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

    更法

    【原文】

    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荀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译文】

    秦孝公执政期间，凡事关国计民生，总是与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一起，坐而论道，各抒己见。他们经常论及的有，如何把握时势的脉搏以及时事的变化；如何寻求到国家政治、法度的根本所在；如何最有效地统治国家役使人民。

    孝公提出自己的担忧：“继承先人做了君主，自然不敢忘却国家，这是任何一个国君的正道；建立并完善法度，尽力使君主成其光明、完成使命，是做臣子的本份。如今我想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变革礼制来教化百姓，但就是担心天下人会批评指责我！”

    公孙鞅说：“我听说过这样一个道理：行动迟疑不决，就难于成名；做事犹豫不定，就不会成功。君主你赶紧下决心吧，变更法度不应该顾忌别人的非议。况且高出常人的作为，往往要为世俗之人所反对，独具远见的筹略，必然也容易被人民所嘲笑。俗话说：‘愚昧之人在事情已经作完之后还看不清楚；智慧之人在事情尚无萌芽之前就察觉到了。人民，不可以与他们一起思考事业的开端，只可以与他们分享欢庆成功的喜悦。’郭偃说过：‘崇高者往往提出主张时不附和俗子，建大功之人不和群众商议。’法度规则是爱护人民、从人民利益出发的，礼制是利于国家治理的。所以，圣人治国，只要能使国家强盛，就勇于摒弃旧的法度，只要有利于人民，即使不遵守旧礼制也未尝不可。”

    【原文】

    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译文】

    孝公信服而称赞道：“好！”甘龙说：“其实不是这样。我听说过：圣人不轻易变革人民的旧礼俗而施行教化；智者不变更旧法度来治理国家。沿袭人民的旧礼俗来施行教化，不费什么事就能实现目的。依据旧法度来治理国家，各级官吏都很熟悉，人民也习惯成自然。现在，如果要变法，摒弃旧制，变革礼制，恐怕天下人会指责君、王的不明，希望您仔细琢磨为是。”

    公孙鞅说：“你所说的是俗人之见。平常人总是安分于旧习，书呆子总是局限于自己的见闻和知识。平常人和书呆子可以当官守法执法，不能一起研究讨论法制以外的事。夏、商、周三代的礼制不同，但都成就了王业，春秋五霸的法度也不同，但都成了霸业。因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智者创造法度，愚者却为法度所制裁；贤者改革礼制，而庸人则受礼制的约束。我们当然不能和受礼制约束的人商讨国家大事，不能和受法度制裁的人计议变法，君主你大可不必顾虑了。”

    杜挚说：“我听说，如果不能获得百倍的利益，就不如不变法；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更换旧礼制。效仿古人可以保证不会出错，遵守旧礼就不会出现奸邪之人。君主你三思而行！

    【原文】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脩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辩。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垦草令。

    【译文】

    公孙鞅说：“古代的教化方式各异，我们又效仿哪个古人？帝王不互相因袭，我们拘守谁的礼制？伏羲、神农教导人民而不杀人，黄帝、尧、舜等杀人而不叫家人连坐，到了文王、武王，也是各自结合当时形势，制定相应的法度和礼制。礼制、法度，要随着时代的发展需要而制定，制定命令要符合实际需要。兵器、盔甲、器具都要使用得当才能发挥最大效能。所以我认为，治理国家不能只用一个办法，为国家谋利益，不必效仿古人。商汤、周武的兴起，正由于他们不拘守旧法；殷纣、夏桀的灭亡，正由于他们不改革旧礼制。因此，变法者不应排斥，拘守旧法者不应受到重视。君主你无须犹豫！”

    孝公说：“非常好！我曾听说过，穷僻的市井里遇事多奇怪；做死学问的学者，对事喜欢空谈辩论。愚昧者所喜欢的事，正是智慧者所悲哀的事；狂妄者所愉快的事，正是贤人所伤心的事。对那些拘泥现状，来议论大事的说法，我不再疑惑了。”于是，孝公颁布了《垦草令》。

    垦令

    【原文】

    无宿治，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则农有余日；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则农不败。农不败而有余日，则草必垦矣。

    訾粟而税，则上壹而民平。上壹，则信；信，则臣不敢为邪。民平，则慎；慎，则难变。上信而官不敢为邪，民慎而难变，则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则壮民疾农不变。壮民疾农不变，则少民学之不休。少民学之不休，则草必垦矣。

