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人反害己

    1932年4月9日，我上司得到报告，苏俄的商行正把大量的大豆运输到海参崴去。

    “我们必须阻止苏维埃，当他们的火车驶进穆棱市的时候，让土匪们去破坏火车。”他说。

    我把这道命令下给了我们的匪首老“影”，他说，他立刻训练驻扎在穆棱附近的手下，并要求我给他提供50磅的炸药。我把提供炸药的这件事委派给了我的第二号助手。

    4月11日下午5点钟，老“影”打电话来，说要立刻见我。“这事你怎样办的呢？”他见到我问，“你说你的助手已经带了50磅炸药去到那列火车上了，可是我方才得到电报，说他并没有在车上。”

    我急忙去报告处长，他立即让宪兵队打了几十通电话到沿线的各站去。但没有人见到我的第二号助手。

    事态紧急，第二天清晨5点钟，我和两名宪兵乘飞机到穆棱调查。沿路在阿城和苇沙河两个地方停留了一下，我们于下午两点钟到穆棱。但搜寻许久，到处都没有二号助手以及炸药的影踪，他们失踪了。他原来给我们回电，说是他在穆棱等我们。下午6时左右，正当我们商讨计策的时候，一个下级军官来报告，说车站的站长刚才接到电话，声称穆棱以西一百里有个叫横道河子的地方有一列日本的军车被炸毁了，火车被地雷炸毁的时间是5点30分，伤亡了数百人。

    我们急忙赶到机场，我们告诉飞行员，直飞横道河子，晚上7时我们到达目的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可怕的景象：这是一条流水湍急的河流，小桥已在机车通过的时候被炸毁，7节装满日军的列车已掉到河底里去了，还有11节脱了轨的车厢，滚下河岸，也被大火焚毁了。

    一名日军少佐接管了这里，二十来个路警以及一大批中国小工，都在忙碌地从破车中搬运尸体。少佐告诉我们，救护已经初步完成，马上就要开始讯问工作。

    数分钟后，一列十节车厢的火车开到，这是过来运送伤员的火车。直到清晨2时左右，才把最后一具尸体从已成炭火的破车中挖出。192具尸体躺在了河岸边。除了死亡者外，还有374个受伤者，其中包括两个开车的司机，一个俄国人和波兰人。伤者中有60人属于重伤员。

    救护火车载着受伤者到哈尔滨去了。日本人的尸体，照日本的风俗举行火葬，把骨灰放到瓷瓶中给日本的家属，但一些面貌无法辨认的尸体，就进行集体火葬，再把骨灰分成许多份，分别放入瓷瓶中。

    将近黎明时分，另一列载着大批调查员的火车到了。铁路官员和一小队日本兵，还有数目巨大的日本、中国、白俄的密探跟着他们一起来到现场。要找出爆炸的地点并不困难。枕木和铁轨下的一大块基石已被移去了，这个孔穴就被当作安放炸药之所。离桥不远发现了一条细钢丝，一直通到200码以外的河边矮树丛中，并和一个电池联结着。

    当我仔细观察这一切的时候，我的脑子本能地回想到另一次爆炸案，日本人就是在皇姑屯的铁路桥上安装炸弹杀害了奉军的领袖张作霖将军。那次爆炸结束了满洲督办张作霖的生命，还杀死了他的挚友吴俊升将军。

    当看见这些被炸死的日本人时，我会有恻隐之心，可是一想起张大帅的死，我的心又平静下来了。在中国的20年来，满洲的中国人已成了我的国人，我已逐渐爱上他们了，看到他们遭受压迫，我的内心也无比痛苦。现在看到爆炸发生在日本人身上，我觉得我们无须表示怜悯的。

    在查出了火车是如何被炸毁之后，日本的宪兵和侦探开始在横道河子铁道两旁的乡村中挨户搜查“嫌疑人”。到4月13日下午1时，已有四百多个中国人、俄国流亡者以及苏联的公民被捕了，可是从他们那里，没有搜查出有效的信息。

