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欧
1939年到1940年间，政府和军方对秘密情报局的要求越来越高，使得机构资源几乎不堪重负。显然，要保持（如果还说不上扩大）秘密情报局对东南欧的情报覆盖能力，情报局要加紧物色派驻该地区的合格官员。随着纳粹分别于1938年和1939年开进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在这两个国家的情报站也被迫关闭了（秘密情报局代表的身份掩护被揭穿了）。1938年2月，威尔弗里德·欣德尔作为试用人员被派往布拉格站增援。但是欣德尔原来是新闻记者，没有情报工作经验。三个月后，他的布拉格上司哈罗德·吉布森虽然发现他因为德语不好而影响了表现，但还是推荐他为永久雇员，同时建议他“在独立开展工作之前还要接受进一步的指导”。然而，欣德尔在被迫离开布拉格后，于1939年4月被任命为驻布达佩斯的护照管理官和情报站站长，原站长因无法胜任工作而被辞掉了。1939年9月，一位有着短暂情报工作生涯的官员加入了他的工作，此人于1929年到1930年间曾受雇于秘密情报局，在里加任护照管理官的助手。但他显然没做好这份工作，情报局之后再没给他安排其他工作。然而，1939年，他又重出江湖，因被认为适合“在组织里做一些从属工作”，他再次受聘协助柏林的护照管理工作。欣德尔在布达佩斯办事处有6个秘书和1个无线电报员协助他工作。该情报站有21个有底薪的情报员（其他人是“论功取酬”），其中有两人在1939年秋得到了来自经济战略部的资助。
秘密情报局在布加勒斯特、贝尔格莱德以及索非亚都有情报站，只是规模略小一些。布加勒斯特情报站的代表是哈罗德·吉布森的亲兄弟阿奇，其掩护身份是《泰晤士报》记者。1939年夏末，他有1个秘书、1个无线电报员和14个主要特工，这些特工大多处于试用期。贝尔格莱德情报站站长以前是殖民地警察，于1936年11月受聘协助柏林站的工作，1939年9月被调到南斯拉夫。同年底，为了帮助建立针对德国和意大利军队动向的情报站，在萨格勒布成立一个情报分站，该市地理位置便捷（当然还考虑到其他因素），有利于询问由意大利过来的特工。在东南欧，最大的情报活动在雅典。在这里，护照管理官和情报站站长拥有超过12名文职人员和70位预支薪水的特工（这些人的薪金为每月从1英镑到200英镑不等，大多数人的薪金为每月10-20英镑）。1949年早期，卡斯伯特·鲍尔比上尉（之前做过水手，1938年加入秘密情报局，后晋升为中东情报站站长），在评价雅典情报站的工作时说，“必须用与众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情报站，因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在同希腊人打交道时，充当秘密情报局的特工是一份很正规的职业。在这种情况下，想让特工拿一份工钱又要做一些额外的工作，势必非常困难。因此，如果你想要更多的情报，你就必须支付高薪”。[398]
从战争伊始至1940年夏天，情报站的主要任务是提供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情报。政治情报是为了巩固英国保护中立的巴尔干集团国家的政策，这些国家有可能会联合起来抵制轴心国的进犯；经济情报是为了加强对德国的经济封锁，英国的战略家们对此较为乐观，认为经济封锁可能会削弱德国的军事实力[399]。布加勒斯特情报站与伦敦方面就发展一个潜在的新情报员的往来函电反映出了战争早期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情报。1939年夏，阿奇·吉布森报告说，当地的一位医疗用品推销员是个非常不错的苗子，因为他可以合法出入德国。但英国政府并不只想要旧情报。“关于农村的一般观察报告，以及当地医生和药剂师之间的流言飞语都是无用的，”他们在电报里如此说，“德国的行动情报必须是直接或者间接来自德国的组织内部，而且情报必须要具体，每个情报都要清楚地注明下线。”经济战略部也对所需情报做了诠释，他们需要的是“进入与运出德国的货物数量和详细资料”，并要求分列通过铁路和多瑙河运输的货物情况。伦敦对来自罗马尼亚的政治情报评价并不太高，说吉布森自己招募的人员“大多是当地的新闻记者”，“材料写了不少”，但“总而言之，他们的付出毫无价值可言。他们的情报很少有正确的，通常是错得离谱。他们的下线既模糊又暧昧。我们只能说他们的情报毫无用处”。1940年2月，吉布森报告说，与德国在布达佩斯的新闻出版顾问赫尔曼·冯·里根进行了一次接触，认为其有潜力可挖，值得期待。伦敦的戴维·富特曼警告说（他无疑对芬洛事件仍耿耿于怀）：“战争时期，我们四位代表中任何一位（甚至还有一人没有正式的身份）与德国公使馆的高级官员进行私人会面，都是件非常敏感的事情。其结果或许有两个，要么大获成功，要么一败涂地。”后来有情报证实，里根是一个“纳粹情报员和宣传员”。他很可能是想打入秘密情报局。吉布森也很快接到通知与此人“中断联络”。1939年至1940年期间，劳伦斯·格兰德的D处制订了对向德国输出的罗马尼亚石油和其他战略性物质补给线实施破坏行动的计划。该行动包括对位于布加勒斯特北部的普洛耶什帝油田直接下手（德国战前20%所需石油都是由该油田提供），和在铁门河段阻断多瑙河。在这里，多瑙河横断喀尔巴阡山脉激流而下，沿着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边境形成了一个绵延三英里的峡谷。格兰德在当地的首席专家朱利叶斯·哈诺（此人有一个很鲜明的代号“恺撒”）和英国维克建筑施工承包公司在贝尔格莱德的代表，共同设计了一个炸毁峡谷上峭壁的方案。因这个行动引起了当地警察的警觉，又建议于1940年5月由D处的人装扮成船员，弄沉满载水泥和铁屑的驳船。这预计会使多瑙河阻塞三个月。哈诺在其他方面也很活跃。1940年2月，英国驻索非亚公使乔治·伦德尔抱怨说，哈诺已经在保加利亚费尽心思地寻找至少一个当地英国社区的成员去“德国船只上安置炸弹，以及有可能的话，拔除铁路线”。带着外交官对秘密情报工作惯有的怀疑，伦德尔写道，这令他“满心忧虑，他感到，像这样不负责的特工事先不给我打招呼就在这里东窜西跳，干的事情会彻底毁了我们拼死拼活建立起来的政治地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伦德尔曾在雅典服役。每当他想到“像康普顿·麦肯齐这种人在上次战争期间在希腊干下的那些令人扼腕的事情，就令他更加感到不安”。[400]
