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十几年的战乱终于尘埃落定，中国人民唱着嘹亮的《东方红》，携手跨入新的纪元。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彻底解放了的人民，热情洋溢地投入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之中。中国共产党着力恢复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在教育领域，也对国内原有的高等教育逐步接收改造。

    当然，国内知名的清华大学也不例外。接管、恢复、整顿、课程改革、开会、宣传、动员、学习教育，身在清华大学，他们无一例外地参与其中……

    这里是二人的母校，却又不是旧时模样。新时代的清华大学，泛着不同以往的光芒，他们在这里教书育人，适应成长，钱钟书再次用非凡的才华和广博的知识，征服学生。

    当时的一位学生如是回忆："他的惊人记忆力，在学生中广为流传。有一次中文系的一位同学从图书馆回寝室大叫大嚷："不得了！不得了！"大家惊问怎么回事，原来这位同学是研究唐诗的，他为了考证一个典故，从图书馆遍寻未获，正巧碰上钱钟书先生，便上前请教。钱先生笑着对他说，你到那一个架子的那一层，那一本书中便可查到这个典故。这位同学按图索骥，果然找到了这个典故，因此他大为惊讶。"

    如果说，记忆力是种天赋，那他的天赋接近传奇。一位同学在他布置的期末读书报告里，东拼西凑了几十本书中的内容。诙谐幽默的钱钟书不置一词，只一一为他标注出处。他待人宽厚，常开玩笑，却又总在不经意间让人敬畏，因他渊博的学识，因他犀利的笔锋。

    他依旧嗜书如命，还过目不忘。那时的他已经不怎么发表作品了，只静静沉浸在书的世界，丰富充盈自己。他们空荡荡的客厅里，只有两把椅子和一只堆放着书籍的长台，每日午后睡前，夫妻二人便对坐两端，静静阅读。

    一九五〇年一月，当时很有名气的记者作家黄裳来访。他说："住在清华园里的名教授，算来算去我只有一位熟人，就是钱钟书。"他们在上海时便已相识，如今小别重逢，更是相谈甚欢。钱钟书很是愉快，侃侃谈起艺文旧事，竟让黄裳忘了自己记者的身份。

    接着，他们又谈到解放以来的工作生活情况，打开话匣子的钱钟书直说学校气氛活跃，师生颇具热情，气象也焕然一新。但后来，他话锋一转，直言不讳地娓娓道来，会议太多，耽误了教授们的教学时间，大学生太过热衷宣传活动，冲击了学业，云云。

    他言语直白，处处在理，但在这个敏感的年代，不免与社会主流相悖离。正如杨绛所说："解放后，中国面貌一新，成了新中国。不过我们夫妇始终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

    他们一贯是安分守己、奉公守法的良民，从不轻易流露犀利言语。回过神后，他怕黄裳将事情报道出来后遭来谤议，便写信说：

    北来得三晤，真大喜事也。弟诗情文思，皆如废井。归途忽获一联奉赠。（略）幸赏其贴切浑成，而恕其唐突也。如有报道，于弟乞稍留余地。兄笔挟风霜，可爱亦复可畏。（如开会多、学生于文学少兴趣等请略）赵家璧君处乞为弟一促，谢谢……

    黄裳尊重他，那篇专门为他写的采访报道《槐聚词人》也迟迟没发表，并且一积压就是三十多年。直到"文革"结束，"四人帮"被彻底粉碎，他才以《槐聚词人──一篇积压三十年的报道》公之于世。

    多亏了黄裳。如果这样露骨的言论被登在报刊上，他恐怕要在"文革"时死无葬身之地了。

    临走时，黄裳还曾向钱钟书邀稿，他委婉地拒绝了。在这沸沸扬扬的新时代，他不愿惹起风波，辞谢也是必然。为了表达歉意，他将自己在一九四一年前后所作的一首旧诗抄赠于他：

    夹衣寥落卧腾腾，差似深林不语僧。

    捣麝拗莲情未尽，擘钗分镜事难凭。

    槎通碧汉无多路，梦入红楼第几层。

    已怯支风慵腊月，小园高阁自销凝。

    这一年，学富五车的钱钟书还被中央聘为《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在生活上，他童心未泯，举手投足间皆是纵横不羁的名士风度，而在学术上，他孜孜不倦，一副认真严肃的学者模样。

    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工作，关系着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的传播，关系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容不得半点差错与疏忽。为此，钱钟书仔细研读了《毛泽东选集》，细枝末节的问题也不轻易放过，而对翻译中的学术问题，更是当仁不让，不肯轻易附和。

    他本就在学术上苛求完美，更何况是这样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一次，他指着毛泽东的一段原文说："孙猴儿从来未钻入牛魔王腹中。"徐永焕听后，层层请示上级，胡乔木因此调出《西游记》的各种版本予以查看，事实证明钱钟书是对的。毛主席得知后，专门修改了原文。

