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情报局并非完全产生于情报真空。英国政府采取临时的特定措施秘密搜集情报已经好几个世纪了。在17世纪，连续几任英国国务大臣在国家受到特别威胁时建立起了谍报网。外交部自1782年成立以来，利用每年由议会批准后来被称作“秘密情报表决”或“秘密表决”所获得的资金，采用各种秘密手段获取情报并警告英国的敌人[2]。到19世纪末，陆军和海军也有了情报搜集分支机构，这些机构拥有大量派驻国外的陆、海军使馆武官获得的相对公开的情报。但是，到20世纪初以后，随着国外竞争对手（特别是德国）对国家利益日益严重的挑战，英国政策制定者的目光开始超越这些既无体系又不协调的方法。因为外交部担心其外交和领事官员在情报搜集过程中被人捕获（这势必令人尴尬），建立一个专门的、隐蔽的、最重要的是可以否认其存在的机构的想法，便受到了青睐。[3]
特别情报局以及后来的秘密情报局，历经八十多年仍得不到英国政府的公开承认。1994年的《情报局法例》才赋予它正式的法律依据。编撰一部可以让公众了解的历史——何况由一位独立的专业历史学者来撰写——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惊人的发展，会让人记住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英国秘密遗产和公众对有关情报事件保持的沉默。受命撰写这一历史也是一个异乎寻常、生平难得的机会（和特权），尽管我也清楚地知道，在某些人看来，我被认为适合承担这项工作这一事实，也许正好证明我不适合撰写一部独立讲述秘密情报局历史著作的作者。关于这一点，读者自会评判。
就我的使命所达成的一部分协议是：我可以无限制地查阅秘密情报局前四十年的档案。我绝对相信这是实情，而且是揭秘这一档案无与伦比的待遇，这是一个十分丰富的史料宝藏（虽然有些地方不完整）。除此之外，我也获准查阅1949年以后记载情报局历史的一些资料。一般来说，秘密情报局对待档案的态度是，只要它们能服务于某一明确的行动目的，就应该保留。由于没人预见到会有人来写一部某种类型的专门历史，更不用说是一部可能出版的历史，当然也就没有出于历史原因而保留资料的必要。当情报局真正开始做历史性思考时，就我所见到的证据来看是60年代前不久的事，大量资料已经丢失了。
在秘密情报局内部，一旦文件的及时性和作用超过时效就予以销毁，这已经是常规做法。有大量内部证据说明这一点，其中一些证据偶尔会流入公众领域。1935年，在一封给秘密情报局反间谍五处处长瓦伦丁·维维安的信中，军情五处的奥斯瓦尔德·“贾斯珀”·哈克写道：“你一份关于一位斯塔尔太太的旧报告刚刚曝光——我寄上一份副本，因为我相信你1920年的报告已经销毁了。”[4]一位官员在回顾秘密情报局20世纪20年代的工作时说，情报局总部“每年从海外分支机构收到一万三千多份各类报告，这还不包括与这些报告和行政事务有关的来往信件”，他提到“所涉及的文件质量立即变得显而易见”。为使大量资料处于控制之下，他接着说“尽一切努力销毁所有物件……不需要参考”。清除旧文件的做法很大程度上也是由该组织在上个世纪搬了六次家这一事实所引发的。
多年以来，一些文件被认为具有真正的历史价值而得以保存。“贝瑟尔信函”就是这样一份，它是1909年8月10日海军情报局局长致曼斯菲尔德·卡明，邀请后者出任（后经证实为）秘密情报局首任局长的信件[5]。不过，那些被断断续续、有条不紊和实质性销毁的记录，有一些有历史价值，另一些则可能没有。但目前尚无证据表明，如此销毁档案是作为掩盖秘密情报局过去尴尬事件的一种手段而随意或者蓄意进行的。销毁文件更多地源于一种文化态度。这种态度认为，文件保留与否，一般是根据它们对情报局的现有价值（当然不是历史价值），最主要的是依据可操作性而评估决定的。
不受限制地查阅档案，定然经历了一个极其艰苦而又挑剔的披露程序。一开始就（由于明显的原因）规定，不能在书中首次泄露任何特工的身份。这一规定所产生的一个令人遗憾的结果（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就是必须省略掉秘密情报局的一些重大故事，因为要将它们写入书中，就不可能不涉及至少有可能间接披露特工身份的情景细节。然而，作为特例，有些特工的姓名的确在书中出现了，但每一个案例都经历了最仔细、最严格的信息披露准则的检查。凡是特工清楚地自曝姓名的地方（这对那些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工作的个人很平常），本书都相对地直言不讳。但仅仅说明某一特工的姓名已属“公开范围”则远远不够，因为“公开范围”构成极其广泛，从轰动一时的短命出版物（或可称之为“二流情报文献”）中的单薄论断，到历史学专家撰写的严肃的学术文章，不一而足。
