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三天，我都是在派出所的羁押室里度过的。等到我被放出来，他们告诉我，父母的尸体已经火化。我没看到他们最后一面，拿到手里的只有一坛骨灰——他们甚至没有分开存放，不过这样也挺好的。自始至终，我没有流一滴泪。
我回到家里，发现家里乱了套，没有一个地方没被蹂躏过，没有一件东西没被翻动过。我怀抱着骨灰坛在废墟里蜷缩着睡了一夜。第二天醒来时，我又掏出父亲的遗言来看，猛然发现那一串数字，是大学图书馆的索引号。那时候学校都在闹，没人上课，图书馆更没人去了。我就找机会溜进去，按图索骥，找到一本笔记。这本笔记里，记录的是《素鼎录》，而它的密码，正是“悔人悔心悔事悔过”这八个字——不过另外一本藏在哪里，我就不知道了，说不定已经随着老房子的拆迁，带着秘密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
这可真是奇妙，木户有三带走了两本笔记，却不知道密钥；我父亲许和平知道密钥，却没有笔记。一直到木户有三去世前夕，其中两本才送回到我父亲手里。早在那个时候，我父亲就已经知道了真相，但他选择了沉默，把一部分资料交给姬云浮之后，继续隐姓埋名，直到大时代的洪流将我的家庭撞碎……
我靠着舱壁，静静地回忆着这些事情，忽然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仿佛这些事情，从千年之前明堂起火的一瞬间就已经注定。“爸爸，妈妈，爷爷……”我望着机舱外看不到的夜空，喃喃自语。那一天未曾留出的泪水，在此时悄然滑落脸庞。
不知过了多久，机舱里一震，总算是安全降落了。我从飞机里被带出来，一辆警车已经在停机坪上等候着。此时已是深夜，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当时去安阳的时候，我可没想过会这么回到北京。
既然是军航，那么降落地点应该是北京南边的南苑机场。下飞机的时候，大脑袋冲我比了个手势，表示他没忘记我的嘱托，然后拎起包离开了。两个警察把我押上警车，警车里的窗帘拉得很严实，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会被拉去哪里。
车子开了大约二十几分钟，停在了一处不知所在的看守所。这看守所白墙灰屋，规模不是很大，此时只有岗哨和交接室还亮着灯。警察把我送到交接室就离开了，一句话都没说。看守所的管教打量了我一番，也没多说话，只是让我换上囚犯的衣服，发了一套牙刷和漱口杯，个人物品封存签字，态度还挺客气。等手续都走完了，我被关到了一个单间号房里。
这让我颇有些受宠若惊。北京的看守所条件很差，经常都是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号房里，吃喝拉撒都在里头，像单间这种奢侈，很少有犯人能够享受到。也不知道我何德何能，竟然赶上这种待遇。
其实这个单间的条件也不怎么样，床上一套看不出颜色的破褥子与被子，上头结着一层屎黄色的油壳。墙上沾着几缕可疑的污渍和乱七八糟的刻痕。在床头方向的角落搁着一个夜壶，夜壶附近的墙角生着一圈惨绿色的尿苔，骚味仍能隐隐闻得到。
如果换了黄烟烟、药不然或者木户加奈，他们绝对无法忍受，但这种环境对我来说，早已司空见惯。我没脱衣服，直接躺在褥子上，安然睡去。
我以前在街上当过一段时间小混混，对里面的规矩还算熟悉。对看守所来说，单间只是个临时性的中转站，能住在这里的犯人，要么是穷凶极恶的重刑犯，要么是有背景的人，这两种人都不会待很久。所以我猜测，我既然被关进单间，应该最多也就待上一两天，很快就会被再度转移。
可令我感到蹊跷的是，接下来一连五天，除了每日三餐定时有人送来以外，一点动静也没有，没人提审，没人探视，也没人来交保，甚至连一日两次的放风，都没我的份。我每天只能待在这间狭小的号房里，听着附近牢房犯人的吵嚷和管教来回巡逻的脚步声。这种平静很是让人不安，我似乎变成了《基督山伯爵》里的邓迪斯，被关进了无人问津的古老监狱。外界忘了有我这么一个人的存在，直到终老病死。
为了驱走这种恐惧，我每天在号房里飞快地来回走动，让身体保持一定运动量，这在监狱里叫狗转圈；我的脑子也不闲着，把目前搜集到的线索重新排列组合，看是否会有新的发现，想得脑瓜仁都疼了，还是想不出个所以然。