    周恩来总理的秘书如是说："自从一九五〇年起，钱钟书便担任"毛选"委员会主任委员，深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赏识和关怀……主持"毛选"英译是长期的重要工作，钱钟书委实得到了极大的荣誉。"

    或许吧，毛泽东、周恩来、胡乔木等国家领导人对他确实很是关怀支持。因为这个护身符一般的身份和这些中央领导的保护，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并没有被划为右派，也没有受到大的冲击。

    他知识渊博，外文具有高深造诣，所以在一些涉外事宜上，领导人也经常问问他的看法。因此，更有谣传说，他是毛泽东主席的英语秘书兼外交顾问。但谣传只是谣传，"根本没有这一回事，他非共产党员，怎么会有资格去当毛的秘书？"夏志清如是说。

    虽然他有护身符般的身份，但这英译的工作自然也没那么容易，他的较真，总不免让人嫉恨，困难和烦恼也是无法避免的。"病马漫劳追十驾，沉舟犹恐触千帆"，那时候的他应该是焦虑疲倦的，他对妻子说："这件事不是好做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后来，杨绛如是写道：""无功无过"，他自以为做到了。饶是如此，也没有逃过背后扎来的一刀子。若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档案里的材料上了大字报，他还不知自己何罪。"

    一切都是后话。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三年，他只求做好本职工作，默默翻译着"毛选"，因他效率高，还能省出些时间，读书写字，耕耘属于自己的那片园地。而在生活上，他也依旧保留着那份难得的痴气。

    在清华大学时，他们养过一只颇具灵性的小猫。一次顽皮的猫咪爬上了树，却不敢爬下来了，钟书救它下来，它便用小小的猫爪，轻轻软软地搭在他的手腕上，以示感谢。

    西方谚语有云："地狱里尽是不知感激的人。"钟书见小猫知感，很是喜欢，平日里特别宝贝。他为它布置舒适温馨的小窝儿，还任它在自己被窝里钻来钻去，真可谓"爱猫成癖"。

    后来，小猫长大了，总是在半夜里同邻居家的猫咪打架。钟书心疼，每次听到猫儿们的叫闹声，便从热乎乎的被窝里起身，拿起特置的长竹竿帮自家猫咪。

    当时，与他家猫儿打架的猫咪，有林徽因女士家的宝贝--"爱之焦点"。当时，林徽因与梁思成同他们比邻而居，杨绛怕伤了彼此间的和气，便引用他的文章《猫》中的一句，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是要看主妇面了。"

    而我们聪明的钟书先生，是要将耍赖进行到底了。他笑着回答："理论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这便是他的工作，这便是他的生活。

    在这解放后的新时代，有烦忧，也有欢乐。工作之余，他总是赋闲家中，闭门谢客，逗逗女儿，玩玩猫，再同妻子一起驰骋在书的海洋中，无忧无虑。

    懂生活的女子

    有人说，日子是织布机上的布，一片片滑下，再一片片接上。一九五〇年，为了"毛选"英译本的定稿工作，钱钟书去了城里，只在周末回清华大学，只余下杨绛和女儿阿圆。

    杨绛依旧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兼任"教书，闲暇时光便翻译西班牙文学名著《小癞子》。她是幽默聪慧的女子，她的翻译也一如她的性格，充满了诙谐趣味。

    那时，阿圆十三周岁，已经是个大孩子了。杨绛本来要送女儿去清华附中读初二，但学校却一定要阿圆从初一读起，再加上初中学生午后总是开会，杨绛心疼体弱的女儿，干脆买了初二、初三的课本，自己教她数学、化学、物理、英文文法等。

    阿圆虽然没有去学校念书，但住在清华园里的她，并不寂寞。父亲在时，她便帮父亲做些登记学生分数一类的零星事，很是怡然自得。她心细如丝，因为两份课卷都用与众不同的紫墨水，便能猜出两个同学是男女朋友。

    杨绛说："阿圆不上学，就脱离了同学。但是她并不孤单，一个人在清华园里悠游自在，非常快乐。"她继承了钟书的"少年痴气"，也继承了杨绛的"细腻聪颖"，这样的孩子，自然是懂事快乐的。

    钟书去城里时，没有嘱托杨绛照管好阿圆，而是告诉女儿要好好照管妈妈，而阿圆也小大人似的答应了。有一次下大雪，她背着母亲在雪地里将煤球里的猫屎抠干净了，因为她知道母亲怕摸猫屎。对此，杨绛很是心疼地说："她的嫩指头不该着凉，钟书还是应该嘱咐我照看阿圆啊。"

