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安全，是指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健康的整体水平，尤其是指生存与发展的不良风险最小以及不受威胁的状态。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压力不断增大，需求与存量矛盾加剧。尽管世界各国在生态环境建设上已取得不小成就，但并未能从根本上扭转环境逆向演化的趋势；由环境退化和生态破坏及其所引发的环境灾害和生态灾难没有得到减缓，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臭氧层空洞的出现与迅速扩大，及生物多样性的锐减等全球性的关系到人类本身安全的生态问题，一次次向人类敲响警钟。因此，不管作为个人、聚落、住区，还是作为区域和国家的安全，都面临着来自生态环境的挑战。生态安全与国防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等已具有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并构成国家安全、区域安全的重要内容。保持全球及区域性的生态安全、环境安全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已成为国际社会和人类的普遍共识。
一、生态安全事关国人生存国家发展
21世纪后，生态环境安全日益凸显，因涉及国家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正在成为与国家的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同等重要的国家安全关注的重要问题。国家的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是致力于创造生态安全的基本条件和重要保障；而生态环境安全则是国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安全的自然基础和生态保障。如果说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国家安全要素中，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来自他国，那么在生态环境安全中，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则来自人为和自然造成的灾害。
（一）生态安全概念辨析
生态安全的概念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被提出，但是由于生态安全内涵的丰富和复杂性，以及人们对生态安全的研究尚不够深入，因而一直未形成统一并普遍接受的定义。
1.广义的生态安全
广义生态安全概念以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ASA，1989）提出的定义为代表：生态安全是指人的生活、健康、安乐、基本权利、生活保障来源、必要资源、社会秩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的状态，包括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生态安全，组成一个复合人工生态安全系统。一是环境、生态保护上的含义。即防止由于生态环境的退化对经济发展的环境基础构成威胁，主要指环境质量状况低劣和自然资源的减少和退化削弱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支撑能力。二是外交、军事上的范畴。即防止由于环境破坏和自然资源短缺引起经济的衰退，影响人们的生活条件，特别是环境难民的大量产生，从而导致国家的动荡。
2.狭义的生态安全
狭义生态安全概念是指自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的安全，即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健康的整体水平反映。健康系统是稳定的和可持续的，在时间上能够维持它的组织结构和自治，以及保持对胁迫的恢复力。若将生态安全与保障程度相联系，生态安全可以理解为人类在生产、生活和健康等方面不受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等影响的保障程度，包括饮用水与食物安全、空气质量与绿色环境等基本要素。
3.生态安全的内涵
生态安全具有整体性、不可逆性、长期性的特点，其内涵十分丰富。
一是生态安全是人类生存环境或人类生态条件的一种状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必备的生态条件和生态状态。也就是说，生态安全是人与环境关系过程中，生态系统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备条件。
二是生态安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绝对的安全，只有相对安全。生态安全由众多因素构成，其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满足程度各不相同，生态安全的满足也不相同。若用生态安全系数来表征生态安全满足程度，则各地生态安全的表征程度可以不同。因此，生态安全可以通过反映生态因子及其综合体系质量的评价指标进行定量的评价。
三是生态安全是一个动态概念。一个要素、区域和国家的生态安全不是一劳永逸的，它可以随环境变化而变化，反馈给人类生活、生存和发展条件，导致安全程度的变化，甚至由安全变为不安全。
四是生态安全强调以人为本。安全与否的标准是以人类所要求的生态因子的质量来衡量的。影响生态安全的因素很多，但只要其中一个或几个因子不能满足人类正常生存与发展的需求，生态安全就是不及格的。也就是说，生态安全具有生态因子一票否决的性质。
五是生态安全具有一定的空间地域性质。真正导致全球、全人类生态灾难不是普遍的，生态安全的威胁往往具有区域性、局部性；这个地区不安全，并不意味着另一个地区也不安全。
六是生态安全可以调控。不安全的状态、区域，人类可以通过整治，采取措施，加以减轻、解除环境灾难，变不安全因素为安全因素。
七是维护生态安全需要成本。也就是说，生态安全的威胁往往来自于人类的活动，人类活动引起对自身环境的破坏，导致自己生态系统对自身的威胁，解除这种威胁，人类需要付出代价，需要投入。这应计入人类开发和发展的成本。
4.生态安全的本质
生态安全的本质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生态风险，另一个是生态脆弱性。生态风险表征体现了环境压力造成危害的概率和后果，相对来说它更多地考虑了突发事件的危害，对危害管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较弱；而生态脆弱性应该说是生态安全的核心，通过脆弱性分析和评价，可以知道生态安全的威胁因子有哪些，他们是怎样起作用的以及人类可以采取怎样的应对和适应战略。回答了这些问题，就能够积极有效地保障生态安全。因此，生态安全的科学本质是通过脆弱性分析与评价，利用各种手段不断改善脆弱性，降低风险。
目前，我国的生态安全形势十分严重：土地退化、生态失调、植被破坏、生态多样性锐减并呈加速发展趋势，生态安全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如今，中国生态环境安全问题主要集中在水土流失、水稀缺和污染、空气污染和酸雨、生物多样性减少和自然灾害等几个方面，已威胁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二）生态安全对国家发展意义重大
生态安全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当今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同时又遇到了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维护生态安全对于国家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是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生态问题是和人类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历史。生态意识是人类在利用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中，逐步认识环境从而开始认识到自然环境与人类环境是和谐统一的一种意识。在原始社会，即渔猎文明时期，人类只是被动适应自然，对自然界没有实质性破坏和威胁。随着农业文明的诞生，特别是铁器生产工具的出现，人类开始从被动适应自然转变到主动适应自然。18世纪60年代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标志着人类进入工业文明的新时代。此后的100多年来，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程度大大加深，一方面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界的干扰和破坏，超过了自然界的承载能力，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例如：环境污染、臭氧层破坏、森林锐减、土地沙化、草原退化、水土流失、干旱和洪涝灾害频繁、大量物种灭绝等等。人类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环境的过程中，一开始往往不能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只注意经济效益而忽视环境效益，造成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存条件不断恶化。人类在对环境的破坏加剧，导致环境恶化而使人类健康和人类生存条件不断遭受严重危害的过程中，才逐渐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在这段话里，恩格斯明确指出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生态环境的辩证关系，以及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如果不按客观规律改造自然，人类必然遭到自然界的惩罚。
二是生态建设是民生安全的内在要求。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自然发展史。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关系进行了深刻分析，在《资本论》中更进一步指出：“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马克思肯定了代际利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要求人们尊重自然、善待土地，以便子孙后代永续利用。马克思预见了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的统一，认为任何人、任何民族都不能成为自然的所有者，而只能成为自然的“占有者”。马克思、恩格斯在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统一性的同时，总是强调人的能动性和主体性。他们认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是通过劳动和人周围的自然发生关系的。但是，人类在运用工具改造自然界的劳动过程中，必须正确地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也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通过人与社会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即以物质生产为核心的人类实践决定和制约着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恩格斯说：“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而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完全变革的必然结果就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把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确立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目标。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人与自然的对立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