这些严格的标准也适用于称呼那些在国内外服务的秘密情报局官员。秘密情报局已经认可我在书中使用业已在官方历史文献中披露的姓名、或者因与其他政府部门自然联络而其证件被移交到国家档案馆的秘密情报局官员的姓名。但出于国家安全的原因（这在有些情况下超越了历史学术的必要性），我不能提及其他情报局官员的姓名，包括此前已在可靠的学术著作中披露了身份的一些官员。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使这部历史著作失去个性，并且遏制了我对情报局功勋人士予以褒扬的愿望，但对我复述前四十年中塑造了情报局的官员和特工的诸多伟绩，并未造成实质性的削弱。
虽然空间不足致使大量文档被销毁，特别在20世纪60年代情报局总部从“百老汇”到“世纪大楼”的搬迁期间，事实上仍有大量档案保存下来。但首先要说的是，档案中含有的实际情报极少（这也许令人惊讶）。在我所关注的1909年到1949年这一时期，秘密情报局已经主要是一个满足来自客户部门——主要是其领导部门外交部和诸军各部——对情报资料的一般需求或特殊需求的情报搜集机构。所需资料（如能获得）被收集起来转交给相关部门。在此过程中，除非对情报的可靠性有提纲性要求，情报局内部很少或根本不对情报做任何分析。一旦原始材料转交给了用户部门，他们就着手处理而且通常是销毁原始文件。情报评估是外交部、陆军情报局等部门负责人的具体事情，不是秘密情报局的工作。
因此，秘密情报局的部署和工作主要是由优先考虑国外情报机构来决定的。以苏联共产主义作为主要目标的战争和对地中海及远东海军事务的特别关注，清楚地表明了海军部的观念和情报需求。在20世纪30年代早中期，由于受到资金短缺的严重限制，秘密情报局的情报并没有集中在原本应该注意的纳粹德国日益严重的挑战方面（当然这也是过后方知）。不过，虽然情报局没有很快报告德国的重新武装，伦敦方面对德国国内政局发展的秘密情报显然也没有任何需求。例如，秘密情报局档案中（不管在这一时期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任何关于迫害犹太人和“终极解决方案”的资料。1939年1月，一份来自瑞士的报告是一个罕见的例外。一位秘密情报局的代表曾问一个奥地利犹太难民是否可以提供“有关集中营里的人的情报”。资料上说他认识一位日内瓦的男子，该男子在达豪集中营度过了九个月，“但他不知道能否让这名男子来谈一谈。他说德国难民不敢说任何反对德国的话，因为欧洲国家到处是纳粹特务，他们害怕遭到报复”。
我在这部历史中曾想做这样一件事：寻找可以追溯一份具体情报从获得到实际利用的过程的例子。由于原始资料严重不足，我发现这很难做到（虽然在某些案例中并非不可能）。我可以说，在有关无线电情报方面的情形又大不相同，因为无线电情报的大量原始材料保存下来了，并可以随时利用，比如在哈里·欣斯利爵士“估量它对战略和行动的影响”的权威著作中就可以，正如其副标题所承诺的[6]。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就能追踪来自被占领国比利时“白衣夫人”小组的人工情报的利用，以及在德国的海军间谍“TR/16”对要求了解1916年日德兰海战中德军损失所作的现成情报答复。20世纪30年代中期，情报局报告被用于通知英国对德国重新武装的评估（尽管未受到应有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秘密情报局的具体报告为1942年2月对布吕讷瓦勒的重要袭击提供了依据，并且报告了德国V型武器发展计划的早期迹象。
