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首老“影”

    1932年2月25日，我的上司命我到哈尔滨南岗区大直街日军司令部去，他说在那儿有人等候着我。到那里时，让我惊讶的是招待我的是一个讲得满口流利俄语的中国人，他好像在他自己家里似的很殷勤地款待我。

    我们坐下后，一个侍者端来了茶和香烟。这个中国人开始遵照中国的传统礼节，先是问候了我家人的身体状况，我也投桃报李，也问候了他的家人的健康情况。我们拉了拉家常，作为寒暄。中国人在切入正题前，喜欢这样先绕个小圈子，先谈点儿别的再进入主题，这样宾主双方显得熟络得多。在寒暄过后他突然说：“万斯白先生，你将要见到一位你的老友。”

    “我不拒绝我上司要我见的任何人。”我说。

    “很好，不过他和我们的顶头上司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的上级甚至不认识他，而且也没有必要认识他。你是他的上线，他从你这儿得到上级的命令，以及执行命令所需要的经费。其他的事情就与他无关了，他不需要知道。”

    “很好！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那位先生呢？要不我们现在就走吧。”

    “现在我们就去见他。记住，只字不要提我们的上司。”这是他最后的警告。

    我们走了出来，看到一辆日军惯用的轿车在门口等候着。我们坐上车经过南岗大直街左转而行。汽车司机和坐在他旁边的人说了几句话。我注意到他们都是俄国人。车行大约十分钟光景，就在一幢楼前停了下来。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在我们走到门边的时候，门自动开了。

    当我们走进会客室时，我注意到四个携着自动毛瑟枪的中国人。一扇门打开了，一个看上去很结实的中国人，笑着走了出来。这人使我大为惊讶。

    在我面前站着的，都是一些土匪头目，包括林品齐、马图辑，大概有20个土匪头目。其中最著名的是作为满洲土匪头脑之一的王庆吉。

    王庆吉是我的一个旧相识，上一次我们在朝鲜满洲边界上一个叫王堂台的小村里见过的，而且与他的匪帮发生了激战，我的人死了三个，他的人死了九个。他们的尸体就被埋在当地的乱葬岗里。那些墓碑就是我和王庆吉“友谊”的纪念。那次王庆吉的胸前和右腿各中了一颗子弹，我将他捉住后把他送到了一家医院。当时他奄奄一息，或许他可能伤得并没有那么严重，是做给为他检查的中国医生看的。他在监狱中经受了严刑拷打，审判的官员软硬兼施，甚至用死亡威胁他也没有撬开他的嘴。这些对于他这个惯匪是家常便饭，因为拷打的人和被拷打的人，两者时常会角色互换。土匪们也用残忍的手段对付政府的密探，他们也一样软硬兼施，怀柔手段和暴力手段的转换，土匪们的分寸也拿捏得恰到好处。四个月前他刚从牢狱逃了出去，回他的老家去了。

    现在他在对面看着我笑呢。他伸出手来，我们握了一下。王庆吉是个勇敢坦率的人，他毫未掩饰自己的身份，对于他做过的坏事也毫不讳言。日本人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与东北的土匪勾结起来，这种勾结是这样深，现在土匪的大头目们在日本人面前“胸怀坦荡”、“自由坦白”。土匪们在日本人面前用不着藏头缩尾，相反，他们还显得非常亲热，似乎像一家人一样。可是土匪们并不知道，或许他们也很清楚，这种合作完全是利益的结合，日本人把他们当作工具，在心底里对他们充满了蔑视。

    “万斯白先生，真快活又见到你，”他说，“当我知道我们要在一起干活了，那实在让我高兴。我得告诉你，我已经忘记了我们彼此之间的仇恨。从今天起，一切重生。”

    这时，他回头对站在附近的四个携武器的中国人说：“各位弟兄，这位客人就是我跟你们说过的万斯白先生。从今天之后，他是我的挚友，因此你们也得服从他才对。他现在是我的代表，告诉你们的人，记住我今天对你们说的--他的话就是我的话，他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如果你们的人，哪个有胆量对万斯白先生不敬，就是对我不敬。后果会很严重，我对于阳奉阴违的人的惩罚只有一种办法，就是拧下他的脑袋当球踢。所以，你们要和你们的人说清楚，让他们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他又转身对我说道：“万斯白先生，他们四个是我的好兄弟。对大日本帝国忠心耿耿，他们执行命令那是毫不含糊。以后他们就归你指挥了。”他说完后，那四个人一齐对我鞠躬，我们一一握手。