三是生态安全建设是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建设强调以人为本原则，同时反对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与极端生态中心主义。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制造了严重的人类生存危机；极端生态中心主义过分强调人类社会必须停止改造自然的活动。生态文明表现为，人是价值的中心，但不是自然的主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生态文明作为对工业文明的超越，代表了一种更为高级的人类文明形态；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代表了一种更为美好的社会和谐状态。从理论上讲，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一样，都不再作为异己的力量与人类相对立，从而能够遏制资本主义追求超额利润所必然导致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而建立起具备生态文明的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生产要以良好的物质交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以代替资本主义性质的物质交换形式；共产主义社会为合理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创造了条件，人类的一切活动按照人的本性和自然界的规律合理地加以调节。社会主义能够一定程度上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其他方面结合起来，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体现。然而，也应当认识到，并不是社会主义一建立，人与自然的矛盾就消除了，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有一个发展阶段，在它发展初期也存在人与自然、生产力发展与生态建设之间的矛盾。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段，当生产力高度发展以后，才能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所以，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为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在制度上准备了前提，但是，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发展与生态建设之间的矛盾，而不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态建设面临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并且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二、国土资源安全令人忧虑
国土资源安全，是指国土资源的数量、质量和结构始终处于一种有效供给状态，即在动态上满足当代人和未来世代人发展的需要。近40年来，中国80%的江河湖泊断流、2/3的草原沙漠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100%的土壤板结。近年来，我国土地荒漠化和水土流失情况十分严重，不合理的开发利用、滥砍滥伐和超载过牧，导致耕地减少，水土流失，土壤沙化，草地退化，沙化和碱化面积逐年增加。
（一）中国土地资源状况不容乐观
中国地域辽阔，陆地总面积达960万平方公里，与欧洲面积大致相当。中国各类土地资源的绝对量虽多，但由于人口众多，人均占有量大都很少。中国以占全球1/14的耕地养活着占全球1/5的人口，无疑人口与土地的矛盾较世界大多数国家更为尖锐。
通过与世界的对比，不难看出中国土地资源状况的几个特点。首先，土地资源方面。尽管中国耕地总面积约占世界耕地总面积的7%左右，但人均土地面积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耕地1.4亩，只相当于世界人均耕地水平的43%。其次，矿产资源方面。尽管中国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总量约占世界的12%，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居世界第3位，但人均矿产资源储量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2。再次，水资源方面。尽管中国拥有的水资源总量占全球水资源的6%，位于巴西、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和印度尼西亚之后，居世界第6位，但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4，是联合国认定的“水资源紧缺”国家之一。最后，森林资源方面。中国森林覆盖率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1.52%，居世界第130位；人均森林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居世界第134位；人均森林蓄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6，居世界第122位。
（二）国土耕地面积已突破安全底线
耕地保护问题是我国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十几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把这个问题作为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大事来抓，并提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
1.耕地被占用极其严重
随着近几年城市化进程的提速和耕地的快速消失，中央政府早在“十一五”规划中就将2010年耕地保有量18亿亩定为必须实现的约束性指标，基本农田要保16亿亩；而且，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7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重申农业耕地18亿亩的底线不能突破。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实施的效果远不理想，农地的非农化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目前全国在册的基本农田面积只有15.89亿亩，已经低于上一轮规划确定的16.28亿亩的底线，人均耕地面积由2002年的1.47亩减少到2003年的1.43亩和2004年的1.41亩，只相当于世界人均占有耕地面积的37%。在我国，一方面是耕地资源紧缺，另一方面耕地占用现象十分严重，而且耕地减少之势难以遏制。仅2006年就查处土地违法行为131077件，涉及土地面积138.4万亩，其中，耕地65.1万亩，分别比2005年上升17.32%、76.7%、67.63%。
第一，占用耕地严重。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各地“圈地”热的高涨，农村人口的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不断缩小。2004年，我国总耕地资源面积为130039.2千公顷，农村人口9.42537亿，平均人均占有耕地2.07亩（实际占有耕地面积2.00亩）。就资源状况而言，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有1.41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农村耕地面积减小主要是以下一些原因造成的：城镇化和开发区的扩张；楼堂馆所建设无度；扩建别墅、高尔夫球场、大搞房地产开发，建各种名目的培训中心；建坟造墓。此外，砖瓦厂每年从良田取土，毁掉大面积的耕地。
第二，好地被占严重。好地被占现象在中国农村尤其严重，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是东部占地比西部严重。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唐为中心的东部沿海地区，建设用地占地的比例远高于全国，尤其是西部地区的水平。1988—1991年，沿海12个省份的建设用地在全国同类用地中的比重维持在40%左右。而此后4年，其比重已上升到50%—55%。二是城郊占用比农村严重。苏州市城镇建设用地在不同阶段都以占用高质量等级的土地资源为主，大多占用一、二等高质量耕地（如菜地和基本农田等高度熟化土壤以及部分果园和林地），而农村地区主要占用四等质量较低的耕地。三是平原占用比山丘严重。出于投资环境和建设成本考虑，城镇扩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都选择在地形平坦、土层深厚、土壤肥沃、交通方便的平原。因此，平原占用比山丘严重。此外，占高补低，耕地隐性减少。土壤是在不同成土因素作用下形成的不均匀的自然历史体，空间变异大。土壤耕作熟化更需要经历很长时间。因此，耕地的生产潜力地域和类型差异很大。以作物平均单产而言，长江上游比中、下游地区低1/3到1/2。西部地区与中部、东部地区的差距就更大。“一步三换土”，在同一地区不同土系或土种肥力水平差异也很明显。当前，有些地方用劣质耕地来补充优质耕地，表面上看耕地总量平衡了，实际上由于耕地质量差异及其综合生产能力的下降，造成隐性的耕地减少。
第三，土地退化吞噬耕地。目前中国土地退化正在一步步地吞噬耕地，具体表现如下：一是水土流失。城镇大规模开发的早期阶段常引起水土流失。此时城市好像一个大工地。由于厂房建设、仓储设施的开发、采石、筑路等活动引发的土壤侵蚀十分严重。据估计，每新建一公里公路会导致的土壤侵蚀量为400—500吨。城镇化建设初期，土壤侵蚀速率平均是农田的10—350倍，是森林的1500倍。广东、山东等省市的抽样监测结果表明，城镇化地区水土流失面积约占被调查区面积的20%左右，而深圳市的城镇化或工业开发区的水土流失面积曾占该市总流失面积的80%。二是洪涝灾害。地表不透水面积的增加，不仅诱发和强化产生土壤侵蚀的环境，而且使地表径流时间缩短，洪峰流量增加。研究发现，不同类型地面对降水的渗透能力有明显差异。自然土壤渗透能力最好，为87.6%；压实土壤次之，为72.8%；水泥砖面只有33.0%；水泥地面渗透量接近于零。无疑产流量以水泥地面最强。一些地区遭受洪涝灾害，除极端气候因素外，城镇化过程中地表径流变化和城市排水系统跟不上是另一个重要原因。三是环境污染。目前我国大多地区土壤是清洁的，但在少数工业发达地区出现了土壤污染。如太湖地区某市1984年至2003年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投入由208千克/公顷增加到548千克/公顷，增长1.6倍左右。农药单位面积投入量2002年为19.6千克/公顷，2005年为30.8千克/公顷。从而增加了土壤的农业污染负荷，如不加防治会引起灾害性后果。
2.土壤沙漠化问题严重
由于滥采滥伐，导致我国土地沙化面积每年扩大3000平方公里，相当于每年损失一个中等县的土地面积。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为350多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7%多。同时，危险废物污染、耕地退化、盐渍化等问题也很严重。
由于生态的恶化，从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我国每年沙化面积从560平方公里增加到2460平方公里，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受到荒漠化威胁。我国沙漠、戈壁和沙漠化土地面积已达262万平方公里，并且每年还在以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三江源已成为青海省草地退化最严重的地区。沙尘暴源头的阿拉善地区荒漠化面积占80%，沙漠每年以1000平方公里的面积扩展。全国90%以上的天然草原不同程度退化，草原退化、沙化和碱化面积达1.35亿公顷，占草地总面积的1/3，并仍以每年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沙漠化的因素和表现形式主要是水资源调配不当，下游农耕地因缺水撂荒或沙漠与绿洲过渡带的盲目开垦、樵采及过牧引起，或草场因地表水枯竭、地下水位下降导致天然植被死亡，风蚀量增大。2010年公布的全国第三次荒漠化和沙化土地检测结果表明，2000年至2010年的10年间，内蒙古自治区因荒漠化减少耕地2400万亩、沙化减少耕地730万亩，并且首次出现因沙漠化和荒漠化而双减少。内蒙古自治区沙草产业协会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内蒙古有大约52万平方公里土地存在沙漠化或荒漠化趋向，其中包括四大沙漠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库布其和四大沙地毛乌素、浑善达克、科尔沁、呼伦贝尔。
东部受东亚季风的影响，夏秋有一定量的降水，沙漠化主要发生在农牧交错带，冬春干旱季节，由滥垦、草场严重超载或过牧退化、樵采引起，以农耕地土壤沙化、砾质化、灌丛沙漠化和沙地活化为主要形式。综合考虑到中国北方近期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还未得到遏制；全球增温会使地表解冻期提前；内蒙古中部及西北区东部的干旱还无明显减缓迹象，但河西西部及南疆前10年偏湿的势头倒有减弱之势；再考虑到目前已经出现新一轮沙尘暴活跃的迹象，所以未来沙尘暴可能将处于活跃期。沙尘暴的发生一般需要强劲的风力、丰富的沙尘源和不稳定的空气层结3个条件。裸露地表富有松散、干燥的沙尘是沙尘暴形成的物质基础；足够强劲持久的风力和不稳定的空气层结是沙尘暴形成的必要气象动力和热力条件。沙尘暴多发生在春季的3—5月，以午后为多，其伸展高度一般为1000—2500米，严重时可达2500—3200米。沙尘暴频频发生是生态环境恶化的标志之一。