    【译文】

    假如政府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及时处理政务，不相互推诿，那么，贪官污吏就来不及从老百姓身上谋求私利；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公事也就不至于相互牵扯拖延。只要各级政府部门对公事不相互推诿，农民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如果贪官污吏来不及从老百姓身上谋求私利，农民的利益就不至于受到损害。只要农民的利益不受到损害，他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农业生产，荒地必然就会被开垦了。

    如果政府能够根据老百姓粮食收入的多少来计算应该向老百姓征收土地税收的多少，并把它作为制度固定下来，那么，全国的土地税收制度就统一了，老百姓负担的赋税也就公平了。一旦全国的土地税收制度统一了，政府也就有了信用和统一的税收标准。如果政府有了信用和统一的税收标准，各级官员也就不敢从中营私舞弊。如果老百姓负担的赋税比较公平，他们就会比较小心谨慎。如果老百姓能够小心谨慎，他们就会安心从事自己的工作，不会随意改变自己的职业。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老百姓既不会指责政府办事不公，也不会怀疑和痛恨各级官吏在工作中贪污舞弊。只要老百姓既不指责政府办事不公，也不痛恨各级官吏，年轻力壮的农民就会愿意积极地从事农业生产，不肯轻易改变职业。如果年富力强的农民能够积极从事农业生产，那么，年龄比较小的农民就必然要向他们学习，而不至于滋生懒惰的习惯。只要年龄较小的农民也向他们学习而不滋生懒惰的习惯，荒芜的土地也就必然会被开垦出来了。

    【原文】

    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不殆。民不贱农，则勉农而不偷。国家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

    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则以其食口之数贱而重使之，则辟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译文】

    如果政府不给那些靠在各国之间游说而谋求官职的人以爵位和官职，那么，老百姓就不会重视钻研学问的人，也就不会轻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如果老百姓不重视钻研学问的人，自己也就不会去学习这些知识，自然就会变得愚昧。如果老百姓变得很愚昧，也就没有机会去和其他国家的人进行交往。只要老百姓不和其他国家进行交往，就不知道如何反对自己的国家，国家的安全自然就没有危险。只要老百姓不轻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他们就会专心致志于农业生产而不会懒惰。既然国家的安全没有危险，老百姓也能积极从事农业生产而不懒惰，荒芜的土地也就必然会被开垦出来了。

    现在，各地的贵族享受着丰厚的俸禄，在领地内向老百姓征收的各种赋税也很重，在他们的门下，还供养着许多不参加任何劳动却在那里吃闲饭的食客。所有这些，对农业生产都是非常有害的。政府应该按照他们这些贵族家中供养的人口的数量的多少向贵族征收额外的人口税，并增加这些人应该参加徭役的数量以作为惩罚。如果能够这样做，那些整天不参加劳动却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就找不到地方混饭吃。如果他们找不到混饭吃的地、万，也就只能去从事农业生产。如果连这些一人也都参加农业生产了，荒芜的土地也就必然会被开垦出来了。

    【原文】

    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农无得粜，则窳惰之农勉疾。商不得籴，则多岁不加乐。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裕利。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窳惰之农勉疾，商欲农，则草必垦矣。

    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壹。意壹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

    无得取庸，则大夫家长不建缮，爱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无所于食，是必农。大夫家长不建缮，则农事不伤。爱子、惰民不窳，则故田不荒。农事不伤，农民益农，则草必垦矣。

    【译文】

    政府应该下令不允许商人买粮食，而且也不允许农民卖粮食。如果政府不允许农民卖粮食，那么，即使是懒惰的农民也会去努力耕作，以免没有足够的粮食生活。如果不允许商人买粮食，那么，如果遇到丰年，商人就很难挣到钱，更加没有办法享乐；即使遇到荒年，他们也没有多少利润可图。假如没有多少利润可图的话，商人们就会害怕继续从事这种工作。如果商人们不愿意再从事这种工作，他们就会愿意去从事农业生产。只要懒惰的农民能够努力耕作，并且商人们也愿意去从事农业生产，那么，那些一荒芜的土地就必然会被开垦出来了。

    假如政府下令不允许那些一演奏音乐、表演杂技的艺人们到各地去表演，那么，老百姓在劳动的时候就看不到这些人的表演，在休息的时候就听不到这些人的表演。如果老百姓在休息的时候听不到这些人的表演，精神就不会产生浮荡，如果老百姓在劳动的时候看不到这些人的表演，就能够专心致志于自己的工作。如果老百姓能够专心致志于自己的工作，精神上又不会产生浮荡，那些一荒地也就必然能够更快地被开垦出来了。