    20天前，我还在与日本的匪徒们周旋，他们号称自己是日本陆军军官，有些人宣称自己是日本宪兵队的成员，有些人直接告诉我他的身份是日本关东军情报处的密探。真是很有意思。我又见到了一批毫不在乎地承认自己是土匪的中国人，而且我还要装出一种非常愉悦的姿态与他们热情地握手，以示我对于他们的认同和信任。

    和我一同来的那个中国人，一直是默默无言。我想他不是一个土匪吧，因为他的皮色洁净细腻，他的指甲留得长长的，这表明他是一个不做任何苦工的人。在介绍他自己时，他并不说出自己的姓名来，只说：“蒙主人不弃，深以为荣。”

    王庆吉一声吩咐，一道门打了开来，我们眼前是一张富丽堂皇的大桌子，上面是堆积如山的中国菜和俄国小菜。

    “我以一些不成样的小菜来庆贺我们的重要会面，倘若你看得起，就请你在此同我喝一杯淡酒。”王庆吉说。

    我们都入了席。我注意到那些穿华装的侍者都是日本人。我逗留东方已有多年，能够分得清这两个人种不同的地方。

    谈话变得生动起来。那土匪头目提到过去许多次我们对抗的事，他讲到了张作霖将军，还有其他的东北军将领以及他们牺牲掉的兄弟。出乎我意外的是，他话锋一转，竟然和我们聊起了日本、中国与欧洲的政治问题。

    我越听越对他起了尊敬之心--这样的一个匪头，他懂得的实在太多了，我到此刻才用另一种眼光去看他。

    这时一个侍者走近陪我来的那个中国人身边--他始终没有参与我们的谈话--在他的耳边用日本语讲了几句话，然后他就又转过脸来用俄语告诉我，有人要我接听电话。

    “喂！”我拿起听筒。

    “喂！万斯白先生吗？我是特务处处长。你吃完了就来，我在等着你。”

    “好，先生，我立刻就来。”

    我回到了宴会厅，刚好那个中国陪客托词有别的要事，要告辞走了。我送到门口，在分手时我说：“希望有再见的机会。”

    “恐怕不行了。因为今天晚上我就要动身到南方去了。”他说。因为我是一个老特工，我知道特工这行的规矩，不用处长提醒，我就不说话了，因为“不该知道的就不要知道”，“不该问的就不要问”。这是我们这一行保命的法宝。我打住话头，听他交代完我的工作，我没有问别的与我的工作相关的情报人员的情况，也没有问任何有关日本情报处的情况。他不告诉我，我就不追问，知道太多没好处。

    回到席间，王庆吉让一个侍者取出香槟酒来。大家的兴致都很高，尤其是王庆吉，他一再说他是多么喜欢和我重见，今后能在一起做事，更觉得大家前程远大了。王庆吉高兴地说：“我打算再为大日本帝国效劳五年，到那个时候，我赚够了，就金盆洗手了。然后我要搬到租界去享受生活，在外国租界里面我有很多好朋友，还有很多好兄弟。我也有可能到国外去玩一圈。我现在就要想办法多攒钱了。万斯白先生，我的老朋友，你那有什么事情尽管发话。我们的兄弟以后就全听你的了。今天是我新生活的起点，因此我一定要取一个新名字。从今以后，我就叫‘影’。对了，万斯白先生，你自己也应该改一个名字吧。”

    “多谢你，不必了，我还是一直用我本来的那个名字好了。”

    “很好！我听人家说，万斯白这个字，在意大利文中是一种咬人的虫，中国话叫作‘蜂’，所以我们就叫你‘蜂’好了……当差的来，把酒满上，我们为‘影’、‘蜂’祝福，大家来干一杯！”

