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大观》
一
我父亲有将儿子脱光了衣裳赶出家门的习惯，我的几个哥哥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五岁的时候我曾亲眼见过父亲将家里的老七叫到南屋，也不训斥，只一味地让脱衣服。隔着窗户，我听见父亲压低着声音愤怒地命令老七，你脱！你给我脱！
老三说老七犯了大错，原来老七偷偷给柳四咪往南京写过几封很缠绵的信，柳四咪是谁？柳四咪是我的大嫂，那些信被我大哥翻出来送到了父亲手里，小叔子迷恋嫂子，太荒腔走板，难怪我父亲生气。
谁都不敢进去劝，依着父亲的脾气，劝解者的下场不会比肇事者好到哪儿去。遇到这样的事情，我的母亲是从来不往里搀和的，对儿子们的“遭难”，她采取的是置若罔闻，不予理会的态度。这中很大原因是这些儿子都不是她的亲生，我的大哥和她同岁，就是下边的几个年龄也比她小不了多少，儿子们叫她“娘”，是客气多于亲情，母亲知道自己在家中的角色，在分寸上拿捏得很准确。父亲极少在家里出现，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头游历，严格说他老人家实在不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他的儿女们大多在他无为而治的状态下成长起来，他的教子方针却又是无为而无不为，一旦他因为哪件事生了气，动了真格儿的，那结果是百分之百的不妙，对儿子们来说就十分的悲惨。
父亲从来不对女儿们发脾气，他把对女儿们的教育交给了母亲。
我还记得，那天老七是光溜溜地从南屋出来的，父亲对老七教育得十分彻底，连裤衩也扒得精光，绝对的一丝不挂。时已立冬，老七光着屁眼子在院里站着，三十岁的老七这时候谈不上一点儿尊严了，他簌簌抖着，低着头面朝着影壁，背负着从各屋窗帘后投出的同情、怜悯，也有幸灾乐祸的目光。父亲不依不饶地还将他往大街上赶，老七无言地抗拒着，他知道，走出家门将是光天化日之下的现眼，将是把脸丢到大街上的无可挽回，不唯是老七，老大、老二、老三们都是如此，大门内北墙的影壁是他们所能承受的羞辱底线，再不能朝前走了。父亲也不糊涂，把儿子赶到影壁处也就适可而止，不再硬逼，过与不及皆罪也，掌握火候是十分重要的。
母亲一下没拢住，我从屋里蹿出来，来到光屁股的老七旁边，老七立刻用双手将他不便之处捂了。
我说，嘻嘻……
老七一脸尴尬，低声呵斥，滚！
我说，我看见你的屁股啦！
老七满脸通红，还是让我滚。
母亲远远地站在台阶上叫我，让我进屋去，说要跟我玩翻绳。我不去，翻绳哪里有浪里白条一样的老七好看，那条绳子随时可以翻，光屁股老七却不是随时可以见的，我不会轻易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母亲不便过来，他们之间有条越不过的沟，我相信，母亲要是老七的亲妈，她早就跑过来了，可惜母亲不是。
我围着老七不断地走动，好奇又无耻，这把老七弄得很不安，他对我龇牙咧嘴，一门心思全为了对付我，早已忘了正屋里老虎一样的父亲。小北风刀子一样地刮着，出外觅食的老家贼们叽叽喳喳地飞回来了，钻进了房檐下头的窝，我围着线围脖，戴着线帽子，站在影壁前感受着傍晚的美好，在看老家贼们回家的同时更想看的是老七如何下台，也就是这出光屁眼子的戏如何收场。
掌灯的时候，父亲穿着大衣要出门，母亲问父亲到哪儿去，父亲说上吉祥听戏，吉祥上演程砚秋的《三击掌》。我说我也要看《三击掌》，父亲说，走！就拉上了我一块儿往外走，走过老七身边，父亲不屑地哼了一声，我也学着父亲哼了一声。
事后我才知道，父亲的离去是给了老七一个台阶，父亲前脚走出家门，老七后脚就像兔子一样逃回后院，动作之敏捷，之快，一反他粘稠的性情，用看门老张的话说是“一道白光，倏忽不见”，可惜这样的精彩我没有看到。
二
父亲没领着我去看什么《三击掌》，而是三拐两绕地来到了北新桥箍筲胡同的王阿玛家。王阿玛叫王国甫，外人叫他王三爷，父亲叫他“FOX”，我问过父亲王阿玛为什么是“FOX”，父亲说“FOX”是“狐狸”，他们的同学都管王阿玛叫“FOX”，王阿玛善于变化，在球场上踢中锋，狐狸似的狡猾，变幻莫测的球技把对方整得眼花缭乱。父亲和王阿玛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同学，两个人都是戴着大清的长辫子出去留学的，用现在的话说应该是公派出国，两个人进的都是文学部，王阿玛学的是经济理财学科，我父亲学的是古典讲习学科，不在一个教室上课却在一个寝室住宿，属于莫逆之交。而我之所以能记得王阿玛叫王国甫，是因为“国甫”和“果脯”同音，一看见王国甫就想起绿青果、红海棠、黄蜜枣、白瓜条，那些鲜艳无比的蜜饯来。也的确，王阿玛的家里老存有果脯，那些果脯放在一个白玻璃瓶子里，瓶子的形状是个硕大的苹果，这个玻璃苹果是王阿玛的儿子王利民从法国带回来的，捷克出产，十分漂亮。
王阿玛家的院子里有西洋式的喷水池也有中国式的金鱼缸，屋里有楠木太师椅也有意大利皮沙发，给人的感觉是中西合璧，舒服无比，却又不伦不类。
一到王家，父亲就像礼物一样把我交给王太太，王太太坐在轮椅上，会惊喜地搂过我说，丫儿又长高了。
王太太长得很漂亮，六十多了还是很精彩，抹着红唇，描着眉毛，烫着头发，戴着亮闪闪的耳坠子，比我的母亲时尚。母亲说王太太是游历过外洋的，外国话说得顺溜，不打磕绊，非一般京城老娘们儿能比。我特别欣赏王太太那曳地的长裙和身上那条光影闪烁的披肩，那披肩也是来自法国，是王利民送给他妈的礼物。我就想，这个王利民很是有眼光，他知道什么好看什么不好看，知道该给女人送什么样的东西，不似我的父亲，下了一趟南洋，给我母亲带回一盒子吕宋烟，而我母亲根本就不抽烟，结果还是照顾了他自己。王太太的披肩柔软细腻，有精美的绣花，我将披肩抓在手里，爱抚地摩挲，毫不掩饰自己的贪婪和妒忌。王太太说，丫丫要是喜欢将来我就把它送给丫丫。
