或其他企业，而不能长期控有该企业。
在李嘉诚吸纳九龙仓股之时，他获悉汇丰大班沈弼暗放风声：待和记黄埔财政好转之后，汇丰银行会选择适当的时机和适当的对象将所控的和黄股份的大部分转让出去。这对李嘉诚来说，是个福音。
李嘉诚权衡实力，长江实业的资产才6.93亿港元，而和黄集团市值高达62亿港元。长实财力不足，蛇吞大象，难以下咽。若借助汇丰之力，收购算成功了一半。
李嘉诚梦寐以求成为汇丰转让和黄股份的合适人选，他停止收购九龙仓股的行动，获汇丰的好感就是为了得到汇丰的回报。这份回报是不是和黄股票，李嘉诚尚无把握。
为了使成功的希望更大，李嘉诚拉上包玉刚，以出让l000多万股九龙仓股为条件，换取包氏促成汇丰转让9000万和黄股的回报。李嘉诚一石三鸟，既获利5900万港元，又把自己不便收购的九龙仓让给包氏去收购，还获得包氏的感恩相报。
在与汇丰的关系上，李嘉诚深知不如包玉刚深厚。包氏的船王称号，一半靠自己努力，一半靠汇丰的支持。包氏与汇丰的交往史长达20余年，他身任汇丰银行董事(1980年还任汇丰银行副主席)，与汇丰的两任大班桑达士、沈弼私交甚密。
李嘉诚频频与沈弼接触，他看透汇丰的意图：不是售股套利，而是指望放手后的和黄经营良好。另一方面，包氏出马敲边鼓，自然马到成功。
于是，1979年9月25日夜，在华人行21楼长江总部会议室，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嘉诚举行长实上市以来最振奋人心的记者招待会，一贯沉稳的李嘉诚以激动的语气宣布：
“在不影响长江实业原有业务基础上，本公司已经有了更大的突破——长江实业以每股7.1元的价格，购买汇丰银行手中持占22.4%的9000万普通股的老牌英资财团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股权。”
在场的大部分记者禁不住鼓起掌来。有记者发问：“为什么长江实业只购入汇丰银行所持有的普通股，而不再购入其优先股？”
李嘉诚答道：“以资产的角度看，和黄的确是一家极具发展潜力的公司，其地产部分和本公司的业务完全一致。我们认为和黄的前景非常好，由于优先股只享有利息，而公司盈亏与其无关，又没有投票权，因此我们没有考虑。”
李嘉诚被和记黄埔董事局吸收为执行董事，主席兼总经理仍是韦理。
记者招待会后的一天内，和黄股票一时成为大热门。小市带动大市，当日恒指急升25.69点，成交额4亿港多元，可见股民对李嘉诚的信任。李嘉诚继续在市场吸纳，到1980年11月，长江实业及李嘉诚个人共拥有的和黄股权增加到39.6%，控股权已十分牢固。其间，未遇到和黄大班韦理组织的反收购。
1981年1月1日，李嘉诚被选为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成为香港第一位入主英资洋行的华人大班(注：包玉刚入主的怡和系九龙仓不属独立洋行)，和黄集团也正式成为长江集团旗下的子公司。
李嘉诚以小搏大，以弱制强。长江实业实际资产仅6.93亿港元，却成功地控制了市价62亿港元的巨型集团和记黄埔。按照常理，既不可能，更难以令人置信，难怪和黄前大班韦理会以一种无可奈何，又颇不服气的语气对记者说：
“李嘉诚此举等于用美金2400万做订金，而购得价值10多亿美元的资产。”
和黄一役，与九龙仓一役有很大不同，李嘉诚靠“以和为贵”、“以退为进”、“以让为盈”的策略，赢得这场香港开埠以来特大战役的胜利。
此役使李嘉诚博得了“超人”雅号，但他并不以为他有什么超人的智慧。他避而不谈他的谋略，而对汇丰厚情念念不忘，“没有汇丰银行的支持，不可能成功收购和记黄埔。”
事实确如李嘉诚所说的那样，但也可以看出其为人的厚道。
沈弼是汇丰史上最杰出的大班，他的杰出之处就是能以银行的切身利益为重，而不在乎对方是英人还是华人。道理如沈弼自己所说：“银行不是慈善团体，不是政治机构，也不是英人俱乐部，银行就是银行，银行的宗旨就是盈利。”
沈弼在决定此事时，完全没有给其他人有角逐的机会，而是一锤定音。消息传出，香港传媒大为轰动，争相报道这一香港商界的大事。
1979年9月26日，《工商晚报》称长江实业收购和记黄埔，“有如投下炸弹”、“股市今晨狂升”。
《信报》在评论中指出：“长江实业以如此低价(暂时只付20%即1.28亿港元)便可控制如此庞大的公司，拥有如此庞大的资产，这次交易可算是李嘉诚先生的一次重大胜利……
“购得这9000万股和记黄埔股票是长江实业上市后最成功的一次收购，较当年收购九龙仓计划更出色(动用较少的金钱，控制更多的资产)。李嘉诚先生不但是地产界强人，亦成股市炙手可热的人物。”
李嘉诚、包玉刚双双入主英资大企业，还引起国际传媒界的关注。
美国《新闻周刊》在一篇新闻述评中说：“上星期，亿万身价的地产发展商李嘉诚成为和记黄埔主席，这是华人出任香港一家大贸易行的第一位，正如香港的投资者所说，他不会是唯一的一个。”
英国《泰晤士报》分析道：“近一年来，以航运业巨子包玉刚和地产巨子李嘉诚为代表的华人财团，在香港商界重大兼并改组中，连连得分，使得香港的英资公司感到紧张。
“众所周知，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然而，占香港人口绝大多数的仍是华人，掌握香港政权和经济命脉的英国人却是少数民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华人的经济实力增长很快。”
“有强大的中国做靠山，这些华商新贵们，如虎添翼，他们才敢公然在商场与英商较量，以获取原属英商的经济利益，这使得香港的英商分外不安。连世界闻名的怡和财团的大班、大股东，都有一种踏进雷区的感觉。英商莫不感叹世道的变化，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包玉刚、李嘉诚等华商能与英国商界的优秀分子相提并论。”
这篇文章，试图以时代背景探讨华商得势的原因。文章的某些提法偏颇，并含有“大英帝国”的口气，但总的来说对李氏与包氏的评价也还中肯。
从商战谋略方面说，李嘉诚在入主和黄的过程中引人注目的是：
第一，他在实际收购和黄之前，早已做好了人事方面的安排，其收购九龙仓就是收购和黄的序曲，而收购和黄不过是在此基础上的“树上开花”而已。
第二，李嘉诚梦寐以求成为汇丰转让和黄股份的合适人选，他停止收购九龙仓股的行动，获汇丰的好感就是为了得到汇丰在和黄一役中给予回报。为了使成功的希望更大，以出让1000多万股九龙仓股为条件，换取包氏促成汇丰转让9000万股和黄股的回报，在获利5900万港元的同时，把自己不便收购的九龙仓让给包氏去收购，还获得包氏的感恩相报，从而使收购胜算在握。
第三，由于事先做好了人事方面的安排，整个收购过程没有剑拔弩张，没有硝烟弥漫，只有和风细雨，兵不血刃。故有人道：“李氏收购术，堪称商战一绝。”
李嘉诚经商箴言：
商界一定要跟随时代发展，今天要诚记知识与经济发展是分不开的。
7.沉着应战，着眼长远利益
做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后果，都要看得更远一些，经商更是如此。经商过程中，任何一个不完美的决策都会影响公司或企业的发展。即使运用这个不完美的策略能够给公司或企业带来暂时的利益，但是能否带来长远利益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而站在长远利益上制定策略，就不必让人迟疑了。
在收购和黄的过程中，李嘉诚还在关注着其他的商机，收购英资青洲英泥公司的计划在他的脑海中已经形成。
与收购九龙仓股的方式大同小异，李嘉诚从市场中不断吸收青洲英泥公司的股票，到1978年，李嘉诚已持有青洲英泥公司25%的股票额，无条件地成为该公司的正式董事。
为了获得对此公司的绝对控制权，李嘉诚继续收购，至1979年年底，李嘉诚持有该公司近40%的股票，李嘉诚自然成为了青洲英泥公司董事局主席。
