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翻阅为百年系庆而重新修订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系友名录》，感到很骄傲。北大中文系1952年起成建制地培养外国留学生，1954年开始接受外国访问学者，半个多世纪以来，从这里走出多少著名的汉学家或外交家，他们对中外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目前还不太为人所知。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系庆庆祝大会上致辞，专门提及：“今天我们谈优秀系友，往往只看国内的；如果有一天，那些生活在异国的北大中文系系友做出了不起的成绩，我一点都不惊讶。”
也是在那篇题为《百年阳光，百年风雨》的讲话中，有这么一段：“说到北大中文系的国际化程度，不能不提及我们引以为傲的留学生教育。整个中文系学生，若按百年统计，留学生占9%，若按改革开放三十年统计，留学生占14%，至于目前在读学生中，留学生所占比例是23%。我说的是到北大中文系念学位的，不是那些单纯学汉语的。上次周校长到中文系调研，看到这个数字，很是赞赏。”
《北京大学校报》：您怎样评价过去几年中文系的国际交流状况？
陈平原：所谓“国际交流”，得分教师与学生。刚完成一级学科评估简表，其中有两项，我很得意。一是“学生国际交流情况”：2009年——2011年间，我们出国（境）访学、进修三个月以上的学生是66人。二是这三年间授予境外学生硕士、博士学位的数量，我们有75名。
至于老师的“国际交流”，举个简单的例子：北大中文系教师中，除了刚聘任的，都有国外任教的经历。请注意，不是个别名教授，而是所有中文系教师都曾在国外大学任过教。这当然了不起。但我必须承认，这些光鲜的数据，是有水分的。不少中文系老师到国外大学教书，主要讲授普通汉语课，而不是自己的学术专长。另外，我们的“脚步”太快了，“灵魂”有些赶不上——人生活在国外，思想及趣味还停留在国内。相对于海外汉学家对当下中国学术的“塑造”，我们影响人家的力度远远不够——即便谈中国问题，也不占主导地位。
《北京大学校报》：中文系作为研究、传承本国文化的百年系所，在国际交流中的受益之处是什么？
陈平原：80年代中期，我在北大念博士，也曾申请出国访学，但被研究生院拒绝了，人家的理由很充分：你学中国文学，出去干什么？那个时候，除了比较文学专业，中文系教师大都安于关起门来做学问。现在不同了，不用说语言专业、文学专业，就连古典文献专业的师生，也都经常进进出出。像他们编辑《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以及获得201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外所藏汉籍善本丛刊”，都是需要国际视野的。
《北京大学校报》：您曾提出过，中文系不应满足于在国内的独领风骚，而是要能够以更长远的眼光：立足国内，沟通两岸三地，背靠东亚，面向欧美。那么在未来，中文系有着怎样的国际化建设的战略？
陈平原：这话必须是“内部人士”，方才明白真正的含义。此前，北大中文系的国际交流主要集中在东亚，我希望改变这个局面，更多地面向欧美学界，走出去，请进来，大幅度提高中文系的国际化程度。虽然以研究“中国语言”及“中国文学”为主，我们也不能关起门来称大王。借助举办国际会议及学术讲座、邀请讲学、互相访问、特聘与兼职等，让我们的老师与学生，有更多直面欧美主流学界的能力与机会。
对于目前的“海外汉学热”，我是有警觉的；也曾撰文批评“外来和尚会念经”的时尚。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希望中文系教师能开阔眼界，参与国际学界的对话。现在看来，请进来，我们做得不错；走出去，也还可以。缺点在于，我们的研究成果被国外学界接纳的，还不太多，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为个体的学者，尽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作为集体的北大中文系，这两年的重要举措就是，走出去，与国外大学合作召开专题性的学术会议。比如，2011年11月，在美国纽约，与纽约大学合作召开“鲁迅与中国现代‘文’的政治性”研讨会；2012年4月，在加拿大爱德蒙顿，与阿尔伯特大学合作召开“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的未来”研讨会，2012年5月，在美国檀香山，与夏威夷大学合作召开“汉语研究与教学”研讨会；2013年的计划是，3月在威尼斯，与意大利威尼斯大学合作召开“从古代到当代：中国思想史及文学史的断裂与连续”研讨会，6月在图宾根，与德国图宾根大学合作召开“欧洲近代文化与‘现代中国’的诞生”研讨会。这样的“国际交流”，既是学习，也是扩大自身影响力的有效途径。
《北京大学校报》：您心中理想的中文系应是怎样的？