    我干了杯后告辞，老“影”一定要送我到门口。我们互道再会后就分手了。我钻进了小轿车，发现那两个俄国人还坐在前排的位置上。

    发了狂的处长

    不一会儿我就见到了我的上司，他笑着问：“你在王那里很高兴吧？请原谅，王死了，他现在的名字叫‘影’，我知道，你现在是叫‘蜂’。”

    “那日本侍者已经将我们的谈话在电话里告诉你了？”我说。

    他又笑了，说：“‘影’已经为我们工作20年了。你放心，他的嘴很紧，他绝对不会说他从我们日本军方接受命令，并从我们这边领取经费。他对于我们让他做的工作一向没有异议，我们也不管他是不是真的感兴趣，能为我们服务就行。他们出了事，也和我们日本军人没有关系。我们日本军方从来没有派人和他的人直接接触过。其中的奥妙，你要好好体会啊。我们花了五六个星期把他带来的36个人全考察过了，还是很可靠的。此后，我们还要从他那里召集1500个本地土匪去执行我们的计划。他们受命于你，但是记住这一点，不要对他们说起我，要让他们认为自己是在替苏联政府工作，其中有些人，则要让他们认为自己在替欧洲和美国人工作。总之，你要很聪明地去暗示他们。你要注意一点，你的工作就是一个中间人，我们通过你发号施令。十天之内，老‘影’会聚集足够多的人手，以便能够完成我们让你交给他的任务。”

    他接着说：“我已让宪兵司令另外招募一些杀人不眨眼的俄国人，这些家伙枪法极好，胆量很大，他们是敢于玩俄罗斯轮盘赌--把自己的左轮手枪放到嘴里开枪的亡命之徒。对他们来说，有钱就行，这些家伙不用和他们谈什么良知。我原来打算让他们直接由我来指挥，但我又觉得不太恰当，所以我决定将他们转到宪兵那里去。这样做是因为我要避免直接和欧洲人接触。你虽然也是一个欧洲人，但是你现在入了中国的国籍。如果我现在把你毙了，我不需要对任何人解释。我不是单纯地想要你为我们卖命，相反，我相信我们可以相处得很好，而且在很久以前我对你就有十足的信任感了。这是一张宪兵司令部所挑选的俄国人名单，你将他们看过后再给我一个报告，我预备拿来和宪兵司令部的报告比较一下，才敢放心用他们。那些俄国瘪三要帮我们去钳制那些我们不欢喜的犹太人和俄国人，我要剥夺他们的财产，把他们赶出满洲。等他们被赶出满洲的时候，我要让他们口袋里一个子儿也不剩。”他说着说着，就目露凶光。

    “犹太人并不全都是坏的，”我大胆地说，“我知道满洲有许多犹太人都是至诚君子，规规矩矩做生意，并且欢喜见到日本人到满洲来。”

    我的上司突然跳起身向我奔过来，想要扼住我的喉咙：“你怎敢这样和我说话？你怎么敢替犹太人辩护？再像这样多说一个字，我便掐死你！犹太人全都是猪猡！欧洲人全都是狗子！我们要把他们全部赶出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犹太人坏透了。你还能找到比他们更坏的人吗？犹太人当中哪有什么君子？简直是笑话！你知道Gentleman这个词的意思吗？这个词是英国人创造出来的，英国人抢劫了一个人，他便成为Gentleman；他抢了许多人，便成为Sir（爵士）。犹太人不会做别的事，专门抢劫和他们做生意的人，所以他们全是Gentleman和Sir。犹太人和所有人做生意的时候都巧取豪夺。他们和日本人做生意的时候不敢偷奸耍滑，只有日本人。但是在满洲，我还要做得更多。我对犹太人没啥好印象，我要把他们的皮给剥下来！”

    说着他扔给我一张名单，说：“这里面的十个人，你都认识吗？”

    “差不多都认识，他们都是声名狼藉、恶贯满盈的惯犯。”我回答。名单上都是俄国人的名字。

    “我正需要他们去榨取犹太人，你难道以为我要雇用学校教员或牧师去干那种工作吗？”他眼睛半开半闭地望着我，脸上带着讥讽的笑容，往下说：“你让我觉得很吃惊。有人告诉我你是一个十足的恶棍，但是恰好相反，我发现你是一个充满正义感的谦谦君子。你真的喜欢为张作霖还有他的参谋长杨宇霆工作吗？你对你一直从事的缉私工作满意吗？你喜欢做这样的工作吗？张作霖是土匪，你为他工作了十年以上，应该让你变成了一个第一流的土匪，但现在我发现你谨慎小心，道学气十足。”