李嘉诚之所以会收购青洲英泥公司，不仅仅是因为该公司有着庞大的地产体系，他还意识到水泥是建筑行业必不可少的，随着地产物业的发展，对水泥的需求量将会大大增加，它能够保证李嘉诚在这方面的投资得到稳定的经常性利润。
事实证明李嘉诚的眼光是独到的。在投资中，他总是能够从长远利益出发。他在海外的投资同样体现了这一点。
1989年，和黄顺利收购英国Quadrant集团蜂窝式流动电话业务，进入了英国的电讯市场。不幸的是，此次投资购得的公司在和黄的运营下，连续几年出现亏损。
1992年，为扭转亏损局面，和黄在英国推出了名为RABBIT(兔子)的CT2流动电话业务。
这种业务有一个缺点：只能打出，不能打入。在经营的过程中，它的这个缺点使得此业务不能长久。在与当时较为先进的电讯服务技术的竞争中，逐渐显露出劣势，大约一年的光景后，便彻底失败。
和黄受到牵累，承担了巨额债务。
针对日益严峻的形势，李嘉诚没有犹豫，他以一种长远的眼光来看待眼前的不景气。他认为，电讯业务会一直发展下去的，如果知难而退，到时后悔都来不及。
和黄在李嘉诚的宏观调控下，没有扔下英国电讯业务这个沉重的包袱。他们继续努力，想通过新的方式来挽救这个辛苦购得的公司。
1994年，和黄不惜重金，斥资80余亿港元，将公司经营的电讯业务进行重新包装，将电讯业务的名称改为Orange(橙)，快速推出了GSM流动电话服务业务。
受该公司初期不良业绩的影响，业界刚开始并不看好此项业务。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GSM的独特魅力吸引了消费者，手提电话得到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Orange的首期经营便给和黄创造了惊人业绩，付出的努力初见回报。
1996年4月，李嘉诚将有发展前景的Orange在英国上市。结果就在上市当日短短一天的时间内，竟一跃成为金融时报指数成分股，打破了上市公司股份成为成分股的最短时期记录。
1997年，Orange再创佳绩，成为英国三大流动电话商之一，它的英国客户突破了100万。
1999年，德国最大的流动电话公司曼内斯曼公司购得和黄旗下的Orange电讯公司近45%的股份。
此次的交易使得和黄集团在海外的电讯业务更加稳固，它不仅使和黄获利1000多亿港元，还成为市值达7000亿港元的曼内斯曼公司的单一股东。
另外，和黄还在这次交易中套现440亿港元。和黄的客户骤增，由350万快速增至2500多万。
待两家公司合并后，和黄便可直接控制曼内斯曼，而曼内斯曼则会成为欧洲最大的跨国电讯，远远领先于位居第二的意大利电讯。
和黄财务顾问指出，此交易为全球有史以来的第22大合并收购，香港舆论则称其为香港公司前所未有的国际并购交易。
为了完成这桩交易，李嘉诚亲自指挥和黄，与曼内斯曼公司进行了一周时间的紧张谈判。
李嘉诚没有令和黄失望，交易顺利完成。
“生意不成仁义在”的意思是双方尽管当时不能够成为生意上的合作伙伴，也可以成为朋友，说不准以后还有机会合作。
这种观点正是一种关心长远利益的观点，精明的商人大都会这样做。
其实，在投资某种项目后，也应该报有类似的想法。尽管眼前没有什么利润可图，但并不代表它在以后仍不能够给自己带来利润。既然谈妥了，就应该用心经营，而不能够中途放弃。
李嘉诚经商箴言：
做生意不是一年、两年的事，而是五年、十年的事。
8.击中对方弱点，才能克敌制胜
“火烧赤壁”是诸葛亮一手导演的，它是战争史上的经典之一，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诸葛亮和周瑜抓住了曹军因不习水战而将千艘战船连为一体的致命弱点，用火攻一举大破曹军。事隔近2000年后的今天，李嘉诚在商场上也导演了一出“火烧赤壁”的战役。他犹如诸葛亮，等待时机、蓄势而发，联合众华商财团合战置地，一举成功。
一直被老牌英资洋行怡和集团控制的置地公司拥有香港中环的绝大部分物业，它号称世界最大地产商。李嘉诚并没有被它的气势和实力所吓倒，而是始终将其视为自己的赶超目标。
中环地处香港岛繁华地带，这里一幢幢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高耸入云，它们在令人感慨万千的同时，又让人感到神秘莫测。这里就是香港最重要的商业金融中心。在这里，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影响香港的经济气候；同时，这里又是最容易受经济气候影响的敏感地带。
在这高楼林立的中环地带，有一幢大楼格外夺目。它面临风情万种的维多利亚海湾，独自领略着大自然的美景，这就是香港有名的怡和大厦，与挺立此处的众多大厦相比，它更加显得神秘，更加让人难以揣摩。
在这幢耸立在香港经济金字塔尖的怡和大厦中，密密麻麻地分布着世界各国著名中心以及驻港办事处。它的顶层便是香港最大企业集团之一、旧称怡和洋行的怡和财团总部基地，有着香港经济支柱的重要地位。
1832年，怡和洋行在广州设立；1841年，怡和洋行总办事处迁入香港。它靠贩卖鸦片起家，以后随着业务的逐渐扩大，发展成为一家实力雄厚、经营范围广阔的多元化国际集团。
1961年6月26日，怡和洋行以有限公司名义在香港上市，并从此成为香港十大上市公司之一，“怡和王国”的称号也从此越来越响亮。
以怡和为中心不断发展壮大的怡和系拥有一批大型公司，如怡和、置地、牛奶国际、文华东方等，它统辖着中区黄金地段的大厦物业，包括国际一流酒店、超级市场及精品连锁店等。其中，怡和的控股地位占据着绝对优势，而置地的资产却独占鳌头，因而怡和系又被称为怡置系。
20世纪70年代末，为加快国内经济的发展，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香港地产因而大幅度增值，华人资本迅速膨胀，资产增长了几倍甚至几十倍。
此时的怡和渐渐显得暮气沉沉，越来越不敌这批生机勃勃的华人财团。九龙仓、和记黄埔、会德丰、港灯集团等大型英资企业，先后落入华人财团之手。华人财团越战越勇的气势使得香港商业界盛传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将会是置地。因为这些华人财团几乎是清一色的地产建筑商，谁不垂涎置地在中区的豪楼名厦？
置地公司对志向远大的李嘉诚来说，同样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因为，只有控制了置地公司，才可称得上是香港地产界的“王中之王”。
怡和高层并非等闲之辈，在多年的经商过程中，他们同样具有了丰富的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早在包玉刚收购怡和系的九龙仓时，他们已对华资财团有了防备。纽璧坚为防意外，很快便重新调整了全系控股结构，其目的是达到怡和与置地的互控。调整后的控股结构为怡和证券控制置地的四成股权，置地反过来控制怡和的四成股权。证券分析家将这种结构称为“连环船结构”。
“连环船结构”达到了怡和和置地互控的目的，固然强化了抵御外敌的能力；不过，它同样有着很大的弊病，因为敌手若控得一“船”，另一只“船”也难以幸免，二者休戚相关，缺一不可。
1984年，怡和与置地均暮气沉沉，陷入经济低谷期，因债务累累而使得投资者对其大失信心，结果导致股价迅速滑落。置地的市值剩下100亿港元，怡和更惨，市值仅30亿港元左右。此时市场上的传闻有所变化，说柿子先拣软的捏，华资财团的下一个目标将是怡和，待怡和得手后，便直接对置地发动进攻，将其一并收入囊中。
一些股评家将这种连环互控的股权结构形象地比喻成两只大闸蟹，它们各用一只钳子把对方控制住，然后各用另一只钳子来共同抵御外敌。对于怡和与置地来讲，双方虽然同属怡和系，为同一位大班所控，但双方的股东利益并不一致，因此，双方各自伸出的一只钳子很难配合默契地抵御外敌。