我问将来是什么时候，王太太说就是她死的时候。我当然不好意思问王太太什么时候死，不过我知道，王太太膝下无儿无女，这条披肩她不给我也没人可给，包括她的亮耳坠子和玻璃苹果，将来肯定都是我的。
父亲不让我在王太太跟前提她儿子的话，王家避讳这个话题。
但是我希望，将来我也能有一个王利民一样的儿子。
王太太只能关照我，王家真正陪我玩的是他们家的洋狗瑞伯，瑞伯是只尖嘴大狗，搁现在的话叫苏格兰牧羊犬，简称“苏牧”，依王太太的话说，瑞伯是她的老儿子，除了不会说话，什么都懂。瑞伯有些小心眼，看见王太太抱我就很不高兴，使劲往王太太怀里拱，还拿后腿踹我。背过王太太它就朝我龇牙，喉咙里呜噜呜噜的，非常不友好。我对这个长毛的“小儿子”自然也没多少好感，把玻璃苹果里的吃食很夸张地往嘴里填，馋得“小儿子”原地转圈。
在我和瑞伯周旋的时候，父亲就跟王阿玛聊他们在日本学校里的事，他们说到因为输球，宿舍的寮长将他们全体扒光了赶到雨地挨浇的情景，看得出这个话题让他们都很兴奋，两个人仰着脑袋哈哈大笑，王阿玛头上的睡帽笑到了地上，父亲的胡子上着着实实地挂了一条鼻涕。可以想见，十几个大小伙子光着屁眼子在雨地里站成两排，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实在是一种让人记忆深刻的风情，这个惩罚绝对比训斥到位，以至于都成了老头子了，两个人还在津津有味地絮叨，还在为此而欢乐。后来父亲给王阿玛学说扒老七衣裳的事，历数老七的不是，王阿玛开始还咯咯地笑，不知怎的忽然就不笑也不说话了。
王太太用手拍打着她的“小儿子”对父亲说，四爷，您千万别介，别介……
父亲说我们家的几个儿子都不争气，没有血性，硬是怎么赶，也赶不出家门。
王阿玛说，真赶出家门就麻烦了！
三
我回来跟母亲说，父亲扒哥哥们的衣裳是跟日本人学的，他在日本大学里就被扒过，箍筲胡同的王阿玛也被扒过。母亲说，父亲扒儿子的衣裳不是跟日本人学的，是跟唐朝的王允学的，王允的女儿王宝钏抛彩球击中薛平贵，王允嫌贫爱富，逼女儿退婚，王宝钏不允，王允便让女儿将身上的衣裳脱了，再不要进王家的门。说到这儿，母亲学着王宝钏唱道：“上脱日月龙凤袄，下脱山河地理裙，两件宝衣来脱定，交与了嫌贫爱富的人。”
我不敢恭维母亲的唱腔，跟我们家的人比，母亲的戏曲水平属于朝阳门外平民市场唱落子的档次，“小老妈儿在上房打扫尘土嘛嗨嗨，扫完了东房扫西房……”母亲唱这个还行，唱《三击掌》的王宝钏，没板没眼，还时时地跑调。母亲没文化，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她当然不知道什么是FOX，什么是中锋，也不知道捷克和法国在地球的哪个角落，甚至搞不清楚父亲留学过的东京帝大是不是由日本皇上来主事。母亲活得有些糊涂，想来也凄惨，嫁了比她大二十岁的父亲这件事本身就够委屈的了，更何况父亲在事业上一无所成，整天扯些个没有用的咸淡，今天考证个版本，明天作一首唱和诗，全是不能当饭吃的勾当，家里的老底眼瞅着日日渐空，父亲甩手出去云游，半年不归，家里只好全靠典当过日。父亲对家境的每况愈下也不急，说他自从进入“古典讲习学科”的那天起就断了升官发财的念头，就注定了这辈子要跟枯燥的古旧书本打交道，越是这样便越是对了。
相反，学经济的王阿玛回到国内却是大展宏图，他的眼光和魄力，他的善变和灵动，再加上他曾经搞过洋务的父亲的佐助，没有几年便成了京城的工商大亨。我是在二十一世纪研究老北京工商史的时候才重新认识王国甫这一人物的，史料的记载使我见识了这位老人的另一面，这是一个不为我熟识的王阿玛，一个崭新的王阿玛，一个所走道路和我父亲完全不同的王阿玛。
我也明白了父亲扒儿子们的衣裳，为什么会适可而止。
父亲和王阿玛学成回国的时候，宣统还在皇帝位子上坐着，我的祖父刚刚过世，依着惯例，父亲承袭了祖父镇国公的称号，代降一等，被封为镇国将军。镇国将军是不用上班的，不多不少的俸禄也按时拿着，这就注定了父亲的闲适无为，注定了他在事业上没什么大出息。王阿玛回来，理所当然地接管了他们王家的产业，京津沪三处叫做“和瑞祥”“锦瑞祥”“长瑞祥”的大绸缎庄。
中国的丝绸锦缎一直是宫廷服装的主打，千百年来几乎无多改变。自光绪以来，“和瑞祥”的料子几乎四成供应大内，所以“和瑞祥”的料子采办得就考究、精细，集中国南北之精华，非其他绸缎庄能比。
我们的老祖母在做姑娘的时候和端康太妃是朋友，太妃闷得慌了，就将祖母召进宫去“陪着说话儿”，祖母进宫有时半日便回，有时一住半月。有一回，祖母从太妃处回来，捎回两匹洋布，说是太妃的赏赐，原来洋人将洋布送到了宫里，送到了太妃的眼皮底下。祖母说洋人的布料轻柔、精美，淡青、嫩绿、桃红、淡紫……比国产的漂亮。她一直以为中国的缎子是最好的，苏杭江宁，供着北京，供着宫里，几十辈子传下来的，没想到，跟外国的东西一比就不行了。这颜色，怎么染上去的？这质地细得跟云彩似的，轻得一点儿分量没有。祖母说，洋商人除了棉布还有呢子，羊绒呢子。但是大清国的人从来不穿呢子，它倒可以做轿子，防水。洋商人说了，棉布和呢子可以染成各种颜色，说他们国家的印染业是最发达的。
我的第一个母亲瓜尔佳那时还活着，她欣赏着祖母带回的布料说，中国布上的花都是绣上去的，还没见过印的呢。又问洋人干吗往宫里送这些料子，祖母说他们要通过朝廷，从各口岸大量进口这些料子，给中国人穿。大家都说这样的料子一定很贵，祖母说比中国的便宜多了。瓜尔佳说，那洋人不是亏了吗？漂洋过海地运过来，纸似的卖出去，他们图的是什么？
祖母说，他们为的是友好，和大清国的友好，他们热爱大清的朝廷和百姓。
瓜尔佳母亲说，话说得不错，可洋人的心思总让人揣不明白。
祖母将太妃赏赐的花布赏给了即将出世的长孙“做小衣裳”，瓜尔佳母亲肚子里正怀着我的大哥。
父亲多了个心计，将其中一匹抱到了箍筲胡同他的同学那里。