必须告别沙漠围城。目前人类控制天气的能力还很有限，减缓沙尘暴灾害频度与强度的关键在于搞好地面的生态保护与建设。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防治并重”的生态保护与建设方针，建立和完善生态保护的法规和政策体系，停止导致生态环境继续恶化的一切生产活动，对于超出生态承载能力的地区要采取一定的生态移民措施。一是尽快确定旱作农业区的北界，作为实施“退耕”的标准。二是尽快编制各地区的“退耕还林还草”规划，科学实施退耕还林还草举措。三是合理调配流域水资源，利用经济杠杆，在上中游强制性推行节水灌溉，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保护和恢复内陆河下游生态环境。四是善待沙漠、慎重移民。严格控制沙漠开发，尽快在沙漠边缘过渡带、干湖盆、内陆河下游建立封育区和省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五是保护、完善、巩固、提高绿洲防护林体系。在防沙阻沙林外缘划定300—500米宽的封沙育草带，严禁放牧樵采。每年适当引洪灌溉丘间低地以促进自然植被的恢复。另外，绿洲防护林多为过熟林，应经严格审批和在有效监督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更新。六是改革耕作制度，提高冬春季农田覆被率，革新农机具，发展阳光大棚、温室等高科技农业。七是强化沙尘暴的科学研究，加强沙尘暴源区监测网的建设，掌握沙尘暴发生发展的机制和规律，做到对沙尘暴的预警预报。减轻沙尘暴灾害的损失。中央提出的天保、退耕还林还草、防沙治沙工程就是减缓沙尘暴的重大决策。八是充分利用风能、太阳能，解决农村、牧区薪柴燃料，发挥农牧民积极性和中央政策扶持结合，发展经济，提高沙区群众生活是停止生态破坏的关键。九是大力提倡舍饲和棚圈牧业，围封草场和加快飞播治沙，限制牲畜数量，使草原得到休养生息，并辅以抚育措施，恢复草原生态环境。经过防沙治沙建设扎实推进，沙化土地面积继续缩减，第四次全国荒漠化沙化监测（2005—2009年）结果显示，全国沙化土地面积年均缩减1717平方公里，比上个监测期年均多缩减434平方公里，沙化土地减少的省份增加到29个。
3.草地生态环境严峻
由于西部草地“三化”迅速，导致草原荒漠化不断蔓延，不仅对我国生态环境构成严重威胁，而且也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如今，中国的草原退化速度还在加剧。20世纪80年代中期草原退化率达30%以上。全国草原退化面积达10亿亩，目前仍以每年2000多万亩的退化速度在扩大。由于草原退化，牧畜过载，牧草产量持续下降。沙尘暴肆虐西北波及全国，从1950年至今，已发生了80余次。2000—2001年袭击北京20多次，2006年北京发生10余次，一次又一次敲响了沙漠化向京津进逼的警钟。2006年大范围的旱灾、蝗灾为近10年所罕见。面对如此触目惊心的事实，草地生态环境恢复与重建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第一，草地“三化”严重。由于草地长期入不敷出，建设速度赶不上退化速度，全国人工草地和改良草地建设速度每年仅为0.3%（占草地总面积的比例），而“三化”草地面积每年以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西部草原产草量均呈下降趋势，如内蒙古草地20世纪90年代与60年代相比，草甸草原产量下降54%—70%，典型草原下降30%—40%，荒漠草原下降50%。伴随着草地退化，可食牧草比重下降，轻度退化草场可食牧草产量减少20%—40%，植被覆盖度减少20%，中度退化草场可食牧草产量减少40%—60%，植被覆盖度减少20%—50%，重度退化草场可食牧草减少60%以上，植被覆盖度减少60%以上。草地“三化”是在不合理利用下草地植被环境恶化和草地生态系统的生产、生态功能衰退的表现，如草群变矮，盖度、产量下降；植被组成发生变化，劣质、低质杂草及毒草大量滋生；生草土层完全破坏，植被恢复极其困难；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我国已有15%—20%的动植物种类受到威胁，高于世界10%—15%的平均水平。
第二，草地面积逐年减少，饲草料资源日趋短缺。最新调查结果表明，内蒙古草地面积为4850万公顷，较20世纪80年代又减少了600万公顷，约8%左右。目前全国天然草原面积每年仍以65—70万公顷的速度减少，在内蒙古大部分地区，开垦1公顷草地会引起周围3倍面积的草地沙化。在草地面积不断减少和草地退化面积增加的情况下，家畜头数却持续增加，导致草原畜牧业长期受饲草料不足的困扰。
第三，自然灾害频繁。随着西部草地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自然灾害频发。一是干旱灾害。西北荒漠地区气候十分干旱，年降水量低于150毫米，有的不足50毫米，常常是十年九旱。水库露底、河水断流、农田龟裂、水井干涸……2010年西南五省区市遭受了60年来最为严重的特大干旱。二是雪冻灾害。2008年临近春节，我国长江中下游以及西部地区出现了持续十多天的罕见大雪和冰冻天气。这场几十年未遇的雪冻灾害给我国部分地区的交通、电力、通信、农牧业以及百姓日常生活带来严重影响。此次雪灾造成安徽、河南、湖南、湖北、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甘肃、新疆等10省（区、市）3287.9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505.9千公顷，倒塌房屋3.1万间，损坏房屋11.5万间，因灾直接经济损失62.3亿元。三是生物灾害。我国可引起森林灾害的生物种类超过8000种，其中，有害昆虫5000种以上，真菌、细菌等病原物约3000种，鼠类160余种。主要的有害生物，即影响我国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有害生物100多种；重大的有害生物，即严重制约我国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有害生物种类约50种。“十五”期间，我国年均发生林业有害生物灾害面积867万公顷，相当于同期森林火灾面积的50倍，年经济损失高达880亿元，其中直接经济损失156亿元。
第四，畜牧业生产低而不稳。由于草原退化，草地质量下降，自然灾害频繁，降水年际变率大等因素影响，西部草地畜牧业低而不稳已成必然。西部草地家畜数量的增加和草地生产力的下降，使草畜矛盾更加突出，这种矛盾必然转化为草地超载过牧，草地退化。草地生产力变化显著，丰收年牧草量高时达到正常年份的155%，而碰到大的自然灾害，只有正常年份的75%。西部草地绝大部分处于自然生长状态，受降水、温度等气候条件的限制，年际丰歉不同，尤其是降水量的多少和降水时间前后直接关系到本年甚至下年草地的植物生长量，也是不利于可持续利用的一个因素。随着草原生态环境的破坏，草地畜牧业变得更加脆弱和不稳定，如青海省每年死亡牲畜150万头，家畜生产性能不断下降。
（三）国土资源安全日益严峻
耕地红线，是指经常进行耕种的土地面积的最低值。它是一个具有低限含义的数字，有国家耕地红线和地方耕地红线。现行中国耕地红线是18亿亩。2009年6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土资源部提出“保经济增长、保耕地红线”行动，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耕地保护的红线不能碰。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出现建设用地需要量大，耕地减少的现象不可避免，但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不根据我国的国情，大规模占用耕地则是十分有害的。尽管国家通过一系列手段，对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进行整治，但占用耕地势头并未得到根本遏制，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随意修改规划，扩大储备土地。把土地出让金作为经营城市的资本。当前一些地方和城市已经突破了现行规划规定的到2010年的用地指标。还有许多地方单位利用《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修编的机会，从规划上做大用地的盘子。他们对建设用地的需求迅猛，完全超出实际。
二是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低进高出。集体农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只能通过政府征用，而地方政府征用土地，从农民手中低价进，然后高价卖给开发商或其他投资者。2006年全国土地出让总收入达5800多亿元，净收入达2100多亿元。
三是扭曲国家政策，“为我所用”。围绕土地市场的宏观调控，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激烈。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地方政府、专家学者和媒体构成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他们不仅具有强大的自我保护能力，而且善于消解国家宏观调控，扭曲国家政策“为我所用”，助长无序扩张，乱占耕地。
四是在于地方政府既是土地的保护者，又是土地的违法者。在耕地的保护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目标发生了偏离现象。中央政府在宏观上承担着国家粮食安全、维护农民利益和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责任；而地方政府则囿于局部利益，把追求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在目前中国实行土地用途管理制度下，要使耕地得到有效的保护，必须使地方政府的发展目标与中央政府的发展目标严格保持一致，最大限度地减少地方政府在土地保护上的违法行为。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利益结构上加以调整，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征用的激励行为。就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利益结构来看，实施财产税对土地财政的有效替代是一种可行之策。
三、水资源缺乏且污染严重
水资源安全是指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或者是水资源供需的动态平衡。水，涉及减轻贫困、粮食安全、能源生产和环境保护等许多重要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水问题越来越突出，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学者广泛关注的问题。目前，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论是缺水国家，还是水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都在进行水问题的研究。尤其是一些联合国机构和国际性组织，也都从不同角度关心和关注着全球水资源问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最多，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少，水问题比较突出。
（一）我国水资源总体状况不容乐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河流断流、干旱和湖泊萎缩已是普遍问题，水资源短缺也日益成为严重影响城市居民生活和工业生产的重要问题。同时，水污染问题也很严重，虽然经治理，但整体情况仍不乐观。
1.水资源不足是基本国情
我国水的安全问题很多，但总的说来是水资源不足直接影响到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主要表现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少、水资源分布不均衡和城乡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等。中国是一个干旱缺水严重的国家，水资源不足是基本国情。
中国淡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占全球水资源的6%，仅次于巴西、俄罗斯和加拿大，居世界第四位，但人均只有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美国的1/5，在世界上名列121位，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扣除难以利用的洪水径流和散布在偏远地区的地下水资源后，中国现实可利用的淡水资源量则更少，仅为1.1万亿立方米左右，人均可利用水资源量约为900立方米，并且其分布极不均衡。到20世纪末，全国600多座城市中，已有400多个城市存在供水不足问题，其中比较严重的缺水城市达110个，全国城市缺水总量为60亿立方米。据监测，目前全国多数城市地下水受到一定程度的点状和面状污染，且有逐年加重的趋势。日趋严重的水污染不仅降低了水体的使用功能，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短缺的矛盾，对中国正在实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带来了严重影响，而且还严重威胁到城市居民的饮水安全和人民群众的健康。