    如果政府下令不准有钱的人家雇用佣人为自己干活，那么，有钱的大户人家就没有办法雇人来扩建和修缮房屋，这些一有钱人家所喜爱的孩子和其他的一些一懒惰的人就不得不自己动手劳动，那些指望靠给富人打工来挣钱糊口的人就没有办法养活自己，也就只能去从事农业生产了。

    只要那些大户人家不想着扩建和修缮房屋，农业生产也就不会受到这些事情的妨害。如果这些大户人家所喜爱的孩子和那幽一懒人们也能积极参加劳动，已经开垦出来的田地就不会再次荒芜。只要农业生产不会受到妨害，而且那些原本给别人作雇工的人也能够去从事农业生产，荒芜的土地也就必然会被开垦出来了。

    【原文】

    壹山泽，则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然则商贾少，农不能喜酣夷，大臣不为荒饱。商贾少，则上不费粟。民不能喜酣夷，则农不慢。大臣不荒，则国事不稽，主无过举。上不费粟，民不慢农，则草必垦矣。

    均出余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概。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则余子不游事人，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知农不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

    【译文】

    如果政府独占了山岭和河流、湖泊的开发权利，不允许老百姓在那里从事采矿、打柴、打猎、打鱼的工作，那么，那些厌恶农业生产而又懒惰、贪婪、靠山岭和河流、湖泊谋生的人就没有饭吃。如果这些一人没有饭吃，他们就必然会去从事农业生产，这样的话，荒芜的土地就必然会被开垦了。

    如果政府提高酒肉的价格，加重对酒肉所征的税，让税额比成本高出十倍，这样一来，卖酒肉的人自然就会减少，那么，老百姓就不可能爱好饮酒作乐，各级官员们也就不至于整天沉湎于花天酒地之中，不务正业。如果从事酒肉买卖的商人少了，国家就不至于浪费许多粮食在这方面。如果老百姓不爱好饮酒作乐，就不至于懒于农业生产。如果官员们不沉湎于花天酒地，国家的正常工作就不至于拖延推诿，政府的一切措施也就不会发生不必要的错误。只要国家不浪费粮食，老百姓们也不懒于农业生产，荒芜的土地也就必然能够被开垦出来了。

    政府应该给贵族大家族中那些没有职业的子弟平均地分配徭役，并且按照花名册来役使他们，并提高解除徭役的条件，同时，还要设立管理徭役的官吏，以提供粮食给那些一正在服徭役的人。如果这些一人不可能逃避徭役，想要做大官也没有把握，那么，这些一子弟就不可能投入到权贵们当中，去做他们的爪牙，因此他们一定会去务农。只要这些一人也去务农，荒地必然能够被开垦出来。

    如果政府不允许各级官员们去追求广博的见闻，不允许他们作无谓的辩论，不允许他们无所事事地到处闲逛，尤其是不允许他们在各县闲居游逛。这样的话，老百姓就听不到什么奇谈怪论，看不到种种怪异的能力。只要老百姓听不到奇谈，看不到异能，那么，那些聪明的老百姓就没有办法抛开他的旧业，那些一愚昧的老百姓也没有办法获得知识，而且也不喜欢对学问的学习。这样一来，由于他们没有知识，而且不爱好学习，就能够致力于农业生产。只要那些一愚昧的农民能够积极努力地从事农业生产，那些一聪明的农民也就能够不抛开旧业，荒地必然就能够被开垦出来了。

    【原文】

    令军市无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给甲兵，使视军兴；又使军市无得私输粮者。则奸谋无所于伏，盗输粮者不私稽，轻惰之民不游军市。盗粮者无所售，送粮者不私，轻惰之民不游军市，则农民不淫，国粟不劳，则草必垦矣。

    百县之治一形，则从迂者不敢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过举不匿，则官无邪人。迂者不饰，代者不更，则官属少而民不劳。官无邪，则民不敖；民不敖，则业不败。官属少，征不烦。民不劳，则农多日。农多日，征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