新上任的“和瑞祥”老板王国甫在管理上比他的父亲多了些手段，提出了明码标价，以货盈人的经营原则，“货不压库利自生”，在采取薄利多销方针的同时，对店员管理也学日本的办法，“号规”严明，即“和瑞祥”的店员一律要剔光头，穿长衫，不许吃生葱生蒜，不许吸烟喝酒，上班身上不带钱，不许结交不三不四的朋友，工作时间不许会客，亲戚朋友来购物必须由其他店员接待，本人买商品需开具发票，经别人检验才能拿出店门……在新掌柜的经营下，“和瑞祥”的影响很快迅速扩大，顾客盈门，生意红火。盈利比在他父亲手里时翻了一倍。父亲到箍筲胡同王家时，王阿玛正坐在院子里选布样，父亲将带来的花布给他看，王阿玛仔细地审视花布，说是英国莱尔兹纺织厂的出产。父亲说，都是棉花织出来的，人家的怎就这么精美，甭说摸，看着都让人舒心。王阿玛说，机器先进，工艺精湛，咱们比不了，咱的布还是窄面手织布，印花也简单……说着，拿过旁边的布样让父亲看，说这本是英国毛呢，那本是丝纺样。
太阳光底下，那些布样一本比一本漂亮。
王阿玛说，下个月他准备在上海和北京两个铺子分别进30匹英国色布和丝绸，看看行情再说。父亲说这样便宜的料子30匹进得少了，王阿玛对父亲说，四爷，我是想……买布不如买机器，中国的棉花不比英国的差。
父亲说，你要办工厂！行吗？办厂子得要钱，要机器，要地盘，要人。
王阿玛说，中国除了机器没有，其他都不缺。
四
王阿玛从商业转到了办工厂，那时候流传着一句很时髦的话，叫做“实业救国”。
王阿玛聘了我父亲当生产总监。想的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父亲与王阿玛虽不是兄弟和父子，却有着一同光屁眼子站雨地的交情，这样的交情就是真的兄弟和父子也未必能演绎得出来。
“生产总监”一听这名字就有些大而化之，父亲的“生产总监”如同他的“镇国将军”一样是飘浮在半空的，以着父亲那散淡的文人性情，能干得好这差事才是见鬼。父亲从担任“总监”到卸任，他根本也没闹清楚织布是怎么回事，狗看星星似的在车间里瞎转。
王阿玛的工厂在南城，据说很有规模，父亲回来跟家里人说，王三爷厂里的机器轰隆隆响，白布哗哗地，水似的往前流，工人带着白围裙，干净，精神，跟洋大夫似的，都是跟外国学的。祖母说跟洋大夫一样干活的工人她还真没见过，想必三爷挣的钱也一定哗哗的，水似的……
王阿玛一连开了三个织布厂，没几年又开了火柴厂，火柴厂的名字叫“丹枫”。“丹枫”是王阿玛在日本念书时发表文章用的笔名，从根上论，这个名字还是我父亲给取的，取自他们宿舍寮窗户外头那棵枫树，树一到秋天就火红火红的，很是惹眼，用在火柴上也很合适。有了数家工厂，王阿玛阔起来了，娶了留洋的太太，生了重八斤半的大儿子，给儿子取名叫“利民”。父亲说这孩子的名儿像个口号，不像人名，王阿玛说孩子将来也要像他一样，利国利民地干实业，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
袁世凯当上了大总统，正月的时候，王阿玛过来接我祖母上“吉祥”听戏，接祖母的是辆洋马车，马车零件锃光瓦亮，紫红大绒的弹簧坐垫是北京头一份，马是洋的，高大威猛，昂着头，凡人不理地骄傲着，赶车的穿着洋制服，挺着小腰坐在车前头，细看竟然是金发碧眼的洋人。看到这阵势，我们家看门的老张惊奇得嘴也合不上了，说他进北京几十年，头回看见这么好的车，比醇王府的马车还气派，他问王阿玛车是打哪儿弄来的？王阿玛说，跟洋机器一块儿进口的，我东西南北城地跑，没辆好车不行。
老张问那个赶车的洋人是不是跟车一块儿进口的，王阿玛说是他上租界里雇的，这年月，只要有钱，鬼都能给你守门。老张说，明儿个我撺掇我们老爷也弄俩洋人来当门房，保准有人来看稀罕。
王阿玛说，你还不如弄俩猴来呢……老太太出来了，不说了。
王阿玛扶着我的祖母上了车，那是我祖母有生以来头回坐洋马车，老太太回来说，看的戏是《三击掌》，罢了，行头陈旧，演员也不卖力气，扮王宝钏的太胖，腰粗得像桶，一脸的褶子，没踩跷，一双大脚片子在台上踢出一溜烟尘，远不如国甫的马轻便，不如看赶马车的小洋人儿舒坦。国甫的马车不是在跑，是在漂，坐在上头悠悠地，北海的金鳌玉栋一闪就过去了……
看来，矜持的祖母对王阿玛的马车记忆深刻。
王阿玛是商人，是FOX，在他的鼓动下，我们家以祖母为首，女眷们大都用私房钱入了王家工厂的股份，连看门老张也随大流入了两股。祖母和老张入的是火柴厂的股，祖母出了一千块大洋，老张出了十块，他们认为，火柴家家都得用，谁家不笼火点灯抽旱烟，那些火镰纸捻到底不方便，洋火的用途广泛极了。
转过年，祖母已经不能坐着王阿玛的洋马车到“吉祥”听《三击掌》，她老人家病得起不来炕了。王阿玛站在祖母的病榻前说，老祖宗，您好了我用车拉着您上妙峰山烧香去！
祖母说，上妙峰山上下辈子的事啦，看你这么喜幸，今年又是大赚钱了吧。
王阿玛说，老祖宗，托您的关照，不是我大赚了，是您也大赚了，我那个“丹枫”是股份制，咱们大家伙都赚了。
祖母问王阿玛，她赚了多少。王阿玛说，翻了四倍，一千大洋变了四千。祖母说，四千好，是个整数，用它来发送我大概是够了……
王阿玛说，您这是要撤股哇！
祖母说，不撤股我还能陪你玩一辈子？
没过几天，祖母死在冬至的早晨。真真应了她老人家的话，连请和尚、喇嘛念经带出殡，不多不少，整整用了四千块，老太太算计得准。
五
满街的洋布，一夜间突如其来，袭击了北京的角角落落。小贩们在吆喝，便宜咧，便宜咧，洋布洋绉洋呢子，大枚五尺，买花洋缎，白送青呢子二尺啊！
大姑娘、小媳妇们围着布摊抢购。我们家看门老张也加入了抢购行列，抱着呢子和花布从人堆里钻出来，照直了往家跑，进了门就嚷嚷，简直就是白捡哪，洋人傻，不会算账，他们哪儿精明得过咱们啊。
父亲训斥老张，哎，你跟着起什么哄？
老张说这样的料子给他唐山的媳妇捎回去，他媳妇准得傻眼，娘们儿家哪儿见过这个，这样的布天上的七仙女也织不出来！
正巧王阿玛到我们家来，看见老张手里的布说，老张，你也买这个……
老张说，便宜呀，三爷。您“和瑞祥”的缎子是好，半块大洋一尺，除了有钱人以外，家常的没个大穿头，这多实惠。
父亲说，国甫，我看这卖洋布的不是个好买卖，这些人是疯了。
王阿玛脸色铁青，说不出一句话。老张拿着几块料子过来说，三爷，您是开绸缎铺的，您看看这洋绉，比咱们北京的元青染得好多啦，色多正。
王阿玛看了老张手里的布料说，唉，比不上人家呀，咱们的杭绸、湖绸是好，就是经纬线头泡，一毛一大片。
老张说，三爷，您织布厂用的机器不也是外国买来的吗？