同样有人认为，怡和会有这样的结果，并非纽璧坚设计的互控结构不完美，而是怡和大势已去。设想在10多年前，即便怡和这头雄狮酣睡不醒，亦无人敢扰其美梦，更不要说斗胆拽其一毛。
西门·凯瑟克上台后不久，便发现了连锁互控结构的弱点，于是他从美国请来投资银行家包伟士，要求他重组怡置系结构。
包伟士到来后，设计了怡置脱钩计划，重新调整了怡和系控股结构。首先，他将置地的全资附属公司分拆上市：1986年10月，置地宣布将牛奶国际分拆上市；不久，置地又宣布将另一家全资附属公司文华东方分拆上市。接着，他对怡和控股也做了调整：1987年2月，怡和控股宣布成立怡和策略(怡策)。改组后的怡和系控股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具体的结构模式为：怡和控股与怡和策略实行互控，怡控占有怡策19%的股权，怡策握有怡控26%的股权；怡控、怡策分别控有置地11%和15%的股权及牛奶国际9%和27%的股权，怡策控有文华东方35%的股权。此外，凯瑟克家族控有怡和控股的股权，据传在10%～15%之间。
通过这次大幅度的控股结构调整，凯瑟克家族的大本营怡和顿时变得坚固起来，犹如铜墙铁壁，难以被攻破，意欲收购者借收购怡和达到控制置地的美梦被冲击得支离破碎。
调整后的控股结构明显削弱了凯瑟克家族对置地的控制，外敌入侵置地的可能性自然会增大。于是有人认为凯瑟克家族这样做的目的是“保帅舍车”，因为怡和已被迁至海外，凯瑟克家族再无后顾之忧，于是有意将置地这块大肥肉置于垂涎已久的华南虎面前，待价而沽，然后卷资离开香港。
一直关注着怡和的李嘉诚从凯瑟克家族的控股结构变化中同样看到了这一情况，拥有中区豪楼名厦的置地现在却被置于怡和核心结构的外围，让一直对置地羡慕不已的他心中暗喜。如此大好机会，李嘉诚是不会错过的。
在以广生行董事的身份出席怡和公司股东会时，李嘉诚首次向舆论透露，长实持有置地股份，是为了进行长期投资，而不是出任置地董事参与管理。
李嘉诚道破天机，华南虎吞并垂暮狮子的传言愈发不可收拾。
同年4月底，华资财团持有置地的合持股权，已直逼其控股公司怡和。于是，以李嘉诚为首的华资新财团凭借对置地的控股优势致函置地，要求在6月6日的置地股东年会上，增加一项议案，即委任新世界主席郑裕彤、恒基兆业主席李兆基为董事。
此事被炒得沸沸扬扬，置地股价在这种形势下如同被阳光直射的温度计一般，急窜到每股8.9港元。这是股灾之后，置地股升幅最大的一天。
这一回合，李嘉诚瞄准对手的致命弱点，因而占据了极其有利的地位，是商战中一经典之役。
李嘉诚经商箴言：
精明的商人只有嗅觉敏锐，才能将商业情报的作用发挥到极致，那种感觉迟钝、闭门自锁的公司老板常常会无所作为。
要有积极的创业观念
国外有句话叫：每个人都可以做总统的时代来临了。同样，在商业领域，每个有所作为的人都可以做老板，这是一种积极的创业观念。有了创业观念，再加上自己的努力，就有成就事业的可能性。
1.一直把目标定在前方
成就大业者都有一个远大的目标，这个目标必须要有前瞻性和指导意义。古人云：“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高远的目标会在前方一直指导着自己不断地攀登新的高峰，所以，一定要把目标定得高远些。
身处逆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丧失斗志。如果一个人丧失了斗志，他将会一事无成。李嘉诚在茶楼熬过了最艰辛的一年，由于他的真诚敬业，再加上做事肯用心，老板不断给他加工钱，他开始能够像其他堂倌一样，轮流午休或早归，薪水也早已超过了一些正式堂倌所能拿到的限额。
但是，在恶劣的环境下，早熟的李嘉诚意识到没有知识是没有出路的。他不愿意一辈子就这样生活着，再加上日后还要供弟、妹上中学、大学，凭着在茶楼挣的钱是远远不够的。
当时的香港，虽然同很多地方一样，也处在战乱阶段，但其科技力量却没有因此而被掩盖。在太平洋战场上，野心勃勃的日本侵略者输给了美国军队，这同样与科技实力的强弱有关。
对社会时势充分了解的李嘉诚逐渐认识到，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以知识为基础。所以，他决定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快速地汲取有用的知识，并为自己订下了一个短期目标：在工作时间外，通过自学尽快完成中学课程。
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的李嘉诚，清晨起床，深夜回家，然后还就着微弱的灯光苦学知识。有些时候，他会学得忘了时间，以致刚想睡觉，催他早起的闹钟却响了起来。
虽然李嘉诚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但是如果没有教材，学习知识就有些不可能了。他的薪金微薄，不仅要维持家人的生活，还得供弟、妹念书，再从中拿出钱来买教材是根本不可能的。
李嘉诚只有另想他法，聪明的他很快就有了主意。经过观察，他发现一些中学生将用过的旧教材卖给收购旧书的人，他就想：既然有人收购旧书，肯定有专卖旧书的书店。他的观点很快被自己证实了。
于是，李嘉诚从薪金中拿出一点，去旧书店买些廉价的旧教材。他每次只买一两本，待学完后，再将其卖出，然后再用卖书的钱去买回自己没读过的旧教材。就这样，李嘉诚在省钱的同时，学到了很多知识。
李嘉诚后来谈起这件事时，脸上总会露出得意的表情，这种表情不亚于他挣得丰厚利润后的表情。他说：“家父去世的时候，我还不到15岁。面对残酷的现实，我不得不忍痛断止学业，去工作谋生。那时的我太渴望读书了，可家里的贫困使我只能买回一些半新的教材学习，学完了又卖给收购旧书的人，再去买别的旧教材。我学到了知识，又省了钱。”
李嘉诚的学历不高，但他的学识却远远高于同学历的人，他有这样的学识，从这里便可以找出答案来。
李嘉诚非常感激茶楼老板，是老板实现了他养家糊口、供养弟弟、妹妹求学的愿望，并给予了他极好的人生锻炼机会。
但是，李嘉诚的志向绝不是做一个小伙计。他觉得茶楼工作做得再好，终究难有出头之日。他渴望从事新的带有技术含量的职业，尤其是跟复杂钟表打交道的行当。于是，他便想去舅父的中南公司。
为了去舅父的公司，李嘉诚犹豫了好些天。李嘉诚迈向社会之初，曾忤逆了舅父的一番好意，现在又想回头，他恐怕舅父怪罪。
经过一番思考，李嘉诚逐渐认识到自己似乎不应再有太多的顾虑，经过了一番社会闯荡，经过了意志磨炼，他已具备了一定的能力，进舅父的公司，不应算是接受恩赐，而是为舅父做事。况且大丈夫能屈能伸，即使受一点小小委屈，又有何妨？
舅父没有让他失望，同意他进入中南钟表公司上班。
李嘉诚进入舅父的公司后，舅父并不因为他是自己的外甥，便特别照顾于他。李嘉诚依然从学徒干起，刚开始还不能接触钟表活，只能做做扫地、煲茶、倒水、跑腿的杂事。
李嘉诚在茶楼里已受过极严格的训练，对这些事自然是驾轻就熟。
最初，许多职员并不知道李嘉诚就是老板的外甥，他们常在庄静庵面前夸奖李嘉诚，说他“别看他年龄小，他真是又伶俐又勤快”，“甚至看别人的脸色，就知道别人想做什么，他就会主动帮忙。”察颜观色的本事是他在茶馆练就的一门绝技，已高出一般人甚多，怪不得连这些成年人也很佩服他。
李嘉诚进入中南公司的目的，就是想掌握一门技术，学会装配修理钟表。为了尽快学到技术，他便利用打杂的空隙，跟师傅偷偷学艺。由于李嘉诚勤劳诚恳，深得师傅的喜爱，师傅便乐意传给李嘉诚一些技术。他心灵手巧，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就掌握了各种型号钟表的装配及修理技术。