尽管格兰德本人对D处取得的成绩大加赞赏（这些成就是他在汉基接受调查期间取得的），但在1939年至1940年间，不管是D处还是后来的特别行动处，都没有对扰乱德国战略补给线起太多的作用。尽管法国沦陷后政治气候更加恶劣，人们几乎普遍认为英国也难免战败，但秘密情报局成功地在东南欧建立了一些情报基地。这其中一部分甚至在1941年夏德国控制了整个该地区后存活了下来。德国的胜利带给秘密情报局双重影响。好的一面是加深了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法国等一些战败的同盟国家的协作关系。在匈牙利，秘密情报局获得了一些有用的情报，这要部分归功于哈罗德·吉布森与捷克斯洛伐克情报局局长弗兰蒂泽克·莫拉韦齐的密切联络。1940年，布加勒斯特的情报站获准雇用一位先前替法国情报局工作的线人。他是一位出色的敌后潜伏特工。直到1944年2月被捕前，他一直在工作，甚至在1943年至1944年期间，秘密情报局还为他配备了一名波兰的报务员。他维持着一个富有成效的谍报网（代号为“雌山羊”），其中包括法国、希腊、瑞士和罗马尼亚籍人士、天主教牧师、商人、石油公司员工、警察所长和一位罗马尼亚总参谋部的眼线。一位同时代的人记载道：“虽然他天生不利，长得一副舞台上典型特工的模样，但他还是开始在战场上工作。”他“微微有点驼背，长着一副凶相”，“几乎不用化装就能演好任何剧院里的特工角色”。但是，“事实上，他拥有所有成功的一流特工所共有的优良品质。他勇敢无畏、足智多谋，又有极强的保密意识。为了替他争取一枚军功勋章，孟西斯告诉英国外交部，‘他在陆军部的眼里是本局4个最优秀与最可靠的特工之一’”。一位同事指出：“英国勋章对于一位外国人是非常重要的，战争结束时，或假如在战争结束前他被迫离开敌国领土的话，他都可以向英国政府出示这枚勋章。”[401]
情报局希望在贝尔格莱德挖掘南斯拉夫线人来获取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报，到1940年，这一工作毫无进展。但1941年春，秘密情报局和特别行动处密切合作，动员他们在该国政界和军事部门的联系人暗中协助1941年3月27日该国发生的政变。这次政变废黜了亲轴心国的摄政王——保罗王子，使其政府成为一个亲同盟国的政府。像在其他地方一样，该行动利用了秘密情报局安全可靠的无线电通讯发送来自当地受困军队的求救信号。比如在3月初，阿奇·吉布森发送了一份来自斯托亚洛维奇将军请求英国部队支援的电报。斯托亚洛维奇将军是南斯拉夫作战部副部长，是英国军队的“老熟人”。要是没有这份电报，“他们就完全不能有效抵挡住德国的进攻”。这次政变是英国宣传机关的一次伟大胜利，却为时甚短，因为这次政变导致了德国对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入侵。但这次秘密情报局能够给贝尔格莱德提出警告。1941年5月5日上午10点20分，孟西斯利用无线电报（虽然把它伪装成人工来源的情报）给吉布森发了一条信息：“通知南斯拉夫总参谋部，我们从非常可靠的情报员那里获悉，德国将于明早6点发动进攻。”事实上，入侵开始于早上5点15分。[402]
战争的头几个月，如同在巴尔干半岛其他地方一样，秘密情报局在希腊的情报活动也是有关政治、军事、经济和特别行动的大杂烩。1940年2月，雅典情报站站长抱怨，他迫切地需要经济方面的情报，这种情报的匮乏正在危害着“在我们看来”更为重要的有关军队的情报工作。自从意大利1939年春天侵略了阿尔巴尼亚，并且威胁要在该地区继续推进后，当地对军队情报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他按照计划在多德卡尼斯群岛安插了特工（这些特工通过土耳其发回情报）。1940年4月，伦敦电告希腊、贝尔格莱德和马耳他情报站，催促他们向意大利的亚得里亚各海港增派“轮番守候”的特工，以监视远征军的运输工具以及部队的集结情况。与此同时，雅典情报站也与希腊的秘密警察建立了卓有成效的关系。他们开始为情报局提供大量有关德国在该国的活动情报。1940年6月意大利参战后，他们正确预测了德国将对希腊发起进攻（果然在10月末实施了），并准备好了撤退和驻守的计划。在伦敦的鲍尔比指出，也许可以在“与多德卡尼斯隔海相望”的中立国土耳其建立情报站，他同时还说，在科孚、佩特雷、克里特岛、萨洛尼卡和萨摩斯岛的特工都配备了无线电台。
为了加强希腊的海军军事情报工作，秘密情报局于1940年5月又派了一名军官到雅典。尽管与情报站站长有私人矛盾（矛盾之深，以致孟西斯埋怨说：“局势差强人意，拖了我们主要工作的后腿。而主要工作当然是尽一切努力赢得战争。”），9月，英国驻雅典的海军武官仍报告说，这位新手（在希腊的海军圈子里有很多眼线）搞到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简直是“我的好帮手”。1940年10月，希腊成功地对意大利的入侵进行猛烈回击之后，人们有理由担心，德国可能会援助意大利。1940年10月末，在审查为英国外交部起草的德国进攻计划书时，马尔科姆·伍尔科姆“有根有据地报告说”（可能是来自A.54，即捷克斯洛伐克籍特工保罗·蒂梅尔），德国正考虑于1941年3月“通过保加利亚”进攻希腊。并且，“无论南斯拉夫同意与否，德国军队都会取道南斯拉夫”。“一个非常隐秘非常可靠的眼线”发消息（无线电情报）证实，驻守在罗马尼亚保护油田安全的德国陆军和空军正在集结；另外，从他们的部署来看，“这次行动的目标似乎是保加利亚边境以南的区域”。虽然对德国是否计划入侵土耳其，伦敦方面意见不一，但后来证明这是一次非常准确的预测。1941年4月5日开始的进攻，目标是南斯拉夫和希腊[403]。12天后，南斯拉夫投降，而希腊在5月的第一周就沦陷了。
秘密情报局在土耳其
战争开始时，英国秘密情报局在土耳其很低调。以伊斯坦布尔为基地，秘密情报局驻土耳其代表亚瑟·慧托尔手下在册人员包括有1名助手、1位秘书、2个信差和24个情报员。在后来的两年里，局势发生了变化，伊斯坦布尔变成了一个大型的特工战时集散地。尽管保持中立，但是土耳其人对同盟国有好感，而且很担心意大利对其国家的觊觎，所以在1939年9月底和英、法签订了条约。条约规定，如果签约国任何一方遭到其他欧洲势力的进攻，另一方应提供援助。这给秘密情报局带来了实惠：首先，这加强了两国特工机关的合作（由土耳其发起），但直到1942年，合作才带来了有重大意义的回报；其次，土耳其默许了秘密情报局在土耳其本土爱琴海的海岸城市士麦那（今称伊兹密尔）设立情报分站。如果不得不撤离希腊的话，雅典情报站就可以迁到那里[404]。事实上，德国占领希腊之后，士麦那情报分站与开罗情报站共同成为对希腊诸岛和本土实行反渗透的主要基地。诺埃尔·里斯少校是一位英国哈罗公学老校友，他的家族在这里有着长期的商业利益。在他的带领下，自愿充当情报员的希腊爱国人士络绎不绝，士麦那成了海上秘密情报活动的理想之地，尽管也要在更南端的一些港口执行任务，比如说博德鲁姆港口。博德鲁姆在地理上更加方便展开以罗兹岛为目标的情报活动，那里是敌人设在多德卡尼斯群岛的指挥总部；还有莱罗斯群岛，意大利人在那里有一个重要的海军基地。在这个地区，经典的行动名称与特工代号明显受到追捧。1942年6月，哈罗德·吉布森和卡斯伯特·鲍尔比视察旅行的时候，他们注意到了针对马尔马里斯附近的一个海岸警卫部门的“狄多计划”，以及在米提利尼岛的一个组织，该组织由特工“阿伽门农”执管，他每隔一周会乘摩托艇去希俄斯岛与一个助理特工碰面。