    有女如此，夫复何求？她是幸福的，因为有这样懂事的女儿。她突然发现，只要有她这个小不点儿在自己身边，再黑的夜路，再荒芜的原野，她也不害怕，如同有丈夫陪着一样。

    有一次，阿圆有些发烧，杨绛便逼她早些休息，但这个小姑娘还惦记着母亲："妈妈，你还要到温德家听音乐呢。"

    钟书不在的日子，总是阿圆陪她。为了让女儿好好休息，杨绛说："我自己会去。"

    阿圆迟疑了，她知道母亲是害怕的，但并没有说破："妈妈，你不害怕吗？"

    杨绛立马摆出大人的架子："不怕，我一个人会去。"

    这一次，阿圆没有说什么，乖乖上床躺下，但她并没有睡觉，她依然在担忧着"嘴硬"的母亲。

    杨绛出门了。一个人的时候，她是害怕的，当走到荒地边的小桥附近，她怎么都不敢过去，徘徊了好久，终究走了回头路。当她回到家时，阿圆还醒着。后来，杨绛调侃地说："钟书嘱咐女儿照看妈妈，还是有他的道理。"

    而在功课方面，看着越做越繁的数学，杨绛也越来越懒，于是她对阿圆说："妈妈跟不上了，你自己做下去，能吗？"阿圆很乖，便无师自通地自己做。后来，不放心的杨绛又问女儿自己学可以吗，阿圆很有把握地说，可以。

    于是，杨绛给她加买了参考课本，放任阿圆自己学。一九五一年秋，阿圆考入了女十二中高一年级，并且数学得了满分。不知曾经只考十五分的钟书，看到女儿这傲人的成绩，会是怎样的表情？

    阿圆上了高中，进城住了校，同钟书一样周末回家。于是，那小小的三口之家，只余下杨绛一人。

    这年冬，中共中央发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三反"运动浩浩荡荡地开始了，教育界和文艺界也响应号召，结合"三反"运动进行着如火如荼的思想改造。

    所谓的思想改造，便是让文人们亮出自己的思想，革掉那些旧时代的"封建"或"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杨绛形象地称其为"脱裤子、割尾巴"或"洗澡"。

    当时，清华大学外文系有三大"危险课"──诗歌、戏剧、小说，后来都被改成了选修。而杨绛教的是外国文学，正属于"资产阶级思想"最明显、最严重的范畴，而偏偏她教的英国小说还有学生选修，她不得不硬着头皮继续教下去。

    教这样的课，太需要勇气，一不小心便会被"左"派朋友指责。清华大学有一位叫作温德的外籍教授，思想很是开明，曾经参加过反美与反国民党政府的大游行，也曾公开控诉美国，但他曾被自己教过的同事批评，要他用马列主义观点授课。

    温德很是生气地对杨绛说："我提倡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还在吃奶呢！他倒来"教老奶奶嘬鸡蛋"！"后来，这个同事也批评杨绛的授课太过老一套，并要教教她。自然，杨绛没有虚心接受，她只教她的课，从艺术分析比较入手，尽量避开那些可能被指责的思想意识。

    只是，选择哪部小说来教，也成了难题。在如此激进的时代，许多西方的小说都被戴上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稍不留神，便会惹人非议。最终，她选了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因为狄更斯受到过马克思的赞许，是社会上公认的进步作家。

    只是这所谓的进步作家，却有让人失望的成分。他是有阶级意识的，不愿与工人为伍，因为在他心里，工人便是"下等人"。并且，他的小说中充斥着大量谈情说爱的内容，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相当露骨的，好事之人也不免大做文章。

    没有办法，那些文字白纸黑字地印在书上，她没有办法替狄更斯掩盖，只得挑选出"进步"的部分精讲，其余的部分只让学生自己课下浏览。只是如此，内容便不再连贯，那些精讲的内容，总有地方需要联系上下文，也总有地方牵扯到男女关系，她只得以批判的态度说是"陈腔滥调"，蒙混过关。

    她小心翼翼地应付着一个又一个难题，总算没有差错。后来，她回忆说："钟书就像阿圆一样乖，他回校和我一起参加各式的会，认真学习。他洗了一个中盆澡，我洗了一个小盆澡，都一次通过。"

    接着便是"忠诚老实运动"。杨绛很忠厚老实，不管是不是问题，都老老实实地一一交代，得到大家好评。

    只是运动形式层出不穷，一切都没有结束，还有一个所谓的"酝酿控诉大会"在等着她。在"酝酿会"上，她的同学都说她课讲得不错，也不说什么出格话，既不是"向上爬"的典型，也不是"混饭吃"的典型，充其量也只算是"新社会的主人翁感不强"。

