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结束了

    我以上说的只是日本暴行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我见到的一部分，还有那许许多多我不知道的呢，它们就像一粒粒的尘埃飘散到空气中，就没有人记得了。而且，我的一些好朋友，也牵涉到日军的暴行中来，我怕把他们的秘密揭开，他们肯定会痛恨我不留情面，很大可能还会和我绝交。

    读者在读着我写的这些故事时可能会说，我怎么只写别人的故事，而对自己的故事则很少着墨呢？你可能会问，我的上司每月给我多少报酬？这个问题我可以如实回答的--我的薪水很少，到后来连养家都觉得困难了。日本人答应给我每月1400块钱的报酬，但是他们并没有履行其诺言。第一个月是给了我全数，第二个月是半数，第三个月是三分之一……过了6个月之后，我拿到的报酬少得可怜。有时我会催促上司给我报酬，但他总是说一套老调子：“等交代给你的事情解决了，我们付全数给你。”但他们交给我做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因此渐渐地我连钱的影子都看不到了，到现在他们欠了我52000块钱。我对他们会付薪水给我早已不抱希望了。

    “满洲国”的很多雇员，和我的情况是一样的，那些警察、军官都得不到饷银。所以有门路的警察和宪兵只能靠抢劫、走私、赌博、贩毒、开妓院去弄钱。其他没有门路的人，只能穷困度日。

    1936年3月末，我已经走到走投无路、家里快没米下锅的地步了，于是我将自己的一份房产卖了12800块钱。当我去收这笔钱的时候，法院通知我现在还不能收这笔钱，我还需要在报纸上做一个正式的启事，因为也许会有人出来提出异议。

    公布了启事一个月后，我又被告知手续还没有完成，先让我交一种强制税，付2500块钱，我无奈跟朋友借了钱付了。接着又让我再把启事登一遍，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我还是一一照做了。一个月以后我还是收不到钱，官方的理由是也许哈尔滨以外的一些债主，还没有看到那启事呢。

    我不过是无数出卖房产的人中间的一个，我的遭遇也是很多人的遭遇，而其中有些人的产业价值好几十万呢。8月初，我再次试图从法庭那边把我卖房子的钱拿回来（如果我雇用一个日本律师，我必须付给他1000元）。

    我屡次跟我的上司说：“我需要钱养家，假使你们不能给我付薪水，你们就应该放我走，让我好找其他的谋生之道。”但他们说的都是一套陈词滥调：“给我一些时间，日本军方维持满洲的治安开销太大，我们现在也没有钱，等满洲走上轨道，我们一定会把欠你的钱全部归还你的。”

    有一次，我一再地追问付钱的时间，上司生气地说：“你能不能告诉我，如果欧洲人做了东方的主人之后，他们给东方人多少薪水呢？就我所知，在欧洲人手下做事的最高雇员的薪水，每月不过50到100而已。现在是我们做中国人的主人了，凭什么日本人要多付那么多呢？”

    听到上司竟然说出如此无耻的语言，想到日夜从事各种鬼鬼祟祟的工作，结果是靠了自己的私蓄来维持生活，简直让我愤怒得疯狂了。

    我知道自己为日本人所做的事是罪恶的，虽然我没亲自动手杀过一个人，但我也参与了很多屠杀人民的事件，这种罪恶感时常折磨着我。再加上我已经对大多数日本人--不管是我的上司还是同事，他们的嘴脸让我感到恶心，我无数次地想过一走了之，但想到家眷捏在他们手上，自己的性命捏在他们的手上，我内心的软弱又占了上风。

    老“影”的“叛逃”给了我很大的刺激。我与老“影”相识5年时间，他不时跟我抱怨内心的苦闷，虽有抱负却没有施展的地方，为日本人做事谋害自己的同胞，也让他时常感到愧疚。1936年6月16日，郁闷已久的老“影”终于做出了他的重大决定：他率领着他所有的部众，袭击了一列火车，杀死了火车上的21个日本兵和两名日本军官，还抢走了30万元款项。从那天开始，他宣布了对日本人的独立。

    日本军部听到了此消息，自然是非常生气的，他们也派了人去围剿老“影”，但老“影”是土匪出身，在深山里躲藏起来，与日本人打游击，日本人也无可奈何。老“影”叛逃的事突然间也给了我勇气--既然对日本人这么不满，为什么不能用实际行动对他们说“不”呢？老“影”的“叛逃”给我增加了勇气。

    话又说回来，我也有聊以自慰的地方。表面上看起来，日本人把我掌控在他们手心里，他们把我的家眷作为人质，他们羞辱我、愚弄我，但我也用自己的“小聪明”回报他们。我在很多地方给他们玩了花招，他们根本没有识破。凡是经过我手里的情报，我都会秘密地送给义勇军以及日本人的敌人；特别是关于袭击义勇军的情报，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提前告知义勇军。在日本人又开始准备行绑架之事时，我常常会在暗地里提醒被害者，让他们有充分的时间躲避。

