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一：刚才您讲到回到历史现场的问题，我想到的是，类似“五四”这样的历史事件，它与后续的相关事件叠加，形成对这个事件的注解，或者说诠释。同时，也有反方向的，它也有可能遮蔽我们对这个历史事件本身的认识。
陈平原：历史事件的意义，某种程度上是被后来人的认知和阐释所决定的。你说得对，有发扬光大的，也有遮蔽损毁的，还有扭曲变形的。谈“五四”，也是这个道理。几年前，我专门写文章，考察内地的《人民日报》与台湾的《“中央”日报》历年“五四”社论，都在纪念，但各有其政治立场与现实关怀。同一个历史事件，当它出现在日后的纪念活动中，由于发言者的姿态和立场，会有截然不同的阐释。无论强调某一个方面，或抹杀另一个方面，一般来说都是“深谋远虑”的。“五四”已过去将近一个世纪，历史转了好几道弯了，我们还能不能理解历史事件的原貌？这就是你想问的问题。刚才演讲中说了，我们为什么力图回到历史现场，其工作目标就是，剥开一代代人在阐释过程中依照自家趣味添加的五彩斑斓的外衣。但你我必须明白，历史事件之所以被记忆，端赖一代代读者“不无偏见”的阐释。但这是把双刃剑，要是不被阐释，很快就会被遗忘。“五四”很幸运，是极少有的从一开始就被认真关注，且近一百年来保持正面阐述为主的历史事件。有的事件很重要，可惜被污名化了；有的事件沉入历史深处，一时半会浮不上来。只有“五四”的形象，始终是正面的，并得到了不断的纪念与阐释。也正因此，导致它叠加的东西越来越多，必须警惕被过分拔高。假如你想做研究的话，第一步须厘清哪些是原来的“五四”，哪些是后来添加的；还有，“添砖加瓦”者持有何种政治立场与现实需求，以及“五四阐释”如何在各方力量的牵引下艰难前行。
提问二：陈老师刚才在演讲中批判大众媒体，我特别钦佩。今天的文化人，如何像章太炎他们一样，以一种战斗的姿态来继续肩负启蒙的重任，对各种压制性的力量，比如说媒体的力量，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力量，还有去政治化导致的遮蔽，以及大学的企业化，进行反抗和揭露，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今天的媒体像黑社会一样，媒体主编就是黑社会的老大。我的问题是，今天如何产生章太炎这样的人物，肩负文化启蒙的重任？
陈平原：你的立意很好，但论述时太极端了。今天中国的媒体，确实不理想，但你把它比作黑社会，主编都成了黑老大，这个论述我不能接受。我们对任何一个人物或事件的批评，不能只图痛快，需要有理、有利、有节，否则对方无法接受。你批评媒体，用了很多大词，如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有点像高射炮打蚊子，很壮观，但杀伤力有限。另外，我很高兴你喜欢章太炎，他流亡日本时的“提奖光复，未尝废学”，确实很让人神往。可他主编《民报》，也是借用传媒的力量，来实现你所说的“文化启蒙”的理想。所以，我们努力的目标，应该是如何改善媒体、善用媒体，而不是全盘否定——说实话，你想把它一棍子打死，也是打不死的。
提问三：首先谢谢主持人挑我这个从深圳特地赶过来的学生。我毕业多年了，在学校期间读过陈老师的《大学何为》。这是我当年坐火车去西安路上看的书，但我去的是一个理工科学校。到这个学校后，我想怎么在理工科环境中，葆有文学修养与文化氛围，于是办了一个刊物。请陈老师建议，我们能做什么事情，既提升自我修养，摒弃浮躁，又能让整个社会沉下气来？
陈平原：谢谢这位朋友。感谢你读了我的《大学何为》，而且是在火车上读的。我喜欢在飞机或高铁上读书的那种感觉。今天北京的地铁里基本上没人读书了，在火车或飞机上读书的人也不多。地铁上看手机，飞机上目前不能上网，那就看电视，或翻阅报纸杂志。其实，旅途上读书，是一个很好的习惯，而且很能见一个人的修养，甚至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我们刚富起来，有能力外出旅游了，可太早地扔掉了书籍，实在有点可惜。
念理工科的朋友，如果愿意读书，尤其是读人文学方面的书，我很高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的高等教育，专业化程度迅速提升，但重视实用性，相对忽略有点“玄虚”的人文修养。这是一个大趋势，深刻影响学生选择学习的专业。好些原本喜欢人文的学生，或因家长的强烈要求，或为日后就业考虑，选择了自己不太喜欢的专业。北大允许部分学生经过考试转专业，每年都有原本学理工的学生，因个人兴趣而转入中文系。我自己指导的研究生，此前有学生物的，有学工程的，有学医学的，也有学绘画的，当然以中文系毕业的为主。但很悲伤，以前转专业比较容易，现在越来越难了。好在很多因各种缘故而没选择人文学科的学生，还能保持广泛阅读的习惯，或选修面向全校开设的人文学方面的课程。昨天跟张丽华老师交流，感叹好些学数学、学物理、学经济学的，选修中文系课程时，成绩比中文系学生还好。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很聪明的孩子，既然选修外系的课，必定真有兴趣，学得也很认真。所以，我对理工科大学生的人文修养，从不一概而论，确实是因人而异。