    我答道：“在张作霖时代，在我身上发生了不少故事，有一些当时还闹得满城风雨，不知你知不知道。所以很难说我是不是一个谦谦君子。很多人对于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的看法都不一样。我认识张作霖将军的时候，他是东三省的独裁者，东三省在他的治理下才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地方之一。在20年的时间里，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闯关东，他们留在了东北，过上了好日子。在我服务于张作霖手下的那些年，我知道他从不榨取任何中国人、俄国人或犹太人，而且如果哪个政府官员有榨取的行为时，那个人的头颅便不能留在他的肩上了。无论是张作霖还是杨宇霆，从不会命我去干我认为羞耻的事情。还有一点，如果你认为我不适合做这项工作，你为什么还要强迫我工作不让我回家呢？对于我来说，现在没有什么比让我回家更让我感到高兴的了。”

    “你和你的家眷要留在这里，”他坚决地说，“没有一个在东北具有重要地位的中国人可以到关内去。他们可以择其一，要么为我们工作，要么去做和尚，要么被枪毙。对你来说，出家的路走不通，因为你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佛家不收你。所以你还剩下两个选择，要么为我们工作，成为满洲国的良民，要么你等着被枪毙。你已经在满洲、蒙古和西伯利亚生活了20年，你对这些地方非常熟悉。你在这里认识各式各样的人，懂得他们的语言和生活习俗，你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所以你对张作霖来说，有很大价值。我希望你现在可以为我们日本服务。告诉你一句实话，如果你是一个光棍，我根本不会相信你有可能为我们服务，当然我也不一定要枪毙你；如果你是一个光棍，你搞不好现在是一个土匪头子，但是你就是一个土匪头子，对我们来说，也不一定是我们的麻烦。你在这里有家室，有你关心的家人。你最好识相一点儿，即使你一刻不离地守在你的家人身边，我可以向你保证，他们也会遭到厄运。所以我希望你像对待你的家人一样，对我们大日本帝国保持忠心，死心塌地地跟着我干。如果你胆敢有一点儿背叛，你就想想你的妻子、儿子、女儿和你的岳母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别再向我提起到中国内地去的话了，从今以后你只能执行我们的命令，道德上的责任让我们来负责好了。你信哪种宗教？”

    “天主教，先生。”

    “天主教吗？照你帮犹太人说好话的情形来看，我以为你是他们中间的人。好吧，我们不谈这个问题了，还是讲正经事吧。日本航业代办所国际联运会社，已经特准免费包办中东铁路上的一切日军军需商品运输。那个代办所为了这笔业务已经付了一大笔款子了，所以以后任何机关要低价运输商品都得通过国际联营会社。”

    “现在我们知道宪兵和陆军方面和他们私人交易，运输货物所收的钱都放进了官员的私囊中去。当然了，我们是不便去惩处这些官员的，而应该设法去处罚那些物主。所以你的伙计们，要查清那些不经包办机关就运输货物的物主到底是谁。”

    我放了胆插嘴说：“但是苏联当局看到了运输了大量货物但没缴运费时，他们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铁路在我们手里他们能说什么呢？假使要让日本人付什么钱给苏联政府，这简直是一种耻辱。其次中东铁路不久就要归我们了。我们准备用我们可以接受的价格把它从苏联手里买过来。如果苏联不卖，我们就采用武力夺取。苏联政府能把我们怎么样？苏联人就是一帮乌合之众，现在我们占据了满洲，明天就要占领华北，然后攻取蒙古，我们将会告诉世界苏联是怎样地不堪一击。如果我们现在还愿意拿出几百万来购买中东铁路，苏联人最好识相一点儿，把钱收下。要不然，我们准备动用武力，我们不仅要占领满洲国境内的中东铁路，还要把蒙古境内的也抢到手，到时候，苏联一个子儿也拿不到。占领了蒙古的铁路之后，我们再挥兵北上，占领西伯利亚的大铁路。等我们占领了中国和西伯利亚后，我们强大的海军将向南出击进攻菲律宾、安南、缅甸、苏门答腊、新几内亚、澳洲、印度……”