    在满洲政府的雇员中，有几百个中国人是像我一样被迫为日本人服务的，但他们中间的大半都参加了中国的秘密组织，其目的是暗杀日本官吏和汉奸。在这期间，有几千个日本人被这些中国秘密组织暗杀了，很多汉奸也因为出卖灵魂而丢了性命。“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曾经三次遇刺，他的皇宫也被人放火而毁去了一半！在长春的日本陆军航空站也被一场大火毁了，齐齐哈尔的空军站被纵火两次，哈尔滨的空军站被纵火一次，日军管辖下的绥芬河车站也曾遭遇两次大火，但日本警务当局始终没能发现谁是纵火的人。

    满洲的局势是越来越坏了，到处人心惶惶，我也越来越觉得自己处在危险当中，而且我的妻子每天都在这样不安定的生活中担惊受怕，为了她身心的健康，我也必须当机立断，立即离开此地。我让医生开了一张证明，说明哈尔滨气候太差，不利于她休养身体，所以她必须换个环境生活。但是被我的上司拒绝了，他坚决地说，“哈尔滨的气候是非常良好的，你的妻子无须离开此地。”看他口气如此斩钉截铁，我只好作罢。

    8月10日这天，我的上司突然问我是否在1934年的时候认识一个叫李善恒的人。我告诉他，我是在日本人未占领沈阳之前认识他的，他是军校的历史教员，但是在满洲沦陷之后我就再没有见过他。

    上司眯着眼睛注视了我一会儿说：“现在也有一个叫李善恒的人，在哈尔滨被宪兵逮捕，逃入松浦洋行后从五楼窗户跳出去自杀了，他是你认识的李善恒吗？”

    “我怎么会知道，我已经好几年没见过他了。”我镇定地说。

    听了我的话，他又注视了我一番，拿出一张白纸说：“我要看看你的中文签字，写下来。”

    我便把我的中文名字写了出来。他看了看那张纸，没有多说什么，把纸折起来放进了他的口袋中。他接着问：“1934年有两个被迫降落在满洲境内的苏俄飞行员，你和他们交谈过吗？”

    “你指最近逃走的那两个飞行员？那两个人被严加看管起来，没有一个人能和他们交谈。”我说。

    “不要说谎话了！”他严厉地对我说道，“你非常清楚他们并不是逃亡者，我们这样对外宣称，不过是为了羞辱那群苏联狗。有好几个人告诉我，你和那两个飞行员进行过一小时以上的谈话。”

    我说：“这是造谣，我没有和飞行员谈过话。谁这样告诉你的，谁就是中伤我的人。如果你不信任我，你为什么还要雇用我呢？我为你们工作那么久，所获得的，除了欠薪，便是耻辱和污蔑。你如果要听信中村和拉查伊夫斯基这两个窝囊废的谗言的话，你就让我走吧。像他们那种样子，我是做不到的。”我愤怒地说着，装作要走的样子。

    我的上司叫住我，笑着说：“别激动，万斯白先生，我知道这肯定是有人跟你作对造的谣，我绝不听片面之词，你是我的得力助手，我相信你。”

    几天以后，我的上司和我讨论到19岁青年阿伯拉罕维奇的绑票事件，由于他的父亲迟迟没有付赎金，阿伯拉罕维奇已经被宪兵队的日本兵杀害了，但宪兵队依然向他的父亲索要赎金，否则就不把孩子的尸体还给父亲。上司问我，那青年的父亲有没有能力付那三万元赎金呢。我叹了口气，回答说：“就我所知，阿伯拉罕维奇的父亲只是一个普通人，他拿不出这么多钱。而且现在他的孩子已经被杀害了，他就更不可能出这笔赎金了。”

    “关于这件事，外面有人开始议论了吗？”

    “当然，市民已经在议论了。”

    “他们说了些什么呢？”

    “大家都说，绑匪实际上就是日本宪兵部队雇用的人员，而之前很多绑架事件中的赎金都流入了日本军事当局的私囊。根本无法阻止人民的议论，我们又不能把他们全部逮捕了。”

    这天晚上我去找我的日本律师，去问问我变卖房产一事的进展。为了尽快拿到钱，我花了两千块雇了一个律师帮我办这个事情。他说，要拿到钱还有许多困难，他建议我最好去找审理此案的日本法官山崎，给法官塞个红包，这样我就能拿到钱了。

    我不得不再上一次圈套，那律师便带着我到炮队街的法官家中去。我们在夜晚9点敲开了法官的门，山崎开了门，先从头到脚、冷冷地打量了我一遍才让我进门。我在山崎家里驻足的时间不过10分钟，谈话的结果是只要我给他3000块钱，我就可以领回我变卖房产的钱了。