王阿玛说，机器也分好坏，我那些洋绉虽然也是双梭加重，到底不如人家发展得快，工艺好。
说着拿过老张手里的一块雪青料子说，比如这个，它经线是雪青，反过来纬线可是蓝的。咱们的里面都一样，边也不如人家的齐整。
老张说，那您改呀，随着他们改。
王阿玛说，改？再怎么改，我再改也比不过他们的连扔带卖呀。
一晃几年过去，王阿玛的“和瑞祥”不得已放下了架子，向推车卖浆者靠拢，把布匹压到了最低价，有些大路品种，比如阴丹土林布、安安蓝布、名驹青布、大星青布和雁塔白布都是按进价销售，等于就是赚个热闹。客人进铺子买布还赠送手巾、画片、小手绢，就这也是十分的不景气，偌大个铺子，有时候一天进来六个顾客。与此同时，织布厂生产更是大溜坡地往下滑，成匹的布堆在仓库里，让耗子做了窝。
王阿玛不甘心，把儿子王利民送到法国去学纺织，想的是儿子学成归来，成为纺织精英，为王家的事业大展宏图。
如果说一向大而化之的父亲这辈子还干过什么实事的话，就是给他的同学认真地为织布厂做了一个调查，这也没辱没了“生产总监”的称号，没亏待数年从织布厂领的薪水。
父亲用考证版本的认真态度给王阿玛递交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说王阿玛的三个织布厂平均的亏损率是45%，其中南城的盛义厂最为严重，76%，照这样下去，再用不了半年，三个厂子就得宣告破产。王阿玛虽说是学经济的，有着中锋的灵活却缺少后卫的沉稳，对政治的热情往往忽略了经济，在某种程度说王阿玛并不比我的父亲清醒多少，一听说他的盛义厂亏损76%，急了，拍打着报告冲我父亲喊叫，你计算得不准确，76%！合着它什么也不生产，就是在那儿一天天耗费！
父亲说，主要原因是积压，外国洋布对咱们的冲击太大，英国人、日本人，几个国家都在江南建了纺织厂，用咱们自己的原料，生产出来的布再卖给咱们自个儿，门也没出就把钱赚了，现在连军队的军服用的都是洋人工厂出的洋布，把咱们挤对得只剩下了4%的市场，而且这4%随时有可能丢。
王阿玛还不信说，形势真有这么严峻？
父亲说，形势就这么严峻。产得多，赔得多。
王阿玛问有什么补救办法没有，父亲说没有。王阿玛让父亲再帮他好好想想。父亲说有一条谁都不愿意走的道，就是大量裁人，像盛义厂索性关门，其余厂裁掉60%到65%工人，使生产呈半休眠状态，维持最低量生产，以待将来恢复生机。
王阿玛说，它要是恢复不了生机呢？
父亲说，那就是死。
王阿玛吟沉半天说……织布厂休了眠，就意味着我的工人都失了业，辞掉65%……这……
父亲说，现在你也别说实业救国这一类的话了，你救不了国，你连你的65%都救不了。
王家太太来我们家串门，在我母亲跟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那时候我母亲刚刚过门，还是新媳妇，见王家太太哭也陪着掉眼泪，心里寻思王家真要破了产，不如让父亲把他们接我们家来，就是喝粥也是有我们一碗就有王家一碗。王太太走后，父亲笑话母亲的小家子心态，说王家不是平民市场卖炸开花豆的小贩，说赔就赔个精光。母亲问王家的工厂是不是真如王太太说的，到了要关门的程度。父亲说，他们要真能关门就好了。
母亲说，刚才王太太说了破产的话，真破了产，他们不会沦落到大街上要饭吧？
父亲说，要轮上他们要饭，全中国百分之九十八的人都得饿死。织布厂受洋人挤对，不景气，他们还有火柴厂呢，一个丹枫火柴公司的利润，抵得上三个织布厂。
母亲说，那王太太还哭什么呢？把我吓得以为天要塌下来呢……
六
什么儿女，都是冤家对头！
这是句气话，每当我们惹母亲生气的时候，这句话就由母亲嘴里冒出来。王家后来发生的事情，进一步验证了母亲这句话的真理性。
王家出国留学的王利民在法国待了不到半年就跑回来了，据我大哥说，这小子到了法国从来就没进过学校门，成天举着牌子在法国街上游行，纠着一帮人在下旮旯里开会，连法语的字母也念不下来……王阿玛对儿子的突然回国自然也是万分的不满意，跟我父亲说，指望着他好好学本事，回来干番事业，使工厂起死回生，救民于水火……他倒好，自动退学，一拍屁股回来了！放着好好的道不走，他要回来干革命，革命能当饭吃吗？这哪儿是我的儿子！你说他随谁？随谁？
父亲说，回来也好，回来您身边有个帮衬，儿子不要多，管用就好，我们家七个儿子，呼呼啦啦在跟前围着，都是攮糠的货，提拉不起来，推搡不出去，照样让人烦心。
让王阿玛没想到的是，从法国回来的王利民竟然站到了他的对立面。
北京市成立了总工会，工会的任务是要组织工人和资本家展开斗争，争取工人的合法权益。要提高丁人的觉悟，让工人们认识到，工会是工人自己的组织。北京几个大厂互相之间加强了联系，定期举办职工训练班，培养工运骨干，推动工运进一步开展。王利民是工会夜校的教员。
王利民到我们家来过，戴着格子呢帽，穿着格子呢坎肩，披一件格子呢大衣，高挑的个，清瘦的面孔，跟王阿玛长得很像。王利民跟他父亲不同的是说话爱用反问的语气，爱打手势，喜欢一边说话一边在屋里走来走去，没有一刻停歇，像关在笼子里的狼。我的哥哥们不喜欢王利民，说他聪明外露，对世界的认知属于那种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阶段，我父亲也不喜欢他，说他太过浮躁，总之王利民在我们家很没有人缘，能跟他说到一块去的只有我的母亲和看门老张，他们说王家的儿子比他的爹随和，心地善良，不摆谱。
父亲从工厂回来说，盛义布厂职员的办公室成了王利民纠集工人聚会的场所，把好端端的办公室变成了乌烟瘴气的“穷杂之地”。有王利民撑腰，工人们进入办公室就显得理直气壮，动辄便进来找小王“谈事情”，说话直门大嗓，随便地抽烟放屁，动作也很夸张，全没了规矩。王利民跟他们勾肩搭背，装得很“普罗”，商量事情也不避讳职员们，所谈内容只有一个，就是如何跟他的父亲作对。
三个厂，八个车间，二十六个小组，推举了十名代表，除了有一个因为昨天机器压了手没来，九个都齐了。王利民就跟他们商量反对裁员，反对减薪的策略，说工厂是大家的工厂，大家吃饭穿衣，养家糊口，都跟工厂牢牢地系在一块儿，劳工神圣，厂子里的事情应该是工人说了算，不是资本家说了算……