但是，总体而言，人工情报的故事一般都不是绝顶聪明的大间谍或像玛塔·哈里[7]那样色诱男人的女间谍（尽管眼尖的读者可能在本书中找到一两个这样的例子）和荒诞离奇、赢得战争的谍报行动的故事。它更像一幅点描画，包含着成千上万男女在充满危险的环境中搜集来的情报碎片，需要集中起来才能构成一幅大画面。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挪威海岸沿线的观察者提供了敌人军舰行动的珍贵情报。这些个人不可避免地要暴露在公开场合；一旦抵达现场，他们不仅要搜集自己看不见的情报，还要迅速将其传回伦敦；在此过程的每一阶段，被发现而受到的惩罚几乎肯定是难逃一死。两次世界大战中，在欧洲敌占区的普通男女都冒着同样的危险。比如，观察火车，仔细记录火车及其所运货物的运动路线和努力查明它们所代表的部队番号。我们不应对为数众多且大多是无名人士令人惊奇的勇敢行为保持沉默。他们中很少有电影或小说中受人喜爱的那种间谍，但许多人对20世纪上半叶英国情报工作的成就做出了贡献。
秘密情报局档案中现存材料对于情报获取的过程和管理的记载，远比情报本身丰富得多。这类资料都注明了情报工作各个方面最为敏感的情报“来源和方法”：官员和特工的姓名，情报来源，帮助者，组织，商业伙伴，行动技巧，各种专业技术技能等等。虽然其中一些档案不再构成任何安全风险——比如披露40年代的无线电技术似乎不再有危及国家安全的任何危险——但涉及特工及其活动的文件仍有可能危及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即使他们已经很长时间不再为秘密情报局工作。例如，一份典型的特工档案虽未涉及过多细节，却可能提到她（或他）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大量文件可能包含有此后许多年该特工住址的详细情况（比如住在某个外国城市），养老金的支付，也许还有某位情报局官员在圣诞节带了一瓶威士忌或别的适当礼物前去探访的报告。情报局认为绝不可以泄露的，正是这一类资料。
虽然这一史书仿佛是从总部的角度撰写的，却反映了本书赖以为基础的秘密情报局现存档案制度。这意味着，要再现处于人工情报工作核心的主管官员和特工之间的个人关系，有时很难做到。忙碌的主管官员们并不经常有时间去写有关他们手下特工的个人特点和动机的回忆日记，尽管这些精彩事件的某些线索能够幸运地保存下来并写入拙著中。一般来说，我对传记材料的使用很谨慎。虽然传记作品经常从个人方面揭示对某些事件和情感的回忆，但在历史学家看来，有时多年以后却会在解释和评价上产生严重的问题，特别在涉及谍报活动和另一些秘密活动的时候，常会给这些活动披上一层秘密、阴谋、推测和杜撰的戏剧性色彩的外衣。这并不是说，此类事情就不存在——所有诸如此类的例子都能在本书中找到——我在一些似乎很有启发性的案例中也利用了一些二手资料。但是，我的主要目的是将本书建立在尽可能接近现存同时代文件记录的基础之上。如果这种方法要冒丧失生动逼真的风险，那么出于历史准确性的原因，就让它如此表述吧。
如同参考注释所表明的，我还享有查阅英国其他政府部门相关未解密文件的特权。这些文件对帮助确定秘密情报局在更为广泛的官僚体制下的地位特别有用。除一小部分例外，所有其他主要的一手资料（包括国外档案中一些特别有价值的资料）都完全对公众开放。
来自保密或公开档案的文件引文均按原文精确引用，但下列情况除外：大多数官方报纸上大写的专有名词用于案件名称，引号中涉及的特工和行动代号；电报或其他文件中个别段落的序号或文体不引用；人名、地名和组织名称用字母代码（“A”、“B”、“C”等）表示的信件，分散发送的关键情报，用代号字母替代的正确名称。已破译电文中的问题文字和原文一样引用（例如“？可靠”）。若干情况下，为使内容清楚，已对标点符号做了默默改动。由于秘密情报局档案没有对公众解密，所以不对这些档案提供任何来源注释。此种情况下，我遵循英国以往官方历史的先例。对历史货币当前价值的计算以零售价指数为基础，如同www.measuringworth.com所示，该公司也用于获取兑换率信息。
本书对秘密情报局历史的讲述终止于1949年，那正是情报局从一个很小的、一个人的组织向公认的现代化专业机构转变的时期。在存在四十年之后，秘密情报局开始了又一个四十年的历史，在此期间，苏联共产主义的冷战挑战将占据主导地位。但这是留给我继任者的事情——如果此段历史将被续写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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