    到下午2点，一位日本宪兵大佐从齐齐哈尔乘着飞机到了。我们把他叫作禽兽还嫌太客气了，这个十足凶恶的魔鬼是毫无人性的。他是一个有中国名字的日本人，你们要知道，在满洲和蒙古有许多日本军官已经起了中国或蒙古的名字，并穿上了中国或蒙古的军服。他们的目的是欺骗。所以我多次看到了这样的场景：身着蒙古和中式服装的蒙古和东北高级官员们和东北的日本占领当局的高级官员秘密接头。这些人还时不时地表达对于日本的“亲善”，这些穿着蒙古和中式服装的高级官员是掩藏在一个中国名字之下的日本特务。

    我给这位新来者起了一个适当的绰号，叫“托克马达第二”（托克马达是中世纪西班牙异教裁判所的大裁判官），他的身材矮小得可笑，腿是弯曲的，看去令人讨厌。他的牙齿飞出唇外，形成45度角，舌头老是舐着他厚厚的嘴唇。他懂得几句俄文，说得一口很差的英语。

    他到了就说，必须找出凶手，即使把爆炸地周围的人口施加酷刑或尽行杀戮亦在所不惜。和我乘飞机同来的宪兵武藤大尉充满嘲讽地告诉我，“托克马达第二”是一个十足的浑蛋，他很希望这个家伙永远不要回哈尔滨，死在外头最好。我非常赞同他说的，看来这个家伙在日军内部也是臭名昭著，日本宪兵都不愿与之为伍。我给处长打了个电话，请示下一步行动。处长告诉我们留在原地待命。

    这400个被捕的嫌疑犯被关闭在一间很大的货仓中，中国人、俄国人、乞丐、士绅、男的女的都像一群绵羊般地挤在一处。至少有100个日本兵，拿着步枪和机关枪，守着这个屋子。

    大约下午3点钟，“托克马达第二”叫我立刻到车站去，他已在那里占了两间房屋，当作办公室和起居室。当我走进去的时候，这位丑陋的大佐正很不雅观地坐在一张大桌子上面，旁边站着两位日本军官。他见我走进屋子，开口说道：“我听说你是哈尔滨参谋本部的译员，而且听说你是意大利人。那就最好了，我不喜欢俄国人，不管他是什么颜色的，是红色的共产主义者，还是白俄。我厌恶一切俄国人，他们毫无价值……我也不喜欢中国人……他们只会在见不得光的地方干暗杀的勾当……他们不敢在白天出来和我们正面战斗。我要杀光他们，杀光4亿5千万中国人和1亿6千万俄国人。这些劣等民族我要一个不留全部杀光，你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东西吗？”

    我保持着沉默。

    “你不回答？好，我可以告诉你，他们是6亿1千万的猪猡。他们是猪猡！猪猡！”他吼道，“你对我的看法有意见吗？好了，不说了，和我一起去审讯犯人吧。”

    我们4个人就走到那个关着400个嫌疑犯的货仓里去，20个宪兵跟在我们身后，保护我们。他们打开了货仓的大门，宪兵们端着装上刺刀的步枪，用刀尖指向犯人们。门一打开，有些犯人想冲出去逃命，宪兵们开枪了，向这些惊魂未定的可怜人射击。很快人群就不敢动了。在刀枪的威胁下，犯人们逐渐安静了下来。宪兵收拾出一个空处，拿进了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来，“托克马达第二”大佐和他的两个助手坐在了椅子上。“托克马达第二”开始审判那些“异教徒”。日本的“异教法庭”就开庭了。“托克马达第二”充任审判官，而一圈手执步枪和机枪的宪兵面对着那些犯人。

    俄文和日文的案卷放在桌上。“托克马达第二”抽出一张来，看了一眼就交给我。

    “把这个人叫出来。”他说。

    我读了这个名字，并叫道：“斐奥特而·伐西立维支·阿斯塔金。”一个约四五十岁年纪的俄国工人走上前来。宪兵们收起了他们的刺刀，好让他走到“托克马达第二”面前。

    大佐又对我说：“这家伙是看守桥梁所在地这一段铁道的看守夫。他是一个苏联的公民，因此也就是共产党，因为他是目击者，他就应该知道是谁在桥底下安炸弹。你叫他把真实情况说出来，否则我就要把他枪毙了。”