    第二天我签了一张300块钱的期票给我的日本律师，返回来的消息是答应在一个星期中就可领到我的变卖款了。明知是被山崎抢劫了，但现在我却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这样的感觉真是很耻辱。

    在8月末的时候，日本律师告诉我可以到法院里去领钱了。法院给了我一张通知书，上面写着，我变卖房产所得应为12800元，其中扣除2500元税金，750元审判费，最后给我的钱是9550元。我拿了这张通知书，去法院会计处领款，但日本会计员却告诉我说，我的证明文件手续还没办完，叫我等一会儿，我只得等。一直等到他们下班前，那会计员跟我说，你明天再来吧。

    这真是一个不妙的信号，我心里想，难道他们又要讹诈我一笔钱？怀着满腔的气愤回到家中我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疲倦感、屈辱感一下子涌了上来。我的妻子正在生病，我只能默默地把自己的委屈放在心里，强作欢颜。我的14岁的女儿琴纳维佛看出了我的不愉快，她跑到我的身边，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摸摸她的头，看着她天真烂漫的脸，把最近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都跟她说了。她静静地听完说：“爸爸，快活些吧！相信我们不久以后就可以离开满洲，离开这群野蛮的人了。即使我们现在失去了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你在我眼里一直是一个能干的爸爸，你不久就可以把日本人抢去你所有的一切拿回来了。”听到我女儿这么说，我心中的不快立刻化解了一大半。

    这一天晚上我的日本律师来找我，说山崎法官让我过去一趟，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告诉我。我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了。没想到，山崎刚见到我就谦和地鞠了一个躬，热情地欢迎我进客厅。我心中大为惊讶，但一想，我是要给他钱的，看在钱的面子上，他自然会对我客气一些。

    问过了我今天在法院的情况，用过了茶和烟后，他告诉我，其实我的证明文件已经办完了，只要我给那位日本会计员500块钱，我马上就可以领到支票了。我听了他的话，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落下来了，我原以为会计员也要敲我3000块钱的竹杠。我当然连连答应了。

    第二天我再到法院的时候，那位会计员也同样微笑地欢迎我，他说我文件中的不正确之处已经改正了，并且给了我领款的支票。告辞了会计，我在法院大堂上见到了山崎和一个俄国保镖正在等候我。我们一同到银行去领款，到银行的时候我还担心着银行会不会再发现支票上有什么不合格的手续，再敲诈我几千块钱。幸而支票很顺利地兑现了。我从款项中给了山崎3500块钱，用作给他与会计员的报酬。

    敲竹杠真是无处不在，当晚日本的两份俄文报，《我们的路》和《哈尔滨时报》分别派人到我家，让我给他们捐500元的“办报费”。我把他们骂走了。没过两天，《我们的路》的编辑打电话给我，警告我说，在三天之内必须给他们500块钱，否则他们就要在报纸上说我不仅是中国国民党的特务，还是中国义勇军的耳目。《哈尔滨时报》也同样打电话威胁了我一番，我对他们都说，你们爱怎么发表就怎么发表，我是不会给一分钱的。

    我把那两通威胁电话都告诉给了我的上司，但他说，就他所知，这两份俄文报的编辑都是正直之人，一定是有人在冒充他们进行敲诈。我看跟他投诉毫无效果，便跟他告辞。我转身离开的时候，他在我身后冷冷地问了一句：“那么，这两份报纸对你的指控是真的吗？”

    我转过身，也冷冷地说：“说我是国民党的特务和义勇军的耳目，也太看得起我的胆量了，我不过是一个只想拿薪水养家的普通人而已。”我没等他回话，便又一次告辞，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转身出门的那一刻，我感到了后背阵阵发凉，虽然上司已经看不见我了，但我还是能感觉到他那双老鹰一样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扑上来把我撕成碎片。为日军服务这几年间，我第一次感觉到真正的害怕。我清楚日本人已经在明明白白地怀疑我了，说不定他们已经掌握了证据。我必须迅速离开满洲，否则性命堪忧。

    走出日本军部的大门，我去见了一个C上校的亲信，让他把我的情况告诉C上校，并让他转告C上校，如果我确实要逃走，请给予帮助。

    坏事一件跟着一件来了。当天晚上几个月前在寺庙前跟踪我的侦探福托普罗来找我，说中村最近手头紧，让他跟我要1000块钱。我拒绝他了，说我的钱全都用光了。两天后他打电话给我说，中村对我的拒绝很生气、很受伤。我无动于衷。

    福托普罗“哼”地冷笑了一声，对我说：“我早料到你会拒绝。不过，我现在要提价了。过几天我还会来找你，到时候你要给我2500块钱，否则我就要把你私通中国盗匪的秘密告诉日本当局。你去寺庙里见的那些人，我都仔细调查过了，其中有些人是与盗匪有关联的。”