1941年1月，孟西斯派非常有经验的哈罗德·吉布森负责该地区的行动。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面对轴心国的步步逼近，情报局驻巴尔干国家的代表均迁往伊斯坦布尔。因此，吉布森不仅要负责土耳其的事务，还要负责索非亚、布加勒斯特、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和雅典的“流亡站”。此外，他还得与土耳其有关当局，以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当地的特工保持联络。同时，还要与被搅得鸡犬不宁的（经常都是这样）英国大使馆保持良好的关系，因为在该国聚集了越来越多的来自秘密情报局、特别行动处和其他类似的人员，他们的行动一点儿也不隐秘。而在战争早期，这些国家能继续保持中立，这一点对英国非常重要。特别行动处在巴尔干的很多行动都是从土耳其发动的。吉布森本人也很担心特别行动处的活动有暴露的危险，因为帮助他们的土耳其人可能难以区分英国不同的特工机关。但他并不反对特别行动处本身，他只是建议（他也于1941年11月提出了建议）所有相关部门都要增强安全措施。
1942年初，孟西斯告诉吉布森，他对巴尔干的军队情报匮乏深表担心，所以打算派弗兰克·福利（战争期间，福利成了他的机动救火员）来考察工作。1942年3月28日，福利对战争差不多过半时秘密情报局在土耳其的工作做了简短如实的报告。他认为，总体看来，罗马尼亚的局势不错，土耳其也相当令人满意。保加利亚的情报主要都是由土耳其人提供的。他对希腊的局势很乐观，尤其提到了那个颇有前景的向多德卡尼斯群岛渗透的计划。但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情报工作比较糟糕，尽管匈牙利打通了罗马尼亚的情报线路。福利报告说，吉布森已经和英国大使休·纳齐布尔——许格森爵士建立了友好的关系。许格森爵士在谈及福利的时候总是“热情洋溢”，然而许格森爵士对于特别行动处的态度，却是“苦不堪言”。这显然激怒了福利，他告诉孟西斯，“我认为你们这里的机构对战争所付出的努力并不比大使付出的逊色”。他还建议——尽管可能难以对一些外交官产生作用——英国外交部“须指示他们的大使像对待自己的职员一样对待你们的情报员，给他们提供适当的身份和食宿等”。他补充道，“为我们在该国取得胜利而提供设备设施”，应该被视为我们加强与土耳其联盟关系的“一项重要指标”。“相反的态度会成为贵局工作的重大障碍。”
福利在报告的结尾称赞了吉布森，认为他对伊斯坦布尔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他虽然“处在最不利的环境中”，但仍然对工作“尽心尽力”。总体上讲，他认为吉布森得到了他手下的极大配合，尽管无疑还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但“眼下要找到恰当人选谈何容易”。考虑到目前的招募工作，也或许是承认战争压力下秘密情报局所暴露出的人力薄弱的问题，福利指出“一位与情报局有不少接触的非专业特工”评论说，“我们太容易满足于‘二流货色’”。福利认为，在土耳其只有吉布森、他兄弟阿奇的一个来自布加勒斯特的助手，以及另外一名官员不在受此批评之列。“满足于‘二流货色’”这句话的确令人难以接受，而且福利的担心不仅说明了情报局有深刻反省与自我批判必要，同时也说明了该组织朝向完全专业化发展的痛苦过程。由于这个批评是孟西斯在情报局的老同事提出的，孟西斯显然得认真对待。福利显然已经考虑这个问题相当久了，因为在他去建立“一个与情报局的重要性相匹配的人事和技术问题处”之前，他也曾在飞机上与局长谈过这个问题，现在他请求局长好好考虑这个长期建议。
吉布森是局里的另一位老资格，他也可以同样坦率地向孟西斯写报告，正如他在1942年9月所做的那样。当时他报告说许格森正在努力使情报局完全处于大使馆的严密控制之下。然而在情报人员可以拥有外交官身份这个问题上，大使拒绝做出让步，情报局在土耳其的活动除非经过他同意，否则他不会提供支持，他权当他们是“过客”。这显然激怒了吉布森。“我认为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工作，”他电告伦敦说，“不是来参加某些人举办的家庭派对的。”他“为英国外交机构里这种似乎相当普遍的倾向感到遗憾，即把‘C’组织的人当成声名狼藉的穷亲戚”。他评论说：“我们的战争不是小孩子过家家。我们应该学学敌人的样子，不要再在纯粹外交和下里巴人之间划上一道鸿沟，没有劳苦大众，战争就无法继续。”许格森另一个令人气愤的批评是，情报局的一些成员并没有良好的社会地位。而且他还用了一个例子来佐证：一名成员在1939年被授予外交官身份，但很快就被发现他是一家“卡巴莱舞厅的老板”。吉布森评论说：“这令人想到了寇松！”许格森还将秘密情报局描述成“应该从外交机构切割掉的肿瘤”。一位情报局的同事认为这种态度“令人作呕”，他认为这暴露出外交机构对情报局“怨恨与顽固”的偏见，尽管他们用了“专业而温和的言辞”来加以掩饰。对这位伊斯坦布尔情报站站长而言，主要问题是“我们情报局的地位和作用……与外交部门的雷同”。吉布森认为，许格森不合时宜的态度表明，许格森维护的是外交官的特权，而非“帮助我们打赢这场残酷的战争”。吉布森还要求孟西斯将法律赋予情报局的作用“发挥至极”，否则“我们外交部门的长官们不会改变他们的只在和平年代适用的卑怯心态”。[405]