    我把大佐的话对阿斯塔金译述了一遍。

    “我什么都不知道，那就是我能够说出的一切了。如果他们要杀死我，随他们好了。”他说。

    在我把这话向“托克马达第二”翻译了之后，他像猩猩一样暴跳起来：“你不怕死吗？我杀给你看？”

    他这样说着，拔出了手枪对准阿斯塔金的额头，然后把头转向我说道：“把我刚才问他的再重复一遍，警告他，如果他不如实回答，我就崩了他。”

    我执行这个命令，但是这个看守夫镇静地直视着我说：“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审判官”看着我，咆哮着说：“他怎么说？”

    我支吾着，但还是照实说了：“他说他一点儿也不知道。”

    我的最后一个字刚出口，就听枪声一响，这可怜的看守夫就一声不响地跌倒了，他的脸上顿时鲜血四溅。仓库里顿时乱了，男人的怒骂声、女人的尖叫声混成一团。一个身高力大的中国人忍不住愤怒，突破了宪兵的警戒线，向着“托克马达第二”冲来，“托克马达第二”迎面就给他吃了三粒子弹。

    “你告诉他们，”他咆哮着，“如果他们再喧闹，我就要用机关枪向他们扫射了。”我爬上了桌顶，大声地喊着才让他们安静下来。

    两个日本兵抓住尸体的脚，就把他们拖到外面去了。

    “托克马达第二”接着审问。他耀武扬威地享受着他人生中难得的威风时光。好像在他身后有数百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兵等待着他的命令，只要他一声令下，这些毫无反抗能力的无辜者就会被他斩尽杀绝。有五十多个中俄男女受过严讯了，但没人知道爆炸的事情，只有一个中国孩童空洞地说着，发生巨变那天的早晨，他曾经看见两个中国人和一个俄国人躺在离那座被炸毁的桥不远的地方。

    每次询问之后，他让有嫌疑的目击者分成两群，站在我们面前的空地的左边和右边。

    到了将近晚上10点，“托克马达第二”的审问终于结束了。他发令把尚未审过的犯人再关起来，把站在右边的人释放了，站在左边的人则带出去枪决了。在被枪毙的人当中，有三个俄国女人和一个中国女人。

    在这一天，有两百多个日本陆军和宪兵游弋在乡间，成百上千的中国人和俄国人被屠杀了，他们的家被劫掠，数十个少女被强奸，有五个竟被奸杀了。小酒铺无一幸免，酒铺主人们被日军杀害。在喝饱了酒之后，醉醺醺的日本兵们又开始了他们的搜查，随后发生的暴行更加令人发指。喝醉了酒的日本兵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在近在眼前的车站里，暴行也在进行着，当我们转过车站的屋角时，遇见一队醉酒的日兵拉扯着十几名俄国少女和中国少女前进，其中有几个已经是被脱得一丝不挂了。大佐看了这景象，笑着对我说：“我确信在这个地方不会再发生炸车的事件了，只有用恐怖手段才能使俄国人和中国人得些教训。”

    在我们走进“托克马达第二”的临时住地门边的时候，他让我留下来陪他吃饭。为了不让他起疑心，我接受了他的邀请，走进了屋子。一起用餐的一共五个人，“托克马达第二”和两个与他同路来的军官，还有武藤大尉和我。

    他们从店铺中抢来了大量的食物以及各种美酒。大佐尽情地吃喝着，一旦喝醉之后，他和他的同伴就忘记了一切礼貌，恢复原形了。他们脱去了衣服，干脆坐在地板上豪饮。他们大半说着日语，时不时地发出高声的大笑。