    我心里一惊，但还是镇定地说：“我去见寺庙里的人，是奉了上司的命令，你觉得我的上司会相信你的所谓‘告密’吗？”

    第二天，9月3日，在日本军事总部任职的我的一个友人急匆匆地来找我，跟我透露了一个让我大为震惊的消息：今天晚上，日本军事当局、宪兵队的队长和我的上司将开会讨论我的罪状。我的这位友人是与会人员之一，他答应开完会就告诉我会议的内容。

    第二天早晨7时，我的朋友悄悄地来找我，跟我说了昨天晚上会议的内容：日本宪兵在逮捕一个潜伏在满洲的中国义勇军的时候，在他的家里搜出了一封我与他的往来信件，信里写了我们见面的时间地点；福托普罗宣称几次看见我在晚上从寺庙里出来，而他调查到寺庙里的中国人是与中国义勇军有关系的；日本宪兵在军校历史教员李善恒的一个记事本上找到李善恒写下的我的中文名字，而这三个字与我写给上司的是一模一样的。

    听完友人所说的一切，我明白我已经完完全全地暴露了，日本人的魔爪已经伸出了。“那日本人打算怎么处置我呢？”我问。

    朋友看了看我，低头叹了口气说：“会议最后决定三天之后将把你送到齐齐哈尔，然后在路上杀了你，对外宣称你失踪了。”

    “我上司的意见是什么呢？”我笑了笑，问。事情既然到了这个地步了，我反而不害怕了。

    “你上司为你求过情，说你为日本军部也做了不少事，但他的意见微乎其微。你别管这些了，你必须马上离开。”他着急地对我说。

    “我夫人身体不好，还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我们能逃到哪里去呢？”我叹了一声。

    “无论逃到哪里，总比死在满洲强，你留在这里对你的家属反而有害。这样吧，我帮你把你的家属藏到一个秘密的地方，等你派人来接。你现在还有军职，而且逮捕的命令还没有发出，你还有机会逃跑。你带着你的军事证件赶紧逃走吧。你快到飞机场乘飞机离开，等逮捕令一下，你就根本插翅难飞了。”

    听到这里，我不再耽搁，立刻去见了躲藏在城外的C上校，他向我保证他将在第二天早晨把我的家属送上火车，而且会找人护送，绝不使她们在赴大连的途中有任何危险。对C上校交代好后，我又返回家，对妻子和孩子说明了情况的紧急，并把他们送到了好友指定的那个藏身地点。安顿好家人后，我去见了一位老者，也是我在满洲的挚友，他在我临行前叮嘱我的一番话，我至今难忘。

    我不敢带任何随身的包裹，但是我的妻子坚持让我的秘书陪我去机场，这样她就可以从我的秘书嘴里得到我安全地上飞机的消息。

    一小时半以后，我就已经在飞往大连的途中了。我将在大连与我的家属会合，我们再一起乘船到青岛去。

    1936年9月8日的早晨，我上了日本邮船青岛丸，我和妻子约好了在甲板上见。约定的时间到了，我没看到他们，我心里暗暗想，不好，肯定出问题了。我在船上四处找，经过头等舱的时候，我竟然从一间开了门的船室里看到了我的家人，我的妻子正坐在床边饮泣，我的女儿呆呆地注视着她，而我的儿子正在安慰着他的母亲。我正想欣喜地叫唤他们，我发现两个日本警察站在舱门边。正当我进退彷徨的时候，我的儿子一眼发现了我。他扭过头，立刻用意大利语大声对他母亲说：“快些走，我们全被捕了，他们要用我们来诱捕你。”

    听到这里，我心里难过极了，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被捕的，或许是日本人发觉我逃跑了以后，在开往大连的火车上截住了我的家人，并从他们口中得知了我们会合的地点。我想马上冲进去救他们，但我知道凭我一人之力，我是救不出我的家人的，幸好那两名日本警察不知道我的长相，也没有看出我的异样。我立刻回到码头上，去报告在码头边巡逻的中国警察，说我看到有一个外国妇女和两个外国小孩被日本警察逮捕了，关在船上。中国警察上船去交涉了，但失败了。日本警察没抓到我，我决定坐飞机去上海，到了上海后再想办法营救我的家属。

    在我的妻儿被送到日本领事馆之前，他们已经遭到了很长时间的刑讯逼供。他们后来又被带到了轮船上。这艘轮船要在夜间前往上海，它会在三天后回到青岛。尽管中国当局向日方提出了抗议，但是日本人不理会他们的抗议。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后来又被送回了满洲。

    当天晚上日本领事馆的警务署长和两个日本特工来到我居住的旅馆，试图绑架我。他们借口日本领事希望和我进行一次面对面的交谈。我立即通知了中国警察。为了不给日本人以任何可乘之机，中国警察署长安排了四名警探保护我。他们一直保护着我，保护到我登上飞往上海的中国飞机。