    【译文】

    如果政府规定军营之中不得有女子参与；并且规定军营之中的商人必须自备铠甲及兵器，要求他们密切注视军队的动向，提前作好参加战争的准备；同时，制定办法，使军营之中不得私运粮食。这样一来，各种奸巧的计谋就没有办法隐藏在军营中了；那些偷军粮的人就没有办法将偷来的军粮卖出去；那些运送军粮的人也没有办法私自拖延军粮的运送；那些整天浮荡、懒惰的人也没有办法在军营中游逛。如果能够使那些偷军粮的人无法将偷来的军粮卖出，使那些运送军粮的人不敢私自拖延军粮的运送，使那些一浮荡、懒惰的人不敢在军营中游逛，那么，农民也就不会心绪浮荡，国家的粮食也就不会枉费，这样一来，荒地也就必然能够被开垦出来了。

    如果全国每一个县的政治制度都是同一个形态，那么，人人都会遵从它，即使是贪婪的官吏也不敢玩弄花样；接替的官吏就更不敢变更已有的制度；由于犯了错误而被废除职务的官吏也就没有办法掩盖他的错误行为。如果官吏有了错误行为却没有办法掩盖，自然就不会再出现贪污舞弊的官吏。如果本意贪婪的官吏不敢玩弄花样，接替他的官吏不敢变更制度，那么，官员的数量就可以减少，老百姓也就不会疲于应付给官吏们的供应。如果官吏们不再贪污舞弊，老百姓就不敢随处游荡。只要老百姓不敢随处游荡，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就不至于失败。同时，随著官吏的减少，向老百姓征收的赋税也就不会太多。如果老百姓不再疲于应付给官吏们的供应，他们就有了多余的时间。一旦农民有了多余的时间，并且向他们征收的赋税又不多，那么，他们的工作就不会失败，荒芜的土地必然就会被他们开垦出来了。

    管子

    牧民

    【原文】

    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庙，恭祖旧。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荒，上无量则民乃妄，文巧不禁则民乃淫，不障两原则刑乃繁。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祇山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译文】

    凡是占有土地而役使百姓的统治者，必须抓好农时，保障粮食储备。国家富裕，远方的百姓就会前来归附。土地开垦，百姓方能安居乐业。粮食仓储充足，百姓便知晓礼节。丰衣足食，百姓才懂得荣辱。君主遵守法度，六亲才能团结坚固。“四维”得到发扬，政令才能贯彻执行。所以，减少刑罚的关键，在于禁止奇技淫巧；巩固政权的法则，在于整治“四维”。教导百姓的要领，在于敬畏鬼神、祭祀山川、供奉祖先和尊敬宗亲老臣。不抓好农时，就不可能增长财富；不重视土地利用，就没有充足的储粮。田野荒芜废弃，百姓将会怠惰；君主敛取无度，百姓就要妄为；不禁止奇技淫巧，百姓就会失去节制；不杜绝妄为和无节制这两个根源，刑罚就会日趋繁琐。不敬畏鬼神，小民就不会信从；不祭祀山川，威令就不会广传远闻；不敬奉祖先，百姓就会犯上作乱；不尊敬宗亲老臣，百姓就不会孝敬父母兄弟。“四维”得不到发扬，国家就会灭亡。

    【原文】

    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译文】

    治理国家必须以“四维”为纲领。缺一维国家就会倾斜，缺两维国家就岌岌可危，缺三维国家就会颠覆，四维皆无，国家就会灭亡。倾斜尚可以扶正，岌岌可危尚可以挽救，颠覆尚可以再建，灭亡了就没办法了。所谓“四维”是什么呢？一是礼，二是义，三是廉，四是耻。礼，要求不违反等级制度；义，要求不去钻营；廉，要求不掩饰过错；耻，要求不去干坏事。所以，不违反等级制度，君主的地位就会安稳；不去钻营，百姓就不会弄虚作假；不掩饰过错，行为就自然端正。不去干坏事，就不会滋生邪恶之事。

    【原文】

    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译文】

    政令所以能够推行，是因为它顺应民心，政令得不到推行，是因为它违背了民心。百姓讨厌忧劳，君、王就应使他们安乐；百姓讨厌贫贱，君主就应使他们富贵；百姓讨厌危急，君主就应使他们安全；百姓讨厌无后，君主就应使他们繁衍生息。能使百姓安乐，百姓才能为君主分担忧劳；能使百姓富贵，百姓才能为君主忍受贫贱；能使百姓安全，百姓才能为君、王担当危急；能使百姓繁衍生息，百姓才能不惜生命而效忠君主。所以，依靠刑罚不足以使百姓害怕，凭借杀戮不足以使百姓心服。刑罚繁多，而百姓并不畏惧，法令也就无法推行；杀戮众生，则百姓内心不服，君主的地位也就摇摇欲坠了。因此，如果满足了百姓上述四种愿望，疏远的自然会亲近；如果强迫百姓去做上述四种讨厌的事，那么亲近的也必然会叛离。于是乎，懂得了“取得必先给予”这个道理，便是掌握了治国安民的法宝。