    忽然，大佐像想起什么似的对一个勤务兵说了几句话，这勤务兵就立即离开了房间。这时所有的眼光都转向着我，他们都笑得比以前更响了，而我感到莫名其妙。

    “喝酒！”大佐高声叫着，“我曾经听人说过，意大利人是不喜欢喝水的，他们是只喜欢喝酒的，他们甚至在酒中洗澡，是这样的吗？”听着听着，我走神了。

    “你为什么不说话？你有幸和四个日本军官坐在一块儿，这应该让你骄傲和快乐，然而你反而忧郁着，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大佐问我。我这才回过神来。

    然后他再用日语向他的同伴们说了几句话，他的同伴们都笑起来了，在看着我发笑。

    有一个军官倒在一旁睡着了，旁边大声的说笑并没有影响到他，他的嘴巴开着，露出了难看的一排牙齿，不久他就像一条肥猪般起着鼾声了。

    “托克马达第二”还是喝着酒。“你愿意做一名日本人吗？你立即回答我！”他含糊地号叫着。我决意不回答他，但他还是唠唠叨叨地说下去：

    “即使你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你还是做不到日本军官呢。你可能在几年之内变成一个美国军官、英国军官、法国军官或俄国军官，但你永远得不到做日本军官的荣誉。做日本军官是一个人能得到的最大的荣誉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华盛顿的街道上走，当时我穿着日本军官的制服，人人都在看我，我看到他们的眼里都有嫉妒。他们知道，他们用尽一切财富以及一切尊严，他们都永远做不到一个日本军官。

    “日本的军队是最完善最荣耀的，是全世界最伟大的组织。它是唯一不打败仗的军队，它已经击败过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中国和俄国。

    “而且在不久远的几年之内，日本的军队将征服中国、俄国、美国、英国和法国。整个太平洋，从北极到南极必须归于日本，我们的荣耀的陆军将在陆地上获胜，我们的无敌的海军将统治海洋。世界还不知道我们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但当我们开始行动的时候，他们就会晓得了，他们就会统统晓得了！美国将因为曾经拒绝过我们而付出重大的代价，到那时候，我们将以征服者和主人的身份闯到美国去，他们将跪下来为我们擦皮鞋。我们现在首先征服的是中国和俄国，我们会将征服进行到底，将在太平洋的每一海岸都插上我们的旗帜！美国人不知道我们日本皇军可以把美国打下来，我们把美国打下来之后，还要征服更多的土地。”

    他一边喝酒一边狂妄地笑着。我看着他，觉得他其实很可怜，他虽然在宣示着他的野心，但并不知道他其实在泄露一个天大的秘密：日本武士精神其实就是野蛮侵略。这思想真是极其荒诞自大，而日本人却觉得本该如此的，由此可见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变态。

    我已经昏昏欲睡，但大佐仍在继续滔滔不绝地发表他的宣言。“你知道只要用几师团的日本军队就能击败1914年的德国军队吗？”他问我。

    “我不知道。”我回答。我的回答又引起了一大篇话：“你不知道吗？好，我来告诉你，我们统统算出来了，用15个日本师团就能击败德军。那是东京军官学校的校长对我们说的，一个日本师团等于15个俄国师团、15个美国师团、12个英国师团、10个法国师团和6个德国师团。”

    “日本的海军能击败全世界所有的海军，”他看着我说，“你在发笑吗？好的，请你等着看，五年之内你就会懂得我现在所说的话了。当我们以严厉的手段威胁张学良的时候，他暗示我们在他的背后有中国国民党，有国联，有俄国的陆军，有英美的海军。但是他说的话能吓到我们吗？能阻止我们吗？永远不可能！我们来满洲已有6个月了，现在仍然留在这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国民党，或者说南京政府已经拒绝作战了，国联也派遣了一个调查团前来，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来大吃大喝的。哈尔滨也将有许多大菜恭迎李顿调查团呢。英美的海军在哪里，善于大吹特吹的苏联的陆军又在哪里，你见过他们吗？我们都没有见过。为了表示我们不怕苏联的陆军，我们就要占领他们的铁道并随意枪杀他们的公民。你会看见他们是连抗议也不敢提的。”