    在上海的奔走

    我于1936年9月12日到达上海后，立即设法营救我被捕的亲人。因为听说我的上司居然为我求情，抱着万分之一的希望，我先写了一封长信给我在哈尔滨的那位上司，说明我出走的原因，并请求他给我的妻儿留一条活路。我还写了一封求情的信给哈尔滨日本军事最高长官安藤将军。这两封信都交给了日本驻华使馆，但我始终未接到回复。19日我接到了从大连发来的电报：“你的家人在大连被福托普罗逮捕。如果你不在10天之内回到大连，他们就要把她们送到哈尔滨。请你寄500日元给我。你妻子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鲁拉斯齐。”鲁拉斯齐先生是住在大连的一位意大利商人。

    在我焦急地四处寻找营救之法的时候，9月20日，日本的官方通讯社同盟社在上海各报发表了一则消息，说我的家属被捕的原因，是因为我在哈尔滨侵占了我的意大利籍旧同事帕杜万尼和戴尔米思乐的财产，携款潜逃了。在同一天，另外一名特工杜梅又向哈尔滨的报纸披露：我的妻子和孩子被捕的原因是我欠了日本宪兵队希腊探员福托普罗25000元。我是为了逃债才跑掉的。

    几天以后，帕杜万尼先生写信给我上海的律师普利美申明：“日本人的这个指控子虚乌有，我和万斯白先生从来没有过财产上的纠纷。”至于我另一位同事戴尔米思乐，更不会对我提起诉讼，因为他在5个月前就已去世了。

    9月28日，我又写了封信给哈尔滨的安藤将军与同盟社，警告他如果同盟社再发表各种污蔑我的电讯，我会发起自卫，向外界公布我所知道的日本人的种种罪行，我还说到，由于我的身份，我想大部分人还是愿意相信我的话的。我的信发出去的几天后，同盟社污蔑我的电讯果然就没有了。

    我在哈尔滨的朋友给我传来秘密消息：臭名昭著的中村和他的两个俄国手下悄悄地离开了哈尔滨秘密到上海来了。我朋友给我的消息是千真万确的，几天之后我就发现了这两条嗅觉灵敏的猎狗在我居住的法租界莫里哀路的房子周边徘徊，我认出了那两个俄国密探的背影。我的一些朋友出面警告了他们，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胆敢再出现在我居住的房子周围，他们就会用毒药毒死他们。中村居住在黄埔路的日本领事馆里，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把他搞得灰头土脸。有一天我看到他了。他刚走出一家日本银行，我决定也吓唬一下他。

    他刚走出银行，我就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挡住他的去路，他的黄脸皮吓得成了绛紫色。他吓坏了，在我面前语无伦次地发誓，他到上海来是为了处理其他的事情，他没有任何打搅我的企图。我给了他同样的警告，正如我的朋友们给他两个白俄手下的警告那样，让他们识相一点，要不然就用毒药毒死他们。

    10月中旬，有一个日本人来拜访我，他说他是受了日本当局的委托来和我“商量”的，只要我给他们提供一个情报，告诉他们在“满洲国”秘密活动的抗日中国人和俄国人的名字，就放了我的亲人。我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那些人的名字，而且我认为满洲根本没有这样的抗日组织。我还警告他，如果不立即释放我的家属，我将公布日本人在满洲的种种暴行。

    这个家伙一点儿也不当回事。“你尽管对外发布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一点儿也不会造成困扰。”他说，“不管你说什么，我们都会否认。没有人会相信你。”于是我们不欢而散。

    在11月初，一个驻在上海的外国领事建议我写信给日本外交部的高官本野子爵请求他的帮助。同时我的律师普利美屡次拜访日本驻上海的总领事，但他们告诉他说，他们没有权力去问及“满洲国”的事。本野子爵给我回了信，对我的痛苦深表同情，但他说他在东京也毫无有效的方法。

    我整天忧虑着我妻子的状况，我知道她身体不好，长期被关押肯定会对她的健康造成损害。现在通过法律与和平的各种努力已经宣告无效了，我只能决定改变我的方法。这个方法要依靠C上校才能完成。

    我写了一封信，交给了我在上海的一位好友，让他去一趟哈尔滨交给C上校。我的这位忠实的朋友到了哈尔滨，我希望在C上校手下的帮助下，这封信能到达C上校手中。我在信中问C上校，他能不能想点法子救救我的家人，至少想办法把我的妻子从监狱里救出来，她待在监狱里都快要死了。

    我这个朋友一到哈尔滨，就开始寻找C上校的手下。C上校的情报员告诉他，C上校可能会在什么地方，但这些地方都挺难找的。我这个朋友直接去了穆棱，找到了C上校的另外一个情报员。这个情报员告诉了他确切的消息，经过几天的寻找他终于找到了C上校，把我的信交给了他。