    她顺利通过了检查。当天晚上，"控诉大会"开始了，她以为自己没有什么问题，便轻松愉快地与一位亲戚一起去参加大会了。

    在清华大学的大礼堂，一场庄严的会议开始了。大会主席先谈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毒瘤，然后便开始一一控诉。台下的杨绛漫不经心地听着，谁知竟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杨季康先生上课不讲工人，专谈恋爱。

    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恋爱应当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见了情人，应当脸发白、腿发软。

    杨季康先生甚至于教导我们，结了婚的女人也应当谈恋爱。"

    她抬起头来，只看见一个从来没见过的女孩子，正站在台上，咬牙切齿地控诉自己的"毒害"。她课上的女学生不多，她也都认识，却单单没有台上这一位。

    在女孩无比仇恨的控诉下，大礼堂几千双眼睛都射向了她，连从大会开始便在打鼾的亲戚也停止了打鼾，瞪大眼睛看向她。

    不过我们的杨绛怎么会被这含沙射影的眼神杀死。她沉着气，木然默坐，仿佛说的不是自己。她听着那女孩动听地将狄更斯小说里的话断章取义地加注在她身上，不禁疑惑，白天的检讨压根没提"恋爱"这回事，怎么就顺利通过了呢？

    控诉结束了，在一片闹哄哄的议论中，群众慢慢散去，杨绛站起身来，突然发现同来的亲戚已经不知去向。

    她哑然失笑，默默走出礼堂。走在回家的路上，没有人前来搭话，更没有人愿意同行，她觉得自己是刚刚自地狱出来的魔鬼，每个人都避得远远的，她甚至听到一位女同志愤慨地议论："咳！还不如我们无才无能的呢！"

    这时，外文系的主任吴达元教授走了过来，他悄悄问道："你真的说了那种话吗？"

    杨绛回答说："你想吧，我会吗？"

    吴达元教授立即说："我相信你不会。"

    他是了解她的，这个女子上课认真，说话也很有分寸，怎会说出这样不着边际的话？听他这样说，杨绛很是感激，但为了不连累人家，她很谨慎地与他保持距离。

    她是胆小的，但从来不是感情脆弱的女子。第二日，她故意起了个大早，打扮得喜气洋洋，然后拿着菜篮子去校内人最多的菜市场招摇，看别人如何避开自己，也领略一番真正的"人间喜剧"。

    当然，一切并没让她失望。有些曾经有说有笑的朋友，不是逃税似的溜走，便是佯装没看到，但也有人如往常般与她说笑，还有一个平时并不相熟的女同事，与她并肩走了很长一段路。

    对这些不避讳她的，她心存感激，对那些躲避她的，她也理解。在这个时候，选择"明哲保身"似乎也是情有可原的，她并不怨尤。

    有人说，懂生活的女子，是洗尽铅华后，依然有颗如初的心。而她正是如此，丈夫女儿都不在身边的时候，她饱受屈辱冷落，却依旧可以自娱自乐地幽默一把。

    不久后，她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自己的大名，但她只一笑置之："幸亏不是名人，点了名也未必有多少人知道。"

    有趣的是，控诉过后，慕名来选修她课的学生竟然多了起来。或许这些花一般年纪的学生，想要听杨绛谈爱情也未可知。

    满腹辛酸何处诉说

    "三反"运动结束了，他们的日子陷入了难得的平静，只是，平静的背后，往往蕴藏着更多的风波未定。

    杨绛说：""三反"是旧知识分子第一次受到的改造运动，对我们是"触及灵魂的"……我们惊愕地发现，"发动起来的群众"，就像通了电的机器人，都随着按钮统一行动，都不是个人了。人都变了。就连"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同程度的变：有的是变不透，有的要变又变不过来，也许还有一部分是偷偷儿不变。"

    她说自己也变了，变得不怕鬼了，只是她的改变，有那么点儿不合规格。

    他们怕犯错误、惹是非，便离群索居地生活着，自得其乐。平日里，他们在家工作，每月向上级汇报工作进程。闲暇时，他们去颐和园后山松堂玩耍，去动物园游乐，憨厚可掬的大熊猫、摇晃着脑袋的公象、开屏的孔雀，以及千姿百态的松树，他们一一都认识了。

    只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一九五六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面向青年读者出版一套"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宋诗选注》便是其中之一。

    这套书籍主要由中国科学院文学院的学者们撰写，而所长郑振铎便把《宋诗选注》交给钱钟书负责，因为他"宋以下别集殆无所不窥"。接到任务后，对文学很严谨的钱钟书立即确定了诗歌选取的标准，还在艺术性方面提出了"六不选"原则："押韵的文件不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不选；大模大样地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也不选；有佳句而全篇太匀称的不选，这真是割爱；当时传诵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也不选，这类作品就仿佛走了电的电池，读者的心灵电线也似的跟它们接触，却不能使它们发出旧日的光焰来。"