    这篇冗长的演说还没有发表完毕，大佐差出去的那个日本士兵就走了进来，端端正正地站着。等大佐说完了，这兵士走上前去，在他耳边悄声对他说了几句。

    “是这样的吗？”大佐回答着，一脚踢醒了那个睡着的军官。

    这时门开了，进来了五个俄国少女。姑娘们被好几个日本兵推着，一看就知道她们已经被恐吓过了，因为这几个姑娘都在哭泣，都是满脸的恐惧与紧张。其中的三个穿着小村姑的服饰，另外两个貌似家庭出身稍微好一些。

    “托克马达第二”笑着用日语号叫了几句，想要立起身来，但是他摇摇晃晃地跌倒在那个还在熟睡中的军官身上，那个军官醒过来了，用手肘支起了身体，睡眼惺忪地看着这些俄国姑娘。在整个晚上，武藤大尉和其他的日本军官们都喝得很少，也不怎么说话。他们一直在“听着”“托克马达第二”滔滔不绝的讲述，并保持着谦恭的姿态，他们时不时地做出认同或否认的姿势以回应“托克马达第二”的问题。他们经常点头以示赞同。

    这些少女被迫席地坐在大佐和军官们的旁边。“托克马达第二”想让这些姑娘喝酒，但姑娘都摇头拒绝了。这使他很不高兴，他转向我说：“你对她们说，我是大佐，我在这地方对每个人都有着生杀大权，如果她们听我和军官们的话，那她们可以活着离开。否则，后果将会很坏很坏。”

    他的小眼睛一转，哈哈一笑对我说：“你喜欢哪个姑娘，你自己挑一个，既是我的客人，你就有优先选择的权利，我们日本人最是以敬礼对待客人的。”

    见我不动，也不回答，他就继续说：“你不喜欢俄国姑娘？你要一个中国姑娘吗？那我立刻去给你弄一个来。”说着他就要吩咐士兵。

    我已经讨厌得不愿再看他了，我立刻起身告辞，说这一天太累了，我要去睡几个钟头。我看着他说：“我是不喜欢其他女人的，因为我已经结婚，还有了孩子。”

    大佐难以置信地瞪着我，生气地说：“我还没有同意，你就不能离开这里。”他是不喜欢有人反对他的。

    “无论你答应不答应，我都要走了。”我冷冷地回答，“我的职务是为军事人员充当译员，如果要谈女人，你应该去找其他人。”

    说完我转身就走了。在出去的时候，我听见他向武藤大尉问了几句话，而武藤大尉竭力地劝解着他。

    找到车站站长，他答应我在一个停在侧线上的二等车厢里睡觉。

    早晨8点钟，我起身了。正当我离开车厢的时候，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国“乞丐”向我乞讨，让我赏他几个铜子。他说道：“先生，好人啊！赏我几个铜子吧。我的老婆和三个孩子还在家里饿着呢。我的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几天没吃东西了。”他哀求着我。

    我一面在衣服口袋中摸索，一面压低声音问他：“你的支队离这里有多远？”这个“乞丐”是我的助手伪装的。

    “三天的路程。”

    “好！设法在两天内赶到这里，叫你的头马上就来。这里有成百上千的中国人和俄国人正在遭受日军的屠杀。我的二号助手情况怎么样了？”

    “我们把他埋了。”

    “你需要钱吗？”

    “不。”

    “祝你顺利。”

    我们匆匆结束了对话，我把一个五分的硬币放在他的手中就走开了。

    “托克马达第二”受挫了

    “托克马达第二”直到下午2点钟才从自己的房间出来。武藤大尉对我说，昨天晚上两个姑娘遭到了他和另一个军官的奸污，其他的三个已被放回家中去了。我问两个姑娘的情况如何，武藤大尉摇摇头，什么都没说。

    “托克马达第二”的审问持续了好几天，货仓中的嫌疑犯约有一百多个受过了暴行。可是日本兵虽然一连搜寻几天，但对炸毁桥梁的人仍然毫无线索。

    约莫有二十个为宪兵“工作”的俄国人从哈尔滨到来了，他们都是日军“精心”挑选出来的，都是一些罪大恶极的罪犯。

    他们刚到就立即开始工作，把关押的犯人中的几个俄国有钱人统统捉了起来，直到收到赎款才将他们释放出去。这样勒索来的金钱大部分归了宪兵的军官，其余的归给了这批俄国帮手。