我国属于缺水国之列，而且分布不均，大量淡水资源集中在南方，北方淡水资源只有南方水资源的1/4。沿海城市也不例外，甚至缺水更为严重。目前我国城市供水以地表水或地下水为主，或者两种水源混合使用，有些城市因地下水过度开采，造成地下水位下降，有的城市形成了几百平方公里的大漏斗，使海水倒灌数十公里。长期以来，因地表水供给不足，一些地方只好采用地下水，造成局部地区地下水大量超采，形成地面沉降。调查资料显示，全国地下水多年平均超采量74亿立方米，超采区共有164片，超采面积达18.2万平方公里，其中严重超采区面积占42.6%。辽宁、山东、河北等省的一些沿海城市与地区，地下水含水层受海水入侵面积在1500平方公里以上；北京、天津、上海、西安等20多个城市出现地面沉陷、地面塌陷、地裂缝；西北内陆一些地区因地下水位不断下降，荒漠化及沙化面积逐年扩大，已影响这些地区的城乡供水、城市建设和人民生存。
水资源分布不均衡也是造成中国水资源问题的重要因素。我国的水资源与降雨量在地域上分布十分不平衡，呈东多西少，南丰北歉的格局。从南北区域来看，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地表水丰富，南方城市多以地表水为供水水源；但南方洪涝灾害频繁出现，水污染得不到有效控制，造成污染性缺水。长江以北的北方地区地表水不足南方的1/4，是严重缺水地区，水资源不足全国的18%，而耕地却占全国的64%，因此北方城市多以地下水为供水水源；北方干旱严重，缺水地区较多，造成地下水超采严重。再从东、西区域来看，我国西北内陆地区面积占全国的1/3以上，而水资源仅占全国总量的4.6%。西北内陆地区水资源过度利用，荒漠化现象恶化，造成生态型缺水。由此，干旱缺水必然是我国北方特别是西北区域可持续发展乃至可持续生存的根本问题。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南方在雨季的洪涝之灾，这也是可持续发展需要治理的生态工程。
目前，我国沿海地区水资源短缺日益严重，11个沿海省所辖的52个沿海城市中，极度缺水18个、重度缺水10个、中度缺水9个、轻度缺水9个，近90%的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缺水问题。水资源已经成为制约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北方城市和沿海城市的当地地表水水资源大多已得到了充分利用，达到了75%保证率的利用程度，有的已高达90%以上，部分城市如天津、大连、青岛、西安等已从区域外引水；而多数南方城市的地表水资源尚未得到充分利用，有的利用率还相当低，其中，水源污染是造成地表水不能充分利用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集中取水和集中排污，致使我国不仅北方城市普遍缺水，南方一些城市也出现“水质型”缺水。在我国，城市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污染造成的水危机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水资源危机的缓解依赖于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只有通过大力发展水工业，建立系统完备的水工业体系才有可能真正得到实现。由于城市是人口和社会财富的主要聚集区，人口密度大，人均占有的水资源量与全国平均相比要少得多。据对北京、天津等22个城市的统计表明，人均拥有水资源量最多的城市是广西北海市，为2986立方米/人；最少的城市是河南郑州市，为270立方米/人，只有全国人均水资源量841.5立方米/人的36.78%。
我国城市地下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总体来讲还有一定的潜力，但许多大中型城市开采状况不容乐观。唐山、太原、烟台、大连属严重超采城市，开采程度大于120%；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邢台属超采的城市，开采程度介于100%—120%之间。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一些尚有一定开采潜力的城市中，也存在局部超采甚至于严重超采的情况，如宁夏银川市的新市区严重超采282%，哈尔滨市城区超采60%，西安市城区超采25%，这是值得引起重视和关注的现象。
2.水污染日益严重
城市水体污染严重。由于人口增加和经济增长，大量废水、污水直接排放，面源污染严重，加上固体废弃物和大气沉降的影响，形成大范围的水体污染，不同水体中水的质量和数量发生劣变，更加剧水资源紧缺局面，加大了水资源的开发难度，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的威胁。城市污水排放量持续增大，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严重。2010年在全国182个城市4110个地下水水质监测点中，水质为较差级和极差级的监测点分别占40.4%、16.8%，合计57.2%。
水污染加剧了我国水资源的紧缺。令人忧虑的是，河湖水质恶化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北方一些地区“有河皆干，有水皆污”，南方许多河流、湖泊污染严重。2004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482.4亿吨，其中工业废水221.1亿吨，城镇生活污水261.3亿吨。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和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分别为90.7%和74.2%；城市污水处理率45.6%。2004年七大水系的412个水质监测断面中，Ⅰ—Ⅲ类、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41.8%、30.3%和27.9%；珠江、长江水质较好，辽河、淮河、黄河、松花江水质较差，海河水质差。主要污染指标为氨氮、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高锰酸盐指数和石油类。目前，最为严重的是辽河、淮河和海河，其次是太湖水系和黄河流域。全国90%以上的城市水环境恶化，城市附近的河流或河段多已成为排污水沟，直接影响农用水源，污染农产品。随着乡镇企业的迅速兴起，使水质污染向广大城市郊区和农村迅速蔓延。水污染不仅破坏环境，同时也破坏水资源，造成无好水可用而缺水，即污染型缺水。
近年来，环保部加大了水污染治理力度。2013年，中国的污染减排虽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十一五”污染减排任务仅完成了3%左右，特别是水污染物减排任务仅完成2.3%。2015年4月，国务院发布“水十条”，助推新常态经济发展“绿色化”。2005年1月份环境检测报告结果显示，我国七大水系Ⅰ类和Ⅱ类洁净水大约只占总量27%，Ⅴ类和劣Ⅴ类大约占到总量的37%。全国25%的地下水遭到污染，54%的地下水不符合生活用水标准。全国江河水体主要呈现为有机污染，主要超标项目是氨氮、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和挥发酚等。随着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废污水大量排放造成了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水质恶化。按照现行的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标准，黄河干支流12550千米河段长度中，在20世纪90年代初，水质满足Ⅲ类标准以上的河段长度已不足总河长的1/3，而且水质优良的河段大多分布在干支流的源头与上游河段。水质呈明显恶化趋势，进一步加剧了黄河流域的水资源危机。据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秘书长李伟介绍，监测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26.7%的地表水断面水质为劣V类标准（最低标准），基本丧失使用功能。全国七大水系总体为中度污染，其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李伟说，值得警惕的是，中国近年来水污染事故频发，特别是2006年以来，太湖、巢湖、滇池相继大规模暴发蓝藻，一些重要的饮用水源受到污染，严重影响群众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稳定。
中国污水的年排放量仍呈大幅度增加的趋势。生活在黄河中下游一些城市和农村的居民也许已经注意到，这些年，从家门前流经的黄河水量虽然没有多大变化，但水质在变差，甚至沾上皮肤还会发痒。国家环境保护部和黄河水利委员会公布的历年监测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2008年，黄河流域废污水排放量为40.06亿吨。到了2011年，这一数字增加到45.25亿吨。短短3年，黄河流域污水排放量就增加了5亿多吨。黄河流域的情况仅仅是污染西进的一个缩影。我国东部的经济发展模式正逐步向其他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转移，出现了新开发地区重复东部过去高污染、高能耗发展模式的苗头。2014年5月15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孟伟在京表示，中国污水排放总量远远超过环境容量，仅COD（化学需氧量）就超出环境容量4倍多。孟伟说，多家研究机构的研究认为，中国水环境的COD承载力为740.9万吨，但全国第一次污染源调查发现，COD实际排放量为3028.96万吨。
地下水污染相当普遍。由于工业废水的肆意排放，导致80%以上的地表水、地下水被污染。地下水虽属可再生资源，但地下水更新和自净非常缓慢，一旦被污染，所造成的环境与生态破坏，往往长时间难以逆转。过量开采地下水，改变了地下水的流场，加剧了地下水系统的水分循环，人为的环境污染物质通过大气、土壤、地表水系统轻易进入地下水环境，使地下水特别是浅层地下水受到了有毒、有害物质的严重污染。地下水污染与地表水污染相比，具有隐蔽性和难以逆转性，一旦污染，很难治理和恢复。在多种污染源作用下，中国浅层地下水污染严重且污染速度快。2011年，全国共200个城市开展了地下水质监测，其中“较差—极差”水质监测点比例为55%。与2010年相比，15.2%的监测点水质在变差。中国目前水资源所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地表水资源受到了严重污染，特别是在中国城镇地区情况更为严重。现在存在这样的态势——当地经济越发达污染越严重。北方的海河、淮河和辽河，这些地方的城市工业发达、人口密度大，地区污染尤为突出；在南方太湖流域、巢湖、滇池，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地下水占中国水资源总量的1/3，中国地质调查局专家在国际地下水论坛的发言中提到，全国90%的地下水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60%污染严重。有关部门对118个城市连续监测数据显示，约有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严重污染，33%的地下水受到轻度污染，基本清洁的城市地下水只有3%。
3.水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
我国现有水资源浪费严重。主要是低效率使用，重点是农业的大水漫灌和工业生产中的低重复使用，万元GDP用水量，发达国家一般在50立方米，而我国为730立方米。
过度的地表水开发利用对生态、环境破坏也很明显。例如，河流上游大量兴建蓄水工程，层层拦截利用地表水，致使河流下游及平原地区地表径流减少，北方许多地区的河道只在丰水年的汛期起着泄洪作用，常年处于干涸状态，变成了污水沟，华北地区出现了“有河则干，有水则污”的现象。因此，在水资源的合理利用规划中，必须考虑和预留一部分水资源作为生态环境用水，而不能采取“吃光喝尽”的政策，以利于维持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全国各主要城市地下水超采和严重超采现象十分普遍，不仅使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水质变坏，还导致地面下沉与沿海地带的海水入侵等环境问题。
湿地保护也面临严峻挑战。湿地具有调蓄洪水、调节气候、净化水体、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多种生态功能，被誉为“地球的肾脏”和“天然物种库”。保护湿地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进行环境保护的重点。我国是世界上湿地类型多、面积大、分布广的国家之一，但是，由于围湖造田、围海造地、滩涂开垦等，我国天然湿地日益减少。全国湿地资源调查结果表明，中国现有湿地3848.55万公顷（不包括水稻田湿地），居亚洲第一位，世界第四位，但只有约40%的自然湿地纳入353处保护区，得到较好的保护。随着工业发展，大量污水涌入湿地，造成大批植被和水生生物死亡。如湖南洞庭湖、新疆艾比湖都未能幸免。
另外，水土流失也是造成水环境恶化的一个因素。我国现有各类水土流失面积367万平方米，每年平均土壤流失量在50亿吨以上，造成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同时导致江河的河道泄洪能力减小，水库和引水渠的效益难以发挥。森林植被遭到破坏，造成枯水期水量锐减和汛期洪水加剧。水源污染与水环境恶化增加了地区间的社会冲突和社会不安定因素，将成为今后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除了以上所述的三个主要问题外，水资源管理不足，特别是以往重建轻管倾向，也是造成水问题的主要原因，存在着水价过低，不敷供水成本，工程老化，“多龙”治水缺乏统一管理等一系列的问题。