有个例子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在战争时期情报局的每一位员工是如何工作的。这个例子是1943年的一次“非常机密的——未公开的”徽章授予仪式。这枚徽章授予了一个“战争爆发前夕就在巴尔干从事情报局文职工作的”女性。这位女秘书开始直接从事情报工作……随着纳粹分子加强了对巴尔干的控制，她的工作环境压力逐渐加大，她“履行了一名情报官员的绝大部分工作，包括像与情报员接头这样的细腻活，而在巴尔干那样的战争局势下，所冒的风险不小”。德国入侵后，她“去了一个中立的邻国”。在那里，她“接着干工作”。在整个时期，有“好几年从未间断过的外事情报工作，其间经常加班，长期承受压力”。
中东情报站
1939年，几乎没人能预见中东和北非会变成敌人活动和军事行动的舞台。然而，该年8月22日，因为估计到战争期间通讯可能中断，辛克莱指示在该区建立四座情报站——耶路撒冷、开罗、亚丁和巴格达，任命耶路撒冷情报站站长约翰·梯格少校为情报局驻中东地区代表。自1936年任职以来，梯格和7名官员，还有七八名帮手管理着规模最大的情报活动。在开罗，德斯蒙德·阿代尔，一位能说一口流利阿拉伯语的骑兵担任了情报站站长。在20世纪20-30年代，他在埃及军队和苏丹国防军中待了10年，然后于1946年7月被秘密情报局招募。他在耶路撒冷接受了梯格的几个月训练后，被任命为开罗情报站站长助手；1938年7月，他接任情报站站长。到战争开始时，阿代尔有1个助理，5个职员和四十多个在册特工。另外，他还负责位于红海入海口的亚丁情报站的事务。在那里，另有一名能说一口流利阿拉伯语的人在1936年8月被任命为情报局和军情五处的联合代表。此人先前替伊拉克警方和空军情报部门效力。所有中东情报站中，要数巴格达情报站规模最小，1939年3月才建立，虽然30年代初那里有过一个情报站。这里只有秘密情报局的代表，配有14个特工，其中3个专门替经济战略部工作（由此可见伊拉克和伊朗石油的重大战略意义）。
1939年12月，约翰·雪莱被派去加强情报局在华沙地区的影响，尤其致力于收集有关意大利的情报。雪莱到华沙工作之前，曾是耶路撒冷情报站站长。接下来的两个月，他以开罗为基地，去了巴勒斯坦、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代表孟西斯对全局工作进行考察。1940年3月8日，他报告说耶路撒冷的情报站因为“人手充沛”而“富有效率”。他访问了巴勒斯坦的内务和军事当局，他们告诉雪莱，当前的“燃眉之急”是非法犹太移民问题。他们说这些人“背后有第十二国（德国）撑腰”，而且德国情报员就“藏匿在非法移民当中”。他们希望情报局能帮助他们阻拦这些移民。与这种可见的犹太人威胁形成对比的是，在耶路撒冷，一个在犹太情报机构的前眼线找上了雪莱。犹太情报机构是他们在巴勒斯坦的主要机构，他们不遗余力地保护犹太人的利益并帮助犹太人移民，同时还为情报工作提供帮助。雪莱很乐意接受这种帮助，转手交给梯格去办理。另外，巴勒斯坦的移民处处长告诉了他“一条十分令人感兴趣的情报”，由于“在意大利的犹太人的状况得到了改善”，犹太人正在从巴勒斯坦返回意大利。而雪莱或许也从中看到了扩大对意大利情报工作的机会。
雪莱的任务之一是发展和同盟国情报局的联系。这包括以法统叙利亚为基地的法国情报人员、从设在巴黎的总部进行组织管理的波兰人，以及捷克斯洛伐克人。在叙利亚，他和法国情报二局驻当地的代表“建立起了最热忱友好的同盟关系”。这位代表告诉他，当地的德国特工很活跃。这位法国人还补充道，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从波兰人那里得到任何情报，但他明白他们在伊朗是“非常优秀的卧底”。雪莱抵达巴格达的时候，他发现那里的情报局代表“高效而卖力”，工作加班加点，人手严重不足，甚至无暇“外出去招募新的特工”。他推荐“任命一名很不错的男秘书（很可能是退役的军士）”，后来孟西斯批准了。
因为路上积雪，雪莱花费了六天时间才赶到德黑兰，开始筹划在伊朗建一个功能齐全的情报站。这个情报站除了其他事项之外，还能够改善对于苏联的情报覆盖能力。而目前巴格达情报站管理的特工（大部分是英国商人）却不愿这样做。雪莱谈道：“这种人，虽然愿意冒些风险，却也不会拿生意来冒险。因为生意是他们谋生之道，他们不会跟伊朗政府过不去，让自己陷入困境，因此他们当然也不会积极参与派遣特工出入第九十五国[苏联]边界的间谍活动。”由于印度情报局已在麦什德的一个基地展开了针对苏联的情报活动，所以雪莱建议秘密情报局应该在伊朗北部的德黑兰和大不里士进行情报工作。他在跟法国和波兰在当地的情报员的交流中，发现波兰不仅已经向苏联境内派遣了间谍，而且还在阿富汗建立了情报网。尽管无法见到任何一个捷克人，他还是在报告中指出，他们在伊朗分明“提供了一个非常成功的特工招募基地”。[406]
孟西斯最初打算让雪莱挂靠在驻中东陆军总部，由他来协调向空军提供情报。但这项计划却遭到了军队内部的反对，英国皇家空军坚决反对将他调入部队。于是，孟西斯决定任命一位级别更高的军官戴维·皮特里爵士为中东各情报站的总管，并赋予他直接与所有三军武装部队指挥员接触的权利。60岁的皮特里是一位间谍高手。他出生在苏格兰亚伯丁，在“一战”前就在印度当警察，做过远东间谍的负责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担任印度情报局局长7年，1937年-1939年，他一方面协助改编巴勒斯坦警察，另一方面向秘密情报局汇报关于英属东非的情报需求。从1940年5月开始，皮特里和雪莱（曾作为他的参谋，直到9月调往特别行动处为止）组成跨情报联络部，由皮特里负责秘密情报局在该区域的工作，包括埃及、巴勒斯坦、伊拉克、伊朗、土耳其、埃塞俄比亚和东非。雪莱的组织则负责从希腊、巴尔干半岛、意大利和北非敌占区搜集和传递当地各种情报。特工们由各自的情报站管理，包括来自希腊和南斯拉夫的特工，在这些地区被德国占领后，他们主要从埃及展开行动，尽管他们与跨情报联络部实际上已经脱节，而且彼此间相互独立。
瞄准意大利
在1940年3月，弗雷德里克·温特博特姆抱怨说，有关意大利的情报工作“令人感到悲哀”。“我简直不相信，”他写道，“布达佩斯的意大利空军军官、贝尔格莱德与索非亚的意大利工程师和商人都那么的难以接近。我们必须要渗透到那边去，因为法国已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个机会。”到了5月初，局势依然没有得到改善。卡斯伯特·鲍尔比承认，“在过去的一周左右，军队明显对他们在意大利所搜集的情报数量表示不满”。虽然“在总部的压力下”，贝尔格莱德、雅典和马耳他情报站正在“努力应对意大利和西西里岛情报不足的问题”，而且开罗还出大价钱派遣了一些间谍到意大利占领的利比亚，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鲍尔比建议尝试从更远的地方获取情报，比如说北美和南美，在那里有很多意大利殖民地。丹齐同意说，在他还是一名无名小卒时，他“大约一年前就提议，战前的招募中心应设在纽约、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巴西。虽然这将付出很大代价，但仍然是值得做的。一次招募在加拿大的意大利人的努力失败之后，就再也没有在美洲大规模地征募意大利间谍。但是丹齐继续推行这一想法。1942年10月，他指示里约热内卢情报站应该在广阔的南美意大利殖民地寻找潜在的间谍。‘纽约，’他感叹道，‘似乎永远不能找到合适的人选。’”