    有一个日本宪兵大尉曾对我说，他在五天之内，收入6500块钱，而“托克马达第二”起码收入20000块以上。

    在日本宪兵的小圈子里，他们之间是无诚信可言的，他们之间相互提防相互欺骗，他们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唯利是图。除了宪兵之外的其他日军兵种同样如此，只不过他们贪腐的情况不如宪兵这样厉害。因为宪兵捞钱机会比其他兵种多得多。不管怎么说，驻防满洲的日本军官，在服役期满之后不带四五万回日本去的是少有的。关于日本军官敛财的情况，朝鲜台湾和满洲的无数受害人能够提供许多证据。

    不用奇怪为什么日本的军官俱乐部的成员们不太愿意接受军纪的约束，也不太愿意接受日本政府和国会的约束。因为这些日本军官不想放过搜刮大笔钱财的好机会，他们个个腰包鼓鼓，他们惯于敲诈勒索。日本政府想让这些军官们把吞下去的钱交出来，是很难的，哪怕日本首相亲自来检查他们的口袋也不行。

    川岛芳子被称为满洲的“圣女贞德”，1934年，她在无线电广播上说：“在满日本人的狂妄自大，尤其是军官们的狂妄自大，正在招致满洲人民的怨恨，而且这样的怨恨越来越深。日本把品行极差的平民与军人送到满洲来，动机就是要在最短期间内敛财，他们动用一切奴役的方法达到目的，比如说日本军人强迫农民们停种大豆，改种罂粟。”

    觉得与“托克马达第二”的相处实在无趣，我又致电处长要求回哈尔滨去。他回电说：“仍留原处，观察动静。”处长显然并不信任宪兵，他太了解他们了。

    19日晚上，老“影”同他的两个手下到横道河子来了。一下火车，他们三个人就被当作可疑分子捉住了。一个老“影”的部下把这消息告诉了我，我去见大佐，说，老“影”是日本人的朋友，在处置他之前，得发一个电报到哈尔滨去。

    他哈哈大笑起来：“我必须打电报到哈尔滨给谁呢！给土肥原大佐吗？你以为土肥原比我大吗？我是一个宪兵的大佐，你要知道一个宪兵大佐比陆军的大将还要高。我要亲自来审问这三个被捕的中国人，如果他们不说出到横道河子来的缘由，我就把他们枪决了。现在这个地盘上发号施令的是我，而不是土肥原。”

    我见说不动他，就去找武藤大尉。

    “我们必须设法救出老‘影’和他两个手下，如果他们被大佐枪决了，后果是很严重的。因为老‘影’手下好几百名土匪现在就驻扎在穆棱和横道河子之间离这里很近的地方，如果土匪们知道了老‘影’被捕的消息，他们肯定会来搭救他们的首领，这样大规模地来袭，这里的日军未必守得住。”我并不想让老‘影’手底下的土匪们来袭击日军的分遣队，因为我有另外的计划。

    武藤大尉提议打一个密电到参谋本部去，报告老“影”已被宪兵逮捕并请求设法营救。

    清晨两点钟，关东军参谋本部的电报到了，叫“托克马达第二”立即释放老“影”和他的两个同伴。关东军参谋本部下了一道必须立即执行的命令。

    6小时以后，大佐差人来叫我。我去到他的临时办公室，见他独自坐着。

    他把我从头到脚看了一遍，蹙着额问我：“你为什么要发电报到参谋本部去呢？这个老‘影’是谁？他是为谁工作的？你到底是谁？谁是你的上司？”

    见我默不作声，他大喊起来：“快回答我的问题！如果你不回答，我就用一粒子弹射进你的头里去！”

    我微微一笑，慢慢地说：“我已经对我的日本上司宣过誓，不说出我是为谁工作以及我是做什么的，因此我不可能回答你的问题。如果你想知道我的上司是谁，你可以去问参谋本部。”