在水资源越来越重要和紧缺的今天，水污染防治也就更加重要、刻不容缓。严重的水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危害群众健康，影响社会稳定，到了痛下决心非解决不可的关键时期。解决水污染防治问题，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开发利用相协调，以“水”定发展；坚持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水污染防治相协调；实行以流域综合管理机构统一监管为主的管理体系；制定符合流域实际的污染防治法规、标准及相关政策；坚持远近结合、标本兼治，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不断加大水污染防治力度。
4.江河源流断流问题严重
随着江河源流的上中游地区水利工程的不断修建，极大地改变了河流的天然水文情势，上游引水量急剧增加，下游地区的来水量越来越少，致使不少河流发生了断流，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生态问题。全国七大江河中，海河是最早发生断流的大河。目前流域多年平均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已接近100%，过度开发利用导致河流长时间断流。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几千年来也没有发生过像当今近20多年来频繁断流的现象。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流域内21条河流全部断流，断流时间平均超过200天，河道内基本的生态用水无法保证；华北平原历史上大片洼淀、湖泊几乎消失殆尽，水文过程的彻底改变，导致该流域整体生态环境趋于干化。黄河的首次断流出现在1972年，最初断流时间只有十几天，断流也不是年年发生。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黄河下游断流日趋严重，几乎年年断流，而且断流的时间越来越长，断流的河段也越来越长。1995年，黄河断流达153天；1996年断流136天；1997年断流226天，一年中竟然有2/3的时间断流。无情的事实，宣告黄河已成为一条季节性河流。断流结果造成黄河两岸地下水位下降、气候干燥、土地干旱、生物多样性减少、入海口海水入侵、下游河道特别是主槽淤积加剧，威胁防洪安全，而且使黄河三角洲地区的生态环境趋于恶化。
黄河枯水，有自然因素，但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以来人们无节制地取水、引水，已远远超出了黄河水资源承载能力，结果是“喝干乳汁喝血汁”，滔滔黄河渐渐退化为涓涓细流。与此同时，在黄河上游，滥垦滥牧造成草原沙化，减少了黄河水补给，降低了黄河的自净能力；在中下游，污水大量排放，人类自食其毒，生存压力加大。如今，缺水之痛、断流之痛、污染之痛、生态之痛折磨着母亲河，使她失去了往日的风采，疲惫而憔悴，向内陆河演进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黄河流域是资源性缺水地区，而21世纪的前20年，正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随着工业的发展、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用水量必然增加，如何在发展与黄河水可持续利用之间寻找平衡，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除了黄河外，我国其他地区的江河断流问题也十分严重。由于过度开垦草原，内蒙古草原沙化严重，2010年呼伦贝尔七大河流全部断流。2012年2月，云南大旱，273条河流断流，严重旱情已造成云南省319万人、158万头大牲畜存在不同程度的饮水困难，部分城镇供水紧张，部分企业、厂矿已经处于停产停工或半停产状态，全省因干旱直接经济损失已达100亿元左右。同年，长江中下游干旱持续，致近千条河流断流，河道成了停船厂。受2013年7月份以来持续晴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安徽省自南向北陆续出现严重干旱灾害，全省已有628条河道断流，281座水库干涸，部分地区出现人畜饮水困难。
（二）近海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中国周围的海区主要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4个海区。根据历年的《中国海洋灾害公报》和《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我们会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环境变迁的最大特征是海洋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随着经济的加速发展，中国近海海域内海水水质受到了污染。
1.近海污染日益严重
近海污染是人类直接或间接地把物质或能量引入近海环境（包括河口湾），以至于造成或可能造成损害生物资源和海洋资源、危害人类健康、妨碍捕鱼和海洋的其他正当用途在内的各种海洋活动，损害海水使用质量和减损环境美观等有害影响。内海污染的最直接表现就是海水质量的下降，其最具代表性的指标就是赤潮的发生及其发生次数的增加、发生面积的扩大、损失的上升。国家海洋局历年公布的《中国海洋灾害公报》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四大海域均发生过赤潮，而且赤潮的次数呈上升的趋势，并且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发生的面积越来越大、所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特别是近年来，情况更为严重。
中国与大中城市毗连的海域、海湾、入海河口处的污染与生态破坏已经比较严重，入海污染物中来自陆上的占80%以上。中国的沿海省市中，上海、浙江、辽宁、天津、江苏近岸和近海海域污染较重。海水中的主要污染物是无机氮、磷酸盐、油类以及重金属汞、铅等。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四海区中，渤海近岸污染程度处于较重污染水平，东海近岸污染有加重趋势，黄海和南海近岸水质基本稳定，水质污染较轻。
有机质对海水污染引起的富营养化会导致海域发生赤潮。赤潮又称红潮或有害藻水华，是海洋中某些微小生物的暴发性繁殖或高密度聚集而引起海水变色现象的总称。渔民称之为“铁锈水”、“臭水”、“牛粪水”等。由于形成赤潮的生物种类不同，它可以呈现出不同的颜色。除了最常见的红赤色，还有其他各种颜色。世界上的赤潮生物约有50属150种。赤潮破坏海洋的生态平衡，会造成海洋动物的死亡。由于赤潮改变了水体的理化特征，会导致鱼群洄游路线改变，渔场遭到破坏。海水养殖业更是深受其害。赤潮已给我国的渔业经济造成数十亿元的损失。20世纪70年代以前，我国有文字记载的赤潮仅3次。70年代以后，赤潮发生的次数明显增加，近年来更是频频发生，长江口、珠江口、辽东湾、杭州湾、莱州湾、大亚湾、汕头—汕尾海域以及天津近海等，都是赤潮的多发区。据国家海洋局历年发布的《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披露：2000年，全国海域共发现赤潮28次，面积1万平方公里；2007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指出，全年发现海洋赤潮次数和面积分别为82次和11610平方公里，赤潮多发区主要集中在东海海域。
近海污染状况，除了可以通过观察赤潮发生的次数、面积以及造成的损失来了解之外，还可以通过观察海水的质量来了解。根据国家海洋局公布的《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近几年虽然我国近海大部分水域和远海水质良好，但近岸海水质量非常令人担忧。2005年，我国海域总体污染状况仍未好转。全海域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约13.9万平方公里，基本维持在近年平均水平，其中较清洁海域、轻度污染海域、中度污染海域和严重污染海域面积分别约为5.8万、3.4万、1.8万和2.9万平方公里。严重污染海域仍主要分布在辽东湾、渤海湾、长江口、杭州湾、江苏近岸、珠江口和部分大中城市近岸局部水域，面积与2004年基本持平。海水中的主要污染物是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石油类。
2.海洋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改革开放以来，海洋生态环境破坏呈现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在国家海洋局公布的《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中用健康、亚健康和不健康三个等级来监测全国海洋生态基本情况。2005年国家海洋局监控了18个海洋生态区，其中呈健康状况的有5个、呈亚健康状况的有7个、呈不健康状况的有6个，呈不健康和亚健康的海洋生态区已经占到所有监控区的72%。综合上述资料，我们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环境变迁的基本状况是：海洋污染越来越严重；海洋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的破坏；海洋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海洋环境污染导致海水质量下降、赤潮频发；海洋生态破坏导致海洋生物资源衰退、海洋生物种类减少、海洋生态失衡。
海洋环境污染对海洋渔业、旅游业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其中海洋污染对海洋渔业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例如赤潮灾害比较严重的2001年就造成经济损失约10亿元；2005年5月30日至6月10日发生在南麂列岛周边海域的米凯伦藻赤潮，最大面积约500平方公里，造成养殖鱼类和贝类大量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达2400万元；2005年5月31日至6月6日发生在浙江洞头赤潮监控区及其附近海域的赤潮，最大面积约300平方公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700万元。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全国共发生海洋渔业污染事故91起，污染面积约4.7万公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4亿元，其中特大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在1000万元以上）5起。2005年4月，装载119574吨原油的葡萄牙籍油轮“阿提哥”号在大连新港险礁附近水域搁浅，造成附近海域裙带菜、刺参等严重污染，评估天然渔业资源损失达4970万元。目前海洋环境问题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只有对海洋渔业的影响有统计数字，而对旅游业以及其他海洋产业的影响和海洋生态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并没有统计数字，估计这方面的经济损失也是巨大的。另外，用于海洋环境治理方面的费用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所以如果我们考虑到海洋环境问题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用于海洋环境治理方面的成本，那么我国海洋经济的增长速度就会大打折扣。我国赤潮的发生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不仅每年都有发生，而且一年四季都在发生，并且赤潮已经由无毒向有毒发展。2001—2005年，我国有毒藻类赤潮发生次数和面积呈显著上升趋势。有毒赤潮的毒性会在海洋生物体内积存，通过人们食用海洋水产品进而影响人体健康，关于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海洋环境污染对我国传统渔业的影响是巨大的，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导致渔民收入下降，因此，如何保持渔民收入稳定并有所增加，进而维护社会稳定将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我国是一个海洋渔业大国，海洋渔获量、渔船和渔民数量都居世界首位，海洋渔业对促进我国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海洋环境污染和海洋生态破坏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所带来的我国传统渔场面积的缩小，不仅直接影响到几百万渔业人口的生产和生活，而且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大量渔船撤出传统渔场，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海洋捕捞损失严重，渔区经济出现萎缩。而捕捞量的下降，会使我国水产品流通、加工、冷藏、运输以及渔船网具制造、港口服务等与海洋捕捞业直接相关的产业受到连带影响，从而导致渔区劳动力就业难度加大。大批渔船从外海传统渔场撤出，又会加大对我国近海渔业资源的冲击，对现有保护近海渔业资源的政策带来影响。同时由于近海渔场的拥挤，海上治安问题更为突出。由于海洋环境污染导致的纠纷近年来有所增加，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将会引发社会冲突，进而影响社会稳定。海洋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和近海生物资源的日益枯竭，以及海洋开发的进一步发展，使得海洋已经成为稀缺资源，导致各用海单位对海域展开争夺，由此所引发的冲突也时有发生，这对社会稳定也必将产生影响。