至于谈论中国大学，你的态度我比较认可。那就是，中国大学有问题，但正在努力改进。我写了好几本书谈中国大学，涉及历史与现状，有批判，但也有建议。最近几年，很多人在表彰民国大学时，溢美有余而思考不足。我承认民国大学有人物，也有好风气，但不想将其作为拍打当下中国大学的“砖头”。原因是，同属高等教育，精英化与大众化，评价标准是不一样的。把今天的中国大学说得一无是处，不符合史家立场。以全面抗战爆发那一年为例，全国大学生也就是四万多，而今天中国，同一个时间在全国各类高校念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的，大约是2800万。四十多年前，毛泽东发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那时的“知识青年”，很多只是初中毕业生。而今天年轻人进入职场，本科毕业是标配，专科已经显得有点低了。放长视线，最近二三十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在大踏步前进。只是走得太快、太急，留下很多遗憾，需要认真清理，重新调整步伐，但我不主张一上来就开骂，劈头盖脸，没一句好话。有一次演讲，提问环节，某愤青挥动着拳头说：“中国有大学吗？没有！”我说你不要太激动，中国有大学，而且有很不错的大学。我们需要的是平心静气的讨论，而不是喊口号。中国大学不尽如人意，应该深刻反省与批判；但同时，最好能用负责任的态度，努力给中国的教育、文化、传媒等，提供一些建设性意见。
提问四：非常开心能听到您精彩的演讲。我想问您如何看待现在的网络语言。因为，现在很多媒体，经常使用一些稀奇古怪的网络语言。您如何看待网络语言的影响力，您觉得它能够流行的时间有多长？
陈平原：让我谈网络语言是不是？很遗憾，你恰好碰到一个不喜欢网络语言的人。这么说吧，很多新鲜出炉的网络语言我不懂，也不喜欢。我承认，有个别网络语言会一直流通，并积淀下来，但大部分很俏皮的网络语言，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被遗忘。我在大学教书，有职业的敏感，发现大学生之所以经常写错别字，以及表达不准确，跟他们喜欢网络语言有关。我不允许他们在学术论文里使用今天看来“很潮”的网络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你要写情书，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但学术论文不行。今天的中国，在交流中使用网络语言，显得很时髦，大家不敢说它不好。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批评大学校长在毕业典礼上滥用网络语言。在场的学生们很喜欢，媒体也极力鼓掌，但我不认同这种风气。我说，同样期待掌声，但每个人的位置不一样，当一个娱乐节目主持人，和一个教授在课堂上讲课，以及一个校长在毕业典礼上致辞，如果差不多的话，那是有问题的。今天的中国人，普遍缺乏文体感，不明白典礼上的致辞，与私下里的聊天、婚礼上的祝贺，以及娱乐节目上的打情骂俏，应该有很大的差异。在我看来，在正式场合或庄重文体里，大量使用网络语言是不合适的。前些年，很多大学校长为了表示“亲民”，让秘书收集该年的流行语，尤其是俏皮或小清新的网络语言，穿插到毕业致辞里，以博得暴风雨般的现场掌声。这个风潮，现在逐渐平静下来了。本来嘛，校长就不该跟学生比“潮”、比“嫩”，那不是你的特长，也不是你的职责所在。今天很多生造的新词，什么“普奔”（杨早插话：“喜大普奔”），对，这“喜大普奔”，你若写在文章里，几年后就必须加注，否则后人看不懂。汉语变成这个样子，新词频出，几天不上网就读不懂，这绝不是好现象。这些网络新词，多属自我调侃，制造及传播时很开心，若只是自娱自乐也就罢了，就怕广泛使用，且习惯成自然。作为中文系教授，面对如此潮流，无力“为纯洁祖国语言而奋斗”，但起码得勇于表达自己的立场。至于别人认同不认同，喜欢不喜欢，我不管。