    他的"六不选"原则，自有他的文学考量，只是当时的中国"左倾"思想盛行，文学不再是纯粹的文学，而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工具。在集体讨论时，绝大多数人的原则是只谈政治，不谈艺术，钱钟书的选目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批判。

    艺术追求，是钱钟书的原则，不甘屈服的他对选目剖析自己的意见，极力争取着主动权。他坚持不选文天祥那首被人耳熟能详的《正气歌》，因为历来的选本都有此诗，他不想无休止地重复，并且文天祥还有比《正气歌》更具新意的诗可选。

    只是在极"左"的思潮下，这样悲壮激昂的正气之歌，自然是要理直气壮地占据选本重要一隅。固执如他，傲岸如他，并不妥协，据理力争，最后他成功了，但也在"文革"时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虽然在《正气歌》上他坚持了下来，但其他的许多选目却难逃决议的批判。大气候如此，他难违众议，只得暗自叹息一声，根据集体讨论的结果著书编撰。

    一九五七年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提出了"革命时期的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基本结束，以后大量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论断。一时间，风生水起，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整风运动。

    在这"大鸣大放"的运动期间，远在武汉华中师范学院教书的父亲钱基博被划为右派，不久便住进了医院，刚刚脱稿的钱钟书赶忙请假去武汉看望父亲。一路上，他忧心忡忡，心事重重，不只为病重的父亲，也为多舛的仕途。

    晨书暝写细评论，诗律伤严敢市恩。

    碧海掣鲸闲此手，只教疏凿别清浑。

    奕棋转烛事多端，饮水差知等暖寒。

    如膜妄心应褪净，夜来无梦过邯郸。

    驻车清旷小徘徊，隐隐遥空碾懑雷。

    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

    在路上，他作了《赴鄂道中》诗五首，以纾解自己郁闷的心境。对此，他最好的伴侣杨绛，如是解释说："后两首寄寓他对当时情形的感受，前一首专指《宋诗选注》而说，点化杜甫和元好问名句（"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据我了解，他自信还有写作之才，却只能从事研究和评论工作，从此不但口"噤"，而且不兴此念了。"

    为了《宋诗选注》，他不仅再读卷帙浩繁的宋诗记录，还在诗歌评注上追源溯流，颇下了一番功夫。他是严谨的学者，每日晨书暝写，着力分析着每首诗的精蕴内涵，他那见解精辟的言语，很多都被现代诗评家奉为圭臬。

    杨绛说："选宋诗，没有现成的《全宋诗》供选择。钟书是读遍宋诗，独自一人选的。他没有一个助手，我只是"贤内助"，陪他买书，替他剪贴，听他和我商榷而已。那么大量的宋诗，他全部读遍，连可选的几位小诗人也选出来了。他这两年里工作量之大，不知有几人曾理会到。"

    只是在那个只关心政治的年代，在那个万人跟风的时期，他的万般努力是被直接无视的，而他不提政治的与众不同，霎时间便被推至风口浪尖之上。

    脱稿后，他曾从中选了十篇诗人短论发表在《文学研究》上，后来他的《〈宋诗选注〉序》也发表了。本是成果分享，但这两篇文章却成了批判他最有力的黑材料。在这整风运动风起云涌的当头，他的"六不选"原则，也成了"资产阶级文学研究"最直接的罪名。

    批判文章接踵而至。曹道衡的《对〈宋代诗人短论十篇〉的意见》、刘敏如的《评〈宋诗选注〉》、胡念贻的《评〈宋诗选注〉序》《清除古典文学选本中的资产阶级观点--评钱钟书先生〈宋诗选注〉》……一篇篇，一字字，连篇累牍的无外乎"资产阶级意识"、"脱离政治"、"形式主义"等大高帽儿。

    他缄默了，对着一群不关心学术的所谓批判家，他的满腹辛酸，能向何处诉说？

    但是金子总有发光的地方，他虽然在国内备受批判，但在国外却褒奖一片，连日本著名的汉学大家小川环树也特意为他的《宋诗选注》撰文写书评云："这是一本从不同于前人的角度出发来对宋诗进行全面观察的书，它的注释和"简评"都特别出色。这本书的出现，大概是宋代选本中最好的。"

    当然，这位汉学大家也不无遗憾地表示，这本书对宋代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收得太多，并不能准确无误地反映宋诗全貌。而远在台湾的胡适之先生，也表示此书的凭证极有特色，只是选目不太好。

    总有些聪明人的眼睛是雪亮的。小川环树的权威书评寄到了国内，那些恨不得毁掉《宋诗选注》这本书的批判家，立刻偃旗息鼓。《文学评论》的编者向钱钟书表示了歉意，何其芳还特意请词学大家夏承焘在《光明日报》上补写了《如何评价〈宋诗选注〉》一文，肯定了《宋诗选注》的价值。