四、环境污染令人担忧
中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污染的国家之一，在“全球环境绩效指数”（EPI）2006年、2008年、2010年和2012年的四次排名中不断下降。一些工业国家过去200多年工业化发展和现代消费主义模式所导致的环境问题，在中国目前短短30多年的时间里集中爆发出来。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一半。每5个城市中就有一个存在严重的大气污染；约有2/3的城市面临缺水危机；七大江河水系中劣五类水质占41%；城市河段90%以上遭受严重污染；全国有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饮用水。1/3的土地面积受到酸雨影响；1/3的土地面积存在水土流失和沙漠化问题；90%以上的天然草场退化；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37%。近年来，“PM2.5”指数和“雾霾”成为民众生活的关键词。
（一）大气污染横行全国
大气资源安全是指大气质量维持在受纳体可接受的水平或不对受纳体造成威胁和伤害的水平。大气污染主要是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人民生活排放的有害废气。中国目前污染物排放总量长期居高不下，远远超过环境自净能力。全国近一半的城市大气质量低于国家环境二级标准。几年来，二氧化硫排放量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还在不断增加，酸雨覆盖了30%的国土面积，农、林、牧、渔业和建筑物都受到重大危害。如果说风沙污染还有季节的话，那么，这种污染年年月月、时时刻刻都存在。
1.沙尘暴肆虐受到遏制
赭黄的天、浑浊的地、晦暗的城……沙尘暴使中国北方的春天变得黯然失色。这个时候，恐怕深受其害的人们都会对沙尘暴予以诅咒。但是这种灾害天气，其实都是人类自身惹的祸，如滥垦土地、滥伐草木、大量攫取和耗费水资源等等无节制向大自然索取的行为。沙尘暴的肆虐，并非完全是一种自然现象，它是自然现象与人为因素相结合的一种灾害，是“天灾人祸”。
长期以来，在干旱、半干旱地区不适当地大规模开垦、过度放牧和滥樵滥挖，致使植被遭到严重破坏，草原大面积退化，土地荒漠化和沙漠化不断发展，这都是加剧沙尘暴危害的重要原因。不改变传统发展观念和违背自然规律的农牧生产方式，这种灾害局面难以缓解。据中央气象台提供的资料表明，自1999年以来，我国北方地区的沙尘天气正呈增加趋势。截至2001年5月20日，中国长江以北地区出现18次沙尘天气过程，沙尘天气总日数达41天，每两天就有一次明显沙尘天气。据了解，2001年的沙尘暴遍及长江中下游以北大部地区，内蒙古中部和西北地区是沙尘暴和强沙尘暴过程最多的地区，受到波及的北京地区便出现了10次沙尘天气，而远在黑龙江西南部，也出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罕见的沙尘暴和强沙尘暴天气。与往年相比，2001年沙尘暴的出现不但时间提前、次数增加，而且程度明显加重。按以往的规律，这很可能预示着中国正进入新的沙尘天气的频发期。这场肆虐的沙尘暴，造成了数十名人员的伤亡，财产损失难以计算。它掠过北京上空时，正在一座两层楼的楼顶施工的工人被掀下来，其中两个死亡；一家饭店5米高的烟囱被刮成“斜塔”。在山西祁县，猛然刮起了9级大风，风速达22米/秒，一家企业的厂房房顶被大风掀掉，房倒屋塌，有10人在风灾中死亡，52人受伤。在江苏铜山县，狂风刮倒了一所小学的操场围墙，许多小学生被埋在残垣断壁中，其中6名不幸身亡。此外，从呼和浩特、兰州、西安、北京、石家庄、天津直到上海等地都被沙尘暴无情地洗劫，而且风沙伴着泥雨，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2001年春季，连续数日的狂风携带着黄色的沙尘席卷我国长城内外、黄河两岸，甚至殃及部分江南地区……这是大自然在“发怒”，向人类发出有力的警告。
扼制沙尘暴的根本办法，就是植树造林、治理沙漠。中国“三北”（东北、华北、西北）防护林工程的第二期工程，已于1995年顺利完成，累计造林1300多万公顷，保护农田1100万公顷。这个巨大的“绿色长城”工程已经在防风固沙、保持水土、调节气候、改善环境和保障农牧业生产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建成了200多公里的沙漠生态绿色屏障，使京津冀地区的沙尘暴明显减少。降水量从不足400毫米发展到2013年的1000毫米，多年不见的仙鹤、狐狸等野兽开始出没。2014年春季我国北方地区沙尘过程数为8次，较常年同期（17次）明显偏少，略多于2013年同期（6次）；平均沙尘天气日数为4—6天，较常年同期（8.2天）偏少，略多于2013年同期（3.4天）；沙尘强度偏轻。
2.雾霾天气呈现常态化
国家和政府对治理空气质量高度重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进行大气污染的治理，遇到过沙尘暴等很多挑战。沙尘暴治理之后，现在又出现了雾霾。眼下这种时好时坏的天气，已成了国人心里的一个痛。2010年，全国超过50%的城市出现过酸雨，城市氮氧化物含量、PM2.5浓度普遍较高。据测算，中国东部地区城市和工业区PM2.5浓度普遍高于全球大部分区域8—10倍，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下降。按2012年2月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国有2/3的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
近年来，由于片面追求以GDP为中心的“经济增长”，导致严重的环境问题。特别是2013年以来，中国境内雾霾大面积集中爆发，其发生频率之高、波及面之广、污染程度之严重前所未有，“雾霾”成为中国环境问题年度使用最多的关键词。2013年1月，全国出现4次较大范围雾霾过程，涉及30个省（区、市），中东部大部地区出现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强度最强的雾霾过程，1月14日北京及周边地区的PM2.5指数一度高达993。中国卫生计生委发布报告称，2013年年初的雾霾危机，辐射范围达140万平方公里，影响了6亿多人。12月上旬，严重雾霾再次波及全国25个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安徽、湖南、湖北、浙江、江苏等13地雾霾天数均创下历史纪录。据中央气象台统计，全年全国平均雾霾天数达29.9天，创52年来之最。2013年严重的雾霾污染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涉及范围达160万平方公里，多个省市频频发布雾霾红色预警，空气质量达到六级严重污染中的“最高级”。雾霾在2013年几乎成了从政府到百姓的头等焦虑。
史上罕见的雾霾使人们深切感受到其严重危害。城市白天能见度不足几十米，中小学停课，航班停飞，高速公路封闭，公交线路暂停营运。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危害，东北三省自入冬后出现的严重雾霾，致使各大医院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激增2成以上。尽管中国目前还没有确切的雾霾致病的调查数据，但很多来自国外的研究报告揭示了雾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美国癌症协会进行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PM2.5每立方米增加10微克，肺癌的死亡率就会增高8%。雾霾随风飘散，也影响到周边国家，韩日等邻国甚至抱怨“遭中国雾霾入侵”。雾霾问题不仅在国内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而且受到周边国家、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成为全球性议题。“过去沙尘暴，靠纱巾；现在是严重雾霾，不仅戴口罩，甚至要靠防毒面具了！我做了30年环保工作，看到要彻底清除雾霾，还是靠下雨刮风，真是遗憾的事！”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孟伟聊起雾霾天也颇为无奈。
针对这一严峻形势，2013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要求到201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细颗粒物浓度分别下降25%、20%、15%左右，其中北京市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为实现以上目标，《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确定了10项具体措施，并首次明确了地方政府责任，要求各省级政府与国务院签订目标责任书，进行年度考核，严格责任追究。与此同时，一些省市开始着手关闭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对机动车实行限购或限号限行以控制尾气排放。中国政府在整治空气污染问题上已迈出了重要一步。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严重的雾霾污染是在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下，粗放式经济发展数十年积累下来的后果。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但我们是在重复发达国家半个多世纪以前工业化走过的道路，我们只关注学习了别人的高速增长，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过度消耗资源必然带来的环境污染与必然要增加的健康成本。“雾霾”警示我们，传统的“以石油安全为核心”的能源安全战略思维已不能适应中国能源发展的实际需要，能源安全不仅仅是国际上外交制衡、利益博弈问题，更是国内经济转型、维护公众健康和提升生活品质的迫切需求。不管过程多么漫长和艰辛，中国的能源结构都必须改变。
3.城市环境污染问题严重
“垃圾围城”现象严重。据统计，目前全国城市生活垃圾累积堆存量达70多亿吨，占地80多万亩，并且还以年平均4.8%的速度持续增长。全国2/3的大中城市陷入垃圾包围之中，1/4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垃圾围城”之势已成，并将愈演愈烈。目前中国城市垃圾产生量已经占世界的30%多，并且还将从2005年的1.95亿吨增长到2015年的3.06亿吨，至2030年则进一步增加到4.85亿吨。此外，城市大气中总悬浮微粒年日平均值普遍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标准。参加全球大气监测的北京、沈阳、西安、上海、广州5个城市均位于世界10个尘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列，北京成为世界上最脏的首都之一。然而，这5个城市在我国仅属大气污染中等的城市。在全国600多个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城市不足百分之一。大城市中汽车尾气排放问题突出。汽车排放的氮氧化物、一氧化碳等已经成为我国大城市的重要污染源；由于汽油含铅，使少数城市儿童的血铅含量升高，将对儿童智商造成明显的不良影响。
4.酸雨污染由城市转向农村
全国酸雨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1/3左右，西南、华南等酸雨区，已成为与欧洲、北美并列的世界三大酸雨区之一，而且酸雨区面积仍呈扩大之势。长沙、赣州等地已是“十雨九酸”，全年降水pH值低于4，最低达到3，接近食用醋的酸度。酸雨的侵蚀造成一些地区森林死亡、农业减产，建筑物腐蚀等严重经济损失。我国的大气污染以煤烟型污染为主，尘和酸雨危害最大，污染程度在加重，二氧化硫排放量仍以4%的速度递增。
环境污染由城市向农村扩展，酸雨危害越来越重，每年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几百亿元。在我国的西南、华中和沿海三大酸雨区，酸雨出现频率高，并呈逐年加重趋势，受酸雨影响的范围已超过国土面积的1/3。2004年，全国出现酸雨的城市298个，占统计城市的56.5%。酸雨频率大于40%的城市占统计城市的30.1%，其中湖南常德、江西德兴、浙江丽水、安吉、开化酸雨频率为100%。随着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乡镇企业排放量已占全国污染物排放总量的30%以上。全国2/3的河流受乡镇企业的污染。一个小企业污染一条河的现象常见；土法炼焦、炼硫黄、金属冶炼造成的大气污染使大面积植被坏死、粮食绝收；乱采滥挖致使资源破坏和浪费；草场退化、土地沙化、河道淤塞等，其后果不仅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严重危害农民的健康，贵州、云南等省已出现了明显的公害病，如铅中毒、砷中毒、镉中毒等。