    两天以后的11月23日，C上校带领着他勇敢的部下袭击了海林--离穆棱有60公里远的一个小镇，当即俘虏了31个日本人，其中有9个妇女。25日，他通知哈尔滨的日军当局，告知日军当局如果放万斯白的家属安全离开满洲，他就恢复那31个日本“肉票”的自由。日军当局很快来了回复，说他们已将此事汇报给了东京方面，让东京方面来决定。

    12月3日，C上校又给哈尔滨日本当局下了一个通知，先释放万斯白夫人，否则他就要枪毙半数日本俘虏了。

    第二天，我的妻子便离开牢狱，住到了哈尔滨的西伯利亚旅馆中。虽然她还不能离开哈尔滨半步，虽然她还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但她已经从可怕的牢狱里离开，我总算能得到一点安慰了。

    双方又经过了多次的谈判，日本人提出，C上校也有一些手下被日军俘虏了，如果C上校放了一个日俘，那他们情愿用两个“匪犯”来交换。日本人就是不愿意放了我的家人。C上校坚持不肯，威胁如果仍旧不放我的家人，他还会去炸毁日军的铁路，日军最后不得不妥协了。双方最后商定，当我的家属到大连的时候先释放一半日俘，等我的家属安全到达上海后便释放另外一半日俘。

    经历了6个月的牢狱折磨后，我亲爱的家人终于在1937年的2月25日到达了上海。

    一个月后，有个叫后藤的日本人，说代表日本当局来拜访我，他说他听到我将写一本关于满洲的书，请我不要这样做，因为东京方面已经知道“满洲国”日本当局对我与我的家属所做出的不当行为，他们愿意赔偿我的财产损失，我四年来的所有欠薪，他们都愿意如数赔偿。我不置可否，客气地把他送了出去。

    6月初，上海快讯社社长佛利特告诉我说，他的朋友肯纳刚从满洲来上海，很希望见到我。肯纳是为满铁工作，是宣传部的高级工作人员，他是美国人，而他的夫人是日本人。肯纳的父亲是丹麦裔的美国人，肯纳的母亲是夏威夷人。

    他住在上海最大的一家旅馆，百老汇大厦。在给他打电话之前，我发现很多日本军官还有不少白俄经常去拜访他。我在百老汇大厦的大堂里用前台的电话打到他的客房里，他让我到他的房间里谈，我让他下来和我谈。

    我们在旅馆的会客室坐下以后，他对我的家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表示很气愤。他告诉我，几名日籍官员因为虐待我的家属而受到了严厉的处罚，而日本当局正在详细侦查，预备偿还我所受的损失。

    寒暄了一阵，他忽然说：“我听说你预备写一本书，记述了这四年半的时间里日本人在满洲所干的事情，你是聪明的人却做这样愚蠢的事，我实在不敢相信。虽然你是入了中国籍，但你实际上是意大利人，意大利和日本现在是好朋友啊！你如果作了反日宣传，那你就是做反意大利的宣传了。”

    我回答他说：“肯纳先生，日本人用我家人的生命威胁我，强迫我替他们工作了四年半。他们承诺的薪水迟迟不发，但他们却抢去了我至少价值5万元的产业，他们还把我的家属当囚犯一样拘禁了6个月，有3个月的时间竟把我体弱的妻子关入了暗无天日的土牢中。你想，这种侮辱是一个有血性的男人所能忍受的吗？日本人的诺言，我看来毫无信义；他们的威胁，我也始终不会惧怕。我已经在日本人的手下昧着良心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现在我感到我有责任来揭露日本人的暴行。我现在为了赎我过去的罪恶，为了替许许多多在暴力之下牺牲的人呼号，我会把真相告诉全世界。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的这一决定，这就是我的答复。”

    我妻子的自述

    在我的丈夫乘坐飞机飞向大连后的几个小时内，我就做好了第二天乘火车的种种准备。知道他已经脱险，我很庆幸，我对自己倒不是十分担心，我自己也不感到害怕。只要在24小时之内，他离开哈尔滨不被日本人发觉，他就能走得远远的了。

    第二天早晨，我带着两个孩子，14岁的女儿琴纳维佛和8岁的儿子意大罗坐上了开往大连的火车。这一路上我们都忐忑不安，小心翼翼地观察四周，害怕日本人会追上来。下午2时，我们登上了开往青岛的轮船，我和我的丈夫约好在船上见。正当我们在房间里休息的时候，一个叫小新义的日本人，自称是日本侦探，带着日本警察走进了船舱。他查看了我们的护照，并给我看从哈尔滨发来的一个电报，内容是命令他逮捕我们，并把我们送回满洲去。我刚看完电报，他就开始搜查我们的行囊，把所有有价值的物件都取了出来。行囊里有1000块钱、665个俄国金卢布、345元美金、两只钻戒、两只别针、两串颈珠、一对蓝宝石戒指、两只金手表，全被他抢走了。他还让我交出戴在手指上的结婚戒指，当我拒绝他时，他在我的肩上重重地击了两下，骂我是“俄国猪婆”。