1940年意大利参战后，对间谍的需求更加紧迫。8月，伦敦方面通知瑞士、巴尔干、东地中海、伊比利亚情报站，秘密情报局急需有关意大利经济和工业情报。尽管后来从法国方面获得了些情报，但是似乎没有获得什么新的成果。两个月后，军情五处的一名国防安全官员兼秘密情报局当地情报站站长从马耳他传来消息，建议从法国统治下的突尼斯向意属殖民地利比亚派遣间谍。1940年春，一位秘密情报局官员A.J.莫里斯少校被派往突尼斯去建立一个分站，以便与法国当局联系。但是在英国7月3日奥兰炮击法国维希舰队后，莫里斯被逮捕了，并被带到了卡萨布兰卡，在那里一位反维希的警官放走了他，最终他于9月回到了马耳他。莫里斯认为，他之所以能够取得有关当地局势的可靠情报，以及重振第三十二国（意大利）组织，完全要归功于整个土耳其极端的反意大利情绪和他与几个官员的个人之间的友好关系。
但是事实证明，要潜入意大利确实极度困难。雷克斯·霍华德在1941年1月问到雅典情报站在向南意大利派遣间谍的进展如何时，一位不明身份的官员在会议记录上简短地写到“无”。由于急欲得到意大利军队对阿尔巴尼亚，特别是利比亚的军援情报，陆军部询问了秘密情报局在意大利港口的监测组织的情况。战前，此任务由维也纳情报站负责，但是在秘密情报局被逐出奥地利之后，这个站也就宣告解体了。尽管雅典和马耳他都付出了极大努力，但是秘密情报局随后“没能够建立起任何永久性监视系统”。即使在维也纳的组织一直在努力（建立无线电通讯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其所提供的情报远远不够完整，特别是因为“部队总是在守卫森严的码头夜晚登船，线人不能保持24小时全天候监视”。一位颇有偏见的官员谈道：“毫无疑问，海军部希望我们在所有港口都建立起间谍网，配备无线电台，能在黑暗中也看得清清楚楚，并且随时能够出入所有码头。”
渗入利比亚的企图也并不成功。鲍尔比指出，开罗这样做也遭到了失败，虽然尝试过多次。早在1940年，秘密情报局花大价钱派遣了六个间谍，但是由于意大利的警惕，如何把他们送达、接回与通讯等难题都未能得到妥善解决，结果毫无建树。一个间谍在法国控制下的土耳其工作，创立了一个庞大的利比亚阿拉伯组织，然而还没有来得及正常运转，法国就沦陷了。1940年后期，战事极大地扭转了局势。12月9日盟军从埃及到利比亚的进攻取得重大成功，到了1941年2月初，英联邦军队已经向前推进了近四百英里，澳大利亚人占领了班加西，俘获了多达一万名意大利俘虏。情报局有一个计划，让战俘成为潜在的间谍。鲍尔比对此并不表示乐观。“意大利人不适合做间谍，”他写道：“虽然他们不喜欢法西斯，但是他们仍然爱自己的国家，不喜欢仇恨。我担心这样做只会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遣返计划。”意大利兵败利比亚，这使得希特勒于1941年3月派遣了非洲军团前去助阵。截止到4月末，在埃尔文·隆美尔将军的带领下，轴心国军队将英国人驱赶至埃及边境一侧。巴尔干的同时沦陷进一步扼杀了秘密情报局渗入意大利的机会。到了6月份，由于海军部强烈要求“跟踪监视从意大利港口发往利比亚的可能军援”，并抱怨秘密情报局过去六个星期来只提供了四份关于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情报。鲍尔比报告说，有望尽快从马耳他渗入到西西里岛，从瑞士渗入意大利北部。而丹齐警告说，那样可能得花上四个月，局势才会有所改观，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班牙和瑞士还能支撑多久而不被德国所占领。尽管两个国家都没有被入侵，里斯本和马德里情报站都得到指令要求以意大利的情报工作为主，但在整个1941年，其表现仍旧令人沮丧。丹齐希望日内瓦情报站能够多搞一些情报，但也在11月注意到，由于一名特工在维护经辛普朗铁路隧道到瑞士的交通线时被捕，这“使得他们更加谨慎，为此谁也不便指责他们”，几乎到了绝望的程度。陆军处在百老汇承认：“事实上，自从我们失去了4400情报站（维也纳情报站）之后，我们再没能够组织起一次针对意大利的像样的间谍活动。我觉得现在要我们拿出行动方案还真有点难，但我们会充分讨论这个问题。”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大家集思广益，考虑了很多策略与方案。一位官员认为与其派遣间谍到第三十二国（意大利），还不如把“高层灵通人士”带出意大利。里斯本情报站发现了一位杰出的音乐家，他应邀在1942年9月举行的威尼斯国际音乐大会上演奏。海军处要求他查明到访威尼斯时有哪些军舰，或查明在七八月份访问期间一直有哪些军舰停靠在威尼斯，但是没有记录说有任何回应。有人建议在葡萄牙成立一家演出公司，可沿途打探意大利的情报设施以及搜集情报。开罗情报站则建议从东非遣返的意大利人当中寻找反法西斯分子，然而丹齐不无忧虑地说，这种方法已为先前一批护送队试用过了。“船上的法西斯特警把守很严”，警告意大利人不得向任何可能的英国间谍说话，并“采取了积极措施以保证警告的到位”。他担心最糟糕的事情会落到一个很有价值的眼线头上。关于1942年12月的情报工作，秘密情报局陆军处的一位军官表示，尽管我“施加了各种压力”，让他们搞到有关意大利的情报，但却“收效甚微”。“到目前为止，”他写道，“虽然困难重重，但还是可以在两方面有所期待。首先是意大利军队由于连续败绩而士气低落。这不仅让间谍在意大利执行任务更加容易，而且还提供了更多人选渗透进意大利。其次是德国加强了对意大利的控制，这反倒有可能让我们对意大利人之间的高层的积极合作更加放心。”他估计这两种情况交织在一块，可以为我们创造机会。真是有先见之明（结果也证明了这点）。
北非行动