对于李嘉诚的不断长进，其舅父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但却从不当面夸他半句。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黑暗的日占时代结束，但香港的殖民地位依然不变，又恢复了英国的统治。
战前，香港人口163万，日占时期锐减为60万。英国接管香港时，大批房屋遭到破坏，有17万人无家可归。战时逃出香港避难的人，以每月10万人的数量回流香港。食品短缺，燃料不足，住房匮乏，严重制约着香港经济的发展。港英政府决心采取一切措施以恢复香港经济。
在这种情况下，庄静庵预见到香港经济将有超常的发展，于是着手扩大公司规模，调整人事。李嘉诚被调往高升街钟表店当店员。
李嘉诚在茶楼，已学会了如何与人打交道，在钟表店当学徒时，又学过装配修理的手艺，已对各类钟表了如指掌。因而，他很快就掌握了钟表销售技巧，做得十分出色。
店里的职员们，谁都觉得这位年纪最小的高升店员了不起，学师才几个月，对钟表修理却如此熟悉，像吃过钟表饭多年的人。大家都认为李嘉诚会成为一个能工巧匠，也能做个出色的钟表商，但谁都没想到他后来会有那么辉煌的成就。
在中南钟表公司，李嘉诚从一个泡茶扫地的小学徒慢慢地升为公司属下的高升街钟表店的一名店员。他年少位卑，但生活的境遇使他骨子里有股不屈的傲气，他渴望出人头地，渴望像舅父、像茶楼里遇到的那些大老板一样，能够干一番大事业。
李嘉诚利用自己所学，时刻关注着钟表业的市场信息。经过半年的观察分析，他自己逐渐有了一套对钟表业现状和未来的成熟看法。
1946年上半年，香港经济迅速繁荣起来，很快便恢复到了战前最好年景——1939年同期的水平。再加上港英政府实行更为开明的政策，战时遭破坏的工厂商行都恢复了生产营业，市景日益繁荣，香港人口激增到100多万。
中南钟表公司的业务也借着这股繁荣的大潮，重新建立了东南亚的销售网络，港内港外的经销形势蒸蒸日上，营业额成几何级数递增。庄静庵决心抓住大好时机拓展事业，再筹划办一家钟表装配工厂，然后将中南公司的业务逐步扩展为以自产钟表为主，建立香港的钟表基地。
李嘉诚也看好中南的前景，他更为香港经济的迅速繁荣发展而兴奋不已。李嘉诚站在维多利亚港湾边，眺望着尖沙咀五彩缤纷的灯光，陷入了沉思——今后的路该怎样走？
一条路就是在舅父羽翼下谋求发展。中南公司已成为香港钟表业的精英，留在中南公司里，自然会收入稳定，生活安逸；而另一条路则要艰辛得多，充满风险，那就是再一次到社会上闯荡。
李嘉诚选择了后者，他喜欢做充满挑战的事。他认为，待在舅父的羽翼下，更容易束缚自己，贪图安逸会磨去自己的斗志。要趁现在年轻，多学一些谋生的本领，拓宽视野，增长见识以实现自己做大事的愿望。
于是，李嘉诚向舅父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庄静庵开始设身处地地站在李嘉诚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当年，庄静庵也是一步步由打工仔变成老板的。李嘉诚虽然眼下还不会独立创业，但他迟早会踏上这一步的。
庄静庵找李嘉诚诚恳地谈了一次，他发现这位外甥确实是长大了，他的思维已经很成熟了。舅父更深一层地了解了李嘉诚与众不同的禀赋。他知道，天性独立倔犟，不愿受人荫庇的李嘉诚不会贪图安逸，他一定会去凭自己的能力打出一片天地来。这是一种值得称道和鼓励的志向。
1946年初，17岁的李嘉诚终于离开了舅父庄静庵的公司。临行前，他对庄静庵就香港钟表业的前途作了一番今天看来依然堪称大商家眼光的分析。
李嘉诚认为，瑞士的机械表生产技术炉火纯青，世所无敌。而日本人则避其锋芒，瞄准空当，抢先开发了电子石英表的新领域，并很快占据了中档表市场。
于是，世界钟表市场便形成了这样的形势：高档表市场为瑞士人独霸，中档表市场则为日本人独占。
这样，中低档表市场就是可开拓的空当。李嘉诚建议舅父迅速抢占这一滩头。
正如李嘉诚所预言，后来的香港以生产价廉物美的中低档表为主，迎合了中下层顾客的需要，成为世界上继瑞士、日本之后的又一大钟表基地，中低档表的生产成为香港的支柱产业之一。
后来，庄静庵的中南钟表公司成为香港钟表业的巨头，可能与少年李嘉诚的建议有一定关系。当时少年李嘉诚的商业眼光已颇具大家风范。
李嘉诚之所以小小年纪就有如此深谋远虑，这与他平时的学习与积累是分不开的。即使在后来他逐渐走向成功之时，他也从未放弃学习各种知识，这才使得他在一次次的决策中，显示出独到的眼光和见解，从而走在竞争对手前面。
少年辍学的李嘉诚比别人更能体会到学习机会的难得，而大多数人有着良好的学习条件却不知道珍惜，这也是他们不能成功的原因之一。
李嘉诚经商箴言：
我一心要建立的不仅是中国人感到骄傲的企业，更是让外国人看得起的企业。
2.看准时机，开拓事业做老板
有这样一句名言：“第一个教大学的人肯定没有读过大学。”一个人永远也不要看轻自己的创造能力和发展潜力，只有勇于挑战自我，不断地向更高的层次迈进，才有机会自立门户，自己做老板。
具备做老板的资质和能力，并不意味着你就是成功的老板，还要看准时机、把握时机，才能脱颖而出。即使你现在是一名打工仔，也应该时刻有自己独立开拓事业的想法，只有这样，你才有独立创业的可能。
李嘉诚的独立创业，正是基于他对时势的准确判断。
1950年夏，22岁的李嘉诚创立了长江塑胶厂。这时，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20世纪40年代后期，大批难民又一次涌向香港，香港人口呈回升状态，由20世纪40年代日占时期的60万左右的人口急增至1950年的约200万。这批内地人的涌入，给香港带来大量劳动力的同时，也给香港带来了技术和大量的资金，也使香港本地市场的容量扩大了许多。
此外，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受到毁灭性打击，设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的外国洋行及工厂，纷纷撤到香港。这在客观上填补了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以及日本占领时期给香港带来的创伤。香港经济发展获得了资金和人才等有利条件，加以有大量的廉价劳工，使香港经济获得了喘息以及重新振兴的机会。这一切都显示出香港经济起飞的迹象。
不过，当时的香港谣言四起，搅得人心惶惶。但是，李嘉诚看好香港的经济前景，他坚信，现在是创立自己事业的最佳时机，如果不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则悔之晚矣。
李嘉诚投身塑胶行业，正是顺应了香港经济的发展趋势。塑胶业当时在世界上属新兴产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塑胶制品加工投资少、见效快，适宜小业主经营。原料从欧美日进口，市场由以本地为主迅速扩展到海外。
古语云：“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取法乎下，得乎其下下。”意思是说：目标不妨定得高些，其结果可能会比目标差些；目标定得中等，其结果会比目标偏下些；如果目标定得不高，那么结果可能会不怎么样。这就要求人做什么事要高标准、严要求。
李嘉诚的辉煌成就可以说是以其志存高远的理想为基础的。
李嘉诚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他不求安逸，有着聪慧的头脑和远大的志向，他要自己做老板，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他非常看好香港的发展前景，他对自己的判断力毫不怀疑，认为现在创业是最好时机。
李嘉诚毅然辞去工作，走上了创业之路。创业之初，首先面临的就是资金问题。