    因为小川环树的一席话，他终于得了片刻宁静。只是，此时的杨绛却没这么幸运，她再次莫名其妙地被卷入批判的泥淖之中。

    那时，她写了一篇极具分量的长篇文学评论文──《菲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菲尔丁是十八世纪英国著名的小说家，得到像高尔基等一些进步作家的推崇，他的小说是颇具研究价值的。杨绛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他滑稽史诗的取材及目的进行了深入归纳研究。

    她是实在人，没有办法用当时流行的机械式阶级分析观点套菲尔丁的小说理论，也没有办法把他的"模仿自然说"生硬地说成具有阶级批判的崇高目的，只是按自己的研究如实论述。于是，批判席卷而来。

    有人在《文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犀利地批判她的这篇文章介绍了大量的资产阶级观点，歪曲贬低了菲尔丁作品的意义……杨绛成了一面"白旗"，研究所西方文学组广泛发动"群众"，对她进行所谓的"帮助与启发"。

    这一次，她长了见识，也吸取了教训，暗自决心不再发表文章，只是作为研究所里的研究员，消极怠工也是要被批判的。在她的下一篇文章《论萨克雷〈名利场〉》里，她主动运用阶级分析的理论进行探讨批判，还引用了马克思的话予以论证。

    只是，那些违心的话，她终是难以启齿，也没有办法不顾事实地随意批判评说。她折中了一下，在文章中讲究出处证据，完全引用萨克雷小说中的论述，对萨克雷的"真实"、"仁爱"两个方面纯客观地论证。

    就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观点来说，她的态度是端正的，既没有拔高，也没有贬低，辩证地分析了萨克雷文学思想的优缺点。只是一切都没这么简单，因为这篇文章，她被一些人指责说流露出"人道主义"、"人性论"等资产阶级观点。

    唉，真是怎么做都能挑出毛病。或许，他们真的同资产阶级结下了不解之缘，又或许，在别人眼中，他们早就与资产阶级结下了不解之缘。

    满腹辛酸泪，无处诉说时。受到这样赤裸裸的点名批判，他们噤若寒蝉，再也不敢随意说话了，当出版社向他们邀稿时，也只说："这几年专注于翻译，没有创作，所以拿不出东西支持出版社，实在抱歉。"

    他们真的怕了，不愿再被抓住小辫子。只是，这万恶的命运，会放过这对患难夫妻吗？

    有一种暖心叫朋友

    时间之外，岁月悠悠，过往的每一分每一秒，终将被时光埋葬在记忆深处。杨绛是心思细腻的女子，用文字记叙着时光荏苒的痕迹，心泛淡忧。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钱钟书一家三口分散各地，下乡接受社会主义教育。杨绛说："在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都由国家包了……只是我们不会为人民服务，因为我们不合格。然后国家又赔了钱重新教育我们。我们领了高工资受教育，分明是国家亏了。"

    有人说，离开与靠近，都是那般的不容易。去农村参加劳动，杨绛并不介意。只是情到浓时，难说再见，她放心不下独自一人的钟书，这个痴气的男人，如何会自己打点行装？

    一九五八年十月下旬，她随着一支二十几人的队伍去了河北农村，那时他们的女儿已经下放工厂炼钢，而钱钟书要等下一批出发。那时四十五岁以上的女同志是可以不用下乡的，但她还是自愿去了，不只是因为纯正的社会主义觉悟。

    杨绛如是说："下乡当然是"自愿"的。我是真个自愿，不是打官腔；只是我的动机不纯正。我第一很好奇。想知道土屋茅舍里是怎样生活的。第二，还是好奇。听说，能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是革命、不革命的分界线。我很想瞧瞧自己究竟革命不革命。"

    初下乡的知识分子，没有脱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眼镜，还主观改造起村里的人。同杨绛一起下乡的一位老先生，遥指着一位农村姑娘说："瞧！她像不像蒙娜丽莎？"他们一道回答："像！真像！"于是，这姑娘便成了他们一伙人的"蒙娜丽莎"。

    还有一次，在打麦场上的三角窝棚旁边，他们看到一位高高瘦瘦的老者，正撑着一根长竹竿，撅着一撮胡子仰头望天。于是，另一位想象丰富的老先生说："瞧！堂吉诃德先生！"于是，这位老者又成了他们的"堂吉诃德"。