戴维·皮特里爵士在开罗只待到1940年12月即被召回伦敦，调查秘密情报局的那个麻烦不断的兄弟单位——军情五处出现的问题。梯格暂时从耶路撒冷调回接替皮特里。但是当1941年4月皮特里被委任为军情五处处长时，伦敦派出卡斯伯特·鲍尔比担任区域最高指挥官，负责巴尔干和中东地区。鲍尔比必须在百老汇和开罗两头奔忙以应对北非沙漠之战的动荡局势。1941年初，他支持在利比亚建立一个超前基地（开始在与埃及边境相望的拜尔迪耶，然后在更西边的托布鲁克），从那里可以把人员派遣到敌人防线之后的沙漠里。但由于非洲军团在4月份将英军赶回了埃及，此计划已变得不再可行。鲍尔比调到开罗，既要与秘密情报局自身的体制顽疾作抗争，同时还要与中东军事指挥部建立良好工作关系。从情报的角度来看，这不仅有必要，而且如果秘密情报局要想获得扩展与重建的资源，那就更重要了。鲍尔比成功地改善了与地方当局的关系，很大一方面要归功于他与同事相处的能力，然而他却因为超负荷工作，身体给拖垮了。到了1940年末，他住院治疗，但仍向伦敦方面保证自己不会“垮掉”。“事非如此，”他声称说，“这只是由于我到这里后连续劳作的缘故。”
然而与特别行动处的关系也成问题，他们也在稀有资源上展开了竞争。秘密情报局和特别行动处都需要空军支援，飞机不足是他们经常担心的。尽管1942年初，总部同意在中东配置英国皇家空军中队，专门供秘密情报局和特别行动处使用，但即使到了1943年，也只有不到五架远程飞机可用，造成秘密情报局间谍派遣和特别行动处的设备被频频拖延。鲍尔比和特别行动处中东负责人特伦斯·麦克斯韦向伦敦请示，希望能优先满足他们的需求。丘吉尔一次访问中东时，特别行动处面呈丘吉尔一份文件，内容是他们动用了好几次远程飞机都是秘密情报局付费的，此事继而发展成为两个机构之间的短暂冲突。直到1943年中期，由R.C.霍基中校领导的334空军联队（担负特殊使命）创立后，这些问题才得到缓解。该空军联队往往经由北非，之后从意大利机场起飞执行任务。1942年初，鲍尔比又向伦敦总部抱怨特别行动处试图接管当地军情九处的职责。他在报告中指出，秘密情报局已经和军情九处建立了稳固关系，并且合作密切。他说，特别行动处的主要利益是让更多的人潜入敌国，而不是让更多的人逃离敌国，而将逃离和进攻混为一谈只会让逃离变成一场灾难。除此之外，他还认为，特别行动处“更急于接管我们的运输和通讯设施，而不是我们的责任”。至此，特别行动处明目张胆的疆域扩张受阻。后来鲍尔比描述麦克斯韦具有“某种狂妄自大”的特质，他后来居然建议在中东地区的所有秘密情报组织统一由一个人来协调（也就是麦克斯韦自己），对此，外交部的亨利·霍普金森宣称“简直太过分了”，麦克斯韦的想法最后胎死腹中。
实际情报工作与反对官僚主义并行。莫里斯少校在马耳他管理突尼斯境内的几个小组，成员大都是“法国的爱国勇士……背着法国（维希）当局在那里从事情报工作”。1941年1月，三个乘小船出逃到马耳他的法国士兵带来消息说，莫里斯先前在突尼斯的眼线，以及现有的一个秘密组织，已经万事俱备，准备展开行动，只是还差无线电电台。法国方面的领导人安德烈·穆尼耶（一位38岁的律师，战争爆发之际曾在突尼斯工作），于2月末前带回了无线电设备，并且建立起了情报网络。在接下来的五个月里，不断地发回情报，从2月9号至6月28号就向马耳他传回232条情报消息[407]。2月25日那天，他们首先报告了德军在的黎波里登陆的情报。并在一个月后，发出了十分具有价值的情报——发现德军的坦克群。后来据秘密情报局报告，这是德军坦克“首次在非洲土地上亮相，并且使得我们攻占的黎波里推迟了近两年”。早在3月初，在邦角半岛两侧就安置了海岸观测哨，用来监视意大利护航舰队的行踪。4月5日，马耳他报告，由于一位特工的准确情报，一艘意大利军舰被鱼雷击中。为了掩护在突尼斯的工作，穆尼耶情报网组建了一家小公司——渔业研究公司，还制订了一个计划，通过一个当地居民转账。
1941年6月底，因介入特别行动处偷袭在拉古莱特港一艘法国油轮的行动失败，穆尼耶情报网被暴露。尽管穆尼耶和两个同伴安全脱身，但另有12名成员被捕，渔业研究公司的财产也被没收。事后反思，挫折要归咎于受特别行动处的“牵制”和缺乏基本的安全保证，还包括过分依赖突尼斯那些年轻而冲动的间谍的独立行动。接下来几个月里，情报局又从马耳他通过潜艇、汽船和空运调遣了新的间谍。秘密情报局设法在英国搞到了两架原属挪威的德国造亨克尔公司的He——115型双发浮筒式水上飞机，供局里的情报搜集活动使用。莫里斯回忆到，当时他们和当地皇家空军指挥员很难就这些飞机的保养和伪装达成一致意见。最大的危险就是在他们的演习中皇家空军飞行员喜欢胡乱开火——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做。但是9月22日，其中一架飞机载着穆尼耶本人，一个“天生的领导者，也是我们最有价值的特工”，却在飞往突尼斯的途中失踪了。要与对方来的特工碰面十分困难。一名曾帮助过秘密情报局的突尼斯的外交官注意到，车辆的使用受到了极其严格的限制，在突尼斯以外的任何地方开车等一个人完全不可能。在别的地方，这会引起好奇，除非搞个随车的管乐队或许反而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然而同一个月，“迪克·琼斯”即将领导战时突尼斯最成功的情报组。他在开罗被征募后，由莫里斯带到了马耳他。按照他提出的“服役条件”，琼斯的工资是每个月75埃及镑（折合成现在2500英镑），其中60埃及镑直接给她妻子。“如果成功完成任务，活着回来的话”，会支付他1000埃及镑（相当于现在34000英镑）。“如果你因为敌人的行动牺牲了，不管是作为间谍被枪毙或是因其他任何敌方手段致死，你的妻子将获得3000埃及镑”；如果有报告说他失踪或被捕入狱，他妻子可以连续6个月得到60埃及镑；如果“在规定时间你没有回来的话，你的妻子可以得到1000埃及镑”。虽然钱肯定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琼斯似乎也被理想主义动机所驱使，关于这一点他曾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有过描述，而那封信显然是在他潜入突尼斯之前写的。他在马耳他的主管官员认为此事十分有趣，于是给伦敦发去了信件的副本。“那封信，”他写道，“尽管有些自我炫耀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在表明他（琼斯）为什么要从事目前受雇的工作。”“我之前所从事的这类事业都很有趣，”琼斯写道，“做那些事完全是出于对探险的喜爱。可这件事是完全不同的：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和理想。”琼斯的“首要目标”是“让我向法西斯主义政权报仇雪恨”。第二，他说他要为自由而战，“自由比我生命更重要。我深信如果纳粹法西斯取得了胜利，自由将不再存在。所以我惟一能做的，而且已经在这么做的，就是为捍卫世界自由的英国人马首是瞻”。