李嘉诚打工时间没有几年，而且他打工的薪水也不是很高。他每赚一笔钱，除了支付日常必用的部分外，其余的全部交给母亲，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因此他并没有太多的积蓄。据他的同事朋友回忆，李嘉诚从未奢侈过一回，他外出从来都是吃大众餐，他的衣着也没有一件称得上是高档的。
不过，李嘉诚从不认为他的积蓄是他自己省出来的，他总是对他人说：“我之所以能拿出一笔钱创业，是母亲勤俭节省的结果。我每赚一笔钱，除日常必用的那部分，全部交给母亲，是母亲精打细算才维持了全家的生活。我能够顺利创业，首先得感谢母亲，其次要感谢那些帮助过我的人。”后来，他好不容易凑够了启动资金。
李嘉诚雄心勃勃，对自己的未来抱有极大希望，因此很想给自己的塑胶厂起一个响亮的名字。他从辞工时起，一直在思考厂名，他先后取了几十个厂名，都觉得不满意，有一天他突然想到了中华民族的骄傲——长江。于是，他就把厂名定为“长江塑胶厂”。
他对这一名称的解释是：“长江不择细流，故能浩荡万里。长江之源头，仅涓涓细流，东流而去，容纳无数支流，形成汪洋之势。日后的长江塑胶厂，发展势头也会像长江一样，由小到大。长江是中国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未来的长江集团，也应该为国人而引以为豪。长江浩荡万里，具有宽阔的胸怀，一个有志于实业的人，理当扬帆万里，破浪前进，去创建宏图伟业。”
由此不难看出李嘉诚的开阔胸襟和远大抱负。
当然，李嘉诚是个实干家，他要以行动来实现他的宏愿大志，而不愿意只是挂在嘴上。很长一段时间后，别人问他“长江”的厂名之意，他只是淡淡地说：“长江的厂名响亮，我便借了过来。”
李嘉诚后来的辉煌成就可以说是以远大的理想为基础的。当然，在创业之初，他也经历了不少艰辛。资金有了，厂名有了，厂房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李嘉诚从港岛到九龙，跑了一个多月，才在港岛东北角筲箕湾租借了一座破烂不堪的厂房。
当时，数十万内地人拥到香港，使香港的房产一下子水涨船高，闹起了房荒，房租高得吓死人，工业用户自然更高。李嘉诚手头的资金实在太紧张了，他只能找最廉价的厂房，暂且建起厂来再说。
筲箕湾风景秀丽，但比较偏僻，交通不便，实在不是办工厂的好地方。但就是这样的地方，也让李嘉诚费了好一番周折。
李嘉诚当然也明白办工厂应该选在交通便利的地方，但谁让自己穷得没有钱呢？正因为偏僻，所以租金较低，几经讨价还价，李嘉诚便租下了这间厂房。
李嘉诚想，创业之初，到处都需要钱，就这么点钱是尽量放在生产上，等以后收入有余时，再迁入到市区。李嘉诚这一做法，可谓量力而行，深得经商之道。
然而，这间厂房实在是破旧不堪，窗户几乎没有一扇完好无损的，不是玻璃破碎，就是风钩脱落，房顶上到处都是天窗。香港春夏两季雨水特别多，雨水经常漏泻得遍地都是。厂里的压塑机是从旧货市场上买来的，是欧美淘汰的第一代塑胶设备，落后得不能再落后了。
就是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李嘉诚开始了自己艰辛的创业历程。李嘉诚独立创业，是基于对时势的准确判断。
“盛极必衰，月盈必亏。”道家的朴素辩证法自然也适用于商界。当一个行业刚刚兴起时，往往意味着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也同时意味着需要一个艰苦的开拓过程。当一个行业非常成熟时，容易进入，但也意味着发展前景有限。在一盛一衰之间，蕴藏着无穷的风险和机遇。
正可谓，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审时度势，是为商者最重要的素质。
机遇来了，许多人都能发现，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抓住。成功者并没有天生的把握机遇的能力，他们只不过是在平时多留心、多观察、多思考，并且多积累了一些知识与经验而已。
一个善于拯救自己的人首先要具备突破困难的想法，这样才能战胜自我，彻底改变命运。的确，在拯救自我的过程中，完全不必为自卑而彷徨，只要把握好机遇，克服危机的路就在脚下。
李嘉诚经商箴言：
身处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应该求知，求创新，加强能力，在稳健基础下力求进展，居安思危，无论你发展得多好，你时刻都要做好准备。
3.居安思危，积极寻找商机
许多人在创业阶段，千方百计地来改变自己的现状。然而，在自己的事业稍有起色后，便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了。这是一种人性上的弱点，造成许多人小富即安。有前瞻眼光的商人总是有危机感，他们时刻保持着不断进取的心态，寻找更大的商机。
李嘉诚的突出之处，在于他不仅在艰难的条件下善于思考求变，在事业发展顺利的时候同样不安现状，务求变革和进取。这或许是他能成就一番伟业的超乎常人之处。
20世纪50年代中期，香港工业发展迅猛，其工业制品不断涌向国外，在当时的国际市场上造成了一定影响。随着香港经济的日益繁荣，在港九市区边沿及新界的新工业区，各种小工厂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冒了出来，到处都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
长江塑胶厂同样不甘落后，焕发出勃勃生机。李嘉诚在生产过程中严把质量关，真正做到了质量第一、信誉至上。在他和员工的共同努力下，长江塑胶厂在当时的商业界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有着很好的口碑。李嘉诚的生意做起来也更顺手，银行不断放宽对他的贷款限额；原料商许可他赊购原料；客户乐意接受他的产品，派送大笔订单给他。
虽然此时的长江塑胶厂生意兴隆，财源广进，然而李嘉诚并没有安下心来。他知道危机就是在春风得意时发生的，愈在这个时候，愈应该保持冷静，谨慎行事。他静下心来，思考和谋划着长江塑胶厂的未来。
在当时，香港的塑胶厂及玩具厂已增至300多家，长江厂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家。在同行业中，长江厂也只是步人后尘，并没有任何特色。另外，同别的厂家相比，长江厂生产的塑料玩具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几乎是大同小异，不同之处只是在款式上有细微的变化而已。
李嘉诚认识到，如果安于现状，在激烈的竞争中肯定不能够取得绝对优势，就不能够保证长江塑胶厂能够长期稳定地发展下去，甚至有被淘汰的危险。为了长江塑胶厂的发展，李嘉诚开始寻找新的商机。
香港的塑胶制品在国际市场上能够掀起热潮，并不在于塑胶制品本身在国际市场上有着不可抗拒的优势，而是在于它的廉价。20世纪50年代，港英政府放宽政策，对来港人员一概接纳，将他们作为后备劳力资源进行储备。这样一来，劳动力的充足必将导致工人工资下降，从而厂商可以降低商品的价格以提高销量。通过这种方式来达到盈利的目的是可悲的，也是不能长久的。
弄清楚大局后，李嘉诚又分析了长江厂的运营情况。自创立以来，长江厂主要生产塑胶玩具和日用品这两类产品，虽然样式上前前后后也变化了几十款，但变化的原因不是厂家想设计成什么样子就设计成什么样子的，而是根据代理经销商的订单要求设计制造的。