我父亲坐在旁边听，心里很不是滋味，裁员减薪的主意是他给老同学出的，因为这个给他的同学添这些个麻烦，他觉得很对不住老同学，就偷偷把老同学儿子的情况告诉了老同学。用现在的眼光看，我父亲应该是个地地道道的工贼，资本家的忠实那个……有关这段经历，解放后父亲从未谈及过，虽然他老人家成了新中国的知名人士，成了德高望重的学者，毕竟有过这样的不光彩。亏得父亲在“文革”前就过世了，否则“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压在他头上是一点儿不冤的。
那阶段，北京不但织布厂，造纸厂、发电厂什么的，工人都在闹腾，北京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反对裁员，举行罢工。
全北京电车停开，电灯不亮，连卖豆腐脑的也罢了市！
资本家要和工人代表谈判。
王国甫自然也要和王利民谈判。
王阿玛和织布厂的工人代表谈判的地点就在盛义厂。工厂大门里，太阳光底下，两张桌并成一个长条，一边坐着王阿玛，一边坐着以王利民为首的工人代表们。王阿玛觉得很别扭，对王利民说，有话咱们到家里说，到办公室说，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
王利民说，这里很PRO（英语简略，“大众”意思），也很透明，这是再好不过的谈判地点。
王阿玛说，我跟你，在这儿……我还是不习惯……
王利民说，我跟您，现在不是父子关系，我的背后是一千多工人，我是工人的代表。
王阿玛说，这么说你跟我是对立的了？你现在翅膀硬了，敢跟我对立了！我揍你个小兔崽子！
工人代表们不干了，他们高喊，反对资本家侮辱工人代表！
父亲回来跟我母亲学说白天谈判的经过，我们家的人听着都觉着新鲜，老张在旁边说，儿子跟爸爸对立了，这世道什么事儿都有。
母亲无奈地摇摇头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王阿玛怪可怜的，下棋两边的子儿还一样多呢，这倒好……
老张说，这是老虎棋。老虎一个，羊一大群。这不是谈判，是逼宫！
母亲说，有话好商量，都是一家人，翻过来姓王，调过去还姓王，王阿玛是咱们家多年的老朋友了，父子真闹僵了，掰不过来更麻烦。母亲让父亲找市面上的“说和人儿”去劝劝，母亲认为“说和人儿”调解这些事比较有经验。父亲说那个王利民放话了，这不是他们爷俩的事，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母亲说，那他们能不能不斗争？
父亲说，好像不能。
母亲问谈判的结果怎么样，父亲说条件不少，主要是不许王阿玛单方解雇工人，裁减工人必须通过工会，还要保证工资按时发放，不得无故拖欠、减低……母亲说，人家提得也在理。
老张说要按这些条款，他早应该罢工，我们家已经拖欠了他半年多的工钱了，打过了八月十五父亲就再没给他开过薪水。父亲说，工厂是工厂，家里是家里！
老张说，它道理一样不是。您欠我工钱，我是看在三太太（我母亲）份上，没跟您计较罢了。
厨子老王也过来凑热闹，插进话说他也得跟父亲要工钱，他的工钱欠得比老张还多，好几次哥儿们过生日，上面铺买寿面还是他垫的钱。父亲说，我怎么觉着咱们也在这儿下老虎棋呢，是不是咱们也并两张桌子，我坐这头，你们坐那头？
工厂谈判完了，王阿玛没回箍筲胡同，上了我们家。进门来，脸色十分不好看，也不理视老张的寒暄，照直奔了后院父亲的书房。母亲知道王阿玛心里不痛快，告知我们家的孩子们，谁也不许嚷嚷，不许闹，不许往后院跑，连我们家的胖狗阿莉也被拴了起来。
母亲进去送茶，听见父亲在问他的老同学，签字了？
王阿玛说，签了。
王阿玛的眼圈红了，父亲拍了拍老同学的肩没有说话。母亲知道，在与儿子的较量中，王阿玛是输了。数十年后的北京工商史记录这次运动说，“罢工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锻炼了工人阶级，打击了资产阶级的嚣张气焰”……
对这次罢工，在我们家族中还有着额外的记忆，就是那天晚上，王利民陪着他的妈来到我们家，接王阿玛回家。母亲回忆说，那天王阿玛在饭桌上几乎没话，只是一杯一杯喝闷酒，菜也没吃几口。王阿玛喝得脸色煞白，酒气全走了心，别人也不好拦。
王利民进来刚叫了一声爸，就被王阿玛抽了一个嘴巴。我父亲没拦，王太太也没拦，都觉得王利民白天做得有些过分，教训教训这小子是应该的。王利民捂着脸站在他父亲对面，窘得说不出话。半天，王利民说，爸，我知道您有气，有时候我们必须做出牺牲。
王阿玛说，我的牺牲够大了，不但是工厂，我连儿子都搭进去牺牲了！
七
没过多久，王阿玛家里就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使王家的境遇彻底发生了改变。
应该说，王家丹枫火柴厂的生意一直在赚，由原来的年生产2500万包扩大到了4000万包。我们家最关心火柴厂生产的是老张，几乎是见天在算他那十块钱的本金，这些年翻来翻去变成了多少，他不止一次对母亲说他投到王阿玛厂里的十块钱是母的，会下小钱，那十块钱在王三爷的钱窝里滚，跟滚元宵似的，越滚越大，怕有几百块了。是我们家老祖宗英明、有远见，老祖宗那时候就知道，仗再怎么打，世道再怎么乱，火柴厂是永远不会亏本的，老百姓离了什么都行，离了火柴不行，你总不能让人再回到钻木取火的年代去吧，人但凡往前迈了一步，你让他再退回去，是万万不可能的。
父亲让老张给王阿玛送去他从日本带回来的“纳豆”，纳豆是日本饭桌上极普通的一种吃食，是一种发了酵的熟黄豆，黏糊糊，臭烘烘的，用稻草包了，捆扎成一个个小包，吃的时候挑在碗里佐以酱油和芥末，使劲搅动，成为一种粘稠的糊。父亲和王阿玛都喜爱这口，就跟有些人喜好臭豆腐一样，不吃还难受，上瘾。纳豆制作工艺复杂，过与不及都不行，受发酵时日的限制，带到中国就显得很珍贵。我们家的人每当见父亲用筷子折腾那面目甚不清爽的纳豆时，都用手捂了鼻子，不愿正视，父亲却说，越吃越香哪！给谁谁不吃，母亲吩咐，连父亲吃过纳豆的碗也要单独刷洗，承受不起那臭。