作为“杰出人物”，琼斯是一位埃及犹太人，曾在意大利殖民地服役，可以假冒意大利人。在犹太殖民地居民的帮助下，同时拥有突尼斯和法西斯意大利身份的他能够经突尼斯潜入利比亚。但是行动出师不利。11月末，琼斯和另一名间谍从潜艇安全登陆后，一名英国突击队员用小船送他们进入利比亚，但他的船翻了，只好游泳上岸。他们正试图为他找一些干衣服，不料警报拉响了，法国警察逮捕了他们三人，缴获了他们的武器和两个箱子，其中一个装有无线电收发报机，另一个装有“20万里拉，30万法郎，5000英镑，一些纯金币，两个分别装有11颗钻石和绿松石的麻袋”，另外还有“一个棕色木箱，里面有生产隐形墨水的化学药品”。两个间谍受到了审判，被判处做20年苦力。1942年11月8日英美联军在北非登陆（火炬行动），这导致了德国攻占突尼斯。六天后，秘密情报局的成员和一大批支持戴高乐主义的犯人被法国当局释放，琼斯也得以释放并继续组织情报网，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收获颇多。
在埃及工作的鲍尔比参与了非洲局项目，通过此项目，秘密情报局中东情报站和开罗、卡萨布兰卡和达喀尔的情报站在渗透方面进行合作，很多活动都是由沙漠远程突击队实施的。沙漠远程突击队是1940年夏为了在敌人后方侦察、情报搜集和特种作战而设立的。整个1942年，沙漠远程突击队不断将中东情报站的间谍护送进入敌占区，实施北非的秘密情报搜集任务。1942年4月末，据报告称，由一位60岁的犹太大学教师（代号52901）率领的一个小组正打算离开靠近利比亚边境的锡瓦，由沙漠远程突击队带领赶往埃尔阿比尔。在那里，52901向当地酋长作了介绍。那里靠近班加西，便于小组报告敌军的部署。其他两组计划在5月份出发，目的地是的黎波里。一组由一位在利比亚生活了10年的意大利共产党人率领；另一组主要是法国人，他们将被空投到突尼斯，然后由西面进入的黎波里。非洲局的管理范围并不只限于非洲北部，于是制订了计划派遣第四组（也都是些自由法国人），潜入马达加斯加岛。这个计划由于5月初英国入侵该岛而受阻，隆美尔的两次反击使得北非的活动受到了破坏，尽管20901和他带领的那组在1942年6月-7月成功地进行一些情报报告。隆美尔的第一次反击是在1942年1月，他将英军打退到了班加西；第二次反击则是在5月20日，一直持续到了7月初，直到非洲军团抵达亚历山大港50英里外的阿拉曼。秘密情报局担心开罗以及其中东指挥部可能会沦陷，故除了留下一副空架子外，全部撤离到了耶路撒冷，直至战争结束。
1942年，秘密情报局在中东的地区总部的建制完全是伦敦总部的翻版。在鲍尔比的指挥部之下，设有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和无线电安全部门的一个区域办事处。各种秘密情报站搜集的情报，主要由中东情报站通过中东情报联合中心发布。反谍报工作是中东安全情报站的职责，其作用与国内军情五处类似，主要是防止英国人向敌方泄密。安全情报站配备一名秘密情报局的代表，两个组织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反间谍工作总体不错，双重间谍与假情报工作尤为突出。秘密情报局的中东情报处与特别行动处1942年3月30号成立的达德利·克拉克的A组（负责制作假摄影情报）联合，主要负责协调双重间谍的活动。与伦敦双十委员会的作用类似，在中东这个组织被命名为三十委员会。在战争的其他地方，反间谍情报的主要来源是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其提供的情报（代码ISOS[408]，以布莱奇利庄园的一名高级成员名字命名），由罗德尼·丹尼斯少校负责的秘密情报局在当地无线电通讯站接收与分发，丹尼斯于1941年11月被任命为第五处驻开罗代表。与伦敦秘密情报局的瓦伦丁·维维安和军情五处的戴维·皮特里之间不时发生激烈冲突，不同的是，丹尼斯回忆到，秘密情报局、中东安全情报处和A组之间的关系很协调，因为有关官员之间的友善和相互尊重。“除了例行会议，我们通常一周至少聚会一次，一起喝酒吃饭，期间不时会擦出一些思想的火花。”“伦敦部门内部的形式主义，”他写道，“在开罗用不上。”[409]
截至1942年夏天，东地中海和北非的秘密情报局记录已明显表现出杂乱无章，因为它既要为英国又要为英联邦军队提供情报。但是成功的因素正在渐渐增多。那些在岗时幸存下来的秘密情报局代表们，战时不得不忍受连续的撤退，成为很会打硬仗的人，拥有久经沙场的经验，慢慢地也能够在敌占区评估状况和开始建立高效的间谍网络。通讯情报的极大突破，改变了整个地区范围的情报状况，特别是反间谍和假情报工作。此外，6月苏联的参战和1941年12月美国的参战，也极大地壮大了盟军力量。所有这些促成了1942年10月阿拉曼战役的胜利，而这场战役终于扭转了局势，为1943年初夏将轴心国驱逐出北非战场打下了基础。
叙利亚、伊拉克、伊朗
约翰·雪莱在1940年初途经中东时，与法国情报局工作人员建立了联系，此联系在日后发挥了重要作用。1940年6月的一些资料记录了当时所准备采取的行动。6月4日，雪莱从开罗发回报告，称法国高级情报官员古斯塔夫·伯特兰曾告诉他，意大利驻伊朗大使的司机负责在德黑兰和巴格达之间定期为意大利和德国送情报，但司机已被法国收买，若假意攻击其车，他便会将情报送到指定地点。司机称，“随车的意大利士兵个个荷枪实弹，询问我们是否能够安排”。其后，雪莱加上了皮特里的警告：“这种行动绝对不能被搞砸，不能连累英国政府。”雪莱不清楚“我们是否有能力担此重任的组织”，照他的意思是要“麻醉意大利士兵后调换包裹，这种做法会使行动简单得多，也会省掉很多麻烦。最好能打开包裹，拍摄下来，再重新封好。这样才能使类似行动得以继续”。在伦敦的鲍尔比反对“采用任何盗窃行动”，因为此种行为定会招致报复，而且还会将罪责加于英国政府。他写道，雪莱的建议“提供了获得真正有价值的情报的最好方法”，不仅行动异常地难以执行，且极有可能只能用一次。瓦伦丁·维维安同意鲍尔比的意见（“符合常理”），认为这种事“值得做”，但前提是这种事能[反复]地做，且处理的方法隐蔽（这点实在没必要专门提出）。他建议伯特兰“让司机详尽地描述确切的路线，以判断我们有没有秘密开封及检查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考虑是否批准行动。