    杨绛驻扎的地方，是一个贫瘠的山村，全村连一个富农都没有。她如愿住进了土屋茅舍，也见到了空的粮柜，大堆的生白薯和大大小小的腌菜缸。

    自然，真正的农村生活哪有那么多诗意的浪漫情怀。她早已听说，也做好"过五关斩六将"的心理准备。第一关是"劳动关"，她过得还算轻松。因为公社体恤，他们这几个年老柔弱的下乡人士只是做些不累不脏还容易的活儿。

    "我们下乡干的全是轻活儿，看来"劳动关"，对我们是虚掩着的，一走就"过"，不必冲杀。"她在《第一次下乡》中如是写道。只是"劳动关"好过，后面的"居住关"、"饮食关"、"方便关"、"卫生关"却一个没一个轻易。

    他们这一队五男二女，村里只腾了一间空房，于是杨绛和另一位小些的女伴只能"打游击"了。她们睡过工人大嫂家的暖炕，也睡过尘土扑鼻的冷炕，还睡过公社缝纫室的三尺宽木板，最后总算搬到幼儿园的大暖炕上去了。

    饮食方面，他们每日早晚只是玉米渣子煮白薯，中午则是白薯窝头，不喜油腻的杨绛觉得还好，但别人并不以为然。一次，杨绛梦到两个荷包蛋，她没有吃，第二日告诉大家，他们都同声怨她不吃，一副恨不得让她端出来放在桌上的模样！

    就这样，他们吃了整整一个月的粗粝之食，最后连想到大米白面都不胜向往。分在稻米之乡的伙伴们得知他们的"苦楚"，特意买了白米，请他们去吃，那一日，杨绛连吃两碗，直叹平生都没吃过这样香软的白米饭。

    此时，已在昌黎乡间倒粪的钱钟书，吃的只是发霉的白薯干掺着玉米面做的苦窝头。相比之下，杨绛的吃食已是十分的幸福。

    而乡下人，对他们这帮城里来的知识分子很是稀奇。

    一位大妈见了他们说："真要感谢毛主席他老人家！没有毛主席，你们会到我们这种地方来吗！"吓得杨绛仔细瞧着她的脸色，还以为她在打官腔。

    还有一位嘴巧的大妈，这样对杨绛说："呀！我开头以为文工团来了呢！我看你拿着把小洋刀挖萝卜，直心疼你。我说：瞧那小眉毛儿！瞧那小嘴儿！年轻时候准是个大美人儿呢！我说：我们多说说你们好话，让你们早点儿回去。"

    杨绛听罢，呵呵笑了几声，心想，这大妈真是个地道的"劳动惩罚论"者啊！

    他们一行人，经常在村里访病问苦，连带串门聊天。他们撞到过又骂又哭的"疯婆子"，看望过生肺病的女人，也见识了挂过彩的退伍军人……那段日子，他们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也了解到许多农民的实际情况。

    他们在这里待了两个月，杨绛下乡前的好奇心，就这样在自得其乐间得到满足。只是这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年月里，她总不免因与家人离散牵肠挂肚。而她的那位相貌端好的女伴，也会在旁边没人时，悄悄问她："你想不想你的老头儿？"

    她自然是想，当然也没什么好隐瞒："想。你想不想你的老头儿？"

    "想啊！"

    一样的回答，换来两人相对无言的傻笑，那是自嘲的笑，是无可奈何的苦笑。她是杨绛的同炕之友，因有着相同的思念与情怀，虽然彼此间说"悄悄话"的机会并不多，但偶尔间的一个眼神，都不失为一种安慰。

    还好，她还有默存的书信，聊慰相思。钱钟书在家时，她不两天便能收到他"字小行密、两三张纸"的书信。同伴之间，只有她来信最多，不免换来几句嘲弄的玩笑话，她也不多言，只埋头读信。

    有一种挂念是夫妻，有一种暖心叫朋友。他们是恩爱夫妻，也是知心朋友，他的书信，总给杨绛无穷的勇气，给她在那个贫瘠小山村的日子，添上无限的明媚气息。

    后来，钱钟书去了昌黎乡下，天天捣粪，依旧不忘在得空时给她写信，并且还嘱托她不必回信。她知道，他也是思念自己的，那绵长的思念便藏在那看似平淡的字里行间。

    一日日，一封封，她将他的信放在贴身衬衣的两个口袋里。随着信越来越多，越来越厚重，她又往丝绵背心里的两个口袋里塞。信纸多了，硬邦邦的很不方便，还稀里哗啦直响，很有掉出来的危险。

    只是她不愿拿出，也不敢拿出。她说："其实这些信谁都读得，既不肉麻，政治上也绝无见不得人的话。可是我经过几次运动，多少有点神经病，觉得文字往往像解放前广告上的"百灵机"，"有意想不到之效力"；一旦发生了这种效力，白纸黑字，百口莫辩。"