到了第六天，终于有管教打开号房，对我说：“许愿，有人要见你。”我走出号房，先贪婪地伸了一个懒腰，然后跟随着他来到接待室。接待室被一扇厚玻璃隔成了两边，我一眼看到对面坐着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双手放在膝盖上，闭目养神。
红字门的掌门，刘一鸣？
居然会是他。
我对这个老人印象不深，只记得在那天晚上的聚餐上，他一共没说几句话。最后我要走，其他四门都送了好东西，就他送了轻飘飘的两句话。我倒真没想到，第一个来探监的人，不是木户加奈，不是刘局或方震，居然会是他。说实话，黄克武来，我都不会这么惊讶。
我慢慢走过去，坐下。刘一鸣听到声音，缓缓睁开眼睛，先凝神看了半分钟，才开口说道：“小许，你受委屈了。”这台词很熟，电影里那些被自己同志误会的地下党，在真相大白之后，总会有一位领导代表组织这样说。
“嗯？您说的委屈是？”我没客气。
“这事算是个误会。所有人都以为你死在了安阳，结果有人在岐山发现龙纹爵，黄家还以为是被人盗去，这才报了案，想不到把你逮了个正着。”
对于这个说法，我只是笑了笑，刘一鸣则略抬嘴角，两个人心照不宣。他给了这么一个拙劣的解释，是想隐讳地告诉我，这事是黄家自己搞出来的，不是五脉的官方决议。
刘一鸣轻轻拍了拍椅背：“你不必有太多顾虑，黄家很快就会撤诉，警方那边有方震在协调，这案子立不起来。不过程序上，还得委屈你在这里待几天。我会让看守所的人照顾你。”
我面无表情地说：“我受委屈不要紧，耽误了正事可就不好了。”
刘一鸣听出我的话外音，微微一笑：“你放心好了，无论是龙纹爵还是佛头，五脉都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不让你白白辛苦。”
我听出来了，他在旁敲侧击问我在岐山的发现。这说明，无论是方震还是木户加奈，都没有说出当时的事情。我觉得很奇怪，木户加奈不说可以理解，方震是刘局的部下，居然都没透露半点风声，这可太奇怪了。难道刘一鸣和刘局不是一路人？
刘一鸣是这一代五脉的掌门，可就我的感觉而言，这人好似闲云野鹤，从来不参与任何事务，连说话都是云山雾罩，虚的比实的多。上次五脉聚首那么大的事，他几乎不置一词，只在最后给我留下两句不咸不淡的劝诫。这份有话从来不直说的风格，倒是跟刘局一脉相承。
我暗自下定决心，除非他直接开口想问，不然我就装傻到底。
所以我安静地与他对视，不肯吐露一字。刘一鸣也不急，手指慢慢敲着椅背，好似下围棋的时候长考。旁边的警卫看到我们两个如老僧入定一般，都不讲话，表情变得颇为怪异。这种奇特的对峙持续了三分多钟，警卫不得不咳了一声：“咳，我说，会面时间可就快过了。”
这句话对刘一鸣起了一点作用，他终于打破沉默：“其实我今日到此，除了是想让你宽心以外，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木户加奈已经回国了。”
我大吃一惊，再也无法装作淡定，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她居然回日本了？
刘一鸣看到我的失态，未动声色，平静地说道：“你出事以后，木户加奈立刻返回了北京。她本来要见你，但还有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去做，只好先回国，拜托我转告你一声。”
“什么事？”
“她应该已经掌握一部分资料，说是回国跟东北亚研究会的人协调，说服他们将佛头正式归还我国。看来你们在岐山的工作，卓有成效啊。”
我猛然意识到，刘一鸣是故意的。木户加奈的消息是我急于知道的，他却一直到会面时间快结束时才透露出来，这样一来，我就会陷入恐慌，没法继续保持淡定。我深吸一口气，索性把话挑明，挑衅般地反问道：“您不想知道，我们在岐山发现了什么吗？”
出乎我意料的是，刘一鸣却摇了摇头，伸出一个指头封在了嘴唇上，示意我噤声，然后说：“你就先在这里安心待几天吧，这里条件一般，不过总比外头清净。”然后他站起身，踏着会客时间结束的铃声飘然离去。
我彻底糊涂了，刘一鸣专程跑到这个看守所来，既不救我出去，也不追问我真相，难道真的只是通知我木户加奈回国的事情？