    这个满洲日本情报处处长，在这样叙述日本取胜计划的时候满脸幸福，我感觉他即将要中风了，他的狂热会把他的脑血管崩裂。

    沉默了一下，然后他和缓地往下讲：

    “明天下午6点钟，你到大直街的陆军司令部去找一个叫曹增基的人，他会给你5个手下，他们5个人每人都有12个手下，这些手下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在为你工作。你直接领导的5个人，他们不知道你是在为我们工作。等到你和这班人熟悉之后你就回到这里来，我会给你别的差使。”

    我会见我的伙计们

    第二天下午6点，我自己跑到日军司令部去找曹增基。一个日本小队长带我走进一间空空如也的大房间中，让我独自等候。几分钟后，一个穿西装年约四十的中国人走进来问我是否就是万斯白先生。

    “我就是。”

    “欢迎欢迎。”我们握手。

    一个日本小队长送上茶烟来。我们坐了下来，彼此客套一番后，听见门外一辆汽车停下来的声音。那个日本小队长，走进来报告俄国人到了。

    “领他们进来。”曹增基说。

    当他们走进来的时候，我看到其中三人是俄军退伍军官。

    简单的介绍过后，曹增基就对五个伙计说：“这是你们的上司，你们要忠心地服从他，他给你们的命令，你们自己和你们手下一定要谨慎地执行。你们的报酬都是从他那里领取的。除了他之外，你们不可以从别人那边获得命令，也不能从别人那里取得情报。”

    然后他回头来对我说：“这些人是你的副手。他们以第一到第五编号，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曹增基说完就走了。

    我对那五个人说：“我现在给你们唯一的差使，就是要你们注意中东铁路上一切以军需名义免费运输的货物，除了国际联运会社代办所特准外，不允许再有别人装运。”

    随后我告诉他们要在深夜1点到日本人给我安排的那个房间里汇报情况。日本人给我安排的房间在日本军事代表团大楼的副楼里面，我不得不住在那里。我们分手后我就直接到上司那里去了。

    “你觉得你的副手怎样？”我一走进去，他就这样问。

    “其中有三个人我认识，他们是俄国退伍军人；其他两人我不认识，看上去也是军人模样。”

    “你的眼光很好，他们都是俄军的退伍军官和情报人员，他们没有谁有犯罪记录。他们都是会动脑子的聪明人，不是赳赳武夫。将来你会发现他们很好用。

    “日鲜联营会社是特准毒品专卖的，它在哈尔滨的代表是一个名叫竹内的律师。这个联营会社是给了日军司令几万块钱取得了专卖权，既然他们付了钱，所以我们就有责任去保护他们的利益。但这里的日本宪兵也想来染指，他们会个别地去和贩毒商、烟窟老板直接接洽，本市的警长是不敢查封这些铺子的。因为警察们会发现，这些铺子是受日本军方保护的。这样做虽然让我们的工作复杂了一些，但看在垄断毒品的暴利上，我们还是要保护好这些小铺子。因为这些小铺子汇总上来的销售利润有很大一部分落到了我们日本陆军的腰包，而不是流进了日本宪兵们的腰包。你要让你的伙计们多留意。

    “现在来说说赌博。在中东铁路沿线所有的乡镇和城市的赌博，除了哈尔滨之外，开设赌场的特权被卖给了朝鲜人开设的‘金爱牌林公司’，这个公司至少可在中东铁路沿线设有20家赌场。哈尔滨有一家赌场受我们统辖，其所得的盈利，是由我们与同我们友善的俄国团体两下平分的。在哈尔滨，我们也要保护合营公司的利益才是。

    “沿中东铁路一带的娼妓、歌妓、舞女的专利权已经卖给了一个日本联营会社了，他们的哈尔滨代表是一个叫木良田的公务员。他们从东京、大阪和其他日本中心城市输入日本女孩。日本宪兵的军官们会打击其他私立的妓院、舞场。我们现在采用了一种‘监督’的办法，让每家妓院的妓女都得与这个联营会社订立合同。