    我的孩子看到了我受欺负，一面哭着一面骂着要和他拼命。我死死地拉住了我的孩子，生怕他们也被这日本人打。而他若无其事地把抢来的财产藏在口袋中，离开了舱房。

    当他忙于搜寻财物的时候，我的女儿悄悄地把她私藏在箱子里的390元积蓄藏进了她的胸衣中。在途中我把这笔钱私下给了同船的一位上海律师，想让他帮我们想想办法，但不幸的是，我们私下的接触被小新义看到了，钱又被抢走了。

    这时我的丈夫也到了船上。还好意大罗很机灵，在日本警察还未发觉之前警告了他。10点的时候，我们被送到了日本领事馆，一个日本军官告诉我说，如果我的丈夫不回到满洲去，我们将会被投入哈尔滨的监狱。

    我责问他，大连是中国领土，日本人在中国领土上逮捕我们是违法的。他说：“夫人，你并没有被逮捕，你是我们的贵客。”接着我表示了对小新义殴打我的愤怒，他听后用日语向小新义说：“你弄错了，她并不是俄国人，并且哈尔滨来电说，她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会讲几国语言，还是位新闻记者。你最好向他道个歉。”

    小新义向我深深地鞠了个躬，用英文说道：“我为对您动了手感到非常抱歉，请您原谅！我以为您是低贱的俄国人呢！”

    日本人把我们带到船上，把我们安排到一个三等船舱里。这艘船当夜就往上海方向开去，我们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乘客名单上。在青岛丸停泊在上海的两天时间里，我们一直被锁在这个船舱里。等我们又回到青岛的时候，中国当局派人上船交涉，但是日本人不允许他们见我们。等我们回到大连，我们就被带到当地的日军宪兵司令面前，日本人24小时没有给我们任何食物。我求了他们很久，他们总算同意我给大连的意大利商人鲁拉斯齐先生打了个电话。鲁拉斯齐先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吃的东西，我请求他给我的丈夫发封电报。当时我认为万斯白还在青岛。鲁拉斯齐先生在电报里告诉我的丈夫，我们已经被日本人逮捕了，所有的财物也被日本人抢走了，身无分文，让他寄500日元给我们。日本宪兵司令告诉鲁拉斯齐先生，我的丈夫是因为欠了福托普罗的大笔款项才潜逃的，现在日本方面正在追捕他。

    我的丈夫在上海收到了这封电报，立即电汇了400元给鲁拉斯齐先生，托他转交给我。可是日本人强迫他把这笔钱给了他们，我一分钱也没有拿到。我在大连被关押在牢狱里整整8天，随后我和孩子们被日本人押解回了哈尔滨，到了哈尔滨就立即被送进了刑事部的肮脏牢狱中，过了两天，在我的强烈要求下，琴纳维佛和意大罗被送到哈尔滨的外婆家中去了。

    一个星期后，我被日本军部一个叫坂濑的人做了如下的讯问：

    “你知道你的丈夫和中国国民党有联络吗？他是犹太人吗？他是共济会会员吗？你知道他和那些抗日的‘中国匪徒’有关系吗？他逃走是谁泄的密？”

    我回答他们，我的丈夫从不和我谈论工作上的事，他也从来不把任何信札或文件带回家中。

    9天以后我又被带到坂濑的公事房中，在那里还有一个日本少佐，他叫什么名字，我已经记不起了，他用很好的英文问我：“为什么你的丈夫对开斯普绑架案这么感兴趣？是不是有人要求他去援救开斯普？谁给了他权力让他对外透露这么多消息？他是犹太人吗？他是共济会会员吗？我们已经得到消息，在18个月前你的丈夫在外国银行的户头增加了20万美元的收入。有人给你丈夫这笔钱，是想用这笔钱来买绑架小开斯普的那几个俄国人和日本人的人头的。你丈夫在寺庙里会见的前中国军官是谁？是不是这个中国军官已经化装成女子逃走了？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中国军官的国籍实际上是英国的。他有没有参加哈尔滨的共济会？”

    开斯普绑架案早就满城风雨。我便对他说：“开斯普绑架案不仅每一个哈尔滨居民知道，连国际社会都知道了，我的丈夫对此感兴趣也不奇怪吧？”我回答我完全不清楚这些情况。

    这位少佐继续说：“你的丈夫在上海的报纸上写反对我们日本和‘满洲国’的文字，你写信告诉他，如果他还想再见他的家属，请他不要再写那些文字了。”我拒绝了。

    一直在旁边听着讯问的坂濑暴跳如雷地说：“你真是个刁妇，我让你见识一下我们日本人是怎样让一个顽劣之徒招供的。”