    后来，衣袋里实在是放不下了，她便抽出一部分藏在包里，只是身上轻了，心却重了。她着实怕了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只得硬下心肠把信烧掉。她说，这是默存一辈子写得最好的情书。她常常后悔，自己焚烧了这么宝贵的信笺。

    已过经年，她每每回忆时，都不免遗憾。但我们的杨绛哪是唉声叹气之人，"过得了月半，过不了三十，"她如是宽慰自己，"即使全璧归家，又怎逃得过丙丁大劫……那是专写给我一个人看的。罢了，让火神菩萨为我收藏着吧。"

    终于要整队归京了。临行前，他们各自总结收获，互提意见。有人说她不懂民间语言，还有位党外的"马列主义老先生"说她婆婆妈妈，而队长则在评语中说她能同老乡们打成一片，她听了很是得意，"我还是心服有修养的老党员，不爱听"马列老先生"的宏论"。

    无论怎样，她的社会主义教育圆满完成，可以毕业回家了。总结完毕，她和同伴们如沙丁鱼般挤在一个拖厢里，经过一天的颠簸，终于安然抵达北京。

    阴历年底，钟书也要回来了，她去火车站相迎，内心忐忑，生怕接不到，生怕他回来了还要回去。好在万事顺利，这对分离三月之久的夫妻，终于团聚家中。

    这一次，痴气十足的钟书，不仅完好地带回了自己，还带了许多当地出产的蜜饯果脯和北京买不到的肥皂。

    新年新气象，文学所在这年迁入了城里旧海军大院，他们的家也搬到了城中文研所宿舍。虽然房子小了些，但也添了方便，钟书去"定稿组"翻译"毛选"方便了，逛市场、吃馆子也方便了。

    那时他们的女儿阿圆要毕业了。在那个服从分配的年代，毕业生分配的工作是终身的，杨绛很是担心，因为他们二人双"白"的出身，影响了女儿的分配。她说："毕业后工作如分配在远地，我们的女儿就流失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总有些意外是让人欣喜的。他们没有想到，阿圆留校当了助教。当消息传来，他们老两口开心得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女儿可以永远伴在他们的身边了。

    三个人，总有无穷乐趣。那时家里的阿姨不擅长做菜，他们便经常在城里一处处吃馆子。钱钟书是爱吃的，他说："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

    他们吃馆子，吃的是选择，也是吃别人想不到的娱乐。钱钟书和阿圆总是在等待上菜时，观察其他的食客，不经意间，便把眼前的故事看了个足。

    "那边两个人是夫妻，在吵架……"

    "跑来的这男人是夫妻吵架的题目──他不就是两人都说了好多遍名字的人吗？……看他们的脸……"

    "这一桌是请亲戚……"

    看戏间，他们的菜便上来了，他们一面吃，一面看，其乐无穷。享受完美食，他们抹抹嘴巴起身结账，旁边的戏依旧演得热闹。

    新中国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上下，饥荒一片。那时，钟书正和洋人一起英译"毛选"，便常常同他们一起吃高级饭，再加上二人皆有一份特殊供应，他们的日子并没有受到影响。

    困顿之中，那些拿着几十元工资的年轻人，看着他们这群拿着几百元工资的"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不免侧目。其实，能者多得，是再自然不过的道理，可挨饿的时候，谁还会论这些个东西？

    还是杨绛善良。她说："我们自己尝过穷困的滋味，看到绝大多数"年轻人"生活穷困，而我们的生活这么优裕心上很不安，很抱歉，也很惭愧。每逢运动，"老先生"总成为"年轻人"批判的对象。这是理所当然，也是势所必然。"

    那些所谓的"年轻人"，是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也已不复年轻，但工资却依旧只是几十元，而钱钟书、杨绛这样的"老先生"，工资也十几年如一日。"年轻人"的讥诮和不平衡，似乎也情有可原。

    一九六二年，他们搬入了干面胡同的新宿舍。那里宽敞了许多，厨房、卫生间、阳台应有尽有，他们还添买了家具，住得舒心了许多。一九六三年，钱钟书结束了英译"毛选"的定稿工作，一九六四年，他成为"毛主席诗词翻译五人小组"的成员。

    这几年，他们的生活还算平静，只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正在慢慢靠近……

    离别泪，别是苦痛滋味。只是在这旗号纷飞的时代，他们的离殇只得埋在心里，她继续配合加紧"再教育"，而他也要在穷乡僻壤的罗山东岳开始干校生活。闲暇时，他们依旧不忘鸿雁传书。他告诉她东岳的天寒地冻，告诉她些许生活的琐碎事。他们是乐观的夫妻，带着耐人寻味的幽默。只是，有一种坚强是笑中带泪，有一种伪装叫不提过往，他们藏起了眼泪，自娱自乐，并不代表他们真的欢快无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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