但英法联合行动随着法国的失利而暂时搁置，此后英军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行动受到维希法国政权的严重限制。1941年3月，梯格从耶路撒冷发来报告：美国驻贝鲁特总领事非常倾向英国，给予他在叙利亚进行通信的外交工具。接下来的一个月（英国正从希腊撤军），有人担心德国会攻占叙利亚。于是伦敦总部询问梯格，若出现这种状况，他能否事先提醒。梯格称他在贝鲁特有一套便携式无线电装置，还掌握了一条通向阿勒颇的交通线路。另外，一位在贝鲁特的美国外交人员（身份不明）愿意提供帮助，出现状况时他可以提醒。梯格认为，他能利用当地走私贩做些事，而且还有一个刚萌芽的反维希政权组织可能会提供帮助。他发回报告，称：“这样，总有一种渠道能让我们尽早知道德国已登陆叙利亚。”
德国最终并没有入侵叙利亚。梯格在叙利亚的资源转用于为中东司令部提供维希法国政权的战役命令，直至1941年6月英联邦与自由法国联合行动，从维希政权手中夺回了叙利亚。梯格认为，后来英国情报站在叙利亚的正式存在是一个“临时的天赐良机，我们不在那里时可以用来加强机构”。梯格阐述了秘密情报局收集情报的长期手段与目前急需解决问题的不同，如目前与军事情报部门同事的关系。他敏锐地评论道，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建立“有效的机构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任何不测”。
1941年7月，梯格告知孟西斯，称英国与自由法国的政治关系十分紧张。他认为对于英国来说，“与法国和谐相处就像试图与一位好妒、暴躁又跋扈的妻子相处一样困难”。自由法国则认为到处都是英国的阴谋。戴高乐任命乔治·卡特鲁为驻黎凡特地区的自由法国军队总司令。尽管乔治·卡特鲁相较于戴高乐“更理性”，但他竟也认为英国试图将叙利亚据为大英帝国的附属国。卡特鲁担任戴高乐在叙利亚的代表后，一名打入卡特鲁总部的代号“火山”的前秘密情报局总部特工递交了卡特鲁与戴高乐之间的通信复印件，不仅说明了戴高乐对驻中东英军的态度，同时也揭露了他在法属北非的意图。“火山”一直工作到1943年夏，被看作非常有价值的资产。他的某些情报甚至直接供给英国外交部使用，或通过德斯蒙德·莫顿呈交给丘吉尔。[410]
盟军进入叙利亚的部分原因是：1941年4月由拉希德·阿里领导的亲轴心国组织夺取了伊拉克政权。巴格达情报站一直预计伊拉克3月底会发生政变。在此次危机中，一名秘密情报局特工从伊拉克一名负责军队部署的军官处获得了有用的情报，即伊拉克军队预定的撤军路线，以及中东幼发拉底河部落对叛乱的态度。但秘密情报局驻巴格达代表称此情报“可惜来得太迟了，没法派上用场，因为我们的无线电台被撤除了”。英国军队镇压了此次叛乱。但《泰晤士报》责问外交部是否被弄得措手不及，以及“我们的情报部门正在做些什么”[411]。在秘密情报局内部看来，似乎是外交部的东方事务部没有传递秘密情报局所递交的全部情报，因为从《每周政治简报》的一组摘录中可看出巴格达情报站从年初就开始警示很有可能会出现政变。
1941年，巴格达情报站长不经过秘密情报局就与英国——伊朗（之前为英国——波斯）石油公司伦敦总部设立的专属渠道，建立了当地情报网。于是，秘密情报局利用英伊石油公司员工从事情报工作的问题浮出水面。1941年3月，鲍尔比发现，情报站利用“没有得到公司正式批准的人来从事我们的工作”，尽管公司经理知道他们的活动，他默许但不支持。鉴于石油公司与伊朗政府的微妙关系，当地经理的态度是“可理解的”。维维安对此举很不高兴，认为巴格达情报站“有意避开”现有的“完美而密切的联系”（除非公司总部允许，情报机构同意不会利用公司职员）。维维安还认为英伊石油公司会因此而降低“对情报部门的信任”。事实确实如此。在伦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一名英伊石油公司代表明确表示，任何导致伊朗指责公司而产生的影响不仅对英伊石油公司来说是灾难性的，而且还会引发战争。因此情报机构只得同意终止“聘用公司的职员”。但是，同年5月，维维安与马尔卡姆·伍尔科姆同英伊石油公司召开了会议。英伊石油公司保证他们仍然“准备自愿为情报部门82000提供他们可能知道的内部重要情报”。
谢利在1940年初的工作为秘密情报局的德黑兰情报站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那年4月，该情报站正式开始工作。首任驻德黑兰代表待了不到一年，指示说要把工作集中在高加索地区和苏联南部，这段时间内向苏联的渗透进展甚微。1940年4月，伦敦指示德黑兰方面调查使用走私贩特工在苏联——伊朗边境工作的可能性。但这招明显行不通，因为在1941年1月，总部的陆军处强调，“苏联在中亚军区对我们来说是实实在在的‘盲点’，83000[德黑兰]至今都未获得过有关该区域的任何军事情报”。他们寄希望于1940年底增派的一位官员，他专门负责获取苏军情报以改善原有局面。1941年6月22日德军未入侵苏联，而苏也未加入盟军之前，英国对苏联可能会站在轴心国一边的恐惧加剧了其获取苏军意图及能力情报的需要。1941年2月，陆军情报局发现“在获取苏联作战顺序情报方面有令人满意的进展”，便催促秘密情报局“立即与莫斯科、高加索地区、中亚及东西伯利亚进行更深入的跨边境接触”。休博特·哈顿·霍尔曾记录道：“我认为情报局局长的决定是对的，我们最好还是另选时机反击苏联。”
德黑兰情报站站长暂时由威尔弗雷德·欣德尔（巴格达情报局前局长）担任，任期至1942年底。德国入侵苏联之后，秘密情报局对付苏联的行动暂时搁置。伊朗仍然有很多敌意活动，为防止亲轴心国掌管政权，英苏联军于1941年8月占据该国。欣德尔过去关注的安全问题似乎逐渐削弱了他的情报责任感。1942年9月，他制造的系列言论激起外交部内部人员的强烈愤怒。他抱怨其中的一位领事，称他与一位亲纳粹德裔英国女士（她通过婚姻获得英籍）私交甚密，而这位女士据说已被收为西班牙在北非的情报人员。当这名女士开的夜总会（由大使出资）被置于英国军队驻地之外时，大使向英国部长表示强烈抗议。欣德尔还报告了一名跟随约翰·达什伍德爵士的官员（来自外交部，检查德黑兰任务的安全性），说他“花了太多时间陪一名可疑的夜总会女孩”。此外，他还揭露了许多任务执行中的安全漏洞。比如一位不知名的英国公使官员在回答关于员工中的秘书数量的非官方问题时，公然宣称：“当然，他们并不全是真正的秘书，如欣德尔事实上是为军情六处工作。”欣德尔被从德黑兰撤走了。不过这件事说明了一个合理的安全考虑如何被无理地放大，并如何腐蚀秘密情报局官员的观点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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