    大佐“哼”了一声，说：“我知道了，你是差来侦察我的工作的。”

    “你弄错了，铁路还没有爆炸之前我就到穆棱了。”

    “那你为什么还不离开这里呢？”

    “我也很想离开，因为不想见到你。但是我的上司仍让我留在这里。一旦接到命令，我立即离开。”

    说完我转身走出去了，没有说再见，更没有向他行鞠躬礼。

    这个可恶的矮子实在让我讨厌透了。像他这样自大专横的家伙，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支其他国家的令人尊敬的军队绝不会允许他这样的人穿上军衣的，但他在日本军队中却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物，而且他对他管辖下的不幸的人民还握着生杀大权。

    我还在独自咒骂着的时候，在一所村屋旁，我遇见了那个由我的助手伪装起来的“乞丐”。我把一枚钱币放在他的手中，他说：“C上校带了两千人明天晚上就要到这里来了，他现在在离这里几里远的地方驻扎着。S和我同在这里，他今晚11点钟到车厢里来找你。”

    S正像许多其他的俄国人一样，已经加入了义勇军。他们的任务是要杀死所有干过坏事的日本人，并毁坏日本人的军用品。在满洲有许许多多这样的退职军官和士兵，他们不断骚扰着可恨的敌人，永不让敌人们有一分钟的宁静。

    直到我离开满洲的时候，这些义勇军还是铁道线以外地方真正的主人。在占领满洲的6年时间里，日本人可以自称为铁道区域的主人了，但是离铁道线数公里以外，却仍旧在义勇军的控制之下。日本的飞机可以不时去实施轰炸，但是日本步兵却不敢到离铁道线太远的地方去。

    日本人把这些义勇军叫“土匪”，但这些“土匪”的英勇心和爱国心，以及他们对敌人所做的种种事情，知道的人是很少的。1935年，有323个义勇军在黑龙江省离齐齐哈尔100里的一个小村庄中，被两千多个日军围住了。义勇军死守了三天，坚强地反抗着。日本的飞机往这座村庄里投了一百多枚炸弹，把大多数的居民都炸死了。这些中国守卫者的弹药全部都用尽了的时候，60个受了伤的义勇军就带了刺刀、佩刀和手榴弹半夜里爬行到日军的营里，偷袭日军。义勇军们在日本军营中一通乱砍，杀死了很多日本兵。他们杀红了眼，日本人也慌了，胡乱抵抗着。这场夜间的战斗结束后，所有的中国义勇军全都牺牲了，日本兵死了157个，伤了200人以上。

    即使在最野蛮的部落中，敌人的勇敢和苦战常常能博得对方的敬意。可是在日本人中却不是这样，敌人战得越长久、越勇敢，日本人就越加愤恨。因为他们是只以怨恨和轻蔑对待反抗者的，不管这些反抗者在防御或攻击中是多么勇敢。除日本的英雄之外，其他的民族不能再有英雄；除日本民族的勇敢之外，其他民族不能再有勇敢。

    在这场战斗中遭到三天抵抗的日本大佐，是信守这种日本民族的价值观的。当他站在中国义勇军首领的尸体面前的时候，他不禁爆发出武士道的本能来：他诅咒着这位已死的英雄，加以种种的辱骂，最后一遍遍地用脚踢英雄的面孔。

    这种惨绝人寰的暴行是不可理解的。可是，现在全世界似乎还看不到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的暴行，西方列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毫不理会日本的暴行。他们似乎更加愿意相信日本的报纸和电台的宣传，他们根本不知道日本在华北、上海、南京和汉口究竟干了些什么。

    西方世界依旧漠视这些暴行。你难以想象生活在遥远的中国东北的备受日军压迫的中国民众是处于怎样的水深火热之中。我所目睹的，我所知道的日本暴行只不过是日军罄竹难书的杀戮、抢劫、强奸等暴行中的九牛一毛。中国东北的人民每天在刺刀底下艰难求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已经忘记了他们是人，他们应该享受人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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