    几分钟后一个俄国妇女，被两个日本兵一人一边架着胳膊，带了进来。看着她，我惊呆了，她的头上已经没有一根头发，手指血淋淋的，指甲已经完全被拔去了。

    坂濑把那妇女往我面前一摔，大声说：“你看！她因为不肯招供，我们把她的头发一根根拔去了。你再看，她的漂亮指甲呢？”

    那位可怜的俄国妇女已经面无血色，似乎处于昏迷状态中，我想我也快要昏过去了。

    不过我还是说道：“你别想吓唬我。我知道我的丈夫现在已经自由了。他不像你所说的那样，你别瞎说。他一旦知道了你对我所做的一切，后果会很严重。你最好小心一些。”

    日本人让我见识到这个残酷的画面之后，又把我带回了潮湿的监狱中。

    这是我最惨痛的一段经历。在这段牢狱生活中，我看见许多俄国和中国人，带进来时身体健全，但被带出去后重送回来时，他们浑身血肉模糊，一个个被打得遍体鳞伤，甚至有的人的腿被打伤落下了残疾，再也站不起来了。

    有一位名叫韩玉仪的中国少女，只有16岁，但她已经度过了6个月的牢狱生活。她受过几次酷刑，有两次她的脚被电熨斗烙烧，眼睛被火柴烧伤，当我离开的时候她还没有脱离苦境。还有一位27岁的中国女性，叫曹义梅，他们为了逼取她的口供，把她脚背用枪弹打成蜂巢一样，但她依然说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招认的，他们便近距离地向她的头部开枪，她脑浆迸裂，悲惨地死去了。还有一位苏俄女性，在她40天的监禁中，每天被各种毒刑拷打，她双手的指头都已经被剁得七零八落了；她的睫毛用火柴烧过，有时候他们还把她的脚倒悬起来，几小时后把她放下来，再把伤痕斑斑的两手绑住吊起来。日本人看到从她的嘴里确实问不出什么了，才把她给释放了。但她从此成了残疾人。

    日本人恐吓过我好几次，说如果我再不写信让我的丈夫到满洲来，他们将用各种苛刑来对付我。但他们始终没有对我实行那些毒刑，我想可能是因为我是意大利人的缘故。

    我被囚禁了将近一月后，因为吃不饱，而且晚上都毫无遮盖地睡在潮湿的地上，我变得消瘦，还不时地昏迷过去。狱医便把我的情况报告给了警长，说如果不改良我的待遇，恐怕我将死在狱中了。医生的警告生了效，日本人从我的家中取来几条毛毯和一个枕头，并且每星期还额外送些食物给我。

    在我被拘禁的第88天的早晨，我接到释放的通知，我可以和我的孩子一起住在西伯利亚旅馆，但我还是不能离开哈尔滨。

    在我离开监狱的时候，坂濑对我说：“请你写信给你丈夫，让他别在上海的报纸上谩骂我们了。并且再告诉他，我们在上海也有密探，会随时注意他的行为，如果他再和满洲境内的‘匪徒’有往来，我想他的生命就有危险了。”

    我在西伯利亚旅馆待了三个月。日本警务署长来看过我几次。他现在对我“非常”有礼貌，“非常”关心我的身体状况，他每次总让我写信告诉我的丈夫--“我现在感觉很好，日本人对我非常好，所以请你别在报纸上再发表什么反对日本人和满洲国的文章了。”

    1937年2月18日，我又被召到警局的警长办公室去，因我的身体还未复原，我的女儿琴纳维佛陪伴着我去。这位警长叫荒井，他的翻译对我和女儿说：“我很庆幸地告诉你，现在你可以带着你的孩子离开满洲了。到上海见到你的丈夫以后，请你告诉他，他虽然替日本人做了许多工作，但并不能因此原谅他勾搭土匪的罪行。”

    我让他还给我在青岛丸上被日本侦探抢走的财物，但他表示不知情。

    2月21日，我们离开哈尔滨向大连进发了。我们的亲友听到这消息都很快活，悄悄地祝福了我们，但没有一个人敢到车站上话别。有几个朋友送了些鲜花放在我们车厢中，但日本宪兵长官把花都扔出去了。马迭尔旅馆的年轻茶房这个时候又上车来，他也是受我们的朋友所托给我送花的。日本宪兵当着我的面给了他几个耳光，把捧着鲜花的这个不幸的年轻人粗暴地推到了火车车厢外面。

    2月23日当我们从大连乘船向上海进发的时候，我在船上遇见了6个月前抢我钱财的那位日本警官小新义，我向他追索前次取去的财物，他却冷笑着说道：“你应该感谢上帝，因为你丈夫犯了这样的大罪，但你还能活着离开满洲。你不要忘记告诉他，他不要以为已经逃离满洲就安全了，总有一天他会受到日本人制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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