（二）环境污染影响国家发展
环境问题特别是空气质量成了以微博为载体的社会新媒体的主要讨论话题之一。根据原国家环保总局2008年的数据，自2002年以来，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接待的环境信访案量年均增长30%，因环境问题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年均增长29%。从发展来看，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
首先，环境污染越来越影响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在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气污染、水污染以及固体废弃物污染日趋严重。从大气污染来看，我国大气污染属煤烟型污染，以粉尘和酸雨的危害最大。相关数据显示，由二氧化硫等导致的酸雨每年给我国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超过1100亿元。从水污染的情况来看，如今，全国七大水系中已经有一半以上河段的水质受到污染，据有关专家测算，仅1998年，我国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总量就高达2475亿元，占全年GDP总量的3.1%。从固体污染的情况看，工业固体废弃物所占比例最大。2012年，据环境保护部、国家统计局、农业部联合发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公布的数据，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总量为38.52亿吨，处置量4.41亿吨，倾倒丢弃量高达4914.87万吨。其中，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4573.69万吨，倾倒丢弃量3.94万吨。这些废弃物大都被堆存在城市工业区和河滩荒地上，经风吹雨淋成为严重的污染源，并使污染事件不断发生，造成严重后果。据环保部门估算，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就高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
其次，资源的有限性越来越制约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我国曾把自己的发展寄托在丰富的自然资源基础上。然而，如果考虑到中国众多的人口。那么，我们的人均资源并不丰富，特别是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比如，最基本的土地资源可耕地，我国只占全世界的7%，人均只有1.43亩，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30%；煤炭和水力资源人均拥有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0%；石油、天然气人均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5左右。再从矿产储蓄的价值来看，据《各国矿产储量潜在总值》的估算，我国矿产资源储量潜在总值为16.56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矿产储量潜在总值却只有1.51万美元，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8%，排世界第53位。虽然我国人均资源处于较低水平，但我国资源和能源的使用效率却相当低。以2003年为例，我国GDP约占世界的4%，但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却占世界资源总消耗的很大比重：煤的消耗量占30%；钢铁消耗量占27%；水泥消耗量占40%；铝消耗量占25%；石油的消耗量占7.5%。每单位GDP消耗的能量为世界平均量的3倍。对此，国内一些有影响的学者认为，中国面临着资源枯竭的威胁。
五、生物安全面临挑战
生物安全，是指生物及其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相关生态过程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保证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近年来，在生物安全方面的新挑战不断出现，生物安全在环境安全中越来越受到重视，生物安全战略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
（一）生物安全日益严峻
生物安全威胁既包括恶意的，也包括自然发生的，既包括各种生物武器的威胁，同时也包括自然爆发的传染病的威胁。2009年以来，世界爆发全球性甲型H1N1流感病毒，给国际社会造成较大的慌乱。在这次公共卫生事件中，中国也未能幸免，截至2010年2月28日，全国累计报告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12.7万例，其中死亡793例。这更加凸显当今生物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
从1973年到现在，全球大约出现过20多种广泛传播且抗药性非常强的致命疾病，例如肺结核、疟疾、霍乱等。科学家们同期还发现了至少30种全新的疾病，例如非洲的埃博拉出血热、艾滋病、C型肝炎、疯牛病等。而“9·11”事件后出现的炭疽热病毒的传播则说明，生物恐怖主义已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恐怖分子利用遗传工程与烟雾传染极可能将传染病病毒开发为生物恐怖武器。2002年底首先在亚洲出现的具有高度传染性的致命疾病“非典”（SARS）迅速蔓延到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21世纪第一种严重的传染病。2003年爆发的禽流感更令科学家担心禽流感病毒与人类普通流感病毒结合，通过人传人迅速扩散，酿成比“非典”更严重的大型疫情。所有这些都使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物安全威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生物安全战略的思考也因而显得更加重要。从能否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来看，着眼于安全梯度顶端的观点即从生存优态的观点来关注安全，更能反映安全的现实全景，引发人们去共建安全。在全球体系中，无论哪一个层次的行为体若要获得安全，其基本立场与途径都只能是通过互惠共建达到共优共存，这就需要国际关系任何一个层次中的自者与他者间的共同努力。生物安全意味着国内和国际公众健康的改善。生物恐怖或者恶性传染病是对全人类的威胁，是对国际安全的共同挑战，必须由国际间合作应对，共建全球生物安全体系。
生物安全威胁的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有限性，目前主要体现在对生物安全威胁的判断、行为主体和应对机制等方面：一是生物安全威胁的判断的不确定性是指对威胁产生根源与认识的模糊。由于病因不清、治疗方案难定等原因，尽管“非典”完全是一种自然传染的烈性传染病，它导致的死亡率不算很高，但对于个人而言，它是一种常规预防手段无效和没有有效药物的极其可怕的传染病。因此，在一段时期内“非典”造成了世界性的恐慌，并严重影响了现代社会的正常交通往来。这种恐慌情绪虽然在“非典”沉寂后大幅缓解，但在世人心中它仍是一块挥之不去的阴影。对于如何解决和预警这类生物安全威胁，国家和国际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要寻找在危机状态下，在获得有效药物后如何解决该药品的专利权，以便世界各地患者都能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该药物的问题。二是生物安全威胁一般不是来自某个主权国家，而是来自非国家行为体，如个人、组织或集团等所为。在美国的“炭疽热病毒”事件发生之后，由于人们对这种病毒的来源无法确定，因此对于这一事件的性质始终无法确定。同时，由于对隐藏在暗处的跨国恐怖主义势力尚缺乏全面而清晰的了解，美国反生物恐怖的神经终日紧绷，反恐警报多次拉响。三是威胁的应对机制（管理机制）的不确定性是由于危机管理介入者范围的扩大和危机性质判断的不准确所带来的，而实际上越来越多介入到危机中的个人和部门的危机意识和责任定位并不明确。美安全专家们说，五角大楼和美国的公共医疗系统基本上处于准备不足的状态。对于应付具有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如结合了分子生物学、遗传工程、细胞处理等领域的开拓性的进展的武器，美国医疗设备方面的不完善就是很大的隐患。总之，恶性传染病的自然爆发或者作为不对称战争中的病毒生物武器是对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
生物安全威胁的全球传播性、不确定性和高难度防扩散性，以及生物安全的科学性与应对措施的沟通性原则，决定了生物安全战略应是多方面、多层面同时进行的。生物安全战略需要在健全的国际机制与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将决策与科学相结合，提高生物安全威慑能力，建立一个综合生物安全体系，从而增进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不能否认，全球生存优态是全球体系中各行为体生存优态的前提，而人的生存优态又是全球生存优态的最终价值的旨归。与此相应，国家的生存优态只有在全球共优中才能真正实现，要在和平基础上求发展，只有互惠互利、共存共创的共优中才能确保国家利益的真正获得与可持续。
（二）生物多样性不断减少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它不仅提供了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生物资源，也构成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物圈环境。生物多样性是指所有生物种类、种内遗传变异和它们的生存环境的总称，包括所有不同种类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以及它们所拥有的基因、它们与生存环境所组成的生态系统。可见它是一个包揽了可提高人类生活和福利的自然生物财富的术语。生物多样性减少，必将恶化人类生存环境，限制人类生存与发展机会的选择，甚至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保护和拯救生物多样性，目的是为使它们向当代人提供最大的利益，并保持满足后代需要的潜力，以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1.我国生物多样性面临严重威胁
生物多样性是物质资源的巨大宝库。生物多样性的衰减，主要是人类的活动所造成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人类所选择的非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所致。自从6500万年前恐龙消失以来，世界性的物种灭绝速度在加快，尤其是最近400年。如兽类在17世纪平均5年灭绝一种，到20世纪每2年灭绝一种。1850—1950年间，鸟类和哺乳动物平均每年灭绝一种。科学家预测，如不采取保护措施，地球上全部物种多样性的1/4在未来20—30年里有被消灭的严重危险。现在每年有1万—2万个物种灭绝，物种灭绝的速度是形成速度的100万倍。
我国物种受威胁的情况也是惊人的。我国是世界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在2012年5月已经有1431种动植物处于濒危或接近濒危状态，《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名录》公布的珍稀濒危野生植物354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名录》公布的珍稀濒危野生动物405种。由于野生资源的日益减少，造成全国经常使用的500多种药材每年约有20%的短缺，尤其是占药材市场80%供应量的野生药材严重短缺，对中药产业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据统计，大约有398种脊椎动物处于濒危状态，占脊椎动物总数的7.7%。1988年12月国务院批准并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共257种，其中一级保护的96种、二级保护的161种。《濒危野生动物国际贸易公约》规定中所列的640个禁止或限制贸易的濒危动物中，我国被列入的就有156种。处于濒危状态的高等植物1019种，占高等植物总数的3.4%，而处于濒危或受威胁状态的高等植物达4500—5000种，占高等植物总数的15%。
2008年10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巴塞罗那召开会议，发布了一项哺乳动物调查评估报告。此项报告给出的数据来自130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研究人员的共同研究成果。这些研究者耗时5年，对全球已知5487种哺乳动物生存现状展开调查，结果表明，全球哺乳动物中1/4已濒临灭绝，处境最为危险的是灵长类动物，而这类动物恰恰是和我们人类关系最密切的。我国已知哺乳动物共607种，居世界第三位，在这场世界性危机面前，也未能幸免。不仅哺乳动物的生存状态发生改变，我国约占世界10%的现存物种有15%—20%的物种都受到严重威胁。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的国家”之一，然而人口压力和经济发展严重威胁了生物多样性，我国有40%的生态系统处于退化甚至严重退化状态，动物的繁衍栖息因此受到巨大影响。