我回到号房以后，思绪万千，这事情开始朝着奇妙的方向发展了。木户加奈手里有木户笔记的译稿，看来她打算用这个去说服东北亚研究会。这个选择是对的，如今幕后黑手不明，留在中国太危险，不如早早跳出去。只要东北亚研究会同意归还佛头，这一切都将成为公众的焦点，对幕后黑手来说，下手就更有难度了。
木户加奈已经回日本了，方震知道一部分真相，但他从一开始就有意回避我们的谈话，所知也非常有限。若有人现在想了解岐山的真实情形，唯一的选择就是问我；而如果有人想隐瞒岐山的真实情形，唯一的目标，也是我……
我突然从床上一轱辘爬起来，心惊不已。我现在知道的东西太多了，有人不希望我知道，有人希望从我这里知道。各方隐藏在水下的势力，都冷冷地盯着我，打着自己的算盘。这么推演一下，我简直就成了众矢之的。我忽然明白，刘一鸣说我在牢里待着还算清净，原来是这个意思。
这时候，铁门传来敲击声，然后门上的小门打开，一盆热气腾腾的窝头、咸菜和满满一碗芹菜肉丁递了进来。看来刘一鸣果然已经打过招呼，这饭菜可比前几天的丰盛多了。有隔壁牢房闻到香味的犯人开始鼓噪，喊着也来一份，直到管教亮出棍子才闭上嘴。
我已经素了好几天了，肚子里缺油水，于是也不客气，张开大嘴风卷残云，一会儿工夫就吃了个饱，撑得倒在地上直喘气。五分钟以后，我忽然感觉不对劲了。肚子开始只是浅浅的一线疼痛，很快这疼痛感分出无数枝桠，扩展到整个胃部，把里面变成了火灾现场，无处不是火烧火燎的。
我捂着肚子躺倒在地，冷汗直冒，右手无力地伸向牢房铁门，抓了几抓，却没发出任何声响。又一阵疼痛传来，我忍不住大声呻吟起来。隔壁犯人听见了，开始还调侃说哥们儿吃太多了吧，后来听我声音确实不对，赶紧帮忙喊来了管教。
铁门咣当一声被拉开，管教一看我蜷缩在地捂着肚子疼得脸色发青，立刻喊来医生给我检查。医生匆忙跑过来简单检查了一下，擦了擦额头的汗，说可能是食物中毒或者胃穿孔，赶紧送医院去。于是三四名管教把我抬起来，七手八脚地送上看守所的一辆面包车，由一名司机和一名管教看着，往附近的医院送。
说来也怪，我的腹部剧疼，意识却清醒得很。这食物肯定不对劲，可到底是谁要下毒害我？是幕后黑手，还是五脉中的什么人？为何他们在岐山不动手，却要在北京灭口呢？刘一鸣跟这事，有没有关系？
疑虑袭击我的精神，痛苦折磨我的肉体。我在这双重的打击不断呕吐，不断颤抖，在面包车的座椅上蜷缩成一团。管教看我这一副行将就木的模样，嘴里不住念叨着什么。
这时候，面包车一个急刹车，突然停住了。我听见管教大声问司机怎么回事，司机说好像撞到什么人了。管教看了我一眼，拉开车门下去查探。没过多久，外面传来一声闷闷的打击声，然后一个人冲进车里，一下打晕司机，然后凑到我面前。
我迷迷糊糊地，看不清来的人是谁。他喊了一声我的名字，往我嘴里塞了一粒什么东西。这东西有些发苦，一落进肚子，胃里顿时清凉一片，火势减弱了不少。我勉强睁开眼睛，看到一张老人的脸，脖颈右侧还有一道触目惊心的伤疤，表情颇为凶悍。
“付……付贵？”
来的人，居然是当年的北平探长付贵。他把我搀扶起来，厉声道：“别说那么多，咱们先走。”我脑袋还有些晕，听凭他把我胳膊搭在肩上，扶我下了车，钻进旁边一条小胡同。看他的动作干净利落，全不像一个老年人。在胡同的另外一头，一辆桑塔纳早已停在那里。付贵把我塞进车里，自己也跳上去，喝令司机开车。桑塔纳车头一摆，朝着相反方向开去。我在车上晃晃悠悠，胃里还是疼得很。付贵又递给我一粒药丸，我张口吞下，腹里又稍微好受了一点。
我本想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可实在没什么力气，任由车子往前开去，昏昏沉沉地又睡了过去。等到我再醒来的时候，自己正躺在一张软绵绵的席梦思床上，床头柜上搁着一条粉红色毛巾，还有一粒药丸搁在一个塑料瓶盖儿里。
我环顾四周，发现这房间很有特点。家具与器物都是寻常所见，但摆放得颇为巧妙，不用任何字画古物，却自然流露出淡淡的古典韵味。唯一的例外，是床头的一头毛绒大熊玩具，就搁在我脑袋不远处。
门一开，我看到付贵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杯水。见我醒了，让我把那药就着水吞下。我喝完以后，虚弱地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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