父亲得了纳豆自然要和老同学分享，让老张坐洋车到箍筲胡同去，火速递达，免得过了火候。老张乐得办这件差事，他唐山老家的儿子定了亲，正想找王阿玛把他火柴厂的股抽回来，给儿子盖房。
老张到王家送了纳豆，磨磨蹭蹭地不走，没话找话地搭讪。王阿玛问老张是不是还有事，老张不好意思地问他现在在丹枫厂里有多少股了。王阿玛说这得让管账的算，就叫来了管账的老张。管账的老张给看门的老张一算，说看门的老张几年来在丹枫已经有了237股。看门老张问237股是多少，王阿玛说不少了，在北京买三间南房够了。看门老张按捺不住喜悦说，三爷，我得谢谢您。西洋的规矩也不都是坏的，搁到厂子里，钱就能生钱，它就成活的了，比我辛辛苦苦看门强。
王阿玛说，老张，你来不光是问我股份的吧？
老张很张不开口地说，乡下儿子要娶媳妇，我想拿这钱盖房……您刚才说在北京买三间南房都够了，要搁在我们乡下，盖三间北房它肯定也是没有问题的。
王阿玛说，想要抽股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老张说，当初您当着老祖宗的面说得好好儿的，存取自由，老祖宗能取，我咋儿就不行了呢！
王阿玛说，老祖宗那是死了，你还活着。
老张急赤白脸地说，三爷您开始要是说人活着就不能抽股，我那十块钱也就不交给您了，买点儿大白萝卜吃我还下火呢，怎么一赚了钱章程就变啦！
王阿玛说，丹枫的股东多啦，我不在乎你的237，要想抽股得递交申请，不是你们乡下的钱友会，你想怎的就怎的……
两人正在磨嘴，仆人来说有军械局的人来找。老张赶紧起身告辞，被王阿玛拉住说，你就坐这儿，抽股的事我还没给你话儿呢。
老张说，我在这儿不合适。
王阿玛说，没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一官僚和一军人进来。官僚姓赵，军人姓程，官僚留着锃光的大中分，军人穿着笔挺的军服，好像都挺有来头。官僚谦恭地递上名片，军人脚后跟一碰敬了个军礼。
王阿玛介绍老张说，这是老张，丹枫的股东。又对老张小声说，虽然没几股。
老张没经历过场面，汗也下来了，诚惶诚恐地说，我那叫什么股东。
赵官僚看在“股东”面上，跟老张点点头，欠欠身子，把老张弄得屁股差点儿没从椅子上溜下去。好在赵官僚没太在乎老张，对王阿玛开门见山地说，现在的局势王三爷想必也知道，战争越打越紧，南边、北边还有东边，几路人马各不相让，北京这块风水宝地，谁占住了谁就是王。咱们的军队，武器是没的说，人家湖北那边供着家伙，这火药还得咱们自个儿出，我们是想，您的丹枫生产火柴跟生产火药是一码子事，您要是改了火药，那利润是翻着倍地往上涨，这是一笔大生意啊，王三爷。
王阿玛看着老张说，是啊，现在他哪儿不打仗呢？打仗比笼火做饭还家常便饭！
程军人说打仗也是一桩挣钱的买卖，能挣大钱！王阿玛说，不错，要不然怎么那么多人不爱干别的，他就专爱打仗呢。
赵官僚说，生产军火能发大财，而且来得快，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只要王三爷点个头，金条洋房那是小事，上边再委任个什么名分，大宗的钱还不是翻着跟头来。
王阿玛说，老张，你看这头点还是不点呢？这里头也有你的股份，要发大财咱们一块儿发？
老张说，三爷，丹枫是您办起来的，您自个儿拿主意……您，您老跟我较什么劲！
王阿玛坚持要听老张的主意，老张说钱是好东西，谁都爱，顺顺当当来钱谁都盼着。程军人夸老张看得明白，老张说，可我怕的是半夜睡不着觉。
王阿玛会心一笑，说他跟老张一个毛病，越到半夜越精神，一趟一趟地起夜，晚上不敢喝水，什么天王补心丹，什么枣仁安神丸，一把一把地吃，都是白搭！老张说，在被窝里一个劲儿地放大屁！
王阿玛说，臭得我不敢掀被窝！
两人说着笑起来，程军人也跟着一块儿笑。赵官僚的脸色不好看了。赵官僚让王阿玛考虑考虑，他明天再来，听回话。王阿玛说他明天跟太太上戒台寺看松树去。赵官僚说那就后天。王阿玛说后天商会在东安市场有活动，也没工夫。赵官僚问什么时候有工夫，王何玛说，这么着，什么时候我想把火柴改火药了，我自个儿上军械局找你们。
赵官僚告辞的时候让王阿玛再考虑考虑，话里有话地说，王三爷，一步棋走错了，满盘皆输呀。
王阿玛说，棋子儿输光了它还有棋盘呢。
老张回来跟我父亲学说这些情景，对自己在官僚面前过了回“股东”瘾大加渲染，又在门房一遍遍比划，让做饭的老王品评他够不够派头。到吃晚饭时候还在后悔，到王家送纳豆没有穿长衫。
那几天天气闷热闷热的，母亲说老天爷在憋雨，老张说只要雨一下来，潮白河就得发水，京东保不齐就得泡汤。下午的时候王利民来找我的三姐，没说两句话三姐就匆匆忙忙跟在他后头往外走。两个人被我母亲拦在大门过道，母亲问三姐干什么去，她说上陶然亭开会，母亲说陶然亭那个荒败的乱葬岗不是什么好地方，三姐坚持要去。我三姐的脾气很拗，我母亲的脾气更拗，推推搡搡硬是把三姐扣下了，任凭三姐在房里跳着脚地喊叫。那时候我们家的人都还不知道她偷偷地加入了组织，跟那个王利民是一个支部的，只是觉得这个三格格有点儿邪性。直到1948年我的三姐被国民党秘密枪杀在德胜门城墙下，我们家的人后来去认尸，才知道了她的真实身份。她是我们家唯一的一位革命英烈！
母亲和三姐在门道里拉扯的时候，王利民在旁边傻呆呆地看，他眼睁睁地看着三姐被母亲拽进了屋，用锁锁了。母亲对他自然也没什么客气可言，自从他领着人和他爸爸在工厂里下过那场“老虎棋”以后，我母亲就对他没了一点儿好印象。那天王利民很失落地走了，也就是说，那天在他们的支部会议上，缺少了一位宣传委员。门口这样闹腾的时候，父亲正光着脊梁在书房考证他的版本，热出了一身痱子的父亲处在烦躁之中，在电扇的嗡嗡声中听了我母亲的讲述，发下命令，锁她一个月！
大雨在半夜的时候终于下下来了，凶猛瓢泼，夹裹着隆隆的雷声，将天地混为一体。一道道闪电在瞬间闪烁爆裂，划出狰狞的蓝光，继而是振聋发聩的巨响，立刻东面轰隆隆红了半边天。
父亲披着衣裳站在廊子下往东看，东边爆炸声夹杂着雷鸣电闪，响成一片。