    立政

    【原文】

    国之所以治乱者三，杀戮刑罚，不足用也。国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险阻，不足守也。国之所以富贫者五，轻税租，薄赋敛，不足恃也。治国有三本，而安国有四固，而富国有五事。五事，五经也。

    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谓之过，德薄而位尊者谓之失。宁过于君子，而毋失于小人。过于君子，其为怨浅；失于小人，其为祸深。是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而处尊位者，则良臣不进；有功力未见于国而有重禄者，则劳臣不劝；有临事不信于民而任大官者，则材臣不用。三本者审，则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审，则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则明塞于上，而治壅于下，正道捐弃，而邪事日长。三本者审，则便辟无威于国，道涂无行禽，疏远无蔽狱，孤寡无隐治。故日刑省治寡，朝不合众。

    【译文】

    决定国家太平或混乱的因素有三个，仅仅依靠刑罚是不行的。决定国家安定或危急的因素有四个，仅仅依靠城池险阻是不能固守的。决定国家富裕和贫穷的因素有五个，仅仅采取减免赋税的办法是不足依靠的。所以，要使国家太平就必须注意三个问题，要使国家安定就必须重视四项基础措施，要使国家富强就必须做好五件事情，所谓五件事情就是五项纲领。

    君主要重视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大臣的品德是否与其地位相称，二是大臣的功绩是否与其俸禄相称，三是大臣的能力是否与其官职相称。这三个根本问题是国家太平或混乱的根源。所以，在一个国家里，对于那些德义未明于朝廷者，不能随意加官进爵；对于那些功绩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显现者，不能随意给予优厚的俸禄，对于那些一主持政事而失信于民者，不能随意任命为高官。那么，德行深厚却被授予卑贱的地位，这种做法称之为有过，而德行浅薄却被授予高贵的地位，这种做法称之为有失。宁愿有过于君子，不能有失于小人。有过于君子，带来的怨恨浅；有失于小人，带来的祸害深。因此，在一个国家里，有德义没有显露于朝廷者，却处于尊位，那么，贤良的大臣就不再进取；有功绩未在全国显现的，却享受厚禄，那么，有功之臣就得不到鼓励；有主持政事而失信于民者，却做了大官，那么，有才能的大臣就不会被重用。如果对这三个根本问题能够加以重视，臣下就不敢妄求，如果对这三个根本问题不能加以重视，奸臣就会上通君主，宠臣就会篡取政权。如此这般，君主就会耳目闭塞，政令就不能下达于民。正道就会被抛弃，邪事就会日益滋长起来。所以，只要审察好这三个根本问题，宠臣就不会篡权，道路上就不会有禽兽横行，与官方疏远之人就不会蒙受不白之冤，孤寡无亲之人也就不会隐藏其心中的冤屈了。这便称之为：刑罚减少，政务精简，朝廷也就无需再召集大臣议事了。

    【原文】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二曰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三曰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此四固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众，国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国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国之危也；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则操国得众；见贤能让，则大臣和同；罚不避亲贵，则威行于邻敌；好本事，务地利，重赋敛，则民怀其产。

    【译文】

    君主要谨慎从事的基本措施有四项：一是对懂得大的道德却不行仁义者，不能授予国家大权；二是对见到贤人却不能谦让者，不能使之处于尊贵的地位；三是对执掌刑罚却徇情枉法者，不能让他统帅军队；四是对不重视发展农业，不重视地利，却轻易加征赋税者，不能让他做地方的长官。这四项基本措施，是国家安危的根本。所以说，卿相得不到众人的拥护，必将危及国家；大臣不能够齐心协力，必将危及国家；军队统帅不能使士兵畏惧，必将危及国家；百姓不怀念其劳动和生产的土地，必将危及国家。因此，懂得大的道德，并能行仁义者，可以掌握国家大权且能得到众人的拥护；见到贤人能谦让者，可以使大臣齐心协力；执掌刑罚而不徇情枉法者，可以威震邻敌；重视发展农业，重视地利，重视赋税的适度合理者，百姓才能够怀恋其生产和劳动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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