提问五：我想问一下陈老师，如何看整理国故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因为您这本书是从出版和报刊的角度来看新文化的崛起和传播。而整理国故运动，差不多在同时期发生。我想问一下，以张元济为代表的商务印书馆，在当时做了一些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是不是也是对胡适的一个回应？然后，还有北平图书馆，他们也都在进行古籍整理，还有去海外访书等活动，怎么看待整理国故运动在出版史上的意义，以及对于现代文化及学术的促进？
陈平原：你是在读研究生吧？（提问者：对，我是在读研究生。）这个题目一听就是。那好，既然是在读研究生，我就把你当研究生来指导。谈整理国故运动，一般会从胡适说起。1919年，胡适连续写了《新思潮的意义》《论国故学》《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等三篇很能体现“历史癖”的文章，正式亮出了“整理国故”的旗帜。首先将新思潮概括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四个密不可分的环节；其次以“人类求知的天性”为出发点，确认“现在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最后论证“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俨然有提倡用朴学方法整理国故的意思。对于胡适由“输入学理”一转而为“整理国故”，历来学界有不同的论述。但这些都是思想史的立场。其实，可以引入科技史的眼光，从晚清石印术的引进说起。作为一种技术手段，石印术的引进，大大促进了新文化的生产与传播（如画报的诞生），可也促成了传统书籍的整理与刊行。以前雕版印刷，费工费时，书籍因而价格昂贵；采用石印，一下子让整个制作成本大大下降，很多大套书及词典开始编印或重刊。那时的报纸上，常见征集各类书稿的广告，很多以前无法刊行的图书，借此新技术的东风而得以面世。这里，主导力量是书局而不是学堂。因此，你从张元济等人所代表的出版界是如何介入到整理国故运动中来，可溯源到石印术的引进中国。这是两条不同的线索，一是科技史及出版史，一是思想史及文化史，二者如何在20世纪20年代合流，学者与出版人共同努力，促成了整理国故运动的蓬勃发展，这是很有意思的题目。这么上下沟通、虚实结合，可以别开生面的。祝你成功。
提问六：我不太同意您的观点。您刚才讲到，有些大学老师基本上就搞专业，不怎么看电视新闻。我问您，有远离政治的纯文学作家吗？他不关心政治，不关心现在的情况，游离于社会现实，只关心写作，您认为这样的人能成为好的作家或某一方面的专家吗？
陈平原：大学教授从事的工作五花八门，立场及趣味其实大不一样。即便限制在中文系，也不仅仅是出作家，很多教授根本不写小说，也不写诗歌或散文，他们可能研究古文字，可能关心唐诗宋词，也可能专注于《诗经》《红楼梦》或当代文学。因此，看不看电视新闻，因人而异。还有，今天媒体这么发达，看不看电视新闻与是否关心国家命运，其实没有直接关系。我明白你的立场，是想提醒学者们不能脱离现实，要关心政治，这样才能写出好作品。
在我看来，关心政治和脱离生活，不是一回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一直都在强调作家、教授、读书人必须关心政治，不能脱离现实。可我的印象是，生活在中国，“政治”无处不在，你想躲都躲不开，根本没必要过分强调。反过来，普通中国人的喜欢“谈政治”，不是一个很正面的现象。“位卑未敢忘忧国”，这固然是个好传统，可日常生活的过度政治化，却使国人活得太累。这一点，年长的与年轻的，明显感觉不一样。
不管是专家还是大众，我都倾向于尊重个体选择。刚才表扬这两位学理工的年轻人，他们喜欢读人文学方面的书籍，关心现实政治，我很高兴。可反过来，假如他专门研究原子物理或计算机，对现实政治一点都不关心，我也不觉得需要苛责。以中文系教授为例，你说他研究先秦文献或宋代文学，若对现实政治一点兴趣都没有，没必要大惊小怪的。我们早就过了整天开会学习、强调思想改造的时代，他当学者，愿意专心治学，不知道今天中国的政协主席是谁，也不关心股票是涨还是跌，这有什么好指责的？尊重个体的选择，你关心现实政治，投身改革大潮，很好；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也没什么不对。社会应该有这个宽容度。而且，要说“政治”，除了当代中国的谁上谁下、谁左谁右，还有人类未来、地球生态、宇宙演进等，同样值得思考与探索。即便是作家，也不能以是否“忧国忧民”作为评价标准。
（初刊2015年7月14日《北京青年报》，原题《毕业致辞，校长不该跟学生比潮比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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