老张说，莫不是哪里在放焰火喽？
父亲说，这响动让我想起了当年神机营军火库的爆炸。
第二天的《晨报》上就登出了：昨晚暴雨，城南三万户进水，北京倒塌房屋523间，淹死仨老太太四个小孩。
更可怕的是头条：丹枫火柴厂爆炸，厂房夷为平地，炸死工人12名。
那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就像晚间的雷电击中了王阿玛的头顶，将父亲的这位老同学彻底打懵了。
父亲和王阿玛站在还冒烟的丹枫火柴厂废墟上，周围扬起的灰烬带着残存的余热将他们包围，王阿玛满身满脸烟土，看着自家工厂的遗骸，欲哭无泪。足足站了一个时辰，王阿玛才语不成声地说，它爆炸是早晚的事！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父亲劝慰他说，国甫，咱们从头来，咱们从头来还不行吗？
王阿玛说，我有多少家当，经得起这么炸啊……
王利民领着一群厂里工人赶了来，王利民愧疚地说，爸，我们昨天……有事……
王阿玛的态度十分冷淡，他看也不看儿子。父亲为了给王利民下台说，利民，你看看这……
王利民说，爸，怪我，我和工人们没把厂子保护好，让敌人钻了空子。
王阿玛说，你斗争去吧，你罢工去吧！这是你最想要的结果，是吧！
八
据母亲回忆，王利民最后一次到我们家来是1940年的3月，北京的天气乍暖还寒，遮天蔽日的黄沙把北京弄得混沌一片。
那天先到我们家的是王阿玛，这是自炸了丹枫以后他头一回来，经了这番劫难，王阿玛明显瘦了，身上也没了逼人的锐气，用母亲的话说是，“整个变了个人”。王阿玛让我父亲协助他办点儿事，当个证人。父亲问证明什么，王阿玛掏出两张纸递过来。父亲看了一行脸色就变了，对王阿玛说，国甫，这万万不行啊！
王阿玛说，我的脾气你知道，只有我说了算的事，没有别人说了算的事，要不，丹枫也不至于落那么一个下场。
父亲说丹枫是丹枫，这事是这事。王阿玛说，甭说啦，他一会儿就来，到时候你在证人那儿签个名字就行啦。
父亲说他不签！
厢房传来三姐的歌声，她在唱《国际歌》，两个女同学也加入了她的歌唱。父亲说，国甫你听听，你别以为就你的儿子是种，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王阿玛要跟他的儿子脱离父子关系，让父亲当证人，爷儿俩闹到这一步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我母亲听到王阿玛这个决定，将一碗茶全洒在桌子上，惶惶地说，三爷，别介，您千万别介……
王阿玛说他的心已经死了，死了的心是再活不了了。父亲问王阿玛，王利民知不知道这个决定，王阿玛说，他当然知道，我让他们工会的人把话带过去了。
正说着，王利民风风火火地进来了，三月的天气竟然跑得满头大汗。
王利民亲亲热热地叫了一声爸，听到这称呼，我的母亲眼圈一下红了。
王阿玛问他让老李捎的话带到了没有，王利民说带到了，他要跟父亲好好谈谈。王阿玛淡淡地说，没什么好谈的了，用你的话说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既然不可调和咱们干脆索性了断，免得双方都别扭。
王利民说，阶级是阶级，血缘是血缘，咱们再怎么对立您走到哪儿也是我爸爸！
母亲赶紧说，孩子说得对，三爷您得好好斟酌。
王阿玛斩钉截铁地说，从今往后，我不是你的爸爸，你也再不是我的儿子。咱们的关系到此为止了！
王利民说他爸爸不能这么干，王阿玛说，如果你是一般人，领着工人跟我对着干，我或许还能接受，或许还会敬重你、佩服你，可一想到你是我的儿子，我就从心里凉到外头……我这辈子干的一件最后悔的事情就是不该把你送出国去，不该有你这么个儿子！
王利民说，爸，您应该为有我这样的儿子骄傲！
王阿玛说，骄傲也罢，后悔也罢，都过去了。你在这上头签字吧，断绝父子关系，往后咱们谁不认识谁。对了，再不许你姓王，你爱姓什么姓什么！
王利民说，爸……我还有妈呢……
王阿玛说，父子不存在了，母子自然就没了。
王利民死活要见他妈，他把他的妈当成了救命稻草。王阿玛提出，要见你妈也不难，要让我收回断绝书也不难，条件是跟我回家，在家老老实实待上半年，和你的无产阶级断绝一切来往，做到这点跟我走，做不到，签字！
王利民间他爸爸能不能换个条件，王阿玛说不能！
王利民显得很为难。母亲说，利民，你还犹豫什么，跟你爸爸回家呀！
桌上的座钟滴答滴答，谁也不说话。王利民脸憋得通红，看得出王阿玛内心有些小得意。父亲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不知怎么办才好。
谁也没想到王利民做出了一个出人预料的决定，他低声说，我……签字。
声音不大，却如同一声惊雷，王阿玛浑身一哆嗦，看着王利民，脑子转不过弯来。父亲喝了一声，王利民！
王利民表示他不能回家，在事业和家庭不能平衡的时候，他会选择前者。王阿玛气急败坏地说，你签，你签，你给我签！
在父亲的威逼下，王利民很冷静地在断绝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大约是再不让他姓王的缘故，签字的时候他停顿了一下，省去了“王”，只写了“利民”两个字。
这一来，立刻使王阿玛陷入了被动地位，王阿玛顾及着面子和尊严，沉着劲儿，毫不在乎地写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将字据推到我父亲面前，让我父亲在证人上签个字。我父亲当然不签，说王家爷儿俩不能逼着他干这事！王阿玛说，已经成了既成事实，你签与不签，我跟他都没关系了。
父亲突然脾气大发说，那也不签！你们爷俩的事，让我往里搀和什么！
王阿玛不理会我父亲，对他的儿子说，你爱上哪儿上哪儿吧！走之前把你身上的衣裳扒下来，这是我花钱给你做的，你得把它还给我。
王利民还有些犹豫，王阿玛一声断喝：脱！
看得出，王阿玛是气得很了，手不停地哆嗦，嘴角抽搐。王利民见他父亲这模样，一声不敢吭，赶紧将西服、裤子脱下。王阿玛说，还有衬衣！