    “现在再讲运到中国关内的专利品，那是在日军保护下不缴纳运费且无危险的，日军的这个专利权已经卖给了南满铁路会社了，它由一家国际联运会社代理，他们是唯一可以运货到中国去而不用缴纳税捐和运费的机关。但这件事的管理比起其他要困难许多，许多在边境上的官员，都在偷着帮助私货商想借此发一笔财。我们必须非常警觉，有与官员们做这种交易的人都应该将其逮捕起来。

    “关于苏俄公民的问题，他们在满洲的人数很多，又是让人讨厌的危险分子，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各种方法逼迫他们离开这里。我们建立了一套严酷的调查、逮捕和暗杀体系来对付他们。”

    “假使我们无理由地拘捕他们，我们会有无穷的麻烦的。”我说。

    “没有理由？一个特务机关长一定要知道如何找出一个理由来对付他们。想找他们麻烦，方法太多了。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可以在任何时候进入任何一个苏联公民的家里搜查，只要你进他们家门之后，想出一个理由就是了。我已经跟你说过日军第二特务课已受命供给你所需的一切材料，你可以据此随时随地去捉人。这些材料包括共产主义小册子，从俄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寄过来的各种各样的信件，这些信件上面有各个国家的邮票和邮戳。为了证明这些材料的真实性，我们还给你配备了应有尽有的假文件。所以你可以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逮捕任意一个苏联公民。我们还能给你提供各式各样的带有苏联风格的用中文印刷的非法的共产主义宣传品。当然我们也不会放过有钱的中国人。日本依旧很穷，在满洲的日军每天都需要几百万块钱，所以我们有责任抓一些有钱人减轻日本的经济负担。东北有钱的中国人成千上万，这些富人积累大量的财富，他们当中以前可能是干盗匪的，也有可能是东北军的将领，总而言之，他们搞到了很多的钱。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把他们手里的昧心钱榨干。我们也要用同样的方法对待犹太人，这些犹太人用我们想象不到的办法从别人那边骗到了大笔金钱。我们要把犹太人骨头里的油都榨出来。吩咐你的伙计们查一下，哪些犹太人是最富的，我们先对他们下手。去把他们银行户头里的存款搞清楚。还要搞清楚他们是不是准备将自己的不动产卖掉变现跑路。犹太人很狡猾，你要搞清楚你的手下报告上来的犹太人的财产状况是否是真实的，因为犹太人习惯于偷奸耍滑，提供虚假信息。在我手下执行和你一样的任务的特工还有三个，你们各司其职，他们向我提供其他方面的情报。所以这个诡诈的民族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我都能第一时间获悉。犹太人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你要好好留心，多想点招儿对付他们。我们很快就要对他们开战。希望我们各条战线的战斗都进行得非常顺利，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有好处，否则对你们和我们来说，都是麻烦。我不容许有任何差错，也不容许任何人阳奉阴违、三心二意，记住了吗？”

    我说：“我记住了。”

    “你在哪里去见你的伙计们？”他对我叮嘱完，又问了一句。

    “我约了他们夜里1点钟在日本军事代表团大楼的副楼指定给我的那间屋子里来见我。”

    “好极了。你必须给你手下的人讲明白，皇军保护毒品、娼妓和赌博的专卖权的决心是很坚决的，也要跟他们讲清楚，让他们多想点儿办法对付犹太人和苏联公民。听清楚了，明天晚上9点钟有两个俄国人，一个叫克洛班甯，一个叫柴贝洛，他们要到代马沟车站去搭车。找一个你的手下去把他们两个人都杀掉，他们背叛了日本人，因此就该死。”

    与处长的见面结束后我回去见五个副手，我问他们是否认识克洛班甯和柴贝洛。名叫派司土金的第二号副手回答我，他认识他们，并且说柴贝洛并非是俄国人而是一个波兰人。

    “这不相干，你明天晚上到代马沟车站将他们杀死就行了。”我指示道，“只要你们发现了他们，你们就把他们干掉。你们去挑些硬手子去执行这个任务。”第二天晚上，克洛班甯是被杀了，但柴贝洛则毫发无伤地逃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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