这样一来，厂家无法真正去面对市场，不能根据市场的需求来确定到底要生产什么样的产品。只有打破这种商家左右厂家的局面，才能准确把握市场风向，及时生产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李嘉诚曾想过这样做，但因为工作忙和要冒大风险等问题而不得不将此想法搁置一边。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整个香港的塑胶工业发生了巨大变化，只有突破，才能够在同行业中独领风骚，从而立于不败之地。从事塑胶业已有7个年头的李嘉诚认为自己不过是该行业中的平庸之辈，没有什么大的突破。天性不甘平庸的他对现状越来越感不满，盼望有一天能够使自己的塑胶厂制品有一个大的突破，从同行业里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闭门造车是盲目的，也是不可能取得突破的。要想取得突破，还得放眼世界，时刻关注国际市场的新动向。李嘉诚深知这一点，借助少年时学成的扎实的英语功底，他开始关注国际市场，积极地去了解塑胶业的发展趋势。
李嘉诚之所以能够这样做，与他小时候所受到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对任何事情，他都会抱着严谨的态度去做，时刻不忘自己的目标，无论有多大成就也不愿有丝毫放纵。
李嘉诚的求知欲很强，小时候如此，现在亦如此。无论工作如何忙碌，身体如何疲惫，他都不忘学习。每当结束一天10个小时的工作后，他都会坚持自修功课。另外，他还订购了大量的经济类杂志，临睡前，他总会靠在床头，一边舒展劳累的身体，一边翻阅着杂志，在获取大量知识和信息的同时掌握了市场形势的细微变化。
李嘉诚的付出并非徒劳，机会终于来了。
一天夜里，他像往常一样翻阅着杂志，从手中的这本英文版《塑胶》杂志中他看到了一则令他兴奋的消息：在意大利，一家公司开发出了利用塑胶原料制成的塑胶花，即将成批生产，并推向欧美市场。
这条消息来得很及时，它打动了李嘉诚的心，照亮了李嘉诚要走的路。他顿时兴奋起来，开始了新的思索。
随着欧美生活节奏的逐渐加快，许许多多的家庭主妇逐渐成为职业妇女，她们不再呆在家里忙内忙外，而是和很多男性一样，开始了上班族的生活。在这个时间就是金钱的年代，人们把精力放在了挣钱上，不愿意花费宝贵的时间去给花草浇水、施肥、修剪等。可是，人们的生活情趣不会变。在欧美家庭中，人们总爱用花卉装饰户内外。塑胶花的及时出现无疑会受到许多欧美家庭的喜爱，因为它既不需要人们花很多的时间去料理，还能够起到增添生活情趣的作用。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塑胶花代替植物花起到了一举两得的作用，李嘉诚认为，塑胶花的出现一定会在欧美市场上掀起一股抢购热潮。
机遇就摆在眼前，李嘉诚是不会将自己苦苦寻找到的突破口轻易忽视的。不过，李嘉诚想得更远，他在看到了机遇的同时，也看到了机遇后面的挑战。首先，香港的跟风现象比较突出，塑胶花的问世必然会导致香港数百家塑胶厂竞相生产，竞争压力将会很大；其次，与植物花相比，虽然塑胶花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欧美人有着崇尚自然的天性，塑胶花是不可能长久代替大自然中的植物花的。
李嘉诚当机立断，他认为要想从塑胶花中获得最大利润，必须在同行中抢先一步占领市场。第二天清早，李嘉诚就早早起床，他跑遍了港岛各地，对香港的塑胶市场作了一次全面调查，调查结果让李嘉诚更加兴奋。因为，在香港还没有哪家商店销售塑胶花。港人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他们也会喜欢美化家庭环境，也需要塑胶花。香港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市场，如果能够将其开发，就会带来丰厚的经济利润。
李嘉诚再也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他立即开始行动，为抢占塑胶花市场打基础。李嘉诚丰富的知识在指引着自己，他决定到意大利去学习塑胶花的生产流程，考察塑胶花的销售市场。1957年春，李嘉诚迅速办好了赶往意大利的旅游签证，怀着美好的希望登上了飞往意大利的班机。
意大利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旅游胜地，春天的到来又给这个以文物古迹和浪漫艺术氛围著称的地方增添了不少色彩。阳光是那么绚烂，天空是那么明净，山峰是那么秀美，这些自然美景与形态各异的雕塑和古色古香的建筑物融合在一起，愈发显得美丽诱人，它牵动着各国游客的心。
这里的景色再美，此时对李嘉诚也没有多少吸引力。李嘉诚一下飞机，便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来。他的心里只有争奇斗艳的塑胶花，于是他顾不上休息便去寻访杂志上的那家工厂地址。功夫不负有心人，李嘉诚经过两天的找寻，终于找到了这家工厂。
当他打算进厂门时，心里却犹豫了。李嘉诚知道，一般的厂家素来把新产品技术视为机密，不肯轻泄于人。如何才能够从这个厂家将技术弄到手呢？
李嘉诚想，毫无疑问，人家当然不会白白将技术送给他的，从厂家的手中购买技术专利或许有些可能。但李嘉诚很快便否定了这一想法，首先，长江塑胶厂不过是小本经营，根本没有足额的资金来付昂贵的专利费；其次，厂家绝不会轻易出卖专利，人家自己开发的新产品有着绝对的竞争力，稍微精明一点的人都会先用新产品充分占领市场，等到赚得盘满钵满，这项技术快要被淘汰之时才肯将其卖掉的。
从厂家手中购买专利显然行不通，可是如果不获取此项技术，长江厂还是不能够在香港同行业中取得竞争优势，只能跟在别人后头亦步亦趋，谈何突破？再加上香港人太善于模仿跟风，等塑胶花在香港大量面市后再去模仿，所能获得的利润是非常有限的；同时，李嘉诚向来喜好打空当、填空白，如果真要他向其他同行那样去跟风模仿，他是极不愿意的。
既然不远千里来到了这里，就要抱有一种志在必得的决心。李嘉诚经过一番思考后，以香港经销商的身份，跨入了这家工厂的大门。他很有礼貌地告诉接待者，自己准备在香港推销该厂的塑胶花。李嘉诚在公司职员的陪同下，来到了公司专为客户介绍产品的陈列室。在这个陈列室里，李嘉诚看到了琳琅满目的塑胶花，他兴奋不已，恨不得多长上几双眼睛。李嘉诚徜徉在塑胶花的海洋里，他一面拿着花束仔细端详，一面向公司职员请教有关塑胶花的知识。
有着强烈求知欲的李嘉诚不愿意放弃这个学习的好机会，他带着满脑子的问题，以“港商”的身份差不多在这个公司磨蹭了一整天，最后只购买了几款塑胶花，向厂方表示先带回香港试销。
在这整整一天里，学到的东西可不少，李嘉诚的脑子里装满了塑胶花的常识。然而，他所了解的仅仅是常识而已。要想投入生产，具体的生产工艺流程和调色配方技术是必不可少的。可是，李嘉诚对此却一无所知。
为了能够尽快学到这些知识，李嘉诚心急如焚。他首先去当地图书馆查找这方面的资料，可是他在图书馆里看到的资料与他在香港看过的大同小异，他不能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此时的李嘉诚坐立不安，心中充满矛盾。厂里本来就很忙，他放下厂里的事务，带着希望从远道赶来，可是现在自己满心期待的目的却没有达到。如果此时两手空空地回去，既不能够向全厂职工有个好的交代，又不能让自己甘心。李嘉诚看着买回的塑胶花样品，心中犯疑：难道真的要拿着这些塑胶花回去做摆设吗？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天，李嘉诚正带着低落情绪在旅馆里翻着报纸，突然眼前一亮，他在报纸上看到这家公司的下属工厂招聘工人的广告。机会来了，李嘉诚非常高兴，准备去应聘。他按照报纸上的地址，很快找到了那个下属工厂的位置。凭着已有的技术，李嘉诚要想应聘一个普通工人自然不在话下。