陈平原：中文系有八个二级学科，众多教授术业有专攻，应鼓励大家互相尊重，各自做好自己的学问。这是我们的根基，不能动摇。此外，北大中文系还有个特点：不仅仅研究本专业的知识，还关注社会、人生、政治改革等现实问题，与整个国家的历史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我称之为“溢出效应”——此举有其利，也有其弊。但这关乎“系格”，可以修订，不能删除。今天，我还想谈另一种“溢出”——那就是，如何挥洒才华，将专深著述转化为大众读物，将学术成果传播给国外学界，而不仅仅满足于在所谓的“核心期刊”上发论文。
《北京大学校报》：“胡适人文讲座”是中文系2010年以来举办的高端学术讲座，邀请的学者都已闻名中外。那么，当初成立它的初衷是什么呢？如今看来，对中文系的院系与学科建设起到了怎样的效果呢？
陈平原：在大学里设立高规格的学术讲座，既对讲者表示敬意，也给听众一番惊喜，在我，这念头由来已久。出任中文系主任后，很想追摹先进，以尽可能优厚的待遇，邀请国际上杰出的学者到北大来，以系列讲座的形式，传授其人文理想及学术成果。如此理念，学人大都赞赏；但实行起来，非有特殊经费支持不可。于是，利用百年系庆的机遇，我请系友黄怒波捐资，创立了此“胡适人文讲座”。
以“胡适”命名此讲座，当然是别有幽怀。作为北大人，我对适之先生有一种歉疚感。翻阅20世纪50年代三联书店出版的八辑《胡适思想批判》，不难明白当年的批胡，重头戏多由北大人主唱。1998年，北大借百年庆典之机，重提“老校长胡适”，这已经跨出了一大步——此前，我们只肯定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其实，谈论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胡适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在政治、思想、学术、文化等诸方面，适之先生都曾发挥巨大作用。但尤为难得的是，其始终保持“建设者”的姿态。与充满激情的“革命”相比，强调“建设”，自是显得“黯然失色”。适之先生利弊参半的“平实”，既受制于性格、学识、才情，但也与这一“建设者”的自我定位不无关系。可建设者的力求“平实”，不等于墨守成规、维持现状，更不等于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理念。
能找到足够的经费创设高端讲座，这是大好事。但除了钱，还得有人愿意做。处心积虑，寻找好学者，定出好题目，再加上前前后后的组织工作，其实不容易。从前三届看，这个讲座很受北大学生欢迎；既然如此，累点也值得。
《北京大学校报》：据了解，北大中国诗歌研究院已邀请了叶维廉先生和余光中先生两位“驻校诗人”。在您眼中，如何解读诗歌文学形式存在的必要性？
陈平原：北大中国诗歌研究院成立，我专门撰写了则短文，题为《诗歌乃大学之精魂》，刊在《人民日报》上。此文大意是：无论古今还是中外，诗歌与教育同行，或者本身就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日益世俗化的当代中国，最有可能热恋诗歌、愿意暂时脱离尘世的喧嚣、追求心灵的平静以及精神生活的充实的，无疑是大学生。因此，大学天然地成为创作、阐释、传播诗歌的沃土。毫无疑问，诗歌需要大学。若是一代代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学子远离诗歌，单凭那几个著名或非著名诗人，是无法支撑起一片蓝天的。但我更愿意强调的是另一面，那就是，大学需要诗歌的滋养——专门知识的传授十分重要，但大学生的志向、情怀、诗心与想象力，同样不可或缺。
其实，除了设立“驻校诗人”，中文系还与《中国作家》杂志社合作，主办“中国作家北大行”系列讲座，邀请众多名作家进校园，给热爱文学的大学生讲述创作经验。大学的“文学教育”，其主要功能不是培养作家——能出大作家，那最好；没有，也无所谓。我们的目标是：酿成热爱文学的风气，培养欣赏文学的品位，提升创作文学的能力。
《北京大学校报》：北大如今在努力将自身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与国际接轨，中文系为之能做些什么？
陈平原：我不喜欢“接轨”这个提法，国外名校并非全都同轨，你让我接哪一个、怎么接？其实，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冷静。说到底，学术上的独立与自信，最为关键。没有自家根基，你拼命走出去，也没用。
我现在担心的是，我们的志向不够高远，我们的学问不够精深，我们的思考不够缜密，我们的视野不够宏通。别整天惦着“接轨”，也别整天观察人家的脸色，竭尽全力，把自家的事做好，做到极致，自然就是“世界一流”了。
（初刊2012年5月15日《北京大学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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