提起我国濒危动物分布区域，多数人会想到长江，而提起长江流域的珍稀动物种类，则多数人都会想到白鳍豚、扬子鳄和中华鲟，它们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鳍豚早在《尔雅》里就有记载，但在2006年中、美、英等科学家联合展开的长江淡水豚类科研考察活动中，没有发现一头白鳍豚的踪迹。扬子鳄是因生于长江而得名的动物，经过了2.3亿年古老光阴的进化，它享有了“活化石”之称，但如今的野生种群却不超过120只。至于中华鲟，则生于长江，长于大海，往返行程近万里，是一种大型溯河洄游性古老珍稀鱼类，不过，因中华鲟的洄游路线被截断以及产卵地遭受严重污染等问题，这种鱼类正面临灭绝的危险。
2.我国有近2000种野生动植物物种濒临灭绝
目前全球共有17291种已知物种有灭绝危险，其中包括鲜为人知的植物、昆虫、鸟类和哺乳动物。这仅仅是冰山一角，许多物种甚至在发现前就已经消失。人类活动使物种灭绝正在以比自然淘汰高达1000倍的速度进行，而人类也正面临着生存基础日益缺失的危险。
我国近2000种野生动植物濒临灭绝。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12个国家之一，拥有陆地生态系统的各种类型，物种数量居北半球国家第一，是世界四大遗传资源起源中心之一。然而，在占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的同时，中国面临的物种保护压力也是相当艰巨的，根据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2003年公布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我国有422个物种面临灭绝的威胁，其中哺乳动物81种、鸟类75种、鱼类46种、爬行动物31种、植物184种。在该组织2007年更新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更多的鸟类和哺乳动物被写进了严重濒危的名单。2007年6月，第14届《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缔约国大会上通过了CITES附录，这个附录是受国际贸易影响而有灭绝危险的野生生物名录，我国的1999个动植物种名列其中，占到了CITES附录所收录的物种总数的6%。专家认为，人口增长、过度开发、外来物种入侵、环境污染、气候变化让越来越多的物种濒临灭绝。
（三）外来物种入侵令人担忧
外来物种入侵严重威胁到当今生物多样性保护，世界各国政府、学者都给予了高度关注。我国幅员辽阔，蕴含了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我国环境资源已遭受严重破坏。
1.生物入侵是一种全球现象
外来物种的生物入侵，一场没有硝烟的生态战争，正在世界范围内打响。战争的敌人不是恐怖分子，而是一些外来的生物病害，甚至萋萋芳草、茕茕白兔，都可以给农林牧业生产带来惨重的损失，情况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突出。据估计，美国每年因入侵物种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达1370亿美元，全球经济损失则高达数千亿美元，而我国仅因几种主要外来入侵物种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超过500亿元人民币。由于国际贸易的发展和人们交往的增加，并伴随着全球环境的变化，生物传播、入侵、扩散的种类和数量在全球范围内呈增加的趋势。
生物入侵，指生物离开其原生地，由原来生存地（国家、地区、生态系统等），经自然或人为的途径传播到另一个环境中，损害入侵地的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农林牧渔业生产以及人类健康，而造成经济损失或生态灾难的过程。从这个概念可以引发出两个基本名词，即外来物种和入侵物种。外来物种是指那些本来不属于某一生态系统，而被引入到这一特定的生态系统中的物种。这些物种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对这一生态系统有益的物种，一类是有害的物种。那些对当地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人类健康和经济发展造成或可能造成危害的外来物种，被称为“入侵种”，有时候我们也称其为“外来入侵种”。总之，所谓入侵种，特指那些有害的外来物种。由于近些年来外来物种入侵问题越来越突出，并且成为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重要原因，威胁着全球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引起公众、科学家、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的重视和关注。1982—1988年，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SCOPE）召集有关科学家就外来入侵种问题的本质开展讨论。1996年，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为了实施生物多样性公约中有关外来物种防止、控制和消除的条款，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共同体国际农业局（CABI）共同发起了称为“全球入侵物种规划”（GISP）的项目，旨在了解外来物种现状，研究新方法解决外来物种问题。
生物入侵是全球范围的生态学现象，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遭受过或正在遭受外来入侵生物的严重危害。外来物种入侵的生物学本质、入侵后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这是生态学面临的重要科学问题，也是国际生物/生态学界研究的热点。而采取措施减少或消除外来有害物种的影响，又是关系到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的现实问题。外来入侵物种种类很多，影响巨大，可能破坏生态平衡、加速物种灭绝、毁灭农业生产、影响国际贸易、危害人类生命、威胁生态安全以至国家的安全。就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来讲，我国已遭受到外来物种的严重入侵。外来生物进入我国，由于没有天敌，会快速繁殖而形成种群，打破我国本地生态系统的平衡，对本地物种的生存造成威胁。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中国确认的外来入侵物种已达544种，成为世界上遭受生物入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科技部“973计划”生物入侵项目首席科学家万方浩介绍，目前入侵中国的外来生物种类很多，统计显示已达544种，其中大面积发生、危害严重的达100多种。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公布的全球100种最具威胁的外来物种中，入侵中国的就有50余种。生物入侵涉及农田、森林、水域、湿地、草地等几乎所有的生态系统。同时，新的生物入侵疫情不断突发。近10年来，我国相继发现了西花蓟马、Q型烟粉虱、三叶草斑潜蝇等20余种世界危险性与爆发性物种的入侵，平均每年增加1至2种。此外，近年来，中国潜在入侵物种截获频次急剧增加，危险性外来物种频临国门。
2.中国深受外来物种侵害
外来物种不断侵入我国，威胁到我国生物物种的安全。我国幅员辽阔，生物多样性异常丰富，漫长多变的边境线与诸多国家相邻，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容易遭受生物入侵的国家之一。尤其当今，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交往越来越多，生物入侵的可能性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中国袭击。我国34个省区市均发现了外来侵入物种，几乎涉及了所有的生态系统，物种类型包括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从高等植物到低等植物。如草本植物大米草、豚草、紫茎泽兰、空心莲子草、凤眼莲等；动物类麝鼠、非洲大牛蛙、食蚊鱼；外来病害口蹄疫、疯牛病、禽流感等。生物入侵在我国不断加剧，并构成潜在威胁，导致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生态灾害频发，甚至直接危害人体健康。
1982年，一种国外传入的毁灭性的松树害虫——松材线虫，在南京中山陵附近首次被发现；到2001年，松材线虫已经在江苏、安徽、广东、广西、浙江、福建、上海、重庆、湖北、山东等10省（市）86县（市）产生危害，每年致死松树600多万株，对我国南方5亿亩松林构成了严重威胁，每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5亿元，间接损失达250亿元。同时，世界自然文化遗产黄山、张家界告急：松材线虫距离黄山景区直线距离只有68公里，距离张家界不足100公里！这些自然景观一旦遭到破坏，甚至可能对我国造成不良的国际影响。在上海，一种可怕的外来小草——互花米草，正在崇明岛上疯长，霸占了整个崇明海滩，大量鱼类、贝类死亡，严重威胁水产养殖业；生物链的断裂又直接影响了岛上的鸟类，崇明岛将不再是鸟类的天堂。
中国外来入侵种的引进方式颇多，根据传播途径来分包括：自然传播、进出口贸易、观赏、药用、入境旅游、运输、修饰用材料、边境走私、隔离屏障去掉后逃逸、人类有意引入等。据国家环保总局统计数据，目前进入中国的外来杂草共有108种、75属，主要外来害虫32种，外来病原菌23种。这些外来入侵生物，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农林牧业生产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大敌，仅几种主要外来入侵种每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500亿元。典型的情况如我国沿海为防风固堤引进的大米草，如今在福建等地造成很大危害。杂草薇甘菊、水葫芦、豚草、飞机草等现已肆意蔓延，形成难以控制的局面。斑潜蝇、松材线虫、美国白蛾、湿地松粉蚧等病虫害也带来极大危害。有专家称近年来养殖的许多外来鱼、虾、螺都是潜在的外来入侵物种。据估计，中国每年因几种主要外来入侵物种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74亿人民币。各种森林、农业入侵害虫每年危害面积约300万公顷，而用于防治和控制的费用也极为昂贵，目前中国每年因水葫芦造成的经济损失接近100亿元。可见，开展国家水平上外来入侵种管理已成为我国外来物种管理的当务之急。中国云南水域中的432种土著鱼类中，近年来一直未采集到标本的鱼类约有130种，约占总种类的30%；另外约有150种鱼类在20世纪60年代是常见种，现在已是偶见种，约占总种类的34.7%。
大规模的生物入侵，严重影响生态系统的平衡，对我国生物多样性造成巨大威胁。如大米草肆虐福建沿海，已占据了闽东100平方公里的滩涂，破坏了当地红树林生存的环境，引起生物多样性降低。原先该滩涂生态系统中有200多种生物，其中自然生长的鱼类多种，又是全国养对虾、贝类的试验基地。引进大米草后，由于大米草繁殖加强，生长旺盛，盘根错节，海水涨潮时滩涂生物被冲进草丛而无法逃生，以至蛏、蛤、章鱼、跳鱼等许多水产品濒临绝迹，致使牡蛎、对虾等的产量因海水缺乏营养而锐减。这不仅破坏了滩涂生态系统，造成生物多样性灭绝，还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微甘菊将吞掉伶仃岛，水葫芦欲困死云南滇池，飞机草要霸占西双版纳。
生物入侵还给中国的农业生产、国际贸易、生态系统甚至人畜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据初步估计，松材线虫等13种主要农林入侵物种每年已对中国造成500多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同时，生物入侵现象也对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形成很大障碍。更为重要的是，生物入侵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导致生态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此外，还有一些外来入侵物种如豚草、红火蚁等，还会影响人畜健康与社会安定。
中国政府在2003年颁布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中，把国家生态安全问题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其目标是通过生态环境保护，遏制生态环境破坏，减轻自然灾害的危害；促进自然资源的合理、科学利用，实现自然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确保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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