可是问题又来了，李嘉诚来意大利时只办了一个旅游签证，按规定，持有旅游签证的外国人是不能够打工的。不过当时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主常常采用压低工薪的做法，盘剥落后国家的非法移民。这家工厂的老板也不例外，他让李嘉诚干最下等的工作，而且给他的工薪不及同类工人的一半，因为他知道这位“亚裔劳工”是非法打工，绝不敢控告他。正是这位老板的贪心，李嘉诚成了这个工厂的工人，在车间里打杂。此时的李嘉诚哪里会计较工薪，能让他进厂就已是谢天谢地了。另外，对李嘉诚来说，这家工厂的地理位置比较好，由于环境保护组织的抗议，它从市区迁到了现在的郊外，李嘉诚在这里工作，根本不用担心总公司的人发现他这位“香港经销商”了。
在异国工厂里，李嘉诚打的是最苦最累的工，他负责清除废品废料。虽然工作比较累，但对李嘉诚来说，这个工作实在是最好不过了。因为他能够整天推着小车在厂区的各个工段里走来走去，这样一来，善于学习的李嘉诚不停地用双眼在工厂里四处搜索，整个工厂的所有生产流程都被他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李嘉诚很会掩饰自己，在工厂里，他干活特别卖力，待人也非常诚恳。他的所作所为得到了众多工友的认可，工头也常夸他是“好样的”。但这个工头怎么能想到，眼前这个表面上朴实肯干的“下等劳工”实际上竟是一个“国际商业间谍”，正在偷偷地收集各种情报呢。
每天一下班，李嘉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急急忙忙地赶回旅店，把一天所观察到的一切全都记下来。没过多久，这些资料就积成了厚厚的一大本。
不仅如此，李嘉诚还用自己的真诚和朴实刻意去结交一些朋友，那些在某一关键工序的熟练技术工人自然成了他结交的对象。李嘉诚很会拉关系，他知道要想结识朋友，让朋友帮自己办事，不付出点代价是不可能的。于是，每逢假日，他总会邀请这些朋友到城里的中国餐馆吃饭。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李嘉诚便声称自己也打算到其他厂里去应聘技术工人，而不愿意像现在这样，一直做一个下等劳工。然后他便会向他们请教一些自己不明白的技术问题，这些朋友自然愿意帮忙，因为在帮忙的同时，既能够表示自己够朋友，又能够向他人炫耀自己的一些本领，何乐而不为？
李嘉诚在自我观察和朋友指导下，对塑胶花的制造流程和工艺设计基本上掌握了。
此时，李嘉诚的心情和当初要来意大利时的心情同样的激动。不同的是，一种激动是强烈求知欲将会得到满足的激动，一种激动是学到足够的知识后将要满载而归的激动。
李嘉诚的目的终于达到了，他带着几大箱塑胶花样品和资料，准备回国拓展自己的事业。
临行前，李嘉诚不忘调查市场。此时，意大利的塑胶花已全面推向市场，李嘉诚跑了许多花店，对塑胶花在意大利的销售情况做了初步调查。他发现，塑胶花市场前景正如他预想的那样，的确十分广阔。
李嘉诚马不停蹄，立即赶回香港，准备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
倘若以今天的商业准则来衡量李嘉诚的行为，人们或许觉得李嘉诚这种获得塑胶花技术的做法不怎么光明。但在那个专利法还不太健全的时代，偷师学艺是很普遍的现象。因此，即使是诚实如李嘉诚者，干起这种事来，也觉得问心无愧。
不过，在这里要注意的是李嘉诚在事业发展顺利的情况下，并不像别的业主那样，有一点小钱便声色犬马，沉迷于逸乐，而是不安现状，不断思考求变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每个有志于开创大事业者必备的素质。同时，李嘉诚在取得塑胶花生产秘密的整个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灵活善变，对现在正在追求成功的人也很有启示意义。
李嘉诚经商箴言：
年轻人要向正确方向走，肯定会有一条成功的道路。
4.用心良苦，提前培养下一代
任何事业要想后继有人，不断发扬光大，都需要大力培养人才，尤其是要大力培养接班人。也只有把事业交给能够光大门楣的人，才算尽到了自己的职责。李嘉诚拓展事业的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注重培养继承人。
历史上许多名门望族，虽然显赫一时，却富贵不过三代，甚至不过第二代，其原因何在？
随着年龄的增长，李嘉诚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
如何让自己的财富金字塔继续稳固呢？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要想使自己的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要想使自己的财富延续下去，必须得培养出杰出的接班人。
对于接班人的选择，李嘉诚有自己的观点。他曾多次声称，他素来不主张传统的家族性统治，父传子承会影响公司的发展前景和活力。他曾说过：“如果我的儿子不行，我不会考虑让他们接班，我不在乎家族外的人秉掌大权。”他还表示，自己更看重西方公众公司的管理模式，比较赞成公司首脑由董事股东选举产生的做法。
但是，中国人都有一种“亲情难舍”的情愫。香港另一位商界巨人包玉刚因没有儿子继承家业而感到遗憾，在离世前做好让其女婿接班的安排后，才安心地离开人世。
李超人是血肉之人，在接班问题上，同样表现出“亲情难舍”。在香港，曾有不少“二世祖”照样克绍箕裘。他们或浪子回头，奋发图强；或有负父训，落得一败涂地。作为含着金银匙出生的世家弟子，难免都会有纨绔之气。据接触过李家两公子泽钜、泽楷锴的人称，李家公子却毫无纨绔之气。不过，他们能否担当庞大基业的重任，就是其老爸李嘉诚也不敢下结论。为了能够将两个儿子培养成接班人，李嘉诚、庄月明夫妇可谓煞费苦心。
他们知道温室里的幼苗是不能够茁壮成长的，于是绝不搞家族企业内的父传子袭，而是常带儿子深入社会底层，让他们亲身体会生活。有时候，李嘉诚夫妇会带着两个儿子坐电车坐巴士，然后带他们又跑到路边报纸摊，看那个一边卖报纸一边还在温习功课的小女孩儿，让他们知道生活的艰难和逆境中的奋发作为。他们希望两个儿子从身边的大众身上去接受、领悟人世的坎坷，去品味该如何去做人。
李泽楷不满14岁时，李嘉诚夫妇将其送往北美读大学预备学校。在那里，不论出身富家或平民，每个同学皆有很强的独立意识。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李泽楷很快习惯了独立生存。李嘉诚去看李泽楷时，发现他假日在网球场拾球赚钱。李嘉诚回港后对夫人庄月明高兴地说道：“泽楷学会勤工俭学，将来准有出息。”
李嘉诚送两个儿子到国外读书时，没打算给他们买汽车，只买了两辆自行车给他们代步。后来，李泽楷在国外上大学时，一次，李嘉诚前往探望。那天下着雨，他远远看见一个年轻人背着大背囊，踏着自行车，在车辆之间左穿右插。李嘉诚心想，“这太危险了。”等到走近了，再看清楚一点，这才发现原来是儿子泽楷。自目睹那次险境后，他才放弃了这种磨炼儿子的方法。
由此可以看出，李嘉诚是非常注重对儿子的培养的。
有人说，传统文化与商业文化大相径庭，水火不容。但成为商界巨子的李嘉诚，却能将这两者很好地融为一体。
儿子在家时，每个星期天都是李泽钜、李泽楷两兄弟跟父亲出海畅游的日子，这已经成为他们多年的老习惯了。也许大家会感到奇怪，不就是简简单单的出海吗？谁都可以做到，没有什么独特之处。然而，李嘉诚父子三人出海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李嘉诚在回忆出海的情景时，曾这样说过：“每次出海时，他们一定要听我讲话。我带着书本，是文言文那种，解释给他们听，然后问他们问题，我想，到今天他们亦未必看得懂，但那些是中国人最宝贵的经验和做人宗旨。”