王利民脱得只剩下了一条裤衩。
王阿玛让王利民走，王利民只好向门口走去。母亲含着眼泪说，三爷，您这是何苦？您还没瞧出来么，孩子他不愿意走。
王阿玛闭着眼不说话。走到房门口的王利民突然折身回来，快步走到王阿玛跟前，噗通一下跪下了，刚才一直绷着的脸此刻变得无比生动，眼泪簌簌地流下来。王利民说，爸，您就是不赶我走，我也要走了，只是没想到是这样一种走法。不管您认不认我，我永远是您儿子。我走了，您就当我……死了……您跟妈多多保重，您年纪大了，到了该用儿子的时候，儿子不在跟前了……爸，我现在只有往前走，不能后退，前头是火，是血，我也走到底。
母亲说，快别说了，这是什么话呀！听着让人瘆得慌！
王阿玛说，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我永远也不会想起你！
王利民给他父亲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头，低着头光着身子走出去。母亲说，你说你们这爷俩啊……
父亲站在房门口喊道，老张，老张！
老张其实早就在二门里窥测正屋的动静呢，见父亲叫他，赶紧屁颠屁颠地跑过来，问父亲有什么吩咐。父亲让老张上老大的屋里给王利民找身衣裳。老张看着王利民的模样直乐，揶揄地说，王少爷，您真跟三格格唱的一样了，莫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是天下的主人……
父亲说，老张，你给我住嘴！
九
王利民走了，这一走就再没有回来。
《三击掌》里的王宝钏也是被扒了衣裳走出家门的，与父亲誓不相见最后还是见了的，那是当了西梁王的王后，荣华富贵了，把爹与娘接了去，在金銮殿上一通显摆。“金牌调来银牌宣，苦寒窑来了我王氏宝钏……”可惜，王阿玛却没有等来这份荣耀，他的儿子在1941年元月死在了安徽一个叫百户坑的地方，据说王利民是新四军的教导员，带领部队在转移过程中遭遇伏击，一场恶战，几千人命丧黄泉……所谓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就是说的这件事。百户坑在安徽的什么地方颇让人挂念，我父亲后来和王阿玛翻遍了安徽地图也没找到百户坑，一直到两人去世，这个地方也没有被他们查到，成了一个心结。
王阿玛接到王利民死亡的噩耗已经是五年以后了，那天是我的周岁生日，母亲请王阿玛夫妇过来吃打卤面，很认真地做了准备。我是我们家女孩中的老七，小而贱，属于垫窝的那种。一个贱丫头过生日之所以能惊动王阿玛，是因为父亲的别有用心，以父亲的意思，王家没有孩子，想将我送给他们，以解老两口膝前的寂寞。父亲的心思只有母亲知道，故此将我仔细地打扮了，特意脱了北京小孩子通常穿的连脚裤，穿上了一双扎着燕貘虎儿（蝙蝠，老北京话）的红鞋。在父亲的要求下，我屁股后头系着的棉屁帘也被解了下来，总之，父亲要把我装扮成一个利利落落的小姑娘，让王家的人看着喜欢。
那天，王太太因为胸口不舒服，没有过来。王阿玛也来得晚，竟然是走着来的，一鞋的土，一脸的灰。大家都觉着一向讲究的主阿玛今天特别邋遢，胡子没刮，衣裳没换，手帕皱巴巴的脏成了一团，捏攥在手里像是擦桌子布。
母亲将我抱了过去，父亲自然说了我不少好话。王阿玛坐在桌前却有些失神。父亲将茶杯搁在王阿玛面前，招呼他，国甫，国甫……
王阿玛突然回过神来问，啊，你说什么来着？
母亲接上说，他在夸家里这个七丫头聪明喜性，您瞧，她在朝您乐，向您讨好呢……
王阿玛根本没看一眼正向他讨好的我，就是说根本没把我这个贱货放在眼里，他的眼睛看着窗外的天空，毫无来由地说，这些年，我救国，发展实业，想让国富民强，到了，究竟是怎么个结果呢？国也没富，民也没强，我自个儿倒闹个……
父亲说，国甫，我看你有心事。
王阿玛从怀里摸出一个信封说，瞒谁也不能瞒你，看看这个吧，我还不知道怎么跟他妈交代……
那是一张辗转了五年的死亡通知，王利民死在了百户坑。
父亲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说出。
王阿玛说，还记得吧，那天他是打你这儿走的，走的时候让我扒得精光，我现在一闭眼就看见他光着身子叫我，爸爸，爸爸……你说，他要是跟日本人打仗，让日本人打死，也算是为国捐躯，可他是让中国人给打死的……自个儿打自个儿……我想哭，我连眼泪都掉不出来……什么事儿啊这是，让我说什么好？这孩子签字据的时候，他签了“利民”俩字，我不让他姓王，他故意把王字省了，其实他心里明白，这样不完整的签名压根就不能算数！孩子是给我留着面子呢……
母亲劝王阿玛别太难受了。王阿玛说，你们日子再拮据，再不好，可你们还有儿子、闺女！我呢，我什么也没有了！没有了！织布厂的牌子被摘了，门口安了两个圆台，上边站着两个戴着钢盔的美国兵，织布厂变成了美国兵营……
王阿玛没吃打卤面，走了。
父亲也没有提出将我送给他的话，时机不合适。不知怎的，这话后来竟然再也没被提起过。
那天，我们家的人很郑重地将王阿玛送出大门，目送着他向胡同口走去，瑟瑟秋风掀起他的夹袍，吹乱了他的白发……
老张无声地哭了。
十
2000年我到安徽出差，在泾县城郊一个叫水西山的地方，见到了当地政府为“皖南事变”牺牲的烈士修建的纪念碑。我在碑前久久伫立，想念着那个从没有谋过面的王利民，他的魂灵应该得到了安慰。我虽然没有过继给王家，后来却是认认真真给那两个孤苦的老人摔了盆、戴了孝，充当了孝子的角色。
在碑前停留的那一刻，我的心灵似乎和冥冥中的某一点得到了沟通。
将犯错的孩子赶出家门成了我的避讳，甚至在教育孩子的几十年中我从没有说过“滚”字。我的哥哥们也从未有过将儿子们脱光衣裳赶出家门的举止。但是现在的孩子们发生了变异，我的孩子从上小学到高中，竟然离家出走七次，他走得理直气壮，走得毫不负责任，有一回让我不得不动用了公安局。
王利民，这些你能想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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