当有人问起李嘉诚的教子经验时，李嘉诚说：“沙地里长出来的树，要拔起来，你说有多难呢？”
做人跟做生意一样，李嘉诚有自己坚守的原则。他常对儿子讲：“有些生意，给多少钱让我赚，我都不赚……有些生意，已经知道是对人有害，就算社会允许做，我都不做。”在滚滚红尘当中，可以辟一处地方安顿好自己的良心，身心亦较舒坦。
在香港这个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中，他体现出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传统美德，确实难能可贵。不仅如此，他还用这种传统美德来教育儿子，希望儿子在将来也能够这样做，更加让人钦佩。
李嘉诚对儿子的培养，还不仅限于此。在泽钜、泽楷兄弟俩不满10岁时，李嘉诚就在长实会议室为二人配有“专席”，让他们出席董事会议，接受最早的商业训练。有人不禁纳闷，不满10岁的孩子懂得什么？李嘉诚的用意不在此，他并不计较两个儿子能听懂什么，而是想让他们早些在商业氛围中受到熏陶。正如要培养一名音乐家，在襁褓时就要让他听曲子；要造就一个航海家，在他学步之时就要让他到舢艇里颠簸。
这件事过了好多年后才被披露出来，不然，在当时就要被传媒炒得沸沸扬扬。李嘉诚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当儿子们逐渐有些业绩时，李嘉诚对他们的要求相当严格。曾有一次，为迎送贵宾，李嘉诚要求李泽钜在劳斯莱斯车内装置一台镭射碟机，李泽钜却由于差少许未做足一百分而被训斥了两句。
另外，李嘉诚向两个儿子宣布了“最高指示”，即凡事要低调，不可大张旗鼓，虚张声势。在一些无关大局的场面里，他总不让儿子面对大众，以免树大招风，或者使他们产生爱慕虚荣的不良心理。但李泽钜、李泽楷兄弟二人出道后，免不了以“高姿态”处事，为此他们没少受到老父的责骂和教训。
其实，李泽钜本人处事一贯低调，他大概是从其父身上看到和体会到了“树大招风”、“人言可畏”，故而尽可能保持低调，即使在有限次数的“曝光”机会下，上镜表情也十分严肃，不会刻意去出风头；弟弟李泽楷却不同，他比李泽钜张扬许多。另外，他从事的行业是电视及大众传媒，这种行业本身就是需要“曝光”的行业。李嘉诚了解李泽楷，对他重申“最高指示”，要他凡事要保持低调。既要遵从父命，又要搞好事业，确实令李泽楷颇费心机。
不过，在一些适当的场合里，李嘉诚还会做一些巧妙的安排，让儿子展示自己。例如，1990年万博豪园推出预售前，在长实集团公司的精心安排下，李嘉诚的大儿子也就是当时长实集团的执行董事李泽钜出现在媒体面前，代表长实集团接受了两本杂志的访问。
李嘉诚想尽办法来培养两个儿子，希望他们能够在自己退位的时候能够独当一面。对两个儿子，他采用了不同的办法。
由于李泽钜在长实做事，李嘉诚动用了自己的部下来培养他。周千和因年老而退下来，但李嘉诚仍让他继续担任长实非执行董事，变相地担当起了“师傅”的角色，以便世侄李泽钜时时向他请教。另外，周千和之子周年茂早已经是李氏的重臣，他主要负责处理有关地产发展的问题。在李氏集团里，多年来他一直是李泽钜的“指导员”，特别是在集团的重量级地产业务方面。尽管李泽钜在1993年2月出任长实集团的副董事总经理，身边仍有“师傅”与“指导员”在指导他的行为，总司令李嘉诚仍稳稳地坐在决策者的位置上，并没有丝毫放权之意。
但对于在和记大厦办公的李泽楷，由于“鞭长莫及”，李嘉诚只好放手让他打理卫视。尽管如此，李嘉诚仍亲自担任卫星广播有限公司主席，对小儿子实行“遥控”。
李嘉诚用心培养下一代，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成为接班人。但李泽钜曾多次表示，他最忌讳“接班”一词，最不愿听到的词，就是“接班人”。他说：“一个人完成学业，就需要工作。请不要把我们兄弟在父亲公司里工作，与接父亲的班混为一谈。”此话说得锋芒不露，颇为得体。身负“千亿王国”香港首富继承人的千斤重担，以“而立”之年，委实只有“超人”方能承受得住这种压力。李泽钜本人也深觉压力重大，害怕“接班”实属真言。
作为香港首席华资财团，其继承权问题可谓是八方瞩目。舆论界自然不会错过此机会。他们普遍认为，李泽钜的害怕，并非懦夫心理，而是自知之明。并且相信李泽钜会努力奋斗，以期来日不负此任。
1993年8月底，身任和黄集团执行董事的李泽楷，被提升为和黄副主席。大公子泽钜坐镇全系大本营长实集团，二公子泽楷将任全系主力舰和黄集团的舵手。李嘉诚安排儿子接班的趋势已十分明朗。
当时，二公子李泽楷正好27岁。李嘉诚并没有对他放下心来。泽楷从少年起，就似乎与其兄泽钜不一样。回港后，李泽楷在李嘉诚的监督下过了一段俭朴而充实的日子，他独居普通屋村，以日本小房车代步，与当时的打工族生活无异。但没过多久，李泽楷便显露出“公子哥”的品性，李嘉诚批评他时，他反驳道：“是花我自己赚的钱。”
美国《华盛顿邮报》1994年1月24日刊出一篇关于李泽楷的文章，开篇说道：
“莫看香港只是个繁荣的小都市，当中不乏自命不凡的年轻才俊。在芸芸众子中，最瞩目而又最惹众人羡慕的，当算是香港首富李嘉诚27岁的次子李泽楷。这位身材瘦小，神情紧张，头发修剪得极短的富家子弟，讲英语时带着极夸张的腔调，使他本身看来像富贵圈中骄纵的小公子。”
针对李泽楷的性格特点，李嘉诚郑重送给他两条忠告，一条是“树大招风，保持低调”，中华民族自古就以“满招损，谦受益”为诫，有“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警世之言，普通老百姓也懂得“以和为贵”、“财不外露”的道理；另一条是“做事要留有余地，不把事情做绝。有钱大家赚，利益大家分享，这样才有人愿意合作。假如拿10%的股份是公正的，拿11%也可以，但是如果只拿9%的股份，就会财源滚滚。”
李嘉诚的箴言，不仅是他对两个儿子的要求，也是他从商一辈子的经验总结。
就是这个简单不过的原则，让李嘉诚赢得了广大股东和职员的信赖和支持，树立了崇高的形象，结交了无数商界朋友，也为他赢来了无数的财富，并使他一举登上了香港首富、世界华人首富的宝座。
利益共享也是中国式经商的行动准则。如果违反这一游戏规则，失去的绝不只是合作者。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连带失去的是你的商业信誉，继而危及你的商业地位。
但是如果把事情反过来考虑呢？如果按照李嘉诚所说的少拿一点，你得到的又绝非仅仅是合作的一方，而且还将包括人们对你的无限信赖和尊敬，无穷的商业机会，挣得的利润将是少拿的1%股份的百倍，甚至是千倍、万倍。
显然，李嘉诚一生培养和教导儿子的，与其说是经商的知识，还不如说是做人的道理。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做人乃是经商之本，只有首先务这个本，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商人。李嘉诚本人是一介儒商，他希望儿子以后也成为义利相兼、德才兼备的儒商。
应当指出，李嘉诚的做法对于商人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为一方面，做人是做一切事业之本；另一方面，今后的商场逐渐少了那些见利忘义的狡诈之徒的容身之地，只有采用合法手段进行正当竞争，才能成大事。
像李嘉诚那样做一个遵纪守法、集传统优秀文化和现代管理观念于一身的现代儒商，是后世商人的学习楷模。
李嘉诚经商箴言：
文明一定要靠知耻，要有良心，不能靠打人家，骂人家，否则午夜做梦也不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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